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界改革

Ⅰ 法學界的兩大現象具體是怎麼回事

你說的法學界的兩大現象也就是法學界的兩個現象一個是西政現象，另一個則是南陽現象。
河南省南陽地區出了很多法學家，被法學界成為南陽現象，著名的包括
1、張文顯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鎮平縣人，原吉林大學黨委書記，現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法理學； 2、郝鐵川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鄧州市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曾任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法理學/法律史學；

3、樊崇義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內鄉縣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刑事訴訟法學；

4、楊振山教授（已故），博士生導師，南陽人，曾任中國法學會民法、經濟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主要研究領域：民法學；

5、趙秉志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陽人，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刑法學；

6、周 密教授，河南省鄧州市人，北京大學，主要研究領域：刑法學/法史；

7、付子堂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新野縣人，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法理學；

8、馮 果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鎮平縣人，武漢大學，主要研究領域：民商法； 9、劉海年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唐河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權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信息法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法律史/人權，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

10、侯國雲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陽人，中國政法大學，主要研究領域：刑法學；

11、郝宏奎教授（滿族），博士生導師，南陽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偵查學；

12、王新清教授，博士生導師，河南省新野縣人，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主要研究領域：訴訟法；

13、王軼教授,河南省鎮平縣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主要研究領域：民商法；

14、曹富國教授，河南省唐河縣人，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采購與公共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15、鄭人瑋副教授，法學博士，河南省唐河縣人，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16、李漢軍 教授，漢族，南陽人，1964年8月出生，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中國犯罪學研究會理事。歷任海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海南大學特區法制研究所所長、海南大學法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訴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海南省重點學科訴訟法學科組成員，國家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17、王志祥 南陽人，法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近年來，在《法學家》、《法商研究》、《政治與法律》、《刑法論叢》、《刑法評論》、《法制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40餘篇，編撰（譯）和參與編撰（譯）《歐盟刑事司法協助研究暨相關文獻中英文本》、《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暨相關重要文獻資料》、《「9·11」委員會報告》、《美軍虐囚報告》、《有組織犯罪比較研究》、《外國刑法學概論》、《中國廢止死刑之路》、《英美刑法學》等著作10餘部；

18、喬寶泰 法學家，南陽人。1948年參加國民黨軍隊去台灣，後患病退伍，擔任育達商職工友，嗣任台北市大安區群英里幹事，先後畢業於「中國地方自治函授學校」專修班、政治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中國文化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班，獲台灣第一個三民主義「國家法學博士」學位。後執教中國文化學院，累升教授、總務長、教務長、副院長、院長，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曾當選「國大代表」，1971年列名台灣第9屆「十大傑出青年」。長期從事三民主義理論研究。著有《國父權能劃分學說之研究》、《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中華民國憲法與五五憲草之比較研究》等。

Ⅱ 司法考試改革對法律行業又怎麼的影響

這個改革從08年說到11年，仍然毫無動靜。
按照傳說中的改革模式，改革之內後司法考試一年考兩次，容第一次考理論（相對於現在，會深化對法學理論的考查），第二次考實務（也就是對法律條款和實務的融會貫通），必須兩次都通過才能拿證，對於法學專業學生來說，考試的技術含量提高，難度加大，對於學生的法學專業素養要求會更高。

Ⅲ 沈家本法律改革思想

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 「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1 ] 。

一、融會中西、兼收並蓄: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概述

沈家本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思想,從「法與時轉」、「法與時宜」的觀點出發,他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認為法學研究要結合古今,甄采中西。他說:「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於世?」[2 ]也就是說,學不分新舊中西。這就是他反對門戶之見,對待中西學說的態度:

「今者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朝廷設館,編纂法學諸書,將改弦而更張之矣。乃世之學者,新舊紛,各分門戶,何哉? 夫吾國舊學,自成法系,精微之處,仁至義盡,新學要旨,已在包涵之內,烏可弁髦等視,不復研求。新學往往從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總不

外情理二字。無論舊學新學,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所貴融會而貫通之。保守經常、革除弊俗,舊不俱廢,新亦當參,但期推行盡利,正未可持門戶之見也。」[ 2 ]沈家本還從實踐與理論的關系指出中學「多出於經驗」,西學「多本於學理」,「不明學理,經驗者無以會其通,不習經驗,則學理亦無從證其是。經驗與學理正兩相需也」[ 2 ] 。正是由於中國古代法學與近代法學各有所長,所以法學者應當「保其所有而益其所無。」[ 2 ]正是從這種態度出發,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期間,始終堅持「參考古今,博稽中外」[ 2 ]的修律原則。他既反對數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對門戶之見,一概摒棄西法。他對兩派都提出批評:「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興深明法之原本,不過籍以為炫世之具,幾欲步亦步趨亦趨。而墨守先型者,又鄙薄西人,以為事事不足取。」[2 ]為了使修律能夠符合清末統治階級的需要,沈家本明確提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2 ]

二、仿行西法: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的重心

如前所述,沈家本既反對單純推崇西法;也反對一概摒棄西法。可是在仿效外國和遵循傳統這兩者之間,筆者認為沈氏的態度並不是兩者並重。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沈氏更為強調仿行西法,甚至以「折沖樽俎,模範列強」作為變法的宗旨,以西方法律為標准,把變法修律等同於制定西方化的各種法典。

沈家本生活在19 世紀末,經歷了外國侵略帶來的掠奪和屈辱,目睹了中國因為落後被列強侵略、掠奪,江山殘破,民不聊生的局面,危難的局勢激發了他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強國富民的價值追求,而這種意識和追求又推動了他尋求治國安邦之道。沈氏為了解除內憂外患,拯救國家危亡,當然就推崇西方法制,希望清朝統治者仿效外國,治理國家。不過,沈氏更為偏重仿行西法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首推長期困擾清政府的領事裁判權問題。

所謂「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乃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在強迫中國與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一種司法特權。依照這種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只能由該國領事,或由其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據其本國法律裁判。

作為近代中國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重要標志,領事裁判權使中國的司法主權遭到嚴重破壞,在近代中國,領事裁判權制度是西方列強蓄意踐踏中國主權,通過侵略戰爭,用不平等條約的形式強行建立的。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正式確立於1843 年7 月22 日在香港公布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附則》及隨後簽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規定:英國僑民與華人「倘遇有交涉詞訟,管事官不能勸息。又不能將就,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此事,既得實情,即為秉公定斷,免滋訟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均應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 3 ]這是西方列強在華取得領事裁判權的第一個條約依據,它的訂立,標志著領事裁判權制度在中國的產生。此後,列強接踵而至,疊相效尤。領事裁判權的適用范圍也越來越大,外國領事取得了觀審權、會審權,以及會審公廨中的司法審判權,以致在中國領土上出現了「外人不受中國之刑章,而華人反就外國之裁判」[ 4 ]的奇怪現象。這正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深刻寫照。

領事裁判權不僅破壞了清政府的司法最高主權,也給清政府造成了難以吞咽的苦果。涉外案件由於對中外雙方適用法律、司法管轄都不同,致使民眾生命與財產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沈家本所編《刑案匯覽三編》,特置《中外交涉刑案》一卷,已痛切感受到這種危害。更讓清政府揪心的是,領事裁判權直接危害了清朝統治。由於領事裁判權的存在,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內,清王朝的政治和司法權力管轄不到,就在這所謂的「國中之國」,為那些對清政府不滿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有了一定程度暴露對清朝廷不滿的自由。因此,不受清王朝法權管轄的各口岸租界,特別是上海租界,成了民眾,特別是資產階級鼓吹改良或革命的言論之地。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派、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派,都利用過租界。對資產階級在租界的活動,特別是革命派的反清活動,清王朝既惱火又無可奈何,清王朝封建統治者的這種心境,在著名的1903 年上海蘇報案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5 ] 。

自清政府意識到領事裁判權的嚴重危害後,領事裁判權問題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而在1902 年清政府對外續訂商約時,英、美、日、葡四國又對中國發出了迷人的誘惑,四國聲稱:如果中國能整頓本國法律使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他們即允棄其治外法權,「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以期

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6 ]由此,回收領事裁判權成了沈家本變法修律最重要的動因。誠如沈家本所言:「夫西國首重法權,隨一國之疆域為界限,甲國之人僑寓乙國,即受乙國之裁判,乃獨於中國不受裁判,轉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當幡然變計者也。方今改訂商約,英、美、日、葡四國,均允中國修訂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權,實變法自強之樞紐。臣等奉命考訂法律,恭譯諭旨,原以墨守舊章,授外人以口實,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長駕遠馭之效。」[ 7 ]

強國無術的清政府對列強的誘惑深信不疑,於是慈禧太後頒布了變法上諭:「現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8 ]慈禧的變法上諭以不可違抗的命令限定了沈家本變法修律活動的范圍,把中國法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妥為擬議」,如此修律完全不顧中國的社會狀況,不是以繼承改造中國舊有法律為出發點,無異於把法律的變革等同與法律制度的西方化。所以說沈氏主持的清末變法修律不是中國法律的自行轉變,也沒有把從根本上改造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出發點,而是以收回領事裁判權、維持清政府的統治為目的的。伯爾曼曾就法律革命的論題說過:「法律中大規模的突然變化,即革命性變化,實際上是『不自然的』。」[9 ]總體上而言,沈家本所主持的清末變法修律是中國法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次「不自然的」變革,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的重心亦無疑是仿行西律,移植西法。

三、融會中西:沈家本法律變革思想的合理性證明

沈家本仿行西法的法律變革思想,必須經過充分的論證,才能為統治者所接受,才能真正地付諸具體的條文之中。沈家本要面對他的反對者的質疑:如果移植西方法律,不就是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否定嗎? 對此沈家本的態度是「折衷各國大同之良規,兼乎近世之最新之學說,而仍不戾

乎我國歷世相沿之禮教民情。」[ 10 ] 沈家本論述一項法律變革方案,往往從中國古代的法律入手,追及三代之事,以證明此項變革在古時已有根源,然後概述西方各國對此的法律規定,進而力陳當今法律之弊,最終證明此項法律變革勢在必行。也就是說,沈家本的策略是以中國法律比附西方法律,藉此溝通中西法律,以引入西法。沈家本考證傳統法律的淵源、挖掘中國傳統法律學說中的精義,使之與西方法律在學理上和規范形態上趨於一致,進而把西法的規范變通為中國固有之物。此種措施其立意在於會通中外法律的學理基礎,使外國法律規范易於為中國國民所接受。因此,筆者認為, 「融會中西」是「仿行西法」的論證方式和手段,是為了證明「仿行西法」的合理性。

為了消除法學界內部的門戶之見,沈家本曾列舉大量例子,論證「西法之中,固有與古法相同者」[ 11 ] ,「舉泰西之制,而證之於古」[ 12 ] 。

如法治學說,他指出:法治並不是西方的獨創。《管子》就有:「立法以典民則祥,離法而治則不祥」。又:「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還有:「先王之治國也,使法不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這些都「與今日西人之學說流派頗相近」[ 13 ] 。因此,西方學說中的法治主義,中國古代早已有人持論,只不過宗旨不同罷了。

可見,沈家本的論證方式是在中國傳統中尋找現代化的依據。因此愈是變革,愈是符合自己的傳統。從這種論證方法,我們可以看到沈家本在變革法律中為排除阻力,使自己的建議能被接受而做的努力,並體會到他始終貫徹如一的貫通古今融會中西的變法思想。

可是,沈氏以西法比附中法,在合理之外,又顯得比較牽強。他曾以《周禮》中的「三刺之法」比附西方的陪審制;以漢之讀鞫乃論,唐之宣告犯狀比附西法的刑之宣告;以唐宋時期刑部和大理寺的分工,比附西方行政與司法的許可權劃分。沈家本甚至將把「日本全國新制,萃於《法規大全》一書」,視為是即《周官》、《通典》、《會典》諸書之流亞也。沈家本的這些不成熟乃至錯誤之處,反映出他借古喻今,以期減少修律阻力的良苦用心。

四、傳統與現代化之博弈:沈氏無法解決的難題

如前所述,沈家本的變法修律沒有把從根本上改造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出發點,而是以收回領事裁判權、維持清政府的統治為目的的。他將中國法律的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於是修訂新律「專以模仿列強為宗旨」,顯示出極力仿效西方制度的傾向,卻忽視了中國法律的本土化發展,沒有把法律置於民族利益和社會文化的視野內加以分析。結果就是,他雖然使中國法律具有了近代化的外殼,卻在移植外國法律的過程中中斷了中國法律的傳統性。他所修訂的新法律與傳統的價值觀念格格不入,無法深入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去。

可見,我們在研究沈家本的法律變革思想時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也是沈氏始終探索的一個問題就是:依據什麼樣的標准來改造中國傳統的法律,中國的法律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化這兩者之間的博弈? 沈家本迫於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壓力,又出於對西方法律制度先進性的認識,他認為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標准就是西方法律制度。沈氏眼中的法律現代化是從外國移植來的,而不是在中國本土社會生長出來的。因此,沈家本無法解決的是法律移植與本土資源,法律文本與法律實踐的脫節。雖然全面移植西法,但法律實踐仍按其舊,更有學者認為新法

的好處未得,原來的鄉土社會的「禮俗秩序反面遭到破壞」[ 14 ] 。

然而,法律是深植於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它不是一個完全獨立存在的體系,而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法律的發生、發展與變化無不受制於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這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

在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傳統與現代化始終是一對難解的問題。傳統文化在法制領域雖已喪失了主導地位,但它仍在深層次上影響著現代社會的法意識、法心理、法價值。我們不僅要比較研究外國的法思想、法制度、法文化,也應該充分重視研究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注重回應改造中國現實的需要,西方的法律制度不是現代化的惟一標准。

Ⅳ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Ⅳ 法律改革名詞解釋

法律改革指的是一個國家或社會在其社會的本質屬性與基本的社會制度結構保持相對穩定、現行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質也沒有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整體意義上的法律制度在法律的時代精神、法律的運作體制與框架、具體的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自我創造、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
法律改革的關鍵與核心是法治觀念的確立和法律制度的創新與發展。

Ⅵ 法考改革後，有什麼變化呢

你好！法考改革後的變化如下：

一、考名改革

2018年之前名為「國家統一司法考試」，2018年後改為「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即「司考」變為「法考」。

二、報考條件改革

1、原報考條件：「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學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2、改革後報考條件：

（1）具備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法學類本科學歷並獲得學士及以上學位;

（2）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及以上學位;

（3）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非法學類本科及以上學歷並獲得相應學位且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

三、法考科目改革

原科目為：試卷一、試卷二、試卷三、試卷四;一、二、三卷考客觀選擇題，試卷四考主觀題。每張試卷分值為150分，四卷總分為600分。各卷考試時長均為180分鍾。

考試採用閉卷、筆試方式。試卷一、試卷二、試卷三為機讀式選擇試題，試卷四為筆答式案例分析、法律文書、論述試題。各卷科目為：

試卷一：綜合知識。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法制史、憲法、經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

試卷二：刑事與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試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

試卷四：案例分析、法律文書、論述。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

現科目為：客觀卷一、客觀卷二、主觀題卷。

客觀題考試實行閉卷、計算機化考試方式，試題、答題要求和答題界面均在計算機顯示屏上顯示，應試人員應當使用計算機滑鼠或鍵盤在計算機答題界面上直接作答。

客觀題考試共兩卷。分為試卷一、試卷二，每張試卷100道試題，分值為150分，其中單項選擇題50題、每題1分，多項選擇題和不定項選擇題共50題、每題2分，兩張試卷總分為300分。具體考查科目為：

試卷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中國法律史、國際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試卷二：民法、知識產權法、商法、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

主觀題試卷：9:00—13:00，考試時間240分鍾。

主觀題考試為一卷，實行計算機化考試。包括案例分析題、法律文書題、論述題等題型，分值為180分。具體考查科目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

主觀題考試設置選作題的，應試人員可選擇其一作答。

四、法考時間改革

原考試時間：僅一個批次，考兩天，時間為9月的第3個周六、周日。

試卷一：周六 上午08：30—11：30，考試時間180分鍾。

試卷二：周六 下午14：00—17：00，考試時間180分鍾。

試卷三：周日 上午08：30—11：30，考試時間180分鍾。

試卷四：周日 下午14：00—17：30，考試時間210分鍾。

現考試時間：客觀題分兩個批次，也就是兩天。2020年考試時間為10月31日和11月1日

第1批次考試時間：

試卷一：9:00—12:00，考試時間180分鍾。

試卷二：14:30—17:30，考試時間180分鍾。

第2批次考試時間：

試卷一：9:00—12:00，考試時間180分鍾。

試卷二：14:30—17:30，考試時間180分鍾。

主觀題考試時間為11月28日 9:00—13:00，考試時間240分鍾。

五、法考查分改革

改革前：在考完的第二天上午公布真題，過3~4天公布真題答案，考完一周左右對真題答案提出異議，考後兩個月左右公布成績。分數線另外公布。

改革後：現在是客觀題捲成績考後一周左右公布，同時公布分數線;主觀題卷是考試下一個月底公布成績及分數線;二者均無真題。

以上是中公法考整理的解答，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Ⅶ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Ⅷ 請問一下中國現在法學界的權威和領軍人都有那些

中國著名法學家大全——《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法學理論
張文顯 朱蘇力 賀衛方 葛洪義 舒國瀅 沈宗靈 孫笑俠 卓澤淵 李步雲 劉作翔 付子堂 孫國華 信春鷹 郭道暉 郝鐵川 呂世倫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龍 劉瀚 謝暉

法律史
曾憲義 張晉藩 武樹臣 何勤華 陳盛清 范忠信 邱遠猷 吳建璠 楊一凡 楊永華 俞榮根 韓延龍 懷效鋒 霍存福 劉海年 倪正茂 高恆 蒲堅 朱勇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周葉中 許崇德 韓大元 胡建淼 胡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羅豪才 馬懷德 陳雲生 方世榮 張慶福 張樹義 莫紀宏 浦增元 童之偉 王名揚 王叔文 吳家麟 肖蔚雲 楊海坤 袁曙宏 張光博 朱維究

刑法學
高銘暄 馬克昌 趙秉志 張明楷 陳明華 陳興良 曹子丹 儲槐植 顧肖榮 何秉松 梁華仁 羅大華 歐陽濤 曲新久 阮齊林 蘇惠漁 康樹華 張智輝 周道鸞 盧建平 王作富 何鵬 姜偉 孫謙

民商法學
江平 梁慧星 吳漢東 王利明 孫憲忠 王衛國 趙旭東 鄭成思 魏振瀛 崔建遠 劉春田 劉凱湘 石少俠 司玉琢 覃有土 顧功耘 郭明瑞 龍翼飛 吳煥寧 夏吟蘭 徐學鹿 楊大文 楊立新 楊振山 馬俊駒 沈四寶 巫昌禎 關懷 范健 尹田

訴訟法學
江偉 陳光中 徐靜村 樊崇義 龍宗智 陳瑞華 陳衛東 卞建林 陳桂明 顧培東 景漢朝 劉家興 沈達明 宋英輝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亞新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譚兵 李浩 常怡 嚴端 崔敏

經濟法學
楊紫烜 李昌麒 劉隆亨 劉文華 漆多俊 邵建東 史際春 徐傑 張守文 種明釗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呂忠梅

國際法學
韓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勁松 陳安 董立坤 龔韌刃 黃進 李雙元 劉楠來 饒戈平 芮沐 張乃根 周忠海

軍事法學
叢文勝 顧德欣 李昂 圖們 張建田

世紀之交的中國法學家流派
（一）紅派 所謂紅派法學家，就是學術上走紅，學術理論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政治上得到寬容，三十來歲就能當上博導的一批法學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利明、趙秉志、陳興良，北京大學的武樹臣，武漢大學的黃進，等等。
（二）黃派 所謂黃派法學家，就是能將法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極有價值的改革建議，從而有力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司法體制改革的的法學家。他們善於聯系實際，善於運用法學原理進行現實批判，關注民生，力主改革。他們不僅著述豐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們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黃金般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主要觀點和主要主張。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中國法學》雜志社的郭道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謂紫派法學家，是指那些比紅派法學家更多一層紅色的法學家。
紫派法學家的特點是，參與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對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論常從較正統的角度進行解釋、論證和宣傳。在他們身上往往環繞著一層紫色光環。他們在政治上頗受重視，經常參與重要法律的起草；他們在學術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導、會長、理事長等等的學術職務，全國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們主持編寫。 紫派法學家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對於別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評態度，而他們的批評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評為主，以學術批評為輔。一九九六年的所謂「曉南風波」正是這一特點的重要表現。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學家是張光博。 張光博是大連海事大學經濟法律學院教授，主攻憲法學和法理學。
（四）灰派（經院派） 所謂灰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埋頭於學術研究，不太關心現實生活，較少進行現實批判，不提具體改革建議的法學家。他們在法學界很出名，但在法學界之外的知名度明顯不如黃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藍派和綠派。 灰派法學家學術功底深厚，著述甚豐。他們雖然迴避現實政治問題，但他們的學術成果往往成為紅派人物和黃派人物的學術依據。 北京大學的龔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一書中，就認真地論述過法治和法制的區別，但由於他沒有聯系中國的實際進行現實批判，所以就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灰派與黃派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此。 灰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學的龔祥瑞，張國華，沈宗靈，趙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藍派 所謂藍派法學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張充分開放、充分借鑒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學的法學家。走向藍天和大海是藍派的基本特點。

藍派法學家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躍，思路開闊。他們傾心於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對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們大多出生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與紅派法學家是同齡人。與紅派不同的是，他們一般不考慮在學術界的社會地位問題，不重視博士、博導等頭銜。與紅派相同的是，他們一般也不進行太多的現實批判。

藍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學的張中秋，蘇州大學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張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法律與經濟——傳統中國經濟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釋》，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同時具有多種色彩的法學家。 彩派法學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師范大學的公丕祥，吉林大學的張文顯，南京大學的范建，華東政法學院的曹建明，蘇州大學的楊海坤，杭州大學的胡建淼，中共中央黨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學家不僅學術成果豐富，而且學術組織能力十分突出，社會交往面十分寬廣。他們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對所有的學派皆能寬容，也為所有的學派所寬容。因此，他們總是五彩繽紛的。在他們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紅派可以看到紅，紫派可以看到紫，藍派可以看到藍，灰派可以看到灰，黃派可以看到黃，白派可以看到白，霧派可以看到霧，綠派可以看到綠。 彩派與紅派大體上也是同齡人，學術地位略次於紅派，政治地位卻強於紅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領導職務，不是校長，就是院長，至少也是個副院長什麼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認為是主張全盤西化，在法學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上犯過嚴重錯誤的法學家。近年來，他們很少發表論文或出版論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眾出版社的於浩成，北京大學的袁紅兵，中國政法大學的陳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學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點有二：其一是頭腦一片空白，在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們的課堂上，沒有任何屬於他們自己的觀點和理論，更沒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見和主張；其二是以**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銀子不賺白不賺，賺了不白賺，學術、學位、職稱等等，無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論，白派法學家在普及法律知識方面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九）霧派（變色派） 所謂變色派，就是無一定色彩，隨著氣候的變化而變化的法學家流派。該派就象水蒸汽一樣，一會兒灰色，一會兒白色，一會兒黑色，一會兒藍色，一會兒發紅光，一會兒五彩繽紛，什麼時髦他們就變成什麼。他們和彩派的區別是，彩派在任何時候都是五彩繽紛的，霧派只在極少的時候才是多彩的。霧派除了在不同的時候製造不同的聲勢以外，對法學研究和改革事業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理論貢獻。 霧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終有實質性區別。白派的目的是經濟，霧派的目的在於政治。

（十）綠派 綠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該派法學家就象綠草一樣，一方面生機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學界重視。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學的劉星（一正），江蘇省行政學院的劉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點是，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一律採取超越的態度，不屑於參加各種「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討論和爭論。

他們在學術上的追求是：哪裡有荒漠，就向哪裡挺進；哪裡有廢墟，就在哪裡紮根。他們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學界很受冷遇，被認為無足輕重。中國權威的法學刊物從來不發表他們的文章。

Ⅸ 清朝末年法律改革有哪些

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重視法理學研究 清朝末年,為了適應改革法制的時代需要,沈家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視法學研究。他把法理學研究看成是法律工作的先導。要明法必須先要明理,而明理的重要途徑就是提倡法理學研究。沈家本認識到近代各國法律著作浩如煙海,在龐雜的法律著作面前,法學家只有「會而通之」,才能做到「折衷而歸一」,尋找到切中時弊的葯方。 沈家本不僅從司法實踐和法制改革方面強調法理學研究的重要性,還通過法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來說明恢復和發展法理學的必要性。法理學從戰國時期最為發達到清朝法學逐漸衰落。尤其是清代,清代名卿紀昀(曉嵐)所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僅所收法律書目甚少。持法名公巨卿尚且視法學為無足輕重,其餘小吏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沈家本認為,及時恢復和發展法學,在清朝末年尤為必要。沈家本已經覺察到,法律和法學發達與否,與政治關系極大。法學盛衰與政治的關系表現在兩方面: 一、「法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法學盛衰即使不能必然導致政治盛衰,也能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二、沈家本意識到,在法律與政治的關系中,主導因素仍然是政治。政治腐敗,就會產生「有法而不守,有學而不用」的現象。歷史上法學繁盛時期,都是與統治者重視法律、提倡法學分不開的。為了推動法學的發展,沈家本極力主張恢復律博士這一官職。沈家本渴望法理學能夠在中國由衰而盛,他把希望寄託在清政府的所謂「憲政」上。 沈家本對於法律的概念進行了探討，但是他沒能說明法的產生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他不僅從表現形式方面探討了法律的概念，而且極為重視法的內容與作用。認為治理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而且實行法治要以仁道為宗旨。他種思想明顯是與「惡法優於無法」的論調有別的。他的法權統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主義等級特權觀念，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而且認識到不應以法律泄私憤，這是很難能可貴的。他和許多儒家賢哲一樣，也十分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教養為主，懲治為輔。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執法的問題，持平執法，不僅會彌補惡法，而且也會使社會安定。而這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取決於執法者。所以他很重視法律人才的培養。 二、確立中西結合的修律思想 沈家本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期間,始終堅持「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修律原則。他既反對數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對門戶之見,一概摒棄西法。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積極學習西方法學理論和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因此,日本法學界也是「名流輩出,著述日富」。沈家本以此說明西方法學確有可學之處。沈家本提出法學研究要結合古今,甄采中西。 為了使修律能夠符合清末統治階級的需要,沈家本明確提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他反對重型酷刑，而且在他的堅持下，它們也在大清律中被廢除了。對於在菜市場上執行死刑，他也極為憤慨，認為它是對於社會沒有好處的。罪刑相宜，，罪刑法定，反對比附，這些在今天的法律中也都得到了體現，這說明他的思想在當時之先進與正確。改良監獄，認為應該是感化人，而不是單純的懲罰，改造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近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法律觀的影響,繼承了中國古代德主刑輔、以仁統法的法律思想,對封建末期極端專制主義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觀點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對近代中國法學和法律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由沈家本負責修訂的新法,雖然由於「禮教」派反對而大多數沒有被頒布實施,但他在法學上的建樹是應當肯定的。

Ⅹ 當代法律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一、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論背景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危機之中。具體表現為:政治上，民眾公共需求的不斷增強與政府的軟弱無主動形成了鮮明對比，政治冷漠與政治沖突並存;經濟上，政府對社會的全面干預造成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巨額財政赤字;社會方面，吸毒、犯罪、失業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政府在這些問題面前幾乎束手無策，社會整合程度大大降低。所有這些都呼求人們對政府的角色和職能進行反思，要求政府對自身行為方式進行重大調整。豍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的政府治理理論和模式應運而生。它主張將政府治理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將私人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經驗引入公共部門，通過組織與管理的再造來提升政府的服務品質，從而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
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許多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相繼進行了政府改革運動，並將其作為行政革新的主導性思想之一。哈佛大學的卡馬克對世界上123個國家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研究發現，80%的國家進行了公共管理改革，如表所示:
表1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
如上可見，新公共管理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公共管理起源於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並逐步擴及到其他西方國家。
二、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實踐
(一)西方政府體制內的改革實踐
1.轉變政府職能，決策與執行分開。在新公共管理理論思潮的影響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於1998年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幾步》改革方案，到1995年英國中央政府各部門的執行機構已經達到97個，在執行機構工作的公務員已經達到27.7萬人。豎荷蘭中央政府於1990年發起了「大效率」的改革，促使政府執行事務進一步自主化。與歐洲國家相比較，紐西蘭執行機構化的改革較為徹底且成效顯著。機構改革後，紐西蘭中央政府有17個政策部、11個提供服務的部門，還有3個部門兼有政策和服務兩種職能。豏
2.精簡機構和人員，改革公務員制度。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對傳統文官制度進行了改革，包括調整文官的管理機構、削減管理人員，廢除不必要的管理法規、放鬆管制及改革職位分類制度和工資制度等。1979年上台執政的撒切爾夫人對文官制度也進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主要是精簡文官隊伍，向非特權化方向發展。總之，西方各國政府在精簡機構，減少公務員數目上都取得了顯著地成效。英國中央機關公務員1979年為75.2萬人，到1974年減到53.3萬人;紐西蘭由1984年的8.8萬人，減到1998年的3.3萬人;澳大利亞從1990年至1997年，公務員減少25.7萬人;美國從1993年至2000年聯邦政府裁員27萬餘人。豐此外，為提高公務員的政治回應性，各國也相應設置了公務員系列。1981年加拿大設立了高級公務員之後，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也設立了高級公務員系列，英國於1996年也創立了高級公務員的組織層次。
3.放鬆規制，健全政府內部運行機制。放鬆規制是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個主要特徵，也成為西方各國所倡導的行政改革的主題之一。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下，西方各國掀起了以放鬆規制，健全政府內部運行機制為基本取向的內部管理改革運動。1998年3月，美國各聯邦機構刪除了大約64萬頁的內部規制，刪除了大量聯邦規制，縮小了審批事項的管理范圍。日本政府從1977-1994年進行了十多次大小不等的放鬆規制的改革，進一步減少了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發揮了市場的調節作用。澳大利亞政府於1985年在放鬆規制方面也採取了措施:下放審批許可權;廢除失效的、過時的審批條例;明確界定不同行政層級的條例審批許可權。
4.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實現分權與權力下放。在新公共管理運動影響下，1982年法國進行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的大調整，這一改革主要內容集中於擴大地方政府的權力。如1984年轉交了交通運輸、社會活動和司法等方面的許可權，1985年轉交了教育、文化和環保等方面的許可權。豑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一步加大了地方分權的力度。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執政時期，推行分權化改革，實行「新聯邦主義」，並公開宣布將權力、資金和責任轉向人民。
5.借鑒和引入企業管理方法和技術。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下，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借鑒和引入私營企業的管理方法和技術，如紐西蘭在1988年開始推行「政府部門法案」為藍本的改革;加拿大於1990年發表題為「加拿大公共服務2000」的政府改革指導性綱領;美國於1993年成立「國家績效評估委員會」。這些改革都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即發揮市場機制在公共服務領域中的作用，積極借鑒私營管理的技術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豒
(二)西方政府體制外的改革實踐
1.調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營建政企間的夥伴關系。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普遍調整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具體來說，調整政企關系，實現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途徑主要有:推行私有化、公私合作等形式。1979年，英國撒切爾政府在調整經濟政策、民營化、公共服務承包等為內容的政府改革時，採取國有企業私有化形式，並鼓勵公私競爭。1979年美國聯邦政府新政部門用於向承包商購買公共服務的經費是230億美元，到1989年則為480億美元。豓 2.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20世紀90年代美國總統柯林頓倡導的「再造政府」運動的原則，就是建立「社區服務」，即授權社區居民直接參與社區相關的教育、衛生等公共事務的決策權與參與權，擴大社區在提供服務與管理上的作用。此外，西方國家非營利組織作為社會的第三部門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它在彌補市場失靈及政府能力不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務市場化推進了社區、非營利性機構在參與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過程中與政府的互動關系，促使政府角色由「劃槳」轉向「掌舵」。
3.密切政府與公眾的聯系，營造「顧客導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職責就是根據「顧客」的需求提供優質服務，以顧客驅動機制增強政府的回應性，以滿足社會公民多樣化的需求。英國撒切爾政府時期提出了公眾是顧客，政府為顧客服務的原則，梅傑政府時期進一步提出「顧客導向」的觀點，並以憲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服務的內容、標准、責任等公之於眾，要求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開展了「重塑政府運動」，提出了「顧客導向」的原則，並力求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此外，紐西蘭、澳大利亞、德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家在行政改革過程中也都相應提出了「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
三、對我國政府改革的啟示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的一場以新公共管理為導向的政府改革浪潮，這股浪潮最終演變為一種國際性趨勢，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供了示範效應。調整政府職能結構，最大限度發揮和提升政府能力以求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成為各國政府改革的共同願景。理論思想是沒有國界之分的，西方國家改革的實踐給我國行政改革提供了啟示和借鑒。
1.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思想觀念的轉變是推行政府改革的前提和基礎。理論思想的醞釀成熟為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當今時代，傳統的行政管理理念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政府必須打破傳統的管理模式，借鑒和引進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樹立以人為本、顧客至上的執政理念。
2.強化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府順利實施改革的保障。我國是一個法治化國家，眾所周知，法治化之下的政府權力是有限權力。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這樣認為，公共權力具有對價值的稀缺資源進行權威分配的功能。然而，我國政府及其公職人員實施的公共權力「實質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過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來自於政府，但直接決定誰享有公共利益的則是政府的公職人員。」艷從西方政府改革的實踐中可以看出，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以及紐西蘭等國家在改革實踐中紛紛推出了相關法律作為推行改革的保障，在法律的護航下，西方政府改革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因此，在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過程中必須有完善的法律為依託。
3.重組流程，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是政府改革的出發點。新公共管理主張建立「企業家型政府」，西方政府在實踐中也體現了這一理念，就管理方式上而言，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借鑒和引入私營企業的管理方法和技術，對政府管理方式進行重新整合即政務流程再造，電子政務的推行則是提高效率的集中體現，也是政府管理領域的一種新趨勢。因此，我國在建設服務型政府過程中應積極推行電子政務，通過服務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
4.找準定位，轉變職能。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轉變行政職能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和關鍵。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政府改革逐漸對政府進行了角色的重新定位，放鬆政府管制。比如英、美、法日、瑞典等國政府陸續放鬆了對航空、鐵路、能源、電信、銀行等行業的管制，實行政府職能市場化、公共服務社會化，尋求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的均衡點。我國在政府改革過程中也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重心，將政府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場去做，政府要無為而治;將那些需要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治理的事情，政府應有所作為，要建立起多元互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