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暉法學

① 求西南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生入學考試參考書目及復習資料。

知識產權專業（方向）推薦書目
一、推薦原則
本書目分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三個層次來推薦學習書目。其推薦原則分別如下：
本科生：在基本掌握民法基礎理論的基礎上完成對知識產權的入門學習，在側重於實務運用。
碩士生：在本科學習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學習知識產權的基本制度，在掌握知識產權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再依個人詫異為實務運用、理論研究兩個方向的深入發展作實質、方法上的准備。
博士生：側重於方法論的學習、四位方式的開拓與知識產權理論研究。
二、推薦書目
（一）本科生：
1、鄧曉芒、趙林著：《西方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趙敦華著：《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張玉敏主編：《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李開國、張玉敏主編《中國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修訂第三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8、王澤鑒著：《民法概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王澤鑒著：《法律思維玉民法實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0、張玉敏主編：《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1、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版。
14、郭禾主編：《知識產權法教學參考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5、薛虹著：《網路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沈仁干、鍾穎科著：《著作權法概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7、李明德、許超著：《著作權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黃暉著：《商標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湯宗舜著：《專利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孔祥俊：《商業秘密保護法原理》，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1、知識產權局條法司著：《信專利法詳解》，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年版。
22、董保霖著：《商標法律詳解》，中國工商戶辦社2004年版。
23、程永順編：《知識產權四法十二條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
24、孔祥俊著：《WTO知識產權協定及其國內適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5、鄭成思，《WTO知識產權協議逐條講解》，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6、 [奧地利]博登浩森著《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指南》，湯宗舜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7、《保護文學禾藝術作陪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劉波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8、《羅馬公約和錄音只怕公約指南》，劉波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9、羅東川、馬來客主編：《知識產權名案評析》，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
30、靳學軍、宋魚水主編：《知識的力量：北京市海濱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十年案例評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1、譚筱清主編：《數字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的理論與判解研究》，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2許海峰主編：《知識產權訴訟指南》，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
33、許海峰主編：《涉外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實務》，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
（二） 碩士生：
1、[英]羅素著：《西方哲學史》，馬元德譯，上午印書館1976年版。
2、[英]艾耶爾著：《二十世紀哲學》，李步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3、[愛爾蘭]J•M•凱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王笑紅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英]韋恩•莫里森：《法理學－從古希臘到後現代》，李桂林等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上午印書館1963年版。
7、[英]洛克著：《政府論》，葉啟芳等譯，上午印書館1964年版。
8、[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上午印書館2003年修訂第三版。
9、[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高鴻鈞等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1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上午印書館1959年版。
11、何勤華：《西方法學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12、[葡]葉士朋：《歐洲法學史導論》，呂平義、蘇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米健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美]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5、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6、黃茂榮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7、意彼得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8、周：《羅馬法原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19、王澤鑒：「民法叢書》系列（《民法總則》、《民法物權1、2》、《債法原理1、2、3》）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1－8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張玉敏著：《走過法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1、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編寫：《知識產權縱橫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
22、鄭成思著：《知識產權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
23、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新世紀的若干研究重點》，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4、馮曉青等著：《知識產權法熱點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5、吳漢東等著：《知識產權基本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6、吳漢東等著：《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7、古祖雪著：《國際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8、陶鑫良、袁真富著：《知識產權法總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29、德利亞•利普希克著：《著作權與鄰接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0年中譯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30、韋之著：《著作權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1、吳漢東等著：《西方諸國著作權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2、曾陳明汝著：《商標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3、黃暉著：《馳名商標和著名商標的法律保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尹新天著：《專利權的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35、張曉都著：《專利實質條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6、魏衍亮著：《生物技術的專利保護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
37、程永順主編：《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實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8、李琛著《知識產權片論》，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39、張玉敏主編：《知識產權與市場競爭》，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張玉敏主編：《中國歐盟知識產權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1、張玉敏主編：《知識產權理論與實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2、張耕著：《知識產權民事訴訟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3、張廣良著：《知識產權侵權民事救濟》，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4、沈仁干主編：《數字技術與著作權觀念、規范與實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編：《知識產權經典判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版。
三、博士生：
1、[德]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羅達仁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2、[美]科斯等著：《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新1版。
3、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4、[挪威]斯坦因•U•拉爾森主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英]丹皮爾著：《科學史及其宗教和哲學的關系》，李珩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7、[法]巴特著：《符號學原理》，王東亮等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
8、[英]霍克斯著：《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瞿鐵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9、吳增基等主編：《現代社會學》（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瞿同祖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新1版。
11、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2、[英]約翰•香德、彼得•斯坦《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王獻平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昂格爾《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吳玉章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從社會科學角度觀察》，李瓊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6、尼爾•麥考密克、奧塔•魏因貝格爾著：《制度法論》，周潔謙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修訂版。
17、[日]川島武宜著：《現代化與法》，王志安等譯，中國政法大學1994年版。
18、[美]波斯納著：《法律的經濟分析》，蔣兆康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19、[美]波斯納著：《法律與文學》李國慶譯，中國政法大學2002年版。
20、[美]波斯納著：《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1、蘇力著：《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霍姆斯著：《普通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3、[英]勞森、拉登著：《財產法》（第二版），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24、[德]京特•雅科布斯著：《規范•人格體•社會》，馮軍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5、[美]本傑明•卡多佐著：《司法過程性質的分析》，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26、[美]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7、[意]朱塞佩•格羅索：《羅馬法史》，黃風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8、[德]弗朗茨•維亞克爾著：《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魏觀察重點》，陳愛娥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29、謝銘洋著：《指揮財產權之基礎理論》，元照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
30、[美]勞倫斯•萊斯格著：《思想的未來》，李旭譯，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1、[美]勞倫斯•萊斯格著：《代碼》，李旭等譯，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2、[美]羅伯特•P•墨傑斯等著：《新技術時代的知識產權法》，齊筠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3、[澳]彼得•達沃豪斯、約翰•布雷斯韋特著：《信息封建主義》，劉雪濤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34、[美]威廉•M•蘭德斯、理查德•A•波斯納著：《知識產權法的經濟結構》，金海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5、李揚等著：《知識產權基礎理論和前沿問題》，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6、金海軍著：《知識產權私權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7、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立法資料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8、李雨峰著：《槍口下的法律－中國版權史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版。趙元果編著：《中國專利法的孕育與誕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版。
39、左旭初著：《中國商標法律史（近現代部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40、李明德著：《美國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李響著：《美國版權法：原則、俺案例及材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2、[德]雷炳德著：《著作權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3、[英]薩莉•斯皮爾伯利著：《媒體法》，周文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4、王太平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原則、理論基礎與具體構造》，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李琛著：《論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6、吳漢東等著：《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7、曹新明著：《中國知識產權法典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8、劉茂林著：《知識產權的經濟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9、[日]富田徹男著：《市場競爭中的知識產權》，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50、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1、[美]米勒、戴維斯著：《知識產權法：專利、商標和著作權》（第三版，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2、Brad Sherman and Lionel Bently: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British Experience, 1760-19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3、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4、Ronan Deazley: On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to Copy, Hart Publishing, 2004.
55、John Feather: Publishing, Piracy and Politics-An 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56、Assafa Endesh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for Non-Instrial Countries,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7、William Cornish: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Four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2003.
58、Robert M.Sherw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59、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shed jointly by VCH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VCH Publishiners Inc.,1994.
附：
1. 《知識產文叢》系列，鄭成思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
2. 《中國知識產權評論》系列，劉春田主編，商務印書館。
3. 《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系列，鄭勝利主編，法律出版社。
4. 《網路法律評論》系列，張平主編，法律出版社。
5. 《知識產權研究》系列，唐廣良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
6. 《知識產權法研究》系列，王立民、黃武雙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② 黃暉的介紹

黃暉法學博士、研究員、商標代理人。

③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④ 我要＜＜恰同學少年＞＞的作者黃暉的簡介

一、這部小說的作者的簡介如下：
黃暉，第26屆電視"飛天獎"優秀編劇獲得者，現居長沙。2007年憑借《恰同學少年》榮獲中國電視劇藝術成就最高獎--飛天獎優秀編劇，年末編劇創作的"傳奇大戲"《血色湘西》在湖南衛視引起收視狂潮。圖書封面
2007年，作品《恰同學少年》紅遍大江南北，不僅得到普通觀眾的追捧，同時也受到了國家領導高層的高度關注，黃暉憑此劇一舉拿下今年電視"飛天獎"優秀編劇獎。年末，湖南衛視推出他編劇的"傳奇大片"《血色湘西》，收視率節節升高。
二、補充介紹這部小說：

小說根據同名電視劇改編，以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五年半的讀書生活為主要表現背景，描繪了1913~1918年以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楊開慧、陶斯詠等為代表的一批優秀青年積極進取的學習生活和他們之間純真美麗的愛情故事，同時塑造了楊昌濟、孔昭綬等一批優秀教師形象。深刻揭示了"學生應該怎樣讀書，教師應該怎樣育人"這個與當今社會緊密相關的現實主題，很好展現了毛澤東為代表的一群風華正茂的青年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與情懷。這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現行教育理念的完善、當代青年樹立正確的理想追求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⑤ 湖北有哪些名人

1、古代
炎帝（又名烈山氏，隨州厲山人）老萊子（荊門象山人）楚莊王（荊州江陵人）劉秀（襄陽棗陽人）朱厚熜（荊州鍾祥人）花木蘭（武漢黃陂人）季梁（隨州人）子文（孝感安陸人） 尹吉甫（十堰房縣人） 屈原（宜昌秭歸人） 宋玉（襄陽宜城人） 伍子胥、申包胥、戎昱（荊州監利人） 陳友諒（仙桃人）徐壽輝（黃岡羅田人） 卞和（襄陽南漳人） 龐安時（黃岡浠水人） 李時珍(黃岡蘄春人） 畢升(黃岡英山人） 張居正（荊州人） 王昭君（宜昌興山人）龐統（襄陽人）馬謖、馬良（襄陽宜城人）俞伯牙（荊州人）鍾子期（湖北漢陽人） 程顥、程頤（黃岡紅安人） 陸羽、皮日休（天門人） 孟浩然、米芾、張繼（襄陽人） 嫘祖（宜昌人） 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荊州公安人）楊溥（荊州石首人）王聰兒（襄陽人）優孟（荊州人） 周培公（荊門人） 譚元春、鍾惺（天門人）聞一多（黃岡浠水人）石靜宜（孝感人）陳世美（十堰丹江口人）杜審言、杜甫、張柬之（襄陽人）熊廷弼、吳偉（湖北江夏人）黎元洪（湖北黃陂人）等。
2、近、現代
黨政軍
李先念、董必武、林彪、劉華清、徐海東、王樹聲、楊獻珍、王平、陳錫聯、韓先楚、項英、聶鳳智、周強、張昌平、熊秉坤、許世友、郭天民、秦基偉、王建安、趙可銘、朱滌新、劉震、伍修權、郭錫章、賈亦斌、賀炳炎、陳潭秋、錢瑛、李書城、李漢俊、胡春華、楊國屏、陳士榘、向忠發、謝富治、劉志軍、萬學遠、陳昌智、王新亭、吳定富、劉精鬆、錢運錄、王宏坤、施洋、石瑛、吳儀、周純全、黃驊、李煥、張業遂、彭清華、喬曉陽、孫必干、彭克玉、賀平、魯桂成、王誠漢、黃永勝、楊業功、喻林祥、劉冬冬、楊德清、陳剛、李金早、辜勝阻、賀之軍、湯化龍、劉石泉、謝伏瞻、劉道玉、夏斗寅、塗長望、王群、王必成、羅清泉、嚴智澤、李三春、夏勇、傅自應等。
科技
李四光、葉盛東、朱光亞、彭桓武、李俊、朱邦復、黃鍔、桂質廷、聶海勝、吳燕生、童慶禧、 孔祥復、龍樂豪、姚期智、王家耀、李濟、岑拯、任新民、池際尚、田長焯、徐克俊、張啟發、 李明、王竹溪、熊有倫、鄧子新、李緒鄂、劉先明、方小頓等。
經濟
邢慕寰、陳剛、蔣碩傑、石壽永、黃松齡、巴曙松、夏道平、張培剛、王作榮、鍾朋榮、楊再平、田國強、艾春榮、謝丹陽、向松祚、王亞南、黃明、 梅新育、魏敏、李若山等。
商業
方李邦琴、柯約瑟、陳東升、蘭世立、李志高、雷軍、徐立華、劉寶林、劉革新、梅林、劉合炳、陳平、汪潮湧、王利芬、歐陽祥山、成清波、夏佐全、吳少勛、鄒遠東、祝志軍、池宇峰、劉衛東、周鴻禕、孟慶南、陳木森、葉海峰、胡黎明、段紅飈、易賢忠、蔣遠華、李儒雄、胡厚昆、劉雁飛、張麟、楊興平、陳潮、彭紅艷、於剛、楊聞孫、李萍、張鶴、孟凱、邱四豪、蔣紅星、黃暉、雷虹、任希嶢、黃明生、周少波、王學海、李作榮、郭永宏、王冬生、汪愛群、張潤斌、沈思、蔡宏柱、等
法學
王利明、曾令良、江必新、張明楷、呂忠梅、張新寶、汪習根、黃進等。
文藝
聞一多、胡風、黃侃、熊十力、田長霖、楊守敬、張光年、王玉珍、 湯用彤、葉君健、徐復觀、成中英、劉湛恩、 郭超人、曹禺、池莉、曾子墨、姜聲揚、裴高才、劉醒龍、殷海光、郭建明、徐高棟、張智華、樊啟鵬、衛鐵、蔣方舟、晏明、熊召政、余叔岩等。
明星
任賢齊、徐帆、高楓、徐小鳳、蔡琴、夢鴿、黃格選、李翊君、高凌風、陳數、熊天平、 周傳雄、蘇慧倫、范曉萱、陳星、朱樺、李宗翰、楊臣剛、劉亦菲、 周覓、袁弘、袁泉、曾黎、李瓊、何晟銘、秦祥林、左宏元、田原、彭坦、賈一平、胡楊林、王強、王伊鋒、庹宗康、曹燕珍、傅晶、古月、宋軼、卜學亮、陳迪、金波、魏斌、陳數、王若涵、庹宗華、俞小凡、史可、陳瑞、李念、任晗、邰麗華、袁姍姍、謝軍、塗黎曼、李佳璘、唐一菲、程志、胡雅歆、程麗莎、龔澤藝、楊林、居文沛、鍾陽陽、安香、陶飛霏、黃明、小史可、趙鍾泉、楊晨暉、韓超、張政、段千尋、張明智、陳興瑜、陳剛、 賈玲、郭燕、李行亮、張可可、陳超、董青、周莉、李建群、莫艷琳、李烈、朱雅瓊、段思思、黃橙子等。
體育
李娜、伏明霞、李小雙、李大雙、周繼紅、喬紅、陳靜、楊威、鄭李輝、劉國正、肖海亮、楊維、廖輝、劉黎敏、田秉毅、高崚、李青、關虹、吉新鵬、程菲、李珊珊、李婷、胡佳、王鑫、張箐、柳大華等。

⑥ 魯迅和胡適之爭是怎麼回事

胡適和魯迅的通信（節選）

魯迅先生你好：

。。。。。。

我們之間的焦點問題在於：你認為我是一個革命者，對於維權這樣的活動不應該採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我想對我們的行為都做一個理性的分析。

關於我的理念：在政治上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信仰上我是一個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較清楚自我權利和他人權利的邊界，和他人保持適當的距離。我這種理念比較西化，的確放在中國這種充滿著江湖哥們義氣的氛圍中顯得有些不太協調。

我還要再次聲明，我不是什麼革命者，我是一個追求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我認為反抗暴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會注意分寸，避免暴政過分傷害我，也避免過分挑戰暴政，自由主義講究自發演進的秩序，也就是改良，反對暴力革命，也反對在政治紛爭和利益紛爭中不講求操守，我希望所有的紛爭都應該有君子風度。盡管國民黨很強大，擁有摧毀一切的暴力手段，但是我們仍然保持對它們必要的尊重，因為他們也是人，他們不是魔鬼，是這個制度讓他們變得扭曲。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分寸的反抗和博弈，你把我想像成革命者是大錯而特錯的政治想像。恰恰相反，無論是什麼主義，只要搞集權和暴政，這個制度就是我的敵人，同樣地，無論這個人信奉的是多麼高尚的主義，只要從事暴力活動、恐怖活動，或者在紛爭中使用欺騙、背信棄義等手段，都是我的敵人。我們要避免這種歷史的怪圈，我們只有從基督教那裡尋找資源，那就是：理性、寬容與和解

。。。。。。。

你有很強的革命主義情結，你認為反抗暴政就應該無所不用其極，這是他們應得的報應。我注意到你的觀念中有很濃厚的佛家色彩和江湖義氣，我不喜歡講因果報應，我相信我們都是罪人，都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只有通過寬容與和解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而不是以惡制惡。中國古人曾講"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你看看中國五千年的暴力輪回了多少次，數都數不清，結果如何呢？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仍然走不出那種以暴易暴、以惡制惡的思維怪圈，我們就不會進步，這個時代就不會進步，就是新桃換舊符，無非是統治者變了，統治模式絲毫不會改變。
革命主義，在我看來不過是中國江湖義氣的新名詞，他們不講求政治操守，分不清權利邊界，認為你是我的同道你就應當為我付出一切，反之亦然。你應該知道這種做法的危害。這種行為的缺點就是缺乏分寸感，報復起來不擇手段，事實證明，你能對暴政採取什麼手段，你對你的朋友也會採取什麼手段。你口口聲聲要和我做朋友，我很清楚我們根本不會成為朋友，因為你是革命者我是反革命。我是要釐清個人權利、公共權力、他人權利的人，革命者就是要模糊這些權利的人，我們怎麼是朋友呢？
我認為，自由民主憲政的精髓在於西方的法治源流，西方的法治源流在於西方的精神內核，那就是基督文明。1921年以來，北京的知識界皈依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這種現象讓我振奮。你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那種隨時要戰斗的公雞。我希望你也能看看聖經，讀讀聖經方面的讀物，重新梳理自己的價值觀念，也許會有很大的改變。那個時候我看到的就是一個舉止得體、做事有分寸、儀態從容的魯迅，而不是現在看到的內心堅硬、冷酷的魯迅。那樣的魯迅看起來可能不是那麼哥們義氣，不那麼豪爽，但是這才是假小人、真君子，才值得信賴和交往，那個時候我才有可能成為朋友，現在你我絕對不是。
上帝會愛你，也會給你時間改變你自己，我真心奉勸你一句，放棄你的那種革命理想和流氓手段，就是統治者對你再殘暴也要堅守人倫底線，亮出君子風范。那種革命者內心是恐懼的，沒有安全感的，也是沒有力量的，會處處碰壁的。

胡適即日

胡適先生：

你好,來信收到，很驚奇你依然不辭辛苦寫下文章來感化我這樣一個冥頑不化的異類（對你們而言），如果這也算是基督徒先定的傳播義務，我首先表示我分量極輕的敬意。長時間的沉默使我生疏於內心想法的表達，一定意義上文字是寫給那些可以認識文字的人的交流方式，而人類歷史很多進步的原因是行動。實事求是的講，我最近陷入了一種精神危機，但絕對不是你秉持的那種遠離上帝的痛苦，我為我自己作為人的荒謬本質感到絕望，這不是上帝和神仙所能解決的，因為在我的世界中，上帝已經死了。我不計劃和你爭論信仰的問題，那不是我們所可以說清楚的，我不行，你 胡適也不行。

我計劃回信沒有表明我們互相認同的企圖，我也不會以悟道者的優越感說教別人，我只是想就你信中以及曾經交往過程中的感受回敬你，以此證明人格的獨立和尊嚴。

是不是革命者和作不作革命者是兩個概念，被人們理解為革命者從而內心感到不安和一個反動政府緣自內在結構的卑鄙但又希望被別人認為高尚，在邏輯層面上一致。反對革命的理由如果是革命手段本身的殘酷尚容易理解，如果從人類本身的精神領域出發反對革命的崇高目的，那就不容易理解了。如果所謂的改良主義依託那種明哲保身的投機心理並計劃從他人的赴死豪情進程中搭一搭便車，那就是混帳不齒之徒。要不然連一個教唆的說法都夠不上。

研討結束後的聚餐我諷刺了李四光先生的所謂自我革命論，張伯聲老師說我把革命的定義限定的太小了。看來，革命還有反革命、假革命的困擾之憂。那就你的外在行為以及你公開發表的言論出發，也許的確讓我把你當成了一個超越成本收益的個人計較為改變這個不合理體制努力的革命者，至少你還算不錯的文風本身說明了你遣辭造句的反對者氣魄。這樣公然發表的聲明不是希圖揭露真相喚醒世人的麻木，那又是可以用沽名釣譽能來解釋的嗎？試問一句？那些被打壓凌辱身陷囹圄而始終無悔的的革命志士們是一個改良二字可以說的過去的嗎？你沒有失去過自由你沒有被人侮辱摧殘，你就沒有資格來限定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分野。順便強調一句，我認為的革命者是超越成本收益經濟學分析為改變這個不合理制度竭盡綿薄的人們，不是權術傾軋不擇手段的同義詞，你不要曲解我的定義，更不要為自己謀利行徑感到慚愧的同時借題發揮否定什麼革命對歷史進步的意義。進而對我人身攻擊，把流氓與革命者和我等同。我針對你的一些作法其實跟革命無關，我是在維護我的人格尊嚴和我的權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應當用你的寬容博愛來感化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別人傷害你的同時是保持隱忍。可你沒有。也許你還不是一個徹底的基督徒。你的內心還有恨、還有抱怨。你的基督信仰只不過是在你體驗了和普羅大眾同樣的所謂沉淪墮落時尋求解脫或者說平衡的一種手段，你看，上帝也在笑你。

以下簡單一些吧：人人生來平等，在你的言談舉止中經常彌漫的一種別人輕易不會察覺的優越感，而我是天生反感的，是不是反對暴政成了一些人的特權，你自我解嘲的把自己定義為「小資」，可你還要作先知狀並不停的誤導你的朋友用革命者的光環套在你的身上、接受他們對你的頂禮膜拜。如果你想掙錢發財那你就作一個商人，如果你想作一個正義人你就遠離商業圈，如果你要作基督徒你就遠離名利場，而不是惱羞成怒的在內心深處為自己不道德行為感到內疚的同時遷怒於革命兩字，試問，你的懺悔是在作完了連你也不能自控的不道德行止之後呢？還是為自己可能會違反上帝的規勸先自我解脫。其實，上帝死了。我相信這個時空存在一種力量非人類所能理解，但幻出一個人格化的上帝來引導人類，只從側面襯出人類的無助。人類的荒誕存在是沒有絕對意義的。再次強調，信仰基督和中國實現法治沒有必然聯系。希望中國人全部信上帝和希望官員守法富人行善一樣艱難。並且，實現法治是群策群力的一個過程，不是一個人一群所謂文人的專利。自由讀書的的心態更讓我容易到達頓悟的彼岸 ，如是，我堅持，信仰所至殊途無妨同歸。不知閣下以為何如？知識分子的意淫勉強可以歸為革命的范疇，蠅營狗苟於銅臭小利卻使我不齒。

⑦ 報考華東政法知識產權研究生需要什麼書

樓上扯淡呢。就兩本，一本高富平民法學，一本王遷知識產權法第三版。自己有空去東方法學網看看。

⑧ 關於胡適的事跡.資料,謝了

胡適小傳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參加「庚款」留學考試時改名胡適，字適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外，世為安徽績溪人。其父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歲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有著作《台灣紀事兩種》傳世。先生一生領盡風騷，1962年2月24日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適5歲開蒙，在績溪老家私塾受過9年舊式教育，打下一定的舊學基礎。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學，先入康乃爾大學習農科，後轉入文科；1915年進哥倫比亞大學，追隨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學習哲學。1917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古代中國邏輯方法之進化》。在此期間，胡適熱心探討文學改良方案，並試作白話詩。而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通信，以及《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的發表，更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革命。同年胡適學成歸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至此一發而不可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

五四時期，胡適連續撰寫《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相繼完成《國語文法概論》、《白話文學史》等著作，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現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決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業。

在理論倡導的同時，胡適還進行了一些文學創作的「嘗試」。其小說、劇本均未見成功，獨有出版於1902年的《嘗試集》，乃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頗有開拓之功。

文學創作非其所長，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另一主要貢獻是輸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義》、《貞操問題》，當年都是振聾發聵之作。而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人權論集》，再到主辦《獨立評論》，胡適始終堅持獨立姿態和批判精神。抗戰軍興，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勝利後又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其始終保持書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義知識分子。

胡適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並斷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方法對三千年來破碎的古學進行一番有系統的研究。故胡適治學特重方法，屢次撰文介紹清儒與西哲的「科學方法」，以至於再三聲稱他的學術研究都是為了證明並推廣其「科學方法」。

胡適治學有兩個主要領域，一是中國哲學史，一是中國文學史。盡管《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版了上卷，《白話文學史》也沒有下編，可這兩部書都是建立規范並奠定學科基礎的經典性著作。後人可以贊賞，也可以批評，卻無法漠視其存在。前者的平視諸子以及歷史的眼光，後者的雙線文學觀念，都是對本世紀學術發展影響甚深的「大膽假設」。另外，他首創新紅學，重修禪宗史，以及用歷史演進法來研究中國章回小說，都是開一代新風，功不可沒。

⑨ 簡述我國的立法選擇

法國民法典中的「財產權」概念與我國立法的選擇

（本部分系作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商法博士生黃暉的合作作品。）

目前，我國立法中使用「物權」還是「財產權」的概念，存在不同意見。開展討論，是非常必要的。無論立法中採用了哪一個，只要在討論中把問題弄清了，對法學界，對立法機關，都是一個認識提高的過程。

一、 中國「入世」與法學界對兩大法系傳統認識的變更

「大陸法系（也稱歐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概念、體系、理論、表達方式截然不同、相互無可借鑒性」，這只是我國法學界部分人的傳統認識。在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歐共體包容了不同法系的典型英、法、德之後不久，實際情況就已有了很大改變，因此歐共體法（及後來的歐盟法）才得以出現。在歐洲地區范圍內如此，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如此。我國法學界部分人的傳統認識，可能還沒有跟上這種變化。

例如：歐陸法系國家的「債權法」理論及立法，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過去只在合同法中被動地承認守約一方的「不安抗辯」權的德、法等國，在1980年締結《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維也納公約》時，接受了英、美法系早已實行的以主動方式保護守約一方的「預期違約」理論。而按照「預期違約」理論，即使「違約」行為並未實際發生，亦即在不守約一方應履約的時間尚未到來之前，守約方也不僅可以訴對方違約，甚至可以要求對方賠償。這在傳統的歐陸法系民法原理看來，本來是說不通的。中國《合同法》在這一點上，沒有顯露出滯後。

如果說上述國際條約中兩大法系融合或互相借鑒的事實，仍未引起我國法學界的應有注意，那麼，WTO中的這一融合，在中國入世之後，則實在應引起我們陳舊認識的變更了。

侵權法中的「即發侵權」理論與合同法中的「預期違約」理論是相對應的。WTO與上述國際貿易合同領域的公約相應，規定了對「即發侵權」的制止，是理所當然的。立法者在修正我國《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時，已經引入這一制度，為今後立法及修法作出了示範。

我國有的論著把「物權」說成是歐洲大陸國家特有的概念，把「財產權」說成是英美法系國家特有的概念，認為二者不相容。這種說法從歷史上看是不確切的。因為它忽視了歐陸法系主要國家法國。從當代的現實看，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它不了解「財產權」概念已經滲入一大部分歐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及民法理論，以及國際公法領域。

法國法與德國法，就財產法這個分支來講，都來源於古羅馬法。作為古拉丁語，羅馬法中的「res」既有「物」（或「事物」）的含義，又有「財產」的含義。它在法國民法中發展為「財產權」，在德國民法中發展成「物權」，是不足怪的。

《法國民法典》中強調「財產」及「財產權」。這是19世紀初的事。雖然在該民法典出台的千年之前，古羅馬民法中已經有了「物」及「財產」的概念。

19世紀後半葉的《德意志民法典》，重新強調「物」與「物權」，其後被日本、台灣地區效法。這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前的事。

20世紀後期，國外一部分民法（如越南民法，俄羅斯民法）的發展，有返回法國民法制度的趨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即無形的知識產權以及無形的服務（Service），其作為財產的重要性，越來越與有形的「物」分庭抗禮。

二、 物、財產

單獨的物或者抽象的物在法律上並沒有意義，只有當某人就該物具有可以對抗他人的權利時，該物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一旦具有這種對抗他人的法律意義，該物就不再是一個自為的存在，而是作為財產存在。

人們對財產的關注最初主要集中在不動產。英國的普通法法院主要就是解決不動產糾紛的，而衡平法法院則處理相對不太重要的動產糾紛。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動產的地位開始上升，並開始出現以股權、給付債權乃至確定的服務為客體的無體動產，近二百年來財產的客體進一步擴展到人類抽象的勞動成果，出現了知識產權。但不論財產的內容如何變化，也不論管理這些不同客體的規則如何不同，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仍然不會改變，那就是：它們仍然是作為財產的客體而不是作為與人無關的客體而存在，對於這種權利最好的概括仍然是「財產權」。

法國民法典中只在兩種場合出現了物（chose）的概念：一種是規定財產權指向的對象，例如544條中為了規定所有權，就必須提到標的物，同時對動產、不動產對象的列舉也是指向物的，714條則規定不屬於任何人的物（choses communes）的歸屬和使用原則；另一種是規定用於保證債權實現的質押或抵押等「從物權」，例如2071條提到用來出質的「動物」（chose mobilière），和「不動物」（ chose immobilière）。但除此之外，法國民法典就不再涉及單純的物，而總是將它們作為財產（biens）來看待和規范。

關於法律用語、法律名稱的建議

我國絕大多數法律，是「名實相符」的。但有很少一部分法律，名稱與內容不大相符。這樣的法律大致分以下三類：

第一種類型是剛剛頒布的《婚姻法》（修正案）。該法已經頒布50餘年，而且系由人民代表大會頒布，在修正它的常委會上要改名稱較困難。但是，在這部法律中有大量條文是規范兄妹、姐弟等等之間的撫養關系，或其他與「婚姻」完全不同的關系。以「婚姻」法冠其名，使人感到不妥當。這一類，屬於今後在時機成熟時，仍須更改名稱的。例如，可以在進一步研究並充實「家庭」方面的條文的基礎上，在召開代表大會作較大修訂後，更名為「婚姻家庭法」。

第二類是名稱欠妥，且已頒布一段時間，但不象《婚姻法》那麼長，又並非代表大會頒布的法律。這一類的典型可推《著作權法》。在漢語習慣中，文字作品之外的創作成果，很難稱為「著作」，而文字作品在「著作」權法中只佔受保護內容的1/9.該法名稱為「著作」權法之不妥，是十分明顯的。文字作品與其他一切作品的作者，必須有權控制對其作品的批量復制；而作品傳播的前提也是復制。所以，「復制權」對作者是最根本的權利。而對作品的批量復制，來源於印刷出版，即來源於我國的印刷術。「復制」在這個涵義上來源於「復版」。所以，「著作權法」名稱改為《版權法》，既使名與實相符，又向國內外（特別是向國人）提示了這種知識產權的中國來源，而且與大多數國家的法律名稱（Copy-right Law）相一致。因為，「Copy」 既是「復制」的意思，也是「復版」的意思。這類法律應當在對其作首次修正時，考慮把名稱及時改過來，而不應強調「不影響實質就不改」，「可改可不改就不改」。因為有時形式失當，必然會影響實質。

第三類是尚在起草中的法律。這類法律在頒布前即應反復推敲其名稱，以免頒布後使人感到不妥，再來討論其名稱改還是不改。這一類的典型是「物權法」。從法哲學角度看，古羅馬時，將法律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或債法）。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起草時，起草人意識到法律不可能調整人與物的關系；物的形式下掩蓋的仍然是人與人的關系。故當時更改「物法」部分為「財產法」。因為「財產」反映的則是人與人的關系。19世紀末，德國民法典起草時，在哲學上走了回頭路。雖然德國民法從條理上、體繫上比法國民法進了一大步，但在法律究竟是調整人與人還是人與物的關系問題上，則退回到古羅馬時代了。這與19世紀初，歷史唯物主義處於上升階段，而19世紀末，歷史唯物主義處於又一個低谷的事實，不是沒有關系的。即使拋開法哲學不談，《物權法》也存在顯然的名實不符。例如：物權法中劃分所有人掌握的物時，仍劃為「動產」與「不動產」，卻不按其邏輯劃為「動物」與「不動物」。可見該法起草者在解決實際問題時仍自覺不自覺地回到「財產權」的理論上去。

上述第一類的用語不當或名實不符，是我國立法早期經驗不足造成的。而後兩類，則主要是不加分析地照搬日本法律用語造成的。「著作權」、「物權」均是日本法中使用的漢字原文。而如果我們直接從德國法中借用相關術語，也未必用「物權」。因為德國民法典中相應的「Dingliche Rechte 」或英文中的「Real Right」 ，意譯為「實在權」還是譯為「物權」更合適，仍有研究的餘地。

我們的法學家或法律起草者，走捷徑而直接從日文中把相應漢字搬來（或台灣地區先搬去，我們又從台灣間接搬來），對加速我國立法有一定益處，但也不應不加分析地大量搬來。因為自我國唐代大量向日本移植漢字之後的千年中，漢字在兩國不同經濟、文化環境下，有些已有了完全不同的發展反向，我們不加分析地大量搬來，肯定會嚴重破壞我國語言的純潔性。除上述提及的法律名稱外，還有許多從日本搬來的用語，已經使我國法律用語離大眾語言太遠了。例如：「瑕疵」在我國語言中本來是「小缺陷」的意思。但現在的中國《合同法》等法律中，無論有關標的缺陷有多大，乃至大到整個標的都是假的或完全壞掉的，也稱為「有瑕疵」。這一類用語如果大量搬到我國法律中來，對我國語言文字的影響是可悲的。

再談我國應立「財產法」而非「物權法」

（本部分系作者與外交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薛虹的合作作品）

我國在制訂、頒布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文件的過程中，應當學習、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但前提是對國外立法的理論基礎和法律體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解了國外經驗之所在。否則，自以為某國立法的某項優點未必是優點，自以為某國立法的某項缺點也未必是缺點。

在合同法終於告一段落之後，「物權法」又成為新的焦點。其實關於物權法的研討和爭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與合同法相比，「物權法」的制定要復雜得多。

一、究竟什麼是德國的物權法

一種觀點認為，德國民法典採納了物權而不是財產權的概念，在民法中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制度，即物權法，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民法典的科學體系；法國民法典採用了財產權的概念，在財產和財產權的規定方面顯得比較凌亂，如果我們要採納法國的模式，不僅要排除物權的概念，而且要徹底改變法典的體系。

在討論德國民法典的「科學體系」之時，需要對德國民法典的物權法體系有整體的把握。德意志民法典總則編包括民事主體制度和法律行為制度兩部分，其中法律行為制度是其核心內容。法律行為概念之所以能夠被成功地抽象出來並在德國民法總則中擁有牢固的立足之地，其根本原因是德國民法分則各部分必須包含有具體的法律行為，即「物權法的法律行為」、「債權法的法律行為」、「親屬法的法律行為」、「繼承法的法律行為」。法律行為制度是總則編的核心內容，而物權法的法律行為（物權合意）與債權法的法律行為（合同）是法律行為理論的支柱。如果沒有「物權合意」的創設，也就難以從物權法和債權法中抽象出「法律行為」的概念。可見，法律行為制度的成立是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共同支持的結果。無物權行為理論，則無法律行為制度；無法律行為制度，則無民法總則編設立之必要。故物權行為理論是德國民法典體系建立的基礎和支柱之一。

因此，要學習和接受德國的物權法體系就不能迴避或否定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但是，物權行為是高度的理論抽象，在沒有德國法律傳統的國家引進物權行為的概念是非常困難的。我國廣大學者早就指出獨立的物權行為在我國不能成立，不符合我國司法實踐和人民習慣。我國曾經出現的「物權法」草案也沒有承認所謂物權行為的獨立性。然而，拋開了獨立的物權行為，談借鑒德國民法典的「科學體系」就無異於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原意。

沒有了獨立的物權行為，物權就只能從合同等債的行為中產生，即物權的設立都可以建立在同一債權合同基礎上，因此「債」就是取得「物」這種有形財產的方法。我國合同法制訂過程中，將合同的定義由「設立、變更、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的協議」改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就足以說明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合同不僅是引發債權、債務關系法律事實，而且可以是引發物權關系的法律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一直採取的體系恰恰接近於法國民法典的體系（即分為財產和取得財產的方法），而不是德國的體系。

二、明確不同含義的「財產權」

有學者主張財產權是個上位概念，包括債權、物權、知識產權等十分廣泛的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用財產權代替物權，將把除人身權以外的全部權利囊括其中，就不應該有獨立的債和合同制度。

主張用來代替「物權」的「財產權」顯然並非所謂上位概念「財產權」。把財產權定義為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等之上的總的權利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觀點，而且這種一直沿用的提法有很令人費解之處。這種觀點屬於受了德國法的不完全影響。德國法中不使用財產權的概念，也不把物權和債權統一到財產權上。如果硬要把非常不同的物權和債權統一到財產權的旗下，就只能抽幹了物權和債權的全部不同（絕對權和相對權的不同，對世權和對人權的不同），歸結為都屬於經濟利益的權利這一空洞的基點上。但即使在這一點上，也是不正確的，債不僅包括財產利益（debt），還包括非財產性質的責任、義務（obligation）。

因此，主張「財產法」的「財產權」應被定位為不包括債權的對世權，而不是被掏空了內涵的所謂總括性的權利。「債」作為取得財產的方法，因此應該有獨立的債及合同制度（債權的特性在於對人性，對世化了的債權應當被歸入財產權范疇）。財產法並非無所不包，是與債法並列的法律制度。

三、財產法不會擾亂民法體系

否定財產法的學者認為財產法會打亂民法體系，不能嚴格區分物權和債權，不能區分一般債權和擔保物權。

其實這些憂慮都是沒有根據的。學習外國立法經驗，當然應當注意研究其體系結構，更要注意研究其本質和精神。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一樣歷久不衰。僅就調整有形財產（物）關系而言，並不存在所謂德國「物權」關系明晰而法國「財產」關系混亂的狀況。法國的他物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同樣非常發達。這就象從喜馬拉雅山南坡登頂可以成功，從北坡登頂也可以成功一樣。如果不把「財產權」作為統轄債權、物權的所謂「上位概念」，就不會打亂我國的民法體系，也不會無法區別財產權和債權。當然，債權、物權的區別並不絕對的，在我國的民法體系中，「債」與「所有權及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兩部分本來就是相通的，並不如德國民法典那樣嚴格。區分嚴格或者不嚴格一是取決於體系的完整性、一貫性（如德國的嚴格區分就是一貫的、體系化的，我國學者則只取了其中一部分），二是取決於調整現實法律關系的需要。當不需要嚴格的時候，就不應當嚴格區分。採用了財產權的概念也不會導致所謂「他物權」與一般債權的混淆。財產權對世性的凸現已經決定了其在多個權利沖突中優先於對人的一般債權的地位。權利的稱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的規定及公示、公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證明其對世性）。公示、公信制度在物權法框架下可以建立，在財產法框架下同樣可以建立。

四、建議用「財產法」代替「物權法」

設立財產法，而非物權法，根本原因在於，物在財產中的比重已經很小，「物」又是一個缺乏彈性和延伸性的概念。如果以「物權」為起點立法，就會造成調整社會財富關系的基本法律卻將社會財富的主要部分排除在外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20世紀後期，無形財產和無形服務作為社會和私人財產的重要性日增，越來越與有形的「物」分庭抗禮。目前，金融服務、郵電服務、計算機網路服務、醫療服務、律師服務等行業快速發展，社會財富構成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大。但是「服務」與「物」或「物權」沒有直接關系，僅以合同法的體系容納或規范，不足以保護和促進這些服務行業的發展。在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多邊談判中，歐、美、日等國際貿易的幾強都將服務貿易、貨物貿易和知識產權並列為國際條約規范的三大部分內容。當然，「物」或「物權」也不能容納以知識產權為代表的無形財產。

法國法採取了「財產」的概念，這一19世紀初的選擇卻正好迎合了20世紀末的現實。財產和財產權的概念完全能夠包括無形財產和服務的內容，當然，對於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法國另立了知識產權法典。

我國如果真要制定一部調整社會財產關系的基本法律，就應當認真考慮法國法中財產權的概念，不要再把有形的「物」作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財產形式來對待，也不要把蒸汽機時代形成的過時的規則移植到網路時代。

⑩ 胡適的兒子是誰

胡適有兩個兒子
他的兩個兒子的名字就表明了他的內心願望:一個叫思杜,一個叫祖望。
後來的情況就不大清楚了，估計在台灣營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