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倪

Ⅰ 周永坤：數學對中國法律問題有何影響

您好，
周永坤:
我們對許許多多的世事常常是「熟視無睹」，數學與法律的關系就是其中之一。[2]多年前與柏生君共赴一會，在乘車外出時比鄰而座，問起他在研究些什麼，他即娓娓道來。原來他正在研究數學與法律的關系，當時頓覺耳目一新，事後也便漸漸淡忘，誰知今天竟獲贈厚厚一書——《法律文化的數學解釋》。[3]
細想想，數學與法律的關系隨處可見，甚至可以說，法律天天在與數學打交道。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民法中的財產權及其交換、結婚年齡、財產繼承、損害賠償,經濟法中的稅收計算、利息計算，訴訟法中的證據、合議庭的組成與投票等等，這些都離不開數字。就現代憲政制度而言，可以說她就是建立在「計數」上面的，比如選舉制度。選舉制度從選區的劃分到候選人的產生，到最終的投票、計票，無一不在「數人頭」。有的時候，幾票之差，就決定了誰上誰下。
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制度。州不論大小，每州有兩個選舉人名額，除此以外，再按人口比例在各州間分配選舉人名額，大體上每50萬人一席。因此，人口大州的每個選舉人所代表的選民數要多於人口小州。加上美國總統大選採取「贏家通吃」原則，即一個總統候選人只要贏得了某州一半以上的選票，則該州所有選舉人票都歸他。因此有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如果一個候選人贏得了很多人口大州的選舉人票，而對手則主要贏得了人口小州的選舉人票，那麼，後者很可能因所得的選舉人票多於前者而當選，盡管他獲得的總的選民票可能少於前者。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布希和戈爾幾乎打了個平手，共和、民主兩黨為「計票」，打了36天的「世紀司法大戰」。11月7日計票開始，大約到了美國東部時間半夜兩點，CNN根據預測，宣稱小布希以271張選舉人票險勝戈爾，此後戈爾按慣例打電話給小布希，祝賀對手當選，隨即驅車前往田納西州州議會大廈准備公開承認失敗。但是就在戈爾的車隊快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負責佛羅里達選舉事務的州檢察長電告戈爾，且慢認輸，因為戈爾與布希在佛州所得選票的差距不到0.5%，根據佛羅里達的選舉法，這種情況需要重新計票，如果計票的結果翻盤，佛羅里達州的25張選舉人票歸了戈爾，則戈爾獲勝。
11月8日下午，佛羅里達總算完成了67個縣的計票工作：在大約6百萬張選民票中，布希贏得2,909,135張，戈爾贏得2,907,351張，其他候選人共得139,616張，布希僅比戈爾多得1,784張選民票（相當於佛羅里達選票總數的0.0299%）！於是在是否重新手式計票問題上引發十幾樁法律訴訟案，戈爾主張繼續重新計票，布希擔心出現逆轉，反對重新計票，官司從佛羅里達的地方法院兩次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12月9日上午，就在佛羅里達各縣剛剛開始人工統計漏選票兩小時，最高法院突然發出了緊急命令，要求佛羅里達立即停止人工計票，宣布12月11日再次舉行法庭辯論，並將此案正式定名為布希訴戈爾案（Bush v. Gore）。12月12日晚，在萬眾矚目中，聯邦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做出裁定，「推翻 佛州最高法院命令繼續人工計票的決定」。最高法院一錘定音,此前的計票有效，這意味著布希當選，戈爾隨之承認敗選。2001年1月6日，美國第107屆國會開幕，戈爾以參議院議長的身份宣讀他內心並不認同的大選結果：布希贏得選民票50,456,141張（占總票數的47.87%），戈爾共得選民票50,996,039張（占總票數的48.38%）。但是在538張選舉人票中，布希贏得271張，戈爾贏得266張。盡管布希比戈爾少了近54萬張選民票，但他以5張選舉人票的優勢贏得總統大選，成為美國第42位總統。可見這整個過程就是數字游戲。
雖然事實上數學與法律須臾不可分，但是真正研究數學與法律間關系的著作卻少之又少，筆者搜索的結果僅見兩部中文作品，一部譯作。[4]期刊上涉及這一領域的論文也才17篇。[5]《數學解釋》一書是大陸上僅有的兩部研究法律與數學關系的專著，思人之未思，覺人之未覺，值得贊賞。這是一本從數學角度研究法律文化的法哲學著作，建樹頗多。作者在系統梳理社會科學的數學化進程及數學影響西方法律文化的三個時期以後，對於數學對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先用兩章（第四、第五章）論述了數學理性與西方法律的關系及理性的數學化與法律的理性化的進程，而後用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論述了西方法律形式化中的數學因素、作為數學方法的「公理法」對於西方法律理論與法律的影響、法律價值的數量化等數學與西方法律文化關系的重要理論問題，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觀點。
在作者的啟發下，我們發現數學對法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第一，數是表達法律的工具，沒有數，許多法律便無法表達，法律就不能形成有意義的知識體系。例如，《漢謨拉比法典》規定：「任何一個去偷牛、綿羊、豬、山羊的人，如果它屬於神或者屬於皇宮，這個扒手將為此付賠上三十倍的代價;如果他們屬於國王的自由民，他只需付十倍的代價……」這是用數表達處罰的輕重。《十二銅表法》規定：「對於自己承認或經判決的債務，有三十日的法定寬限期。」這是用數表達法律中常見的法律行為的期限。我國唐律中的「出入人罪」制度則不僅規定了相應的笞、杖、徒、流各種刑罰種類的量，而且規定了笞、杖、徒、流之間復雜的換算標准與換算方法。當現代法律發達起來的時候，數學更滲透到法律的各個部門與領域，現代法律中的種種「標准」無不是數量化的，或者是藉助數量才得以表達的。
第二，數學是法學研究的工具，這方面在現代表現得尤為突出。三十多年前的蘇聯法學家就說過，對於法學而言，「定量的研究方法對於法律科學從來都不是陌生的。例如, 司法統計就是根據違法行為的次數和實施違法行為的人數等數據算出指數,並提供分析這些數據的方法。然而，司法統計所依靠的主要是描述法和統計手段(分數平均值百分比)數學的現狀, 控制論和計算技術以及分類法的成果促進數學在法學中的應用發展到一個新階段。」[6]如果我們將眼界放得更寬一些，就會發現法學現代化是知識現代化的一部分，而知識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便是知識的數量化，知識數量化的歷史潮流無疑對法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科學知識的數學化與這三個偉人的名字不可分離：伽利略（1564年—1642年）、笛卡爾（1596年-1650年）、牛頓（1643年-1727年）。據說笛卡爾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他被命運之神附了體，被一束強光照得睜不開眼，這似乎暗示他會找到一直困擾著他的問題的答案。此後，他又做了三個夢，他看到奇異的水果，室內忽然電閃雷鳴，然後一切歸於寂靜。寂靜中他發現自己手中拿著一本詩，與一個男子討論每首詩結尾由他寫的一句話：「我在生活中應該走哪條路？」夢中的他覺得這是見了鬼，於是立刻向聖母瑪利亞祈禱，並立誓要步行去朝聖。笛卡爾對夢中的問題是這樣回答的：用幾何學的精確推理方法把所有的知識統一起來，把世界數學化。[7]「伽利略（1564年—1642年）改變了一切，使定量分析方法取代定性分析方法，成為研究科學的基本方法。」[8]1687年牛頓（1643年-1727年）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部很可能是物理科學中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著作，將自然科學真正的數學化了。在自然科學的帶動下，知識的數學化也進入了社會科學領域，數學統計、博弈等數學方法成為推進法律進步的重要工具，數學向包括法學在內的社會科學貢獻了「概念、規律、原理、理論、標准和價值」。[9]
第三，數學對法觀念上的影響。只要有規則——那怕是最原始的規則，就離不開數與量的觀念。作為法律基本規則的等價交換，就隱含著「等價」的預設。復仇則是傷害者與被害人之間的「等價交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等價交換」是普適性的基本法律原則，而這本身就是一個計算的過程。它需要將人和行為進行「同質化」的數學處理，需要對人際關系的「數量化」處理。如果進一步，將同質化的人作等量處理，就離民主社會不遠了。城邦政治家、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成員阿爾基塔說，「一旦發現了正確的計數標准, 就能控制公民的沖突並促進協調。因為如果那裡達到這一點, 就不會有過分的權益, 平等就占居統治地位。正是這個（正確的計數標准) 給我們帶來了契約, 窮人從有財產的人那裡得到東西, 富人給貧民東西, 彼此公平對待, 相互信任。作為一種標准和對作壞事的人的威懾, 它制止住那些在做壞事一切能計算結果的人, 使他們相信當他們企圖反抗它時就不免敗露; 而當他們不能(計算這種結果) 時, 也可以向他們表明他們是因此而做錯了, 從而防止他們犯罪。」[10]可見，作為古希臘民主制度觀念基礎的契約觀念、平等觀念都與發達的數學息息相關。
第四，數學對法律實踐產生了巨大影響。進入大數據時代以來，種種計算工具直接應用到司法與執法過程中去。大約在199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的法院工作開始數字化：陪審團由計算機抽簽產生，簡單的裁判（例如海關裁決）可以由「法律專家系統」作出，裁判文書可以在網上直接查到。即使是在這方面後起的中國，現在法院工作也離不開數學工具了。
第五，促進了法律的形式主義。這無疑是數學對法律的最大貢獻，也正是《數學解釋》重點著墨之處。《數學解釋》對數學於法律形式主義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對韋伯思想的解析來證成的。誠如書中序言所說，《數學解釋》一書的作者充分論述了韋伯關於合理性以及形式主義理性法律問題的理論分析，並且循著韋伯的思想理路，突出體現了形式合理性要求的西方形式理性法律的獨特性與唯一性，同時還注意到韋伯對經濟行為理性化與經濟行為的可計算和可預測性之間的關聯的深刻揭示，這確乎把握了韋伯思想的要義，不僅如此，《數學解釋》一書作者試圖在韋伯論述的基礎上更加鮮明地強調數學因素在西方形式主義理性法律形成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為在西方文明系統中，合理性與理性都與計算有關，而計算與數學有關，數學是理性、合理性的根源，離開了數學，理性就會缺乏，合理性就無從談起。[11]這些論述無疑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法律形式主義的成因是多元的，並不全在數學一端。誠如《數學解釋》的作者所言，西方的宗教、羅馬法的形式化、經濟理性化、職業法學家的技術訓練等等都對西方法律形式化有貢獻。[12]確實，西方法律的形式主義除了有知識學——發達的數學——上的原因以外，還有政治上的原因——民主，如果沒有民主這個制度條件，知識分子的數學觀念就不可能成為社會實踐，甚至專制制度可能會壓抑、摧毀數學科學本身。這一觀點可以從龐德的法律發展階段理論中得到支持。龐德認為，形式具有兩大優點：一是「形式可以避免爭議」，二是形式乃是一種防止司法執政官「專斷行動的保障措施」，龐德除了將嚴格法——形式主義法 產生的原因歸之於傳統外，還訴諸於羅馬人「對專斷運用國家救助這種現象所產生的擔憂。」 [13]這些論斷清楚地告訴我們，對權力濫用的擔憂是西方法律中的形式主義產生的重要原因，而這一社會心理上的需求是通過民主制度轉化為制度理性的。
接著作者的思路，讓我們對數學與法律關系這一主題的中國問題作進一些探討。
第一，「西方法律是形式主義的，中國法律是實質主義的」這個判斷是否能成立？
不少學者在比較中西法律的時候，都這樣理解韋伯。仔細琢磨，此論斷未必允當。韋伯的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的分類只是概念意義上的，用韋伯的話來說就是「理想類型」，它並不與具體的法律空間相對應。發達的形式、對形式的尊重、特別是古代在訴訟中甚至將形式強調到不近情理的地步，這無疑是西方法律異於、也是優於東方法律（不僅僅是中國法律）的重要特徵。但是「中國法律是實質主義的」這一判斷卻未必能成立。
從經驗的視角來觀察，在立法上，起碼自秦以降，中國的法律就是高度形式化的，至於《唐律》，恐怕其形式化的程度在同時代的世界法律中是獨占鰲頭的，唐律開創的這一傳統，則一直沿續到清末。司法形式主義，也早在秦代已見端倪。相信讀過《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朋友可以發現，起碼在法條上，秦代的司法是高度形式化的。司法形式主義作為司法哲學，也早在晉代就已經成型。晉代的劉頌在給皇帝的奏書中系統論述了司法當依照法律（形式）裁決、司法是「小技」（追求法律上的正義）、反對司法追求至善（超越法律之善）的司法形式主義見解，明確提出「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 ，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的司法形式主義主張。
但是，中國的司法實踐的確具有「實質主義」的特徵，它追求的是「實質公正」，而非「形式公正」，中國的司法缺少對形式的尊重，上述形式主義的司法觀對司法實踐的影響力實在有限。這樣講並不是說中國的司法普遍不尊重形式，而是說，當法律遇到干預司法的權力的時候，當法律遇到以儒家權威出現的種種政策的時候，法律就為之讓路，代之以政治的、道德的、功利主義的政策考量。這一點包公戲中有充分的體現。你看，包公為了追求實質公正，可以來一個完全不顧審判程序的「陰審」。[14]
那麼，中國法律中的「實質主義優勢」產生原因在哪裡？相對落後的數學及其數字觀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帝王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固然需要形式化的法律支撐，因為沒有法律就沒有秩序，也就沒有專制，因為專制也是一種制度，盡管在自由平等的觀念下它並不可欲。但是另一方面，專制制度與法律的形式主義適用之間存在內在的張力。因為專制的法律最終目的是維護專制統治，而這與法律形式主義的主要原則相沖突，比如，同案同判、法律的明確性、法律的可預測性。當然，最重要的是，形式主義的司法意味著個人自由，而這是專制者最不願意看到的。誠如耶林所指出的，「形式乃是反復無常之行為的不共戴天之敵——亦即自由的孿生姐妹。……確定的形式乃是有關紀律和秩序基礎，據此也是自由本身的基礎。它們是抵禦外部進攻的堡壘，因為它們只會斷裂，而不會彎曲；而且在一個民族真正理解自由的作用的情況下，他們也將從本能上發現形式的價值並且從直覺上認識到，就其形式而言，他們所擁有的和所堅持的並不是某種純粹外部性的東西，而是其自由的保障。」[15]
除了專制制度這一重要原因外，中國法律的實質主義還有兩個文化原因。一是中國理性的實質主義傾向。韋伯明智地指出清教與儒教秉持兩種不同的理性：「儒教的理性主義旨在理性地適應世界；而清教的理性主義旨在理性地支配這個世界。」[16]這其實就是許多學者所指出的中國文化的特質——順生文化。在這一文化下面，司法官僚的最高追求不是「同案同判」這樣的司法基本善，而是一己之政績，司法之善常常讓位於「統治之善」——王權的穩固。文化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邏輯的欠發達。中國人缺乏logos觀念，卻通行所謂「辯證思維」。前者是人必須遵守的客觀性的存在，具有規范性，它與規則的權威共存，是司法形式主義的根本觀念工具；而後者則往往成為超越規則的托辭，被用於證成超越法條的實質主義司法。在西方，基本邏輯規則同時是法律規則，遵守邏輯是法官的基本義務；在中國則正相反，恪守邏輯者往往被視為「迂腐」，甚至被斥為「酷吏」。
第二，數學對中國法律問題有何影響呢？
《數學解釋》在一些地方談到了中國法律問題，例如，在論證西方自然法對法的形式合理性的貢獻後提到中國古代自然法，[17]在「神秘數字的法文化蘊含」中提到神秘數字對中國法律文化的影響。[18]但總有言猶未盡之感。其實，法文化有個性，也有共性。既然同西方一樣，中國的數學與法律也是存在於同一時空中，中國的法律與數學也就必然存在密切關系。事實上，數學在中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宋徽宗的時候初置算學（數學），討論誰是數學的老祖宗，有人推孔子，濟州金鄉知縣徐處仁卻說：「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曰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19]在一個認黃帝為初祖的國家，將數學的初祖定為黃帝，這表明數的地位是很高的。在數字中，中國人特別崇拜「一」，認為它是萬物之始，在此同時將法律與數字「一」相勾連。《鄧析子》言，「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20]
但是總的來說，中國的數學對法律的影響力遠不如西方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誠如《數學解釋》的作者所指出的，西方數學的發達，特別是抽象化程度高。除此以外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數的觀念不同，西方數的觀念是「科學」的，中國數的觀念是迷信的。「同中國古代對數的迷信有很大區別。中國古代理智思維的自覺水平只是感性的質, 數在那裡完全是按感性的質的東西來理解的, 絲毫沒有意識到二者的概念差異, 比如周易把數的奇偶性直接歸結為感性的質的陰陽性。這恰恰是東西方數觀念的重大差異。」「這種差異的一個重大後果就是希臘自畢達哥拉斯起有了純數學, 中國古代卻沒有也不可能有, 因為純數學是合乎概念地看待數的必然產物, 其內容不過是數、量的概念的規定性的具體展示。」[21]也就是說，西方的「科學數學」發展出嚴格的概念，形成嚴格的概念邏輯，而中國的迷信數學卻沒有能抽象出精確的概念來，無法形成概念邏輯，這就從根本上削弱了中國數學的影響力。
我們已經步入了所謂大數據的時代，以數學為基礎的互聯網正在改變這個世界，改變人際關系，從而也正在改變法律，數學與法律的關系正在變得越來越密切。可以想見，數學與法律間關系的研究，也有其光輝的前景。

Ⅱ 倪姓名人有哪些

倪說：戰國時期宋國人，一說宋國大夫，著名哲學家，游學稷下，以善辯著稱，較早提出「白馬非馬」的問題。
倪萌：字子明，漢代臨淄（今山東淄博）人。仁孝敦篤，遇荒年，民相食，與兄出城采蔬，被捉，欲食兄。萌言兄瘦，不如萌肥健，願代之。感其義不殺。
倪若水：藁城（今屬河北）人，唐代名臣。進士出身，出任汴州刺史時，政尚清靜，風化大行。唐玄宗派人捕珍禽異獸於南方，若水諫止之。官至右丞。
倪文一：福安（今屬福建）人，宋代官吏。咸淳年間進士，官安仁縣尉，清流知縣。元兵南下，歸隱，元世祖徵召不赴。
倪思：湖州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宋代學者、官吏。歷任禮部侍郎、禮部尚書， 倪 思以直諫著稱。其博學多才，著有《經鋤堂雜志》、《齊山甲乙稿》、《兼山集》等。
倪濤(1087-1125)，北宋官吏。字巨濟，廣德軍(今安徽廣德）人。少能文，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累官左司員外郎朝議取燕雲，大臣有不敢言其非，惟濤建議遼守盟約，不犯邊；當今宋軍不習陣戰，軍儲不足，毋輕易出師，否則引來後患。忤王黼，被論罷，貶監朝城縣酒稅又徙茶陵船場，卒。著有《雲陽集》。
其他倪姓名人有宋官吏倪文一，學者倪朴、詞人倪偁；清詩人倪淑、倪婉，詞人倪小等。近當代倪姓名人有政治家倪志福，解放軍將領倪志亮，北洋皖系軍閥倪嗣沖，國際法學家倪征，語言學家倪海曙，油畫家倪貽德，電影演員倪萍，國際象棋手倪華等。

Ⅲ 費希特的哲學觀點

哥特利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3-1814），德國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他一生的職業是大學教師：1794年被聘為耶拿大學教授，1809年創辦柏林大學並任校長。費希特是康德的學生，深受康德思想的影響，青年時期嚮往較激進的個人民主主義，贊揚法國大革命；後期思想傾向於保守，主張維護王權統治和民族利益。在法律思想方面，費希特尊重康德提出的最高公正原則，但他更加註重原則的實際作用，因此，他的法律觀具有明顯的實證主義傾向。

主要學術著作有《天啟學說批判》《倫理學體系》《告德意志民族書》《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等。

一、法哲學基礎

費希特繼承康德的法哲學思想，並從特定方面加以發展。他首先提出一個「自我」的概念，認為自我乃是一切實在的本原。他反對康德「自在之物」的客觀存在，認為真正的存在只有自我，「自我」首先設定自身，然後設定了萬事萬物。

他也意識到只憑「自我」一個概念解釋不了所有認識問題，於是又設定了「非我」。非我，即自我之外的一切事物，它不能絕對地存在。他認為存在有三原則：

（1）自我絕對地存在；

（2）自我設定與它對立的非我；

（3）自我設定一個可分為自我和非我的存在。

從自我哲學出發，費希特建立了獨特的法學思想體系。

二、法和法律的概念

（一）法

費希特認為，法屬於先驗的范疇，它是從「純粹理性的形式」中引申出來的。因此，他也把法學稱為關於人類公正的科學。而公正科學的基本原則是：「限制你你自由並以這種方式使他人也能自由。」在對公正原則的表述上，康德是從允許自由（正面）的角度展開的，而費希特卻從限制自由（反面）的角度來講述。這不僅是表述的差別，其含義也大不一樣。

費希特認為，最高理性原則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它應該與社會現實相適應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費希特明顯的務實傾向，故他強調理性與實在法的同一性。可見，費希特是西方一位從理性主義法學到實證主義法學的過渡性人物。

（二）法律

費希特認為，法律是按照理性原則制定的、保證人與人之間實際自由關系的全部社會條件的總和。他認為，法律的概念應該落實到「法律關系」問題上。

從更實在的意義看，費希特認為，法律就是指一批用於審判的規則，這就是實在法。法律是一個中間物，它一端連接最高公正原則，另一端連著法庭判決。只要法律是清楚的、完善的，裁斷和判決有時就已經包含其中了。費希特還提出了兩個相應的命題：「所有的法律純粹是理性的法」和「所有的法律都是國家的法」。

（三）法律的內涵

法律規范的基本內容究竟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費希特和康德有很大的分歧。康德從絕對理性出發，認為法律的基本內涵是權利，他將法學亦稱為權利科學。而費希特則從相對理性出發創立了法律義務論。他認為，法律的基本內涵是義務。

首先，費希特認為法律不是抽象、客觀的東西，從而否定自然法、自然權利的應然存在；其次，法律是認為制定的，而人是主觀自我的產物，所以，法律表現的是人類不同自我之間的關系。一個人擁有自我的同時，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這才會得到真正的社會自由，而尊重他人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限制自身的自由，這和法律的內涵是一致的。

（四）法律與道德

費希特1認為，過去所有法學研究都將法律與倫理道德混為一談，而他是第一位把法律與道德倫理分開的法學家。他認為，道德講的是法律之外的良知，而法律講的是法規之中的義務，兩者涇渭分明。法律與道德的區別主要有四點：

（1）道德調整人的內在精神世界；法律調整人的外在行為。

（2）道德上的義務是絕對的；法律上的義務是相對的。

（3）道德上的義務是普遍的，不需要人們的同意；而法律上的義務必須經過人們的自願和同意，即自願在法制社會中生活。

（4）道德雖然也有強制性，但它不是來自國家的強制而是來自社會輿論的譴責；法律的強制則是國家的強制。

費希特關於法律與道德的思想被薩維尼理論化後又傳承給了曾在德國留學的英國人奧斯丁，終於成為西方實證分析法學的基本思想。

三、實在法理論

（一）刑法

（1）刑法強制的合理性。費希特認為，公正自由原則要求人們自覺地限制自己的自由，如果不能做到，必然產生不法，法律就必須勸告或限制他這樣做，於是，法律的強制就顯得十分必要。

（2）有限的同態復仇。費希特認為，刑罰的基本原則是有限的同態復仇，個人根本不可能承認復仇中有規則，人們只想「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更過分的甚至是無限的報復會發生在強者身上，這將招致社會的混亂。他認為，刑法就是由國家制定的關於復仇的界限規則，是人類理性和文明的體現。

（二）憲法

（1）國家理論。費希特關於國家法的理論有二：一是國家是一個組織化有機體；二是憲法由國家與公民的契約所構成。

（2）憲法。憲法是共同意志被顯示的全體人民的法，是組織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由國家與公民的共同契約所組成。一是財產契約；二是保護契約；三是結合契約。結合契約是只有在社會的每一成員都作出了其應有的貢獻之後，國家才將人們結合起來並交還他們應有的權力。

（3）政體理論。費希特也主張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但他強調行政權應獨立於其它權力，國家要組織一個幾乎全權的行政內閣以保證代議制政府職能的順利行使。

（三）民法

（1）原始權利。費希特認為，自由法則決定人的原始權利屬於一切人。人的原始權利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意志自由和人身絕對不可侵犯；二是個人擁有自由對待整個感官世界的權利。第一項是絕對的財產權；第二項是自由的財產處分權。從理性意義上講，費希特認為，這些基本權利是普遍的、絕對的和與生俱來的，這和自然法理論中講的「自然權利」是完全一樣的。在這些權利中，他認為財產權是最重要的。

（2）經濟自由和國家干預。在傳統西方社會，民法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唯一法律。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情況在慢慢改變，國家干預經濟已初見端倪。尤其是在當時的德國，為了盡快發展經濟、增強國力，與其他鄰國抗衡，國家干預勢在必行。費希特及時看到了這一變化，在他晚期著作《封閉的商業國》中提到：「國家要全面干預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直接組織商品交換，確定生產規模，控制公民職業，甚至公民的私人生活國家也要加以干預」。

Ⅳ 河北邯鄲有什麼名勝古跡

1、趙邯鄲故城

趙邯鄲故城又稱趙邯鄲故城遺址，是中國戰國時期趙國國都邯鄲古城遺址，位於河北省邯鄲市區及其西南郊。是戰國後期黃河以北人口眾多、商業繁榮的最著名的大都會之一。

自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趙敬候從晉陽遷都邯鄲，至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趙國為秦所破，邯鄲作為趙國國都歷經八代王侯，延續時間長達158年。漢代為趙王劉如意的都城。漢以後逐步衰廢。

2、響堂山石窟

響堂山石窟又稱響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鄲市峰峰礦區。屬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響堂山石窟最初開鑿於北齊時代（公元500—577年），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鑿。

尚有石窟16座，4000多尊雕像，石窟均營鑿在山清水秀、環境優美的鼓山最優質的石岩中。石窟幽深，人們在山洞裡擊掌甩袖，都能發出宏亮的回聲，故名「響堂」。

它是河北省現已發現的最大的石窟，也是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國家AAAA級景區，四星級森林公園。2012年11月份，響堂山風景名勝區晉升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3、磁山遺址

磁山遺址又稱磁山文化遺址，位於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村東約1公里處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東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是中國最初發現的一種新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距今約10300年，突破了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年代，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

磁山遺址出土的家雞骨骸是已知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家雞骨骸，比原來認為的世界最早飼養家雞的印度，要早3300多年。考古學上定名為「磁山文化」，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鄴城遺址

鄴城遺址位於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史上的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都城遺址，由南北二城構成。鄴北城是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封魏王後營建的國都，曹丕代漢移都洛陽後，以此為北都。

5、媧皇宮及石刻

媧皇宮位於河北邯鄲涉縣，是中國最大、最早的奉祀上古天神女媧氏的古代建築，是北齊文宣帝高洋往返鄴城至晉陽所建的又一離宮，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AAAAA級景區。

媧皇宮始建於北齊，是神話傳說中女媧氏 「 煉石補天，摶土造人 」 的地方，初開三石室，雕數尊神像。後經歷代修葺、續建組成。

媧皇宮依山就勢，巧借天然，人稱之為「天造地設之境」。這里不僅建築宏偉獨特，而且還較為完好地保存了國內罕見的摩崖刻經，是一處不可多得的自然和人文景觀。

北齊石窟 3 個，北齊摩崖刻經 6 部，集古建、石窟、石刻、石造像於一體，是中國最大的奉祀中華始祖女媧的古代建築群，自古就有 「 蓬壺仙境 」 之美譽。

Ⅳ 聶樹斌案的始末

2005年，王書金在一次治安排查中被警方帶走。他交代自己犯了2起強奸案、4起強奸殺人案。其中一樁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強奸殺人案引起了眾人的注意。

這樁奸殺案發生於1994年，20歲的聶樹斌被懷疑是嫌疑人，1995年就被執行了死刑。

鄭成月押著王書金回到石家莊的那片玉米地指認現場，有人說，兇手不是10年前就槍斃了，怎麼又來一個？


王書金

據紅星新聞報道，王書金並不認識聶樹斌。他第一次從代理律師朱愛民口中得知，是這個小伙被執行死刑的時候，特別驚訝："既然是我乾的事，為什麼有人替我死了呢？"

後來朱愛民和王書金多次談起西郊奸殺案，王書金講述的細節大多都能和當年案件的筆錄、證詞吻合。他每次見到朱愛民，都在詢問這起案件的進展，聶樹斌什麼時候能平反。

有人覺得王書金急著攬罪，是為了能多活兩年。王書金反駁稱自己多活是在多受罪。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改判聶樹斌無罪，王書金如釋重負，但也時常覺得對不起聶家：要是他沒做這個事，聶樹斌也不會死了。

為了孩子，沒有早點自首

王書金是農村孩子，家裡6個孩子，他是老四。哥哥對他的管教就是打罵，生活里也沒有什麼關愛，小學二年級都沒念完。

15歲的時候，王書金強奸了一個小女孩，獲刑3年，從此成了村子裡的"異類"。通過姐姐換親的方式，他娶了媳婦，但婚姻並不和諧。生理需求得不到滿足，王書金開始將單身行走的女性視為自己的目標。因為害怕被告發，他殺害了自己強奸的對象們

Ⅵ 請問中世紀時西歐各國君主和羅馬教皇是什麼樣的關系

羅馬教皇，又叫做羅馬教宗，是羅馬教廷的領袖。
教皇在拉丁文中是「爸爸」（pope)的意思。教皇們認為自己是基督12使徒之一彼得的繼承者，是上帝指派的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領袖。
五六世紀起，教皇和教會的權利迅速膨脹，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8世紀中期「丕平獻土」之後，教皇國在義大利中部形成。教皇既是宗教首領，又是擁有世俗權力的一國之君，直接管轄的領土達四萬多平房千米。9世紀，教皇成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仲裁者。教皇與封建君主之間的斗爭持續不斷。十二三世紀時，教皇權力達到頂峰：有權廢黜君主；羅馬教廷成為中歐和西歐一切宗教事務和教義問題的最高裁判機構。當時，教會上層人士擁有很大權力，生活非常奢華。
14世紀起，隨著西歐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和壯大、資產階級的興起、宗教改革運動的進行，教皇權力逐步衰微。近代時期，在義大利國家取得統一的情況下，教皇國領土縮小，教皇退居於羅馬附近的梵蒂岡，教皇國實際上不復存在。20世紀早期，梵蒂岡被義大利承認為主權國家，主權屬於教皇。

Ⅶ 倪姓名人有哪些

倪發科倪發科，男，漢族，江蘇溧水人，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法學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1954年1月生，1970年9月參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員，六安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

1970年9月至1976年8月省建設兵團建新農場下放知青，任班長、排長、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分場場長；1976年8月至1983年9月任省屬普濟圩農場總場黨委常委、副場長（副縣級，其間：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在中央農墾幹部管理學院學習）；1983年9月任省農墾廳工業處副處長（其間：1985年1月至1986年8月在中央農管學院南京分院學習）；1987年1月任蕪湖市農業局副局長，同年任局長、黨委書記（其間：1991年9月至1992年7月在省委黨校學習）；1992年2月任南陵縣委書記；1994年2月任蕪湖市委常委、南陵縣委書記；1994年11月任蕪湖市委常委、副市長、南陵縣委書記；1994年12月任蕪湖市委常委、副市長；1996年2月任蕪湖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政府黨組副書記；1997年11月任蕪湖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政府黨組副書記；1998年2月任蕪湖市委副書記；1999年10月任六安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2000年2月任六安市委副書記、市長；2002年11月任六安市委書記、市長（其間：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2003年6月至今任六安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安徽省第七屆委員會委員、安徽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倪茹倪茹［清］字儒粟，杭州人。能詩文，善書、畫，受知於俞樾，自稱俞樓弟子。畫工山水，嘗為張嗚珂寫秋涇老圃圖於扇頭。嗚珂謂其空濛蕭瑟，悠然有江湖之思雲。《寒松閣談藝瑣錄》 倪越石倪越石［清］字師魯，江寧（今南京）人。喜治印。《廣印人傳》 倪光炯倪光炯（１９３４－），教授。浙江鎮海（今寧波）人。１９５５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系，歷任復旦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現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高級物理學會國理事，上海市科技史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曾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專於理論物理。對萊文遜定理及其地相對論量子力學中的推作了深入研究。用相干態組態模氦場論中的真空，計算出標量量子電動力學中耦合參數的臨界值。著有《近代物理》。 倪天鱉倪天鱉［清］字涵六，號蘅圃，浙江象山。諸生。精醫學，能詩、畫。其祖之堯，號寧園，善翎毛，得鄞縣（今浙江寧波）楊治卿（大臨）筆意，尤工畫鴝鵒。 《清畫家詩史》 倪麟倪麟［唐］開元（七二二至七四一）中集賢畫直。工人物。 《圖繪寶鑒補遺》 倪征倪征（１９０６－），法學家。江蘇吳江人。１９２８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１９２９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任約翰斯�9�9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員。１９３０年回國。後任上海第一特區法院推事、重慶地方法院院長、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參事。１９４７在東京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首席顧問。１９４８年後。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系主任、教務長，同濟大學圖書館主任。１９５６年後，歷任外交部專門委員，法律顧問（大使銜）、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國際法院法官。長期從事法律研究，在國際法學方面有較深的造詣。著有《美國和美國司法制度》、《國際法中的司法管轄問題》等。 倪一膺倪一膺［清］字服顏，號松樓，浙江浦江明經，司鐸奉化。十歲遭家難，即能力學。工書、畫，曉音律，所著編年詩甚富。《兩浙名畫記》

Ⅷ 姓氏倪，介紹下

倪 讀音作ní
（百家姓典故）
倪郳同出一源 宋後名人輩出
倪，是由「人」字和「郳」字組成的，如果「倪」、「郳」這兩個字用以表示姓氏，意義卻是相通的，兩個姓氏根本就是同出一源。

倪氏和郳氏的這段淵源，歷來的史書都記載得十分清楚。譬如，「姓纂」上記載說：「邾武公封次子於郳，是為小邾，後失國，子孫為郳氏，避仇改為倪，郳城在中海」；「姓氏考略」上則指出：「倪氏即郳氏、郳氏，避仇改為倪，望出千乘」；另外，「通志氏族略」上也有同樣的記載，指出「倪氏即郳氏也；省文作郳。郳良，六國時人，見呂氏春秋。」

從這些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倪氏和郳氏，都是源出於郳氏，那麼，郳氏又是怎樣來的呢？關於郳氏的來源，歷來也已經有了十分詳盡的考證，原來，郳氏的上世是出於邾，是邾郟的後代，傳到夷父顏的時候，由於有功於周天子，就將其次子友別封為附庸，居於郳，屢次從齊桓公尊王攘夷，所以曾被周天子命為「小邾子」，榮耀一時。後來，郳國被楚國所滅，友的子孫就「以國為氏」，開始以郳為氏。傳了若干代，由於避仇，再改為倪，或省文為郳氏。這就是倪姓和郳姓的由來，也說明了這兩個姓氏在2500多年以前的同出一源。

倪氏與郳氏，是出自春秋的郳氏，郳氏又分自當時邾國，而邾國則是周武王封給上古顓頊帝的後裔的，則推算起來，後世姓倪與姓郳的人，自然也是最光榮的黃帝子孫了。

現在，在山東省的滕縣和嶧縣，同時都有叫作郳城的地方，根據考證，這兩處地方正是春秋時郳國的所在地，當然，也正是後世倪姓和郳姓人家的最初發源地。

郳氏究竟是什麼時候才為了避仇而改姓為郳氏，然後再加上個「人」字變成為倪的？由於文獻缺詳，所以迄今仍無法確定。不過按照歷史上倪姓名人的出現年代看來，倪氏的得姓，至遲也應該在2000多年以前的漢代，因為，在當時就有過一位叫作倪寬（或作郳寬）的人在史書上出現。此稍後的南朝時期，又有一位江陰太守名為倪啟，由此當可推知郳氏的改姓為倪，大致是在漢代之際。

到了燦爛輝煌的唐代，歷史雖久而得姓較遲的倪氏，開始出人頭地，曾經出過一位官拜尚書左丞的大臣倪若水，以治績的優異而名登史冊。

到了宋代以後，倪姓的傑出人物就多了，僅僅有宋一代，就出了倪思、倪閃、倪文一、倪濤、倪祖常等青史傳名的人物。

Ⅸ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法家人物是誰

西周奴隸制社會的運轉，依靠的是兩項權利原則：禮和刑。「禮」針對貴族，「刑」針對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隸制社會禮里，各種社會關系主要依靠個人接觸和個人關系來維持。天子、諸侯都生活在社會金字塔的頂尖，與普通百姓沒有直接關系，而與百姓打交道的人，則是一些下級諸侯和小貴族。諸侯國之間的交往稱為「禮」，而貴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從。到了東周時期，社會各階層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漸被打破，大國之間侵略，兼並；這在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證。各國領導人都想在弱肉強食的殘酷競爭中保存自己的國家，強大國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強化國家的統治，就需要中央集權。面對這樣的形勢，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圖解決君王的各種問題，可是都過於理想化，不切合實際。各國君王愛聽的不是怎樣謀求民眾的安居樂業，而是如何解決當前的嚴峻的國際形勢。就這樣，一班「方術之士」登上了歷史的舞台。有一些人為他們鼓吹的統治方略提供理論依據，這就構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張。有一種對法家的誤解，認為他們主張法學，其實，法家主張組織領導極權主義的理論和方法。

Ⅹ 求描寫封建和封建社會的文章

「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系。

「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准則。

名教觀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名即名份，教即教化，名教即通過上定名份來教化天下，以維護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等級制度。

三綱、五常這兩個詞，來源於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但作為一種道德原則、規范的內容，它淵源於先秦時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觀念。孟子進而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道德規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貴陽而賤陰」的陽尊陰卑理論，對五倫觀念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提出了三綱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認為，在人倫關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責備三種關系是最主要的，而這三種關系存在著天定的、永恆不變的主從關系：君為主、臣為從；父為主，子為從；夫為主，妻為從。亦即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三綱皆取於陰陽之道。具體地說，君、父、夫體現了天的「陽」面，臣、子、妻體現了天的「陰」面；陽永遠處於主宰、尊貴的地位，陰永遠處於服從、卑賤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把封建等級制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則。董仲舒又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則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系的基本法則，治國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他看來，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五常之道。堅持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和人際關系的和諧。從宋代朱熹開始，三綱五常聯用。

名教觀念最初也始於孔子。孔子強調以等級名份教化社會，認為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導審察名號，教化萬民。西漢武帝時，把符合封建統治利益的政治觀念、道德規范等立為名分，定為名目，號為名節，制為功名，用它對百姓進行教化。稱「以名為教」。其內容主要就是三綱五常。但「名教」這個詞的出現是在魏晉時期，用來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禮教。魏晉時期圍繞「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展開了論辯。王弼糅老莊思想於儒，認為名教出於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晉郭象則認為名教即自然。宋明以後，名教被稱作「天理」，成為禁錮人們言行的桎梏。如違犯封建倫理綱常，即被視為「名教罪人」。

三綱五常和名教觀念，為封建階級統治和等級秩序的神聖性和合理性而辯護，成為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基本理論，為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維護和提倡。它們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原則和觀念，被寫進封建家族的族譜中，起著規范、禁錮人們思想、行為的作用。2000多年來，它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國民性。當然，這種思想在一定時期也起到了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際關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