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自律
❶ 談談依法治國與大學生自律的關系
依法治國與當代大學生生活的關系
一、依法治國與大學生法制意識的關系
大學生是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肩負著人民的重託，歷史的責任，是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力軍。
大學生最終是要踏上社會，為社會做貢獻的，事實證明，法治意識強的畢業生能夠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積極投身與社會主義建設，為社會進步做貢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而法治意識差的畢業生走上違法道路的可能性大。可見法治意識的高低不僅能決定個人的成敗，也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與安全。依法治國需要依賴於全體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大學生是公民中先進的特殊群體,加強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對實施依法治國具有長遠性、根本性的意義。
二、大學生提高法制意識的意義
大學階段，是人生發展的重要時期，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我們不僅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處理好理想與現實、權利與義務、個人與集體、競爭與合作、自由與紀律、友誼與愛情、學習與工作等關系，更要樹立正確的
法制觀，學習和掌握法律知識，樹立「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的觀念。大學生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力量，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律修養。我們不僅要學習法律知識，掌握法律方法，參與法律實踐，培養社會主義地法律思維方式，而且要樹立法律信仰，宣傳法律知識，敢於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法律權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經濟發展快速騰飛的同時，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為了把我國建成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大學生不僅要具備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更要具備相應的法律素質。
三、大學生如何在生活實踐中提高法制意識
作 為當代中國大學生，我們必須學習和掌握法律知識，增強法律意識，提高運用法律的能力，提高我么的法律素質。並且要認真領會社會主義法律精神，樹立社會主義 法制觀念，
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加強法律修養，才能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和諧社會建設中，做一個
執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
首先，應培養學生依法辦事的思想觀念，不僅要遵紀守法，而且要監督社會主義法律的遵守和執行， 堅決同一切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使社會主義法製得以真正實現。
其次，培養憲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權威的觀念。樹立法律權威即尊重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任何個人和 機關、組織都不具有超越干法律之上的權力，都必須依法辦事，堅決反對「權大幹法」，「人情大幹法」的法律虛無主義觀念。使大學生認識到自己在國家生活中所 處的地位，無條件地服從和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
再次，也即最重要一點，即培養大學生權利義務相一致的觀念。法律最主要的精神即強調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性。公民要正確對待權利義務關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也要履行法律賦予公民的義務，讓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公民意識，以社會主義法律為武器，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在享有個人所擁有的權利時，不忘記尊重和承認他人的合法權益，不忘履行對國家，對社會，對他人的義務。同時，應杜絕一切不勞而獲的錯誤思想，培養只有付出才有收獲的良好觀念。另外，應培養大學生法律與自由相統一的觀念。
我國憲法和法律從各個方面規定了公民的權利義務，人們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以內，有著極為廣闊的自由活動天地。公民在行使自己權利時要慎重考慮自己的言論、行為的社會效果，不得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全民的合法權益。大學生應樹立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密切聯系的自由現，珍惜和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最後，應培養公民在法律面前八人平等的觀念。公民在法律面前人入平等，主要指公 民不分性別、民族、種族、職業等一律平等地享有法律規定的權等地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不管是什麼人，只要是犯了法，都要依法受到追究。公民在運用法律上一 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享有特權。平等原則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律的精髓，也是鄧小平同志一貫強調的法制原則，所以要教育大學生樹立公民在法律面前八八平等的 觀念。作為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新一代，我們當代大學生必須要提高法律修養，為推進中國依法治國戰略做出自己的貢獻。
❷ 急求小學生自律小報內容和樣板
一
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於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謂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律的無限信服與崇拜，並以之為行為的最高准則。「一個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生成相當重要，它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的關鍵性要素。正因為如此，伯爾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才會廣為流傳，成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們確信的一條真理性原則。[2]」法律信仰是人們對法律的一種認同和依歸，其實質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統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為公平、正義的象徵，守法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靈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體不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內化為道義上的一種責任和義務，變被迫守法為自願守法，由強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綜觀人類社會發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會，該社會場景下的市民對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強。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規則）至上，首先是他們習慣於信賴法律規則；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條件通過法律規則來保障自身權利實現的最大化和對政府權力控制的具體化。這是因為「法律規則是一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是一種公共權威，而非人格權威、特權威嚴及親情，在調整社會向高層次發展中，能自動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權的侵害，使社會在嚴密的規范化、制度化的良性運動中，形成一種高度穩定有序的秩序和狀態；其次，法律規則對人們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及組織之間有一種默契，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默契』和『調節機制』經法律的確定性配置後，能促成人類生活的高度和諧，予以人的自由與尊嚴最大化保障，讓人有絕對的權力，不依賴於階級或國家，設計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滿人性關懷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個國家公民整體的法律素養，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傳授給公民法律知識和培育其法律意識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進社會的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
二
勿容置疑，作為造化育人的高等學府，主導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學生的法律素養，是其參與社會現代化進程和塑造「現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職責。然而，近年來一升再升的大學生犯罪數據，頻頻向我們告示：校園並不平靜，大學生們的法律素養還十分貧瘠。廣州市司法局的吳雲南等同志對廣東全省49所普通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這49所普通高校曾有違法和犯罪的學生626人，約占同期在校學生總數的干分之二。浙江嘉興市秀洲區人事勞動保障局兩名公務員2003年4月3日下午在辦公室里遇刺。警方確認，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時年22歲，是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農學系應屆畢業生。原來，他在該區公開招考公務員中，已通過筆試、面試，但健康檢查不合格，未被錄用。因情緒悲觀，產生報復念頭，遂遷怒於人事部門的招考人員，最終導致行凶殺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南京10所高校成為首批中心成員。之所以要建立這個「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是因為該院通過調查分析發現，2001年該區在校大學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並且還得出結論，大學生犯罪大多是因為不懂法。[4]
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能夠予之以較為恰當的解釋是：現行的學校「法制教育」課，根本沒有讓學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傷熊」案當事人劉海洋（清華大學學生）所言：「我們上大一就學了《法律基礎》課，學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獵殺野生動物違法，但用試劑燒傷動物園里的動物是不是違法就不清楚了……」[5]從這段心語中，也許會讓我們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檢討意義的啟示，我國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於諸類現實而重大問題的近憂和遠慮，筆者將進一步談談幾點近期形成的關於「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積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認識定位要變革。
根據我國官方的有關文件精神及實踐做法，學校的「法制教育」從屬於「德育教育」，並沒有自身獨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於「道德教育」的認識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視同為道德教育，事實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來開展法制教育課，不僅難以達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還將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沒。正是受這種不合理認識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大大小小的高等學府里，很難看到獨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結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難得到切切實實的開展。
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均系屬於社會價值教育范疇，它們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從聯繫上講，兩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為了培養適宜社會需求的「合格公民」；從區別上講，道德教育重在凈化人的內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規范人的外在行為。我們說提升人的品質，應從思想和行為兩方麵塑造，益於採用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的結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從屬於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從屬於法制教育的問題。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發揮，需要建構一個屬於法制教育本身的體系完整且地位獨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師資隊伍要優化。
法制教育是一項政治性、理論性、知識性、實踐性很強的綜合性教育，不僅要有明確的目標、規范的內容和相對穩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須有受過正規培訓、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法律教師隊伍。現行的所謂「法律教師」，不少為「半路出家」，甚至是從未接受過法律專業教育的政工幹部，此番情景下「出爐」的「弟子」會有多少法律素養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學校的法律教師不僅要深諳學校教育規律和青年學生成長規律，而且要具備比較系統的法律學科知識和較高的法律素質。不同的學校應根據自身條件，通過專、兼、聘等多種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當水平的精乾的專職教師為主體，同時聘請部分長期從事司法實務或法學教育工作的兼職教師為補充，整合組建地道、高質的法制教育師資隊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內容設置要調整。
高等學校的「法制教育」是為了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識（法律技能），主要應包括法學基礎理論、基本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教育。通過法學理論教育，讓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觀點，在思想上樹立起法律權威；要通過講解和介紹憲法，使學生了解憲法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樹立國家主人翁意識；結合不同專業，有選擇地向學生介紹一些部門法，培養學生守法、護法、用法的知識技能和自覺意識。
目前，不同類別的所有高校，強行劃一地以開設一門《法律基礎》來應付「法制教育」，由於課時少，內容龐雜繁多，教授者，猶如蜻蜓點水，匆忙趕進度，只能是簡單地進行一系列知識羅列和堆積；學習者，往往疲於應付，死記硬背，應付過關考試，師生都苦不堪言。這顯然有悖於「法制教育」的真實目的。法制教育的內容選擇上，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在不同類別的學校開設不同層次的法制教育課。根據學生所在的學校類別、所學的專業及各校的側重點需要，除進行憲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還開設一些與各校專業（行業）相關、與各類學生受體相通的法律課程，使「法制教育」貼近大學生的生活，融入大學生的內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實施方式要要改進。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規律。法制教育是「認同」規范、「接受」規范和「消化」規范的教育，是培養自覺、自願的守法精神和塑造體現民主、正義、效率、公平等現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傳統的枯燥無味的「課堂說教」事實上很難奏效，較適宜的是讓學生在生動、直觀的實踐活動中感受為什麼要遵守及如何遵守這些規范。法律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沒有經過法律實踐是無法真正學好法律的，適當沿用英美法系國家的「實踐性法律教育模式」也無不可。比如：運用啟發式教學，讓學生成為課程的主體，鼓勵學生通過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師不斷提出問題，引出各種可能性，引導學生發現有關的法律規范、事實材料、及其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引導學生自己開動腦筋思索，這樣學生掌握的知識就會更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運用角色扮演、模擬案件等多樣化安排，對真實或模擬的案例進行課堂分析和討論，讓更多的同學通過觀察、評論、角色轉換和辯論等方式，從中學到有用的知識，其優點是能讓更多的同學參與案件的分析，容易從群策群力的多種方案中，鑒別、篩選、產生最佳方案，這種方法不僅能夠使課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實用，而且使學生之間的關系以及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老師不再是單純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參與者和學生的幫助人；再如打破課上與課下的界限，書本與現實的分割，開辟第二課堂教學，經常性參觀監獄，旁聽有關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審判活動，讓學生在面對面的親臨感受和事實分析中自覺獲得價值判斷，以此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形成待人的態度和處理有關問題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識的自覺養成和法律技能的嫻熟掌握，不是通過學一門《法律基礎》課所能及的，也不是憑給某年級的某部分人上某門課程能做到的，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應貫穿於整個學習期間，不能斷線，並且在不同年級要有不同的任務和重點。當然，這要遵循一般的學校教育規律，不可能大學幾年都開法律課，而要充分利用校園這一特定的文化傳遞空間，發揮各有關專業課程在進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的過程中受到比較系統的法制教育。事實上，專業教育與法制教育的有機結合，更有利於學生「內在性」地消化與專業知識密切關聯的、在學生的學習及今後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識，進而增加學生學法的實效性
❸ 從法制監管自律規范方面談談我國發展中的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法治包含自律規范和自律監管，法治化包含著藉助自律實現的法治狀態。證券市場自律分為有組織的自律和社會約束兩種形態。有組織的自律，是自律組織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通過簽署和執行組織章程或者協議等方式，憑借自律組織成員賦予的適當權力，對自律組織成員及相關當事人參與證券發行、交易及相關活動進行監督、檢查、指導和處理的管理行為。社會約束則是抽象自律。社會約束不依賴於既存的法定自律組織，但卻發揮著約束證券市場參與者的功能。
我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程度遠低於我國經濟的整體市場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礎性法律制度建設相對落後的背景下，政府監管成為最主要的證券市場監管手段，行政權力成為證券市場秩序的主宰。隨著市場化和法治化進程發展，政府監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適當調整。
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創建的證券市場，帶有明顯的嵌入式和探索式特徵，其最初創設目的是為了緩解企業面臨的資金短缺，故而缺乏對保護投資者利益和建立健康市場秩序的充分關注。證券市場功能定位存在偏差，無法合理地平衡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的關系；經濟及社會正處於轉型期，誠信尚未成為市場參與者的基本價值觀；證券立法過於簡約，法治建設未被當作發展證券市場的基礎性工作，上述情形成為誘發證券欺詐案件的重要原因。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衰，歷史和實踐證明，誠信是現代人類社會的最基本行為准則，背棄誠信不僅會摧毀證券市場和經濟秩序，更會將中華民族帶入泥潭。
證券市場誠信的制度價值
誠信試圖以抽象語言來表達人類依存關系的共性，即信任、善意、利他。在傳統民商法領域，誠信曾表現出濃厚的道德化、內在化和主觀化色彩。但自康德時代以後，法律與道德開始分離，在觀念上逐漸造成了法治與誠信、法律與道德的某種對立。在現代商業社會，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業活動的原動力，商業因素對誠信傳統內涵產生重大影響，誠信法則被注入多元化價值觀念。
證券市場出現後，誠信法則的內涵發生了更大變化。一方面，證券市場已經逐漸擺脫了個體成員相互之間給予的、以情感和社會道德為基礎的誠信法則，失去了自然人所獨具的誠信觀念，轉而尋求各類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均衡以及和睦相處，個體誠信逐漸發展成為更廣泛的社會誠信或者整體誠信；另一方面，證券市場開始以標准化和定型化形式展現誠信法則的抽象內涵，從而有別於以宗教、情感等方式約束的個別化誠信法則，逐漸轉化為更外在的法律規則。
誠信是一種穩定的產權、經濟和社會秩序。社會成員普遍遵從誠信原則，交易當事人即對其可控制的資源有了可靠、明晰的權利邊界，也能事先確知其付出所能獲得的合理回報。如果交易系當事人自願達成，社會也樂見其成。如果當事人失去誠信，無論是有預謀的欺詐還是隨機性的見利忘義，都將破壞對方當事人的正常期待。尤其是失信現象普遍化後，當事人為完成交易，就不得不採取各種措施加強自身利益保護，尋求各種保證和保險，棄遠期交易而采現貨交易。交易成本隨即提高，避險工具失靈，交易效率隨之放緩，風險日益放大，正常交易秩序將難以維持，各方參與者也將失去交易安全與效率。
誠實守信是行為規則，也是一種文化和道德，更是國家、企業和投資者的財富。證券市場誠信機制的最重要環節，就是建立起投資者對證券市場長期發展的信心。只有投資者對證券市場長期發展充滿信心，才能促成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才能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如果證券市場沒有達到足夠的誠信程度，如果證券市場運行基礎無法讓人放心，證券市場不會給投資者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投資者的參與就將十分有限，證券市場發展也不會深入，證券市場也就難以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因此，加強誠信和法治建設是發展證券市場的基礎工作，也是保護和加強國家財產效能的重要手段。
證券市場誠信危機的制度誘因
在經濟轉型時期，我國證券市場參與者尚未形成適應新興市場特點的整體價值觀念。誠信缺失僅屬現象，制度缺位才是根本。藉助制度缺位形成的不公平交易秩序，失信者得以謀取好處，這是證券市場誠信缺失的根源所在。
1、誠信缺失的認定標准缺位。
誠信缺失可分為法律性誠信缺失和道德性誠信缺失，健全的法治體系必須兼顧法律性和道德性誠信缺失。國家制定法只能約束情節較重的失信行為，無法直接約束道德性誠信缺失。但若對道德性誠信缺失疏於管束，就極可能醞釀出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社會糾錯成本必然提高。在完善國家制定法時，我國應當堵塞道德教化和自律規范方面的漏洞，藉助自律監管的柔性手段，彌補強行法過於剛性的弱點。我國現有自律組織多產生並依賴於行政監管，缺乏自律監管的主動性，自律監管中過度依賴國家制定法的剛性規則。這不僅會降低自律監管的獨立性和功效，還會將違法與誠信缺失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混淆起來。
2、信息披露制度適用的局限。
透明度是投資者最為依賴的投資要素，市場信息充分透明，投資者才願意投資證券，也才發生投資者自己承擔投資風險問題。我國證券市場欺詐案件或多或少地與信息透明度直接相關，但強制信息披露制度存在自身局限性，不能隨意誇大其制度功效。強制信息披露制度要求義務人全面履行重大信息的披露義務，但重大性是經驗主義的產物，實證法無法清晰、准確和無遺漏地界定重大性的外延。同時，公司管理層總是試圖借保守公司秘密和降低成本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對抗或者減緩強制信息披露義務，很少願意主動披露與證券價格相關的公司信息。強制信息披露的成本付出與投資者保護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立法者不得不在兩者間求得某種平衡。此外，強制信息披露制度主要適用於上市公司，無法全面覆蓋證券市場各個角落，其約束功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
3、公司治理機制的制度缺陷。
如何約束公司控制股東和管理層行為是我國公司治理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在我國現有股權結構中，控制股東占據著極優越地位。我國公司法實際奉行著股東會中心主義觀念，在多數決定原則支配下，股東會中心主義事實上演繹成為控股股東中心主義。控制股東並未滿足於控股地位，始終抱有直接參與公司事務、最大限度擴張自己領地的沖動。在控制股東無所控制和制約時，它們很容易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犧牲公眾股東利益。在現有公司法結構下，公司董事會已成為控制股東濫用職權的手段。公司董事並不完全是上市公司本身的董事，而是充當著控制股東的代理人。在控制股東和公司董事事實上結為一體的情況下，在控制股東得以藉此謀取額外利益時，控制股東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就表現得最為張揚。這必然導致控制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矛盾，和諧的公司秩序就容易被打破，失信狀況在所難免。
4、中介機構的安全防護機制失靈。
承銷商、會計師、律師和資產評估師是最受尊重的從業人員，相關機構則是被公認為最有信用的機構，也是投資者最為倚重的專業機構。它們憑借自己職業和專業博取了投資者信賴，但卻介入、參與或者幫助上市公司失信，這對投資者更具殺傷力。中介機構失信的隱蔽性強，後果更為嚴重，內部控制是消除中介機構風險的最主要手段。我們認為，公司制組織形式難以適合中介服務業特點。證券中介服務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承辦人員的經驗、素質、敬業和協調能力實質性地決定著中介機構的服務質量。在合夥制組織形式下，承辦人和合夥人要對所提供的服務質量承擔最終責任，這種加重責任機制將迫使合夥人及承辦人竭盡全力提供優質服務，盡力避免服務中出現差錯。但在公司制形式下，公司是對外承擔責任的最終當事人，股東無須直接承擔法律責任，管理者亦僅以失職為由而承擔管理責任，承辦人員履行職務出現的差錯、疏忽和失職，在法律上歸結於公司承擔。公司制已成為個人責任的防護牆，難免誘發承辦人員出現懈怠、失職甚至與違法者的協作。
證券市場秩序的法治化
法律規范的體系化和透明化是法治化的基礎。根據法律體系化要求，國家制定法以及在國家制定法支配下的自律規范，均應納入法治化范疇，不能低估或排斥自律規范的積極作用。根據法律規范透明化要求，任何約束證券市場關系的行為規范均應公諸於眾，監管者不得以內部規則約束行為人，更不得隨意發布具有溯及既往的規范性文件。法治約束力最終體現為，無論行為人內心是否高尚，無論行為人是否蔑視法治，但任何人都不能違背法治標准，這就基本滿足國家對現實社會關系的實際約束。在利益最大化驅使下的現代證券市場中，單純啟迪行為人誠實守信顯然不足，必須藉助法治手段善加調控。
1、證券市場法治與誠信的內在統一性。
誠信與法治具有內在的統一性。誠信是證券市場的基石，遵循誠信將會極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實現證券市場的公平和公正，推進投資者利益保護，促進社會和市場秩序和諧有序。然而，誠信具有抽象化特徵，為了充分發揮誠信機制的調控功能，誠信必須以法治形式外在化，誠信遂與法治形成密不可分的關系。現代文明社會中，法治包裹著誠實守信的實質內容，法治則作為誠信的具體表達方式，兩者構成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不能將誠信與法治對立起來。
法治作為體系化概念，非由國家制定法作為唯一元素，更不局限於政府監管，自律規范和自律監管同樣是法治化要素。實現證券市場法治化目標，必須依賴國家制定法和自律規范等多種手段。一方面，必須兼顧國家制定法和自律規范。現代法治結構下，國家制定法只是組成要素之一，與國家立法精神相一致的自律規范同樣構成現代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將法治單純地理解為依照國家制定法行事，而應同時將自律規范納入法治化體系。另一方面，必須兼顧國家監管與社會監管。我國證券市場是藉助政府力量推動建立起來的，與英美等國證券市場迥然不同，客觀上形成了以行政監管為基本特徵的監管體系。證券法施行後，伴隨著集中統一監管代替了分散監管，政府監管大大加強，事實上形成了政府監管機構獨家監管局面，立法機關、人民法院、自律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監管要素未能發揮市場監管職能。我們認為，集中監管不應排斥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對證券市場的間接監管，政府監管權力過於集中，有悖於現代法治分權制衡和司法監督的原則，也難以適應證券市場誠信建設的需要，同時還會給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帶來隱患。
2、穩定的市場預期是法治化的現實基礎。
立法者和監管者應鼓勵各方參與者從投資中獲得正當利益。在長期與短期利益的權衡之間，立法者應鼓勵市場參與者追求長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投機利益。當我們試圖遏制市場參與者過度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機和失信行為時，就必須給予市場參與者取得長期利益回報的穩定預期。我國證券市場制度及變革具有很強的外生性，從而導致了政策的不確定性及制度的易變性，影響了人們建立起對市場的正常預期。我們認為，誠信是一種長期利益回報機制，立法者和政府必須給予人們以獲得長期回報的信心。
在宏觀層面，長期回報預期只能建立在證券市場的市場化基礎上。證券市場化程度較低，按市場規律預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也將降低，不確定因素相應增加，參與者信心必然受到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化程度較低，行政化色彩較濃，這給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未來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證券市場的非市場化色彩越重，消除誠信缺失的難度越大。
在微觀層面上，我國證券市場的非市場化主要體現在證券發行控制和股權分置等方面。上述現象都是我國證券市場特有的，國外也無成熟方案可供參考。投資者普遍感到解決問題的步驟正在逐漸加快，但無法判斷解決方案的內容，這直接導致了市場參與者隊伍的分化。有的參與者退出股市以迴避風險，有些參與者則選擇更激烈的投機。短期行為無須考慮誠信，只要能夠最快地變現，只要能夠做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足以完成交易。
國家應當通過構建長期的誠信體制，使得誠信者能夠確切地知道今天的誠信會換來明天的財富。加快證券市場的市場化進程，增強投資者及各方參與者的未來預期，是我國證券市場消除誠信缺失的基本手段。懲罰失信者固然能夠解決部分失信問題，但不能鏟除失信生存的土壤。
完善證券市場誠信建設五大對策
我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程度遠低於我國經濟的整體市場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礎性法律制度建設相對落後的背景下，政府監管成為最主要的證券市場監管手段，行政權力成為證券市場秩序的主宰。隨著市場化和法治化進程發展，政府監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適當調整。
1、建立完善的失信發現機制。
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揭示失信是懲戒失信的最好辦法。在現有體系下，存在著過分強調政府監管者發現功能，忽視自律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發現功能的問題。如果發現機制不完整，失信情形就容易隱藏下來，長期積累起來的失信，必然會在某個臨界點最終爆發出來並引起更大的社會動盪，從根本上影響到證券市場的誠信秩序。應當在尊重政府監管者職能的基礎上，充分尊重其他社會組織的發現功能，發掘更多的失信發現渠道和監管渠道。人民法院應當擇時修改相關司法解釋，放鬆對投資者訴訟的限制，使得投資者和人民法院都能發揮失信發現和監管職能。同時，還應鼓勵和支持組建投資者利益保護組織，通過社會力量發現失信行為，收窄失信者的生存空間，鼓勵誠實守信者。此外，還應發揮新聞媒體和各類研究機構的獨特發現功能，豐富各類社會發現渠道。
2、鼓勵按照無限責任形式組建中介機構。
國外早期中介組織主要採取無限責任的組織形式，即使是證券公司也更多地具有象徵性意義，經紀人及業務承辦人個人素質及業務能力的高低往往是辦理證券業務的決定性因素。證券是特殊的信息產品，中介機構及人員的素質、職業和勤勉是影響到證券品質的重要因素。中介機構從業人員不盡責、無經驗或者與上市公司成員形成個人友誼，外部因素就會左右或者影響專業人員的專業判斷，甚至出現因個人友誼而幫助企業造假的情形。證券發行中推行保薦代表人制度，初步顯現出加強專業人員個人責任的趨向，其運行效果與無限責任組織形式相似。我們認為，有必要修改公司法及證券法，允許成立無限責任形式的中介組織。
3、建立控制股東誠信義務制度。
股東有限責任即指公司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或者出資額為限承擔責任。在我國，將股東有限責任與現代企業制度絕對地聯系起來的觀點相當普遍。但反思證券市場誠信缺失狀況時，我們注意到誠信缺失與股東有限責任規則的過度運用存在著某種內在關系。有限責任制度希望通過限制投資者風險來鼓勵投資，但派生於多數決定原則，卻附帶地出現了控制股東濫用控制地位、損害上市公司及投資者利益的惡性案件。我們認為，誠實信用是與濫用權利直接相關的邏輯概念，適當限制控制股東的表決權和事務參與權，強調控制股東誠信義務在理論上是合理的，在實踐上是公允的，亦有國外立法及司法實踐的支持。
4、建立公司管理者個人責任追究制度。
公司作為擬制的法律主體，具有阻隔投資者、管理者和相對人責任的功能，但卻難以避免管理者以公司之名、行個人背信棄義之實的情形。實證顯示，公司誠信缺失與公司管理者誠信缺失緊密相連，把失信標簽一概釘在公司身上，有時並不準確，失信的管理者根本無法把公司變成遵守誠信的楷模。讓背信的投資者和管理者承擔個人失信責任，是阻遏公司失信的重要手段。美國SOX法案要求上市公司的CEO以及CFO承擔個人責任，重新構造出了董事職務行為與個人責任之間的關系，強化了公司管理者的個人責任。管理層承擔責任有代人受過之嫌，但卻保證了數量眾多的投資者獲得了安全，投資者與公司及管理層之間的關系重新求得平衡。我們建議借鑒美國SOX法案，要求失職公司的董事和管理者對公司失信承擔單獨或者連帶責任。
5、建立失信者信用記錄制度。
誠實守信本是長期財富，長期累積誠實守信，總會在未來換取報償；敗德失信不僅傷人害己，還會破壞、損傷社會秩序。失信者不僅應對背信棄義承擔現實責任，還要承擔長期利益損失。如果只追究失信者的現實責任而無長期責任機制，失信者就難以感受到未來的長期利益損傷，繼續背信棄義。失信者信用記錄是一種長期約束和制裁機制。我國已開始採用現金分紅與配股資格掛鉤、信用評級制度、暫停保薦人資格等，實質上具有擴張信用的功能。這種被稱之為一時失信、處處受制的做法略顯殘酷，但對那些並未洗心革面者是有效的，對誠實守信的實踐者是公允的，對促進社會交易安全和良好社會價值觀念來說，是有益無害的。
或許是歷史原因所致，我國證券法治建設向來存在著打補丁情形。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採取簡單的禁止或者限制措施。這種辦法可能短期奏效，但長此以往，很容易出現新舊規則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進而影響到法律規則體系的整體效用。我們認為，宣揚誠信、整體考量、加強法制、防微杜漸，是建立我國證券市場法治秩序的基本出發點，只有建立起嚴謹周密的證券市場規則體系，才能有效地抵禦失信及其引發的危機。
證券市場自律與法治關系
證券市場法治包含自律規范和自律監管，法治化包含著藉助自律實現的法治狀態。證券市場自律分為有組織的自律和社會約束兩種形態。有組織的自律，是自律組織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通過簽署和執行組織章程或者協議等方式，憑借自律組織成員賦予的適當權力，對自律組織成員及相關當事人參與證券發行、交易及相關活動進行監督、檢查、指導和處理的管理行為。社會約束則是抽象自律，其他社會組織在法律允許限度內合理地，採取影響證券市場參與者的各種督促措施，以補充自律監管不足。社會約束不依賴於既存的法定自律組織，但卻發揮著約束證券市場參與者的功能。
一、自律監管的優勢
城市交通道路交叉口會設立紅、黃、藍(綠)三種信號燈。藍(綠)燈表示可以通行，這是對符合規則者提出的告示，相當於說明證券參與者在守法經營；黃燈則表示等候，是提醒人們下面是禁行的紅燈，發揮著自律監管的職能。紅燈相當於法律底線，逾越限制，就構成違法並將受到處罰。政府監管、自律監管和社會約束機制呈現同樣的梯級效力關系，司法及行政監管效力最高，自律監管效力次之，最後才是社會約束機制的效力。在某種意義上，社會約束機制更接近於道德約束機制。即使行為失當者受到社會的消極評價，只要沒有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自律規范，也就無法受到明確的行為約束。
自律監管屬於民事監管，主要根據自律組織章程、交易規則、紀律規則及相關協議而啟動。自律組織在向市場參與者提供服務時，很自然地附著在證券發行和交易活動的各層面，這使得自律監管具有全面監管、專業監管、深度監管、柔性監管和預防性監管的功能屬性。勸告、警告、譴責等措施是自律組織慣常採取的過渡性監管措施，並以自律組織行使對成員的開除處分作為最有效的措施，通過開除會員資格或取消上市資格，迫使自律組織成員遵守自律組織的約束規則。柔性監管是自律監管的固有屬性，也是自律監管區別於政府監管的重要特徵，這使得自律組織有可能對被監管者實施差別待遇，從而使得自律組織能夠更好地發揮鼓勵誠信和懲戒失信的監管作用。
二、政府監管的局限性
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執法透明化，這給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監管帶來了嚴峻挑戰。尤其伴隨著有限政府和依法行政的政府改革觀念深入人心，監管者稍有不慎，就難免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頻繁出現監管者應訴的案件，事實上又會動搖投資者對政府監管者監管能力的信心，並最終動搖著人們對證券市場的信心。市場行為多樣化特徵決定了這樣的基本判斷，國家制定法無法規范證券市場的多樣化行為，過度強調國家制定法的做法必將失敗。在國家制定法供給不足的情況下，應當鼓勵和充分發揮自律組織的監管職責。
明智的做法是，將自律監管與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合理安排雙方對證券市場的監管權力與責任，構建一個分工明確、權責清晰的綜合性證券市場監管體制。在重新定位我國自律組織監管職權時，應考慮國外通常做法並結合我國證券市場特點，綜合考慮監管領域和監管手段兩方面內容，形成自律組織監管與政府監管的有機配合。在監管領域方面，我國應強化自律組織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管，推進公司治理機制的改善，並考慮將上市審核職權交給證券交易所。在監管手段方面，應加強監管處罰措施體系建設，研究制定處罰措施的實施程序，在現有法律結構下強化自律組織監管措施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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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法治律師執業自律性
律師的職業操守，或者叫做律師的道德規范或職業倫理，是指律師在執業中所應具有和表現的良好品德和行為。集中體現在《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中》，見附件： 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
（2001年11月26日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修訂）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維護律師的職業聲譽，全面提高律師隊伍的道德水準，規范律師的執業行為，保障律師切實履行對社會和公眾所承擔的使命和責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制定本規范。
第二條律師在執業活動中應當遵守本規范。
第三條律師執業應當接受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和社會公眾的監督。
第二章律師職業道德基本准則
第四條律師應當忠於憲法和法律，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依法執業。
律師應當忠於職守，堅持原則，維護國家法律與社會正義。
第五條律師應當誠實守信，勤勉盡責，盡職盡責地維護委託人的合法利益。
第六條律師應當敬業勤業，努力鑽研業務，掌握執業所應具備的法律知識和服務技能，不斷提高執業水平。
第七條律師應當珍視和維護律師職業聲譽，模範遵守社會公德，注重陶冶品行和職業道德修養。
第八條律師應當嚴守國家機密，保守委託人的商業秘密及委託人的隱私。
第九條律師應當尊重同行，同業互助，公平競爭，共同提高執業水平。
第十條律師應當自覺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法律幫助。
第十一條律師應當遵守律師協會章程，切實履行會員義務。
第十二條律師應當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
第三章律師在執業機構中的紀律
第十三條律師事務所是律師的執業機構，律師的執業活動必須接受律師事務所的監督和管理。
第十四條律師不得同時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律師事務所執業。
同時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和一個法律服務所執業的視同在兩個律師事務所執業。
第十五條律師不得以個人名義私自接受委託，不得私自收取費用。
第十六條律師不得違反律師事務所收費制度和財務紀律，挪用、私分、侵佔業務收費。
第十七條律師因執業過錯給律師事務所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責任。
第四章律師在訴訟、仲裁活動中的紀律
第十八條律師應當遵守法庭和仲裁庭紀律，尊重法官、仲裁員，按時提交法律文件、按時出庭。
第十九條律師出庭時按規定著裝，舉止文明禮貌，不得使用侮辱、謾罵或誹謗性語言。
第二十條律師不得以影響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為目的，與本案審判人員、檢察人員、仲裁員在非辦公場所接觸，不得向上述人員饋贈錢物，也不得以許諾、回報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與承辦案件的執法人員進行交易。
第二十一條律師不得向委託人宣傳自己與有管轄權的執法人員及有關人員有親朋關系，不能利用這種關系招攬業務。
第二十二條律師應依法取證，不得偽造證據，不得慫恿委託人偽造證據、提供虛假證詞，不得暗示、誘導、威脅他人提供虛假證據。
第二十三條律師不得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親屬或者其他人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借職務之便違反規定為被告人傳遞信件、錢物或與案情有關的信息。
第五章律師與委託人、對方當事人的紀律
第二十四條律師應當充分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盡心盡職地根據法律的規定完成委託事項，最大限度地維護委託人的合法利益。
第二十五條律師不應接受自己不能辦理的法律事務。
第二十六條律師應當遵循誠實守信的原則，客觀地告知委託人所委託事項可能出現的法律風險，不得故意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做不恰當的表述或做虛假承諾。
第二十七條為維護委託人的合法權益，律師有權根據法律的要求和道德的標准，選擇完成或實現委託目的的方法。
對委託人擬委託的事項或者要求屬於法律或律師執業規范所禁止的，律師應告知委託人，並提出修改建議或予以拒絕。
第二十八條律師不得在同一案件中為雙方當事人擔任代理人。
同一律師事務所不得代理訴訟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偏遠地區只有一律師事務所的除外。
第二十九條律師應當合理開支辦案費用，注意節約。
第三十條律師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期限、時效以及與委託人約定的時間，及時辦理委託的事務。
第三十一條律師應及時告知委託人有關代理工作的情況，對委託人了解委託事項情況的正當要求，應當盡快給予答復。
第三十二條律師應當在委託授權范圍內從事代理活動，如需特別授權，應當事先取得委託人的書面確認。
律師不得超越委託人委託的代理許可權，不得利用委託關系從事與委託代理的法律事務無關的活動。
❺ 支持行業協會商會類社會組織發揮什麼和專業服務功能
支持行業協會商會類社會組織發揮行業自律和專業服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