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威遠

（1）①制定正確的經營戰略。該公司堅持以「產品、價格、服務」為版中心的發展戰略 ，「先權人後企」的發展理念，與供應商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體現了這一點。 （3分）
②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該公司建立自有快遞公司，提高庫存周轉率，節約了成本，從而提升了公司的競爭力。（3分）
③注重誠信經營，搞好售後服務，樹立良好的信譽和形象。該公司成立誠信聯盟，推出了「價格保護」、「延保服務」等舉措，解決消費者的後顧之憂體現了這一點。（3分）
④注重規模效益，開拓新市場。材料中該公司獲得融資，收購國外服飾網上購物商城，取得其國際品牌和供應渠道，從3G產品擴張到傳統百貨體現了這一點。（3分）
（2）①國家角度：完善安全領域的法律法規，加強安全宣傳教育，加大安全投入，加強企業的監管力度，嚴懲違反安全生產經營的違法違規行為。（3分）
②企業角度：生產經營者要增加企業安全的投入提高職業意識和社會意識，堅持依法生產經營。（3分）
③勞動者角度：提高自己的安全知識與安全技能，增強自己的安全防範意識，增強自己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利用合法渠道維護自己的人身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3分）

Ⅳ 誰給我一篇法律論文講對法律的認識

法律的生命在於推理
——我眼中的中國法學的困境和出路
「不可調和的調和，矛盾的結合，對立的綜合——這些就是法律的問題。」
——卡多佐
「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
——霍姆斯
摘要：本文從中國法學當下的困境——因非法律因素的干預造成法律結果的不確定性，以至於人們普遍對法律失去信仰，甚至信心——出發，強調在法律適用中法律推理（主要是實踐推理）的價值，以期通過對形式正義的追求，使法律更具明確性，挽回普羅大眾對法律的信心，最終實現追求實質正義的目的。至於如何使法律更加明確，更具預測性，我選擇的進路是建立以類比推理為基礎的遵循先例原則。
關鍵詞：法學困境? 法律推理?? 演繹推理? 實踐理性? 類比推理? 遵循先例? 判例制度？
一.我所謂的當下中國法學的困境?
在我看來，中國法學的最大困境乃在於它的權威遠沒有達到它應該有的高度。這種表現是多方面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1] ，而「敬法者始能成為護法者」，但中國當下的法律人顯然沒有足夠尊敬法律[2]。有學者指出，中國法學困境的關鍵是因為主體性中國的身份缺失。中國的法律人迷失了自己，成為留聲機或者傳話筒，看似對一切事物都思考，但唯獨「對思想根據本身不思想，根據本身是沒有的，或者說是物質的」，以至於「我們沒有中國自己的未來，擁有的只是西方的過去和今天」[3]。而這在我看來也是其對中國自有法律信心缺失的表現。法律人尚且如此，遑論普羅大眾。
中國人並不習慣法律思維，中國人乃是最務實的。中國人習慣的是信仰權威[4]，所以，「有困難找政府」才是中國人數千年連綿不絕的思維方式，期待青天大老爺出來給自己做主才是大多數中國人的期望。這種傳統鄉土中國[5]留下的深深烙印，已經成為我們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難以更易。而所謂法治又必須首先活在普羅大眾心中成為其生活之常態始有實現之可能[6]。這種悖論造成了法律在現實中的尷尬[7]。
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最主要原因又是什麼？我認為是法律的不可預測性。所有人都知道，法律並不是我們尋求解決問題的最終途徑，甚至不是主要途徑（遑論唯一途徑）。「大案講政治，中案講影響，小案講法律」這幾乎是一條眾所周知的潛規則，深深藏在每個法律人（至少是司法者）的腦海深處，無論遇到什麼案件，這條原則總是扮演著過濾器的角色。所以毫不誇張地說，法律最多隻是第三選擇。這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
所以，當法律（特別是司法和執法中）過多摻雜進意識形態、政治、民願、道德等其他因素之後，法律並不能給人以確信。也正是這種不確信導致了普羅大眾甚至法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而中國的法律人顯然又沒有告訴，似乎也沒有資格（甚至是違心地）告訴普通人「法律是確定的」[8]。當然即使他們說了，有多少人願意天真地相信也實在是一個不難想像的問題。
二.法律推理
中國的法律不是純粹的法律，中國的法律問題也不是純粹的法律問題。「天理，國法，人情」，國法夾在兩者之間，求上不得，求下不能，不能動彈[9]。即使在有限的運用法律來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法律人所體現的業務素質依然讓人難以恭維[10]。
弗里德曼用資訊理論的觀點分析了法律制度的一般過程，並將這個過程分為原材料的輸入、加工、判決輸出和信息反饋等階段[11]。我在這里集中討論的是第二階段，也就是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即法律信息的處理和思維加工過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分析的問題。
按照波斯納的觀點，法律分析是對法律概念之間關系的探討。而博登海默乾脆認為法律分析就是分析推理，也就是法律推理。這兩種說法都難免太抽象。那麼法律推理究竟是什麼呢？德沃金說：「法律推理是建設性闡釋的一種運用，我們的法律存在於對我們整個的法律實踐的最佳論證之中，存在與對這些法律實踐做出盡可能最妥善的敘述之中。」[12]
由此可見，法律推理是個極其龐大復雜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法律解釋。它是邏輯思維方法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即對法律命題所進行的一般邏輯推演[13]。可以說，它貫穿於法律適用的始終，甚至還一直都是關鍵。
法律推理根據法律推理在不同難度的案件中所表現出的不同邏輯形式和推理規則，可以劃分為形式推理和實質推理兩部分[14]。
三.法律問題有正確答案嗎？
但在進行法律推理（分析推理）之前，我們首先應該考慮這樣一個前提：法律問題存在正確答案嗎？因為這一問題實際上乃是法律推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的合法性基礎。
德沃金相信法律問題客觀上必然存在唯一正確的答案，「多年來我一直在批駁實證主義者的主張，即對有爭論的法律問題不可能存在正確的答案而只有不同的答案；我一直堅持認為在大多數案件中可以通過推理和想像的方法去求得正確答案。」[15]但顯然波斯納不能完全贊同這種觀點。他稱德沃金為「道德實在論者」，主張衡量法律推理結論正確與否只有一個合乎情理的標准，認為客觀性是指「我在情理上認為其他具有常規智力和良心的人們都可能會合乎情理地當作正確的東西」[16]。有論者認為，他「把正確性和真理性對立起來，陷入了一種真理神秘論」[17]，會導致法律沒有明確性，從而變得不可預測[18]。這是不可思議的。我認為法律問題從來不會像數學或者物理邏輯那樣能夠用公式窮盡一切可能，最終得到真相。法律問題因為人為的參與，不自覺地必然會摻雜很多個人以及群體的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使得法律問題很難說能有一個客觀答案[19]。而只能通過各種綜合實踐理性的方法找到最為符合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人認同的情理的答案。
但這並不意味著法律的不可預測。在後面我將論述，建立合理的先例制度就是十分有效的解決方法。
四.邏輯推理（司法三段論）的作用與缺陷
相信對大多數（法律）人而言，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論。尤其在分析法學家看來，「所謂法治就是要求結論必須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邏輯必然結果」，但這種將法律適用看作是自動售貨機式的簡單思維[20]，「即使在亞里士多德必然推理和辯證推理的意義上也是一種倒退」[21]。不過在簡單案件中，其實演繹邏輯的簡單推論已經足夠了。
演繹推論的實質/關鍵是：個案是否是規則的一個事例。還是以這個可能是最著名的三段論為例：「所有的人會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論證的有效性不過在此：蘇格拉底會死這一結論，包含在第一個前提——「人」的定義——之中。事實上，大前提說的只是，這里有一隻標有標簽「人」的盒子，盒子裡面有一些東西，其中每一個都是「會死的」。小前提告訴我們，盒子里的東西都是有名字牌，其中一個名字牌上寫著「蘇格拉底」。當我們把蘇格拉底拿出盒子時，我們就知道他會死，因為盒子里僅有的東西都會死。波斯納指出這種三段論之所以擁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性是因為使用了一個隱喻，一個箱子的隱喻[22]。
演繹推論的適用前提有兩個[23]：1、法律體系的公理化：窮盡事理和自成體系。A、法律體系是完備無缺的；B、體系是和諧一致的，不允許同時肯定又否定一個命題；C、消除了所有符號表述規則及其適用領域方面的模糊性。2、法律命題的形式化。
演繹推理（司法三段論，或者如波斯納所言還包括所謂預設三段論）對於維護法律的確定性和法治原則依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是一但遇到疑難案件或是涉及倫理的案件（也就是我們並不能清楚知道什麼是那個「箱子」，其中裝的又是什麼的時候），僅憑演繹推理就無能為力了。除此之外，演繹推理本身還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24]：三段論的合法性和它的真實可靠性並不必然一致。它的真實可靠性不僅取決於具體的三段論是否合法，而且取決於前提是否真實。也即，當大小前提存在虛假的情況下，結論是否正確是或然的，並不確定。再用關於蘇格拉底的另一個恰當且著名的例子加以說明：「所有的斯巴達人都很聰明；蘇格拉底是斯巴達人；因此，蘇格拉底很聰明。」在這里，盡管結論正確，但由於大小前提都是錯誤的，所以它真實但不合法。而這必然在司法實踐中給人帶來難以名狀的困擾。
五.實踐理性粉墨登場
那麼，如何克服演繹推理對疑難案件的無能為力呢？波斯納的方法是主張用「實踐理性」的推理方法對邏輯推理加補充[25]。實踐理性「這一術語缺乏一種標准含義」，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用法[26]。但「一般來說，實踐理性方法是與邏輯推理的純粹理性方法相對應的注重行動的方法。實踐理性則是人們用以做出實際選擇或者倫理的選擇而採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為的正當化論證和相對於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確定，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經驗智慧。所謂實踐理性就是法官、律師在一個個具體案件的法庭審判實踐中，在一次次急中生智的法庭辯論中表現出來的經驗智慧。」[27]
實踐推理應該包括若干實踐理性的方法，其中常識推理、直覺推理、類比推理和解釋推理則是典型。中國其實並不缺乏類比推理的傳統，所謂「春秋決獄」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最為簡單樸素的類比推理的方法[28]。只是隨著近現代中國選擇大陸法系發展道路，並且沒有建立起判例制度，才使得類比推理式微。
而「在大多數現代法律人看來，法律推理的中心是類比推理」[29]。
六.「善推而已矣」——類比推理是什麼？
「類推推理，亦就是將一條法律規則擴大適用於一種並不為該規則的語詞所涉及的、但卻被認為屬於構成該規則之基礎的政策原則范圍之內的事實情況。」[30]所以，類比推理實際上就是根據兩個對象某些屬性相似而推出它們在另一些屬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基本邏輯形式是：
A事物具有a,b,c,d,? B事物具有屬性a,b,c；所以，B事物有屬性d[31]。
就法律適用而言，「類比推理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的公式大體是：甲規則適用於乙案件，丙案件在實質上都與乙案件類似，因此，甲規則也可適用於丙案件。」[32]所以類推其實就是「以前一個案件的相同方式來判決後一個案件。」[33]
這實際上就是遵循先例的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則。
七.遵循先例原則
「當今，英美法系中站支配地位的觀點認為，明確或隱含地提出某個法律主張的法院判決——特別是終審法院的判決，構成了法律的一般淵源和正式淵源」。但「在羅馬法系國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論認為，司法先例不應當被視為是法律的正式淵源。」不過我以為隨著兩大法系的不斷交流融匯，大陸法系國家並不能僅僅因為查士丁尼的命令——「案件應當根據法律而不應當根據先例來判決」[34]——就對判例制度心存偏見。而大陸法系國家顯然也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事情正在起變化[35]。在大陸法系國家，「一系列對法律主張做出相同陳述的判例，其效力幾乎等同於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權威性。注意到判例匯編是頗具意義的，例如，德國最高法院認為，一位律師如果無視法院在其正式的判例匯編中所發表的一個判例，那麼他本人便應當對此產生的後果對其當事人負責。」在中國，自1992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也委託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每年都主編《人民法院案例選》，也有學者公開呼籲應當盡快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以誠實信用這則號稱「帝王條款」的原則為例，來研究遵循先例原則的現實意義。在我國的《民法通則》第四條只簡單提及此名稱而已，相關法學教科書對此也語焉不詳[36]。我以為這就是缺乏判例制度帶來的隱憂，因為這種道德條款很難用語言表達清楚。而在英美法系國家，誠實信用原則是建立在一個個具體的案例中的，後來的法官或者律師只要運用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從部分到部分的推理方式便可以輕松得出在他經手的案件中是否存在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問題——盡管這並意味著他們能指望先例能像手套一樣被輕松套在新的案件之上。
八.建立完善中國自己的判例制度
因此，我國建立判例制度勢在必行。成文法相對滯後和若干抽象原則難以解釋的特點，使得判例制度這種能有效彌補這些缺陷的制度的建立成為迫切的需要。而如前所述，中國的司法傳統並不排斥判例制度[37]，這使得在我國建立判例制度成為一種可能[38]。甚至有學者指出，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選編是有判例之名而無判例之實，我國早已出現判例制度的端倪。這或許是有道理的，但還是應該注意到案例和判例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質的區別的。
就目前而言，建立判例制度至少有如下幾種明了的益處：1.補充成文法漏洞與不足；2.彌補法律解釋的抽象性與不足；3.積累經驗，推動立法；4.利於法院司法裁判。
那麼，應該如何建立判例制度呢？這不是我所能探討的范圍了。但「小子姑且妄言之」，這不外乎是誰來/怎麼選、怎麼編、怎麼公布、怎麼更改判例的問題，而這一切都需要制度甚至是立法的確定和保障。
而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判例制度，在我看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規范和約束法官的司法裁判，減少其任意性。也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律師的業務素質，最終帶動整個法律人職業共同體的良性發展。這樣無疑是恢復民眾對法律信任的關鍵一步。這一步遲早要走出，我們不走誰來走，現在不走何時走？[39]
九.結語：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40]如果我們非得找到真理，找到萬全的辦法才能行動的話，我們無疑只是在等死。
我願是布萊克筆下的掃煙囪的孩子，又願如葉芝為自己選的墓誌銘一樣：
「對生與死，
冷眼一瞥，
縱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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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飄 2010-12-12
一、法律傳統資源[1] 界說

（一）關於「傳統」

什麼是傳統？傳統在歷史之流的滾滾風濤中形成，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傳統，總給人以混茫幽遙的印象，似乎無比豐厚，而又無從把握。據徐復觀先生的考證，「傳統」一詞在中國典籍中最早出現於《後漢書.東夷傳》。[2]但所指的只是統治者的權位繼承，與今天所講的「傳統」相去甚遠。中國過去有「道統」的名詞，但也不等於傳統。傳統這個詞，系從英文「tradition」翻譯過來的，而「tradition」又來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義是「引渡」，是一件東西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的意思。E.希爾斯認為，傳統意味著許多事物。就其最明顯、最基本的意義來看，它的含義是世代相傳的東西（tradium），即任何從過去延傳至今的東西。[3]關於什麼是傳統，還有很多觀點，在此不一一列舉，本文贊同對傳統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稱得是「一種前近代社會文化成果的總和，具有相對穩定、內部和諧一致的系統的特質」。[4]

（二）關於法律傳統

本文所說的法律及法律傳統是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的。狹義上，法律僅僅是法律條文與法典;而廣義上的法律及法律傳統包括那些實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觀念和法律傳統的思維與價值判斷的標准。法律傳統可以理解為在現代社會還在發生作用的，古代法律體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傳統。它應該是一個歷時性概念，不僅存在於古代社會中，而且存在於現存社會之中，是由傳統法律生長和演化而來的對現實社會仍發生作用和影響的未曾間斷、不斷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傳統法律則是一個歷史性概念，時間上主要是指前近代。傳統法律資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總稱，是一個國家法律發展的根基。一定條件下，傳統法律可以轉化為法律傳統。

二、關於法律現代化

（一）現代化衡量的標准

關於現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學者曾經從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萊克試圖從歷史發生學意義上對現代化加以理解，認為現代化一詞指的是「近幾個世紀以來，由於知識的爆炸性增長導致源遠流長的改革進程所呈現的動態形式。現代化的特殊意義在於它的動態特徵以及它對人類事務影響的普遍性。它發軔於那種社會能夠而且應當轉變、變革是順應人心的信念和心態。如果一定要下定義的話，『現代化』可以定義為：反映著人控制環境和知識亘古未有的增長，伴隨著科學革命的發生，從歷史上發展而來的各種體制適應迅速變化的各種功能的過程」。[5]

2.以研究中國現代化問題著稱的G·羅茲曼繼承布萊克的方法論原則，強調要把現代化看作是一個在科學和技術革命影響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變化的過程，是人類歷史上社會變革的一個極其戲劇性、深遠的、必然發生的事例。[6]

3.M·J·列維則從社會結構功能主義的立場出發，把現代化視為整個人類社會的一條普遍發展道路，指出「現代化畢竟是社會現實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飛躍。現代化是社會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種種關於現代化的觀點， 「盡管側重有所不同，但都顯然包涵著這樣一個判斷：現代化所謂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乃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和躍進，是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社稷社會生活主要領域的深刻變革過程。」[8]「現代化首先是一個變革的概念，是傳統生活方式極其體制向現代生活方式極其體制的歷史更替」；[9]「其次，現代化是一個連續的概念。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和變遷的過程。」[10]

在筆者看來，現代性和傳統性並不是互相對立和排斥的極端狀態，在任何社會中都不存在純粹的現代性和純粹的傳統型。相反，現代化過程是一個傳統性不斷削弱和現代性不斷增強的過程。每個社會的傳統性內部都有發展出現代性的可能，因此，現代化是傳統的制度和價值觀念在功能上對現代性的要求不斷適應的過程即：經濟領域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社會領域的城市化以及價值觀念領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動過程。

（二）法律現代化的含義

法律現代化就是指一個國家的傳統型法制向現代型法制變遷的過程。在靜態方面，法律現代化意味著已公布的法律是體系完整、層次分明、結構均衡、規范協調、體例統一，並且體現人民意志、適應社會發展、代表人類前進趨勢的「良法」；在動態方面，其意味著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無上的權威」。簡言之，法律現代化的目標是「法治」（rule of law）的實現。

三、法律傳統在法律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內發先行型國家

在現代世界的諸多法律傳統中，以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響最為廣泛，而兩大法系在演進的道路上又都和羅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兩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國家對羅馬法卻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態度：作為英美法系的發源地的英國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羅馬法的影響，走上了較為獨立的法律發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為核心的一種法律傳統；而以德法為代表的歐洲大陸的國家則採取吸收羅馬法的方式進行法律的現代化，形成了以羅馬法為底蘊的大陸法系。英德兩國實質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羅馬法、日耳曼習慣法在內的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結果，英國吸收了大量的羅馬法的先進成分[12]，德國中也保留了許多日耳曼習慣法的合理內核。

1.英美法系——以英國為例：英國法律史學家霍茲豪斯認為:西歐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部分是羅馬法的殘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學家所調和的蠻族習慣以及教會所保存的羅馬法學家的政治與法律思想。從來源看，英國的法律傳統綜合了日耳曼因素、羅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碩士論文《英國法中的羅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國對羅馬法吸收方式與大陸國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國法獨立於羅馬法傳統之外的一個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們都是精通羅馬法的，布萊克頓就是一例，他們在簽發令狀時受羅馬法的影響是難以避免的。但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令狀和判例這一普通法的發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狀為依據，以判例為表現形式，這使得更抽象化、將法律規則和規則的理由相分離的羅馬法只能溶於普通法之中，而無法以法律規范這一傳統形式表現；另外由於又受制於普通法的思維方式，即便是專家也難以發現羅馬法的影響。而且法系之間最直觀的區別在於法律的表現形式和思維方式而非內容，這一事實又強化了英國法的獨立地位，形成獨立於羅馬法之外的法律傳統。

（1）中央法院系統和巡迴審判。11－12 世紀，在中央王權的不斷強化過程中，審判權也向中央集中。開始由國王及其政府巡迴審判，但隨案件的增加和為了消除不定期巡迴審判的弊端，逐漸形成了固定於威斯敏斯特大廳的三大王室法院，巡迴審判在亨利二世時也進一步制度化。他們的作用是統一地方的習慣，形成了「王國的統一習慣」，這是任何地方領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爾松認為，適用這些習慣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轉為王室法院，使習慣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王室法院……認為這些習慣只是一些規則和抽象的權利，」習慣就變成了法律。這種將不成文的習慣轉變為法律，並用判決的形式固定下來的結果就是形成了英國自己的法律傳統。

（2）令狀制度。令狀是王室法院管轄權的依據，也即欲獲得王室法院（也即後來的普通法）的救濟，必須獲得令狀。而每一令狀都是對一種爭端的處理並包括相應的程序。

（3）陪審制。先前的陪審團是證明法律和事實的證人，他們為當時的巡迴審判提供當地的習慣，為後來統一全國習慣打下基礎。這里指的是小陪審團，它是為取代神明裁判和決鬥法等落後的裁判方法而設的理性的審判方法。它的運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當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轄權不斷擴大，這是它對普通法發展的第一個貢獻。另一個貢獻是，由於陪審團不是上帝，而是由會犯錯誤的一般人組成的，概括的證據則會誘導他們犯錯誤，這迫使法院改變以前概括的陳述和抗辯方式，使陪審團「在考慮事實的細節之後才作出」判決。這使得實體法開始產生。

（4）辯護士。辯護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審團產生以後出現的。當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後，鄰人誓證就維系不下去了，從地方帶一群鄰人到倫敦進行訴訟是不經濟的，於是倫敦就出現了一批職業法律者。他們既非鄰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證了。加上陪審團的世俗性（如上所述），於是他們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詳細地而非概括地敘述事實，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對原告的敘述進行抗辯。而每一種抗辯都是以承認一種規則為前提的，後來人就是從這些辯護士的抗辯中尋找法律規則的。[14]而令狀制度的復雜性以及選錯令狀的後果導致了辯護士的增加和專業化，最終形成了封閉的行會式的律師團體。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對法律過程的記述，後來則成為法律教育的基礎和法律淵源的資料來源。第一種是《令狀匯編》，由於訴訟必須以正確的令狀開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狀知識，而此類書籍的大量存在又為令狀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礎。第二種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蘭維爾和布萊克頓的最為著名。書的基本內容是關於令狀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種是《法律年鑒》，它記述了從訴訟以令狀開始到判決結束的整個過程，尤其是關於陳述和抗辯，它將陳述士陳述和抗辯中記錄下來，也即記錄了對案件適應的實體法。沒有人像羅馬法學家一樣寫決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評述和體系化的教學用書，沒有將事實簡化成一兩句話的評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狀和具體冗長的辯護辭。這些法律文件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當時法院中實用的法律知識；這些法律文件的內容又主要是對令狀和判例的評述，這促進了英國法律教育以及英國法律獨特傳統的形成。

（6）法律職業和法律教育。開始有法官而無法律職業，那時的法官是由教會人士擔當的，他們在更大意義上是行政人員；律師並不存在，但後來發生了變革。正如上文所說，由於抗辯和選擇令狀的復雜性和重要性，陳述士出現了，而且到十三世紀末在高等法院已成為一種封閉性的職業，也即律師了。同時就有從這些律師中選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傾向，自十四世紀開始，這種做法已成為確定的習慣。統一的英國的法律職業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頓說：「不過，如果出現了相同的案件，就應該用一種相同的方法來判決：因為從判例到判例比較好處理。」這種因素的作用是將書面形式固定的訴訟中體現的習慣法實質上作為了以後審判的法律依據，也即即使當時沒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從以前的判決中尋找到法律依據，而不需要考慮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觀念、或是吸收外來法進行判決。

Ⅳ 領導幹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認同普遍缺失。
這是一個最為嚴重而又被熟視無睹的問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法在現實生活中不過是一個概念現象、一種實用工具，甚至沒有被廣泛認知，更不要說被普遍信仰。一些領導幹部在施政過程中，常常考慮的是GDP、看得見的政績或民心工程、上級領導的滿意度、協調甚至是媚順輿論媒體，依法治市（縣、區）、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擺設。現如今很少有不強調依法行政的，他們甚至會認真講，只是不會認真對待。
二、法治權威遠未形成。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人們不信仰法，也在於實踐中，法治沒有形成應有的權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種挑戰，並且似乎還沒有勝利過，更不用說顯得強勢。在影響地方和基層的事務中，法治無論如何排不上前列。本來「法治」或「依法行政」應該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務，但常常在地方黨委、政府的報告中成為一項具體事務。從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說不科學、不應該，但就其排位來講，肯定在較後的文字里出現。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行政狀態，法治給人的力量還是輸給「人治」。
三、法治氛圍整體淡薄。
任何社會活動都與其環境密切關聯。如前所述，不少地方黨政領導的關注點其實不在法治，在我們這個強調「讓領導滿意、放心，讓群眾滿意、舒心」而重在「領導滿意」（因為即便群眾滿意了，領導不滿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維中，難免分出輕重緩急，無形中「法治」的思維就淡了，氛圍當然也就淡了。而事實上，依法行政所處的環境也比較尷尬，一方面被較高期待，另一方面則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寬容。特別是一些關繫到公民個體切身利益的執法過程，往往進行得不順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價。與此同時，人們骨子裡固有的傳統的「官本位」或是「權本位」思想至今還大行其是，沒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圍。
再看看我們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滿眼、滿街的是商業廣告，法治廣告和欄目相形見少，有的地方幾乎是全面讓位。我們參與的活動如果不是統一的要求，幾乎不會與法治相關。文藝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娛樂的，如果要找和法治關聯的，就要很費心思地專門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幾乎很少關心法治精神。電視劇上常有警匪片之類，主題很正義、正氣的也有，但多數更關注劇情的娛樂性。這也難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點或賣點，幾乎很難產生經濟價值。因此，整個社會實際消費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產品中，法治類作品或產品只佔極小的份額。這對於廣大的公民來說，受教育的頻率和強度顯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機制和保障。
文化建設無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經市場化，我們不能責備非財政資本的投資者和工作者沒有把他的作品創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畢竟投資的目的首先是利潤。問題是，誰來創造影響公眾的法治文化產品，誰有這個當仁不讓的責任，誰應該投資。
當然是政府。遺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設在地方被「輕」被「緩」了，幾乎很少有地方政府會把法治文化建設當重要工程做的。我們常看到公路、廣場、體育館場、劇院被當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舉全市（縣、區）之（財）力，加班加點趕進度，但沒有聽到哪裡的黨政領導把法治文化建設列進了工程項目表。地方黨政領導往往關注了「文化建設」的形，而沒有關注建設的實（內容）。因為要繁榮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屆政府怎麼做得了，於是大家樂得裝糊塗，絕不想再為「法治文化建設」專門規劃專門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財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導，長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設的處境難免成沒有封地的王子，穿著黃馬褂，過著游手好閑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體缺乏組織約束機制。
除了歷史文化的原因，為什麼主政者的執法主張、執法行為與執法理念之間會形成落差？組織約束機制失位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么講會令組織人事部門的同志不滿意，因為實在地講，組織人事部門在這方面的努力是自發的、巨大的，而且確有剛性舉措，但我們要探討的是實際效果。衡量一個幹部是否稱職，是否優秀，是否有作為，本來很難把握，當前我們往往從德、能、勤、績、廉幾個方面進行規制。但法治意識、法治能力怎麼體現在考評體系中就有難度了。特別是對於「沒有執法權」的公務員，如何評價其法治能力？幾乎沒有依據。但在整個公務員體系中，沒有具體執法權的人數巨大。這些人雖然不具體執法，但可能會決策執法、監管執法、保障執法。對這部分人，在法治考評時，往往是憑印象或虛擬為優。這剛好說明，許多行政人員游離在法治考評之外。而即便是具體行政執法人員，以其行政過程、程序是否合法、結果是否適當作為法治水平考評依據，已然不夠全面。執法的效果如何，不僅要考慮法律效果，還要考慮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不僅是一時的社會效果，還有長遠的社會影響。對這個層面的關注，公務員的組織人事考評體系顯然不夠。
共產黨是執政黨，面臨如何執政和長期執政的問題。依法治國是執政理念，不可能不體現在組織人事制度這個關鍵環節中，畢竟「幹部是決定性因素」。那麼，在抽象行政行為暫時沒有法律調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納入組織考評就顯得尤為重要。黨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調整的權力，如何規范約束抽象行政行為，其實對於法治的權威和信心至關重要，比如行政決策、行政審批制度、經濟規劃、城市規劃、行政收費等等，如果讓這些行為游離於組織考評機制之外，即便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再體現依法，也難攏住群眾游離於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臨新形勢新問題的挑戰。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處在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處在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對敵斗爭復雜的時期。地方政府執政執法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發展和維穩的任務都相當繁重。比如信訪問題，「維穩是硬任務」，各級黨委政府莫不重視，為了緩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視信訪工作。為了解決信訪問題，地方受到高壓，總結出「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幣來解決」等經驗，因而措施服從於結果。各個部門紛紛在各種「特殊敏感時期和日子」無可奈何地急於處理一些歷史問題和社會矛盾，但往往不能堅持公平正義，常常求助於親情倫理，親戚宗族，最終都以政府出錢了事，將法與理的和了稀泥。「上訪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訪」成為基層群眾的普遍認同。這種變態的文化認知，無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傷害。
之所以要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就在於文化具有導向性、先進性和滲透性。不認知、不重視、不投入、不弘揚，法治便沒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會有執法氛圍，法治被信仰便是無稽之談，依法治省、治市（縣）便是紙上談兵。如是這樣，難免空談誤國！因此，必須從領導特別是地方首長做起，認真思考治國方略實施問題，真誠信仰，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率先垂範，做法治文化建設的倡導者、踐行者。如是這般，則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權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領導幹部認識上的誤區是制約其法治文化素質提高的重要原因。雖然大多數領導幹部都十分重視法律知識的學習和掌握，但是現實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對學習法律知識、提高法治文化素質缺乏應有的重視，認為法律是「說起來重要，忙起來次要，做起來不要」。這種思想認識上的誤區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認為懂業務是硬條件，學法律是軟要求。有的領導幹部只重視經濟工作，看重業務工作，認為在業務上要多下些工夫，學通弄懂，這樣有利於出成績、出政績，對職業發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平時用不上，不學法、不懂法照樣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時再學也來得及，不行可以請律師及懂法律的人來幫忙。
二是認為學法、懂法是法律部門領導幹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門領導幹部的額外負擔。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認為法律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知識，學法、懂法是法律部門幹部的工作需要，對他們來說，學法、懂法、用法是一項很關鍵、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門的幹部職工有自己的專業及本職工作，不從事實際的法律工作，學不學法，懂不懂法不是什麼緊要的事情。
三是認為領導幹部從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學法、守法是群眾的事。不少領導幹部認為，黨政部門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政部門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學習法律。有的領導幹部將法治視為管理者的特權，僅僅當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對自己有利時就搬出來用一用，對自己不利時就擱在一邊。一些領導幹部對群眾缺乏信任，認為老百姓常常為了自己的利益破壞秩序，濫用法律條例，與政府「作對」，與官員「搗亂」，應該多學法，自覺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對老百姓的單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沒有從正面認識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義，反而認為通過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動輒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員，「不那麼好管了」。這些認識誤區如果不及時消除，不僅影響領導幹部法治文化素質的提高，還會影響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的進程，也損害了領導幹部在群眾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Ⅵ 戎威遠保安公司正規嗎

特別不正規！我在蘭州的分公司，一個月就一千九，還不能按時發下來！五險一金啥都沒有！這個公司是騙人的！去網吧當網管都比這個公司的福利好！

Ⅶ 中央電視台法制在線欄目的聯系方式，有哪位知道

我們群體報案，我們四川內江威遠有人利用互聯網國家的網路平台，大量騙取老百姓的血汗錢，經統計他們利用國家項目平台騙取老百姓幾百萬的血汗錢，搞得大家過年錢都沒有了，老百姓去派出所報案他們不受理，請問該怎麼辦？

Ⅷ 四川省威遠縣自強中學的辦學理念

威遠自強中學充分運用民辦教育的靈活機制，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黨和政府發展民辦教育的方針、政策、法規的指引下，排艱歷險，開拓創新，建立起了一系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教育規律的管理體制，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自強之路，形成了一個凝聚師生力量、感召師生心靈的自強精神，開拓了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新局面。開辦時，無資金，無校舍，無固定師資，一度被人譏為「三無學校」。招收的學生，全是公辦學校不收的「廢品」，一度被人為嗤為「落榜生的歸宿」。困難之大，可想而知。面對困難，我們毫不退縮，決定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不幹則已，干則一鳴驚人。於是從提高社會效益入手帶動經濟效益，然後以經濟效益反促社會效益，形成良性循環，滾動發展，開辟一條在毫無外援的條件下辦好學校的成功之路，展示「余熱生輝，老有所為」的風采。實踐證明，只要方向明，路子正，辦法巧，信心足，就能化險為夷，取得輝煌勝利，乃至創造人間奇跡。
威遠自強中學的人事制度和工資制度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工作方針和管理制度也符合教育規律。這一點，在實踐中已得到驗證。但有了好的制度，如不認真執行，制度就成為一紙空文。威遠自強中學的特點之一是制度先進，執行認真，效果顯著。如：執行人事制度，在選賢問題上做到了「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唯賢是用」，在裁員問題上，做到了「一視同仁，不避權貴，六親不認」。工資制度開頭就說：「在提倡無私奉獻的前提下……」這個「無私奉獻」誰來提倡？當然只有領導以身示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威遠自強中學校級幹部的工資只有教師平均工資的60%左右，高考升學獎只有教師平均獎金的四分之一左右。領導如此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自然令行禁止，一呼百應。學校的管理，一講科學，二講嚴格，三講全面，四講認真，形成校長總管，部門分管，教師細管，學生自管，上下左右擰成一股繩，四面八方聯成網的格局。實踐證明，管與不管大不一樣，管好管壞迥不相同。但管理不是管、卡、壓，而是正面引導，指前途，明方向，辨是非，識美醜，鼓干勁，樹信心，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威遠自強中學之所以能快速成長，長盛不衰，其中管理嚴格認真起了保證作用。
一個好的學校，不僅要講法治，還要講德治，只有雙管齊下，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創建意想不到的奇功。我們自強中學在十九年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凝聚力強、感召力大的自強精神，那就是立校為公、辦學為民的奉獻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奮斗精神，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與時俱進、勇於開拓的創新精神。簡言之，即「無私奉獻、艱苦奮斗、求真務實、銳意創新」。它是自強人引以為榮的形象標准，也是鞭策自己奮發向上的精神武器，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永生難忘。這種精神，也是一種時代精神，是學校文化的內核，也是學校發展的靈魂和動力。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學校才能披荊斬棘，巧渡難關，化險為夷，做到「期期有新招，年年更上一層樓」、「一屆優於一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永不疲倦地向著更高目標邁進。
准確定位，是民辦學校辦出特色的基礎。全國各地經濟千差萬別，社會各階層對教育的需求不盡相同，時代在飛速發展，因此，無論辦什麼學校，都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確定學校的性質、規模、檔次、發展思路和收費標准，既要充分估量有利條件，又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又不能脫離實際，盲目冒進。只有根據當地經濟條件，大眾消費水平和群眾的迫切要求來確定如何辦學，學校才有深厚的根基，豐富的資源，強大的生命力。無論什麼樣的學校，社會評價的標准，主要是看其培養人才的數量和質量，這是共性。因此，民辦學校必須走以質量求生存，以創新求發展的道路，扎扎實實地以教學為中心，以思想政治工作為核心，面向全體學生，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只有這樣，才能永葆青春，否則就是自速其死。
建立一支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是民辦學校成功的關鍵。毛澤東同志講：「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由此可見領導班子的作用何等重大。民辦學校的領導班子比公辦學校的權力大得多；權力越大，危險越多，一念之差，可能導致學校的興衰存亡。威遠自強中學之所以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長盛不衰，主要在於有一支「大公無私，高瞻遠矚，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領導班子。我們辦學，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完全是為了響應黨「科教興國」、「余熱生輝、老有所為」的號召，竭盡綿薄之力而已。我們共同的誓言是：「壯志未酬心不死，風馳電掣度殘年」、「聞雞起舞譜新篇，余輝不惜美人寰」；共同的憂慮是「但慮百年身死後，將何遺物教兒郎」；共同的願望是：「春蠶到死絲方盡，但留一縷在人間」。
建立一支素質較好、業務配套、相對穩定的教師隊伍，是提高辦學質量的保證。威遠自強中學培養提高教師的方法，總的說來，叫做「實戰練兵，逼上樑山」。具體做法如下：一是組織新教師學習學校的規章制度，使其明確工作要求和目標。二是開展「以老帶新，以新促老」，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師培工作。三是學校無償地提供大量最新、最前沿的教育資料，使他們博採眾長，見多識廣，有備無患。四是堅持相互聽課和同年級同學科教師集體備課制度。五是優勝劣汰，逐年更換。上述方法已成為學校幫助新教師過好教學關、提高教學質量和加速教師隊伍建設的有效途徑，避免了因教師的變更對工作的影響，從而保證了學校教育質量的穩步提高。盡管四川省直屬重點中學先後抽走了威遠自強中學30名高三教師，威遠自強中學仍後繼有人，而且出現了教學質量一代優於一代的可喜局面。
不斷前進，開拓創新。風雨如磐十九年，不圖已艷為人研。八千弟子多英俊，捷報頻傳樂不眠。昔日人譏落第所，而今盛贊育英籃。校園幾度換新貌，自力更生別有天。「三無」一去埋忠骨，「四有」層來展美顏。年年步步登高望，異草奇葩處處鮮。這首《自強頌》不僅高度濃縮了威遠自強中學的辦學經歷和輝煌業績，而且高度贊揚了自強人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憧憬未來的情懷。

Ⅸ 裸考的詞條來源

「裸考」這一2007年高考新增名詞，意指什麼加分都沒有的，僅憑考試成績的人。早已有人質疑考試加分有失公平，誰來溫暖「裸考」者「那顆冰冷的心」？
考試加分政策其出發點是想在優秀人才的選拔機制和方式上作一些探索的初衷，然而，誠如教育部門的官員所言，一些改革方向正確、具有針對性的改革舉措在實施過程中走偏了，演變成帶有功利目的的工具。
地方長官可以「金口玉言」般地出台考試加分政策——福建省漳州市市長親自拍板，只要納稅300萬元以上，其子女中考就可以加20分。
「特別優秀」又可以這樣產生——四川省威遠縣教委將「省三好」、「省優干」名
額全部安排給了主管教育副縣長的親戚、公安局長的外甥、農行副行長的兒子等「有背景」的學生。
「自然屬性」有時也顯得「不自然」——有些考生根本就不是什麼華僑子女，但是，只要在高考前到國外旅遊一趟，便可以通過有關渠道「變身」為華僑子女，獲得加分特權……是否應規范考試加分，如何規范？成為《重慶市國家教育考試條例》(徵求意見稿)日前在網上進行立法聽證時的討論熱點之一。民眾之所以如此關注考試加分，是因為「裸考」者缺少一件「法律外衣」，「裸」得不心甘，裸」得心寒。
法治社會里，立法規范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尤其是開門立法能夠最大限度地暢通與吸納民意。可喜的是，國家考試法已進入立法調研階段，重慶市已先走一步，在全國率先開始了教育考試地方立法工作。更讓人欣慰的是，民眾的參與熱情與立法部門的開明相得益彰，是法治社會不斷進步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