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法治
⑴ 國外法治與國內法治的異同
法治是歷史久遠的話題,針對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觀點是,個人會有情感,有偏好,不確定;領導人交替,可能改變規則和政策,引發政治不穩定。但現代西方社會強調法治不僅如此,還因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引發的一系列條件。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對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過比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屬於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是由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社會條件決定的;與之相伴的法治觀點並非一種抽象的理論、普遍的真理,而是對西方近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回應,是對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一種理論總結,同時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
在封建的歐洲,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方式,各個封建邦國的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極不統一。這種"各自為陣"的小型社會秩序和法律無法滿足商品交換對更大范圍內的統一市場的要求,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障礙。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須消滅封建主義地方秩序,在更大區域內形成統一的國家,並形成不矛盾的、明確的和普遍適用的規則體系。由此產生的法治的理念,隱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個要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確立,表現為主權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發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形成統一規則體系,但這種變化會遭遇封建勢力的抵抗;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內確認統一的法律,並保證規則有效貫徹執行,這就一定要求一個對社會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國家。由此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與基於傳統和"君權神授"的封建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強調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主權的至高無上,強調由國家制定和頒布統一的規則,強調國家為保證規則執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壟斷。由此也就產生了主權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藉助普通法的漸進傳統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統一;而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則更多是通過國家的政治統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統一。這兩大法系國家的法治思想的具體表述和核心關注也有所差別。不僅有地域的差別,還有因時代變化引發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形成的相關法治觀念和法制觀念之表達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紀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權至上"、"個人權利"以及"權力制約"這三個要素。強調主權至上是鑒於英國內戰時期的慘痛經驗;霍布斯認為,只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個人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主權應當是絕對的,對主權的制約與分割都將導致主權的被架空與和平的喪失。但霍布斯並不是倡導專制主義,事實上他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個體的人,人是為了獲得和平而通過契約建立了國家,這一理論否定"君權神授",同時也奠定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強調的是單一的"生命權",洛克則將公民的個人權利擴展至"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認為國家必須保護這三項基本權利。而為了保證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當時是王權),洛克還提出了"以權利約束權力"以及"權力分立"的主張;但他把司法權歸在行政權之下。
英國的法治思想直接影響了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法治理念。在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美國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強調基於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美國的移民社會直接相關),更是將洛克的分權思想付諸政治實踐。分權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的政治現實(13個殖民地)創造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制,二是在政府層面則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權。但分權也是有限度的,聯邦分權不允許分裂國家(包括後來的南北戰爭),確立了聯邦至上(主權至上),保證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統一;同時又藉助聯邦至上原則努力促進全國經濟的整合,為統一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支持了國家的政治統一。而三權分立則是為了權力的相互制衡,但這一制度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採納。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治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和盧梭。孟德斯鳩在法治的最主要發展是,基於對英國經驗的錯誤理解,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把司法權獨立出來;這一思想在美國得以實踐。盧梭的法治思想與孟德斯鳩相反,他強調人民主權,強調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強調主權對公共利益的表達和維護;盧梭強調,法治的目的在於自由,但他的自由並不是消極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絕的;為實現真正的法治,盧梭甚至認為,應當強迫那些拒不服從公意的人服從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們自由"。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通過鐵血政策完成了德國的統一,進而完成了法治的統一。德國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民族精神",強調法治要在本國文化基礎上回應本國需要;另一個思想是"法治國",特別強調國家為公民提供福利性權利,在制度安排上則強調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強調嚴格執法。20世紀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生,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與調控。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福利國家與法律社會化成為20世紀上半期的主流社會思潮,勞工法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法律發展起來了。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以及同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更強調法律的同等保護、正當程序以及普遍人權。特別是後者,這已不僅是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擴張(特別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同其他制度競爭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種戰略性努力。
盡管不同時、空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有眾多差異,但可以對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維系國家主權和法治統一。
2、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
3、權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體現了人類近代以來為在世俗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安定,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競爭而進行的探索與思考,凝結了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實踐的一般經驗。
鑒於現、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這一歷史進程,這些經驗也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與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資源。
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仍然回應了當時當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本國問題的理論思考,不僅具有階級的局限,而且有強烈的時代以及地域(本國)的印記。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最初回應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問題,是為建立本國的統一市場、維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服務的。其最終關心的是本國的、特別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努力以國家政治法律力量來推動本國在國際經濟爭奪和競爭中的優勢。從政治上看,它首先關心本國的穩定和有效統治,充分利用法律調控來緩和國內各階級、階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對外,資本主義法治及其理念在歷史上曾經與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相聯系,與本國的戰略利益保持和擴張相聯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達,抽象的代表了全人類的理想,但就這些思想之發生就針對的是本國問題,在其近代的傳播中,也往往會服從本國長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和戰略,並構成了本國國際競爭力之一。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擴張逐漸由商品輸出和武力征服轉向了資本輸出與意識形態產品輸出,"法治"與"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一起,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戰略,維系近現代以來西方主導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國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在當代中國政治和法治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與發展起來,是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的一個初步總結。。
第一是當代中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時、空規定。大國,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發展中國家,而且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而且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不僅是經濟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所有這些特點,是中國法治發展一個根本的物質性條件,既是制約,也是促成。中國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國家的問題,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國家的問題,它必須回答的是中國問題。其根本出發點必定也必須是中國國情。
第二是社會主義。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規定。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空間和地域內建立起植根於並超越傳統中華文明、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須凝聚中國社會的高度共識,而不是在中國簡單移植一種符合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國法治必須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相兼容,支撐並受制於這一制度。如果脫離了這個根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即使理論上頭頭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於中國的當代和長遠社會發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實踐。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踐性規定。盡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然會而且要借鑒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僅僅附著於抽象的理論思考,而必須基於中國的法治實踐,必須總結中國法治實踐的經驗教訓。
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法律,但計劃是管理社會的主要手段。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一定需要有與之相匹配、能夠更有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上層建築。市場經濟要求相對統一的規則,令市場交易主體對於未來有相對穩定的預期,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創建比較完善的統一市場,需要打破區域間的分割和封鎖,這都要求依法治國和法治統一。
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還不很平衡;這使中國與英國、法國、德國這些相對來說疆域較小的國家有重要區別。要在當代國際環境下有效治理這樣一個大國,必須穩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權威,保障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同時還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決地方性問題。法治不僅可以保證基本規則和政策的穩定性,而且有助於制度化中央的權威以及與地方的關系。不僅使問題處理不再依賴於當代人智慧,而且可以藉助制度凝結的前代人智慧,並通過各層級之間以及同一層級的各國家機構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實現,從而保證了效率和公正。
堅持依法治國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決定的。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變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華民族從革命轉入了建設時期。革命時期不可能通過常規化的制度來處理問題,往往必須更多依賴個人智慧在各地獨立判斷和處理問題。建設時期,社會需要也漸漸趨於穩定,社會呈現的問題盡管新穎卻更多是常規性問題,因此可能通過相對統一規則和程序保證同類型的問題都得到類似處理。由於面對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全新的事業缺乏經驗,未能及時地根據社會變遷加強法治建設,中國社會曾為此付出了重大代價。錯誤的根源之一,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隨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清醒冷靜地轉向執政黨,與時俱進,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法治國最終被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
借鑒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經驗,基於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轉型,中國的法治不僅一定要反映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核心道德,並且要努力通過包括司法在內的法治實踐逐步凝聚中國社會在一些根本價值問題上的共識。必須注意,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盡管都說公平正義,但許多具體的理解會有某些差別。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人們相對會更強調抽象平等,更多訴諸司法解決糾紛;在熟人社會,則會更強調實質公平,人們會更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決。因此,如一味強調正式司法,即使從正式規定上看似公平的判決,也許不能為某些民眾所接受;公平正義因此隱含了合情合理的維度。在更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中,一般認為,言行只要不影響他人就不視為問題,但在更強調社區和社會價值的社會中,卻仍可能引發沖突。因此,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正義雖不拒絕參考但並不可能等同於抽象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而必須在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基礎上兼顧與依法治國並不必然對立的某些傳統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價值和習俗。對法治的公平正義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⑵ 談談霍布斯和洛克有關自然狀態,主權,自然法與法治理論的異同
異同點一:關於國家政體理論的不同理解
霍布斯沿襲傳統的觀點,主權是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根據主權的歸屬,將國家分為三種政體形式: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這三種政體中,他認為君主政體最好,因為君主政體最能避免「內亂」。身為主權者的人,都有其自身的私利,主權者在處理公務時,往往為私利而侵害公益。在君主政體中,國家既然屬於君主個人,君主的私利就和公益結成一體,君主的私利就是公益。而在貴族和民主政體,國家的強盛為主權者個人所帶來的利益往往不如貪贓枉法或借內亂而謀得的私利,這就是在議會中常常因為內部爭吵而導致內戰的原因。霍布斯雖然擁護君主制度,但他並沒有反對貴族制、民主制。他認為三種政體沒有本質的區別,它們的不同不是權力的歸屬不同,而是保衛和平和人民安全的「便利程度不同」。人們在訂立契約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任何一種政體。但他強調,不管是哪一種政體,主權都必須集中在主權者手中,而不能交給人民。國家要麼是專制,要麼是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 洛克認為根據政府權力的性質和目的,政府必須實行法治,即政府只能以正式公布和經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臨時的命令和未定的決議進行統治。只有實行法治,政府的權力才會受到限制,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從這種思想出發,洛克極力反對君主專制制度,他指出,在君主專制政體中,君主只是用心血來潮或毫無約束的意志代替法律,而沒有任何准繩和規定約束君主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處境就會比自然狀態還要懷得多,因為在自然狀態中,人們若受到君主的侵害,不僅沒有申訴的權利,而且失去上述的自由。人們若把財產交給專制君主來保護,就好比人們為了防止狐狸的可能甘願為獅子所吞食。對於君主專制制度,他不僅反對暴君的專制,而且反對「賢君」的專制,因為如果賢君的繼承人不具備超人的智慧和善良的品德,就會將賢君所有權力變為殘害人民的特權,「賢君」同樣可以導致「暴政」。在任何情況下,君主專制政體「完全不可能是公民政府的一種形式」。洛克認為國家有三種權力: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根據立法權的歸屬,將國家分為三種政體形式。立法權由社會大多數成員直接行使,並通過由他們自己委派的官史來執行法律的是民主政體;立法權由少數人精選的人行使的是寡頭政體;立法權由個人行使的是君主政體。洛克並不滿意這三種政體形式。他認為最符合法治原則的是在這三種政體形式上建立復合的政體形式。洛克的這種理想的政治制度,就是英國在光明革命後建立的立憲君主制度。 從上述他們的國家關於政體的不同見解可以看出:霍布斯所擁護的是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權與一身的君主專制制度。他不僅反對法治和分權,而且剝奪了人民的任何政治權利,以至言論和信仰自由的權利,讓人民聽任主權者的任意宰割而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他的主張是一種極端的專制主義。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爆發,廣大人民群眾正在和封建主進行斗爭的時候,霍布斯提出這種主張,其反人民的性質顯而易見的。洛克雖然主張立法權是最高權力,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不受限制的權力。總的來說,洛克的關於國家政體的論述比霍布斯先進許多,適應了當時革命的需要,推動了當時思想的解放。
異同點二:關於社會契約理論的不同理解
霍布斯的社會契約理論:他把國家看作是由契約產生的。人們為了擺脫「自然狀態」,彼此之間共同約定:大家都放棄自己的全部權力並把它交給一個人或一些人組成的議會,使他(們)擔當起他們的人格,並且承認他在公共和平與安全的事務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同意的。人們這樣做了之後,公共權力或國家就建立起來了。 洛克的社會契約理論: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中,自然法是由每個人行使的,人人都是自己案件的裁判者。因此,自然狀態雖然是完備的自由狀態,但也有許多不便之處。這是因為有些人由於利害關系而存偏私,或者由於對自然法缺乏認識而不遵守自然法,常常用強力去剝奪他人的自由。在自然狀態中,既沒有一種明文規定的法律作為裁決人們之間糾紛的共同尺度,又缺少一個公共的裁決者和公共權力來保證裁決得以執行。於是,人們為了克服自然狀態的缺乏,更好地保護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便相互訂立契約,自願放棄自己懲罰他人的權力,把他們交給他們中間被指定的人,按照社會全體成員或他們授權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規定來行使。當人們這樣做了之後,國家就成立了。 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出,洛克和霍布斯的的社會理論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洛克認為不僅保全自己的生命的權利,而且自由和財產權利都是人們在訂立契約時不可放棄、不可轉讓的權利;第二,洛克認為人們交出的權利只是保護自己不受他人侵犯的權利,而不是任意傷害他人的權利;第三,洛克認為被授予權力的人也是契約的參加者,必須受契約內容的限制,按照社會全體成員的委託行使他們的權力。
異同點三:關於自然權利理論的不同理解
霍布斯為人們所規定的另一自由權利是自我保存的自然權利。他將這一權利看作是國家不得侵犯、不得剝奪的基本權利。如果主權者侵害了個人的這一權利,那麼,對主權者的命令個人有拒絕服從的自由,以至抵抗的權利。但他同時認為,個人是不能為了他人而反抗主權者的,因為這會奪走主權者保護人們的工具。就是說,在主權者的橫暴橫暴面前,霍布斯只允許個人的自衛,而不允許人們組織起來,用革命推翻暴力的統治。實質上人們的這點權利沒有任何意義
⑶ 人民主權是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嗎
人民主權是指國家中絕大多數人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我國憲法體現了人民主權原則,強調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一原則則在憲法中的表現是多方面的。
⑷ 法律,法制,法治有什麼區別
1、法律通常是指由社會認可國家確認立法機關制定規范的行為規則,並由國家強制力(主要是司法機關)保證 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社會規范)。
2、法治,又稱法律的統治,是與「人治」相對應的一種治國方法。亞里土多德對法治的界定是:法治就是已經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約國家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是法治的兩個核心要素。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
3、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內涵的差異。法治表達的是法律運行的狀態、方式、程序和過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權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開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約公共權力與保障人權等基本原則;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簡稱。
(2)價值取向的差異。法治強調人民主權(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法制則不預設價值取向。
(3)在與人治的關繫上,法治明確地與人治相對立,有人治無法治,而法制可以與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4)在配套環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等環境,法制則可以在各種經院政治、文化體制中存在。法制指一個國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卻強調一個國家處於依法治理的一種狀態。法制的內涵比法治要小的多。法制著重講的是法的一系列規則、原則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而法治的內容就要豐富的多。
拓展資料:
1、法律是維護國家穩定、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也是捍衛人民群眾權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專政機關--法院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2、法的本質就是統治階級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具體地說,它是指國家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制定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3、法律制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所有法律原則和規則的總稱。法律制度從宏觀角度來說,與法系的概念比較接近。
①、一國的立法制度與司法制度的總稱,即通常所稱的"法制"。
②、法律制度是指運用法律規范來調整各種社會關系時所形成的各種制度。它調整了多少社會關系就包含有多少種具體的法律制度如行政、經濟、婚姻家庭、訴訟、教育文化及狹義的法律制度等。 法律制度及其相應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構成法律部門。一國的立法制度與司法制度的總稱,即通常所稱的"法制"。法律制度從宏觀角度來說,與法系的概念比較接近,我們不能把制度等同於法律條文。
⑸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1、意思不同。
法制: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法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2、出處不同:
法制出自現代作家巴金的《作家要有勇氣,文藝要有法制》:「這就說明發揚民主要講兩方面,一方面要講勇氣,一方面還要有健全的法制來保障。」
法治出自春秋時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白話釋義:原來的國君桓公統治的土地比今天小,但是他整治法的統治,擴大政治與教化,所以稱霸諸侯。
(5)主權法治擴展閱讀:
法治與法制:
兩者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
兩者最大的不同表現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
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這也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義的法治)所要求達到的目標。由此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還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一層的內涵。
⑹ 什麼是主權
主權(Sovereignty)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簡言之,為「自主自決」的最高權威,也是對內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來源,對外保持獨立自主的一種力量和意志。主權的法律形式對內常規定於憲法或基本法中,對外則是國際的相互承認。因此它也是國家最基本的特徵之一。國家主權的喪失往往意味著國家的解體或滅亡。主權原則是現代國際法所確立的重要原則,其要求各國在其相互關系中要尊重對方的主權,尊重對方的國際人格,不得有任何形式的侵犯。換言之,國家是獨立的、平等的,各國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內外事務的權利應當受到尊重,各國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自由選擇自己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國家形式的權利應該得到保障,其他國家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干涉。現代國際法確認上述內容為整個國際關系的基礎和現代國際法的基礎。主權國家,指具有固定領土、一定的居民、一定的政權組織形式和主權的政治單位。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最基本成員。
主權國家,指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
主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最基本成員。截止2011年7月18日,世界上共有198個主權國家(194個聯合國會員國,2個聯合國觀察員國(巴勒斯坦和梵蒂岡),2個未加入聯合國(庫克群島、紐埃)。
⑺ 國家主許可權制的法律依據
實在法上沒有國家主許可權制的依據。國家嚴格的說來不受任何實在法的限制。法治之法約束的只是國家權力,但是實在法卻是源於國家主權的,所以實在法無法限制國家主權。至少在一國范圍之類,主權是至高無上的。
但是,就自然法傳統而言,國家主權是受自然法限制的。
⑻ 法治和法制的區別是什麼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
2、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
3、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法制
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並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
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排除了奴隸制、封建制國家法制的專制性質,但資產階級受階級本性的局限,當有的法律規定不符合本階級的利益時,就加以破壞。
⑼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你好,三者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離開其中任何一環,也無法真正實現依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