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恐慌與媒介

1. 媒介素養的傳播特徵

（一）普通個人成為新聞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並在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中扮演重要角色。
馬克.波斯特所說的「第二媒介時代」，是相對於20世紀大部分年代裡盛行的「播放型傳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所對應的「第一媒介時代」而言。當時信息的發布權掌握在極少數的專家知識分子手裡，受眾只能被動的接受信息，並且沒有互動交流。他認為，隨著信息高速公路及衛星技術與電視、電腦、電話等的結合所逐漸形成的替代模式，一種「集製作者/銷售者/消費者於一體的系統」正在形成，其中「製作者、銷售者、消費者」三個概念間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毫無疑問的承認了這種觀點。從最初的「柯林頓緋聞案」，1998年由德拉吉在博客中報道，搶先於美國的任何一家報紙雜志，再到9.11發生時，一名普通旅遊者的DV記錄成了重大新聞的重要內容，普通個人已經介入了新聞的生產和大眾傳播的過程中。在這次中國發生的汶川地震中，許多的DV影像都是網友傳到視頻網站公之於眾的，使我們了解了地震時的動盪，地震後的破敗，清晰的知曉了這次事件中的方方面面。還有那知名人士「范跑跑」，就是在網路博客中披露了自己在地震發生時的所作所為，還有那駭人聽聞的言論「即使是我的母親，我也不會付出生命，除了我的小女兒之外」，使自己一下子成為了「公眾人物」，並引起了社會上關於倫理道德的大討論，公眾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與使用者，實實在在的成為了信息的生產者與傳播者。
（二）個人自由發表對新聞內容的理解，實現互動交流。
普通個人成為了新聞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傳播主體不再僅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傳播權力，信息的話語權也被分散到了普通個人手中，人們可以根據自己對信息的解碼自由發表言論。網路輿論的高潮曾一度使人民受益，比如曾經的「孫志剛案」引發了人們對收容遣送制度暴露出來的問題的思考，從而推動了新制度的出台，使一個實施了21年的不合理制度終止。人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提出評論，使政府能夠了解民意，汲取批評意見。但慢慢的，這種言論開始超越正常表達輿論的許可權，恣意擴大，成為了一部分人發泄的通道，甚至是滋生色情、暴力的溫床。如2006年2月的「女子虐貓事件」，似乎是網路輿論的高潮，受到了網友們空前的關注，網友們發出了「宇宙通緝令」，高價懸賞虐貓女子，終於通過各種手段把她挖了出來，且不論這位女子行為的對錯及其中包含的隱情，光是網友這種可怕的「宇宙通緝令」就給這位女子造成很大的困擾，再說另一位夫婦的焚貓事件，經過網友的一「關注」，這對夫婦連門都出不了，對其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擾。網路的「貼吧」給了網民自由發表言論的空間，但言論的過分卻使本來美好的東西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三）媒體個人化對新聞把關的降低。
媒體個人化加劇了信息傳播內容的泛濫，把關降低。且不論近年來由於手機簡訊引發的疾病恐慌，軍事武裝恐慌，單從網路惡搞的不斷加劇，且愈演愈烈，不分國界，不分年齡，不分職業，就可以看出這一特點。從日本將中國經典的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中的唐僧改為女性之後，近來又估摸著將另一名著《紅樓夢》改為游戲版《紅樓館奴隸》，據說林黛玉在裡面是個妓女，到現在中國的網友將經典紅色電影《閃閃的紅星》進行惡搞；從「芙蓉姐姐」的出世，到校園第一爆笑組合「後舍男孩」，再到近來一夜成名的陝西農民周正龍，再加上媒體網民的特別關注，各種版本的搞笑文字，惡搞圖片，使原本嚴肅的科學話題「虎照疑雲」被「娛樂化」了，「周老虎」成了娛樂界的新寵兒。近來的「艷照門事件」又是鬧的滿城風雨，人們不禁懷疑網路難道是個自由、混亂、色情、暴力的大熔爐。在網路中，人們時而虛假，時而真實，網路把關低，使得網路信息真假難辨，網路媒體更是渲染炒作，有娛樂化傾向。

2. 互聯網信息碎片化讓你變笨了嗎

因此，我們看到一個碎片化知識的時候，要思考這個信息和哪些概念有關系，底層原理是什麼，如何去使用這些信息，能不能和生活結合起來呢？

比如我們看到鈍感力這個概念的時候，要想它說的是強調對於工作的執著，即使面臨批評也會想著怎麼去改正，而不要對工作中人的批評情緒反應太激烈，它的好處是會讓人更加專注於解決問題，而不是變得心裡承受力脆弱。那覺察力和鈍感力又有什麼關系呢？你會順著這些線索而不斷思考和總結，反而會讓你把一系列的知識掌握起來。

你不僅不會變笨，反而會變聰明，只要你掌握了碎片化學習的規律。

3. 網路文字對傳統文學的影響

網路文字例：神馬；納尼等 [5201314（我愛你一生一世）]

由於網路語言風趣、幽默、具有時代特色、符合年輕人的性格特點。
積極影響：由於其風趣幽默的特點，會給人們的交流增添趣味並且網路語言也豐富了我們的語言，譬如說每年都有一些新詞被編入漢字字典，而這些字都主要有網路興起和傳播的，有利於我們在新時代話語圈裡進行交流和溝通，代表著時代的潮流。譬如2011年《新華字典》最新的第11版就將「房奴」、「曬工資」、「秀場」、「學歷門」等新詞收入。

消極影響：網路語言存在著很大的隨意性和復雜性，諸如火星文的一度泛濫，和使用大量的錯別字等，影響到了人們平時的正常交流和溝通，有時存在大量的暴力、惡俗話語，充斥著網路暴力。且我個人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否得到復興，不是取決於它吸收了多少外來文化的精華，而是取決於這個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根，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在與時俱進的同時，不能讓民族文化在我們的敷衍中淪為失落的文明。

4. 伯明翰發展進程，急求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於英國，英國文化研究起源於伯明翰大學。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擔任伯明翰大學英語系教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因獲得了企鵝出版社的一筆資助，在伯明翰大學建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為CCCS的第一任主任。後來，霍加特離開伯明翰，赴巴黎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 CCCS主任一職便由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繼任。從1964年霍爾到CCCS工作，到1968年擔任主任，再到1979年離任，霍爾在這里連續工作了15年的時間，為CCCS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當時，CCCS主要任務是培養研究生。他們藉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報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倫敦哈奇遜(Hutchinson)出版公司來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1979年霍爾離任時，中心在讀的碩士和博士多達40人。1979年理查德·約翰遜繼任中心主任後所開創的歷史研究給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後，喬治·拉倫在官方的壓力下，將文化研究中心與社會學系合並，成立了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至此，文化研究從研究生課程擴展到本科教育的領域。2002年，由於種種原因，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遭到校方的解散，而當時，該系已經擁有14名教工和250餘名大學生和研究生。

伯明翰學派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伯明翰學派成員是指那些曾經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過和學習過的知識分子，包括理查德·霍加特、斯圖亞特·霍爾、理查德·約翰遜、喬治·拉倫、托尼·傑弗遜、保羅·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麥克羅比、保羅·吉洛伊、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戴維·莫利、安·格雷等人。而廣義的伯明翰學派成員則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翰工作和學習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雖然沒有在伯明翰學習和工作過、卻與伯明翰學派成員有著非常密切的學術聯系的知識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約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伯明翰學派是後來別人加給他們的一個稱謂，而他們本人則很少公開宣稱自己屬於伯明翰學派。

實際上，伯明翰學派並非是一個嚴格的學術團體，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綱領，他們的文化研究甚至無法稱得上是一門傳統意義上的學科。正像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在《文化研究讀本》中所指出的那樣：「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斷流行起來的研究領域，但是它不是與其他學科相似的學院式學科，它既不擁有明確界定的方法論，也沒有清楚劃定的研究領域。」伯明翰學派成員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廣泛的，他們常常將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哲學、文學理論、媒體理論、影視研究、大眾傳媒研究、博物館研究、藝術史和藝術評論結合在一起，來探討不同社會中的文化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研究毫無特點可言。從總體上講，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並非是就文化而言文化，他們總是將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與意識形態、階級、種族、性別等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背景聯系起來進行探討。所以，階級、種族和性別便構成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三位一體」。

一、伯明翰學派的階級研究

早期伯明翰學派成員的左翼知識分子背景，自然使得他們非常關注階級問題。理查德·霍加特生於里茲(Leeds)一個工人家庭，是在工人社區中長大的孤兒。威廉斯則是出生於威爾士邊境的一個普通鐵路信號員的兒子，他十四歲就參加過工黨的活動， 1939年加入英國共產黨。這樣的出生背景自然會給他們的思想感情帶來一定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在戰後的英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變化，除了勞資對峙之外，傳統的工人階級文化與新興的大眾文化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對峙。如何看待這種對峙，自然是左翼知識分子所無法迴避的問題。1956年，前蘇聯入侵匈牙利，左派陣營中反對蘇聯入侵的「新左派」脫穎而出。新左派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挑戰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無法滿意地解釋資本主義後期的一些社會現象。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入文化研究領域的，他們大多都是新左派成員，而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大體集中在這一時期。霍加特的《識字能力的用途》出版於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出版於1958年，《漫長的革命》出版於1963年，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於1963年。這幾本書成為後來斯圖亞特·霍爾所稱英國傳統的文化研究成型的標志。而1961年由湯普森等人合辦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雜志與霍爾等人經營的《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雜志合並而成的《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則長期以來一直是新左派的重要輿論陣地。

二、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霍爾與他的團隊一道大大推進了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使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學術話語。當時，英國的製造業在萎縮，導致英國工人階級的影響力下降。許多工人開始轉而擁護撒切爾主義。而對於霍爾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從忠於工黨轉向忠於保守黨，這樣的轉變是與他們本人的願望相違背的。為了理解這種轉變，伯明翰的學者們開始求助於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著作。葛蘭西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義大利的工人和農民會把選票投給法西斯主義者？換句話說，為什麼勞動人民會贊成威權專制，而放棄自己的自由權利？葛蘭西發展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將文化看成是政治控制和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說，資本家不僅動用警察、軍隊、監獄等強硬手段來維護他們的統治，而且也將政治和社會控制貫穿到工人階級的日常文化中。在這種背景下，葛蘭西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化霸權」概念。在「文化霸權」中，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成為社會價值的常識(common sense)，使工人階級以資產階級之善為善，使他們寧可維持現狀，也不願反抗。葛蘭西認為，工人階級需要一種反文化(counter-culture)，首先要推翻資產階級所謂的「自然」、「常規」的社會價值理念，最後成功推翻資本主義。應該說，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對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產生了極大極廣泛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後期，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相繼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階級文化的著作，如《工人階級文化》、《儀式抵抗》、《學習勞動》等。這些著作繼承了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以及英共歷史學家對工人階級文化的關懷，同時又與他們有著很大的不同。第一，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假定工人階級文化具有某種共同的本質，並且致力於發現這一本質，而這一時期研究工人階級文化的著作則強調工人階級文化的異質性和復雜性。這種異質性是由工人階級內部的種族、性別、年齡、地域及勞動分工等復雜因素構成的，因此並不存在一種具有統一本質的工人階級文化，也不存在鐵板一塊的工人階級意識，存在的只是各種相互競爭的工人階級亞文化，每一種亞文化都具有獨特的生活方式。七十年代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關注的是這些亞文化中的異種，即英國工人階級青少年的亞文化。第二，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偏重於文化主義的研究方法相比較，這一時期的工人階級亞文化研究更加註重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們紛紛將目光投向索緒爾、俄國形式主義和羅蘭·巴特，更加重視文本分析的方法，學術性更加濃厚。由於他們所面對的都是活生生的文本個案，因而也使他們便於開展細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並由此揭示文本的文化意義。

三、伯明翰學派的電視研究

大眾傳媒研究是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其中尤以電視研究最為突出。斯圖亞特·霍爾不僅在CCCS成立了媒體研究小組，而且身體力行，親自主導研究選題。《時事電視的「團結」》這篇論文就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媒體小組集體研究的成果，最後由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伊恩·考奈爾(Ian Connell)，莉迪亞·克梯(Lidia Curti)執筆完成。在這篇論文中，霍爾等人通過考察1974年10月英國大選前夕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視節目——《全景》(Panorama)，把當時社會政治氣氛的歷史背景與對《全景》文本的結構主義閱讀結合起來，詳細分析了媒體、國家和政治之間在國家團結的危急時刻的關系。《時事電視的「團結」》由此成為英國伯明翰學派電視研究的一個代表性文本。

在這個案例研究中，電視的意識形態效果就是使國家的議會形式成為一種自然的理所當然的形式，於是意識形態並不是「媒體的一個騙局」，而是一套結構裝置，它為一切看似開放和明確的東西提供框架，反過來又成為特定的政治意義的一個標志。時事新聞所標榜的均衡原則和中立原則，其實質是對統治階級「優勢結構」的復制。這就是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的關鍵所在。霍爾在運用阿爾都塞理論進行分析的時候，揭示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剖析了意識形態在電視節目中的運作機制，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性的電視理論觀點。例如，霍爾等人並不認為播音員和政治家之間有某種共謀關系，意識形態並不是以一種機械式的專制主義的方式來控制公眾的。他們認為電視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具有一種雙重特性。電視既自主又依附，換而言之，它對於國家來說，「相對自主」。他們也並不把電視僅僅看成是觀察世界的窗口。他們認為電視從不只傳達一個意義，而是提供意義的范圍，其中有一個推薦的意義在引導或指導觀眾：「關於從電視上可得到的信息，我們認為它們從來不止傳達『一個』意義；它們其實是一個具有眾多意義的場所，其中某個得到推薦的觀點被作為最恰當的觀點提供給電視觀眾。這種『推薦』(preferring)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場所。」這成為伯明翰學派電視理論的一個出發點。這意味著觀眾在看電視的時候，並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選擇者和參與者，觀眾也參與到電視意義的創作之中。這樣一來，電視就成了有權者和無權者的斗爭場域。一方面，統治階級通過電視贏得弱勢階級的認同，使後者的隸屬地位更加確立；另一方面，弱勢階級根據自己的社會經驗來重新解讀電視文本，從而會發生理解上的偏差與誤讀。這就形成了優勢社會形態的電視文本和觀眾的社會情景之間的某種張力。觀眾的社會情景促使他們和優勢的意識形態結構發生矛盾和沖突，觀眾收看電視的行為也正是他們的思想和文本的意義之間相互對話、相互協商的過程。這預示著，伯明翰學派電視理論的分析重點將會從文本轉向讀者。

四、伯明翰學派的種族研究

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對種族問題的關注仍然是從斯圖亞特·霍爾開始的。1978年，他與別人合著的《管制危機》[10]一書出版。這本書詳細考察了黑人青年的「行凶搶劫」這一社會問題所產生的道德恐慌，使人們對原有的對種族的固有理解受到了挑戰。吉洛伊1978年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學習， 80年代初他與中心其他七位成員合作出版了《帝國反擊》。這本書考察了種族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英國政治中的重要位置，批評了主流社會學的種族理論，揭示了黑人犯罪行為的表現及內在實質，表達了他們對黑人抵抗的支持與理解，使「種族」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種族問題之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列上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議事日程，跟當時英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有關。一方面，英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地位在戰後的衰落，另一方面由於戰後重建，英國從前殖民地招募了大批有技術的手工勞動者以及醫生護士。這些來自亞洲、非洲尤其是說英語的加勒比地區的移民極大地改變了英國政治的本質、內容和形式。盡管政府官方對移民持歡迎態度，但隨著70年代英國經濟的衰退，失業率上升，因擔心亞裔人和黑人搶走本土英國人的工作機會而產生的種族矛盾便日趨激化。「『種族』現在與移民問題結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個核心的政治問題膠囊，因為它帶來了對國家整體的焦慮——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文化上——和國家的危機。」

在這種背景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便從早期對「階級」的關注轉向了更為具體和現實的「種族」研究。而在眾多的研究者中，吉洛伊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87年，他出版了《米字旗上無黑色》一書，對英國種族和階級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來，種族問題以及殖民主義和帝國歷史問題都是英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現象。這些問題的形成過程對於理解英國經濟如何被建構、階級關系如何被調控，它隨後又如何更普遍地影響到文化的形成及民族身份建構都非常關鍵。吉洛伊的分析是極其獨特和睿智的。他一方面極力維護黑人文化，另一方面也反對一些黑人學者所堅持的種族絕對論觀點。國家和民族的想像性統一，作為現代性的具體體現，一直被認為是世界秩序的構成因素。而吉洛伊則試圖超越這種想像性統一，使世界更加開放。

對那些黑人學者和激進主義分子而言，種族這個范疇依然是辨別「我們是誰」或「我們不是誰」的標志。而吉洛伊則反對這種族絕對性的論述。在吉洛伊的分析中，從作為政治意識樞紐的生產和勞動，到社群、城市環境、政府、福利體系和家庭，都有一種雙重轉換性。在這種雙重轉換中，一種所有其他差異性最終都可能被瓦解於其中的階級范疇消失了，而產生了一種可以容納不同內涵的種族范疇。吉洛伊在該書第一章對種族問題進行了最清晰的表述：「種族構型(race formation)……既是指具有共同表型特徵的變體(phenotypical variation)轉換為基於種族和膚色進行區分的具體系統，也是指對一直具有種族歷史特徵的偽造的生物理論的吁請。種族構型還包含著一種姿態，在這種姿態中，種族在政治學中成為有組織性的，特別是在種族區分已經變成了許多機構結構的一種特徵的地方……以及個體交互作用的一種特徵的地方。」《米字旗上無黑色》號召人們，尤其是號召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去關注「種族」和種族主義的問題，為建立真正多元民主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而努力。該書於2002年再版，成為吉洛伊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五、伯明翰學派的性別研究

20世紀70年代，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婦女研究小組(women`s study group)。之所以要成立這樣的研究小組，跟當時在CCCS學習的安吉拉·麥克羅比(Angela McRobbie)不滿意她的同事在對青年亞文化研究中的男性立場有關。伯明翰內部在此問題上出現了極大的分歧和爭論，這也是導致霍爾離開伯明翰的重要原因之一。麥克羅比認為伯明翰青年亞文化的研究者是性別盲(對性別差異視而不見)，他們研究中的「青年」一詞從一開始就毫無疑問是一個男性詞彙，因為雖然他們的調查對象經常提到青年工人階級婦女，但他們絲毫沒注意到這些人。他們忽視了受調查者所說的話中的性別歧視。根據麥克羅比的解釋，正是這些帶有性別歧視的話語表現了他們壓制女性的男性態度，表現出了某種工人階級大男子主義的概念是如何與攻擊性的異性戀形式相聯系的。

《女性不同意》是一部CCCS婦女小組的論文集，這些論文從各個方面考察了早期女性主義的研究：如個人的理念、心理分析、性行為與主體性、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以及關於女性雜志與羅曼史的文本文章，除此之外，這部論文集里還有兩篇女性的經驗之作。多羅西·霍布遜(Dorothy Hobson)描寫了孤獨的家庭主婦用收音機等媒介來對抗她們的孤獨感。她對日常生活經驗在建構與重構有性別意義的生活方面的作用感興趣。她的方法是在她們家裡進行對話式采訪，後來則是與受訪者一同觀看《十字路口》(Crossroads)這樣的肥皂劇。麥克羅比的《工人階級女孩與女性文化》則是對當地一家女性俱樂部的年輕會員進行了歷時5個月的研究。在該書中她「想看看這些工人階級的女孩子們的文化」和她們「特殊的、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想研究工人階級文化和女權主義理念，尤其是青春期女生的日常生活經驗。麥克羅比與13-16歲的女孩子們談論她們的「學校」、「家庭」和「休閑」生活。她使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如問卷調查、觀察、訪談、非正式討論以及要求相關女生記日記。她的女性調查對象腦中滿是女人的想法——並且渴望能開始「女性的事業」——婚姻與家庭。

5. 新聞題材的主要影響

1題材泛化影響節目的法治品格和精神。
如前所述，在法治新聞報道中，法治新聞欄目中的題材選擇首先呈現出一種泛化特點。如《中國法治報道》當中佔比不少的經濟新聞、文化教育和體育報道，這些關於節日消費、住房消費和場館開放等新聞，既不涉及違規也不涉及違法，甚至與廣義的道德規范也無甚干係，但因為是熱點話題，也被納入到報道範圍，甚至部分經濟新聞和教育新聞還被處理為專題進行了立體式的深度報道，使欄目的題材選擇顯得並不純粹。另一方面，法治新聞題材的泛化還表現為題材選擇上明顯的民生化和社會化傾向。這不僅使法治新聞報道顯得臃腫不純，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節目內容的新聞價值和作為法律案件的典型意義。對於法治的內涵，拉茲曾經感嘆：「在法治的祭壇上犧牲過多的社會目標，可能會是法律貧瘠而空洞。」。同樣，在法治新聞欄目中，泛化的題材不僅使觀眾難以區分法治的范疇，其中夾雜著的過多的世俗化內容和社會情感，也將影響欄目的法治品格和追求。法治新聞題材的泛化，在某種意義上顯示了節目話語空間的有限，這也是節目輿論監督功能還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作為法治新聞欄目，對司法監督的缺位，不僅使其對社會的環境監測和預警功能大受影響，欄目的法治精神也將大打折扣。
2題材失衡導致媒介世界與現實社會的錯位
根據大眾傳播效果理論，大眾傳播的社會效果首先表現在環境認知層面。傳媒報道什麼、不報什麼、從什麼角度進行報道，不僅在影響著我們對周圍環境的知覺與印象，而且制約著我們觀察社會和世界的視野。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面臨很多挑戰，刑事犯罪領域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根據我國司法機關提供的數據，2007年我國的刑事犯罪依然處於高位運行，主要犯罪案件多呈下降走勢，如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殺人、強奸、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進一步減少。同比分別下降25.2%、11.3%、10.3%、1.9%和1.5%；「兩搶一盜」犯罪與2006年持平，但經濟犯罪活動走高態勢日益顯現。2007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8.4萬起，比2006年上升4.2%，自2004年以來連續第四年出現明顯上升。從具體案件類型來看，除涉稅案件和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有所下降外，其他案件均呈上升走勢。其中，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3265起，同比上升15.4%；破壞金融管理秩序3976起，同比上升11.3%；金融詐騙9055起，同比上升14.3%；擾亂市場秩序3.9萬起，同比上升10.1%。同時，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瀆職侵權等大案、要案比例有所上升，商業賄賂案件顯著上升，涉嫌犯罪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為數也不少。但是，反映在我國電視法治新聞中的案件報道，與現實還是存在較大差異。
從前面我們統計的數據來看，犯罪主體為普通人的「兩搶一盜」案和詐騙案件依然是節目報道的重點，現實生活中日益增多的經濟犯罪、尤其是金融領域的犯罪案件、貪污受賄案件和商業賄賂的報道數量較少，犯罪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侵權以及腐敗案件以及大案、要案更是難得一見。這充分說明媒介在犯罪案件題材的選擇方面，有意進行了安全性的篩選，媒介建構的法治世界和現實生活存在明顯的錯位現象。
3暴力偏向易引發道德恐慌，並導致「偏離放大效果」的惡性循環
法治新聞欄目對暴力題材的「嗜好」，不僅違反「新聞客觀性」原則，大量暴力犯罪題材的新聞生產所帶來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與焦慮情緒也是不容忽視的。在一些欄目中，類似「夜半來賊」「樓道殺手」、「近在咫尺的兇手」、「致命的家教」、「市場里的槍聲」、「小城大案」、「小村疑案」和「一塊電池引發的命案」這樣的節目不時出現，僅看標題就足以讓人心生不安，感覺那些盜賊和兇手彷彿就在附近，甚至「近在咫尺」。西方學者波特(Porgy)就曾指出，「接觸媒體上的暴力內容會對受眾產生消極的影響，這種消極影響可以是在受眾接觸之後立即產生的，也可以是經過長時間的持續性接觸後產生的。我們還知道，某些特定類型的暴力展示、某些特定類型的受眾以及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中，都會增加產生消極影響的概率。」暴力題材所帶來的道德恐慌，容易引發社會對某種犯罪人群認識的偏離和放大效果，Cohen對於道德恐慌有過精闢的闡釋：他說：社會不時地受道德恐慌周期的影響。這是一種狀態，一個事件、一個由個人組成的群體表現為被定義為社會價值和利益構成威脅的性質；它的本質被傳媒以一種類型化的刻板方式所報道。英國學者朱克斯則詳細描繪了偏離放大螺旋的產生過程：「廣為傳播的譴責可能會導致那些群體更加感到被邊緣化，相應地會增加他們的偏離行為，以至於他們更像原來被傳媒所創造的哪種動物。持續的偏離會導致警方更大的注意，更多的逮捕和進一步的傳媒報道，因此，一個「偏離放大螺旋」就會被推動起來」。
其實不管是法治新聞題材的泛化，還是案件題材的有意識的篩選，其實都體現著主流新聞價值觀的導向和示範效應。這種「持續不斷的選擇、強調和遺漏」的過程，是一種新聞框架(框架就是由傳播者預存的立場和觀點所構成的選擇、強調和呈現的原則)的創造過程，也是對公眾輿論與受眾對特定事件或問題的理解的引導過程。大眾傳媒所進行題材的選擇和內容的揚抑，裡面蘊含著復雜的機理。其中深刻的動因，值得我們警惕，也值得我們深思。
摘要本文以《中國法治報道》、《法治進行時》和《法治在線》為樣本，對當前電視法治新聞的題材分布進行量化考察。
關鍵詞電視法治新聞題材泛化、失衡

6. 求英語翻譯。

根據利未,要區分「嚴罰化行為和「嚴罰化之間的人描繪這種行為。恐懼和憤怒是不夠的,「道德恐慌」:這需要一個目標憤怒和暴行。根據「道德慌利未要求民俗鬼。「沒有辨認犯罪者的金融抑制「嚴罰化的不端行為。這兩種說法利未解釋。首先,那些造成了金融危機不是社會外人。銀行家和保險人員不適合普通「犯罪」的形象。第二,大官僚組織匿名性的個人stigmatization抑制。罪犯通過媒介經營公司通常只有當他的folk-devilled[…]「害怕馬通過從事一些極端的商業實務。後者可能或不可能是目前的法律,而是因為它是明確的,使一個受歡迎的怨恨,然後翻譯「正常隱」去做一件事不對;例如,風險變得過失,創新成為貪婪等等」(利未,2009)。他與暴露看似成功的對沖基金成龐式計劃,或者交易進行Madoff適合這樣的「極端伯納德商業實務。「然而,這是他的資格,證實了欺詐例外:假裝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商人,壞人是作為一個騙子概念,因此是一個局外人,不像「我們」守法的公民。道德的翻譯和獎金,商業風險已經成為在其經營世界規范不負責任和暴利的反應十分清楚的信貸緊縮。政客和金融監管機構在受災國家銀行和銀行指向那些有罪。根據前英國首相戈登·布朗、銀行家已經「失去視力的基本英國的價值觀。「和那把椅子搬開的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耶和華的行為特納合格銀行為「反社會行為。「對於美國總統奧巴馬譴責維持民粹主義」的blame-the-bankers」運動。在CBS的電視節目采訪時對「60分鍾」總統奧巴馬很清楚是誰導致了危機:「我沒有競選辦事處,以幫助一群只肥貓華爾街銀行家。[…]你們是畫下$ 10,2000萬美元的獎金在美國經歷了最嚴重的經濟今年的經歷-在未來的幾十年裡,而你們造成這個問題」(《華爾街日報》,2009)。責備銀行機構危機仍然是不同於個人銀行持有負責。憤怒的客戶群體挑戰官僚匿名在他們渴望找到真凶。幾個大型金融機構的首席執行官成為目標。

有道翻譯

7. 如何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

文化建設，需要向公眾傳播先進的文化。媒體作為傳播的主要渠道，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主流媒體，要增強影響力、加強輿論的引導，應當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要保證其向大眾傳播健康的文化產品，應當提高科學化管理水平。

媒體正在努力「回應社會關切」，即回應普通民眾關心的、尤其是涉及民眾的問題或事件。問題事件發生後，需要媒體按新聞性質的要求敏銳地捕捉、客觀地呈現，以助事態的平息。但相對於這種事後的回應，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更有責任按照社會道德要求，在謳正氣、揚善行方面發揮積極的、主動的作用，維護社會正向的輿論環境。如小悅悅事件，見諸媒體後使全國震驚，這有助於國民的道德反思，但同時也增添了社會的道德恐慌。就在小悅悅事出當天，公安部表彰了不顧個人安危、徒手接住跳橋輕生少女的民警王靜，但此新聞卻少有人知。如此盡職和大愛的存在，未得媒體及時的宣揚，徒任社會負面情緒放大。這種新聞的選擇性傾向令人遺憾。再如，上海一家企業舉辦的一個慈善項目，涉及特殊教育教師的培訓，為期2年。作為純社會公益活動，主辦方曾希望得到媒體的宣傳，但投告無門。項目進行已半年，互聯網上僅有幾條此項目啟動時相關部門領導出席的通稿信息。社會自發的公益善行，最值得宣傳，也最需要、最應該有公共資源（主媒）的配給。我們的宣傳報道，領導活動似乎可以淡化一些、內部工作報道也可以淡化一些，更重要的是張揚社會的參與、張揚社會的效果。

文化傳播，觸動心靈深處才有效，生硬說教只會催生反感。媒體為大眾提供著各種文化精神產品，保證文化產品的健康是管理者的責任。但管理者不能替代大眾對產品做選擇，對媒體的引導也要有科學有效的方法。最近，社會上正在熱議國家有關部門對娛樂節目的限制規定。在這個問題上，相關部門也可謂用心良苦。但大眾對文化產品的需求，本身要求著百花齊放，極端的低俗必定只為極少數人所好。所以硬性的規定，有時效果並不一定理想。媒體的行為當然需要予以規范和引導，但最好採用更加有效的手段，如借鑒技術的途徑實現管理的客觀和科學。日前上海戲劇學院完成的一項電視「節目綜合評價體系」研究，其評價數據可全頻道、全覆蓋、全天候測試，可量化，且同時獲得滿意率與收視率。這個體系有助於減少管理的主觀性，可體現受眾選擇的依據。類似的方式，都是值得嘗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