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德治比較

Ⅰ 法治的中國與德治的中國各有什麼優缺點

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基本方略,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穩定繁榮的根本回保證.因為堅持法治答與德治相結合的基本方略,是正確處理法治與德治相互關系的必然要求,是工人階級執政黨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深刻認識.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基本方略,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勝利推向前進,就必須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道德體系,當前尤其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政的方針,努力提高領導幹部的素質.

Ⅱ 法治與人治、法制、德治有什麼區別

法治和人治和德治區別很明顯，就是誰說了算，以誰為最高准則。法治和法制的區別在於法能否治法（表現在法律審查上），和統治者自身是否也受法律約束（表現在司法獨立上）。

Ⅲ 德治和法治各有什麼特點

德治靠統治者的自覺，但是人是永遠靠不住的，所以必須制定一個大家都遵守的社會契約，這就是法制的理論基礎。

Ⅳ 法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Ⅳ 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 相互促進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國家的兩種根本手段，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對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確的方面，又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錯誤的內容。

Ⅵ 德治比法治重要的觀點有哪些

德治與法治，兩個途徑，同個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今天我們討論當代中國，德治與法治哪個更重要就是要比較哪一個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我方認為當代中國德治更重要。 首先讓我們明確一下定義。德治是存在於人們的意識和社會輿論之中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應遵循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准則，其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其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而法治。德治是靠社會輿論道德規范的說服力、勸導力、影響力以及人們的內心信念。而法治則是靠法律的權威性和國家的強制力。接下來我方將從三個方面陳述當代中國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一， 從對人的約束作用看。法治和德治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的發展，但是前者側重於治法
而後者側重於治人，而治人應重於治法。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
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所以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二， 從對人的引導作用看。法治只能告訴人們什麼是錯的，並在人們犯錯之後進行懲罰。
而德治不僅會告訴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還會告訴人們那些為什麼是錯的又
為什麼是對的。使人從內心接受，進而落實到實際行動中。不論德治還是法治都是
為了引導人們去做應該做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而在這一點上德治做的遠遠要比法治多得多也好得多。故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三， 從作用范圍看。德治的作用范圍要比法治的作用范圍廣得多，所以德治的覆蓋面就
更大，受眾更多，包含的內容也就更多。許多法律沒有涉及或者或者法律無法涉及
的地方道德也都會存在。例如在公交車上為老弱病殘孕讓座，再如在與外界聯系及困難的地方哪裡的人們或許不知道法律規定了什麼，但是他們一定知道道德要求他
們什麼。所以德治比法治更能促進社會的發展。
我方並不否認法治在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我方也承認法治以其清楚明朗，剛性嚴格的特點做了一些僅靠道德所無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基於中國當代的國情出發，基於對長遠的發展考慮，我方堅持認為當代中國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Ⅶ 德治與法治比較研究

德治相對於法治人性,法治相對於德治強制.

Ⅷ 法治與德治的區別說法錯誤的是

德治，要求統治者集團以身作則，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發揮道德感化作用；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化，「為政以德」，德主刑輔。

法治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

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2、歷史背景不一樣：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道德規范，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學說是由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法治，先秦時期法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強調法律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地位。

3、與人治聯系不一樣：

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

要想充分發揮人治的優點，政府官員應該勤奮、敬業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法治相對於人治更穩定；法治強調的是權力制衡、法律救濟。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德治

網路-法治

Ⅸ 當今社會，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正方

從"德治理想國"到法治下的德治
法治是現代政治的基本特徵,而德治則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精華.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先後提出了"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顯然,中國政府是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方針下試圖把傳統和現代結合起來.不過,從理論上來看,以下兩個問題還需要澄清:法治與德治分別占據何種地位 它們之間的合理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關於上述問題,同樣試圖整合傳統與現代資源的現代新儒學重鎮徐復觀的一些相關思考頗有啟發意義.
徐復觀的德治觀
在徐復觀看來,儒家傳統德治思想是一種以性善論為哲學依據,以造就理想人格為目標,以統治者的道德修養為起點,以養民,教民的民本思想為基本依託,以道德教化為主要手段,以"德主刑輔"為基本策略的社會政治治理模式和基本原則.它既是一種理想和境界,也是一種政治規范,還是一種政治實踐.德治作為一種與法治並列的社會政治治理模式,有著自己不可磨滅的價值.第一,有利於建立良好的官德.德治的首要觀念是統治者要以身作則,起到模範帶頭作用.統治者更要注意修身養性,必須在道德品質方面不斷完善自己.這就有利於良好的官德的建立.第二,有利於人們恥感意識的生成.德治把道德看作是社會整合的主要方式,道德強調的是人們的自律,而唯有恥感才能使人們真正具有自律的精神.孔子所講的"有恥且格"就是一種恥感意識的深刻表述.在現代,恥感意識是守法精神的內在依據.第三,有利於奠定政治和法律的道德基礎.現代的形式合法性只強調具有合法形式的法律就是真正的法律,而忽略了對法律的合理性的考察.德治把政治和法律道德化,雖然未必符合工具理性,但是還是符合價值理性的要求的.不過,德治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第一,可能導致泛道德主義,從而不利於政治和法律的獨立.德治是道德主義的,它以道德掛帥,這就可能導致泛道德主義.在泛道德主義視野下,政治和法律都失去了獨立的地位,從而成為了道德的婢女.第二,德治總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從而具有非民主的因素.徐復觀認為儒家政治思想最大的問題在於總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來考慮政治問題,而這是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做法相反的.第三,忽略了公民美德的培養.德治下的臣民是消極的,而法治下的公民則是積極的.消極的臣民導致現代公民美德付之闕如,而公民美德,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是法治的內驅力和構成要件.第四,忽視了制度建設.德治是理想主義的,它對人性給予了過高的估計,認為統治者可以通過道德修養而自我約束.德治不強調權力的制約,它只是要求權力掌握在有德行的人手中.因此,德治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來約束統治者尤其是最高統治者的權力.第五,德治在穩定性問題上是失敗的.德治把希望建立在聖君賢相的基礎之上,但是,這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歷史上大量出現的是昏君,暴君和姦相.即便出現了個別聖君,也逃脫不了"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宿命.因此,穩定性問題就成了德治的"阿奇流斯之踵".
徐復觀的法治觀
徐復觀認識到,儒家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德治雖然有著崇高的境界和理想,但是它在古典中國是難以實現的.原因在於它缺少了一個建構原則,而現代社會行之有效的法治就是這么一個原則.法治可以分為三個要件:精神要件,實體要件和形式要件:
法治的精神要件.法治的字面意思就是法律的統治,其核心是法律至上.法治不但是一種理念,還是一種制度.一項制度的實行需要公民具備相應的穩定的心態,這就是法治的精神要件.在徐復觀看來,法家的所謂"法"是嚴刑峻法,因而是惡法,這與現代法治所追求的良法之治是有差距的.善法,惡法的標准在於是否符合道德.憲法本身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化,故而它應該居於一種最高的地位.權利文化是法治的一個基礎,所以徐復觀認為若缺乏個體權利的自覺則法治難以實現.執政黨必須在憲法之下活動,否則就是非法.所以,徐復觀把法律的統治的觀念,法律至上的觀念,良法之治的觀念和權利文化的觀念看作是法治的精神要件.人們只有具備了上述觀念,法治才能實現.
法治的實體要件.法治的實體要件指的是法治得以有效運轉的原則和制度.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強制性活動,因此,法治就意味著權力制約制度的存在和權力制衡原則的被遵守.在徐復觀看來,憲法規定的對統治者權力的制約可以分為:權力機關的制約,法律規則的制約和社會的制約三種形式.法治意味著政治責任的落實,統治者在享有權力的時候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法治還意味著權利受到了制度的保障.客觀化了的法律可以通過制度的形式有效地捍衛人的權利和自由,未獲保障的權利和自由不是真實的.
法治的形式要件.徐復觀把司法獨立看作是一個最重要的形式要件.除此之外,他還認為法律必須具備下列幾個條件:法律必須是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應當是公開的且確定的因而是可預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尋求法治與德治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