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經典案例

❶ 法律咨詢經典案例

法律咨詢經典案例法律這些經典案例有很多很多啊，法律是正規的，是有經典案例的，有書啊，真有條的給我。

❷ 一道法律經典案例，合同法，求解答~~~謝謝

1.B 公司無權要求A公司付款，王先生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
2.根據合同相對性，B公司有權要求王先生繼續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並承擔違約責任

❸ 法律咨詢經典案例

如你所述，如涉訴，可以提供證人證言證實該權益屬於你方。或者請村集體出面協調。

❹ 法律無情的經典案例有哪些~~

對於錯殺致死的 是很普遍的，殺人償命是必然行為 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任何人的生命誰都沒有權利剝奪，正當防衛過度也能構成誤殺。光從這一點就可以無情

❺ 經典法律案例

以下均是我平時和大學用得挺多的。
http://www.lawspirit.com/
http://www.doj.gov.hk/chi/laws/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www.law-star.com/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index.htm
尤其是第一個和北大得，能找到很多東西。其實每個好一些得大學你只要輸入他們的名稱比如哈佛就會有法學的信息。
所以這些我就不在列的。

❻ 法律的經典案例

以下為法制的事例：
案例一:

一天晚上,某縣中學的4位學生,傍晚闖進了城郊某中學的男生寢室里,掏出匕首威脅並毆打宿舍學生,共搶劫200餘元。由於受害學生報案及時,他們在回家40分鍾後同時落網。

案例分析:在此案中,行為人「在客觀上表現為對財物的保管者、所有者、守護者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交出財物」;在方法上,實施暴力,公然「對被害人的身體實施打擊或者強制,例如,捆綁、毆打、禁閉、傷害等等」,嚴重威脅著他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在主觀上,是有意地採用暴力手段,奪取錢物,並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故4位學生的行為已觸犯了刑法。我國刑法還對刑事責任年齡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1)犯罪時已滿16歲的人是完全負刑事責任時期。因為他們的智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已具有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應當要求他們對自己的一切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2)犯罪時已滿14歲不滿16歲的人是相對負刑事責任時期,對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破、投毒等犯罪負刑事責任。這4位學生犯罪時3位16周歲,一位15周歲,理應根據刑事責任年齡,追究他們應負的法律責任。 案例二:

16歲的中學生劉某是某中學高二學生,家庭條件很好,劉某從小就嬌生慣養,在學校不求上進,幾乎每天都出入網吧並染上了賭博的惡習,花錢如流水,時間長了,父母知道他的惡習,便嚴格控制他的經濟來源。由於找父母要錢這條路走不通,又實在渴望出去瀟灑一下,一天,他趁父母外出之機,將家裡的5000元現金偷走。一個多月後,劉某的父母發現5000元現金被盜,很快就懷疑到他,於是追問兒子有沒有拿家裡的錢。此時,5000元錢都快被他揮霍光了,劉某害怕家長責備,便一再說自己沒有拿,其父親便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公安機關經過縝密的偵查後將犯罪目標鎖定在劉某身上。在大量事實面前劉某不得不承認錢是自己偷的,公安機關遂將其刑事拘留,後轉為逮捕。父母知道竊賊是自家的兒子後,認為兒子偷拿父母的錢財不犯罪,他們也不想追究責任,要求公安機關釋放劉某,但公安機關認為劉某已涉嫌犯罪,因此對於劉某父母的請求未予允許。

案例分析:盜竊父母或近親屬的財物,在是否構成犯罪和處罰上有其特殊性。法律規定:「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在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劉某偷盜自家錢財達5000元,數額大,在父母追問時又拒不承認,且把偷拿的錢用於賭博和揮霍,結合這些情節看,劉某應當屬於「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情形。司法機關以涉嫌盜竊罪將劉某刑事拘留,這是完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不過,劉某偷盜的財物畢竟是自己家的,其社會危害性明顯比在社會上作案要小,加之他屬於未成年人,因此法院在宣告其有罪的同時,通常會給予較大幅度的減輕處罰。 案例三:

二00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某中學三位同學乘門衛不注意,悄悄溜進學校,直奔某班教室。一名同學對著教室門先踹了幾腳,然後另兩名同學接著踹,將教室門板踢下一塊,三人乘此鑽進教室,又開始毀壞其他東西,後揚長而去。
案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72條規定:「結伙斗毆、尋釁滋事、擾亂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教學秩序或破壞校舍、場地及其他財產的由公安機關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三名同學破壞校舍及其他財產行為,應由公安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給予處罰。 案例四:

李某(男,19歲)、王某(男,19歲)、徐某(男,15歲)預謀綁架某鄉中學生劉某、張某,然後向其家勒索現金。於2005年5月8日晚6時許,犯罪嫌疑人李、王帶著事先准備好的凶器卡簧刀二把,繩子三根,鐵棍一根,膠帶一卷,預先到達某鄉大橋東頭第三瀉洪口處,另一犯罪嫌疑人徐以去河西玩電腦游戲為由將劉某(男,16歲)、張某(男,15歲)從家中騙出,當三人走到西大橋東頭時,徐借口說去橋墩取事先藏在那的錢,將被害人騙至西大橋東頭第三個橋墩處,這時躲在橋墩處的李、王手持卡簧刀將二被害人逼住,李用鐵棍猛擊劉頭部數下,劉倒地後王、徐又用事先准備好的繩子將劉的脖子勒住,約一分鍾後見劉不動了,又用同樣的手段將被害人張打倒,認為二被害人已死亡迅速逃離現場。三犯罪嫌疑人第二天給張某家打電話索款,要人民幣五萬元。 案例分析:李某、王某和徐某預謀實施的是綁架罪,但具體實施犯罪過程中,他們不僅實施了綁架的行為,並且還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實施綁架行為並殺害被綁架人的,以綁架罪論處。這種類型的綁架罪實質上包含兩種具體的行為:一為綁架行為,二為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這兩種情況在我國刑法中均可構成獨立的犯罪,即一般情節的綁架罪和故意殺人罪。本案中,李某、王某已夠法定年齡,所以應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徐某案發時的年齡為未滿16周歲,根據刑法第17條的規定,其不應對綁架罪承擔刑事責任,但應對其實施的故意殺人罪承擔刑事責任。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積累、漸變過程。讓我們每一個同學自尊自愛,遵規守紀,做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❼ 1500字法律經典案例

2000年9月，某廠女工王某從工廠下班回家途中，被一名歹徒攔路強奸。為查找和告發作案人，王某及時向當地公安派出所報了案，還向鄰居和丈夫說了被強奸的事實。一周以後，夫妻之間因此而發生口角，被害人王某服毒自殺（幸及時送醫院搶救，未死）。破案後，被害人王某向人民法院要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讓被告人（強奸者）賠償因自殺搶救而花費的醫葯費用。
問：在這樣的情況，王某是否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理由是什麼？
參考答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 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所謂物質損失，也就是經濟損失。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而遭受的精神、人格、名譽和婚姻家庭關系等方面的損失，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要求經濟賠償。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只能以犯罪行為直接引起的物質損失為條件，如被告人行凶傷害，致使被害人傷殘，需要治療的費用；再比如由於被告人盜竊、搶劫，致使被害人遭受物質損失的，則被害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因被告人強奸、污辱造成被害人精神痛苦，而被害人沒有直接遭受物質損失的，也就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在上述情況中，被害人服毒自殺後的搶救醫療費用，並不是由被告人犯罪行為直接引起的，因此被害人王某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要求經濟賠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❽ 法律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感悟

本書選擇了來50個典型自案例，主要來源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機關刊物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參考案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被媒體廣泛報道並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的案例。案例選擇的總體思路是近年來具有一定爭議，在理論上具有較強探討價值，在實踐中具有較廣適用空間。選擇時考慮案例在刑法各部分的分布，但有多有少，並不面面俱到。在分析過程中，如果對裁判結果和論證過程有不同意見，也會提出相應的質疑和批判。本書在展開個案分析時，除展示案例裁判者的論證思路、理由之外，不再進行一般教材式的、全面的基礎理論敘述，更多直接基於事實和規范，從某些獨特和關鍵的角度進行針對性的分析。以此試圖說明，刑法適用的過程，是在目的指導下，運用各種論證方法，不斷拉近規范和事實的距離，得出符合正義、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結論；同時希望說明，一個合格的法律工作者，需要強大的事實和規范的處理能力，人類生活復雜多樣，新問題層出不窮，具有良好的社會生活感悟能力、應對能力和事實分析能力的法律工作者，才是合格的法律工作者。

❾ 求點經典的古代法律案例

法律形式

中國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現代法律只有法、法規、條例等少數幾種。古代法律形式總結起來有如下幾種：刑、法、律、令、典、式、格、詔、誥、科、比、例。在一個朝代，經常有幾種法律形式同時使用，組成該朝代的法律體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圍也不一樣，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區別。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通用。其含義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罰。後來，刑稱為法或律，戰國以後常指肉刑或刑罰。

法

這是商鞅變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時都以法為名稱，如魏國的《法經》，晉國的《被廬之法》。到商鞅變法將法改為律後，法僅僅在廣義上使用。

律

這是商鞅變法後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應用廣泛，如秦的《田律》，漢朝《九章律》，魏晉之後，有《魏律》、《晉律》、《北齊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統治者就某一具體事務頒布的命令。是律的輔助性法律，在隋唐時期有專門法典，如《開皇令》和《貞觀令》。

典

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式

這是關於官吏具體行為的專門法律，范圍非常廣泛。式在唐朝還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時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種行政法規。格作為獨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現於東魏的《麟趾格》。明清時將格的內容歸入了會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規，不再獨立。

科

漢朝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斷，所以依法斷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後，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兩漢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種審判原則。如果律中沒有明確規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條定罪，這叫做比。因為這樣類推斷案，出現了司法腐敗現象。到漢朝以後，比不存在，內容被吸收進其他法律形式里邊。但是類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樣，例也是一種斷罪原則，也是漢、唐、宋、明、清時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稱不同。秦稱「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漢朝稱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為斷罪的依據。到了明清時，例和律並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時，其效力甚至高過了律。

詔

是古代皇帝發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種法律形式，又叫詔令。皇帝的詔令經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認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變、廢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還有敕、誥、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是專制集權社會，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詔、敕、誥等法律形式來發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壞現存的法律。這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法自君出。

司法機關

中國古代的司法機關在西周時期有了明確的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時期只是有了監獄這種司法執行機關。西周時的最高審判權還在周王手裡，他統轄的中央地區的具體司法官是士師和眚史。西周時的案件區域管轄還沒有明確區分，不過審級已經有了王、三公、司寇、鄉、遂、縣六級，古代的司法機關基本形成。

到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

秦朝建立後，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縣制，地方的司法機關由郡守和縣令兼任。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一般的則自己處理。秦朝的司法機關體制奠定了以後中國歷代王朝司法機關的基礎。

漢朝基本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體制，所以歷史上有了「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後，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台這種中樞組織，尚書台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

還有，漢朝對於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員會審，這種名為「雜治」的會審制度體現了皇權對司法權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監察。但刑部許可權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

御史台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准以後才能執行。

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

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

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時期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為都察院。

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古代司法機關的發展變化，體現出皇權逐步加強的趨勢，司法機關一直隸屬於行政，最終隸屬於皇帝，說明了司法僅僅是君主專制的一種工具，司法的獨立是很難出現的。

改法為律

戰國時期，商鞅到秦國後，被秦孝公重用，主持變法，在變法的同時，他將《法經》改造成了秦律，歷史上稱為「改法為律」。原來都稱為「刑」、「法」，現在商鞅改為「律」是有其目的的。

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後來也指音樂的旋律、節拍，主要含義是穩定。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為了闡明法律的穩定性和普遍適用性，把法律解釋為一種穩定的必須普遍遵守執行的條文。

這次改法為律，統一了秦國的法律，對於商鞅變法的成功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商鞅改法為律之後，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一般都用「律」來做名字，如秦律、漢律、唐律、明律、清律等。

訴訟制度

古代的訴訟制度規定，訴訟必須逐級告狀（即「告訴」），一般不許越級告狀，違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員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壓制無法申訴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狀，但經常要冒承擔沖撞皇帝儀仗責任的危險（杖六十）。

為了防止乖戾之徒誣告別人，在告狀時，訴狀上要寫明事實，不許說自己不能確定的事，否則要笞五十。同時，誣告別人什麼罪名自己要承擔什麼罪名。如果寫匿名信告別人的狀，要被流放兩千里。

古代社會的訴訟權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謀反、謀大逆、謀叛外，各朝代都規定，子孫不許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許告主人及主人的親屬。如果違反，要處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種重罪，那麼任何人都必須向官府舉報。可見，封建社會法律是以維護皇權為第一目的的。

對於民事訴訟一般是要在基層根據倫理道德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狀，不經過調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處罰，並被視為刁民。

監獄制度

到了法律制度成熟完備的隋唐時期，監獄制度也完備了。在中央地區，有大理寺獄，大理寺是當時的最高審判機關。京城和各地州縣，也都有地方的監獄。監獄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善很嚴格：犯人入獄，要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帶不同的刑具，如枷，鉗，（音丑），鎖；應該帶刑具而不帶的要分別給予處罰；紙、筆和刀刃、棍棒等物嚴禁帶入監獄，以防止傳遞消息和越獄；擅自給犯人繩子、刀鋸等物，以致使其自殺或逃跑的，管理人員要被處杖刑一百；虐待犯人致其死亡的，獄卒以及主管官吏都要被處罰。

唐朝以後，宋元明清時期的監獄基本上是繼承了唐朝的監獄體制，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有所變化。如明朝的獄又叫「監」，清朝開始把「監」和「獄」合成為「監獄」。明朝除了一般的監獄外，還有東廠獄、西廠獄和錦衣衛獄，這是明朝加強中央集權、司法混亂嚴酷的表現。清朝末年還稱監獄為「班房」，這是主要關押那些取保候審的輕罪犯人。宋元明清時期，監獄還分為內監、外監和女監，內監關押死刑重犯，外監關押輕罪犯人，女監則專門關押女犯。

中國古代的監獄職能有兩個，一是核實犯罪事實，二是關押。那時沒有現在的教育改造職能，因為古代對待犯人是持一種懲罰和報應態度的。不過封建社會也經常標榜仁政，唐朝以及以後的明清時期，都規定要給囚犯必要的衣服、糧食，有病的還要及時醫治，老人也可以不帶刑具。但法律條文在古代是很難嚴格執行的，政治腐敗首先體現在了司法腐敗上，監獄的黑暗與腐敗現象也是很嚴重的，獄吏敲詐勒索的現象比比皆是，漢朝初年的功臣周勃曾經入獄，出獄後感嘆說現在才知道獄吏也如此尊貴。

❿ 求法律與人情相悖的典型案例

裁判要旨

調整同一對象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法律規范，因規定不同的法律後果而產生沖突，應當按照我國立法法規定的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後法優於前法以及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等法律適用規則，判斷和選擇所應適用的法律規范。

案情

原告汪新華系第三人寧昌公司的職工，從事塑料塗覆工作。2002年3月23日，汪新華和同事徐勛和在車間上中班，徐勛和在換網時發現汪新華突然躺倒在地上，寧昌公司立即將汪新華送到海螺集團公司總醫院搶救，該醫院診斷為腦出血。後經南京腦科醫院診斷為煙霧病。汪新華多次向被告寧國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工傷認定，寧國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以汪新華申請工傷認定超過1年的受理時效為由，於2005年8月8日作出《關於對汪新華要求工傷認定申請答復的函》，對汪新華提出的工傷認定申請未予受理。汪新華不服該答復函，於2005年9月1日向寧國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案經寧國市人民法院審理，作出[2005]寧行初字第22號行政判決，對寧國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作出的該答復函予以撤銷，同時判令寧國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依法受理汪新華提出的工傷認定申請並在法定期限內作出工傷認定的決定。宣判後，寧國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不服該判決，向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經該院審理，判決駁回其上訴並維持原判。上述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後，被告寧國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於2006年6月1日作出編號為「寧國認定004020060040」的工傷認定決定書，對原告汪新華工作期間突發腦出血未予認定為工傷。原告汪新華不服該工傷認定結論，於2006年6月7日再次向寧國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被告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書，致本案行政糾紛產生。

裁判

寧國市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申請工傷認定的職工對工傷認定結論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據此，當事人對工傷認定結論不服的，應先申請行政復議，行政復議是提起行政訴訟的必經程序。而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九條規定：「職工或者直系親屬、用人單位對不予受理決定不服或者工傷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該條的規定與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的規定相抵觸。由於工傷認定辦法屬於部門規章，其效力低於作為行政法規的工傷保險條例，故本案應按照工傷保險條例執行。原告未先行申請復議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符合法律規定。寧國市人民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和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汪新華的起訴。

汪新華不服一審判決，向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本案各方當事人對不服工傷認定結論，依法可資權利救濟的法律程序和途徑應適用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均無異議。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的具體含義應如何理解、該條規定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是否沖突？以及上述法律規范如因規定不同的法律救濟途徑而產生沖突，人民法院如何選擇應適用的法律規范？

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針對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職工所在單位不服工傷認定結論的情形，設定了專門的救濟程序，該條與之相關的文字表述內容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本案中，上訴人和被上訴人對上述條款的規定內容在理解上產生歧義。上訴人汪新華認為不服工傷認定結論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以申請行政復議為必經程序。對當事人爭執的該焦點問題，法院認為，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對於具體法律規范的應用解釋，是人民法院適用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法院對於所適用的法律規范，一般按照其通常語義進行解釋；有專業上的特殊含義的，該含義優先；語義不清楚或者有歧義的，可以根據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則等確定其含義。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不服工傷認定結論應當先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從該條「有關單位和個人……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規定內容以及該條上下文的整體結構和表述內容來看，一審法院確定行政復議程序是當事人不服工傷認定結論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前置程序，符合該條規定的內涵和要義。因而，上訴人汪新華稱其依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既可以向有關單位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與該條規定的內容相悖，依法應不予採納。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和立法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法律依據，並可以參照規章。在參照規章時，人民法院應當對規章的規定是否合法有效進行判斷，對於合法有效的規章，人民法院應當作為行政案件的審判依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當事人不服工傷認定決定「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賦予了當事人不同法律救濟途徑的選擇權，與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內含的復議程序前置的內容明顯抵觸。上訴人稱兩者之間的規定內容不存在「相抵觸」，顯然不能成立。鑒於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和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內容相沖突，兩處法律規范的層級和門類各不相同，分屬於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且本案中不存在依據立法法規定的程序逐級送請有權機關裁決法律規范沖突如何適用法律的情形，因此，一審法院按照我國立法法規定的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法律適用規則，認定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的效力低於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審查、判斷、選擇工傷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作為本案應適用的法律規范，並由此認定上訴人的起訴未經由行政復議的前置程序，不符合我國行政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的起訴條件，對上訴人的起訴從程序上裁定予以駁回，對本案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未進行實體審查，並無不當。上訴人汪新華關於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九條未經法定程序被廢除或修改，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即應當適用的上訴意見，與我國行政訴訟法賦予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時徑行審查規章的規定是否合法有效並決定是否參照適用規章的規定內容不相符，故其上述意見和理由，二審法院不予採信。

[2005]寧行初字第22號行政判決解決的行政爭議的性質為不服被上訴人作出的不予受理決定，而本案糾紛的性質為不服被上訴人作出的工傷認定結論。該兩種不同性質的行政爭議，我國行政訴訟法和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賦予了當事人不同的法律救濟程序和途徑，對於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作出的不予受理工傷認定申請的決定，當事人不以行政復議程序為提起訴訟的必要條件，既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因此，前案一審法院立案受理並作出實體判決並不能當然成為上訴人據以認為本案一審法院裁定違法的合法根據，上訴人稱一審法院同種類型的案件未作出同一處理的意見，沒有事實依據。

綜上，宣城中院認為一審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十七條、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十五）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的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本案案號為[2006]宣中行終字第30號）

安徽省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司含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