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文化

Ⅰ 為什麼說中國法治有4000年的歷史

中國的法制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開始，經過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發展，以歷史悠久、沿革清晰、內容豐富、資料充實著稱於世。
最早記載中國法制內容的是夏、商、周：時期的古籍《尚書》。最先使用「法制」一詞的是春秋時期的史籍《左傳》和《國語》。
中國法律起源於傳說時代，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國古代法律起源的途徑有二：一是自黃帝時便日益頻繁的部落戰爭，導致了「刑」的出現，即古人所言「刑出於兵」。這種以軍事首長權威為後盾的「法」是後世刑律之源。二是部落時期的庄嚴的祭禮導致了「禮」的形成與發展。這種以神權為後盾的「法」，其內容博大精深，其即包括了國家的典章、家族的規約、民間的習俗，也包括了人們對法的價值的追求，是中國古代法的精神與核心之所在。

中國法律在形成時，特色已然形成。源於戰爭的刑，格外重視法的威懾力，手段也極為殘酷；源於祭祀的禮，則帶有濃厚的血緣親情，手段也較為溫和，融殘忍與溫情為一體也正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色。
夏代法制
法律和國家是相互依存的，有國家就要有法律。伴隨著夏王朝奴隸制國家的建立，夏朝奴隸製法律也就應運而生了。夏朝法律制度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與軍事活動有關，與刑罰有著密切的聯系。古代有「刑起於兵」和「兵刑同制」之說。「刑起於兵」的「刑」是指法律，是說法律的起源與戰爭有關。「
習慣法為主要法律形式，出現了制定法，「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法律制度「禹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是中國最早的奴隸製法，基本內容如下：
（－）墨、劓、臏、宮、大辟五刑
（二）刑事法律規范
夏刑三千條，因史料缺乏，已難考證，只從片斷記載中可以看出，有以下罪名：
1．「昏、墨、賊」。《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雲：昏、墨、賊，殺。」昏是「惡而掠美」，墨是「貪以敗官」，賊是「殺人不忌」。即搶劫罪、貪污罪、故意殺人罪，昏、墨、賦三罪，都依法當殺。
2．不孝罪。《學經•五刑章》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夏朝是早期奴隸制國家，民族血緣觀念還相當濃厚，崇拜祖先神是人們共同遵守的重要習俗。而提倡孝道的根本用意是忠君。在奴隸主階級看來，不孝會影響家庭和社會的安定。不忠會危及奴隸主階級政權的鞏固。所以，不孝罪也是處死刑。
3．「威悔五行，怠棄三正」。《尚書•甘暫》記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這是夏啟在甘地發兵時宣布有扈氏犯的兩條大罪。鄭玄註：「五刑，四時威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所謂「四時」，指春、夏、秋、冬，作泛指天意解釋。所謂「威德」，指美好的品德，意思是啟是有道之國君，執掌朝政乃是上天之意，有扈氏暴亂反對啟，就是不敬天命。「正」古代稱官為正。「三正」即三孤。（其正職稱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副職稱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怠棄」，即怠慢放棄，不服從的意思。不服從夏啟的官吏，就是不從王命。「威侮五行」，就是有扈氏犯了不敬罪和謀逆罪，故「天用剿絕其命。」
4．「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尚書•胤征》引夏之《政典》說：*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就是根據歷象之法，對四時節氣，弦、望、晦、溯之計算對節氣進行簡單的講解。孔子說：禹「致孝乎鬼神」、「盡力平溝洫」。即夏代崇拜鬼神和重視農業生產。祭祀鬼神和農田耕種都要求准確地掌握時辰、季節和氣象的變化，早於天時或者晚於天時，都殺無赦。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關於徵收田賦和奪貢的法令。《左傳•哀公七年》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這說明夏朝對被征服的遠方氏族部落的稅收，是採取掠奪貢物的辦法。據《禹貢》記載，夏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實行「咸則王壤，成賦中邦。」即根據土地的肥瘠分為上中下三等，再按等和收成徵收貢賦。《孟子•滕文公》有所謂「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記載。
2．關於保護森林和水產資源的法令。據《逸周書》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入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就是春天禁止上山砍伐樹木，夏天禁止到湖泊捕撈魚鱉，保護森林，保護水產資源。
3．婚姻與繼承製度。從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里，詳細排列的夏氏家族的血緣世系，充分表明了夏朝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的王位世襲制。
（四）軍事法律規范
《尚書•甘誓》記載著啟伐有扈氏時的軍令：「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本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用厚賞重罰激勵和強迫作戰者，服從命令，勇敢殺敵行軍打仗，執行任務時，要求步調一致，嚴守紀律，足見其軍法十分森嚴。
（五）刑事政策和適用刑罰的基本原則
據《尚書•大禹謨》記載，皋陶曾對舜說：「帝德罔愆（QIANG過失），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弗及嗣，賞延於世，宥（YOU）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震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謂「罰弗及嗣」。即罪責自負施用刑罰僅限本人，不株連子孫。「賞延於世」，賞功要世代不遺。「宥過無大」，過失犯罪，罪雖大，後果嚴重，也可寬宥，從輕處罰。「刑故無小」，故意犯罪，罪雖小，後果不重，也要處刑，不得寬免。「罪疑惟輕」，犯罪事實不清，凡有疑問的，處刑要從輕。「功疑惟重」，對有功者，雖有疑問，也要重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寧肯不按常規辦事，也不能錯殺無罪的人。又據《尚書•胤征》記載，胤侯出征羲和時，對其部眾說。「奸厥渠魁，脅不罔問。」意思是滅其首罪，脅從不問。這些刑事政策和原則，體現了區別對待和謹慎用刑的思想，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夏朝作為早期奴隸制社會，階級斗爭尚不甚尖銳的特點，對於後世也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六）贖刑
贖刑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贖罪與賠償，最早見於古籍的是《尚書•舜典》記載的「金作贖刑」，即以銅贖罪。《史記•平準書》司馬貞《索引》引《尚書大傳》說：「夏後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與撰同，六兩為一饌。《路史•後記》也說。「夏後氏罪疑惟輕，死者千饌*，中罪五百，下罪二百。」《尚書•呂刑•書序》說：「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即西周穆王命令呂候多照夏代的贖刑。制定西周的贖刑。既然是「訓夏贖刑」，就說明夏朝已經有了贖刑，並為後世所沿用。
商代的法律制度
商代的立法思想：「有殷受天命」，神權法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用「天討」與「天罰」來證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加強其威懾力.
主要法律：《湯刑》、《官刑》、「民居」之法、車服之令。
西周法律制度
(一)西周時期法律概況（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0年）
1．法律指導思想
西周法制的指導思想是在夏、商兩代「天討」、「天罰」的神權法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理論。它除了繼續強調天命外，還對統治者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明德慎罰」實際上就是強調將道德教化與刑罰相結合，即統治者首先要用道德教化去感化民眾，使天下臣服，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當審慎、寬緩。
2．宗法制度
西周建立起了完整的、以掌握國家和社會最高權力的周天子為核心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組織與國家制度相結合的、以保證血緣貴族世襲統治為目的的「宗法制度」。其特徵是：（1）嫡長子繼承；（2）小宗服從大宗、諸弟服從長兄；（3）各級諸侯王、卿大夫和士既是一種家族組織，又各自構成一級國家政權，「家國同構」。
3．法律形式
（1）經「周公制禮」後，「禮」成為法律規范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2）周穆王制定了「呂刑」，又稱「甫刑」；（3）「九刑」是史料中記載的周朝的較完整的刑書，是定罪科刑的依據；（4）「遺訓」及「殷彝」等前代、先王留下的規則、習慣。
(二)禮與刑的關系
1．「禮」的淵源與發展
「禮」最早源於氏族時代的祭祀風俗，夏商時代已經存在作為言行規范的「禮」，西周初年「周公制禮」，形成一個龐大的「禮治」體系。夏、商、周的禮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淵源關系。
2．周禮的性質
周禮具備現代社會關於「法」的構成要素所必需的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國家強制性，具有法的性質，在國家及社會的行政、司法、宗教、教育、倫理道德及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發揮著廣泛的調節作用。
3．禮與刑的關系
「禮」與刑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社會規范。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西周社會完整的法律體系。「禮」是積極主動的規范，是禁惡於未然，「刑」是消極的處罰，是懲惡於已然的制裁。「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
4．「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這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一項法律原則。「禮不下庶人」並非說「禮」對庶人沒有約束力，而是強調「禮」是有等級、有差別的，不同等級之間不能僭越。「刑不上大夫」也並非說大夫以上貴族的犯罪絕對不會適用刑罰，而是指其在一般情況下會受到程度不同的優待。
(三)刑事法律制度
1．主要罪名
(1)不孝不友；(2)犯王命；(3)放弒其君；(4)殺越人於貨；(5)群飲；(6)違背盟誓；(7)失農時。
2．主要刑罰
(1)主體刑罰體系仍為夏、商以來的墨、劓、剕、宮、大辟「五刑」；(2)「圜土之制」：限制受刑人的自由於監獄之內並使之服勞役，是中國有期徒刑的開端；(3)「嘉石之制」：將輕微犯罪的人束縛手腳，坐於「嘉石」之上思索，然後在司空的管轄下勞役一段時間後釋放，是一種早期的拘役管制刑；(4)贖刑：用一定數量的財物來折抵刑罰，周穆王呂侯進行法律改革後完備；(5)流刑：大多數時候僅適用於少數上層貴族。
3．主要刑法原則
(1)老幼犯罪減免刑罰；(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3)罪疑從輕、從赦；(4)寬嚴適中。
4．刑事政策
「刑罰世輕世重」，即根據具體政治情況、社會環境等因素決定刑罰的寬嚴輕重，其標準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四)民事法律制度
1．民事制度
(1)土地和臣民都屬周王所有，其它一些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包括作為物產的奴隸均屬私有。西周中後期出現土地的私人所有權；(2)西周已有「債」的稱謂，出現了因契約和因侵權以及損害賠償而產生的債，(3)民事契約有「質劑」、「傅別」兩種，前者用於買賣關系，後者用於借貸關系。
2．婚姻制度
(1)婚姻成立的實質要件：一夫一妻多妾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2)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遵循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3)解除婚姻的條件與限制：「七出三不去」，決定權掌握在男方家長手中。
3．繼承製度
實行嫡長子繼承的宗祧繼承製度，主要是身份和地位的繼承，財產繼承附屬於內。嫡長子繼承對整個家族的統治，包括對其成員的領導權與其財產的支配權。
(五)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1)周王掌握最高審判權與裁決權；(2)中央司法官員為大司寇，為「六卿」之一，其屬官為小司寇；(3)各級封建領主在其領地內擁有獨立的司法權。
2．主要訴訟制度
(1)區分民事為「訟」，刑事為「獄」；(2)以當事人或受害人自訴為主，繳納「束矢」、「鈞金」作為訴訟費，限制子告父、卑下告尊長；(3)以「五聽」審案：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4)重視圖比、傅別、約劑及盟誓等證據；(5)建立「讀鞫」、「乞鞫」制度，判決當眾宣布，當事人可以要求重審；(6)嚴懲司法官員的「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
(一)春秋時期法律制度的變化
1．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1)鐵制農具得到應用，牛耕出現，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井田制遭到破壞；(2)郡縣製取代分封制；(3)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的禮制開始加速衰落。
2．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活動
(1)各國立法：公元前621年，晉國執政趙盾(趙宣子)制事典，新興地主階級用其作為鎮壓舊貴族的工具，公元前513年，晉國的大臣趙鞅、荀寅將其鑄在鐵鼎上，公之於眾；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鑄刑書，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歂殺鄧析而用竹刑；(2)公布成文法所引起的爭論：鄭國子產鑄刑書，遭到以叔向為代表的晉國舊貴族的反對；晉國趙鞅、荀寅鑄刑鼎時，遭到孔丘的強烈反對。
3．成文法公布的意義
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隸主舊貴族的特權，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壁壘，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建立。它標志著奴隸製法制的瓦解、封建製法制的建立，成為秦漢以降歷代封建法制的濫觴。它有利於法律觀念和法律技術的進步，為中華法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戰國時期法律的發展
1．各國的變法與立法運動
(1)魏國李悝的新政：盡地力之教；善平糴；制定《法經》；(2)商鞅相秦後，分別於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發布變法令進行變法，是戰國時期各國最徹底的變法；(3)楚國吳起的變法：逐漸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明法審令」，推行法治。
2．立法指導思想
(1)不別親疏，不分貴賤，一斷於法；(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3)輕罪重刑。
(三)李悝的《法經》
1．《法經》的主要內容
(1)《法經》分列盜、賊、囚、捕、雜、具六篇，法典體系初備；(2)明確宣布「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打擊重點直指反抗專制統治的行為；(3)保護君主專制，維護等級特權。
2．《法經》的歷史意義
《法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它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則和體系，在當時即產生了巨大影響，為封建經濟政治體制的確立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對後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建立了後來歷代封建王朝立法的基本模式，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之一。
(四)商鞅變法
1．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1)改法為律，明法重刑；(2)取消分封制，建立郡縣制；(3)廢除井田制，確立土地私有；(4)獎勵軍功，獎勵耕織；(5)獎勵告奸，什伍連坐；(6)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
2．商鞅變法的意義
商鞅變法，使秦國大治，推動了秦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為秦國打敗其他各國、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奠定了基礎。
秦代法律制度
(一)統一後的秦代法制（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王朝。由於秦王朝存續時間非常短，再加上史料的限制，我們研究秦代法制，還必須綜合秦統一之前的秦國法制情況。
秦代法制的指導思想其一是法家傳統的重刑主義理論（法網嚴密、輕罪重罰）；其二是統一法律（「法令由一統」）。秦代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實行一統。在政治體制上，秦代在中央設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設諸卿，各司其職；在地方推行郡縣制。在經濟方面，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並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統一文字。
1．秦代主要法律形式
(1)律：即法律條文，是國家正式制定、頒布的成文法典。(2)令：是皇帝針對一時之事而以命令形式發布的法律文件。(3)式：即程式、格式。秦簡中有《封診式》，是關於案件的調查、勘驗及審訊等程序的司法規則和文書程式。(4)法律答問：是官方以答問形式對秦律律文所作的有效解釋，它也是當時司法審判的參考依據。本章絕大部分案例即抽取自秦簡中的《法律答問》。(5)法律文告：是秦代各級官吏在其職權范圍內發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但其效力通常僅限於發布者職權所轄的特定地區范圍之內。(6)程:即章程、規章，是對有關部門和具體事項的細則規定。(7)課：是關於檢驗、考核、督課工作人員的專門法規。(8)廷行事：是法庭的判例。秦簡《法律答問》中多有援引廷行事的例子，說明秦代已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律文之外可茲援引的審判依據。
2．秦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
(1)刑事法律
包括《法律答問》、《盜律》、《賊律》、《捕亡律》、《捕盜律》等。秦律規定的主要罪名有盜竊罪、賊殺傷罪、誹謗罪、不敬皇帝罪等等。秦代在刑罰制度方面，形成了一套包括身體刑、勞役刑、恥辱刑、流放刑、身份刑在內的刑罰體系，對後世刑制有較大影響。
①罪名：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及尊嚴的犯罪，如：賊盜、誹謗、妖言、不忠、謀反等。
危害統治秩序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如：投書、賊殺傷、斗殺傷等。
思想言論方面的犯罪，如：偶語詩書、以古非今、妄言等。
侵犯封建所有權的犯罪，如：盜徙封、盜竊等。
逃避賦稅及徭役的犯罪，如：擅徙、匿戶、匿田、失期、乏徭等。
軍事上的犯罪，如：降敵、譽敵、不得、不能死等。
官員的職務犯罪，如：犯令、廢令、不勝任、不廉、不直、縱囚、失刑等。
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如：去夫亡、娶人亡妻、棄子逃嫁、棄妻不書、不孝等。
②刑罰：
生命刑，即死刑。秦代執行死刑的方式多達二十餘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族、坑、定殺、具五刑、車裂等等。
身體刑，即肉刑。秦代繼續沿用奴隸制時期的墨（黥）、劓、剕、宮、笞，並把肉刑與勞役刑結合起來使用，如黥劓城旦等等。
勞役刑，即強制犯人勞動的刑罰，相當於後世的徒刑。
財產刑又分為幾種：貲，是判處犯人繳納財物或以勞役作為抵償的刑罰；贖，是允許犯人以交納法定的財物代替已經判處的刑罰。
身份刑，是剝奪犯法者爵位、官職等政治身份的刑罰，其刑名有「奪爵」、「廢」等。
流放刑，在秦代稱為「遷」。
恥辱刑，在秦代主要指髡、耐等象徵肉刑的刑罰。「髡」是剃去頭發和鬢須，「耐」是只剃鬢須。恥辱刑也常常與勞役刑並用，如「耐為城旦」等等。
(2)關於職官管理方面的法律
秦簡中有大量涉及行政法方面的內容，尤其是對於職官的管理，更是細密嚴格，它涉及到管理的任選、調用、考察等各個方面，如《置吏律》、《除吏律》、《效律》等等。
(3)關於經濟方面的法律
關於農業和土地管理，見於《墾草令》、《田律》。
關於畜牧業與牛馬的管理，見於《廄苑律》、《牛羊課》。
關於手工業的管理，見於《工律》、《工人程》、《均工律》。
關於糧草與府藏，見於《倉律》、《藏律》。
關於貨幣交易，見於《金布律》。
關於關市、貿易，見於《關市律》。
(4)關於軍事方面的法律
關於軍功與封爵的《軍爵律》、《中勞律》。
關於邊防時宜的《戍律》、《敦表律》。
(5)關於司法行政與刑獄方面的法律。這類法規見於《尉雜律》、《封診式》等。
（二）秦代司法制度基本健全

秦的司法官吏體系的建立，不僅表現在組織上配備了一套官吏，同時還表現在建立了一套偵查破案、審訊判決的訴訟制度。秦簡《封診式》中的「治獄」、「訊獄」指明了一般原則和其他式例。
2．主要訴訟制度
(1)訴訟的提出
秦代的訴訟案件一般分為以下兩種方式向司法機關告訴：
①官訴，即官吏糾舉，類似於現代的公訴。
②舉發，即個人向司法機關檢舉、控告，提出訴訟。
(2)案件的審理
主要包括原被告雙方到庭、訊問、調查、作審訊記錄等主要內容。
3．監獄管理制度
秦代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嚴密的監獄管理制度。例如：對囚犯飲食、衣著的供應標准和服勞役辦法等等都有規定；還形成了一種利用輕罪刑徒來監領重罪刑徒的管理辦法。
4．監察制度
秦已創立御史之制，在中央以御史府（台）為官署，以御史大夫為官長，對地方則派遣監御史。
漢朝後，基本是在秦法的基礎上改進完善。

Ⅱ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Ⅲ 如何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法制文化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05年10月出版了由楊一凡主編的中國法史學科新教材——《新編中國法制史》。作為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通用教材，《新編中國法制史》在吸收以往教材優秀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新嘗試，採用法制通史和部門法史相結合的方法，從「科學地認識中國法制史」、「中國古代法制發展的基本進程」、「中國傳統法律的形式」、「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經濟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中國近代的法制變革」等諸多方面，分為九章敷陳論列，以嶄新的視角和開闊的眼界描繪出中國法制發展的全貌。該教材從法律體系的整體性高度進行把握，無論在體例上，還是內容上，均有許多創新之處。

（一）體例革新，重點突出

《新編中國法制史》一個突出的特點即在於編寫體例的變革。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傳統法史教材的體例大多是以朝代或政權的更替來分章布局，敘述法律制度的演變和發展過程。這種「斷代式」的體例，能夠使每個朝代或每個時期的法制狀況保持相對完整，使人一目瞭然。在中國法史學發展的初期階段，它使內容龐雜的中國法制史從局部到整體迅速積累並成熟起來，曾經為本學科的發展發揮過應有的作用。

但是，「斷代式」的體例同樣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第一，因為各章篇幅有限，許多法制史教材採取以刑為主線的寫法，從而使中國法制史變成了刑法發展史，無法全面展現各個朝代的法制特色。第二，有些教材則力求全面展現中國古代的法制全貌，在每個朝代之下，分別按照部門法體系，面面俱到地進行論述。但是這種「斷代式」+「部門法」的體例使得每一章開始，都會把一些共有的東西追根溯源地重復一次，對於每一章節，即每個朝代或每段時期來說相對比較完整，但是從中國法制史的整體來看，則顯得零亂分散，不成體系。而且，這種「斷代式」+「部門法」的體例將各部門法的發展變化分裂開來，使各部門法的發展線索和邏輯順序斷裂破碎，不能夠清晰地描述其歷史聯系和繼承情況，從而不易使學生掌握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性。第三，雖然伴隨著朝代的更替，中國法制的發展演變歷時久遠，但其自身真正發生質變卻只有兩次（分別在春秋戰國之交和清末民初之際），而大多數時間內則一直呈現出緩慢發展的狀態，許多重要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都處在一種漸變之中，代代相因。「分裂割據」似的呈現，反而打亂了中國法制史的內在連續性、統一性，影響了其內部秩序的和諧。事實證明，傳統法史教材的編寫體例不但無法引起部門法專業學生的興趣，而且不利於有志於法史研究的學生真正地掌握中國古代法制的全貌，已經不適應高等法學院校的教學要求。

中國法制史是研究中國歷史上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實施、作用、特色及其演變規律的科學。它是法學和歷史學相交叉一門學科，具有二者的雙重特性。歷史學重在描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旨在展現社會整體的發展演變，因此，採用以斷代設章構篇，再將各個歷史片斷組合起來反映整個歷史內容的體例是科學的。但是中國法制史「其主要內容、研究目的和基本方法是法學的，法學屬性在這門學科中佔主導地位，所以，中國法律史學主要是屬於法學領域的基礎學科。」 受制於法學專業的特殊性，中國法制史教材的編寫應該以法律的內在構成為出發點。《新編中國法制史》採用法制通史和部門法史相結合的編排體例，很好地體現了這種特點。第一章主要介紹方法論和重大前沿問題，其中第二節「中國傳統法制的基本特徵」和第三節「科學地認識中國法制史」從總體上勾勒出了中國古代法制的基本輪廓。第二章「中國古代法制發展的基本進程」以及第九章「中國近代的法制變革」將中國法制發展的總體進程躍然紙面。而行政、刑事、經濟、民事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各自單獨成篇，每章集中筆墨，重點論述法律制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注意使用前後朝代比較的方法，重「變」不重「全」，突出了法律的發展過程，力求輕簡，突出重點。這樣就達到了宏觀描述和微觀表達有機結合的雙重效果，既避免了部門法史的支離破碎，明晰了部門法和重要法律制度的發展進程、演變規律，又得以鳥瞰中國法制史的全貌，使學生對中華法系的總體形象瞭然於胸。更為重要的是，法制通史與部門法史相結合的編寫方法，大大擴展了該教材的使用范圍，為學習法學各分支學科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法制史知識，更加具有實用性。該教材出版以後，許多學習部門法專業的學生也對此表現出較大興趣，說明了部門法專業對法史知識的需要，也證明了中國法制史正從過去的「死人學」、「無用學」真正變成為法學的基礎學科。正如該教材的編者所言：「對於善於反思、善於從歷史中汲取營養的人來說，中國法制史其實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

（二）實事求是，內容全面

從現存的大量史料來看，中國古代法制體系是一個多種法律形式並存，刑事、民事、軍事、行政、經濟、文化教育等部門法律並存，朝廷立法與地方立法（包括少數民族立法）並存，成文法與判例法並存的綜合體。只有實事求是地進行闡述，才能全面展現中國古代法制的全貌。

《新編中國法制史》力求比較全面、准確、客觀地闡述中國法制史的全貌、發展進程及演變規律，實事求是地評析傳統法律文化。首先，該教材歸納總結了中國傳統法制的基本特徵。除了公認的「禮法結合」、「家族主義」之外，一反「君主專制」、「義務本位」以及「一任刑罰」等傳統觀點，，提出了「以民為本，抑強扶弱」、「天下本位，義務互負」、「追求和諧，注重調解」等較為科學的看法。「中國傳統法制的基本特徵」一節統領該教材，為以後各個章節的寫作定下了基調。其次，該教材獨創性地增加了「中國傳統法律的形式」一章，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做了一個全面的介紹，不但闡明了律典、令典的發展變化，而且對君主敕令和朝廷頒行的其他法規、法律解釋、司法判例、典章及法規匯編，以及地方和少數民族立法均進行了詳細的梳理，用事實說明了中國法制史並非刑法史、並非中央立法史、並非大漢民族法制史；古代法制也不僅僅是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政治工具，那些在法律體系中占絕大多數的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更是進行社會調節的有效手段。第三，結合時代條件，對中國古代司法制度進行了客觀闡述與合理評價。一方面，糾正了中國古代「司法和行政合一」的錯誤觀點，同時分析了古代地方司法與行政合一機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利用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反駁了一些著作中將古代司法審判描述為「一任刑罰」的說法，客觀展現了中國古代嚴格的司法程序。此外，還提出了將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的新方法。第四，運用大量史料，從行政、經濟、地方、民族立法，宋明理學、明刑弼教、明清律學，甚至刑事立法的內容和法典編纂體例以及現存大量判例判牘、題本奏本中所包含的豐富司法思想等方面，以發展變化的眼光證實了宋元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反駁了那種認為唐代以後，中華法系進入了僵化期或衰退期的觀點。

時至今日，人們已經認識到中國傳統法制並非一團漆黑，開始提倡批判性地繼承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以便能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是，具體到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究竟有哪些優良傳統，往往語焉不詳，而說到其消極方面，卻是生動具體，常常給人造成一種「糟粕大於精華」的錯誤印象，似乎中國傳統法制中，除了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司法和行政不分以外，並沒有多少積極意義。《新編中國法制史》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比較全面、客觀、動態地闡述了了中國傳統法制，對於學生消除諸多誤解，客觀了解中國古代法律的狀況，從而正確地認識中華法系，實為大有裨益。

（三）關注學術前沿，拓展知識容量

一本好的教材，應該做到資料翔實，內容豐富，同時應該能夠匯聚該學科的最新科研成果，向讀者提供更多的科研新信息，使學生能夠及時掌握該學科發展的現狀和規律性。

《新編中國法制史》比較關注學術前沿的最新進展，力求使學生能夠通過學習，甚或僅僅通過閱讀，即能夠基本了解本學科的發展狀況，緊跟學術發展的進程，而非埋頭於故紙堆，為了應付考試而死記硬背一些甚至已經過時的知識。例如：該教材認為，唐代以後，中國法制並未停滯、衰敗，明清時期法制不斷變革、律學進一步繁榮、法律思想取得重大發展，這種觀點即是對長期以來，認為《唐律疏議》是中國古代律學的最高成就，古代法律到唐代已經基本定型，自唐代以後，傳統法制處於停滯、衰敗時期這種錯誤觀點的反駁與糾正。又如：該教材比較注重對律學的介紹，這也是近年來學術前沿發展在教材中的反映。再如：地方立法和民族立法首次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法制史教材當中，這既是對近年來學術前沿新發展的總結，更是對未來學術發展領域的一種預見和指導。除此之外，該教材對《欽定憲法大綱》以及清末立憲較為客觀的評價等很多方面，無不是對學術前沿領域新理論、新成果的吸收。學習也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停滯不前不但不會取得進步，更會喪失寶貴的求知慾和進取心。因此，教材的推陳出新對學生的學習具有重要影響。

此外，《新編中國法制史》以豐富的資料，大量的引證充實了自身的內容，不僅提升了學術價值，更為學生和各類閱讀者提供了有用的資料。此前的中國法制史研究及教材的編撰，在史料准備上是不夠充分的。近年來發現的數百萬字的少數民族習慣法、地方性法規和鄉規民約，數千萬字的判例判牘資料，浩如煙海的律學著述以及散見於各種史籍、地方誌中的法制史料，大多尚未進入前此法制史著作和法史教材的視野。而該教材的一大特色就在於對資料的運用。例如：第三章「中國傳統法律的形式」在闡述明清的私家注律時，開列了許多律學著述；在介紹地方立法的狀況時，列舉了自秦至清的大量地方性法規；在論述少數民族立法狀況時，引用了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法規和習慣法。第七章「民事法律制度」則運用習慣和歷代官方的民事判決書，並大量參考和吸收了外國學者的觀點。這樣一來，不但通過翔實的史料對所持觀點進行了堅實嚴密的論證，更為該教材的使用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大大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並為學生進行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而且，《新編中國法制史》設立了「閱讀書目」一項，意在為學生開出一個精選書單，使學生能夠在教材的基礎上研習更深更廣的知識。「閱讀書目」是對教材內容十分有益的補充，更是學生自學的階梯，它有效地將課堂有限的時間延展開來，為有志於中國法律史研究的同學打開了一扇寬闊的知識大門。

（四）注重論證過程，培養自主思維

《新編中國法制史》比較注重論證的過程，不輕下、不妄下結論。在進行論證的過程中，重視對各種資料辨別真偽，闡明不同觀點之間的差異，不以下結論為目的，重在培養學生自主思維的能力。例如：該教材在對「成文法的公布」進行論述時，全面敷陳了包括根據《左傳》的記載得出的一般看法、對傳統看法的質疑、中外諸多學者的不同觀點以及對各種觀點的評論，而非簡單地下定論。又如：關於李悝造《法經》和商鞅「改法為律」的問題，通過對所存爭議的闡釋，列舉各位學者的不同觀點，並佐以考古發現，為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視角。此外，諸如對《周禮》一書的定性等很多問題，都鮮明地體現出本書編撰者注重論證過程的這種科學、嚴謹的態度和引導、培養學生自主思維能力的良好意願。

「問題與思考」則是《新編中國法制史》特別設立的一個部分，其實，在每章之後給出復習題，並非該教材的首創，而是傳統教材相沿已久的做法，但是對學生或讀者如何解答復習題目給予提示卻是該教材的特色所在。首先，「問題」的提出就是相當科學的，是經過編撰者的認真、全面考察的結果，比如如何認識中華法系和傳統法律文化，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是否處於停滯、衰敗的狀態，如何描述和評價司法判例在中國古代的作用，如何認識中國古代君相權力的消長與中樞機構變化之間的關系，古代法律制度和少數民族習慣法與法制現代化的關系，「民間法」問題，中國古代司法中的「情理」概念以及如何認識和評價清末預備立憲等等，無一例外是中國法律史研究領域內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均是對認識中國歷史上的法律全貌構成重大影響的問題。其次，「提示」部分並不僅僅是簡單地給出問題的答案，更是廣泛地延展開來，精闢、深入地進行分析和講解，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更是為了激發學生的興趣，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知識進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然，《新編中國法制史》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由於該教材各個部分的撰寫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因而存在著材料取捨標准不一、研究深度參差不齊、寫作風格不夠統一的問題。其次，該教材的整體結構不盡完整。本書結束於中華民國時期，但是卻未對革命根據地法制史進行闡述，而且新中國已經成立了五十餘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史作為中國法制史的重要組成部門，也應對其進行梳理，以便及時地總結經驗，為中國的法制現代化

Ⅳ 為什麼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同時強調，「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這些論述深刻闡述了守法意識、法治精神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重要性。
人類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銘刻在石柱或銅表上，但鑄鼎未必傳世，勒石未必長存，真正流傳下來的是「銘刻」在全體社會成員心中的法治精神。歷史發展表明，只有法律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規則，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法的意義、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現出來，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終落地。因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要達到「全民守法」的目標，必須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進法治社會的發育，以司法的嚴謹、執法的嚴格來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覺性。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司法公正對於社會公正的引領作用，並在此基礎上，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讓人民群眾在每一件具體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對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權威，他們對法律的態度才能由認識到遵守，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覺，自覺守法要靠各行業、各領域的自我管理來培育。在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同時，也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使各行業、各領域的從業者，真正在實實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一點一滴培養起社會責任意識和法治精神。

推動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設，離不開類型多樣的宣傳與教育。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已經完成了以全體公民為教育對象的五個法治宣傳教育五年規劃，「六五」普法規劃正在進行中，普法內涵不斷豐富、領域不斷拓寬，已經成為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重要基礎性工作。我們要在全民教育基礎上，繼續推進針對不同領域、不同群體的法治教育，不斷創新宣講和教育方式，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以精準滴灌和春風化雨的形式，將法治教育送入街頭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經過多管齊下的法治教育、培育，遵法守法的意識才能蔚然成風，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才能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落地生根，並為全面深化依法治國夯實堅實的社會基礎。
參考：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10/31/nw.D110000gmrb_20141031_1-02.htm

Ⅳ 運用<文化生活>的知識'談談我國的法制文化建設應具有怎樣的"中國特色

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實踐，專推動屬工作，武裝頭腦。
2.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治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借鑒國外法治的有益經驗。
3.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遵循法治文化建設規律；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積極開展健康豐富的法治文化活動。

Ⅵ 中國的法治建設的重要

重大意義抄：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內和改善黨的領導；容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Ⅶ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哪些特點

關於我國法律文化傳統主要有哪些，學者們雖然見仁見智，但基本看法還是比較一致的。張晉藩先生所概括的，可以作為中國法律傳統比較有代表性的總結: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輔」、「禮法並用」、立法上等差、良賤有別的立法指導思想，「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刑律為主的法規體系，漠視權利、詳訂義務的法律內容以及與此配套的各項制度；
在法律意識方面，認為法律的淵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憲，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於治民、治吏等等。（參見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現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中華法系雖然歷經數千年，中國法律傳統中雖不乏現在看來也還是真知灼見的法觀念和充滿智慧的法律制度設計、法律運作安排，但其中卻難以找尋到全民普遍遵從的良法、良法至上這一法治精髓。 我們將現代法治的本質內涵歸納為：通過執法者嚴格依據民主程序產生的立法機構制定的明確、完備的法律，來保障社會成員權益、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促進國家各項事業發展。其中包含著法律是多數人利益的表現、法律具有至高權威、上下一體同受且只受法律之治等核心觀點。它既是一種治國方略，也是一種原則性的、根本的治國制度，它還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秩序，它更是人類在飽經封建專制之後的一種新的價值追求。 因為法治思想源於西方,因此與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國的法治進程必然是對西方法治的揚棄和本土化,也是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當代中國法治必然是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是西方法治思想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及中國其他國情結合的產物.如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重的主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不能簡單的和我國法律文化中德法並舉的思想一概而論,但其中的淵源是不可否認的.另一方面,我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思想格格不入的內容,就將被時代所淘汰,被中國所淘汰. 綜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當代中國法治的關系,應是一種批判的繼承,既不能否認其與現代法治思想之間的矛盾,也不能一概的否定,歷史總是潛移默化的作用於現在,作用於每個人的思想.法治必須是自下而上的,每個中國人思想中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認同感,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影響是巨大的.作為法律工作者,應該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最合適的契合點,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中國法治社會.

Ⅷ 中國石化法治文化理念是什麼

中國石化法治文化理念是:依法、合規、公平、誠信!

Ⅸ 秦漢以前包括秦漢中國古代法制文化的特點

周的法制指導思想：一，敬天保民，明德慎罰。二，禮制思想。
秦朝的法制思想：一，事皆決於法。二，法令由一統。三，輕罪重刑。
漢朝的思想：一，老黃無為而治。二，以儒為主，禮法並用。
再看看別人怎麼說的。

Ⅹ 從依法治國和文化強國的角度，談談我國推進法治文化建設的意義

你好
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版法治文化建
設，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客觀需要，是建設權社會主義文
化強國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