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林頓法治

❶ 法治原則的歷史由來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

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1)哈林頓法治擴展閱讀

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

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

❷ 洛克的 政府論 中 有關國家起源的 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政府論
《政府論》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J.洛克的政治著作。1690年出版。作者寫作的目的是對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進行辯護和理論總結。
全書分上、下2篇，上篇撰於1681年，作者逐條批駁了保皇派思想家R.菲爾默宣揚的「君權神授」和「王位世襲」說。下篇撰於1689年，在批判君權神授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理論。洛克用自然法學說和社會契約論闡述國家的起源和本質。他從虛構的自然狀態出發，論證生命、自由和私有財產是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然權利，這種權利既合乎自然法，也合乎人性；為了保護人們依據自然法享有的自然權利，人們通過社會契約建立政府；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民選議會掌握最高權力的君主立憲制。在這種政府形式下，國家權力是分立的，立法權高於行政權，人民手中始終保留反抗暴政和重建政府的最高權力。《政府論》為在英國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提供了理論依據，並對後來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約翰洛克的《政府論》一書成於1679年、完成於1681年、發表於1689年，【1】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同封建貴族斗爭與妥協中產生的著名政治學和法學名著。該書批評了封建王權與宗教專制結合而成的絕對專制主權理論，【2】同時也為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制度作了全面、系統的辯護。全書一方面清理了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准確說是英國革命時代的各種思想，另一方面又第一次系統的完成了「以社會主權」思想為核心內容的自由主義政治學說，闡發了對後世影響巨大的思想與學說如天賦財產權利、社會契約、人民民主等。文字中充滿了典型的不列顛的經驗主義和妥協傳統，賦予其理論相當的寬容性和符合時代的濃厚的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氣息。「他對政府之哲學基礎所做的廣泛思考這一原創性貢獻，他的集前人成就的學說及原則應被認為是此後控制政府各項權力的基本原則」。【3】這在理論上奠定了後來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法治主義和懷疑主義不同路徑，同時在實踐上深刻影響和指導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從這個意義上，洛克的《政府論》可以稱得上近現代政府的「福音書」。
一、洛克《政府論》的思想背景和理論溯源
在英國，17世紀是在政治和法學史上具有根本意義的革命所發生的時代。該世紀初，斯圖亞特王朝開始，顯著特徵就是：國王與議會就主權淵源和性質以及法治問題互不相容發生沖突且日益升級，並最終以國王被送上斷頭台而告終。隨後革命的清教徒統治英國一直到1660年，但此後卻再也不能繼續按照他們的方式進行下去。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先後復辟導致有關爭端一直未決，而且由於詹姆斯的固執與對新教臣民的冷漠尤其是讓自己的官員充斥天王教徒的做法，導致了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聯合起來廢黜了詹姆斯二世，由新教徒奧蘭治的威廉和妻子瑪麗聯合執政（根據先前繼承規則，這是不合法的。洛克在下篇中予 以了辯護）。1688年的這一「光榮革命」中產生出來了有關法律至上、人民的基本權利和政治權威的民主基礎的一系列原則【4】。這些也是革命後執政的輝格黨人形成的自己的政治傳統，也由此形成了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核心。
這種自由主義的精神在洛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尤其反映在他的名著《政府論》中。洛克經歷了英國革命的全過程，加之他曾因政治原因逃之荷蘭並在那裡親眼看到了荷蘭人的自由精神和英雄氣概以及宗教和政治上自由主義的實際運作和好處。《政府論》兩篇目的就是為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輝格黨的朋友們推翻詹姆斯二世的革命提供理論和智慧的武器；洛克1689年回國後因革命已發生，便修改了《政府論》。在回國後寫的序言中希望該書「足以確立我們偉大的秩序恢復者，現在的威廉國王的王位」；也強調希望該書「向全世界論證英國人民對公正的自然權利的熱愛，他們捍衛這些權利以及國家處於奴役和毀滅邊緣時拯救國家的決心。」
洛克的政治社會理論總結了宗教改革末期和國王與國會分裂這段時間的政治思想；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把過去經驗產生的政治理論思想集中起來，納入屬於他那個革命時代的開明思想之中，在政治思想史上打下了他獨特的烙印。他並沒有完全隔斷歷史，人們通過胡克發掘出來的中世紀傳統而可以將這些思想一直追溯到托馬斯•阿奎娜【5】。事實也是，尤其下篇的許多論證都引有胡克的《宗教政治》一書中。當然，這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因為其表現形式、階級和社會基礎已完全不同了。筆者將在下面的內容里論述這一問題。
反觀洛克的學說，我們必須要意識到以下事實：首先，15世紀前的英國已具有濃厚的經驗主義，注重科學研究範式，強烈的反叛意識及與生俱來的妥協精神。其次，洛克同時代的前輩們如弗蘭西斯•培根的提供新工具法的經驗歸納法、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哲學、科克所踐行的普通法法治精神、哈林頓倡導的自由法治主義以及霍布斯的權力觀和契約論，這一切都深刻影響了洛克的思想發展。最後，洛克的時代相比較於當時的歐洲大陸，至少在不列顛，宗教問題已基本解決；政治比較開明了。正是洛克豐富的實際政治經驗和興趣，正是他對理性的哲學信念的執著，正是他對經驗主義立場上的堅定，正是他那在精神上的自由與解放，才有了這部近代自由主義的經典政治哲學著作。
二、《政府論》上、下篇的主要架框分析
《政府論》整體上可以說是洛克早期在《論寬容的書信》的發展，在後者作者不僅闡述了宗教崇拜的自由而且闡述了他的關於政府起源和政治組織基本條件的觀點：
賦予行政長官的全部委託、權力和權威，不是為了別的目的，而是要用來謀求使他超然於社會之上的人們的福利、保護與和平，因此只有這一目的是而且應當是他修正和均衡其法律以及設計和組織起政府所應依據的標准和尺度。假如人們不在一些法律下聯合起來，不成為一個國家也能和平和安寧的一起生活，那麼也就根本不需要行政長官或政治，因為它們只是用來保護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免受相互之間的欺騙和暴力；所以只有建立政府的目的應當是政府活動准繩。
可見在洛克看來政府起源是為人們的幸福與和平，而政府的組成條件又必須以其目的為准則。在隨後的內容里，洛克強烈駁斥了絕對君主制，他寫道：
不能假定人民會給予他們同胞中任何人或更多的人支配自己的權威，去達到保護人民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或者把他們管轄權的范圍擴展到世界的范圍之外。
這里洛克從經驗出發一方面排除了任何形式的人對人的專制，不論是一人專制抑或是多人專制；另一方面表明了政治是現實的是入世的而非來世的觀點，即將宗教排除了政治之外。
從理論建構上，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在洛克的政治理論中看到了與其形而上學明顯不一致之處：《人類理解論》的目的是要摧毀先天理念說，把一切知識歸結於為經驗的概括；《政府論兩篇》第二篇似乎與這一切恰恰相反，它完全以自然狀態和理性法則這兩個概念為依據，因此很難看出洛克怎麼能從經驗中得出其中的任何一個概念。但實際上，洛克仍未脫離他一貫的學術方法：首先，上一個世紀，在新教改革下「自然法」學說已經開始去掉經院神學的標簽及與之聯系，開始用理性話語代替；在17世紀，世俗化的自然法成為政治理論賴以取得進展的基礎；也在17世紀第一次出現了對作為高級秩序存在的自然法實質拒斥；到了17世紀，「自然」開始指稱人的欲求而非神的法律，而當時的個人主義者正是在自我利益何以應當自由實踐的依據這一意涵上使用自然權利的。洛克說「理性就是自然法」，【6】同時他也不認為與自然法沖突的人類法律歸於無效。如論財產私有權時：
勞動使它們同公共的東西區別開來，勞動在萬物之母的自然已有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些東西，因此它們就成為他的私有權利。
其次，論及自然狀態時，他是把這一概念與戰爭狀態和政治社會相對的。作為清教徒的洛克認為上帝將理性和財產賦予每一個人：自然狀態是「是一種平等的狀態」。「自然狀態是一種自由狀態，但並不是放任狀態」。這些自然狀態是建立在人的本性和人類社會的本性之上的，是經驗的而非抽象的假設。17世紀英國的啟蒙作者們正是以描述的人類學為發端的，然後問道：必須如何創造一些規律，讓這類生物（人）得以一起生活？【7】「洛克在破壞了天賦觀念以後，在拋棄了那種相信人永久在思想的空洞想法以後，便證明我們的種種觀念都來自感覺。」【8】
洛克為之辯護的自然狀態是確實存在的，通過合意創立一個新政府是可能的。人類早期歷史知之甚少，但不能因為歷史記載缺乏就推定人們不曾處於自然狀態中；他舉出若干實例證明自然狀態在較晚近的歷史和歐洲以外的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洛克認為的自然狀態並不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而是對人人平等自由、缺乏公共權力的一種社會現象的描述。這種現象可能存在於人類初始階段，但自然狀態並不同於初始階段；只要缺乏公共的政府形式，人就處於自然狀態。

❸ 有關腐敗的法律文獻

【內容提要】當代中國正在探索著構建權力制衡機制的途徑，目標是建立法治化的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結
構，從源頭上根治權力腐敗。可以說，有了公共權力，便有了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法律監督 是人類社會治理權力腐敗的神聖使命和主要方式。
【摘 要
題】法學時論
【英文摘要】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robing a way of establishing
mechanisms of power su p ervision and it aims at setting up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 ic structures so as to bring power corruption under
permanent control.Legal supe rvision and public powers are,so to speak,twins
parasitizing in the state instit utions.There are state institutions,there are
public powers.There are public pow ers,so there must be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powers.Legal supervision is thesacred mission and principal mode of
governing power corruption in human societi es.
【關 鍵
詞】權力/腐敗/監督/power/corruption/supervision
【正 文】

腐敗，指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墮落及私慾的膨脹。其中，權力的腐敗乃是核心，正如有人 形容，腐敗是權力和私慾結合的罪惡之子。腐敗的根源，來自於國家機關的壟斷權力，權力
腐敗是權力異化的極端表現形式。因之，在腐敗的種種表現中，最令人擔心的是權力的腐敗 ，對於權力腐敗必須治理也毋庸置疑。

權力腐敗和權力濫用有種種典型表現：(1)不正當佔有公共資源為個人享用，包括貪污行為
、挪用公款行為、侵佔財物行為等，這是腐敗現象的典型表現。它以腐敗者擁有的公共權力
作為基礎，利用這種公共職位，其可以不遺餘力地從事圖謀私利的類似經營的活動，從生活
資料的侵佔發展到生產資料的侵佔，使腐敗從生計型向致富型方向發展。(2)利用經濟上的
好處改變人們對於地位、職位、財產方面的判斷和安排，其行為的外部表現形式就是賄賂。
賄賂的延伸，發展為變相送禮、大吃回扣、強拿硬要等。在賄賂中，受賄者喪失原則，行賄
者以較少的成本獲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誘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離公共的角色 濫
用職權，泛指以權謀私、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行為。在現代，腐敗的核心問題是 以權謀私，腐敗的形式也已經從經濟上的小打小鬧、小偷小摸，發展到了政經勾結的腐敗
類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極度損壞。(4)以親疏之別、遠近之別、上下之別、情感之別的私人
關系決定公共關系的確立和維持，在公共權力機關的組成體系中，形成裙帶網路。在中國，
腐敗擁有著地緣與人情的肥厚土壤，這種不正常的關系網路會導致權力腐敗在民間的延伸，
它的可怕之處正在於普通的公民對此安之若素。(5)公共權力的「人治化」行使，體現為嚴
重的官僚主義和特權主義。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官員們製造著一種濃濃的「官氣」，集權
現象、家長制現象、神秘化現象、地方保護主義現象等普遍存在；瀆職無能、擅離職守、拋
棄責任、人浮於事、文山會海、強迫命令、任意決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亂、道德失范等等
，構成了腐敗產生的溫床。(6)腐敗還帶有行業壟斷色彩，多發生在權力較大的經濟管理部
門和執法司法機關，主要手段是依託部門和行業權力進行勒卡索要。於是，人們又在探討立 法腐敗、行政腐敗、司法腐敗、行業腐敗的特徵及其根源。

自階級社會產生以來，腐敗現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復生，這使歷代的統 治者在對其「輻輳攻之」中疲於應付。但無論是「天子們」的自我約束，還是包拯、海瑞似
清官的竭忠輔弼；無論是將整飭吏治任務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還是在腐敗面前繳械投降
的昏君，哪朝哪代的「萬世江山」都逃脫不出因腐敗的政治統治而社稷山崩的命運。現代社
會，腐敗問題仍然是一個世界性問題。1992年，義大利政界爆出受賄丑聞：僅1991年，意大
利各政黨非法收入高達83億美元，賄賂和回扣使這個國家的公共開支增加了30-40億美元。
一位官員形容：「當人們用刀刺透官方記錄的表層時，腐敗便顯露出來，人們甚至在沒有看
到時也能聞到它的氣息」。「這類事件將戰後依舊紛亂的世界驚得目瞪口呆」。[1](P1)

權力腐敗的罪惡後果十分明顯。政治上，腐敗引起人民的普遍反對而威脅著國家社會的穩 定；經濟上，腐敗破壞著分配公平而阻礙著市場的競爭；文化上，腐敗引起社會道德的淪喪
而制約文明水準的提高；思想上，腐敗腐蝕了人事制度的肌體，毀掉了一大批公務人員。特
別是，腐敗是一種超法律、反法律的行為，它動搖著國家權威的基石——法律權威。因此，
各國都把反抗權力腐敗作為完成民族復興、建設富強國家、凈化社會空氣的大事。權力監督
的原理論證，乃是為了解決公共權力的限制問題，最終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超越、濫用、
腐敗、違法問題。其實質，在於倡導法治的方略，弘揚民主的精神，使我國不再走任人治主
義倡行、任特權主義存在、任腐敗行為泛濫的重復之路。具體而言，主要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
一、對權力腐敗的規則控制：以法律制約權力

對權力腐敗的規則控制，指制定嚴密的法律法規，規范權力的運作過程，控制官員的用權 行為。目的在於使易於越軌的公共權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個運行環節上都受到
法 律的制約，一旦行為「脫軌」，便有法律依據制裁這種脫軌。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博登·海
默所說：「在法律統治的地方，權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規則的阻礙，這些規則使掌權者受到 一定行為方式的約束。」[2](P344)

回溯中國反腐敗過程，我們曾經走過彎路，即主要靠道德約束和政治運動抑制腐敗，這要 從專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國長期的封建政治統治中，極為強調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質和
才能，而其素質和能力的判定，有賴於上級的賞識、道德的約束和自我的剋制。在法律監督
方面，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均屬於皇權的組成部分，也即行政權的附庸，沒有
形成類似西方國家的議會監督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這一歷史留給今天的痕跡是極其發人深 省
的，它導致我國公共權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為度量范圍，而是以長官意志為標准邊界，行政
權力從未受到過法律力量的實質約束。現代社會，人們已充分認識到，控制腐敗甚囂塵上之
勢，必須有賴於法律的制定及其實施。法律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而賦予國家機關一定的
權力和職責，就必然要求國家機關符合權力運用目的而不濫用權力，維護公共利益而不以權
謀私，合法執行權力而不越權違法，履行法定職責而不失職瀆職，遵守法定程序而不喪失程
序公正。強化法律監督的作用，正在於法律規范具有道德規范所不能比擬的普遍性、權威性 和強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確要求，首先是必須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國頒行 了諸如《反腐敗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公務人員職責法》、《官員道德標准法》、
《官員彈劾法》等，對於規范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行為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國的憲
法、組織法、國家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已就法律監督問題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全國人大
常委會、國務院、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先後頒行了關於禁止黨政機關及領導幹部經商
受禮的規定、關於禁止揮霍公款的規定、關於禁止借選拔任用幹部之機營私舞弊的規定、關
於財產收入申報的規定等相關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規則。這類文件的及時出台，不能說在監督
問題上無法可依，但我國的監督立法比較簡陋和粗糙，對於腐敗問題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
的規范性和技術性都未能達到應有水平，還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規則，實現制 度的預先控制。

不僅如此，權力監控還必須從嚴。漢密爾頓曾經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 ；霍布斯也強調，「不帶劍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法律監督的目標，是將權力置於法律
規則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監督者有違法擅權行為，能有被察覺、防範、制止、懲戒的可能，
反之，如果監控機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會使違法者有恃無恐。因此，國家應當加大對
於國家公職人員貪污、賄賂、挪用、豪賭等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並使法律責任成為腐敗行
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這種控制和懲罰，主要來自於外部的外力，它猶如一種動力，能夠推 動政府及其官員
的行為合法正當，但它更多的是一種威懾力，如同懸在頭上的一把利劍，對於不法行為會有
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國目前的情況看，雖然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受到了立案查處，但「漏網之
魚」仍然存在，「特權階層」仍然存在，對一些官員處罰的「輕描淡寫」也仍然存在，致使
僥幸心理的、抗拒法律的人會繼續腐敗。因此，只有在治理權力腐敗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
正有利於遏制腐敗。如上述義大利事件發生後，該國警方逮捕1350人，受牽連者約2500人，
捲入了8個政黨，5名內閣部長辭職，多名國會議員、高級官員和企業家受到司法調查、審訊 、逮捕或拘留，這在義大利政界雖是一件丑聞，但懲治腐敗的力度從中可窺見一斑。

二、對權力腐敗的體制控制：以權力制約權力
在人類文明進程中，人們總是把建立一個全心全意為自己服務的政府作為一種理想和希望 ，
這未嘗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須落實於政治體制的配套之中。以權力制約權力，意味著一種國
家權力對另一種國家權力的外在約束，通過各國家機關之間的相互制約，達到權力的基本均 衡，防止其中的一項權力過於強大而濫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為：

充分認識權力監督的必要性。國家機關行使公共權力的行為，關繫到各國的政治、經濟、 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大局，決非可有可無、可重可輕、可大可小的個人事務所能比擬。因此
，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的權力定位和相互關系的法治化由來已久。以行政權力為例，從古
至今，這種權力都最為實在、最為廣大、最為權威。行政機關可以運用授權、審批、頒證、
收費、禁止、命令、管制、處罰等權力方式，行使委託立法權、法律執行權、國家管理權、
行政處罰權、自由裁量權，並強制所有的社會成員服從這種權力。這必然導致政府與被管理
者形成矛盾沖突關系，也與其他國家機關形成權力對抗關系。由此而言，重視國家機關之間
的權力制衡，絕不僅僅從「人民主權」的民主意識角度考慮，還表現為一種強化國家管理的
「實用性」要求。應該說，政治家是最實用主義的。可以想像，如果構成國家機體的主要國
家機關相互扯皮，如果公務人員不受限定任意擴張自己的權力，而監督體制顯現出控制不力
、有錯不糾、放任自流的狀況，自然是一種政治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表現，而如此的社會也 必然是一個失卻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會。

合理利用人類文明的創造性。在治理權力腐敗的過程中，古今中外有許多成效顯著的範例 。如中國歷史上的監察體制，以健全完備的監察法規、相對獨立的監察機構、廣泛擁有的監
察職權、糾舉權貴的監察實效而著稱於世，監察御史擔負著調查、彈劾、諫諍、審計、監試
、考核、偵查、公訴、審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實際是通過「治官之官」，實現「治吏之道」
，值得當代人潛心研究。而現代國家中，英國、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設的成功樣板。
英國的文官制度嚴密嚴格，通過考核使文官隊伍保持相對純潔，在規范化的制度約束下，公
務員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導「消除特權，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
議會督察專員監督與政黨監督、新聞監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為北歐政治清廉的主
要國家。新加坡是一個中華傳統文化氣息濃厚的國家，也是一個注重法制的國家，其廉政立
法的健全和明確、廉政機構的獨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嚴明和有力，都獨具特色和魅力，值 得我國在當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鑒。


切實保障政體改革的有效性。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針對國家權力設
置而進行的內制改革，它與法律監督所要達成的控制權力濫用的監督目標息息相關，有利於
控權制度的實質性兌現。基本途徑和方法為：(1)權力縮減。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權和審
批權，不能事無巨細橫加干涉。(2)權力分解。權力由不同機關、不同官員掌握，防止重大
權力的獨斷專行。(3)權力制衡。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切實享有對行政機關的控制權，改
變目前行政權力膨脹而立法、司法權力弱化的局面。(4)權力公開。政府應充分意識「暗箱
操作」是助長權力腐敗的溫床，在反腐敗中，我們決不能忽視「政務公開」的呼籲及其潛在
力量。(5)權力監督。現有的審查制度、審批制度、審計制度、監察制度、質詢制度、考核
制度、罷免制度、聽證制度、復議制度、訴訟制度等，都可以稱之為權力控制的利劍，也都 應該不斷健全發展。

配套建構專門監督的趨向性。除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間制約關系的建立健全外， 目前，各國在法律監督體制上，正趨向建立外部的、獨立的監督機關以制約權力。因為，「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機關所能個別解決，它需要一個
綜合性機構。」[3](P518-519)新加坡的反貪污調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國的行政法院
、奧地利的憲法法院等，都是相對獨立的監督組織，以地位明確、人員精練、權能強化、效
率高超的特點和優勢，成為新型監督體制的樣板。在我國，各級人大、黨的紀律監察機構、
行政監察機關、人民檢察院、審計組織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監督權，在對於腐敗的治理方面
，往往採取「聯合辦公」的形式，查處了許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處是，這種體制使各種平
行的監督機關都享有監督權，尚有機構重疊、分工不明、權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
對於上述監督主體進行明確的法律定位與權責分工。為此，筆者建議：我國應該合並反貪力
量，成立專門負責腐敗治理的國家廉政總署，實現外部的、專門的、獨立的、實效的監督。
三、對權力腐敗的社會控制：以權利制約權力

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指明確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聯系和界限，發揮公眾對於國家權 力的制約作用，使他們在保護自身權利實現的過程中，對於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權力行
為進行監督。這一立論，主要基於下述三個理由：
合法的權力源於權利。按照「人民主權」的觀點，公權力代表著社會共同體的共同性，政
府只是實現人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政府與社會成員一樣並不擁有特權，相反，它要服從構
成共同體規則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自近代以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思想
已經深入人心，國家權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權益限定的原理也通過憲政實踐成為現實。
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社會成員有權通過參政權、選舉權、質詢權、批評權、建議權、罷免
權、聽證權、申訴權、控告權、檢舉權的行使，維護自身利益，制約權力行為，使民主監督
成為確保國家權力合法運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應該深刻地認識到：人民並不
直接享有立法權、執法權、司法權，而需要委託特定的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行使公共權力，
如果權力機關破壞了權力與權利的平衡結構，人民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英國學者哈林頓曾
經斷言：「主權應該是必不可缺的東西，然而又是十分駭人的東西。這正像火葯對於士兵一
樣，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險。」[4](P103)因此，國家每設定一種權力，都要
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當公共權力過於強大，超越權力委託人的意志願望所期待的范
圍，導致權力行為與人民的權利抵牾時，就必須運用法制的手段，從權力的生成、分配和實 施各個方面來約束其不法運作。

違法的權力畏懼權利。民主監督的實質，在於動員各種社會的監督資源，形成社會內部的 多層次的權力監督網路，實現對於權力控制的「綜合治理」。在此方面，亞里士多德給了我
們許多警世名言，他說：「物多者比較不易於腐敗」，「多數群眾比少數人不易腐敗」，「
若干好人的集體一定較不易腐敗」，都說明，大眾對於權力的約束是一種重要的約束。實際
上，腐敗的力量在於把有著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會「撕成為碎片」，它是一種典型的「
各個擊破」，而當人民形成聯合力量之時，腐敗就無藏身之地，也無用武之地了。在當代，
人們已認識了社會控制力量的強大和深刻，並且通過多種途徑利用這種威力。諸如，新聞媒
介的公開報道，人民群眾的信訪舉報，政協組織的協商對話，工會婦聯對於社會弱者的利益
維護，社會自治團體日益發揮民間調解作用等。我們相信，當人民群眾普遍動員起來之日， 就是腐敗分子無立足藏身之時。

他律的權力需要自律。從權力和權利的平衡關系而言，公民大眾對於政府權力的限制僅僅 是「一相情願」，政府除了受民眾社會的監控之外，還應該受內部自我機制的束縛，達到自
律、自省、自勵的要求。對於各級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規制，遵循職業的紀律，迎合道德
的評判，既是政府性質的體現，也是人類趨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則政府會與民眾社會格格
不入。例如，政府會「主動」採取某些自我監控的措施，頒行各種行政法規，嚴格把握重大
管理活動，審慎決策，實行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並且通過內部罷免處分等手段使違紀
的成員受到制裁等，以維護政府自身形象，防範內部機構和成員對於政府行為總體目標的反 叛
。所以，約束有外部和內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別，有強制與自願之異，但無論如何，約 束的目的均見之於政府權力被「有限化」的後果之上。

四、對權力腐敗的審計監督：以專門技術控制權力
審計，是國家審計機關通過審查原始憑據、帳目、報表、資產、文件，對有關國家機關、
財政金融機構、企業事業單位的財政財務活動進行檢查、審核、評價、鑒證，以判斷其真實 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活動。

現代經濟生活中，由於經濟利益的驅動，一些不法之徒採取各種手段和伎倆，在財產佔有 、投資增值、交換分配、消費使用的每一個環節，加劇著非法斂財聚財的活動。特別是在一
些大宗的違紀違法行為中，運用帳目做手腳的現象增多，其作案蹤跡隱蔽，作案手段狡猾，
需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關於審計監督特性之認識，正建立在審計技術方法的
優越性基礎之上。審計監督，擁有一套完整科學的操作體系，諸如審閱法、核查法、順查法
、逆查法、盤點法、外調法、線索篩選法、配套還原法、立體查帳法、補帳查帳法等。這類
特殊的技術方法，使審計機關得以揭露和糾正經濟領域的違法腐敗行為，為紀檢、監察、法
院、財政、稅務部門的監督及偵破大案要案建立功績。可以說，審計監督已成為市場經濟大
潮中控制權力腐敗的重要手段，並為其他任何監督形式所不能替代。透視其發展趨向如下：

發揮審計監督的經濟功能。在中國，關於法律監督的理性思考偏於強調政治上的必要性， 政治領域建立相互制約體制的實踐也相對比較成熟。但筆者以為，約束機制並不僅僅適用於
政治社會代議制條件下的立法監督和執法監督，而應該更加廣泛地適用於所有經濟領域的「
權利代理」情形。如在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如何對於普遍存在的「化公
為私」、抽逃國家資產現象進行監督，就應該是法律監督討論的重點。廣義而言，人類生存
的基本問題就是經濟問題，經濟利益已成為一切社會活動的原動力，也成為判別人類行為合
理合法與否的試金石。成功與失敗、高效與低能、進步與落後都取決於經濟活動中的權益法
定與權益實現，而權力之腐敗也主要表現為非法權力和非法利益相融合之政治經濟勾結型的
腐敗。這就要求我們把經濟領域的監督問題納入平行於、甚至超出政治領域監督問題的更高
高度看待。可以說，審計監督根植於控制經濟活動的需要，只要經濟活動廣泛存在，審計就
成為必須，審計的經濟意義就應當高於政治意義。運用審計組織來監督經濟運作，保持良好
的競爭環境，不僅能有效地節約經濟成本，而且對於政經勾結型的權力腐敗是最好的防治措 施。

追逐審計監督的實用價值。審計監督的實用性為其他所有監督形式所不具備，即無論在理 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審計工作都與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有關，而且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保駕護
航。在我國，違憲審查還罕見應用，人大代表的罷免權也鮮為行使，社會團體對於局部利益
的維護尚有失偏頗，人民群眾的監督呈現出分散性和無效性，這使上述監督具有著虛幻的成 分和監督的缺漏，但審計監督的前提和後果都是實實在在的，它往往通過經濟數字的量化
指標和科學精確的技術手段予以表現。對於被監督者，一旦被查處貪污腐敗，將在經濟上有
所損失，這種損失是令被監督者痛之又痛的；對於監督者，由於人類文明的積淀，審計人員
可以「胸有成竹」地作出審計結論，置違法違紀者以「無可辯駁」的推理之中，使「狐狸再
狡猾也斗不過好獵手」。發揮這種審計監督的實用性，是審計監督的生命力所在。但目前，
審計的運用，仍然沒有與它的實用性價值成為正比，在審計監督效果和效益上，我們還大有
潛力可挖。特別要加大對重點審計對象的定期審計，加強對財政、金融、稅收、工商、外貿
活動的審計，以及落實領導幹部在任和離任時的經濟責任審計，才有利於為權力腐敗設置一 道鐵壁防線。

確保審計機關的獨立地位。審計機關擔負著特殊的使命，這要求其在組織體制上必須具有
一定的獨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預。綜觀目前各國審計機關的設置
，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隸屬於議會，美國、加拿大、西班牙等國屬於此種模式；二是隸屬
於政府，瑞典、沙特、約旦等國採取這種體制；三是既不隸屬議會、也不隸屬政府，經費、
人事、體制獨立，僅向議會或政府報告審計結果，法國、德國、日本、印度建立了此種制度
。中國的現行體制，基本屬於第二種類型，審計機構是設立於政府內部的工作機構之一，這
使同級審計確有難度。法律監督本身是「挑毛病」，易於「得罪人」，審計機關和審計人員
站在被審計的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對立面」，常常面對巨大的壓力和阻力。因此，實現
有效的審計監督，有賴於改革雙重領導制，使審計機構在國家機關中單列組織體系，直接對 上級審計機關負責而不隸屬同級政府，做到有權有責，才能在經濟監督中實現有利有節。

促進審計監督的專職發展。審計監督權力實現之基礎，在於審計主體掌握專業技術知識，
因而，對審計人員的職業素質要求也高於一般國家公職人員。審計人員除了應具備必要的政
治素養、法律知識、管理經驗、觀察能力外，還必須熟知金融知識、財會知識、貿易知識、
稅收知識，以及掌握一定程度的會計審計查帳方法，唯其如此，才能使審計監督准確、恰當
、公正、客觀、合法。而審計職能的職業化，意味著審計機關自行安排審計工作計劃，獨立
地對審計事項作出審查、評價和審計報告；意味著審計機關履行職責所必須的經費應當列入
財政預算，由政府予以及時、足額保證；意味著審計人員依法以第三者的身份執行職務，在
實施審計時居於公正地位；意味著審計人員有相對固定的職位，工資、升降、任免、退休都 受法律保障，非違法瀆職不受調動和免職等。

概括言之，反腐敗必須治標又治本，將權力制約納入法制化軌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 敗過程中，尤其需要從嚴格經濟監督的角度控制權力之濫用，將防範政經勾結型的腐敗類型
作為重任。同時，對權力腐敗者繩之以法，也是發揮監督功能的必然要求。我們堅信，腐敗
為敗類所為，為人類共憤，採取法律監督的綜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將控制腐敗於未然之中，
打擊腐敗於已然之時。在此過程中，法律監督事業也必然對於中國改革、發展、穩定之大局 立有功勛。
【參考文獻】

[1]林喆.權力腐敗和權力制約[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3]龔祥瑞.比較憲法和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4]詹姆斯·哈林頓.大洋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❹ 古希臘哲學派別關於法的觀點

古希臘，從「尚法」到「良法之治」

❺ 現代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是什麼

「法制」、「法治」、「人治」的詞義分析（1）

一、「法制」的三種含義
「法制」一詞在我國古代就已出現。「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詞較少使用。解放後、「文革」前，一般稱「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通稱「社會主義法制」。近年來，「法制」一詞，大體指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僅指法律制度。這里應注意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與中世紀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應法律規定或都在相應法律范圍內發生作用，就這一意義上講，「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兩個片語可以說基本上是同義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詞有時是有區別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種制度化，反過來，並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體現黨內民主或社會組織、企事業民主管理的制度，並不屬於或不一定屬於法律范疇。再有，這里講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靜態意義上的，主要指有關法律和制度的條文規定，少數是習慣法或其他慣例。
第二，動態意義上的法律，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各個環節構成的一個系統。類似西方社會學法學家所講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家龐德（R. Pound）就將法律稱為「社會工程」（3），並對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廣泛的解釋。近年來，我國有些中青年法學工作者將系統論引入法學，往往將法制稱為「法制系統」或「法制系統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辦事」的原則，也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講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就詞義而言，相當於17、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講的「法治」、「法治國」等原則。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種含義有時單獨使用，有時結合使用，依不同情況而定。例如當我們講應有「完備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應制定齊全的法律、法規。當我們講「法制建設」時，主要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制—法制系統工程，即對從立法到監督法律實施各個環節都 要建設。當我們講應「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種意義上的法制，即根據「依法辦事」的原則。有時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種含義，例如當我們在講「加強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語時，就可以將法制的三種含義都包括在內。
這里還應注意，以上第三種含義，即「依法辦事」原則這一意義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語言中有不同表達法。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場合下分別使用過「法治」、「法治國」、「法制」三詞。在列寧的著作中，無論是對蘇維埃政權還是對資產階級國家，都用法制一詞。蘇聯法學著作一般也是這樣用法。我國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詞在報刊上都曾使用過。但直到粉碎「四人幫」止這一長時期內，一般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這一現象看來也是受蘇聯法學影響所致。
二、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不同理解
歷史上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法家主張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前者主張人治，後者主張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紀資產階級先進思想家為反對封建專制提出的有關法治的觀點。
在這三次爭論中，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是怎樣理解的？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雙方的分歧究竟是什麼。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詞義而論，這些分歧大體上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個主要分歧是；國家治理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人治論者認為國家主要應由具有高尚道德的聖君、賢人通過道德感化來進行治理。法治論者則認為主要應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實際上指刑法）來治理。
中國古代儒法雙方的不同觀點就體現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認為，「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5）反過來，法家則認為，「聖人之治國，不能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因而，就「不務德而務法」（6）。
在古希臘思想家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中也體現了上述分歧。柏拉圖在其代表作《理想國》中力主「賢人政治」，並主張除非由哲學家成為國王，人類將永無寧日（7）。他極為蔑視法律的作用，認為不應將許多法律條文強加於「優秀的人」，如果需要什麼規則，他們自己會發現的（8）。只是在他的「賢人政治」的理想國方案失敗之後，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將法律稱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與柏拉圖相反，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9）在西方歷史上，這是法治論的第一個經典性論述。這里還應注意，亞里士多德對這一問題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10）他主張法治優於人治的一個主要論據是：法治等於神和理智的統治，而人治則使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因為一般人總不能消除獸欲，雖最好的賢人也難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時引起偏見。「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和理智的體現。」（11）同時他還主張，即使是一個才德最高的人作為統治者的國家中，「一切政務還得以整部法律為依歸，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權威的問題上才可讓個人運用其才智。」（12）再次，他為法治作辯護的論據中還涉及到本文下面將討論的其他兩個主要分歧。
第二個主要分歧是：對人的行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規則，還是依靠針對具體情況的具體指引？人治論強調具體指引，法治論強調一般性規則。
這一分歧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人治、法治之爭中有所體現，特別是一些法家強調法律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尺寸、繩墨、規矩等，即能作為對人的行為進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則。但總的來說，儒法雙方並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體指引的分歧展開明顯爭論。
與此不同，在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相當突出。柏拉圖反對法治的一個重要論據是：法律就像一個愚蠢的醫生，不顧病人的病情而機械地開葯方。然而，人類個性不同，人的行為紛繁復雜，人事變化無常，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每一特殊情況的規則。所以「對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權而是了解君主之術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權。」（13）亞里士多德在反駁上述觀點時指出，「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這些原可留待人們去審議。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人們的智慮。他們就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毋寧交給眾人。」（14）他在《尼可瑪可倫理學》一書中也進一步探討了一般性規則和具體情況之間的關系，「法律總是一般規定，但實際情況中又有一般規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採取糾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執法者根據法律精神來解釋法律，容許法官離開法律條文作出判決等。
第三個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法治論者主張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憲），人治論者主張君主制、君主專制或寡頭政治。
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和哲學家國王，在政治制度上講就是維護君主制和寡頭政治。亞里士多德在主張法治優於一人之治時，也提出了擁護民主和共和制的觀點。他認為，「群眾比任何一個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不易腐敗。」（16）在平民政體已經興起的情況下，以一人為治的君主政體也不適宜了；在君主政體下，如果繼任的後嗣是一個庸才，就必然會危害全邦，而在實行法治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這一問題（17）；同時，平民政體意味實行輪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也就是「以法律為治」（18）。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已將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聯系起來。
法治論和人治論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在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中。在我國古代儒法兩家關於法治和人治的爭論中從未涉及民主與專制的分歧。因為儒法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的（法家更主張嚴刑峻法）。因此，我們不能把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論同17、18世紀西方國家反封建專制的法治論相提並論或者把前者錯誤地解釋為反對君主專制的君主立憲論。
還應指出，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和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爭中都直接、明確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詞。與此不同，西方國家17、18世紀關於人治和法治之爭主要體現在當時一些先進思想家在抨擊封建專制、等級特權並鼓吹建立君主立憲、三權分立或民主共和國等政制的同時要求法治和反對人治，而當時維護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的代表人物並沒有直接、明確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類的口號。
17、18世紀先進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綱領密切聯系的。例如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英國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認為，立法權是最高的、不可轉讓的國家權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等自由權利。國家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國的法國盧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認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不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稱之為共和國；因為只有在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統治著，公共事物才是作數的。」（20）美國獨立前夕猛烈抨擊英國君主專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21）。
在西方國家歷史上，繼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優於人治」之後，第一個直接明確提出類似觀點的是英國17世紀思想家哈林頓（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國》一書中一開始就指出，通過法律這一藝術，人類的世俗社會才能在共同權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根據亞里士多德和李維（22）的說法，「這就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23）
美國政治家、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將哈林頓關於法治的思想寫進1780年馬薩諸塞的憲法中，它規定該州實行三權分立，「旨在實現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從三個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時法治論者和人治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賦予多種含義。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法治則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在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爭中，人治和法治的含義比較復雜。人治不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來治理國家，而且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應依靠根據不同情況而定的具體指引，也還指君主或少數寡頭的統治。法治則不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還指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主要通過一般性的規則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紀反封建斗爭中所講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則代表君主專制、等級特權等。
三、80年代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和人治之爭中對有關詞義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國家，自17、18世紀起，民主、共和制意義上的法治論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語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語。但西方法學家對法治的具體內容或原則始終眾說不一。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國政制和法律傳統為基礎，提出了法治的三個著名的原則：任何人都不因從事法律不禁止行為而受罰；任何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都應由普通法院審理；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不是憲法的產物而是憲法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但這些原則以後不斷遭到反對，被認為已不符合20世紀的現實（25）。50、60年代，西方法學家曾圍繞法治這一主題召開過幾次國際會議，但並未就法治的具體內容和原則取得一致的意見。隨著「福利國家」方案的興起，國家權力日益擴大，西方法學家中一度展開了「福利國家」與「法治」是否矛盾的爭論。但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爭，因為爭論雙方都主張法治，分歧主要在於一方認為福利國家意味著國家權力加強，從而危害個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則認為福利國家、個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結合（26）。
中國法學界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爭論（27），不同於上述三次爭論。首先，這一爭論中一方固可稱為「法治論」，另一方似可稱為「法治與人治結合論」（以下簡稱「結合論」）而不能稱為「人治論」。即80年代中國法學界存在「法治論」和「結合論」之 爭，但不存在「法治論」和「人治論」之爭。其次，這一爭論同各自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有不同理解有關。為說明這點，不妨將雙方基本論點簡化如下：
法治論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與人治是對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法律為准，人治則指以個別領導人意志為准。換一句話說，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獨裁。
結合論者：法治與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須結合；法律是由人制定並由人實行的，沒有人的作用，還有什麼法治？換句話說，法治指依法辦事，人治指要由人來制定和實施法律，必須重視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雙方都主張我國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張我們應以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為准而不以個別領導人的意志為准；都會主張法律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如果沒有人的作用，是談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結論能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分歧主要在於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的詞義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探討一下：雙方對法治和人治二詞詞義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據什麼？法治論者認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這種理解顯然直接間接來自西方17、18世紀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來是與我國古代儒法兩家爭論中所提出的觀點有聯系的。如上所述，當時儒法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實際上可以歸結為：治理國家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據我們現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對治理國家來說不可偏廢，因而也就可以推論出法治和人治應該結合。而且當時儒家還強調「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漢以來，儒法合流、法治與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實際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與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須結合的結論。
但這里也應著重指出，80年代結合論者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理解，僅從詞義講，也不同於古代儒家對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強調的是人治，強調道德在治理國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結合論者強調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結合，強調法律規則和人的作用的結合，就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也不妨認為80年代結合論者提出了他們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另一種理解—在歷史上對法治和人治詞義的各種理解之外的一種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領先法律規則治理國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來制定和實行法律，這種意義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須結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學會組織的一次關於法治與人治問題的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曾提出，當時法治論者和結合論者「爭論之點似乎不在法治與人治應否結合或應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卻在於到底什麼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發言中，我也講到無論歷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對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學的地方，特別是後一種解釋顯然是與資產階級的「法學世界觀」密切聯系的，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宜將『法治』和『人治』作為一種口號來提倡。在我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又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提倡幾個口號，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加強能起什麼推動作用我是有懷疑的。」同時，我在發言中也反對當時有些人主張法治人治兩個概念都不科學，因而都不適宜用的簡單否定態度（29）。現在回顧這一發言，我覺得它表達的基本思想與本文還是一致的，但當時自己認為我們不必將法治與人治作為口號來提倡這一觀點應該修正。近十年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號無論在我國法學界或一般輿論界已廣為傳播。社會上多數人已接受了這種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我們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對於詞的選擇，一般地說，除非是特別不科學或不合適的，我們應尊重社會上多數人的理解，這也就是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對法治、人治二詞詞義的理解，就像對作何詞義的理解一樣，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變化的。
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中的有關詞義
「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之類的命題可以引起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必須要從人治轉向法治？「過去」存在（甚至「現在」還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對這種現象（包括對過去或現在實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評價？現在為什麼不能立即實現轉變，為什麼需要逐步轉變，甚至還要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等等。當然，我們可以從上面所講的法治論的理解出來來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專制，因而我們要「從人治向法治轉變」。但這里應注意，對我們目前來說，「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為一個抽象的原理，而現在「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至少包括了以下具體含義：我國在「過去」以至現在還存在著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而這里講的「過去」一般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時期，甚至還可能指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國內戰爭時期。顯然我們在講「過去」（三中全會以前時期或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前）以至現在還存在「人治」（或某種程度的「人治」）時，對這里講的「人治」的詞義又需要作進一步探討了。
就提出「從人治向法治轉變」這一命題的人來說，他們所講的「人治」可能指以下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有的領導人由於受封建思想意識的影響，因而表現出專橫、獨斷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風。對人治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對17、18世紀關於人治、法治詞義的引申。另一種是指：由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制，或者是由於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上有失誤，不重視法制，因而使各級領導人不得不就各種具體問題作出決定。當然也可能是以上兩種情況的交錯並存。當我們在講「從人治向法治轉變」時，應該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前一種情況是應該加以否定的，對後一種情況，或者不宜稱為「人治」，如果要稱之為「人治」，那就需要賦予另一種特定的含義，即在法制不完備或法制不受重視的情況下不得不由領導人作出決定。這種意義上的「人治」既不同於古代儒家所講的人治，也不同於80年代結合論者所講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為專制或專橫獨斷等。

❻ 關於法紀的名人名言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但丁 ★ 大路無邊，各走一邊——俗語 ★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諺語 ★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 ★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岑參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 ★ 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王安石 ★ 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揚系畫船。范成大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 英國法學家 波洛克
一旦法律喪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絕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都不會再有力量。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
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國進入現實王國控制社會生活關系的大門。法律藉助於法官而降臨塵世。
——[德]拉德布魯赫 著《法學導論》
在法學家眼中沒有法律只有法理,在執法者手中沒有法理只有法律,法學家的使命就在於將法律的理性變成理性的法律交到執法者手中。
——邱興隆
法官對任何案件都應進行三段論式的邏輯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結論是自由或刑罰。
——貝卡利亞
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不在於邏輯。 ——霍爾姆斯
在法典時代開始後，靜止的社會和進步的社會之間的區分已暴露出來。
——梅因
有二種和平暴力，那就是法律和禮節。 ——歌德《格言和反省》
法律源於人的自衛本能。——英格索爾《摩西的一些錯誤》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惡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邪惡。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嶺。(西方法諺程序先於權利) ——英國法諺
法律的制訂是為了懲罰人類的凶惡背謬，所以法律本身必須最為純潔無垢。
正義可以提升一個民族。 ——《聖經》
極端的正義，即極端的不正義。——西塞羅
法律是正義與善良之術。——塞爾蘇斯
世間的一切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無過於枉法。——培根
以無情的目光論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培根《論法律》
一個共和國的自由存在於法律的王國之中，缺乏法律便會使它遭受暴君的惡政。
——[英]詹姆士·哈林頓《大洋國》
我們不應把全球法律產生的障礙歸咎於文化多元性，而是應歸因於不同的國家利益之間的不相容性。
——[美]Ｔ·Ａ·哥倫比斯·Ｊ·Ｈ·沃爾夫：《權力與正義》
如果立法者一開始就不集中注意力去建立公民的財產和地位的平等，那麼，他的一切努力都將徙勞無益。
——[法]馬布利：《論法制或法律的原則》
平等是一項神聖的法律，一項先於其他一切法律的法律，一項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
——[法]皮埃爾.勒魯 《論平等》

❼ 法治實踐怎麼寫

教育部日前印發的《全國教育系統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七個五年規劃(2016—2020年)》指出，在中、高考中適當增加法治知識內容，不斷改進教學評價方式，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素養和法治實踐納入學生考核評價中。

《規劃》要求，切實將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在中小學開設道德與法治課，發揮法治教育的課堂主渠道作用。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線，將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使青少年理解法治的道德底蘊，尊崇公序良俗，牢固樹立規則意識、平等意識、誠信觀念和契約精神。積極探索法育的規律與特點，以憲法教育和權利義務教育為重點，將規則教育、習慣養成與法治實踐相結合，遵循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科學安排教育內容、教育重點和方法途徑，堅持落細落小落實，更多採取實踐式、體驗式、參與式等方式，切實提高法治教育的質量和實效。堅持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相結合，注重發揮課外活動、社會實踐和網路文化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部門協調機制，充分利用整合各部門和社會的法治教育資源，建立政府部門、學校、社會和家庭協調配合開展法治教育的機制，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新格局。

《規劃》提出，統籌推進青少年學生法治教育。堅持課堂教學和學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中小學設立道德與法治課，有條件的地區和學校可開設法治教育相關的地方課程和學校課程。依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在有關學科課程、學校活動和文化建設中有機融入法育理念和法治教育內容。在小學普及憲法基本常識，逐步使青少年樹立憲法意識、鞏固國家觀念。在中、高考中適當增加法治知識內容，不斷改進教學評價方式，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素養和法治實踐納入學生考核評價中。深入推進高等學校法治教育，重點加強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建設，大力推進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創新，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不斷增強學生法治觀念和參與法治實踐的能力。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法治教育活動。加強對學校法治教育的評價與考核。

《規劃》指出，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到2020年，在各地統籌建設60所左右的國家級實踐基地，各地爭取在中等以上城市建立至少1 所符合標準的省級實踐基地。有條件的地方，可探索利用實踐基地的資源，在中小學設立具備一定實踐性、互動性教學功能的「法治教育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