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法治思想

『壹』 管仲的法治觀與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法治觀的主要區別

管仲的法治關於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法治觀的主要區別，它的那個視頻呢，是法律太過強盛，沒有那種文藝的那種。

『貳』 請問管仲思想的精髓是什麼

管仲登上相位，掛印理政後，把「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作為治國強齊的重要原則，並傾畢生精力建構起一個富民強國的政治思想體系。 （1）組織管理。一是創造了新的「國」「鄙」二軌制，推行了一套以家為本位的社會編制組織。管仲對周代的鄉遂制度加以損益，通過「國分為三」、「鄙劃為五」的辦法，使全國建立起層層負責、分級管理、服從中央的體制，為推行中央集權政治奠定了組織基礎。這種「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形勢》）的社會編制組織，既能加強人們的同鄉意識，同國意識，又能以宗法意識鞏固社會的基本單位——家，以鄉土意識維系國，從而達到安國之目的，保證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二是對民採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點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業」。所謂「分居」，就是士、農、工、商各自「群萃而州處……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所謂「定業」，就是「工之子恆為工，農之子恆為農，商之子恆為商，士之子恆為士（《國語·齊語》）。」職業父死子繼，世代相傳。管仲認為分居的好處有二，第一是防止「雜處」。民不雜處則言不嚨，言不嚨則事不易；民不雜處則不見異物，不見異物則不遷。事不易，民不遷則社會有序，社會有序則國安，國安方可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則國富，國富方可稱霸。第二是便於教育。人們從小就從父母那裡學到從事本職業的知識技能。管仲認為「定業」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會的分工和統治者的需要，藉助政治的力量把每個社會成員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會各個部門，以便使社會這架大機器正常運轉。 （2）選賢任能。管仲認為要想把國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國家、發展生產、創造未來。他一方面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一年樹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治國者要把對人才的培養作為長遠戰略目標，統籌安排。因而，管仲規定了選賢的程序和原則，提出了「三選」制度。另一方面重視人才的標准。一要有「德」。「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為君主的「德」，就在於以國家社稷為重，行仁義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樹立「仁義」的道德規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強加於人。「義」就要對親屬孝悌慈惠，對君主恭敬忠信，對外公正有禮，對自己靜心克制，對國家任公御敵。二要有「才」。「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所比也（《形勢》）」。即有作為的人才，能夠不固守古法，順應時勢，勇於創新。第三，重視對人才的正確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勢》）。」二是破格錄用。衛國人寧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學，未被人用，管仲就極力向桓公推薦，拜為大夫。三是排斥獻媚取寵者。管仲向齊桓公指出，易牙殺子，開方背視，豎刁自宮，都是些居心叵測的人，萬萬不可親近。 （3）法德並用。管仲認為法德在治理國家中有著不同的社會作用，二者可以並用、互補。法是治民一眾的規范，行政施令的法寶。必須採用強制性手段「禁姦邪」、「禁淫止暴」、「治國使眾」。德是統一人們思想行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要通過教化，因勢利導，以化其惡，以養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強調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項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與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後，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原封不動地推行到士農工商四民中去，使人們了解、執行。同時，還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開、法律對等、執法以「公」、執法從嚴等多項主張，保證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國有四維」、「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理論，並對其內容作了詳細的闡述。這樣，每個社會成員都能把法律的有關要求和道德規范的有關內容內化為個人的自覺行為和習慣，就會「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小匡》）。」這樣，就能減少犯罪，形成有利於人君統治的社會風氣，國家穩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證。 2、善本起末的經濟思想。 以糧食生產為本，多種經營,有節制地發展工商業，是管仲治國宏偉規劃中的基本經濟思想。 （1）以糧為本。管仲認識到，糧食既是人們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眾的重要途徑和成就大業的物質基礎。「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國蓄》）。」人作為生命的有機體，維持自身生存及種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糧食，人們就有生存的保障，社會就表現為相對穩定的狀態。沒有糧食，人們就會因飢饉而外流，社會就會出現動盪。如何發展糧食生產，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辦法。第一，堅持「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牧民》）的基本原則。「務在四時」，就是指糧食生產的過程，必須遵循自然界變化的客觀規律，不誤農時，抓緊抓好不同季節的農事活動，尤其是春播與秋收。「守在倉廩」，是講國家一定要把糧食收進來，並做好儲藏工作，國家真正掌握對糧食的控制權。這「一務一守」，從動靜兩個重要環節把握住了糧食的生產。第二，推行具體可行的農業政策。一是採取「地均以實數」與「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實數」，就是國家對土地要加強管理，核正實際可耕地的土地數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狀況都要掌握好，然後，根據土質地利，進行適當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楚棘雜處，民不得入，百而當一（《乘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發揮。可見，「均地分力」是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的好辦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服務於農業。在農忙季節，國家不讓農民服徭役，也不要徵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約二十五天時間里，讓人們都回到地里勞動，國家發放貸款，支持播種。他強調，「四務」，即春、夏、秋、冬農業所需的東西，國家都要准備好。第三，「除五害，以水為始。」影響農業生產的水災、旱災、風霧雪霜、瘟疫、蟲災這五種災害，「水最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為始（《度地》）。」從而，把修築防止水害工程作為國家建設的重點項目，建立起嚴密組織領導，制定了具體措施，進行經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設，保證糧食豐收。 （2）多種經營。管仲積極扶持副業生產，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廣開財路，以求國家強盛，人民富裕。其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種植桑麻。桑麻是紡織業的原料來源，沒有充足的蠶絲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紡織出錦、綉、絹帛。因此，管仲繼承齊國種桑養蠶的歷史傳統，制定出具體政策，扶持桑麻種植及養蠶業的發展。規定在房宅左右要種植桑麻，支持婦女養蠶、紡織。傳授土壤知識，指導種麻。每年陽春，養蠶能手給予獎勵。採取這些措施，使齊國的養蠶業迅速發展。二是飼養六畜。管仲把養六畜納入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給予充分重視。對六畜飼養實行保護鼓勵政策，反對對飼養六畜徵收賦稅。規定：雜草叢生的窪地，不適合糧食生長，應作為飼養麋、鹿、牛、馬的牧場。在春秋兩季，把幼畜供應給百姓，把老畜殺掉賣出。同時，建立固定飼養場，設立負責記載牛羊繁育並查管牧養事務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提升一級。這樣有利地調動了人們養六畜的積極性，促進六畜興旺。三是多種瓜蔬。蔬菜瓜果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視瓜菜生產。「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權數》）。」四是植樹造林。管仲對國家土壤性質、地勢作出細致分析，提出了植樹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後種桑麻，城牆周圍種荊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錯落種植灌木與楊柏樹，保護堤壩。限制入山林砍伐時間，重視森林防火問題，獎勵植樹有功者。「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權數》）。」五是發展漁業。管仲任政於齊，積極要求發展漁業生產。他提倡國家對沿海漁業進行統一管理，制定合適的征稅政策，使生產與銷售連為一體，大大提高漁業生產的效益和漁民的積極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業」、「末事」或「末作」，可以簡單理解為泛指手工業或商業。在管仲心中，糧食生產是國富的根本源泉，是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須作為立國「本事」抓好，不能動搖。但是，當「工商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民趨利而耽農業時，就要提出「末產不禁，則野不辟」；當粟少國尚不富，為國富民強，則要求人們「禁末產，止奇巧而利農事」。這說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圍和前提條件的。這其中就包含著不是單純「禁末」的問題，而是如何使「末業」不影響「本事」，協調好兩個方面的關系這樣一個深層的思想。管子認為，「商之於國，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對於國家，並不是無所作為的人。商人為獲利，千里迢迢，不辭辛苦，調補餘缺，若善於以利引導，可使其利國利民。但由於經商賤買貴賣，財多利大，往往會誘人棄農經商，使社會上出現「野與市爭民」的矛盾。對此，需要運用國家行政手段，削減商賈之利，抑制其盲目發展。這種，採取因勢利導、合理協調的方法，對經濟的正常發展是必須和有益的。 3、愛民順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為本，作為立國、治國的根本要求，並使之與齊國現實社會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精闢而深刻的論述，並落實到具體的施政措施中去。 （1）順民利民。順民利民，就是指統治者施政立法應當順民心，從民所欲。管仲指出「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臣下》）。」即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是由於人民這個根本才成為國家。民眾既是社會的主體，想要爭奪天下，必須爭取民眾的擁護；想要成就王業，必須從民欲，順民心。他堅持「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聞，以天下之心慮」（《九守》）的政治原則。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這就是說政策法令的好壞，要以是否符合民心來衡量。管子認為，要做到順應民心，從民所欲，一是在實踐中了解民情，時刻注意關心民眾的疾苦。「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來絕，我生育之（《牧民》）。」民眾厭惡憂勞、貧賤、災禍、死亡而喜歡安逸、富貴、穩定、生存。那麼，國家在制定方針政策時，就應順民眾的這種心理要求。二是採取「予之為取」的政策。「予」是指統治者在政治、經濟上對民眾採取的一種寬惠的政策。「取」則是獲得民眾的支持，達到經濟上富國、軍事上兵強，政治上稱霸的目的。他們根據人們好獲利而惡奪取的普遍心理，採取一種「取之無形，予之有形」的隱蔽方法。「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國蓄》）。」這樣，就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擁戴。 （2）愛民恤民。愛民恤民，就是指統治者要以民眾為軸心，憂民眾之所憂，急民眾之所急。管仲提出了「興德六策」和「九惠之教」。興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窮」、「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是指「養長老，慈孤幼，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即敬養老人，慈恤幼孤。救濟鰥寡，關心疾病，弔慰禍喪。「振其窮」包括「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即給寒冷的人以衣服，給飢渴的人以飲食，救助貧陋，賑濟破敗人家，資助赤貧。「厚其生」是「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即開闢田野，建造住宅，講究種植，勸勉士民，鼓勵耕作，修繕房屋。「輸之以財」是「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變關市、慎將宿。」即開發潛在的財源，疏通滯積的特產，修築道路，便利貿易，注意迎送往來。「遺之以利」是「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即疏浚積水，修通水溝，挖通迴流淺灘，清除泥沙淤滯，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橋梁。「寬其政」是「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即薄收租稅，輕征捐賦，寬減刑罰，赦免罪犯，寬恕小過。「九惠之教」在《入國》中有詳細的說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就是在城邑和國都設有「掌老」、「掌幼」、「掌孤」、「掌養疾」「掌媒」、「掌病」、「掌窮」、「掌困」、「掌絕」的官，深入百姓，隨時了解實際情況，為百姓解決具體問題。實行了這些政策，使幼有所養，老有所終；孤殘有助，鰥寡有居；貧困得濟，烈士得祭，民眾承蒙恩惠，無不喜悅，從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管仲繼承和發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傳統，形成了以「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1）物質生活決定倫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貢獻，就在於自覺地意識到物質生活條件對倫理道德形成的決定作用，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著名命題。並對此從足民富國與倫理道德的密切關繫上做出深刻論述。「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對於人的生活來說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們首先在物質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對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堅持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社會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立場，為他的倫理觀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對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的建立產生了深刻影響。 （2）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管仲不僅論述倫理道德形成的社會物質原因，而且，對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寫道，「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也就是說,維系國家命運的有四大綱紀，缺了任何一條，國家就會不穩。如果缺了四條，國家就會滅亡不可挽救。「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牧民》）。」維系國家的四大綱紀，就是指「禮、義、廉、恥」這四個方面最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和准則。有禮，人們就不會超越應守的規范；有義，就不會盲目求進；有廉恥，就不會掩飾過錯，不會趨從壞人。「禮、義、廉、恥」皆備，人們就不會巧謀欺詐，行為就會自然端正，邪亂之事也就不會發生。這樣，才能國泰民安。反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牧民》）。」 （3）社會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認識到，形成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和思想，其基礎和前提是「倉廩實」，「衣食足」，但是，只強調「倉廩實」，「衣食足」，還不夠，必須進行社會教化。就是在滿足民眾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教民「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五輔》篇提出「義有七體，禮有八經」。義有七體，「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譏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這「義」的七個方面內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團結，和睦團結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會才能穩定發展。所以，義是不可不行的。「禮有八經」，即「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這八個方面是禮的綱領。如果上下沒有禮儀就要亂，貴與賤沒有本分就要爭，長與幼沒有等次就要叛離，貧與富不依法度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叛離，貧富失其節制，國家必然陷入混亂。所以，禮是不可不重視的。「廉恥」是指內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牧民》）。」因此，通過教誨和啟發，「養之以化其惡」、「明之以察其生」，使人棄惡行善，清除無度慾念，修行內心，這樣方可正氣上升，行為端正。 管仲的治國思想，除上所述，還有軍事、文化等方面。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就是對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很強的啟迪意義。 1、有利於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現代社會的全面發展。 管仲上任伊始，擺在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治理國內的混亂貧窮。管仲從實際出發，不好大喜功、急於求成，而是堅持社會調查，使國情、民情盡在胸中，大膽提出「政不履舊」的觀點，對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進行深刻改革，制定出「亂世稱霸方可自存，欲稱霸必富國強兵，富國強兵需要民心安定」的治國方略，做出了很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有力地促進了齊國的發展，使齊成為大國。今天，落實黨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科學發展觀，朝著「小康」社會的目標奮進，上文所論及到的管仲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民本思想、社會倫理道德思想等內容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2、有利於堅持「以人為本」，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 管仲的民本思想適應了社會變革和統治者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歷史推動作用，受到後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視。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貴君輕」、朱熹的「蓋國以民為本」及唐代魏徵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觀點，都滲透著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今天，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注重以人為本，著重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這是新形勢下對古代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的具體體現。堅持「以人為本」，一要滿足人的正常需求。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出發點和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生活越來越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二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必須有人的現代化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偉大的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它的目標是既要擺脫貧困落後，實現經濟的現代化和物質生活的現代化，又要擺脫愚昧，實現以民為主為標志的政治文明現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現代化。而實現這些的關鍵是有賴於人的現代化。因此，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把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現代化放在主導地位。三要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決定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實現。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極其艱巨復雜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很多舊的問題需要繼續解決，新的問題更是層出不窮。黨只有緊緊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 3、有利於實施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社會主義的性質，要求我們既重法治又重德治。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同時，也必須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和道德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市場經濟建設中也出現了不少對道德建設有消極影響的因素，如金錢觀念、享樂觀念、利己觀念導致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由功利性導致的在處理個人與社會、集體和國家利益沖突時位置的顛倒；經濟成分、經濟利益、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就業形式和就業崗位的多樣化使某些人在道德選擇面前產生困惑，影響正確、進步道德標準的建立，諸如此類的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不良思想、觀念和行為，單靠法制是不能完全解決好的，還必須靠教化和德治，使人們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只有雙管齊下，才能有效克制這些不良行為和消極因素，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古代的管仲在法德治國和社會道德教化方面所提出的主張及具體做法，以及管仲本人不畏社會非議，不計個人得失，不求爵祿和財貨，只圖齊國強盛的高尚情操，很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4、有利於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傳統的歷史積淀，是一個民族所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一個民族遵循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所體現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徵；是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帶有本民族特點的外在體現。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質，就不可能戰勝前進道路中的艱難險阻，不可能創造燦爛輝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古代，民族精神集中體現在兩個層面上。個體層面上，它常常表現為「理想人格」，即古人常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尚人格境界（包括進取有為、團結友愛、自尊自重、無私奉獻等）。在這個層面上，中華民族精神發揮著巨大的道德潛能。社會層面上，它集中體現為「理想社會」，即生機與活力、和諧統一、獨立完整、尚德昌盛、綿延永長等。在這個層面上，中華民族精神又以觀念的形式發揮著巨大的驅動力、凝聚力，鼓舞著人們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奮斗。

『叄』 管仲主張以法( ),以法( ),以法( )。

「管仲主張以法理政，以法統軍，以法治民，並在制度上將這三者結合起來。這是管仲法律思想的主要表現。」

『肆』 管仲變法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歷史上管仲相齊，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諸葛亮相蜀，使劉備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二人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且居功至偉。
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
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伍』 管仲的法治思想中處處體現著什麼思想認為善待民眾重視民眾民心是君主成就霸業

富民思想，「例如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仲認為只有君主實行富民措施，民眾才認可君主的統治合法性。

『陸』 春秋時期管仲提出什麼思想

他主張法治。全國上下貴賤都要守法，賞罰功過都要以法辦事。他認為國家治理的好與壞，根本在於能否以法治國。管仲非常重視發展經濟，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就是國家的安定與不安定，人民的守法與不守法，與經濟發展關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貴的地方，如他主張尊重民意，他說「順民心為本」，「政之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柒』 《管子》表達了管仲什麼樣的治國思想

《管子》是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跡。《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道家之言也。據中國日本學者統計《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語言片段與哲學思想。也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龐博。[5]
《管子》一書以黃老道家為主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既強調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又主張以人為本，促進農工商業的均衡發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堅持正義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晉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殺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書原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託名春秋管仲著。其實《管子》同先秦許多典籍一樣，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時之書。是一部稷下黃老道家學派的文集匯編。當前，學術界普遍認同這種觀點。
總覽《管子》全書，內容較為龐雜，匯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輕重等百家之學。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黃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點是將道家、法家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又將道家思想切實地落實到了社會人事當中，這同三晉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區別的。《漢書》把《管子》分在道家類，《隋志》以後的類書卻把它分在法家類。不同的歸屬恰好說明《管子》的思想特點。同時，黃老道家兼容並包，積極吸收儒、墨等學派的思想長處，將禮義和等級名分的理論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主張禮法結合，倡導確立嚴格的等級名分體系及以之為基礎的社會道德規范。這些都適應了戰國中期的時代需要，反映了齊國變法時期的政治實踐。[6]
《管子》一書中的《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水地》、《形勢》、《宙合》、《樞言》、《九守》、《正》、《形勢解》「、《版法解》、《勢》等等文章側重於用道家哲學來闡釋法家政治，通常被認為是黃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黃老道家道法結合、兼容並包的學術特點，是繼《黃帝四經》之後黃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發展，它促使黃老學派的思想進一步走向成熟。[6]
《水地》提出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術》上下﹑《白心》﹑《內業》中﹐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樸素唯物主義精氣說﹐認為萬物﹑人都產生於精氣﹔精氣是一種精細的氣。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文中也講「道」﹐認為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道與精氣的關系﹐講得不明確。

『捌』 有關管子（管仲）的所有思想主張介紹

管仲注重經濟和農業，反對空談主義，開創職業技能教育。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

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

管仲改革的實質，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最早提出「華夷之辨」與「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思想。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

管仲的外交主張，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幟，以諸侯長的身份，挾天子以伐不敬。齊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

此後遇到侵犯周王室權威的事，齊桓公都會過問和制止，此次盟會齊桓公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戰略獲得了很大成功，使齊桓公霸業更加合法合理，同時也保護了中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他的辦法乃是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管仲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即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准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8)管仲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齊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齊桓公會同各諸侯國擁立太子鄭為天子，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後，命宰孔賜齊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齊桓公召集各路諸侯大會於葵丘（今河南蘭考、民權縣境），舉行受賜典禮。

受賜典禮上，宰孔請周襄王之命，因齊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賜。齊桓公想聽從王命，管仲從旁進言道：「周王雖然謙讓，臣子卻不可不敬。」齊桓公於是答道：「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王命，而廢臣職嗎？」說罷，只見齊桓公疾走下階，再拜稽首，然後登堂受胙。

眾諸侯見此，皆嘆服齊君之有禮。齊桓公又重申盟好，訂立了新盟。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齊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帶勾結戎人進攻京城，王室內亂，十分危機。齊桓公派管仲幫助襄王平息內亂。管仲完成得很好，獲得周王贊賞。周襄王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備用上卿禮儀設宴為管仲慶功，但管仲沒有接受。最後他接受了下卿禮儀的待遇。

『玖』 管仲的法治觀及形成背景

摘要 管仲的法律思想：1、管仲法治思想倡導「事斷於法」，實質是以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