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立法體制的弊端

Ⅰ 雅典政治制度的利弊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利弊

雅典政治制度的利：
①創新性：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集體管理的新形式，創造出民主的運作方式，為後世民主政治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
②優越性：多數人決策，使問題考慮得更全面；公職人員有多數人選舉產生，時期處於群眾的監督之下，減少了以權謀私的可能性。
③文明進步：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使希臘文明成為古代西方、乃至整個世界重要的文明中心。

雅典政治制度的弊：
①它僅僅是對公民群體而言，而非公民，例如外邦移民、奴隸和它國公民，都沒有享有民主的權利；
②是男性公民的民主；
③一切公職由選舉和抽簽產生，這種輪番而治極有可能導致極端民主化，導致民主制的衰落。

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利：
①維護了國家的統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②防止了分裂割據，抵禦外來侵略，鎮壓人民起義，協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保持社會穩定；
③便於組織公共工程建設，保證中外經濟文化的正常交流，推動科技文化事業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弊：
①對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十分殘酷；
②束縛了商品經濟發展，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
③導致思想禁錮和文化專制，嚴重阻礙了科技文化的發展。

古代雅典實行民主政治，而古代中國走的是中央集權的道路。

雅典民主政治確立的過程：
公元前6世紀初，梭倫在雅典改革。他根據財產多寡，把公民分為四個等級，財產越多者等級越高、權利越大；公民大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各等級公民均可參加；建立四百人議事會，前三等級公民均可入選；建立公民陪審法庭；廢除債奴制等。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6世紀末，克利斯提尼實行改革。用地域部落取代血緣部落，分散了氏族貴族的力量，進一步削弱了氏族制殘余。他還設立五百人議事會，成立十將軍委員會，確立起雅典民主政治；
「黃金時代」：公元前5世紀伯利克里時期，雅典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被稱為「黃金時代」。最高權力機構——公民大會，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參加；成立最高司法和監察機關；鼓勵公民積極參政。

雅典民主政治背景：
(1)舊氏族貴族實行專橫統治。
(2)新興工商業者階層對此非常不滿。
(3)普通民眾更是苦不堪言，很多人淪為債務奴隸，社會矛盾尖銳。

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點：
①人民主權。雅典的國家管理大權掌握在全體公民手裡。所有合扶公民均有參與權、知情權、發言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陪審法庭和其他軍事、行政機關的人員構成及運轉原則，都是這一特徵的充分體現。
②輪番而治。所有公職人員都實行任期制。所有公民輪流統治與被統治。公民內部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人人有權參政議政。一個人統治別人的同時也被別人統治。在具體運作上，國家公職人員的選舉都用抽簽方式決定。這最能體現輪番而治的原則。

中央集權制度：

1、含義：
（1）君主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是指中央的決策方式，具體說就是皇帝的個人專斷獨裁，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凡行政、軍事、經濟等一切大權，均由皇帝總攬；
（2）中央集權──指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集權指全國各種軍、政、財權歸屬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充分執行中央的政令。

2、產生根源：
①經濟上，是由封建經濟基礎決定的，封建經濟的分散性，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保證生產的發展。
②政治上，封建地主階級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鎮壓農民的反抗。
③理論上，韓非子有關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3、發展過程：
（1）萌芽──戰國時期：
①理論上，韓非子提出建立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主張；
②實踐上，商鞅變法，廢分封，行縣制，實行中央集權制度。
（2）創立──秦朝：
①內容：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地方郡縣制、頒秦律、焚書坑儒等。
②特點：把專制主義的決策方式和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有機地結合起來。
③意義：客觀上適應了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需要，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
（3）鞏固──西漢：
①內容：推行郡縣封國並行制，導致王國勢力膨脹。漢武帝頒布推恩令，解除王國的威脅；思想上實行「大一統」（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②特點：重新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直接統治；將儒家思想改造為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需要的指導思想
（4）完善──隋唐：
①內容：隋首創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唐朝繼承並完備；創立和完善科舉制。
②特點：分散了丞相和中央機構的權力。三省的長官都是丞相，把秦朝以來的丞相職權一分為三，互相牽制，又把最高行政機構尚書省的權力分給六部，防止專權。科舉制使官員選拔規范化、制度化，其機構運轉更加靈活。
（5）加強──北宋：
解除朝中大將和地方節度使的兵權；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派轉運使管理地方財政；組建禁軍並由皇帝直接控制。其特點是削弱地方權力和剝奪大將的兵權，財權、行政權和兵權收歸中央，由皇帝直接控制。
（6）新發展──元朝：
實行行省制度，即中央設中書省，地方設行中書省（簡稱省）；行省制度是古代郡縣制的新發展，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當代省區的規模，對鞏固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起了積極作用。
（7）強化（或頂峰）──明清：
明初把丞相權分六部，設廠衛特務機構和三司，採取八股取士。前清沿用明制，增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特點是分散丞相權力和地方長官的權力，加強皇權，同時加強思想控制。明清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強化，表明封建制度的衰落。

4、發展趨勢：
（1）不斷改革中央行政機構，削弱相權，加強皇權；
（2）不斷改革地方行政機構，加強中央對地方，特別是對邊疆地區的管轄；
（3）加強對人們的思想控制；
（4）加強對官員的選拔與監督。

5、特點：
（1）皇權的至高無上和不可分割；
（2）帝位終身制和皇位世襲制；
（3）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襲；
（4）皇帝從決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權力具有獨斷性和隨意性；
（5）皇權藉助於神權，宣揚「君權神授」等理論；
（6）以文化專制鞏固政洽專制；
（7）中央和地方、君權與相權的矛盾伴隨中央集權制度發展的始終；
（8）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明清時期登峰造極，並走向反動。

Ⅱ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優缺點

禮法結合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諸法合體，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各級行政長官，中央雖設有專門司法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君權）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Ⅲ 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利弊

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利弊分析
高繼傑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到物質損失(經濟損失),或者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因國家財產、集體財產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損失,附帶提起要求被告人賠償損失的訴訟。

我國設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目的,是為了更公正、高效地實現對受害人的權利保障,以減少訟累,提高訴訟效益。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並不是一個獨立的訴訟,而是依附性的訴訟,依附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長期以來,在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對於提高訴訟效率、保護刑事受害人的合法民事權益起到了重大作用。隨著人們對訴訟法理論研究的深入和我國訴訟實踐的發展,我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從司法理論和訴訟法理論的高度對該制度進行檢討和反思,有其必要性。

一、國內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概況

（一）國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模式

國外建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國家並不是很多, 並且各國對在刑事訴訟中所涉及到的民事訴訟所採取的審判模式也並不相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開進行的模式。英美法系國家基於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各自特殊性的考慮,規定犯罪行為的損害賠償應由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即被害人只能在刑事訴訟案件審理終結後,按照民事訴訟程序,提起因犯罪行為而追嘗損失的賠償之訴。為此,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完全分開,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這種絕對地將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開的做法,無疑是以強調兩者各自的特殊性為出發點。如美國證據法對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要求就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要求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後者只要求達到優勢證據的證明程度。

2、法國模式

法國模式即允許被害人選擇附帶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法國式立法在鼓勵被害人通過刑事訴訟程序提出民事賠償救濟的同時，兼顧了民事訴訟的獨立性。採用這種立法體例的國家主要有法國，義大利，奧地利，瑞典等，其中法國最具典型。其主要特點有：第一，附帶民事訴訟保持民事救濟的獨立性，其請求的主體范圍和客體范圍十分廣泛。如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遭受重罪、輕罪或違警罪直接損害者，有權起提起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公訴管轄法院)對一切就追訴對象的犯罪事實所造成的損失而提起的訴訟，包括物質的、身體的和精神上的損失，均應受理」[1]。第二，受害當事人具有選擇權，即民事賠償請求既可選擇與刑事公訴一起向同一法庭提起，也可與刑事公訴分開，向有管轄權的民事法庭單獨提起。受害當事人一旦作出選擇，該選擇是最終確定的不可撤消的選擇[2]。但是，在分開提起時，刑事訴訟尚未最終宣判時，民事訴訟應當延期審判。第三，因刑事案件犯罪嚴重程度不同適用不同的審判程序。重罪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是由不同的審判人員按照不同的程序進行審理，然後分別作出刑事和民事判決的；違警罪案件和輕罪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則是由同一法庭按照刑事訴訟程序合並審理，用同一判決宣判的。第四，被害人可以就物質損失，依法申請全部或部分的國家補償金。

3、德國模式

德國模式即允許被害人選擇附帶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但刑事法律不把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作為一種獨立的民事訴訟對待，只能稱之為民事賠償請求，而不能稱之為附帶民事訴訟。採用這種立法體例的國家主要有德國、荷蘭和瑞士等，其中德國最為典型。在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附帶民事請求在程序上依附於刑事訴訟，受刑事訴訟程序的許多牽制和限制，沒有反映出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請求處理的民事訴訟特徵。德國刑事訴訟法對附帶民事賠償請求的處理方法，實際上是拒絕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處理民事訴。因為「不適合處理」或「拖延訴訟」的理由太容易為法官找到。所以，由於德國法為刑事法官拒絕受理或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提供了某些條件，因此，德國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在實踐中已經很少使用。

（二）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沿革

我國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始終是重視的。從1954年「草案」、1957年「草稿」到1963年「初稿」，都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作了專門規定。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新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它對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以專章作了規定。這標志著我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正式確立。1996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繼續肯定了這一重要制度。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如果是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同時,第78條對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作了原則性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並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後,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 我國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是基於刑事優先的法律理念進行設計的，其對於提高訴訟效率、保護刑事受害人的合法權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隨著人們對訴訟法理論的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我國訴訟法實踐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弊端也不斷暴露出來，固對該制度存在的是否合理性及其如何完善該制度，我們有必要進行檢討和反思。

二、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利與弊

（一）刑事、民事訴訟程序合並之優勢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其存在的優勢主要有：

第一，有利於維護被害人的經濟利益。刑事犯罪往往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有的還是嚴重的經濟損失，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設立，可以使被害人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得到物質損害賠償。

第二，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效益。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並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同一案件的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分開進行，是對同一行為進行兩次的審判。盡管兩次認定的依據及適用的法律相異，但起碼有相當一部分查明的事實會是相同。就該相同部分的訴訟支出便是重復，這對當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以及法院均是如此。如胡開誠教授所言；「然因犯罪行為而發生之民事責任，其定須與刑事責任分別訴究而絕對不許一並確定，則有時不僅徒增重復與訴累，且將因而導致同一事件民刑裁決相互抵觸之結果。」[3]另一方面，對於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的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而且，由於公訴機關在訴訟過程中承擔了關於事實部分的證明責任，因此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僅需就損失及與此相關的訴訟要求進一步舉證即可，是證明責任之減輕。

第三，對於司法裁決的整體而言，則可以盡量保持對同一事件刑事、民事裁決的一致性，避免如辛普森案件對事實認定完全相反的刑、民判決帶來的尷尬，有利於及時、快捷地解決糾紛及給予犯罪行為應得之懲罰。

（二）刑事、民事訴訟程序合並存在的弊端

1、訴訟目的價值的沖突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是圍繞既定的目的而建立的。訴訟程序是規范訴訟過程中訴訟主體之間為解決糾紛而產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制度，立法者確定的訴訟目的是訴訟程序設置的出發點和歸縮。何謂訴訟目的?訴訟的目的就是「程序主體根據自身的需要以及對程序性質的認識而為訴訟活動預先設定的目標。」[4] 但是，由於不同的訴訟程序參與主體不盡相同，而不同的訴訟主體利益要求也不相同，因此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指向的目的價值必然不一致。由於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追求的目的不一，引致相互間具體原則與制度的差異，這又再次造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上的價值沖突。被告人無需自證其罪是刑事訴法上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然而在民事訴訟中卻強調的是「誰主張，誰舉證」。這一沖突的典型例子便是辛普森案件。辛普森面對其刑事指控可以保持沉默，如果檢察官不能證明他殺了人，在刑事訴訟的邏輯上他就沒有殺人。而在民事程序中，辛普森便不能再守口如瓶。因為在民事訴訟的邏輯中，若原告訴稱被告侵犯其權利，被告就必項證明自己不為該侵權後果對原告負責，除非原告不能完成舉證責任。因此，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同時面對檢察官和民事原告時，他到底需不需要證明自己清白呢? 再者，若在民事責任的判定中，被告願意承認某些事實以換取索賠額降低之類的利益時，這部分關於民事責任證詞能否產生刑事訴訟上的效力?即使不能，誰能保證該證詞對於既是刑事案同時又是民事案的法官不產生偏見?種種由於訴訟目的不一致而產生的價值沖突，也是刑事與民事合並審理的弊端所在。

2、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導致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證明標准適用的激烈沖突。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長期以來，理論界將我國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解釋為「實事求是」的證明標准，要求證據證明的事實與客觀真實完全一致。在證據法理論上，刑事訴訟對刑事證明標准要求必須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或「完全內心確信」的程度。依照我國現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我國實際採取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刑事訴訟證明標准。而民事訴訟，其目的是通過訴訟這一途徑解決民事主體間的民事權益爭議，保障民事主體的私權。糾紛是否解決，是否由訴訟方式解決，訴訟中是否處分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純屬民事主體的私事，國家並不幹預，適用意思自治的原則。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並不涉及責任人的自由和生命。即使事後發現錯判，也可通過民事執行回轉程序逆轉。因此，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遠較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低得多，證據規則也與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相距甚遠。因此，如果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案件審理完畢後進行，依據刑事證明標准做出的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司法實踐中當然作為不再需要審查的案件事實而直接採用，同樣導致附帶的民事訴訟間接採用了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的後果。適用民事訴訟證明標准查明和認定案件事實的，只適用於確定被害人的具體損失方面。這樣，原本在單純的民事訴訟中能夠認定的事實，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卻很有可能不為判決所認定。如果在附帶民事訴訟中適用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由於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與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的差異，很有可能得出與刑事訴訟相矛盾的事實結論，出現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對同一事實前後認定不一致的結果。

3、附帶民事訴訟損害賠償執行難的問題

近年來,因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問題,當事人上訪和鬧訪甚至揚言要被告人家屬以命償命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民事執行難的原因,一般歸結為執行立法的不完善,司法體制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等方面。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之所以比普通民事執行更難,因為要受到雙重影響, 一方面,與其他民事執行一樣受上述原因影響；另一方面,還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因,主要包括:（1）附帶民事被告確無能力履行。附帶民訴判決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刑事被告人基於不勞而獲，通常將犯罪獲得肆意揮霍，一般沒有任何積蓄。當判決生效後，刑事被告人將進行勞動改造，無法創造足夠的財產價值來履行附帶民事判決。(2)在司法實踐中公、檢、法機關難以對附帶民訴被告的財產採取限制措施。由於屬於附帶民訴被告個人財產的查證工作十分復雜,因此為節省辦案經費,人民法院通常不願主動對附帶民訴被告財產採取限制措施,一般要求由附帶民訴原告首先提供附帶民訴被告財產狀況證明及其所存放的確切地址。而附帶民訴原告個人查證附帶民訴被告財產狀況的條件、能力有限,致使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附帶民訴被告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假象,導致人民法院以後作出的附帶民訴判決無異於一紙空文。（3）目前我國現有刑事法律法規中並無關於附帶民訴判決執行工作的規定，致使附帶民事損害賠償的執行無法可依。且由於目前我國民事法律與刑事法律在規定上不具有銜接性,這就導致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訴訟與執行相脫節。

三、完善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建議

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而言,其出路無外乎兩條:一是完善,二是取消,即實現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完全分離。但基於我國的立法歷史和司法經驗,將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完全分離並非可行之舉，對比世界各國的做法,保留該制度是近期較為現實和適宜的，也是適合我國當前立法體制的。汲取國外先進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經驗，以他人之長，補己之短，立足我國國情和自有的理論研究成果，對該制度進行完善。

（一）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

借鑒法國模式的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立法模式，應當確定刑事與民事訴訟發生交叉時民事訴訟的獨立地位，規定凡因犯罪行為所引起的民事賠償請求，均可以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審結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還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時單獨提出(如果後來刑事案件又立案，則在刑事判決結果作出前，民事案件應中止訴訟，以防止因對犯罪事實的認定方面差異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決)。總之，應樹立民事訴訟不必然為刑事訴訟所附帶的觀念，是否以附帶方式一並解決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由當事人自主選擇。當事人一旦作出選擇，則原則上不得反悔，案件應按其選定的程序進行。

（二）擴大請求賠償損失的范圍。

當事人不僅可以就人身傷害或財產被毀而遭受的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還可以就財物被犯罪分子非法佔有、揮霍而提起賠償請求，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精神損失也可一並提起。這樣既可以使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得以補償，保障附帶民事訴訟損害賠償的執行，也可以維護法制的統一，因為被害人的精神予以財產性的補償，有利於緩和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符合人類倫理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客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還可減少因復仇而犯罪的行為的發生。

（三）適當限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范圍。

具體而言,對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法院應予以審查:如果案情簡單,適宜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的,則將其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渠道；如果案情復雜,不適宜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則應限制被害人的選擇權,告知其向民庭起訴或者將案件轉交民庭處理。

（四）在現有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中,應當強化對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要使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的保護，刑事訴訟法應當對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請求范圍作出和民事實體法相一致的規定，或者規定當涉及到附帶民事損害賠償的問題時完全適用民法的規定。這樣可以從立法體例上使附帶民事涉及到的賠償問題與民事實體法的規定協調一致，充分保護被害人在附帶民事訴訟中的各項訴訟權利,從而確保民事訴訟的各項原則、制度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得到有效地貫徹實施。有利於整個立法和司法體系的統一。

（五）將犯罪人賠償被害人的情況作為量刑的法定情節

犯罪人在犯罪後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一方面可以減輕甚至消除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犯罪的物質的或者非物質的後果的減輕，基於不同的原因降低了處罰的必要性。首先，預防的刑罰需要被降低，行為人通過對其損害賠償的努力，表明他承認其罪責和其以前違反的法律規范的有效性，以至於不需要用刑罰來證明其規范的有效性。此外，自願的損害賠償還常常表明，就預防行為人繼續犯罪目的而言，不需要對他施加持續的影響。也就是由於行為人的損害賠償努力，刑罰的多種目的已經實現，制裁可被(在特定情況下明顯地)減輕。[5]犯罪人沒有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是否作為從重量刑的情節，對此，應該區分不同的情況作出相應的規定。對於有能力賠償而拒不賠償的，應該作為從重量刑的情節，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免除犯罪人的賠償義務。對於確實沒有能力賠償的，不宜規定為從重量刑的法定情節。

總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從被告人處獲得經濟賠償,藉以慰藉其身心所受傷害的重要途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被害人復仇心理的有效途徑。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立法指導思想模糊不清、立法內容粗疏和原則、司法解釋有違法理,結果導致了諸多理論沖突和司法實踐難題。為此,重新認識我國現行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解決其在司法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產生的一系列弊端，逐步完善該制度，使其與我國的立法體制和司法實踐完全相吻合，有很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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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優缺點是什麼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優越性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由選民直接或間接選舉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統一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 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直接體現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是建立我國其他國家管理制度的基礎。
第一，它有利於保證國家權力體現人民的意志。人民不僅有權選擇自己的代表,隨時向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見,而且對代表有權監督,有權依法撤換或罷免那些不稱職的代表.
第二，有利於保證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權力的統一。在國家事務中，凡屬全國性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做出統一決定的重大問題，都由中央決定；屬於地方性問題，則由地方根據中央的方針因地制宜的處理。這既保證了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又發揮了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堅強的統一整體。
第三，有利於保證我國各民族的平等和團結。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都有適當名額的少數民族代表；在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使少數民族能管理本地區、本民族的內部事務。
總之，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夠確保國家權利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當家做主的宗旨，適合我國的國情。

Ⅳ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優缺點是什麼

大陸法系

優點：規則明確、系統。規則之間的邏輯關系構成一個概念體系、制度體系，運用容易。

缺點：僵化。當社會生活發展產生新的問題、新的案件時，法律上沒有規定則難以應對。法律表現為缺乏彈性，不夠靈活。

英美法系

優點：靈活。法律規則不是立法機關或議會制定的。而是法官創設的。當社會生活出現新的問題，新型的案件時，法官就可以創設一些規則以適應社會的變化。

缺點：沒有制定成文法典，沒有嚴格的概念體系，掌握起來比較困難，對法律的運用要求較高。

世界各國沿用的法律體系基本上可分為二類：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國內地曾採用大陸法系。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羅馬日耳曼法系，是承襲古羅馬法的傳統，仿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樣式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

歐洲大陸上的法、德、意、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和拉丁美洲、亞洲的許多國家的法律都屬於大陸法系。香港和英聯邦國家採用的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又稱英國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兩大法系的主要差異有：

第一，法律淵源不同。大陸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淵源包括立法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該國參加的國際條約，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構成的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結構不同。大陸法系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涉及的規范做統一的系統規定，法典構成了法律體系結構的主幹。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習慣用單行法的形式對某一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而，其法律體系在結構上是以單行法和判例法為主幹而發展起來的。

第三，法官的許可權不同。大陸法系強調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規定來審判案件，法官對成文法的解釋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

Ⅵ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弊端

我們國家的法制是受政治主導的，也是直接地和程序上地在全國人大的領導下進行的，所以，我們必須從政治的和程序的角度去尋找造成這種不滿的深層原因，這是挖掘法制病灶的必然。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並非人民民意表達的場所和意志體現的殿堂，而是官僚階級把持和體現官僚意志的會議室（據統計，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基本上都是由各級、各單位的領導幹部充當人民代表的，真正的以無權無勢的平民身份擔任人大代表的不是沒有，但是屬於鳳毛麟角），這是導致人民對法制不滿的根本原因所在。
考察世界各國憲政，我發現一個普遍現象：何謂民主？其實民主就是開會。所謂民主，其實就是由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議士們坐在會議室里天天開會做決議（大到與外國開戰，小到政府花錢乃至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要開會作出決議），然後交付官吏們去執行！但是，別的不說，單單就「開會」這件事情來說，我們中國大陸人大的開會制度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議會開會制度都不一樣，甚至和台灣地區的會議制度也大不一樣。尤其是我們的人大，每年只開會一次、一次會期僅僅兩周時間，完全不像別的國家和地區的議會那樣，一開會就是好幾個月，甚至開會三個季度、休會一個季度--我們有民主的會議室（也就是人大），但是那個全國最大的會議室一年四季都空空如也、門可羅雀，各地的人大也都是如此，這是一件令人十分奇怪的事情。
通過比較大陸和台灣的議會制度，更加令人奇怪的是，我發現大陸的人民代表大會盡管自稱是議會，其實只是「立法院」--大陸人大隻管兩件「大事」：一是制定法典、二是對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匯報蓋橡皮圖章，至於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不問、不討論不表決，連會也懶得開。而台灣地區的立法院盡管在名稱上叫立法院，其實卻是真正的「議會」--啥事都議論，大事小情都要拍板決策後交付政府和司法機關執行。我們大陸和台灣都同樣是中國人進會議室開會，但是兩種不同的開會制度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和鮮明的對照。

Ⅶ 誰能告訴我,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現有立法例的利弊及我國的立法選擇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許多原則是通用的；
我國在立法上是選擇民商合一，沒有專版門的商事部門法；
現有立權法的的有利之處在於相互交叉，原則通用，技術難度低；不利之處在於民法與商法本質上還是有一些區別的，不加區分在司法實務中難免會帶來適用中的困難與錯誤，混淆一些概念，產生一些不公平的結果。
總體而言，當前的立法體制在現階段基於立法技術、立法者認識與實踐，實施效果來看，利大於弊。

Ⅷ 中國加入WTO的弊端和益處

中國加入WTO，從長遠來看是利大於弊，但從短期看，會對我國經貿發展帶來一些不利影響，甚至在某些方面還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體制方面的諸多缺陷，將會對我國「入世」後進一步開放市場帶來不利影響。WTO之所以要接受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其目的就是要在市場經濟這一共同基礎上，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建立公平的市場秩序。但我國現階段市場的地區分割與部門分割現象仍然嚴重，宏觀調控手段還有待加強，社會分配與保障體系仍不完善。因此，不加快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和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不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結構調整，就會使我們的經濟和企業很難適應加入WTO後關稅繼續削減、非關稅措施逐步取消、國內市場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新的市場環境。 2．國內法律制度與WTO的規則不盡相適，這必將影響我國「入世」後對外經貿活動的規范與管理。加入WTO後，中國就要一切按WTO的規則辦事，如國民待遇、透明度等，使我國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不能完全自己作主，必須與國際接軌。然而，目前我國有關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其與WTO規則的適應在某些方面還有一定的差距。如中國在服務貿易方面還未頒布過一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既使在《外貿法》中有關於服務貿易的幾個條款，也與WTO《服務貿易協定》的規則還有不相適應的地方，在專利權上的爭執時有發生。加入WTO後，我國必須對不符合WTO規則的一些法律制度進行修改和完善。 3．我國長期受保護的一些產業和企業將面臨較大的沖擊，這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一些企業的生存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據有關方面分析，加入WTO後，汽車、制葯、農業、電信、航空、計算機、金融等7個方面受沖擊較大。汽車工業是受沖擊最大的產業之一。主要表現在：第一，面臨缺乏規模經濟的沖擊。汽車工業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特徵，只有規模上去了，價格才能降下來。而我國1998年全國汽車產量是163萬輛，轎車是50．71萬輛，只相當於外國一家汽車製造廠的產量，甚至只相當於外國汽車製造廠一條流水線的產量。第二，面臨全球汽車生產能力過剩的沖擊。目前全球汽車生產能力過剩2000萬輛，通用、福特、大眾、豐田等五大生產巨頭紛紛加大開拓海外市場的力度，中國目前200人才擁有一輛汽車，顯然是一個潛在的汽車大市場，必然會受到外商的青睞並盡最大可能擠入中國市場，這無疑會對我國汽車工業產生嚴重的沖擊和威脅。第三，面臨關稅逐步下降的沖擊。目前我國汽車平均關稅為80一100%，盡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關稅降低20％是起碼的，這意味著關稅降低後的進口汽車競爭優勢更明顯。第四，面臨非關稅措施逐步取消的沖擊。目前我國汽車及零部件實行進口配額和許可證，估計入世 後這方面會有一定的放開。除整車和汽車底盤仍需進口許可證外，其餘將逐步取消進口配額和許可證制度。此外，汽車工業自主開發能力弱、勞動生產率低下、缺乏競爭優勢等都使其在「入世」後面臨巨大的壓力。雖然中國的轎車工業可以作為幼稚產業進行保護，但保護的時間也只有5年左右，充其量10年。那些規模小、成本高、技術水平落後的企業將難以生存。汽車工業進入大規模資產重組將是大勢所趨。

Ⅸ 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有何弊端

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的主要特徵： （1）皇帝集最高立法者權、最高行政權和最高司法權，不受任何約束與監督。 （2）廣大官吏唯上是從，官場具有濃厚的因循守舊之風。 （3）官僚機構膨脹，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盛行等。中央集權是「地方分權」的對稱，是國家統治權力集中統一於中央政府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地方政府統一服從於中央，並根據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辦事。 君主專制通常指奴隸制和封建國家實行君主獨裁的政權組織形式。君主擁有無限權力，他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法律，以國家為其私有財產，依靠龐大的軍事官僚機構維持其統治。 貫穿於中國古代政治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因其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而為人熟知，也使很多人把「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混為一體，產生了錯誤的認識，正確理解這兩個概念對學習和研究歷史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專制主義 專制主義是與民主政體相對立的政權組織方式，其主要特徵是： 1.君主個人專斷獨裁，集國家最高權力於一身，從決策到行使軍政、財政等都具有獨斷性和隨意性。在專制國家裡，法律僅是君主的意志，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等大權於一身，天下之事皆決定於上。君口一言，君言的好惡成為評是非、功過的最高原則。君主凌駕於一切之上，極易出現專橫、殘暴，而臣民則被剝奪了權利和自由。 2.無數的大小官僚，作為君權代表對百姓實行專制統治。這些官僚是皇帝的奴僕，隨時聽從使喚。他們在轄區內代錶王權統治百姓。 二、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是一種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指國家的整體與部分、中央與地方的密切關系，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沒有獨立性，必須嚴格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於中央。其主要特徵有： 1.中央嚴格控制地方，不允許有相對獨立的行政體系存在。 2.中央為控制地方，重視對地方官員的任用和監督。中國自秦開始，地方官員的任用、升遷、調動，一律由中央決定。絕對地執行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最後一切聽命於君言的制度要求。同時君主在官職設置上有意造成職權重復，使之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無限制地將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 三、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的區別與聯系 通過上述可以看出，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一個是政體，體現君臣關系；一個是國家結構形式，體現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專制主義可行之於中央集權國家，也可以實行於地方割據王朝，同時並非中央集權都導致專制主義。但在封建社會的具體歷史條件下，把兩者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凡是在專制主義皇權加強之時，往往是中央集權比較有效之時，反之亦然。中國自秦漢確立中央集權制度，後經隋唐宋元王朝，形成一套嚴密完整的政權組織和行政制度，到明清時中央集權高度加強，其結果是集地方三權於中央，又集中央之權於皇帝一個之手。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專制，專制主義也是愈來愈加強。 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既有區別又緊密相聯。認清二者的區別，不至於在批判專制主義時，連中央集權合理性的一面也一起加以否定；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又可以防止過分集權造成的弊端。 （4）存在時間長，影響廣泛。 主要影響: 封建社會的中前期以進步作用為主 （1）有利於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 （2）有利於各地區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推動了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在較廣范圍傳播，對促進民族融合起了積極的作用； （3）有利於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從事大規模的經濟活動，興建大型工程，奠定了中華文明長期領先於世界的基礎；有利於防止割據和抵禦外來侵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統一。 在封建社會晚期則主要起了消極作用。 （1）政治方面：皇權專制賦予了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極易形成暴政；空前強化的專制統治使人民毫無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可言，民主政治無從發展，束縛和壓制了中華民族聰明才智和創造力的發揮；形成了長期的人治傳統，派生了龐大的官僚隊伍和特權階層，扭曲了人格和靈魂，極易出現政治腐敗的局面。 （2）經濟方面：皇權專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壓制了新生產關系的成長。 （3）思想文化方面：專制主義制度必然導致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強，文化專制的日趨嚴厲，嚴重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也阻礙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Ⅹ 古代中國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特點及利弊

特點：
1、皇權至上原則；
2、帝位終身制和皇位世襲制；
3、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
4、皇帝從決策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獨斷權力；
5、宣揚「君權神授」；
6、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

利： ① 利於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利於維護祖國統一與領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和經濟建設，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③ 在統一的環境下，利於各民族的融合，利於各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弊：

① 皇權專制極易形成暴政、腐敗現象，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因素。

② 在思想上表現為獨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③ 在封建社會末期，阻礙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