中國外交立法

Ⅰ 從近代中國的屈辱外交和新中國外交的輝煌成就的對比,為什麼有這樣的不同

屈辱
帝國主義者在因次侵略戰爭中，大規模地屠殺中國人民。1900年八國聯軍燒殺搶掠，將5萬多人的塘沽鎮變成空無一人的廢墟，使擁有100萬人的天津在燒殺之後僅存10萬人，進入北京後，殺人不計其數，僅庄王府一處就殺死1700多人。在1937年開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爭中，2100餘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餘萬人被殘害致死。其中，在1937年12月13日後的6個星期內，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就殺害了30萬人。

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殖民統治，使中國人民備受凌辱，毫無人格尊嚴可言。那時，外國侵略者享有不受中國法律官轄的「治外法權」。1946年12月24日，北平發生美國士兵皮爾遜強奸北京大學女生沈崇的暴行，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但是，罪犯卻由美國單方面處理，被宣布無罪釋放。列強在中國設立的「租界」，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財政大權，成為完全獨立於中國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國中之國」。1885年，外國侵略者甚至在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公然豎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肆無忌憚地侮辱中國人的人格。

帝國主義強迫中國簽訂了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財富進行了大規模的瘋狂掠奪。據統計，近百年來，外國侵略者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掠去戰爭賠款和其他款項達白銀1000億兩。其中《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8個不平等條約就勒索賠款19.53億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僅通過《馬關條約》勒索的賠款2.3億兩白銀，就相當於當時日本國家財政四年半的收入。侵略者在戰爭中的破壞和搶劫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估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1937—1945年)，中國有930餘座城市被佔領，直接經濟損失達62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過5000億美元。國家主權喪失，社會財富遭洗劫，使中國人民失去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

吃飽穿暖，這是長期陷於飢寒交迫困境的中國人民的最低要求。舊中國的歷代政府不僅沒有能解決這一問題，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災難。在舊中國，只佔農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佔有70%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70%的貧雇農卻只佔有10%的土地；占人口極少數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壟斷著80%的工業資本，操縱著全國的經濟命脈。中國人民遭受著地租、賦稅、高利貸和工商資本的層層盤剝，其所受的剝削和貧困的程度是世界上罕見的。據統計，1932年，僅苛捐雜稅的名目就多達1656種，捐額約占農民收獲量的60%至90%。加上反動政府在政治上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充當帝國主義的統治工具，大小軍閥割據，長期戰亂不已，使人民災駿深重，生存維艱。據估算，舊中國有80%的人長期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幾乎每年都有幾萬到幾十萬人因飢餓而死。一遇自然災害，更是餓殍遍野。1931年，華東地區水災，造成370多萬人死亡。1943年，僅河南省餓死者就達300萬人，另有1500萬人靠啃草根、吃樹皮度日，瀕臨死亡邊緣。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內戰，榨取民脂民膏，造成經濟全面崩潰。1946年，各地餓死1000萬人。1947年，全國飢民竟達1億多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22%。

成就
現在，中國有了原子彈，美國的反應是這樣的：
對中國態度有較大變化,以前是以施壓為主,之後開始"套近乎".在中國第一次核試驗之前，美國把中國看作蘇聯的」附屬國」，直到中蘇關系斷裂，美國才開始考慮和中國建交，但又遲遲不作決定．核試驗成功後，美國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中國的發展必須依賴於外界力量支撐維持，或者華約，或者北約，中國必須選一個．中共傾向於前者，但蘇聯態度冷淡．美國則抓住了機會，率先向中國伸出友好之手，這樣，中國的核力量將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蘇聯的反應是這樣的：
對中國依然冷漠，克里姆林宮認為中國離開蘇聯對中國的發展是一大障礙，中國將不得不歸附蘇聯，支持其在中東的擴張．事實當然並非如此！
其他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大規模向中國靠攏．北約則毫不擔心，因為中共的核軍備遠不如超級大國

Ⅱ 中國關於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的實踐（條約在中國國內法的適用）

首先是條約在中國如何適用：
國際條約在中國的適用主要是採用自動納入的方式，但也不排除根據國情制定不違反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內立法。 採用自動納入方式主要可以從中國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外交聲明中推定出來：（1）法律如《民法通則》第142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2）行政法規如《海上國際集裝箱運輸管理規定》第12條規定：用於海上國際集裝箱運輸的集裝箱，應當符合國際集裝箱標准化組織規定的技術標准和有關國際集裝箱公約的規定。（3）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2項規定：人民法院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沒有住所的當事人送達訴訟文書，可以依照受送達人所在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方式送達。（4）外交聲明如我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就反對和禁止酷刑問題的法嚴重聲明：中國作為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締約國，將忠實履行其條約義務。該代表指出，依照中國法律制度，有關國際條約一經中國政府批准或加入並對中國生效後，中國政府就承擔了相應的義務，不再為此另行制定國內法進行轉換。
另一問題就是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沖突，也就是二者的相互地位問題。中國憲法對這一問題同樣沒有規定，但是法律規定表明：當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時，國際條約優於國內法。這意味著國際條約的地位應該是高於國內法的，這一結論的提出是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可能性體現在國際條約優於國內法是國際法允許的，國際條約在國內法中的適用完全由一國自行裁量；同時又符合中國憲法和其它法律關於締約權和立法權的原則規定，《締約程序法》第7條第4款規定，凡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條約、協定均需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可以認為優先適用國際條約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批准條約的方式對國內法的修改。必要性同樣可以從國際法和國內法兩個層面看。從國際法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7條規定「一當事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規定為理由而不履行條約」，否則國家將為此承擔國際責任。可見，規定當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時優先適用國際條約，有利於國家間的正常交往和國際關系的和諧健康發展。根據國內法的一般原則，我國不應以國內法規定為由拒絕履行所承擔的國際條約規定的義務。這就有利於維護我國的信譽，也有利於保護我國國民在國外的合法權益。」
如何解決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沖突，從中國的實踐來看，大致有以下四種方式：（1）修改國際條約或國內法，消除兩者之間的沖突。這也可以說是最為徹底、最有利於沖突解決的一種方式。（2）適用「解釋一致」規則消除國際條約與國內法之間不一致的情況，即將二者不一致之處，解釋為一致以消除沖突的方式。（3）規定國際條約調整的事項不再適用國內法，從而避免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即只要有關事項屬於國際條約的調整對象，就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不再適用有關的中國法。這是事前預防性的方式，如《繼承法》。（4）規定在國際條約與中國國內法有不同規定時，優先適用國際條約，這是比較廣泛的做法。

Ⅲ 當代中國立法基本原則的意義是什麼

1、憲法原則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2、法治原則回 一切立答法權的存在和行使都應當有法的根據，立法活動的絕大多數環節都依法運行

3、民主原則
4、科學原則 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一）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
（二）堅持黨的領導
（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四）堅持服從並服務於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五）堅持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制統一

Ⅳ 簡述我國的立法選擇

法國民法典中的「財產權」概念與我國立法的選擇

（本部分系作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商法博士生黃暉的合作作品。）

目前，我國立法中使用「物權」還是「財產權」的概念，存在不同意見。開展討論，是非常必要的。無論立法中採用了哪一個，只要在討論中把問題弄清了，對法學界，對立法機關，都是一個認識提高的過程。

一、 中國「入世」與法學界對兩大法系傳統認識的變更

「大陸法系（也稱歐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概念、體系、理論、表達方式截然不同、相互無可借鑒性」，這只是我國法學界部分人的傳統認識。在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歐共體包容了不同法系的典型英、法、德之後不久，實際情況就已有了很大改變，因此歐共體法（及後來的歐盟法）才得以出現。在歐洲地區范圍內如此，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如此。我國法學界部分人的傳統認識，可能還沒有跟上這種變化。

例如：歐陸法系國家的「債權法」理論及立法，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過去只在合同法中被動地承認守約一方的「不安抗辯」權的德、法等國，在1980年締結《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維也納公約》時，接受了英、美法系早已實行的以主動方式保護守約一方的「預期違約」理論。而按照「預期違約」理論，即使「違約」行為並未實際發生，亦即在不守約一方應履約的時間尚未到來之前，守約方也不僅可以訴對方違約，甚至可以要求對方賠償。這在傳統的歐陸法系民法原理看來，本來是說不通的。中國《合同法》在這一點上，沒有顯露出滯後。

如果說上述國際條約中兩大法系融合或互相借鑒的事實，仍未引起我國法學界的應有注意，那麼，WTO中的這一融合，在中國入世之後，則實在應引起我們陳舊認識的變更了。

侵權法中的「即發侵權」理論與合同法中的「預期違約」理論是相對應的。WTO與上述國際貿易合同領域的公約相應，規定了對「即發侵權」的制止，是理所當然的。立法者在修正我國《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時，已經引入這一制度，為今後立法及修法作出了示範。

我國有的論著把「物權」說成是歐洲大陸國家特有的概念，把「財產權」說成是英美法系國家特有的概念，認為二者不相容。這種說法從歷史上看是不確切的。因為它忽視了歐陸法系主要國家法國。從當代的現實看，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它不了解「財產權」概念已經滲入一大部分歐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及民法理論，以及國際公法領域。

法國法與德國法，就財產法這個分支來講，都來源於古羅馬法。作為古拉丁語，羅馬法中的「res」既有「物」（或「事物」）的含義，又有「財產」的含義。它在法國民法中發展為「財產權」，在德國民法中發展成「物權」，是不足怪的。

《法國民法典》中強調「財產」及「財產權」。這是19世紀初的事。雖然在該民法典出台的千年之前，古羅馬民法中已經有了「物」及「財產」的概念。

19世紀後半葉的《德意志民法典》，重新強調「物」與「物權」，其後被日本、台灣地區效法。這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前的事。

20世紀後期，國外一部分民法（如越南民法，俄羅斯民法）的發展，有返回法國民法制度的趨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即無形的知識產權以及無形的服務（Service），其作為財產的重要性，越來越與有形的「物」分庭抗禮。

二、 物、財產

單獨的物或者抽象的物在法律上並沒有意義，只有當某人就該物具有可以對抗他人的權利時，該物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一旦具有這種對抗他人的法律意義，該物就不再是一個自為的存在，而是作為財產存在。

人們對財產的關注最初主要集中在不動產。英國的普通法法院主要就是解決不動產糾紛的，而衡平法法院則處理相對不太重要的動產糾紛。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動產的地位開始上升，並開始出現以股權、給付債權乃至確定的服務為客體的無體動產，近二百年來財產的客體進一步擴展到人類抽象的勞動成果，出現了知識產權。但不論財產的內容如何變化，也不論管理這些不同客體的規則如何不同，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仍然不會改變，那就是：它們仍然是作為財產的客體而不是作為與人無關的客體而存在，對於這種權利最好的概括仍然是「財產權」。

法國民法典中只在兩種場合出現了物（chose）的概念：一種是規定財產權指向的對象，例如544條中為了規定所有權，就必須提到標的物，同時對動產、不動產對象的列舉也是指向物的，714條則規定不屬於任何人的物（choses communes）的歸屬和使用原則；另一種是規定用於保證債權實現的質押或抵押等「從物權」，例如2071條提到用來出質的「動物」（chose mobilière），和「不動物」（ chose immobilière）。但除此之外，法國民法典就不再涉及單純的物，而總是將它們作為財產（biens）來看待和規范。

關於法律用語、法律名稱的建議

我國絕大多數法律，是「名實相符」的。但有很少一部分法律，名稱與內容不大相符。這樣的法律大致分以下三類：

第一種類型是剛剛頒布的《婚姻法》（修正案）。該法已經頒布50餘年，而且系由人民代表大會頒布，在修正它的常委會上要改名稱較困難。但是，在這部法律中有大量條文是規范兄妹、姐弟等等之間的撫養關系，或其他與「婚姻」完全不同的關系。以「婚姻」法冠其名，使人感到不妥當。這一類，屬於今後在時機成熟時，仍須更改名稱的。例如，可以在進一步研究並充實「家庭」方面的條文的基礎上，在召開代表大會作較大修訂後，更名為「婚姻家庭法」。

第二類是名稱欠妥，且已頒布一段時間，但不象《婚姻法》那麼長，又並非代表大會頒布的法律。這一類的典型可推《著作權法》。在漢語習慣中，文字作品之外的創作成果，很難稱為「著作」，而文字作品在「著作」權法中只佔受保護內容的1/9.該法名稱為「著作」權法之不妥，是十分明顯的。文字作品與其他一切作品的作者，必須有權控制對其作品的批量復制；而作品傳播的前提也是復制。所以，「復制權」對作者是最根本的權利。而對作品的批量復制，來源於印刷出版，即來源於我國的印刷術。「復制」在這個涵義上來源於「復版」。所以，「著作權法」名稱改為《版權法》，既使名與實相符，又向國內外（特別是向國人）提示了這種知識產權的中國來源，而且與大多數國家的法律名稱（Copy-right Law）相一致。因為，「Copy」 既是「復制」的意思，也是「復版」的意思。這類法律應當在對其作首次修正時，考慮把名稱及時改過來，而不應強調「不影響實質就不改」，「可改可不改就不改」。因為有時形式失當，必然會影響實質。

第三類是尚在起草中的法律。這類法律在頒布前即應反復推敲其名稱，以免頒布後使人感到不妥，再來討論其名稱改還是不改。這一類的典型是「物權法」。從法哲學角度看，古羅馬時，將法律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或債法）。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起草時，起草人意識到法律不可能調整人與物的關系；物的形式下掩蓋的仍然是人與人的關系。故當時更改「物法」部分為「財產法」。因為「財產」反映的則是人與人的關系。19世紀末，德國民法典起草時，在哲學上走了回頭路。雖然德國民法從條理上、體繫上比法國民法進了一大步，但在法律究竟是調整人與人還是人與物的關系問題上，則退回到古羅馬時代了。這與19世紀初，歷史唯物主義處於上升階段，而19世紀末，歷史唯物主義處於又一個低谷的事實，不是沒有關系的。即使拋開法哲學不談，《物權法》也存在顯然的名實不符。例如：物權法中劃分所有人掌握的物時，仍劃為「動產」與「不動產」，卻不按其邏輯劃為「動物」與「不動物」。可見該法起草者在解決實際問題時仍自覺不自覺地回到「財產權」的理論上去。

上述第一類的用語不當或名實不符，是我國立法早期經驗不足造成的。而後兩類，則主要是不加分析地照搬日本法律用語造成的。「著作權」、「物權」均是日本法中使用的漢字原文。而如果我們直接從德國法中借用相關術語，也未必用「物權」。因為德國民法典中相應的「Dingliche Rechte 」或英文中的「Real Right」 ，意譯為「實在權」還是譯為「物權」更合適，仍有研究的餘地。

我們的法學家或法律起草者，走捷徑而直接從日文中把相應漢字搬來（或台灣地區先搬去，我們又從台灣間接搬來），對加速我國立法有一定益處，但也不應不加分析地大量搬來。因為自我國唐代大量向日本移植漢字之後的千年中，漢字在兩國不同經濟、文化環境下，有些已有了完全不同的發展反向，我們不加分析地大量搬來，肯定會嚴重破壞我國語言的純潔性。除上述提及的法律名稱外，還有許多從日本搬來的用語，已經使我國法律用語離大眾語言太遠了。例如：「瑕疵」在我國語言中本來是「小缺陷」的意思。但現在的中國《合同法》等法律中，無論有關標的缺陷有多大，乃至大到整個標的都是假的或完全壞掉的，也稱為「有瑕疵」。這一類用語如果大量搬到我國法律中來，對我國語言文字的影響是可悲的。

再談我國應立「財產法」而非「物權法」

（本部分系作者與外交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薛虹的合作作品）

我國在制訂、頒布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文件的過程中，應當學習、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但前提是對國外立法的理論基礎和法律體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解了國外經驗之所在。否則，自以為某國立法的某項優點未必是優點，自以為某國立法的某項缺點也未必是缺點。

在合同法終於告一段落之後，「物權法」又成為新的焦點。其實關於物權法的研討和爭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與合同法相比，「物權法」的制定要復雜得多。

一、究竟什麼是德國的物權法

一種觀點認為，德國民法典採納了物權而不是財產權的概念，在民法中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制度，即物權法，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民法典的科學體系；法國民法典採用了財產權的概念，在財產和財產權的規定方面顯得比較凌亂，如果我們要採納法國的模式，不僅要排除物權的概念，而且要徹底改變法典的體系。

在討論德國民法典的「科學體系」之時，需要對德國民法典的物權法體系有整體的把握。德意志民法典總則編包括民事主體制度和法律行為制度兩部分，其中法律行為制度是其核心內容。法律行為概念之所以能夠被成功地抽象出來並在德國民法總則中擁有牢固的立足之地，其根本原因是德國民法分則各部分必須包含有具體的法律行為，即「物權法的法律行為」、「債權法的法律行為」、「親屬法的法律行為」、「繼承法的法律行為」。法律行為制度是總則編的核心內容，而物權法的法律行為（物權合意）與債權法的法律行為（合同）是法律行為理論的支柱。如果沒有「物權合意」的創設，也就難以從物權法和債權法中抽象出「法律行為」的概念。可見，法律行為制度的成立是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共同支持的結果。無物權行為理論，則無法律行為制度；無法律行為制度，則無民法總則編設立之必要。故物權行為理論是德國民法典體系建立的基礎和支柱之一。

因此，要學習和接受德國的物權法體系就不能迴避或否定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但是，物權行為是高度的理論抽象，在沒有德國法律傳統的國家引進物權行為的概念是非常困難的。我國廣大學者早就指出獨立的物權行為在我國不能成立，不符合我國司法實踐和人民習慣。我國曾經出現的「物權法」草案也沒有承認所謂物權行為的獨立性。然而，拋開了獨立的物權行為，談借鑒德國民法典的「科學體系」就無異於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原意。

沒有了獨立的物權行為，物權就只能從合同等債的行為中產生，即物權的設立都可以建立在同一債權合同基礎上，因此「債」就是取得「物」這種有形財產的方法。我國合同法制訂過程中，將合同的定義由「設立、變更、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的協議」改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就足以說明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合同不僅是引發債權、債務關系法律事實，而且可以是引發物權關系的法律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一直採取的體系恰恰接近於法國民法典的體系（即分為財產和取得財產的方法），而不是德國的體系。

二、明確不同含義的「財產權」

有學者主張財產權是個上位概念，包括債權、物權、知識產權等十分廣泛的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用財產權代替物權，將把除人身權以外的全部權利囊括其中，就不應該有獨立的債和合同制度。

主張用來代替「物權」的「財產權」顯然並非所謂上位概念「財產權」。把財產權定義為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等之上的總的權利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觀點，而且這種一直沿用的提法有很令人費解之處。這種觀點屬於受了德國法的不完全影響。德國法中不使用財產權的概念，也不把物權和債權統一到財產權上。如果硬要把非常不同的物權和債權統一到財產權的旗下，就只能抽幹了物權和債權的全部不同（絕對權和相對權的不同，對世權和對人權的不同），歸結為都屬於經濟利益的權利這一空洞的基點上。但即使在這一點上，也是不正確的，債不僅包括財產利益（debt），還包括非財產性質的責任、義務（obligation）。

因此，主張「財產法」的「財產權」應被定位為不包括債權的對世權，而不是被掏空了內涵的所謂總括性的權利。「債」作為取得財產的方法，因此應該有獨立的債及合同制度（債權的特性在於對人性，對世化了的債權應當被歸入財產權范疇）。財產法並非無所不包，是與債法並列的法律制度。

三、財產法不會擾亂民法體系

否定財產法的學者認為財產法會打亂民法體系，不能嚴格區分物權和債權，不能區分一般債權和擔保物權。

其實這些憂慮都是沒有根據的。學習外國立法經驗，當然應當注意研究其體系結構，更要注意研究其本質和精神。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一樣歷久不衰。僅就調整有形財產（物）關系而言，並不存在所謂德國「物權」關系明晰而法國「財產」關系混亂的狀況。法國的他物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同樣非常發達。這就象從喜馬拉雅山南坡登頂可以成功，從北坡登頂也可以成功一樣。如果不把「財產權」作為統轄債權、物權的所謂「上位概念」，就不會打亂我國的民法體系，也不會無法區別財產權和債權。當然，債權、物權的區別並不絕對的，在我國的民法體系中，「債」與「所有權及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兩部分本來就是相通的，並不如德國民法典那樣嚴格。區分嚴格或者不嚴格一是取決於體系的完整性、一貫性（如德國的嚴格區分就是一貫的、體系化的，我國學者則只取了其中一部分），二是取決於調整現實法律關系的需要。當不需要嚴格的時候，就不應當嚴格區分。採用了財產權的概念也不會導致所謂「他物權」與一般債權的混淆。財產權對世性的凸現已經決定了其在多個權利沖突中優先於對人的一般債權的地位。權利的稱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的規定及公示、公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證明其對世性）。公示、公信制度在物權法框架下可以建立，在財產法框架下同樣可以建立。

四、建議用「財產法」代替「物權法」

設立財產法，而非物權法，根本原因在於，物在財產中的比重已經很小，「物」又是一個缺乏彈性和延伸性的概念。如果以「物權」為起點立法，就會造成調整社會財富關系的基本法律卻將社會財富的主要部分排除在外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20世紀後期，無形財產和無形服務作為社會和私人財產的重要性日增，越來越與有形的「物」分庭抗禮。目前，金融服務、郵電服務、計算機網路服務、醫療服務、律師服務等行業快速發展，社會財富構成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大。但是「服務」與「物」或「物權」沒有直接關系，僅以合同法的體系容納或規范，不足以保護和促進這些服務行業的發展。在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多邊談判中，歐、美、日等國際貿易的幾強都將服務貿易、貨物貿易和知識產權並列為國際條約規范的三大部分內容。當然，「物」或「物權」也不能容納以知識產權為代表的無形財產。

法國法採取了「財產」的概念，這一19世紀初的選擇卻正好迎合了20世紀末的現實。財產和財產權的概念完全能夠包括無形財產和服務的內容，當然，對於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法國另立了知識產權法典。

我國如果真要制定一部調整社會財產關系的基本法律，就應當認真考慮法國法中財產權的概念，不要再把有形的「物」作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財產形式來對待，也不要把蒸汽機時代形成的過時的規則移植到網路時代。

Ⅳ 中國所有法律分類

中國法律共分為七大類：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

憲法及憲法相關法類包括：

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1954年)3.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4.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5.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6.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8.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10.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直接選舉的若干規定1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1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在沿海港口城市設立海事法院的決定1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14.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15.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授予軍隊離休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章的規定》的決定（附：關於授予軍隊離休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章的規定）16.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17.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18.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19.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附件三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1990年)21.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22.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序法2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24.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25.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26.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附件三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2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28.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29.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30.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31.中國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32.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33.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34.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35.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36.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37.反分裂國家法3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39.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

民法商法類包括：

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2.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3.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4.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5.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6.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8.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9.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10.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1.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12.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13.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14.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5.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6.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17.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18.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19.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20.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21.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22.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3.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24.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25.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26.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27.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28.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29.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30.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31.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32.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行政法類包括：

1.公安派出所組織條例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決議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關於華僑捐資興辦學校辦法的決議附：華僑捐資興辦學校辦法

4.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5.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的決議附：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

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的決議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

7.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8.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的決議附：國務院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

9.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10.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1.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12.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13.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品管理法1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15.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16.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18.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19.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 20.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21.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22.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23.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24.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25.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26.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設施保護法27.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28.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警銜條例29.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3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31.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3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33.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34.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35.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36.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3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38.中華人民共和國預備役軍官法39.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40.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4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

42.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43.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44.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45.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46.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47.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48.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4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50.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5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52.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53.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法54.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55.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56.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57.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58.中華人民共和國氣象法5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60.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役軍官法6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62.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63.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64.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65.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66.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67.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68.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銜條例69.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70.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7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72.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73.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74.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75.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76.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77.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78.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

經濟法類包括：

1.華僑申請使用國有的荒山荒地條例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決議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4.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5.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6.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7.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8.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9.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10.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11.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12.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13.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14.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15.中華人民共和國標准化法16.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17.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18.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草專賣法19.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20.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21.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22.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23.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24.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25.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會計師法2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適用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稅收暫行條例的決定27.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28.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29.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30.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31.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3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3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34.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35.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法36.中華人民共和國鄉鎮企業法37.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38.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39.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40.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41.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42.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43.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4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45.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46.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47.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48.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49.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50.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51.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52.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53.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54.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

社會法類包括：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的決議附：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

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的決議附：國務院關於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

3.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4.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6.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7.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8.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9.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0.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1.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2.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13.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14.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15.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16.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17.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刑法類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

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類包括：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轄權的決定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5.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6.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7.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

Ⅵ 中國國際私法的立法模式選擇

文章摘要: 無論從各國國際私法立法的歷史發展來看，還是從我國目前國際私法立法的現狀來看，我國國際私法的立法都應該選擇法典形式。對其體系結構的選擇應該採取總分結構，總則主要是關於國際私法基本原則的規定，分則不僅包括法律適用規則，也應包括國際民事程序方面的規則。
文章關鍵詞: 國際私法 立法模式 立法結構
文章快照: 要術語的解釋、引用和涉及具體的法律條文附錄、因生效而被廢除的相同或相似立法的具體條文、國際條約的保留、時效的適用等內容。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設計我國未來國際私法法典可採取總分的結構形式。但是，我們對於總則部分必須區別統領整個國際私法制度的總則和統領法律適用的總則，分別進行規定；對於分則採用兩個部分並行規定的方式，即先規定法律適用的內容，然後再規定國際民事訴訟的內容，不採取我國《示範法》將管轄權和司法協助分開規定的結構。應該說，《示範法》的結構在我國沒有理論的支撐。在我國國際私法的學理上，從來就沒有將管轄權的內容置於法律適用的前面，況且將訴訟部分分為兩處規定，即前面規定管轄權，後面規定司法協助，這樣規定會將訴訟中的例如外國人的民事訴訟地位、期間和訴訟保全等內容遺漏。我們將管轄權和司法協助等程序內容合並規定在法律適用之後，不僅可以解決立法的遺漏問題，而且這種做法具有理論上的支撐，從我國目前的國際私法經典教科書來看，也都是將它們放在一起論述的。例如，韓德培主編的《國際私法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編規定了國際民事訴訟法，包括概述、管轄權、送達、取證、期間、保全、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國際司法協助等內容，第5編規定了國際商事仲裁；】29李雙元等著的《中國國際私法通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5編規定了國際民事程序法，包括國際民事訴訟和國際商事仲裁兩個部分的內容，在國際民事訴訟中又包括概述、外國人民事訴訟地位、國家豁免、外交豁免和國際組織豁免、國際民事管轄權、平行訴訟與不方便法院原則、期間與訴訟時效、財產保全、海事強制令與證據、國際司法協助、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等內容；黃進主編的《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卻將所有解決爭議方法放在一編中，即第4編國際民商事爭議的解決；肖永平在其《國際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中將程序問題放在全書的最後幾章，即第18章國際民事管轄權、第19章國際民事司法協助、第20章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第21章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第22章國際商事仲裁的法律適用、第23章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最後，增加國際商事關系和國際海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的內容，其中，國際商事關系包括國際代理關系、國際投資關系、國際金融關系、國際票據關系、國際破產關系、國際運輸關系、國際保理關系、國際服務貿易關系、國際信託關系等內容；海事關系包括船舶國籍的確定、船舶所有權、船舶優先權、船舶抵押權、海事責任賠償限制、海事契約、船舶碰撞、海難救助、共同海損等內容。綜合上述分析，筆者對我國未來國際私法法典的結構作出了如下設計：④序言(主要規定國際私法立法目的和宗旨等內容)。第1編，法律適用。包括第1章，法律適用的一般規定。第2章，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包括第1節，民事主體；第2節，物權；第3節，知識產權；第4節，債權(包括第1分節，合同，第2分節，侵權，第3分節，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第5節，婚姻家庭；第6節，繼承。第3章，商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包括第1節，國際代理；第2節，國際保理；第3節，國際破產；第4節，國際信託；第5節，國際服務貿易；第6節，國際運輸；第7節，國際投資；第8節，國際票據；第9節，國際金融。第4章，海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第2編，國際民商事程序。包括第l章，一般規定；第2章，管轄權；第3章，司法協助；第4章，國際仲裁。附則。④這只是筆者對我國國際私法未來的法典結構作的粗線條設計，對每一部分條文的具體安排以及所涉及的內容，另撰文進行具體說明。參見徐偉功：《中國國際私法典體系結構初探》，《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130

相關文章:
[1] 論弱者權益保護之沖突法視野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6期
[2] 論當代國際關系對國際私法的影響與作用 《天津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8年04期
[3] 柔性憲法下國際私法的重大變革——英國國際私法之憲法解讀及啟示 《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8年02期
[4] 歐洲公共秩序的獨立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01期
[5] 從比較法的角度論歐洲法律選擇方法的新發展 《江淮法治》2009年04期
[6] 試論我國國際私法的健全與完善 《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09年01期
[7] 比較法視野下的國際私法淵源——兼論一般國際慣例不是國際私法的淵源 《時代法學》2009年02期
[8] 傳統國際私法與現代國際私法論略 《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03期
[9] 論「直接適用的法」——以立法與司法實踐為視角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10] 我國國際私法領域採用判例制度可行性探究 《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4期

Ⅶ 單項選擇題：中國對外貿易立法的根本依據是（）A.國情B.民意C.憲法中有關對外經濟貿易的原則規定D.行政...

選C。抓住題干中的關鍵詞——「根本依據」。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據 ，普通法律的內容都必須符合憲法的規定。與憲法內容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Ⅷ 中國先後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及過程

一、新中國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我國同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赴蘇訪問，並同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取代舊中國同蘇聯簽訂的、有損中國權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有利於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外來侵略，有利於我國放手進行國內的經濟建設。與此同時，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也獲得全面發展,從而大大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維護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毛澤東主席就提出了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據此，周恩來總理於1953年底進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在次年訪問印度和緬甸時，同上述兩國正式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

此後不久，毛主席又明確提出：「應把五項原則擴展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他還說：「中國願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40多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同。

經過這一時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國在國際上已經站穩了腳跟。到195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有25個，為中國外交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末

毛澤東主席冷靜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他指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

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我們的戰略是依靠第一中間地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毛澤東主席指出，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斗爭，堅決支持古巴、巴拿馬、多米尼加等拉美國家的反美愛國斗爭。

中國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斗爭，先後同幾內亞、迦納、馬里、剛果、坦尚尼亞等國簽署友好條約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加強了彼此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互助合作關系，積極支持安哥拉、幾內亞比索、莫三比克、辛巴威、納米比亞等國爭取獨立的武裝斗爭和南非人民反對白人種族主義的斗爭。

中國奉行睦鄰政策，通過友好協商，先後同緬甸、尼泊爾、蒙古、阿富汗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並簽訂了邊界條約，同巴基斯坦簽訂了關於中國新疆和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地區之間的邊界協定。同印尼解決了華僑雙重國籍問題。

三、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在毛主席的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我國抓住美國不斷發出改善關系的信息，調整對美政策。從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訪華，直到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雙方領導人經過直接會談，於1972年2月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中美關系取得突破。

1973年1月，中美決定互設聯絡處，1979年1月兩國正式建交，實現了關系正常化。鄧小平副總理應邀訪美，推動了中美關系的進一步改善。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改善和發展同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在處理我國與鄰國之間存在的歷史遺留的領土和海域爭端的問題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緩解了我國同有關國家的關系。我國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全面解決」的原則，與印度耐心談判，維持了邊界的和平與安寧。

我國積極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鞏固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為我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我國按照「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有力地促進了同發展中國家的經貿交流與合作。

五、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先後同印度尼西亞復交，同新加坡、汶萊和韓國建交，同越南、蒙古實現了關系正常化。我國與寮國簽署了邊界條約，與越南簽署了關於解決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

與印度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和《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 1991年10月，包括中國在內的18國與柬四方在巴黎簽署了《柬埔寨沖突全面政治解決協定》。

六、實行「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1984年12月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後，雙方進行了較好的合作，解決了一系列問題。但1989年後，英國政府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改變了對華政策，在香港問題上公開與我國對抗。

為實現香港的平穩過渡，避免在香港特區成立初期出現法律真空，根據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有關規定，1996年12月經選舉和協商產生的、由400人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選出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香港臨時立法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