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人本位

㈠ 從民法上權利本位立法到權利本位立法的過程,體現了怎樣的民事立法精神和價值取向急啊,哪位可以講下

你是說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吧?

㈡ 人民在立法中有怎樣的地位

立法，是指一定的國家機關依法制定、修改、廢止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民主立內法是我國立法的基本原則容，所以立法應當「開門立法」，傾聽人民的呼聲，徵求人民的意見，真正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確認和保障人民的利益；應當通過法律規定，保障人民通過各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使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具有開放性和透明度，立法過程中要堅持群眾路線。

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通過選舉人民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自己行使各項權力。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最主要的立法主體。

然而近年來，我們的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會議上，不斷爆出「女性家務勞動工資化」、「醫改成功是人民的悲劇」之類一個又一個「另類提案」或稱「雷人提案」，引起全社會一片噓聲。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這些提案代表了誰？提案者還是不是人民的代表？人大代表在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時，要充分聽取人民的意見，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體現人民群眾的訴求，使所立之法是真正的人民之法。這是人民立法主體地位的根本保證，是法為「良法」的根本保證，也是法律得以實施的前提。

㈢ 民法為什麼是權利本位法

正文民法從來就是而且只能是權利本位 摘要：民法本位問題是民法哲學的首要問題和基礎問題。概括起來，存在三種角度與模式：從民法的主體觀察，主張民法的個體本位論或社會本位論；從民法的內容觀察，權利義務是其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有民法權利本位與義務之爭；從權利與權力的關系角度分析，則存在權利本位或權力本位之說。因此權利——權力關系是民法本位研究的核心。 關鍵詞：民法本位；古代民法；義務本位；社會本位
一、關於學界民法本位之界定
何謂民法本位？學界觀點不一。梁慧星先生認為，民法的本位即民法的基本理念，亦即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基本任務或曰民法以何者為中心，民法基本理念之演進可分為三個時期：義務本位時期、權利本位時期、社會本位時期［1］。李錫鶴先生認為，所謂法律的本位問題，其實是指法律的直接依據即立法理由：法律根據何種理由而立？或者說，由何種觀念派生［2］？李開國先生認為,權利本位抑或義務本位是在處理權利義務關系時比民法本位(即社會本位或個人本位)下一位的問題，因此他主張民法應以個人為本位而不提社會本位［4］。龍衛球先生認為，民法應當以權利為本位，並認為現代民法是以個人為本位，這是由民法的維護私人利益的目的所決定的，是民法賴以立足的基石［3］。
以上學說皆認為民法本位是民法的立足點、根本出發點、基本立場。但民法本位觀說法不一，乃是由於觀察角度分析模式不同。
二、權利—權力的分析模式應是民法本位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式
民法作為統一法體系中相對獨立的法部門，其本位是民法的指歸、重心、根本立場、根本地位。喪失了本位，民法則失去了在統一法體系中存在的基礎。因此，研究民法本位必然要求我們將民法置於統一法體系中考察其基本立場和定位。民法得以獨立的現實生活基礎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區分與對立。因此權利——權力關系是民法本位研究的核心。從法律關系的內容上分析，法律本位存在權利——義務、權利——權力、權力——權力三種分析模式。其中，權力——權力的分析模式與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相違背，不可能採用權力——權力模式分析民法本位。法權關系的基本內容表現為權利義務關系，權利義務關系問題是民法的基本問題。但是，在私法范圍內，權利義務關系是而且僅僅是權利——權利關系的外化形式，故在權利義務關系中講權利本位同講義務本位內容完全相同，因而沒有以哪一個為本位的問題。在我國法律生活和法學研究中的權利本位說，從形式上看是在權利與義務關系的范圍內針對義務本位提出來，而實質上卻是在權利與權力關系的范圍內針對權力本位展開的。以權利為主導的權利——義務關系模式，其現實形態是社會個體主動行使權利，國家機關被動行使對應的權力(職權)。以權力為主導的權力——義務關系模式，其現實形態是國家機關主動行使權力，社會個體被動履行義務，以履行有關義務為代價來換取與這些義務相對應的權利的實現。當前學界權利本位論者所主張的是權以利為重心處理權利——權力關系。權利本位論者所針對和否定的實際上是以權力為主導處理權利——權力關系。因此，綜上所述，在學界對民法本位的種種分析模式中，權利與權力的分析模式應是民法本位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式。運用權利——權力模式分析民法本位，其結果或為權利本位或為權力本位。
三、古代民法義務本位觀之反思
古代民法義務本位說的經典表述見於梁慧星先生的《民法總論》，其文是；「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研究古代法，認為社會之進步，有其不移之軌跡。其初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局限於家族，各成員均有其特定身份，而整個社會秩序，即以此身份關系為基礎。故不論在經濟政治或社會方面，均以家族為單位，個人不具有獨立地位，從而亦不能有其獨立意思之表達。此種以身份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的法律，稱為義務本位的法律。法律的基本觀念，在於使個人盡其特定身份上之義務，是謂義務本位之法律」［1］。
古代民法的存在是討論古代民法義務本位的前提。從上述論述中，我們看到：梁先生分析的對象是古代法律而非古代民法。何謂古代民法？民法分為形式民法和實質民法，古代社會沒有形式民法，但存在實質民法。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此標准對古代民法亦然。如不按此標准則將導致民法概念及體繫上的混亂。古代社會等級森嚴，但是法律主體之間也存在平等的交易關系（只是法律上的主體單位是家族而不是個人）。古代民法的調整范圍與近代民法相比較，古代民法的調整范圍小很多。其原因是在古代等級社會中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很少。梅因在考察了古代法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判斷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只要觀察民法刑法在該國法律中的比例和地位。梅因在《古代法》中認為民法的調整范圍存在由小到大的歷史進程。不難看出，梅因先生也是認可並堅持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標准。本文認為，既然古代民法與近代民法的性質相同，近代民法權利本位已被公認，為何古代民法是截然相對的義務本位（權力本位）？其實，古代民法與近代民法一樣皆為權利本位，只是在統一法體系中兩者的調整范圍和地位有天壤之別。近代民法在近代法律體系中不僅成為獨立的法部門而且取得了基礎性地位，古代民法則夾雜於刑法、行政法的洪流中。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古代民法義務本位觀混淆了古代法律與古代民法，其觀點不成立。根據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標准，古代民法是權利本位。
四、現代民法社會本位觀之評析
19世紀中期以後，現代社會出現了各種社會問題。經濟方面出現了壟斷，出現勞資對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立。社會方面，貧富分化嚴重，自然環境惡化，人與自然間的矛盾加劇。解決這些問題，要求國家加強對經濟的干預。法律制度特別是民法制度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從注重民法制度的安定性向注重民法制度的妥當性轉化。它表現為由極端尊重個人自由變為重視社會公共福利。法律加強了對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保護，民法也更多地體現為對社會利益的平衡。梁慧星先生認為：「為使社會共同生活之增進，法律即強使負擔特定之義務，限制或剝奪其權利，是謂之社會本位之法制」［1］。由此可見，民法的社會本位觀，指的是民事立法中為了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突出對社會利益的考慮,對個人權利進行限制，更多地體現社會利益平衡的民法本位觀。
民法社會本位缺乏邏輯支點。在權利——權力的分析模式中，民法本位或為權利本位或為權力本位。由權利體現的個體利益是同由權力體現的公共利益(其法律表現是國家利益)相對稱、相對立的。從主體上看，與權利本位和權力本位相對應的個人本位和國家本位。而社會本身並非一個獨立的人格，無從享受利益。 因此，社會本位論在邏輯上是沒有根基的。對個人權利進行限制、更多地體現社會利益的民法社會本位的實質就是強調國家權力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干預。無須遮掩，社會本位實質就是權力本位。可見，社會本位的提法模糊了其實質，也缺乏邏輯。最為重要的是，社會本位（實質為權力本位）與民法的根本性質相違背。將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是近代的事，發生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分離後。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具有重大意義：在私法領域提倡私法自治，非有正當理由和正當程序國家權力原則上不直接干預；在法治國家，公法之設，目的在於保護私權。因此，法學家基爾克說過，公法和私法的區別是今日整個法秩序的基礎［1］。民法是私法。它以調整私人利益為第一要義，這必然要求其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即以個人利益為行為依據。其根本目的在於促進人的自由和私權的發展。它既要求公權力的消積保護，但對於權力始終懷抱著高度的警惕，以保護市民利益不受國家的過度干預。將民法定為社會本位（實質為權力本位）勢必導致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萎縮與喪失，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難以實現，民法也將扭曲甚至蛻變。中國有長達數千年的權力本位傳統，個人觀念、權利觀念、自由觀念本十分淡薄。加之在建國後民主法制建設走過一段彎路，片面強調國家、社會利益，社會尚公法而輕私法。有學者指出，民法的社會本位觀（實質為權力本位），不利於國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不符合我國的國情［4］。從歷史上看，《魏瑪憲法》所規定的所有權負擔義務，恰為後來的納粹政權上台後肆意剝奪私人財產，提供了憲法依據，此教訓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參考文獻：［1］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46.
［2］李錫鶴.民法哲學論稿［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75-78.
［3］龍衛球,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54.［4］彭熙海.民法的社會本位觀［J］.求索,2004,(8):59-62.

㈣ 立法者與人民的關系是什麼

在民主國家，立法者是人民自由自願選舉出來的。

在極權國家，立法者是掌握槍桿子的人委派的法律打手。

在古代中國，立法者是效法天地規則，代上天確立人類規則的人。

㈤ 法律的本位是什麼

法律的本位，是指法律的基本觀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基本任務，現代社會內的主容流思想是權利本位主義。

權利本位指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中，公民權利是決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之間，權利是決定性的，起主導作用的。「權利本位」概括地表達了以權利為本位的法律制度的特徵。

(5)立法人本位擴展閱讀：

權力本位特徵特徵

1、社會成員皆為權利主體。沒有人因為性別、種族、語言、宗教信仰等特殊情況而被剝奪權利主體的資格，或在基本權利的分配上受歧視

2、在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中，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法律設定義務的目的在於保障權利的實現；權利是第一性的因素，義務是第二性的因素，權利是義務存在的依據和意義

3、權利主體在行使權利時，只受法律所規定的限制，這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他人的權利給予應有的承認、尊重和保護

㈥ 民國時期民商法中的社會本位原則，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說明下和國家本位，個人本位有什麼區別，

國民政府民事立法社會本位指導原則

社會本位觀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對傳統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現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對無限財產制限制的主張；對契約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張；無過失責任及嚴格責任思想的確立，等等。

1.限制個人財產權的指導原則

保護財產的私人所有權不僅是社會對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會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務，只是在時代的發展中，人們對財產權保護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時期那樣的絕對化，而是認為財產所有權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應當具有社會性。基於這樣的思想，十九世紀晚期各國民商法對所有權設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權利的行使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禁止權利的濫用。在美國，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最大限度地放任獲取和使用財產，那麼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它的范圍開始逐漸縮小了。一個法理學家在這一情況時說：「過去，財產價值高，人的價值低，現在，財產的價值低了，而人的價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紀，美國的法院傾向於適用禁止權利濫用的原則，傾向於對財產權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會的方式使用財產。在這段時期，尊重公共利益，增進社會福祉，被強調為所有權行使的指導原則。

中國民商法對所有權進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說明中有較為明確的體現。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說：「我們通常所說的所有權，乃物權的一種」，「但所有權固該尊重，而為社會一般公益起見，法律上也應同時予以相當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護各個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於為社會的安全，而不是純粹為個人的安全。所以個人的利益，必定置諸社會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權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圍之內，便是所有權亦須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說明中立法者就物權所應受到的限制以土地為例進一步說明道：對於土地所有權，「如果漫無限制，也會損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無礙於其所有權的行使時，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對於因為公益事業而為之對私人土地所有權的損害，立法者解釋說：「土地所有人對於他人直接間接之動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業大興以後，事實上便無法完全維持此種私權了。如煤氣、蒸氣、臭氧、煙氣、灰屑、喧囂、振動等等。」又如裝置電線佔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權，鋪設地下水管佔了土地私有權的地下權，建立公共設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雜草、樹枝，尋找並請求索還遺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絕、干涉和阻礙。不僅如此，立法者還主張對所有權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都要採取積極干預的措施。在立法者看來，對土地所有權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兩層意義：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為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第二，積極地通過限制和干預，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總之，南京國民政府物權法的制定，「是根據黨義，以社會利益為生，採取各國法理之長。」

2.防止契約自由濫用的指導原則

契約理念的變化是這一時期民法發展變化的最顯著的表現。有人撰文描述這種現象時說：「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事實上，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契約在西方社會沒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對社會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著眼點方面的私人商業活動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經濟主體對普通的商業活動及其私有權利仍不受拘束，締結契約時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學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書中強調，契約法龐大復雜，並未死亡，不能對契約中的某些缺點加以攻擊，就認為契約法已經完結。「20世紀以來，法學界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不再過分強調契約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這一變化被描述為「從契約到身份」。契約自由原則，是自由競爭時期市場經濟必然產物和本質特徵，它反映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經濟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這一時期里民商法對契約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現為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它帶來的結果是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於市場的不完全性，一方面，無限制的契約自由給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帶來一些損害，(法學家們對這些現象的思考導致了類似於《德國民法典》中第138條、第242條、第126—129條等條款的出現)，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受到失業威脅的工人來說，「契約自由」無異於一種為擺脫飢餓而出賣權利、自由的委婉辭令。由於經濟主體在經濟實力方面的巨大懸殊，所謂的完全「自由」的契約在經濟生活中已經給人們的權利帶來諸多的損害，伴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締約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眾對工業社會的種種弊端產生了強烈的反應。契約自由雖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但已經不是從前的狀況，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對契約的某些條款加以明確的限制規定，舍棄契約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實上的契約關系」作為判決的依據，國家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對契約的自由從形式到內容加以限制。在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則也同樣規定：「契約自由，不得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化。」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漢民在立法院講述《民法債篇的精神》，作為立法者對民法債篇的解釋。其解釋「系完全依據總理三民主義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護」，，胡漢民解釋說，「蓋以」「債權」二字，意為專指保護債權人」，胡漢民認為「債務人常處於經濟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專為保護債權人，斯為霸道」，因此《民法債篇》不採用一般所慣用的「債權篇」，而用「債篇」為名。在立法說明中胡漢民列舉了僱傭、租賃、贈與、著作權合同等幾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對於私人契約行為進行干預的必要性。例如租賃一事，「在許多國的都市都無不拚命保護所有權人，把所有權看得神聖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經濟上的弱者，如此卻逼到他弱而又弱。現在我們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規定，買賣契約不能破壞租賃契約，這已是所以保護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賃物如遇損害，如被火燒，必須承租人有重大過失時，才對於出租人負賠償之責；倘不管他有無過失，租賃物一有損害，即須賠償，那就不王道了。」對於土地的租賃契約，立法者基於國民黨「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所採取的也是這樣的主張：「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減少全無時，可以請求減少或免除租金」，並且明確主張「這種租金減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從而避免耕地承租人無知地拋棄此種權利。3.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指導原則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思想較典型地體現出其社會本位的特點。立法者在《民法債篇的精神》中說明道：「如因故意過失而予人以損害時，照理應由加害人負賠償之責，但有時損害的發生和擴大，被害人也有相當的過失，那就不能專歸責加害人了。」「又如債權者對於債務者的行為，認為有妨害其債權時，得請求對於此種行為加以制止，此為保護債權者一方面的，但有時債務者雖有過失，致發生對方的損害，而其事件於債務者本身並無利益，那就不能專責債務者怎樣賠償了。」基於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張在司法實踐中如遇到類似的案例應採取這樣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減輕或免除加害者、債務人賠償或處分，而並不一味以壓迫債務者為能事。「普通債務者負了債，照理是應依契約按價償還的，但有時債務者沒有依照契約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的失卻，事實上以不是故意的過失，那麼，法官也可斟酌其經濟情況，於不甚損害債權人利益之相當范圍，令其分期償還。」而對於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立法者說明道，這種人「在許多的法律中」，對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他是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好象一個精神錯亂者，在他無意識的行為中，致他人受了損害，他可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損失倘若很大，甚至承當不起，難於恢復原狀時，加害者固然毫不負責，此外更無負責之人，事理豈不太不公平?被害者豈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張規定：這種損害，雖然法定代理人對於行為人已盡了監督之責，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請求，斟酌兩方經濟情形，判定賠償。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歐美，國家要求和鼓勵個人進行風險投資以建立新企業、開發新領地，因此，以個人為焦點的社會經濟倫理觀受到挑戰，人們試圖修正過錯責任原則而以無過失責任原則取代之。十九世紀以來，科學技術不斷向新領域開拓，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給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工業社會給人類帶來的副產品威脅著人類自身的安全，絕對責任原則在客觀上不能適應這種要求，侵權行為法中責任原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發展變化，過失責任原則作為近代私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得以確立，是私法社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德國，交通事故嚴格責任的立法是從普魯士時期1838年的《鐵路法》最初確立的。在英國，1868年上議院通過的賴蘭茲訴弗萊徹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上議院在其後的判決中又把嚴格責任原則擴大到新的領域。在美國，二十世紀初期已經有幾個州採用了英國賴蘭茲訴弗萊徹案所確立的嚴格責任原則。1909年，紐約州制定的《勞工賠償法》規定了僱主對發生於僱傭過程中的損害事故負嚴格責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國民黨中央會議提交的債編立法原則說明書中，對侵權行為的無過失責任也有類似的立法思想。以僱傭契約為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雇傭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的責任。但僱人已盡監督之責的，可不負賠償責任。在某種情況下，單由受僱人負賠償之責，超越其經濟承受能力時，法院得因其申請，斟酌雇傭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傭人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對於這樣的思想，胡漢民曾舉例加以說明詳細：「例如某人用一個汽車夫，平時開車本來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鬧出禍來，損害了人的生命，在雇傭人方面，原可不負什麼責任，但是受僱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憐時，法官為主持公道計，可以斟酌雙方經濟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