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規模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動是對

①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② 西周時期的主要立法活動有哪些

西周時期，最經常的立法活動和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傳統的「誥」、「命」、「誓」等王命，當時周王頒布的王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誓：即誓詞，是周王戰前向臣下發布的軍令性質的命令。

誥：是指誥誡，是周王對諸候和下級官吏的訓示。例如《康誥》，是周公個定叛亂後，封康叔於殷地來統治當地的商朝遺民。在康叔就任時，周公發布大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則和政策，對西周的立法和司法起著指導作用，影響極為深遠。

命：即周王告誡群臣，或針對某項具體事務而發布的命令。它是指導國家活動的重要根據，因此周王多次強調，「勿廢聯命」。諸侯的卿大夫在封邑內發布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淵源。

除此之外，西周主要的法律形式就是禮與刑。西周王朝幅員遼闊，一度出現過奴隸制社會的高度經濟繁榮。體現在法律上，就是「周公制禮」和呂侯制刑兩大立法事件的出現。

（一）周公制禮

「禮」，這個專有名詞可能是由於周公制禮才確立的。所謂周公制禮，並非是周公個人意願的立法活動，而是以奴隸制宗法等級作為依託，確立調整奴隸主貴族內部的相互關系，維護其特權的行為規范。

西周開國初期，針對統治形勢的需要進行了制禮的工作。在周公的主持下，以周族以前的習慣法為基礎，特別是關於精神和原則方面，同時吸收夏商兩代禮儀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經過整理制定了有關國家制度，調整社會關系以及生活規范的禮典。包括政治、經濟、倫理、婚姻、習俗等各個方面，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等多種法律內容。它的實質，既是確認周代國家政權與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又是進一步運用法律手段鞏固宗法制度和國家政權合二為一的具體保障，因此影響十分深遠。

經過制禮，西周奴隸制國家的法律才逐漸趨向完備，周禮實際上已作為一種積極規范調整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呂刑

西周到了穆王時，國家財政出現危機，周穆王命司寇呂候進行法律改革，制定呂刑，「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可見呂候受命制定的是贖刑，而不是一般的刑罰。呂侯制刑，是西周政權的一次法律改革，它通過制五刑進一步闡明了古代法學理論的淵源，使國法與宗法的統一達到理想的境界，為後來封建法典的制定作了先導。

呂候制刑的歷史背景，除了為搜刮民財之外，當時獄政的腐敗、也是促使制刑的中要原因。因為典獄官吏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不如乾脆制定贖刑，還可以把收入歸公。從《尚書·呂刑》的記載來看，呂刑所確定的照刑原則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點，也說明當時奴隸制立法趨於成熟。改革的基本精神，在於貫徹周初「明德慎罰」的指導思想，強調國家司法從選擇司派官到具體執法各個環節都必須慎重、崇德。但是呂候制定的《呂刑》並不是成文法典，它只是一次法制改革。封建時代之所以對周公制禮和呂候制刑津津樂道，其價值就在於它為封建國家制定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確立了一個「千古遵循」的法則。

另外，與周朝法律不沖突的南朝習慣法，還在殷商人集中的地區准許適用，稱之為「殷彝」。此外遺訓作為先王遺留下來的遺制，必須遵循。

③ 三國兩晉南北朝主要立法活動

指導政治社會改革總是困難的，尤其是當改革牽涉到統治者本身利益時，其難度及危險更是足以嚇退大多數改革者。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北魏孝文帝改革確實是歷史上罕見的事例。

④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一般沿用漢制，承襲漢律。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由陳群、劉邵等人參酌漢律，「作新律十八篇」，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結構更加嚴密。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曾由伊籍與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

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吳之律令，多依漢制」。其立法活動。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令、故事、式，皆為東晉所沿用。《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晉律》與漢、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

1、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晉律》頒行後，張斐、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

2、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總則，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

3、禮律進一步融合。為了維護士族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基本上是沿用《晉律》。

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重視律令的編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魏、兩晉，下啟隋、唐，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被稱為「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北齊律》共計十二篇，949條。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而定律十二篇，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官當」制，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八議」的對象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一般可降為流罪，流罪以下減刑一等。

至北魏、南陳時，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服制共分斬衰（三年）、齊衰（一年）、大功（九個月）、小功（五個月）、緦麻（三個月）五種，統稱「五服」。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依次遞減。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並對後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謀反、篡權）、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山陵或宮殿）、叛（背叛國家、里通敵國）、降（投降敵偽）、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不道（殘酷地殺人，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過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不在八議、上請、贖免之列，一律予以嚴懲。

(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家屬從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東晉「惟不及婦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而以「女子沒縣官」。自東晉、北魏以後，凡從坐之婦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

免除宮刑，進一步廢止肉刑。魏晉時，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罰而言，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至此，結束了宮刑的歷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於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現，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

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改具律為名例律，置於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其次，經過長期沿革，北齊定律十二篇，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日漸規范化。就晉律而言，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主犯與從犯的區別；罪與非罪的界限；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書三部分組成。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下設屬官政、監、平。南北朝時，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設卿、少卿、丞為主官，下有政、監、平，並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幹人，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在地方，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後經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斷決，送州刺史，最後送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大體沿襲東漢之制，又有所發展改進，主要表現在：

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審錄囚徒。南北朝時期，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

⑤ 三國兩晉南北朝立法成就

曹魏：《新律》
1、篇章體例的調整：18篇；刑名
2、「八議」制度入律
3、改革刑罰體系
西晉的《泰始律》

1、篇章體例：20篇；改具律為《刑名》、《法例》二篇
2、嚴格區分律與令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頒布《晉令》四十篇，《晉故事》三十卷
3、律文以外，附有《雜律解》、《律解》，共頒於天下；「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
4、立法宗旨「除其苛穢」，「存其清約」，律文簡要得體
5、內容上「以禮入律」，「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南朝：多襲用晉律 南陳律創制「官當」（晉律中就有「除名比三歲刑」的規定；陳律規定：「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余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

北朝：立法頻繁，多有創新
北魏：《北魏律》20篇 首創「存留養親」制(「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

東魏：《麟趾格》改科為格 西魏：《大統式》

北齊的《北齊律》
1、篇章體例：科條簡要，結構合理
12篇；合《刑名》、《法例》為《名例》
2、律令權式並行的法律體系
3、鞭、杖、徒、流、死的五等刑制 ；廢宮刑
4、創制「重罪十條」（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
八議、官當等制度被確定下來

⑥ 三國兩晉南北朝立法活動急！！！！！！！！！！！！

曹魏律 它是三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又名《新律》、《魏律》。它與漢律相比進行了較大的改革，表現在：刪繁就簡，增加篇目至18篇，擴充了法典的內容，突出了國家基本法典的主導地位；將《法經》的「具律」改為刑名，置於律首，突出法典總則的性質和地位；八議入律，使禮律進一步融合；改革刑罰，使刑罰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它的頒布標志著中國封建法典的制定在系統性和科學性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2晉律泰始三年，晉武帝詔頒《晉律》，又稱《泰始律》。主要成就在於：新增《法例》篇目，豐富總則的內容；精簡律令章句，以「刑寬禁簡」著稱；再度改革刑制，使刑罰相對寬緩；增加律注，與法典本文合為一體，為法典的適用提供了統一的標准。因這部法典又經兩位律學家張斐、杜預作注釋，律文與注文合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而又名《張杜律》。它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唯一一部曾通行全國的成文法典，對後世影響深遠。3北齊律代表當時最高水準的封建法典。特點：12篇的法典體例；首創《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確立重罪十條；確立死、流、徒、杖、鞭五刑，為隋唐封建制五刑體系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它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在中國封建法典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對隋唐時期立法尤具影響。當然也有麟趾格，大統式。南北朝時期是法制轉變的一個時期 首先是舊五刑向新五刑變化的一個時代

一）三國法規

1、蜀國——《蜀科》

2、吳國——「律令多依漢制」

3、魏國——《魏律》（《新律》）

魏律共18篇，它對兩漢舊律進行了改革，主要有以下幾項：

（1）增加篇條；

（2）改《具律》為《刑名》，冠於律首；

（3）吸收律外的傍章科令，調整、歸納各篇內容；

（4）正式規定」八議」條款；

（5）改革刑罰制度。

（二）兩晉法規

西晉——《晉律》

以漢魏律為基礎，於晉武帝泰始三年完成，故又稱《泰始律》。該律曾經張斐、杜預分別注釋，後人稱之為」張杜律」。晉律共20篇，它比魏律又有重大發展：

（1）嚴格區別律令界限，提高正律地位；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2）篇章設置更加合理，法律條文簡要得體；

分《刑名》為《刑名》、《法例》兩篇

（3）法律概念進一步規范；

明確解釋了一些法律名詞

對刑名的類別也作了簡明的解釋

——「生罪」與「死罪」

（4）在內容上「禮律並重」——「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斬衰（三年）、齊衰（一年）、

大功（十個月）、小功（五個月）

緦麻（三個月）

（5）規定保護地主官僚特權的法律制度

雜抵罪：就是以奪爵，除名、免官來抵罪的總稱。它是官當的雛形。

（三）南朝法規

沿用《晉律》

（四）北朝法規

1、 北魏——《北魏律》

北魏律共20篇。其特點是「納禮入律」。

（1）在刑罰原則方面有：八議、官當、老小廢疾減刑免罪等；

（2）在罪名方面有：大不敬、不道、殺人等；

（3）在刑名方面有：死刑、流刑、宮刑等。

其特點是「納禮入律」。

2、東魏——《麟趾格》

3、西魏——《大統式》

4、北齊——《北齊律》

北齊律共12篇。

（1）它開創了十二篇的律典體例

《名例》、《禁衛》、《婚戶》、《擅興〉

《違制》、《詐偽》、《斗訟》、

《賊盜》、《捕斷》、《毀損》、《廄牧》、

《雜律》

（2）首創了《名例律》的篇目

《刑名》+《法例》——《名例》

（3）在刑名、罪名方面也有所創新

它確立了「重罪十條」，為後世「十惡」提供了範例；

還確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為封建刑罰體系奠定了基礎。

（4）它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隋唐法典均以其為藍本。

意義：

1、在當時的立法活動中，《北齊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成就最大

2、北齊律是—部上承漢魏律之精神，下開隋唐律之先河的重要法典。對後世影響極大。

三國兩晉南北朝立法活動的主要成就

（一）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

與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的出現，互為補充。

（二）法典體例增加了科學性。

1、體例上調整:《名例》置於律首

《魏律》：《具律》——《刑名》，篇首

《晉律》：《刑名》——《刑名》+《法例》

《北齊律》：《刑名》+《法例》——《名例》

2、篇目上變化：12篇形成

（三）法律概念進一步規范。

（四）基本確立封建制五刑。

笞、杖、徒、流、死

（五）豐富了封建法典的內容

⑦ 以下哪個中國古代法律是錯的

秦朝應該是矮個子保護法，一身高定法律。

⑧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立法概況是什麼

南朝在封建法制建設上甚少建樹，而北朝各國都比較注意封建法律的修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影響最大。

公元386年，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封建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學習漢族地主階級實行封建法治的經驗，以改變其「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的落後狀況，這是北魏統治者重視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因。北魏律幾經修改，至孝文帝太和年間形成最後的規模。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宮衛、違制、戶律、廄牧、擅興、賊律、盜律、斗律、系訊、詐偽、雜律、捕廣、斷獄。先後參加魏律編撰工作的漢律學家多達數十人，其中許多是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北魏律的制定除吸收魏晉律的長處外最突出的就是進一步「納扎人法」，把更多的儒家規范納入法典之中，使得北魏律在儒家化過程中更進了一步。

公元550年，北齊建立。武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完成了《北齊律》的制定，這是一部在中國封建法制史上佔有突出地位的封建法典，北齊律共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其實際主持者是擅長律學的渤海封氏，並有數十名儒生的參議，經過長達十五年的精心研討，才製成北齊律。這項規模宏大的立法活動，不僅全面總結了歷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經驗，而且富於創新精神，撰律者「校正古今，所增損十有八九」。北齊律的篇且是：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原牧、雜律。

北齊律基本上確定了中國後世封建法典的體例與規模。一方面，北齊律把晉律，北魏律中的刑名、法例二篇合為名用律一篇，仍置於律首，作為「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較舉上下綱領」的統率全律的總則，正式確立了名例律作為封建法典總則與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後至明清各朝法典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北齊律的十二篇，雖經後世各朝稍加損益，但基本上保留了名例律統率十一篇分則的結構。

北齊律還首創「重罪十條」，隋、唐律在此基礎上正式形成「十惡」制度，成為中國封建法典中最重要的核心內容。另外，北齊律中奠定了封建制刑罰體系的基礎，即杖、鞭、徒、流、死，在此基礎上隋唐律正式形成了答、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北齊律為中國封建法制的發展與完善作了突出貢獻，它吸收了前朝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經驗，具有「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顯著特點，是隋唐兩代成熟完善的封建法律的直接藍本。

⑨ 有關中國法制史的問題

《北齊律》將晉律創立而為南朝、北魏、北周各代律典所沿用的《刑名》、《法例》兩篇合為《名例律》一篇，並置於律首，進一步突出了律典總則的性質和地位，也使律典的體例結構更加規范。
《北齊律》的立法者認真總結《法經》以來律典篇目不斷增多的利弊，經過「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
，最終將其精簡合並為《名例》、《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十二篇949條。這一篇目結構，是律典體例日趨成熟完善的結果，代表了當時律典編纂技術的最高水平。
《北齊律》經過魏律對「旁章科令」的刪繁就簡，又經過晉律對「律令章句」的精簡刪削，律令條目大為減少，但仍多達2
926條。《北齊律》再度合並加工，將全部律文縮減到949條，實現了「法令明審，科條簡要」
的立法要求，使律典內容的取捨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各代的立法活動中，《北齊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立法成就也最大，堪稱以前歷代立法技術與立法經驗的結晶。正如程樹德所概括的那樣：「南北朝諸律，北優於南，而北朝尤以齊律為最。」
在中國古代法律編纂史上，它對後世立法影響極大。隋朝《開皇律》即以《北齊律》為藍本，唐律又以《開皇律》為依據，而唐律又成為宋元明清各代的立法基礎，並直接影響到周邊亞洲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發展。

⑩ 南朝規模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動

A.宋對律、令、科的修撰 B.齊對律、令、科的修撰
C.梁對律、令、科的修撰 D.陳對律、令、科的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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