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法治建設論文

Ⅰ 中國旅遊法制建設的相關論文

看看下面兩篇文章就差不多了！
http://news.et-china.com/etnew/readnews.asp?NewsID=1098&BigClassName=%D0%D0%D2%B5%B6%AF%CC%AC&SmallClassName=%C2%C3%D3%CE%D2%B5%B6%AF%CC%AC&SpecialID=0
http://www.yzdb.cn/gmyfz.asp?id=139
1.中國旅遊法制建設進步大 依法治旅格局基本形成
旅遊業是依託性、關聯性很強的產業，它的健康發展必須以法制為保障。改革開放以來迅速崛起的旅遊業，其法制建設經歷了從無到有、加快建立、逐步強化的過程。尤其是「九五」以後，隨著旅遊業的飛速發展，旅遊法制建設也日新月異，推動著我國躋身世界旅遊大國行列。一、旅遊法制建設步伐日益加快我國旅遊法制建設最初較多的表現為行政手段管理，隨著國家法制建設步伐的整體推進和旅遊業的加快發展，旅遊業的發展和管理加快進入法制化軌道，依法治旅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主要表現在：
1、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

「八五」期間旅遊法制規范的內容，許多都是直接與旅遊企業的經營密切相關，如旅遊價格、外匯兌換、旅遊商品生產、外匯報價結算、廁所收費、門票價格等，反映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時代特徵；「九五」以後，這些項目因大都下放到了旅遊企業，立法規范的內容陸續轉向管理市場准入、市場秩序、經營規則等方面，反映了旅遊行政管理職能的逐步轉變。

2、由單項內容逐步向綜合方面過渡。「八五」期間，旅遊立法規范的內容一般比較單一，大多針對某一事項做出規定，如旅行社的質量管理、旅遊簽證的通知、對客人服務的基本標准、旅遊投訴的規定、旅遊發展基金的征繳、旅遊商品定點生產企業的審批、旅遊安全事故的報告與處理程序等，反映了旅遊立法逐步建立的過程。「九五」以後，旅遊立法規范的內容明顯趨向於綜合，涉及一個方面的法規、規章明顯增多，如旅行社管理、導游員管理、出國游管理。以出國游為例，以前出台過多個規范性文件，後來被1997年的部門規章、2002年的行政法規所取代。

3、規范范疇逐步從傳統轉向新興領域。「八五」期間，旅遊立法基本以旅遊接待和經營方面內容為主，比較集中的是旅行社、涉外飯店等，即旅遊業起步發展以來的傳統產業范圍；「九五」以後，隨著旅遊產業規模的迅速擴張，「大旅遊」從概念變為了現實，旅遊立法也就拓寬了領域，如合資旅行社、內河遊船評定星級、旅遊漂流管理、旅遊標准化管理、旅遊規劃管理、旅遊統計管理、優秀旅遊城市創建等。

4、由行政手段為主加速轉向法制化。「八五」期間，旅遊法規性文件大多是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出台的，即使國務院發布或批准下發的也不例外，據不完全統計，此間出台的旅遊規章、規范性文件多達45個，其中占相當數量的是以《通知》的形式。「九五」以後，隨著《立法法》的實施，旅遊法制化工作加速走向正軌，此間出台的規范性文件約減少了50%，而行政法規出台了2部，即《旅行社管理條例》、《導遊人員管理條例》；「十五」以來，現已修訂了1部行政法規(《旅行社管理條例》)、出台了1部行政法規(《中國公民出國旅遊管理辦法》)和5個部門規章，旅遊的立法規格、法律效力都有了明顯提高。

二、一些領域的旅遊法制漸成體系旅遊業至今尚未有一部綜合性的旅遊大法，但近年來某些領域的旅遊法制已取得較大成績，初步形成了以旅行社業為核心的旅遊法制體系。

1.旅行社業的旅遊法制建設日趨健全。旅行社被喻為旅遊業的龍頭，隨著旅遊業的飛速發展，旅行社數量快速增加，由1996年的全國4252家，增加到2001年的10532家。為及時加強對旅行社市場的管理，1996年10月15日國務院發布了旅遊業首部行政法規——《旅行社管理條例》。為貫徹好《條例》，國家旅遊局制定了《旅行社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並先後出台一些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如《旅行社質量保證金暫行規定》、《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規定》、《旅行社經理資格認證管理規定》、《關於加強旅行社審批和登記管理的通知》、《關於加強和規范旅行社門市部管理的通知》等，形成了以旅行社為核心的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我國加入WTO以後，為及時適應新形勢的變化，又加快修訂了《旅行社管理條例》，增加了有關「外商投資旅行社」的內容，使《條例》囊括了對各種類型旅行社的管理。

2.導游管理有法可依。導游員是旅遊活動的具體組織者和服務者，與旅遊消費和接待服務質量密切相關。全國現有導游員15萬人，以及大量季節性的臨時導游員。1999年5月14日，國務院發布了《導遊人員管理條例》，這是旅遊行業的第二部行政法規，明確了導游資格考試制度、導游證制度、導游分等定級、導游工作職責與處罰，為建立政治業務素質雙過硬的導游隊伍提供了法律保障。為貫徹好這個《條例》，國家旅遊局1999年8月出台了《導游證管理辦法》，2001年12月出台了《導遊人員管理實施辦法》，增加了對導游實行分級管理、登記制度、記分管理、年審管理的規定，強化了對導遊人員的日常管理。

3.出境旅遊管理逐漸步入法制化。為加強對出境游管理，1997年7月1日，經國務院批准，出台了《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理暫行辦法》。經過5年的發展，我國出境旅遊已達1213.3萬人次，因私出境旅遊明顯加速增長。為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變化，國務院決定2002年7月1日起實施《中國公民出國旅遊管理辦法》，這是旅遊行業的第三部行政法規，從管理手段上向法制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根據新的管理辦法，出境游組團社由67家擴大到528家；隨後出台了《中國公民出國旅遊服務標准》；10月28日，國家旅遊局又發布了《出境旅遊領隊人員管理辦法》，使出國游管理更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地方旅遊法制建設取得明顯突破地方旅遊法制是全國旅遊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九五」以來，旅遊業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快速成長，地方旅遊法制建設步伐也抓緊跟進。

1.省市旅遊立法起點較高。

「八五」期間，國家層次的旅遊立法尚以規范性文件為主，省市則大多以政府名義制定了旅遊規章，據統計，僅加快旅遊業發展方面的就有18個省份，屬綜合管理的有2個省份。「九五」時期，除10來個省份出台了政府規章外，21個省份、7個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出台了由省人大發布的地方旅遊法規(旅遊業管理條例)。

2.絕大多數省市已制定了旅遊《條例》。1995年6月22日，海南省第一屆人大常委會批准了《海南省旅遊管理條例》，成為全國第一個地方性旅遊法規。此後，各省加快了旅遊立法步伐，截至2002年11月上旬，除吉林、青海、天津、上海四省市外，已有27個省份制定了旅遊《條例》，佔全國省份總數的87%(除台灣)；廈門、青島、深圳3個單列市出台了《條例》，佔全國單列市總數的60%。此外，武漢、哈爾濱、鄭州、廣州、大同、成都6個大城市也報經省人大批准出台了旅遊《條例》。

3.旅遊立法適應了地方旅遊發展需要。各省市除了制定綜合性的政府規章、地方法規外，還出台了不少針對性較強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內容涉及旅遊安全、設立分支機構、旅遊度假區、旅遊商品生產、旅遊企業所得稅返還、旅遊景點徵收專用資金、散客服務、特殊旅遊項目、景區景點講解等。當前，各地為了與世貿規則接軌，抓緊了對地方旅遊法規的修改，海南、廣西等6省市已基本完成修訂，北京、山東、內蒙古、湖北、陝西、雲南等10省區市已把修訂列入計劃。可以相信，這對促進入世以後旅遊業的加快發展將發揮重要作用。

四、旅遊行政執法力度和執法水平明顯提高「八五」以來，隨著我國法制化建設進程的加快，以及旅遊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張，加強旅遊執法被提上重要工作日程。特別是「九五」以後，隨著旅遊部門管理職能的轉變，旅遊執法實踐大量增加，旅遊執法水平也有了明顯進步。

1.旅遊行政執法隊伍不斷壯大。「九五」以後，根據旅遊業發展的需要，國家旅遊局成立了旅遊質量監督監理所(即「質監所」)，專門負責受理旅遊投訴，以後全國逐步建立起國家、省級、旅遊城市三級質監網路，現在崗人員近千人。其中，四川省質監所是行政編制，陝西、雲南、青海、寧夏4省區的質監所與行管處合並執法，12個城市成立了旅遊執法(稽查、監察)大隊，其他100多家質監所的一部分被賦予了一定行政職能，成為旅遊行業管理的重要補充和旅遊行政執法的重要力量。

2.日常性的旅遊執法數量增多。受理旅遊投訴和進行旅行社業務年檢，是旅遊執法的日常性、經常化內容。據統計，2001年全國各級質監所接受旅遊投訴(僅統計了29個省區市)6966件，正式受理5738件，結案5417件，結案率達到94%。在2001年的旅行社業務年檢中，1142家旅行社被暫緩通過年檢、並分別受到限期改正、警告、通報批評、限期整頓、停業整頓等處分，占參檢的10.85%；293家沒有通過年檢，被注銷、吊銷營業許可證或自動提出歇業，占總數的2.79%。

3.專項旅遊執法活動成效明顯。「九五」以來，整頓旅遊市場秩序一直被作為工作重點。1995年底至1996年，打擊無證無照和超范圍經營為重點的專項治理，查處旅遊市場違法違規行為4093件；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首季，集中開展對出境游市場的整頓，重點查處旅行社掛靠承包、「黑社」、超范圍經營、零負團費、虛假廣告等；2002年上半年開始的旅遊市場打假打非專項整治，已出動檢查人員2.6萬人次，檢查導游9萬人次，現場檢查率達到60%，1700名違規導游被扣分處罰，查處了一大批違規違法經營者，打擊了旅遊市場的欺行霸市、強買強賣、欺客宰客行為，旅遊市場秩序和環境有了比較明顯改善。

此外，各級人大每年開展的專項旅遊執法大檢查，督促和推動了旅遊行政執法工作的深入開展；旅遊行政執法所引發的一些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督促旅遊執法人員進一步學法、懂法、用法；各地舉辦的形式多樣的旅遊執法培訓班，對提高旅遊行政執法水平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當然，由於旅遊業發展形勢一日千里，現行旅遊法規的一些內容很難跟上快速發展的旅遊現實，加上國家至今尚未出台一部《旅遊法》，因此，我國旅遊法制建設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全行業堅持不懈地去努力和探索。

2.論我國旅遊立法的滯後性及其完善

健全的旅遊立法是旅遊資源開發和旅遊產業建立和良性發展的法制前提和保障。加快旅遊立法是培育、規范旅遊市場秩序，應對和接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客觀需要，同時也是建立我國旅遊法律體系的重要內容和步驟。許多旅遊業比較發達的和法制比較完善的國家，旅遊法律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成為國家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雖然已經建立了以憲法為基礎，以部門法為主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框架體系，但是從部門法的角度看，我國旅遊法律還存在著嚴重滯後性。這種滯後性已給發展旅遊業帶來了不利影響，甚至出現了一些企業為了賺錢，在開發旅遊資源的幌子下搞出破壞環境、糟踏資源的項目，擾亂旅遊經營市場、侵害遊客合法權益，使我國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旅遊大環境的建立面臨嚴重的挑戰。這種滯後性主要表現為：
一是旅遊基本法和單行法空白。旅遊基本法屬於我國旅遊法律體系中的「憲法」，是各級、各類旅遊立法的淵源和依據。旅遊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不僅對於旅遊法律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於我國旅遊業的整體發展也具有規范和指導意義。但自建國以來，我們尚未制定過一部全面、系統的旅遊的基本法律或單行法律。九屆全國人大以來，不斷有代表建議國家應將旅遊法的制定頒布作為當前旅遊業發展工作的重中之重，組織專門力量，加快旅遊產業法律體系的建設[1]。事實上，旅遊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整個中國旅遊法制建設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也使得地方性旅遊立法活動缺乏可供遵循的立法根據和原則。這種狀況也是引起目前旅遊市場秩序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國家級旅遊立法數量少，層次低，旅遊法律體系很不完備。改革開放後我國非常重視法制建設，但至今沒有一件專門調整旅遊關系的法律，國務院頒布的調整旅遊關系的行政法規僅有三件[2]，國家旅遊局頒布的旅遊規章也僅有六件。總體上看，現行的法規、規章在立法層次上沒有對國家發展旅遊業的原則和措施作出根本性的規定，也沒有對旅遊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關系作出有效的約束和調整。所以，在我國旅遊法律體系中，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作為社會公共產品在數量上供給嚴重不足，在立法的位階上處於比較低的層次，有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立法思想過時，內容簡單、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三是地方性旅遊立法各自為政，缺乏統一性和協調性。近年來，一些地方為了實現和保障旅遊業在本地產業中的支柱性地位，相繼出台了地方性旅遊法規。但由於各地市場經濟和旅遊業發育程度不同，這些地方性旅遊法規立法水平參差不齊，內容不一，個別的還存在與國家政策導向相抵觸的現象。同時由於其適用范圍分別僅限於本行政區域，因而無法實現對整個西部地區旅遊資源的整合，也不可能統一協調各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更無法實現跨省、跨區域間的旅遊合作。
法理學原理告訴我們，法的運行與作用的發揮不是僅僅依靠一部法律或地方性立法，而是由成龍配套的一系列的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結構合理有序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來共同發揮作用。
旅遊立法也應當是多層級、全方位發展。要加強和完善旅遊立法，首先要合理協調「兩級」的立法關系。國家立法要先於地方立法，要在宏觀上能夠規范和引導地方立法；地方立法要與國家立法相互協調，增加國家立法在地方的適應性，細化國家立法的可操作性；要調動「兩級」立法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國家立法與地方立法在規范、保障、引導旅遊資源開發與保護、旅遊產業建立、旅遊市場秩序維護及旅遊監管體制創立與運行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要加快國家級旅遊立法的進程。國家立法涉及到以下幾個層次的法律法規：一是完善旅遊大環境的法律。這類國家級大法的重點是解決旅遊發展的法治大環境問題。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有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保險法、食品衛生與安全法等。這些大法對旅遊發展的宏觀環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法律已經制定，現在需要逐步修訂和完善。二是加快制定旅遊法。旅遊法是規范旅遊業發展的綜合性實體法和部門法。同時該法作為規范旅遊業的「憲法」，還要為旅遊單行法、國務院旅遊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旅遊法規提供立法依據和指導。所以，旅遊法對旅遊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根據全國人大代表的建議，《旅遊法》的內容應重點放在：「明確旅遊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確定國家發展旅遊業的原則和措施，確立合理開發、科學利用旅遊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制度，規定對旅遊者權益的保障等」[3]方面。三是健全旅遊行政法。這是由國務院制定和頒布的旅遊行政法規，通常以「條例」等形式出現。國務院旅遊法規的內容一般操作性比較強，制定程序也不像制定旅遊法律那麼復雜。目前主要有《旅行社管理條例》《導遊人員管理條例》《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還有一些行政法規如稅收、出入境管理、旅客運輸損害賠償等涉及到旅遊方面，但這些都不是針對旅遊業發展而專門頒布的旅遊行政法規，在適用上有一定局限性，有的還不相協調，需要進一步完善與修訂。與其他部門法相比較，旅遊行政法規的類型與數量還遠遠不夠，與旅遊大國不相適應。應當盡快制定和頒布《旅遊資源開發與保護條例》《旅客權益保護條例》《旅遊飯店管理條例》《旅遊安全與旅遊保險條例》等行政法規。四是搞好部門規章的配套工作。這是由國家旅遊局單獨制定或與國務院其他部門聯合制定的各種調整特定旅遊關系的行業性規范。部門規章已有近20件，其中由國家旅遊局頒布的13件。這些部門規章是目前我國旅遊行業中遵循得比較多的規范，包括一些具體規定和技術標准，是調整全國旅遊工作的主要規范。這類旅遊規章需要進一步清理、補充、修改。
第三，地方立法的重點是要抓緊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旅遊條例、旅遊資源保護條例、旅遊市場行為的監管及遊客利益保護等地方性旅遊規范[4]，細化立法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拓展地方旅遊立法的空間范圍；注意把比較成熟的由政府頒布的行政規章及時上升為穩定的地方法規。這樣既可以完善地方立法，又可以為旅遊基本法的制定和頒布積累豐富的地方立法經驗。

Ⅱ 求一篇論文 題目是 全球化與中國的法治建設研究 要求格式要對，不用論文答辯。 發來的都有分 分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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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如何看待中國的法制發展進程論文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Ⅳ 結合法律知識淺談怎樣建設法治中國論文

碩士論文應能表明作者確已在本門學科上掌握了堅實的基礎理淪和系統的專門知識，並對所研究課題有新的見解，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成獨立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能力。
博士論文應能表明作者確已在本門學科上掌握了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和系統深入的專門知識，並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學或專門技術上做出了創造性的成果。
學術論文
學術論文是某一學術課題在實驗性、理論性或觀測性上具有新的科學研究成果或創新見解和知識的科學記錄；或是某種已知原理應用於實際中取得新進展的科學總結，用以提供學術會議上宣讀、交流或討論；或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或作其他用途的書面文件。
學術論文應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內容應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而不是重復、模仿、抄襲前人的工作。
主要特點

科學性
學術論文的科學性，要求作者在立論上不得帶有個人好惡的偏見，不得主觀臆造，必須切實地從客觀實際出發，從中引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在論據上，應盡可能多地佔有資料，以最充分的、確鑿有力的論據作為立論的依據。在論證時，必須經過周密的思考，進行嚴謹的論證。
創造性
科學研究是對新知識的探求。創造性是科學研究的生命。學術論文的創造性在於作者要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能提出新的觀點、新的理論。這是因為科學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統的」，「科學方法主要是發現新現象、制定新理論的一種手段，舊的科學理論就必然會不斷地為新理論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沒有創造性，學術論文就沒有科學價值。
理論性
學術論文在形式上是屬於議論文的，但它與一般議論文不同，它必須是有自己的理論系統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羅列，應對大量的事實、材料進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一般來說，學術論文具有論證色彩，或具有論辯色彩。論文的內容必須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符合「實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綜合」 的科學研究方法。
平易性
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述科學道理，不僅要做到文從字順，而且要准確、鮮明、和諧、力求生動。
專業性
是區別不同類型論文的主要標志，也是論文分類的主要依據。
實踐性
是論文價值的具體體現。 它還表現在內容上，旨在根據一定的崗位職責與目標要求培養能力。

Ⅳ 《如何認識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的論文應該如何寫

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如車之兩輪和鳥之雙翼，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可以說，法律是固國之根，道德是固國之本。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時，同樣應該重視建設社會主義德治。 第一，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補充。法律具有強制性，其背後有國家機器為支撐，因此是調節社會關系最強有力的工具。但是法律不可能滲透進社會層面的各個角落。於是，道德必然成為法律的補充，因為道德是依據社會輿論和人的內心信念維持的，它無時不在無處不有，與社會生活如影隨形。因此，強調以德治國，不但不會削弱依法治國。相反會使依法治國更加有力和有效。而且，從法律制定的層面看，任何法律都離不開道德的預設，它雖然體現著階級的意志，但也氤氳著道德的希冀。因之，依法治國離不開以德治國。 第二，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之「流」。當前，中國建設法治國家，其理論建構應該具有「源」和「流」兩個來源。所謂「源」，即社會實踐的需要；所謂「流」即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社會的實際需要就是理論形成之「源」，而以往的思想資料就是理論形成之「流」。馬克思也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根據馬克思所說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和恩格斯所說的「以往的思想資料」，來考察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其重要的方面和內容就是「德主刑輔」。所謂「德主刑輔」轉換成現代語言，就是「德治」為主。因之，「德治」思想就成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不可疏離的本土資源，或說是當代中國法治理念之「流」。中國歷史上傳統德治思想，是精華與糟粕雜糅並存的。因此對於傳統德治思想既不能生吞活剝，也不能棄如敝屣，而應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為大背景，使傳統德治思想獲得新的形態和生命力，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建設之需。關於德治思想，在中國古代主要體現在儒家思想中，但是由於中國近代國力衰微，飽受列強欺凌，國人希冀藉助西方治國理念以富國強民。因此，對法治的期盼和對德治的冷淡與日俱增，一些人將德治與人治劃了等號。誠然，就封建社會而言，德治即為人治，但是也應看到，德治並非封建社會所獨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亦有德治。有學者雲：「德治有兩種，一是人治下的德治，二是民主基礎上的德治」，「德治與人治並無必然聯系。如果一個國家在民主基礎上實行德治，那就根本不會導致人治。」我們今天所需的以德治國，決非人治條件下的德治，而是要建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德規范體系和價值觀念，如公平、正義、誠實、守信等等。以此「指導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作為社會公僕的黨政幹部的思想和心理，從而真正落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建設。」所以，德治在不同社會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形態，不可一概而論。即使在西方法治國家，也沒有否定道德的價值和作用。例如，「富勒、德沃金等自然法學家認為，法與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聯系，主張法律必須以道德為基礎並與道德要求相一致，因此，法律一旦失去其固有的道德性，就導致一個根本不宜稱為法律制度的東西。在2001年全國宣傳會議上，江總書記強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於一個國家的智力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以德治國的價值「就是要努力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良好的倫理道德基礎，有效的運用倫理調控手段治理國家和社會。」這正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過程中德治的特殊意義。 五、建設有中團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借鑒西方法治中具有普適性價值的經驗，加快立法進程西方法治理念濫觴於古希臘，但作為一種文明則成型於資本主義制度。由於其制度性質，西方法治文明自然有其階級性和特殊性的一面。但是，西方法治文明也包含有人類普適性和共性的特質，正如恩格斯所說：「很少有一部法典是率直地、十足地、純粹地表示一個階級的統治的。也即是說，在法治理念中，階級性往往是隱含於普適性之中的。而法治理念中的普適性原則則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應予以借鑒的思想資源。近些年來，學術界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研究中存在「移植論」與「本土論」之爭。實際上，「移植論」與「本土論」都未能辯證地對待西方的法治文明。「移植論」過於強調了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適性，忽視了其階級性和特殊性。而「本土論」則忽視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適性的因素我們既要避免全盤西化，也要避免盲目排外，而要如魯迅先生所雲，採取「拿來主義」，「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對於拿來的東西，則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因此，對於西方法治文明，只有吸納和借鑒有益於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東西，才符合唯物辯證法。 中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屬於後發型，因此應該借鑒先發國家的法治文明成果。這樣，我們可以少走彎路，實現跨越式發展。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借鑒和吸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立法經驗，是人類文明成果的繼承，也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要求

Ⅵ 2015形式與政策法治中國論文1500字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著眼科學民主立法；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著眼保障司法公正；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法治以維護公民權利為宗旨，以限制和規范國家權力為要義。法治不僅要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而且要維護公民的各項民事權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中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只有有法必依，堅持公正司法、規范行政行為，讓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需要法律確定其地位，保障其權利；市場經濟的各種活動需要法律來規范，各種矛盾需要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需要法律保駕護航，離不開法律作用的充分發揮。沒有法律和法治，就沒有市場經濟。確立了法治國家的目標，有利於全社會名正言順地開展法制和法治建設，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環境。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任務艱巨。在此背景下，強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穩定，尤為緊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實踐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勞動者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權力產生的「暴利」、利用壟斷地位產生的「暴富」等問題，其重要原因就在於規則的缺失或者是對現有規則的漠視。社會公平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公平正義只有通過法治的途徑才能實現。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僅僅是GDP的提升並不等於民富國強，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力的富強，人權得到尊重，人民享受著良好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和健康的飲食的「中國夢」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是否把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
二、我們需要建設什麼樣的法治中國
建設法治中國，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法治中國。建設法治中國決不是一句時髦的口號，而是有著十分豐富內涵的真實目標。擇其要者，下列三個特徵構成了法治中國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典型的特徵。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堅實的根基。建設法治中國，應當讓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成為全社會奉行的基本准則，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嚴格落實，讓人權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重要的使命。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強則國家強。建設法治國家就是要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治支撐和保障，讓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讓經濟發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讓社會運行更加穩定和和諧，讓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讓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與法治中國相伴而行。
三、我們應當怎樣建設法治中國
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針，堪稱新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指南針。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
（一）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
任何權力規范和約束都應該也只能是自上而下進行。政治家要有倡導和推行法治的決心和信念，運用足夠的政治智慧，能夠厲行法治、自我限權、帶頭守法。
（二）著眼科學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設的前提。我們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切實堅持以人為本、立法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於每一部法律法規制定的全過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願，完善科學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認真傾聽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廣泛集中民智、匯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觀實際，從改革發展穩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從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研究和決定該立哪些法、怎樣立，該制定哪些制度、怎樣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決實際問題，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切實增強每一部法律法規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三）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因此，我們要在繼續加強立法工作的同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一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二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國家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辦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的重要職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的重要職權，確保各國家機關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四是要改革現在的績效評價體系，建立一套以法治為重要指標體系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即「法治GDP」，保證法律的實施。地方政府領導幹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關鍵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識，是不是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為重要指標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法律的實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國建設才會更加順暢。
（四）著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反映社會的文明程度，關繫到國家長治久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保障。要實現司法公正，必須樹立現代司法理念，推進司法體制的改革與創新。
1.樹立司法獨立理念
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現在如何認識我國的司法獨立，學術界爭論頗多。有的主張西化式獨立，有的主張逐步獨立等等。筆者認為，在當前不能離開我國的政治制度去談獨立，而要符合我國的國情。一是要正確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關系。必須明確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體現為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而並非是具體業務和工作的代辦與干預。二是規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監督，高度重視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新聞媒體的監督。三是改革現有司法人事與財政制度。現行的司法管理體制是各級司法機關的人事權、財產權受制於當地黨委政府。要從根本上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就必須進行司法體制改革。首先可考慮基層、中級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任命，高級、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國人大任命，任命後即由最高法院統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須改變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財政權的現象。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將法院的經費獨立出來，單獨列入國家預算。為此，有學者建議應當吸取歷史的教訓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重視司法經費獨立對於司法公正的重要意義。四是正確處理好上、下級法院間關系，確保下級法院獨立辦案。上、下級法院並非行政領導關系，而是監督、審級關系，不同的審級設置是為確保當事人上訴權的實現，確保司法公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事先請示，都有違司法獨立原則，應予根除。
2.大力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尤其是法官隊伍建設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於司法公正。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的素質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質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導。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養，提高法官的業務素養，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
當今，許多法律得不到真正執行，公權侵犯私權的情況屢屢發生。如果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就會是恣意妄為的猛獸，就會禍害社會。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籠子有哪些？第一個是民主的籠子，通過統一的程序規則約束公權力的行使。特別要通過立法和制度建設對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加以更加嚴格的硬約束。因此應當盡快制定《行政組織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規，為各種行政行為提供最基本的權力邊界和程序規則，防止決策機關規避程序法濫用決策權，確保每項權力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第二個是法治的籠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僅要求行政機關根據法律和法律的授權制定規范；不僅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必須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還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凡法律法規規定的職責，都必須積極履行，不能失職，不能不作為。同時，履行法定職責，必須依據法定程序。第三個是監督的籠子，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應當進一步擴大信息公開的范圍，將領導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權力的表現形式納入信息公開的范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黨務、政務、司法、公共事務的信息公開，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要創造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條件，拓寬民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決策權的渠道，充分利用現代新興媒體監督的便利，實現對公權力行使的全時空監督，惟其如此，才能讓所有官員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權力濫用和失控。
（六）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法治中國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當法律成為國民必須信仰與敬畏的規則時，人們才可能在這條規則的底線上行走，道德才不會失守，底線才不會被擊穿，秩序才不會崩壞，公平正義才能讓人有所期許。也只有全社會都把法治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法治中國才會形成。因此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目標。一是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法治培訓。讓各級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這無疑是對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引領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對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建設法治中國，人民群眾是基礎力量。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讓廣大人民群眾懂得依法按程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矛盾糾紛，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為構築法治中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本論文轉載於論文天下：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ct.free.10074028.2/

Ⅶ 寫一篇以法治建設為主題的論文

制約我國法治建設前進的因素

我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曾經的輝煌文明造就了我們這個優秀而偉大的民族。在現代化建設的今天，中華民族也正在不斷創造著人類的輝煌歷史。這其中就包含了我們的法治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當然，法治建設在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遇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和干擾。本文將就此問題做一個初步的探討。

從中國目前法治建設的基本現狀來看，我們感覺有以下幾大因素嚴重製約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行：

第一、我國的司法不夠獨立，各級共產黨的機關和行政的司法的干預過大。

除全國人大在立法方面較為獨立之外，各級司法機關均被置於黨委和政府的控制之下。這些司法機關的財務、人事等方面的權力都掌控在地方黨委和行政的手中。因此在涉及國家機關和黨政要人違法時，這些機構在行使職權時常常感覺阻力巨大，甚至工作人員都不敢涉足。這樣就造成了地方黨政部分的法律盲區，我們國家在市場經濟時代出現的諸多腐敗案件，制度的根源也就在此。

第二、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司法公正的天平無法實現真正的平衡。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在實際的司法過程中，廣大的貧困階層最需要法律的保護和幫助，由於經濟的因數，他們無法支付高昂的訴訟費用而被迫選擇忍受傷害和侵犯。當這種忍受達到一定限度時候，他們會為採取一些極端的手段來解決侵犯和傷害，從而成為法律懲罰的對象。因此，法律對他們來說就成一種專制的工具。從這一角度來說，法律實施過程中根本談不上「平等」。

第三、中國傳統的法文化嚴重製約我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

我們國家有5000年的文明，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對國民的影響巨大。在處理日常的法律關系或相關問題時，我們常常習慣於 「私了」、「算了」，這樣的行為模式一方面使個人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證；另一方面，由於大多數人的讓度，使得公共利益的維護和自覺遵守無從實現。因此在我們國家經常出現公共權利受到侵犯而無人出面制止，大家都憤憤不平但又都選擇忍氣吞聲。

以上我從法律制度、社會經濟和文化三個大的方面分析了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挑戰，當然，中國法治建設的發展，決不僅僅受這些因素的制約。

挑戰就在眼前，當我們正確的把握和認識了挑戰，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國的法治建設比較實現長足進步和發展。

Ⅷ 簡述我們每個公民如何為法制中國建設做出貢獻小論文

Ⅸ 對建設法治社會的看法，兩千字論文

借鑒古人智慧，提高現代管理，這個月學習了《韓非子》一書，對原先不十分清楚的古代法家思想核心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既佩服老祖先的智慧，又不免別有一番感嘆--感嘆中國文明很早就把人性和社會的規律剖析得很透卻不能跳脫歷史的宿命：飽經了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一系列國難恥辱，而沒有及時跨越上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等歷史步伐！這不能不說是對中國人智慧的反諷。
國學自春秋始，至五四後漸亡，而後一蹶不振。一直到現在，都是西方傳來的思想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至精細化管理等等皆屬於此類。不過，中國人比較復雜，中國人的生活也具有一人千面的多面性，明明說的共產主義，私下裡人際交往還是以兄弟哥們為主，至於主義理想嘛，面子上過得去就行，實際行動中還是只有大哥是方向，如此 一來，中國近現代社會實際生活中的法則還是有濃厚的法家色彩，有點從「外儒內法」過渡到「外洋內法」的味道。
我想，這就是現代西方管理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中遇到諸多問題的背景因素，本質上說，就是中西文化的本體沖突。外國人剛進來的時候，中國人怎麼樣看都覺得老外有點傻呵呵的：見個面認識不認識總要打個招呼，誰搭理你吶！說個啥事都信以為真，那是客氣，那是逗你玩呢，懂嗎！話非要點透了說嗎，話外有話這點道理都不懂嗎┅┅老外看起來是那麼淺薄，那麼實在，那麼榆木疙瘩。實際上，這體現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把人和自然世界分得很清楚，該弄懂的一定要弄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這種態度讓西方人發動了工業革命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中國人則不然，一是一，但一也可能是二，那就看怎麼理解怎麼為人處世了。所以，中國文化的精要在於把人搞的很透：人是多變的平衡體，要始終把握人心，把握了人心，這世界就是你的，再難辦的事靠人力夯都夯出來了！拿這樣的思路去看待做事，效率當然不會高的。
針對人性管理，法家提出了它的法治：既有要讓「民信其賞」「信其刑」的明法，也有「藏於胸中」「循名責實」的暗術，也就是說整個法治的核心重點是治人，說確切點，是人治治人，是為君主專制體系服務的。法家的法治是在向封建君主制轉變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現代西方法制目的也是治人，但出發點與法家的思想卻大相徑庭，其目的是治理人類社會。起源於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現代法制把人類社會當作一個客觀的實體看待，認識到這個法不僅僅是治理住人類社會即可，而是要以人類社會的福祉為目的，是要順應自然發展規律的。所以西方的法制一開始就不絞盡腦汁地去想怎麼樣讓一個人按等級制將一個社會治理得很好。
我們的法制也好，我們的管理也罷，目前面對的困境就是要將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思想方法體繫到一塊兒，因為大家日常的人格思維里壓根不接受西方那種對事對物的認真勁兒，那樣的人會被大家都覺得很擰。那就只有本著法制的思想去定位和諧社會，本著精細化管理的思想去建設家族味的企業團隊了。這樣的建設要求身在團隊的每個人員既要在工作職責范圍對己對他都一絲不苟，又要在私下裡溝通融洽是一個山頭的兄弟。對為人處世要求到這個高度實在是很難！但是，現實要求領導者這樣去做。
我想這樣的行進最終還是要變化到現代化管理的道路上，正跟「洋務運動」最終還是要被拋棄一樣。公司的管理需要樹立「民信其賞」「信其刑」的管理制度，也要致力於搭建經濟關系做基礎的經濟管理體系。至於管理的暗術計謀，可以適當運用，但絕非長久之計，因為現在是信息和知識爆炸的時代，你玩的那一套說不定別人都會，或者就是故意裝著不會和你逗心眼--結果，精力和時間都浪費到捉迷藏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