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後評估
❶ 求行政法相關論文
你這篇中國知網也好,萬方數據也好都有例子!甚至網路文庫都有!
==================論文寫作方內法容===========================
論文網上沒有免費的,與其花人民幣,還不如自己寫,萬一碰到騙人的,就不上算了。
寫作論文的簡單方法,首先大概確定自己的選題,然後在網上查找幾份類似的文章,通讀一遍,對這方面的內容有個大概的了解!
參照論文的格式,列出提綱,補充內容,實在不會,把這幾份論文綜合一下,從每篇論文上復制一部分,組成一篇新的文章!
然後把按自己的語言把每一部分換下句式或詞,經過換詞不換意的辦法處理後,網上就查不到了,祝你順利完成論文!
❷ 如何建立健全社會各方對開展立法協商的參與機制
從地方政府立法的運行環節來看,須從立法前、立法中以及立法後三個環節入手來構建立法協商機制。
1、地方政府立法計劃中的協商機制
無論從立法學原理還是關於地方政府立法程序的具體法律法規規定,立法計劃都是地方政府立法工作的第一個重要環節,是保障地方政府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的第一道關口。建立地方政府法制機構與人民政協社法委聯席會議制度,對地方政府年度立法計劃編制工作中,各地、各部門申報的立法計劃項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緊迫性論證及立法條件成熟程度等情況開展協商,共同探討地方政府立法計劃。認真研究政協委員的提案和建議,分層分類就城市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等的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實際問題,開展廣泛協商,加強對環境治理、城市建設、歷史文化保護等重點領域立法,優先納入協商立法范圍。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
2、地方政府立法過程中的協商機制
首先,確立立法協商的主體。在地方政府確定年度立法計劃後,應根據具體的協商項目和內容,按專業對口的原則,由相關專委會在相應的單位和界別委員中徵求意見。立法過程中,政府法制機構可以對地方政府立法草案或者其中某一事項,商情政協委員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或者通過社法委或相關專委會召開座談會協商,由政協社法委或者專委會或者政協委員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最後由政府法制機構負責對意見和建議進行收集、整理。
其次,完善地方政府立法徵求意見的方式。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在我國有著堅實的法律基礎,《立法法》、《規章制定程序條例》、《國務院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對此都有著明確的規定,在實踐中也是地方政府立法草案徵求意見的主要方式。但法律法規上對它們在程序方面規定過於原則,給人為操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召開與否過於隨意,如有些參加座談會的代表由行政機關事先指定,缺乏認真篩查,或者本身就與行政機關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他們反映的訴求是否真實,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公眾意志?論證會的專家學者能否擺脫利益集團的干擾,堅持嚴謹科學態度和學術良知,也是值得商榷的。聽證會的程序如何組織,代表如何遴選,聽證會的結論是否採納同樣缺乏明確的規范,「只聽不證,走過場」的現場也是屢見不鮮。解決以上問題,筆者認為確立立法協商制度,應該對座談會、論證會和聽證會的程序、使用條件、參加人的選擇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以保證聽取意見的全面性、有效性。
再次,健全地方政府立法意見採納反饋的制度。目前地方政府在對待公眾參與立法中存在「重徵集、輕反饋」的現象,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公眾的參與積極性。筆者認為建立立法協商機制,政府法制機構在認真研究分析人民政協及其委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時,應健全意見的說明反饋機制,立法意見採納反饋的制度是民主立法的需要,政協委員在參與地方政府立法協商過程中所提出的各種不同意見和建議,都應當得到適時、必要的答復、解釋和處理說明。通常可以採取以下方式:一是集中回應(或概括式回應)。即對意見和建議在進行分類整理篩選和認真分析研究的基礎上,由政府法制機構對由政協社法委或相關專委會提出的相同意見或建議,可以通過集中回復意見,或在立法起草說明和立法審核、審查、審議報告中,集中概括地發布、說明或報告對協商中收集的意見和建議的採納情況。二是單獨回應(或逐一回應)。 即對政協委員署名提出的立法意見和建議, 不管是否被採納,不管是否有研究價值,政府法制機構都應該通過信函、郵件、電話、簡訊、傳真、QQ回復等形式,向提出者進行採納情況的通報和未採納的理由說明,以期建立政協委員與政府法制機構的良性互動機制,加強立法溝通,調動其參與立法的積極性。
3、地方政府立法調研參與機制
立法調研是政府法制機構或者政府部門圍繞其立法項目開展的調查研究的一系列活動,是提高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的重要立法准備活動。由於立法資源有限,政府法制機構及其人員或因立法任務繁重,或因專業限制,可以委託專家學者、政協委員代為調研,也可以委託政協相關專委會進行調研。後者依託政協組織,具有權威性,能達到更好的效果。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建立人民政協或者政協專委會的專題調研工作機制,也可考慮建立與政府法制機構聯合調研機制。通過立法調研可以很好地把人民政協的界別優勢發揮出來,調研報告對地方政府立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4、地方政府立法後評估機制
地方政府立法後的效能評估或者其質量評估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學界一般認為評估主體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方式,由立法機關制定評估內容、標准、程序等規范性文件後,委託或招標委託中立的組織進行評估。第二種方式,採取一體多元主體來開展立法後評估,即由立法機關掌握評估的主導權,但將評估內容分割發包交由多個第三方去辦,也可以由立法機關組成課題組或通過課題立項的辦法委託其他組織去完成。受委託方可以是評估機構、科研院所等機構。第三種方式,由人民政協作為評估主體,也採取一體多元的方式進行。而由人民政協作為第三方主體對立法效能進行評估,既能克服高校、研究機構、社會團體權威性不足、組織力不強、社會資源匱乏的弱點;又能因其身份超然,增強作出評估客觀公正的可能性。人民政協參與地方政府立法後評估屬於立法協商機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值得研究和探索嘗試。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❸ 立法評價實際上就是立法後評估,這二者沒有什麼區別.周旺生
此言差矣,立法評價,評估是要審議通過的,立法後只能釋法,解釋,實行,操作,不存在評價,評估!
❹ 怎樣建立健全立法協商的公開公平公正機制
一、立法前的規劃、調研與參與機制。
1、制定政協開展立法協商的規劃,對立法協商的項目、重點等作出具體規定,提前明確對哪些法規開展協商。
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的法規,應優先納入協商立法范圍。例如食品安全、環境治理、勞動者權益、醫療改革、安全生產等領域的立法。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
2、立法調研是立法機關或者其委託的機構圍繞其立法項目開展的調查研究的一系列活動,是提高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的重要立法准備活動。
人大因其人員或者專業限制,或者因其立法任務繁重,可以委託專家學者代為調研,也可以委託政協進行調研。後者依託政協組織,具有權威性,能達到更好的效果。可以考慮依據立法規劃建立政協或者政協專門委員會的專題調研工作機制,也可考慮建立與人大法制委員會的聯合調研機制。通過立法調研可以很好地把政協的界別優勢發揮出來,調研報告對人大立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3、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和公眾意見採納反饋的制度。
嚴格規范公眾參與立法的相關程序,確保公眾參與環境立法途徑的合法化。行政主管部門公開徵求公眾意見的期限、參與方式及程序的規定,可通過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聽取公眾意見。對公眾關注的問題進行討論,將公眾利益表達與立法機關視角相結合,為立法提供基礎的前期信息支持。只有這樣才能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
二、立法過程中的政治協商機制 。
1、確立正式的立法聽證制度。
在相當大程度上而言,在當代民主政治理論與實踐中,立法聽證制度的確立和實施有助於貫徹落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與原則,對於我國現階段建構民主政治和建設法治國家,均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立法聽證制度是立法主體作出立法決定前,將草案內容通告相對人,並告知聽證權利,相對人隨之向立法機關表達意見,提供證據進行辯論和質證,以及立法主體聽取意見,根據聽證的記錄作出裁決的一系列程序總和。
公民有參與立法的權利,是其負有守法之義務所然。立法協商聽證程序的使用條件、聽證程序的參加人的選擇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以保證聽取意見的全面性;同時還要對聽證的步驟、時限、聽證筆錄的效力、聽證決定的作出程序加以明確的規定。
2、確立立法協商的主體。
由於各項法規涉及面廣、專業性強,只有整合政協內部的力量,充分發揮政協委員的主體作用和政協人才密集、位置超脫的優勢,確保立法協商的質量和水平。加強各專委會之間的協調和配合,才能更好地取得成效。在收到市人大和政府年度立法計劃後,根據具體的協商項目和內容,按專業對口的原則,在組織立法協商小組徵求意見的同時,再由相關專委會在相應的單位和界別委員中徵求意見,立法過程中,人大及法制委員會可以對立法草案或者其中某一事項,委託政協委員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或者通過召開座談會協商,由政協或者其專門委員會或者政協委員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最後由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負責對意見和建議進行整理。
三、立法後評估與反饋機制。
立法後的效能評估或者其質量評估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學界一般認為評估主體有三種選擇:
1、由立法機關制定評估內容、標准、程序等規范性文件後,委託或招標委託中立的組織進行評估。
2、採取一體多元主體來開展立法後評估,即由立法機關掌握評估的主導權,但將評估內容分割發包交由多個第三方去辦,也可以由立法機關組成課題組或通過課題立項的辦法委託其他組織去完成。受委託方可以是評估機構、科研院所等機構。
3、由人民政協作為評估主體,也採取一體多元的方式進行。
而由政協作為第三方主體對立法效能進行評估既能克服高校、研究機構、社會團體權威性不足、組織力不強、社會資源匱乏的弱點;又能因其身份超然,增強作出評估客觀公正的可能性。政協參與立法後評估屬於立法協商機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值得研究和嘗試。
通過開展立法後評估工作,能總結執法經驗和分析評估客體中存在的問題,及時發現立法工作的不足,完善制度設計和應對措施。可以由政協相關專委會計劃每年組織政協委員選擇部分立法項目開展立法後評估工作的視察調研,並將意見建議反饋給政府有關部門。
❺ 稅收立法前評估:評估什麼與如何評估
立法前評估對於改進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保障立法實效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我國稅收立法工作的進一步加強,非常有必要將立法前評估引入稅收立法過程之中。然而,在目前已開展的立法前評估工作中卻未見有就特定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進行立法前評估的實踐,相關的理論研究成果亦尚付闕如。有鑒於此,本文擬在界定稅收立法前評估概念的基礎上,對「評估什麼與如何評估」這兩個稅收立法前評估中的基本問題做些探討。
一、什麼是稅收立法前評估
對於什麼是立法前評估,理論上進行概念定義的較少,更多的是概括性的描述和說明。例如,有學者指出,立法機關在進行立法預測、確定立法規劃以及進行立法論證時對立法的一種預評估,即立法前評估。① 也有學者提出,立法影響評估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其成員國使用的一個概念,也可用立法前評估、立法可行性研究等概念予以替代,其基本內涵和步驟是: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藉助成本—效益分析等手段,預先評估法律條款實施後對本地區公民、政府和社會的效用和影響,以評估結果為依據修正立法內容。② 還有學者認為「立法前評估」或「立法前質量評價」是與「立法後評估」或「立法後質量評價」相對應的立法工作,在很多法治發達的國家,或稱之為「影響評估」、「影響性評估報告」。③
而在概念界定方面,有學者認為,所謂立法前評估,是指在啟動立法程序前,對立法項目的立法必要性、可行性和法規中主要制度的科學性、可操作性以及法規實施的預期效果、社會影響等進行分析、評價,使立法機關可以據此做出更為科學合理的立法決策,力求從源頭上排除影響立法質量的不利因素。④ 另有學者則將立法前評估界定為:「立法機關或者其他機構,按照一定的程序、標准和方法,對某項立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具體規范的內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對社會和公眾的影響等所進行的評估。」⑤ 此外,一些地方出台的立法評估規范性文件對立法前評估也作了明確界定。例如,《陝西省地方立法評估工作規定》第2條:「立法前評估是指對立法選題就其必要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進行調查、論證和評價的活動。」等等。
上述關於立法前評估的描述和概念界定,分別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工作實踐闡述了對立法前評估的認知,表明當前人們在什麼是立法前評估這一問題的認識上既有「交集」,也存在分歧。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在立法前評估的時間上,雖然都認為立法前評估是於法案交付表決前進行的評估活動,但對於其是僅存在於立法准備階段還是也延續至正式立法階段,有不同認識,有的將立法前評估嚴格限定為立法准備階段的立法評估活動,有的則認為法案交付表決之前的立法評估活動均為立法前評估。2.在立法前評估的對象上,雖然都認為立法前評估指向的是特定的立法項目,但對於其是僅限於某項立法的選題還是也包括該項立法的法律草案,存在不同認識,有的將其限於立法項目的選題,有的認為也包括法律草案。3.在立法前評估的內容上,雖然都將立法項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成本與效益以及立法的預期影響等納入立法前評估的范疇,但在具體內容和強調的重點上有所不同。
由上可見,對於什麼是立法前評估,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清晰一致的概念。也正是由於概念的模糊和不一致,產生了對立法前評估理解的不一致,並由此進一步導致立法前評估實踐中具體做法極不統一。很顯然,在立法前評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在我國剛剛興起之時,要給出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或認同的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出於分析和論證的需要,本文仍試圖對稅收立法前評估的概念做一界定:即,所謂稅收立法前評估,是指稅收立法機關或者其委託的機構在稅收法案交付表決前,按照一定的標准、方法和程序,對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和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以及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與影響等所進行的評估。這一關於稅收立法前評估的界定概括了稅收立法前評估的諸要素,除了強調稅收立法前評估必須遵循一定的標准、方法和程序外,還突出了評估主體的特定性、評估對象的復合性及評估內容的廣泛性等方面。
二、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內容
稅收立法前評估內容的確定對於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的順利開展和評估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這是因為開展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首先必須解決「評估什麼」的問題,而評估內容的確定是否合理又將影響具體評估指標的設計和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進而影響評估目標的實現。在具體的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中,評估內容的確定主要取決於評估對象的選擇和所欲實現的評估目標。具體而言,針對稅收立法項目選題的評估主要是評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針對稅收法律草案的評估主要是評估法律在草案內容與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針對立法預期效果和影響的評估主要是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以下對這三方面的評估內容予以說明。
第一,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即對制定或修改某件稅收法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事前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某件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應否進行的問題。因此,在稅收立法過程的立項階段就應當對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開展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作出是否予以立項的立法決策。也就是說,只有具備必要性與可行性的稅收立法項目方能予以立項,並按照立法工作的整體安排開展後續立法活動(如起草法案),否則就應不予立項或暫緩立項,後續的立法活動也沒必要進行。由此可見,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主要起著「淘汰」作用,將那些不具備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稅收立法項目排除在立法規劃或立法計劃之外,從源頭上控制立法成本,以達到節約立法資源的目的。
第二,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即按照一定的標准對稅收法律草案的內容和形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進行事前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稅收法律草案在內容和形式上是否合乎特定評價標準的問題。其中,合法性評估主要是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在內容和形式上是否符合《憲法》、《立法法》及其他上位法的規定,也包括就特定稅收事項立法機關是否具有相應立法許可權的評價。合理性評估包括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兩方面的評價。前者主要評價法律草案所確立的具體制度的公平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後者主要評價法律草案和相關現行法律的協調性及結構和用語上的規范性。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主要起著「質檢」作用,即在形成草案後交付表決前,對其質量進行「檢測」,以確保和提高稅收立法的質量。
第三,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即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和影響性分析對稅收立法的預期效果和影響進行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某件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是否有效益及在各領域對不同主體將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其中,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主要考察某件稅收法律實施後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與立法成本、法律實施成本之間的比率。而立法的影響評估則主要評價稅收立法在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等不同領域的影響。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雖然是對稅收立法的實施效果和影響進行的一種預評估,但其對於立法機關做出更為科學合理的立法決策,提高稅收立法的實效,及時發現和防控稅收立法可能產生的風險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同樣應作為稅收立法前評估的一項重要內容。
三、稅收立法前評估的方法
立法前評估的方法既包括採集評估所需的信息和意見的方法,也包括對獲取的各種信息和意見進行辨別、分類、量化的方法,還包括結合具體評估指標對各項評估內容展開分析與評價的方法。以下主要結合具體評估指標對前述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各項內容的分析與評價做些探討。
(一)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
立法的必要性即存在立法的社會需求,因此,評估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應該主要圍繞特定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能否滿足相應社會需求來設定具體評估指標。就稅收法律的制定而言,首先要明確制定該法能滿足哪些社會需求,然後再看相應的需求是否有必要通過立法來實現。以「房地產稅法」的制定為例,設定評估其必要性的具體指標時就至少應當考慮房地產市場調控、稅制改革、社會分配體制改革等方面的立法需求以及這些立法需求在當前有無必要通過制定「房地產稅法」來實現。對於後者,則主要應看這些立法需求的普遍性與迫切性程度如何及現有相關立法(如果有的話)滿足相應立法需求的狀況如何。就稅收法律的修改而言,其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原有稅收法律實施的客觀社會情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從而影響到其適應性。因此,設定評估修改類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的具體指標,應當主要圍繞客觀社會情勢的變化程度及其對原有稅收法律適應性的影響程度來進行。以《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為例,個人收入結構與水平的變化和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免徵額及稅率的確定聯系密切,故評估其修改必要性的具體指標則應體現這些變數的變化程度及其對《個人所得稅法》的適應性的影響程度。變化程度和影響程度愈高即表明修改的必要性愈強。
立法的可行性既是指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也指所立之法的可行性。因此,就稅收立法項目的可行性開展評估既要考察稅收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也要考察所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的可行性。就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而言,其具體評價指標至少應當涵蓋:立法准備工作是否充分(如前期調研的開展情況);是否有合適的起草機構和起草人員;後續的立法活動能否順利進行(如能否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與配合及出現重大分歧時能否協調各方意見);法律草案在提案機關內部獲得通過的可能性;法律草案列入立法機關會議議程的可能性與進度。就所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的可行性而言,因立項階段往往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草案,因此對其可行性的評估主要應當圍繞相應稅收法律制定或修改後其實施在總體上所需要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和相應的機構、人員、技術條件是否具備來進行。落實到具體稅收立法項目的可行性評估,還需要考慮關鍵的配套制度能否如期建立和順利實施。例如「房地產稅法」實施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不動產權屬狀況的明晰,因此,建立全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進度就會影響「房地產稅法」制定的進度並決定著其出台後的實施情況。那麼,在「房地產稅法」的立法項目可行性評估中就應當設定涵蓋這一關鍵因素的相應指標。
(二)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
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評估首先要評價其合憲性,即合憲性是首要標准。其次要評價其是否符合《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如果法律草案的最終通過機關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如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尤其要注意評價通過機關是否有相應立法許可權(是否符合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及有無專門的立法授權)。此外,在稅收法律草案中涉及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方面的規定時,還要評價相關規定是否符合《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的規定;當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位階較低時,則還要進行「不與上位法相抵觸」的評價。這些評估內容在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評估中都應確立相應的具體評估指標予以評估。在具體評估方法上主要是運用規范分析的方法。
稅收法律草案的合理性評估首先是實質合理性評估,而實質合理性評估主要有公平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三項評價指標。稅收法律制度的公平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對於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給予了公平合理的安排,例如在規定納稅義務人的納稅義務時要體現稅負公平原則的要求。稅收法律制度的科學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的設置合乎社會關系運行的客觀規律從而有利於立法目的的實現。
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的設計能夠得到具體執行和遵守。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與稅收法律的可行性在內涵上既有交叉又有區別。兩者間的區別主要在於側重點的不同。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側重於稅收法律在制度設計上是否周詳、合理與協調,而稅收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則側重於其實施所需的條件是否具備。
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形式合理性的指標包括協調性和規范性。協調性是指稅收法律草案對於同一事項的規定與同位階的現行有效法律的規定應當協調一致,不應相互矛盾和沖突。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如果發現稅收法律草案與其他同位階的現行有效法律存在不協調的問題,首先要判斷是不是起草者有意以新的規定來取代現行有效法律中原有的不合理規定,否則就需要考慮對稅收法律草案進行修改以消解不協調的問題。規范性是指稅收法律草案在結構和用語上符合立法的規范性要求。其中,結構的規范性評估包括稅收法律草案在整體結構上是否符合一定的邏輯順序,是否層次清晰、前後一致及在法條結構上是否合乎邏輯、要素完整。用語的規范性評估則主要是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在立法語言的使用上是否明白、准確、嚴謹。
(三)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
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所要評價的是稅收立法的有效性,即稅收立法的預期效果(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和立法活動本身的成本(立法成本)及稅收法律實施成本的比率。因此,該項評估進行的關鍵在於對稅收法律實施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立法成本、法律實施成本的准確測算。其中,稅收法律實施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主要表現為稅收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立法成本包括制定或修改某件稅收法律在人、財、物等方面的投入。法律實施成本則既包括稅收的徵收成本,也包括為保證稅收的征納而支出的行政執法成本和司法成本。由於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因素本身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因此,在稅收立法前評估實踐中要准確地測度稅收立法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難度非常大。而稅收立法成本、徵收成本、行政執法成本及司法成本的准確計算也並非易事。故此,重視相關數據的收集、積累和建立科學的稅收效應分析模型對於稅收立法前評估的順利進行就顯得尤為重要。
稅收立法的影響評估所要評價的主要是稅收立法的風險性,即通過對稅收立法的經濟、政治、環境、社會影響的分析來預測稅收立法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並在立法過程中採取相應措施對其進行防控。而稅收立法在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等方面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對不同群體(企業、消費者、政府、社會組織)的行為選擇施加影響來實現的。前者是稅收立法的間接影響,後者是稅收立法的直接影響。因此,稅收立法前評估中的影響性評估,首先要對某項稅收法律制度的確立或改變可能對不同群體行為方式的選擇帶來哪些影響進行評估,然後再就不同群體行為方式的改變對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的影響開展評估。例如,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勢必影響企業、消費者、政府、社會組織的行為選擇並由此對經濟、政治、環境及社會產生諸方面的影響,此種轉變如果要通過修改《增值稅暫行條例》或制定「增值稅法」來實現,那麼在相應的立法前評估中就要對這兩方面的影響進行評估。
❻ 汪全勝的科學研究
科研項目
獨立承擔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項,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項目1項,其他省部級項目10餘項。具體如下列等:
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法的結構規范化研究」(11BFX003);
2.國家社會科學項目:《立法後評估研究》,批准號為07BFX010(2007年);
3.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批准號為NCET-10-0550);
4.2013年度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研究」(項目批准號:13SFB2005);
5.教育部重點課題「《高等教育法》實施效果評估研究」(DIA080112)」;
6.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法律績效評估機制研究》,批准號為2007SFB2002(2007年);
7.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電子政務與政府信息公開化立法研究》,批准號為03JD820001(2003年);
8.教育部民族教育發展中心2013年度課題「民族教育平等權制度的實施效果評估研究」(項目編號:RDZC13007);
9. 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十一五」國家課題「我國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立項項目:《法科學生素質教育與實踐能力培養的模式研究》,批准號為FIB070335-A12-04。
11. 「榮達教育資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課題;
12.《〈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立法後評估研究》被批准為國家體育總局2009年度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批准號為1389SS09078。
13.安徽省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地方立法的效益問題研究》,批准號為AHSK01-02D048(2002年);
已出版專著如下列等:
1.《法律績效評估機制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立法聽證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立法效益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4.《制度設計與立法公正》,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立法後評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代表性論文
《「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關系及適用問題探討》, 《法律科學》2006年06期;
《法治指數的中國引入:問題及可能進路》, 《 政治與法律》2015年05期;
《論我國官員財產申報立法的困境及路徑選擇》, 《法學評論》2014年01期;
《法律文本中的「附件」設置》,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3年06期;
《論立法後評估主體的建構》, 《 政法論壇》2010年05期;
《法律績效評估的「公眾參與」模式探討》,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06期;
《立法的合法性評估》, 《法學論壇》2008年02期;
《法律績效評估的發生機制——以國家主導為視角》, 《法商研究》2008年03期;
《「上位法優於下位法」適用規則芻議》,《行政法學研究》2005年04期;
《立法後評估對象的選擇》, 《 現代法學》2008年04期;
《立法聽證初論》,《法學雜志》2002年04期;
《科學立法的判斷標准和體制機制》, 《江漢學術》2015年04期;
《政府信息公開的說明理由制度探討》, 《 電子政務》2015年09期;
《立法成本效益評估的質量及保障機制》,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15年05期;
《我國法案公開徵求意見回應機制的建立與完善》, 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5年02期;
《我國法治指數設立的規范化考察》, 《理論學刊》2015年05期;
《體育法律修改包裹模式的運用——以學校體育設施社會化開放立法為考察對象》, 《 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5年02期;
《政府檔案信息公開的立法探索》, 《學習與探索》2007年03期;
《論立法的正當程序》, 《華東政法大學學學報》2006年02期;
《「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關系及適用問題探討》,《法律科學》2006年06期;
《立法公正的實現與保障機制》,《政法論》壇2005年01期;
《立法迴避制度論》,《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年04期;
《立法的社會接受能力探討》,《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年04期;
《論立法成本》,《理論與改革》2001年06期;
《立法論證探討》,《政治與法律》2001年03期。
《論公共體育設施的供給及制度保障》, 《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5年09期;
《美國行政立法的成本與效益評估探討》,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06期;
《法律文本中「法的目錄」設置論析》,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4年03期;
《法律文本中的「廢止條款」設置論析》, 《政治與法律》2013年07期;
《論我國公民的被選舉權及其完善》, 《 雲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3年01期;
《論法律文本中「過渡條款」的規范化設置》, 《法商研究》2013年04期;
《加拿大立法過程中的公眾咨詢制度考察》, 《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2年03期;
《法律文本中題注的設置論析》, 《 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 》 2012年02期;
《立法後評估結果的回應機制》,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1年01期;
《立法後評估的回應滯阻析論》, 《 理論與改革》2010年05期;
《司法解釋正當性的困境及出路》, 《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9年03期;
《立法技術評估的探討》,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09年05期;
《論立法的可操作性評估》,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9年04期;
《立法後評估的觸發機制——國家與社會聯動的視角》,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2009年05期;
《日本的立法後評估制度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 中州學刊》2009年05期;
《法律適用原則競合時的司法選擇》,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年05期;
《加拿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討》,《法治研究》2014年第8期。
❼ 如何開展立法後評估
科學、客觀、具有可操作性的評估標准,是評估工作的有力保證,回直接決定著評估的方向答和評估結論是否科學、符合實際。下面著重從法規實施情況的績效評估和法規文本質量量化評估兩個方面進行探索。
一是對法規執行情況進行績效評估。通過專題調研、問卷調查等方式,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法規實施前後總體情況進行對比和陳述。
二是對法規的文本質量採取量化打分的辦法進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