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治的討論
1. 法治與人治的討論集中在什麼時期
熱心網友
從人治到法制、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我黨自建國以來，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吸取了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從建國初的人治，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從「法制國家"到"法治國家"，其中一字之差，產生了質的飛躍，它包含著新的、更高層次的理論內涵和重大的實踐意義，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在認識上的統一和重大提高。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總之，在中國用法治置換法制，其意義就在於與人治的徹底決裂，法制將真正成為法治下的法制，而不可能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更不可能再是「法制底下的人治」。倡導法治，反對人治，為解決以下兩個始終困擾著中國政治體制和民主法制建設的根本問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途徑：一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國家和社會的治亂興衰主要寄託在一兩個領導人的英明和威望上，因而在指導思想上忽視甚至無視法治的意義；二是權大於法，辦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
2. 關於中國法治怎樣向前走的討論
請參考：
除了中國的法治是否應以中國實際為出發點外，我與賀的根本分歧在於：法律職業群是否應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對法律的理解、適用能否違背一個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離開了人民的參與，能否最終保證司法公正。簡言之，現代法治歸根結底應該是 「機械的規則之治」、「法學家之治」，還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識、常理、常情之治」。我認為，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錯誤回答，導致了較長時期內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與目標的漸行漸遠。
強調法律與社會基本倫理分離，主張「法律職業並不是要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是（至少長期以來曾經是）我國法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觀念。將「法律」凌駕於常識、常理、常情之上，凌駕於司法人員的良心之上，這種觀念不僅與「司法人員必須依照良心履行職責」這一世界各國憲法普遍規定的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相悖，更是在實踐中導致了法律職業群基本倫理迷失的惡果。記得在一次講座中，當我談到 「司法必須講良心」、「講法必須講理」時，一大批來自全國的一流的法學家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我：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常識、常理、常情？常識、常理、常情到哪裡去找？良心到哪裡去找？當這些法學權威們普遍不知良心為何物，不知常識、常理、常情為何物時，我們能夠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司法人員的犯罪率以大大超過司法人員的職業化進程速度增長，司法腐敗成為民眾最不滿意的社會現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員涉嫌犯罪率幾近普通民眾的5倍，難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們法律人的深思嗎？
認為對法律的理解可以偏離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強調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須依「法」辦，這種「講『法』不講理」的主張，可以說是傳統法學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體現，在實踐中必然導致人治、導致專制，必然結出「權大於法」，「有權就是法」。
3. 談一談你對法治的理解和認識
1996年3月17日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了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確立了「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針 ,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標和要求.這一方針的確立 ,必將對我國政治、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深遠的、全方位的影響 ,從而極大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並精闢闡述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與法制建設目標.這標志著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理論日益走向成熟,社會主義依法治國實踐邁入更高階段.對於我們切實實行和堅持依法治國,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大理想,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社會主義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 依法治國,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略與法律文化,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一種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相當發達的社會文化共存亡同興衰的社會現象. 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應當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國家,而且也應當成為真正實行依法治國的法治國家.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必然是而且應當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依法治國.
二、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為一種理想的治國手段,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都可運用的治國方略.但作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依法治國與資本主義依法治國有著根本的不同.社會主義依法治國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依法治國,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法律保障.社會主義依法治國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依法治國,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基本保證.
三、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一）具備完備的法律體系. 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這是依法治國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國的首要環節.有法可依是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需要法律調整的領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以依據和遵循.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公民都必須依法辦事.這是依法治國的中心環節.（三）執法必嚴. 依法治國的關鍵是執法,難點和重點也在執法.執法必嚴,是指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辦事,堅決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另外司法獨立是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對保證司法裁判的公平、正義,維護社會秩序,滿足社會成員對效益的需求,真正做到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意義.（四）違法必究.違法必究,就是要嚴格追究違法犯罪行為人的法律責任.這是依法治國的必要保證,是法律威嚴的重要體現.當前,在違法必究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堅決反對幹部搞特權、有責不究、重犯輕罰.鄧小平同志曾強調：「越是高級幹部子弟,越是高級幹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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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人治、法制、法治的相互關系
一言難盡。一言以蔽之：人治過於人，法制過於法，法治人法相當、相宜。
5. 全面深化依法治國討論
「在全面深抄化改革襲的今天，我們黨要實現改革意圖，尤其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來指導立法工作，將黨內通過的改革舉措，通過國家制度的形式科學地固定下來，在程序化的環節中予以落實。」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積極穩妥、循序漸進、成熟先行，抓住主要矛盾和重點問題，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
「政府職能轉變到哪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到哪一步。」
6. 關於法治的演講稿
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為避免類似文革中決策的失誤而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發生，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挫折中經驗教訓，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陸續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了黨和國家工作的議事日程，黨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寫入了黨章。厲行法治，依法治國是黨領導方式的轉變，而不是黨領導地位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黨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黨在依法治國具體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對依法治國的順利進行有著重要意義。
一、法制思想在中國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中，「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意義：以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普遍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良好的法律。」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又強調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義可得：法治是指存在於法律是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1700年後的今天，經歷了人類史上的數次思想革命，政治領域中的民主觀念、人權觀念開始為普通人所關注，並逐漸根深蒂固。保障人權，尊重民主，維護公平，體現文明的觀念也不斷為大多數文明國家所接受，基於這種變化，亞里士多德所定義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義在近代有了新的意義。各國政治團體，政黨派別更傾向於把法的至上性作為抑制民主被過分濫用的一個有效的武器來保障其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因為法制對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兩面性：一方面保證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濫用，所以政治家們更關注法治的實施，學者們討論的熱點也集中在「法治」的標准究竟是什麼是其具體內容有哪些。
英國學者戴西認為，法治的標准有三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的權利產生憲法。美國學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項原則，它們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確，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法律要有穩定性，官方行動要與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專門以法治為議題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①立法機關的職能是創造和維持個人尊嚴得到維護的各項條件。②法治原則不僅要求規范行政權力的濫用，也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護法律。但賦予行政機關以委任立法權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權。③要求有正當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辯護權，受公開審判全，取消不人道和過度處罰。④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等。
如上學者關於法治標準的論述雖然說法各異，但卻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權威，保障個人人權的實現，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對我國全面而又有重點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我國對法治思想的認識與接受
中國學界對法治思想的討論明顯晚於西方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國歷經了無數次社會變革，遭致在中國大地上，從未有過一場真正意義上嚴肅的關於法治的討論，雖然建國後，出現了短暫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時期，但卻最終還是淹沒在了混亂的中國政局之中。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個轉折，這次大會前後在思想界引發的一場關於中國歷史經驗教訓和現狀的深刻反思與總結的討論，打破了人們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當代中國人開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當作純學理來看待。而是借鑒各國關於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與政黨、國家制度、及其周圍環境因素綜合起來考慮。
我國學者姚建宗在其著書《法治的生態環境》中對法治的生活立場、生存土壤、制度基調、人文情懷；時空領域，法律環境以及法治意義的現實載體多方面作了系統而又形象的闡述，提出了許多新的法治觀點。法學理論界名宿張文顯教授對法治意義也從「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的基本認識出發，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歸納，並提出了法治社會六大基本標志：①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會關系均應納入法律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築在尊重民主、人權和潛能、保護和促進經濟增長、社會公平、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基礎上。②凝結著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高於任何個人、群體和政黨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權威。③國家一切權利根源於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和信仰等特殊情況而有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非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只能與職位相連，而職位對一切人開放。⑤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許的，每個人只要其行為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和公認的公共利益，就有權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動。⑥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機會非經正當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剝奪，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來自於個人或國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時、合理的補償。①
《憲政的中國之道》一書作者王人博也總結了法治八條原則：第一，法律必須使公開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應當使相對穩定的；第三，特別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須依據一般性的、公開的、普遍的和相對穩定的規則制定；第四，司法獨立必須給予保證；第五，必須遵守自然正義原則；第六，法院應當享有審查權利以判斷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應當容易、第八，不允許執法機構利用自由裁量權委曲法律。②
綜合各家對法治標準的認識，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過程，是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其次是指實現一種社會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二、「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國」的概念意義
「依法治國」確立的含義究竟是什麼？法治與法制有沒有區別？主張「依法治國」有沒有片面性，或者是否是一個超階級的觀點？所有這些問題從最初的理論探討到實踐中正式將其作為基本方略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從理論界到廣大幹部中都存在著廣泛的意見分歧，存在著不同看法甚至疑慮。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較為統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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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討論議題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版理體權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8. 求依法治國和老百姓關系的討論文章
可以做啊。你要做成什麼樣子的，需要提供素材？
9. 法治的重要性300字
生活在西方的我們如今看中國，它正非常努力地讓其法律與法的精神接軌，走向法治歸宿。我們在英格蘭創造了法治，它一直很好地服務於我們。祝願你們的努力能夠取得成功，對於世界的幸福、財富、自由來說，意義非同小可。
中國的情況不一樣，而且英國已經實行法治這么久了。中國有不同的傳統，也有不同的道路，如何在中國實現法治？
我要說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對中國實行法治非常有信心。
舉個例子。深圳30年前只是一個小漁村，30年前如果你問：「我們能在30年中把這個小漁村變成一個人口達1000萬，高樓林立，整個世界都會為之矚目的城市嗎？」人們肯定會回答「不可能」。但是看看現在深圳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同樣，35年前你問一個中國人，說「可不可以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人們肯定會告訴你「不可能，我們沒有這個傳統」。在中國的國情下，這也是不可能的。但看看深圳的現在，無論黑貓、白貓，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得還是不錯的。
所以，我對中國的法治非常有信心。下面，我來回答一個最難回答的問題，陪審團可否在中國得到實施？
在很多社會中，陪審團是可以實現的。英國陪審團的流程和理念，就是一旦有人被控有罪，就會在社會上選出12個人到法庭上來聽證。在充足的聽證後，他們會到庭外對案子進行討論，然後回到庭上判定被告是有罪還是無罪。
這種情況，的確在英國是有效的。但在其他的國家，這個經驗並沒有用得很好，比如在日本就不行。這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在1930年左右，日本嘗試實行陪審團制度，結果很快就廢棄了。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原因是日本人不擅長做決定。法國人做決定也是比較困難的，他們不喜歡評論別人，或對別人的事情做判斷。所以，在日本如果實行陪審團制度，可能要經歷好幾年才能做出一個決策。
但在中國，陪審團很有希望行得通。因為陪審團制度需要幾個條件，比如民眾受過比較好的教育，有比較好的經濟能力，而且對司法系統有著比較好的理解，他們就可以作為陪審團的基礎來源。現在，中國人民越來越富裕，有越來越多的大學，中產階級層不斷擴大，為陪審團制度提供了非常好的實施條件。一旦有了好的陪審團制度，法治的實現就不是特別大的問題了。
但這種法治上的改變是比較大的轉型，不可能在一兩年甚至5年內就可以完成。中國的經濟改革用了30年，才達到了今天的成就。實現法治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我也很樂觀，隨著中國人民的財富的增長，經濟能力、教育水平的提高，這非常有希望實現。我遇見的中國人都很有思想，很理性。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這些人為彼此負責，非常出色。
因此，我認為很多中國人已經具備了這種能力，去把社會推向法治，也具備潛質推行一個有效的法治體系。
比較難的問題，是權力尤其中央權力機關與法律間的關系，以及法律究竟是由比較精英的人還是由人民來制定？當然，權力機關包括中央的權力部門把權力下放是很難的事情。但可以看到，現在中央都在討論如何將權力下放。以前這種事情是難以想像的，今天已經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我們也看到，需要各種各樣的新政策去適應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條件下，只有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經濟才能更好地發展。所以，想讓中國這個有漫長文明歷史、有復雜國情的國家向前發展，只依靠中央權力是不夠的，必須要把權力下放，才能建立比較和諧、成功、幸福的社會。
現在從中央的討論以及預備實行的政策，已經看到了高層逐漸想把權力下放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經濟能力的加強，對司法體系的了解與運用進一步成熟，就非常有可能使人民的權利與權力獲得平衡，法治實現本土化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