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亡國將亡

『壹』 如何理解"法令興則國治國興,法令馳則國亂國衰"這句話

法令興則國治國興,法令馳則國亂國衰。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法令興則國治國興：一個國版家要依法治國，不能權權大於法，要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只有依法治國，國家才能興旺發達。法令馳則國亂國衰：以人治國，權大於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那國家就動亂，就要亡國亡民。 所以，我們就要樹立依法治國理念，首先，我們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2、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3、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必須依法受到追究。其次，我們要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法律權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嚴、力量和威信。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是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迫切需要。維護法律權威，必須首先維護憲法權威。維護法律權威，必須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維護法律權威，必須樹立執法部門的公信力。再次，我們要嚴格依法辦事。職權由法定。有權必有責，即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用權受監督。權力必須受到監督是一切法治社會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違法受追究。

『貳』 推行法治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強調法治會不會損壞黨的權威幫幫忙 謝啦

樓上幾位，說實話，中國問題毀就毀在你們這些人的身上。不懂還在這瞎嚷嚷！
這是道法理學的論述題。建議樓主去買本張文顯的《法理學》看看。裡面有專門的論述。

下面是一篇論述，你可以看看。
一、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人民實現法治的核心力量
法治是與民一密不可分的，而我國的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得來的；可以說，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今天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也就沒有今天談論社會主義的法治問題的前提。

進一步說，要解決法治問題，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有人認為，要搞法治就不能強調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只搞一黨執政。這是套用西方多黨制或兩黨制模式來評價我國走向法治的一種看法。

我們說，法治離不開民主，而民主是統一或集中社會（群體）意志的一種途徑和方式，不管民主的模式有多種多樣，在國家政治領域它離不開階級性和一定歷史規定性。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成分構成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要求它的國家善於把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或個利益結合起來，形成統一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合力，排除一切外來的干涉的內部的分裂現象，穩步推進現代化建設。為此，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由具有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富有遠見卓識和堅持戰鬥力的共產黨來執政，共產黨也必須成為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是任何其他性質的政黨所不可替代的。根據原蘇聯、東歐的歷史教訓和對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政局動盪現象的考察（參閱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如果認為發燕尾服政治多元化或多黨制註定成任何法治國家《不分社會制度和國情差異》的一個要素，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它可以成為特定的（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政體的一種（不是唯一）形式，但絕然不適宜用於社會主義制度。

現代國家的政治，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政治政治。但政黨領導和法治的關系，西方國家和我們很不相同。如果說，在西方，法治社會形成於政黨政治產生之前，西方政黨政治對法治生活的形成和發燕尾服沒有顯著影響的話；那麼，在我國，人民歷史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帶領自己爭得民主，走社會主義道路，從而走向法治走向現代化，這是無可替代的。在我們這樣一個擺脫了長期受封建專制統治和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半殖民統治的後發達國家裡，只有依靠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資源迅速發展生產力；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但是，我們黨對法治的認識離不開歷史，也不能超越於時代的條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和法治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留待後人填補的一個領域。由於歷史原因所形成的過於集中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和相應的政治體制，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確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治法律觀點和法律體系作了相應的調整，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使我國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和活力也正在更好地發揮出來。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發展完善的源泉所在。

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完善不能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的關鍵一步，就是使民主上升為法治。用厲行法治保障民主的發展，用發展民主促進法治的強化，實現民主法治化。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制度在現代化建設和經受各種考驗的新形勢面前，才能夠真正具備長期穩定的自我鞏固和自我完善的調適能力。要實現這關鍵一步，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早已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方向，十多年來黨一直沿著這個方向領導人民和政府為實現民主法治化，正在積極創造健全的法制條件和良好的法治環境。最近黨和國家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為邁向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跨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總之，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核心力量，當然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決定性力量。

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和建國初期倡導

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建立的政治制度

和政治原則、方針，為建設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法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有人認為，我們共產黨過去不主張搞法治而搞的是人治。這是一種誤解，是對黨還缺乏歷史的、本質的認識。誠然，黨在反右派斗爭以後一段時間里，指導思想出了偏差，最後發展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黨內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這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可是，這畢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途程中的一個插曲。老實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封建專制主義和人治傳統影響根深蒂固的國家裡，建設民主法治社會談何容易！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訓，也就不可能很快出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走向法治的大轉折。我們應當辯證地歷史地評價黨的領導與民主法治精神相一致的關系。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奮斗目標和理想信念，是與爭取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根本上說，黨的領導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建設中，就一貫重視建設民主制度和傳播民主精神。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幾個不同時期，都制定了革命提根據地憲法性文件以及有關法律制度。毛澤東同志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強調把紅色政權建立在「工農兵代表會」的民主制度基礎上。如果說，井岡山紅色政權是民主制的雛形；那麼，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建立「三三制」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同時，人民共和國的宏偉藍圖和「由全國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組織形式，也早在延安時期由毛澤東同志精心設計出來了。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的建設，不僅保證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而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法治作了准備。

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回答黃炎培養等人所提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問題，說找到了一條民主的新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思想。這是法治精神的一個基本著眼點，與人治是不相容的。當然，它的有效程度還取決於用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政府權力的機制是否完善。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不僅造就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風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已經形成了優良傳統，而且創造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整套治國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則、方針，主要的如：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最高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集中制，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原則與制度，民主管理、群眾監督和基層自治原則與制度，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根本方針，等等，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三、法治是執政黨領導者方式轉變的必由途徑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領導方式也必須相應地轉變。對「執政」，首先應明確它的主從關系，才能理解如何「更好支持和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內涵。從這個根本點而言，應毫不含糊地確認黨的一切成員都是人民的「公僕」。那種「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思想與人民公僕的意識是格格不入的。早在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就諄諄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和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警惕「糖衣炮彈」的攻擊。為了教育大家不要重蹈李闖王的覆轍，在他提議下，還新編了歷史劇演給幹部看。解放初期，共產黨政治民主，作風清廉，受到人民的愛戴。然而，在以後的一段時期里，歷史事實表明，革命時期積累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以及建國後一系列民主改革、民主建設，終究沒有阻擋住傳統人治影響的沖擊，使社會主義發展遭到了嚴重挫折。從這段歷史教訓發現：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地位不相適應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沒有切實地把人民民主上升到法治的高度。

轉變執政黨的領導方式，首先涉及到一個頗具影響的重要思想因素，即對「民主」概念的理解上，存在著一個「脫胎」的問題。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時期，民主，在宏觀上，主要強調階級民主，以團結人民推翻反動階級奪取政權為目的，其內容包括動員工農群眾，組織革命隊伍，擴大統一戰線，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開展階級斗爭和武裝斗爭等等；在微觀上，是指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如提倡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發揚民主，開展批語與自我批評，等等，這方面，我們黨創立了一整套制度，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由於革命戰爭環境所決定的軍事化高度集中體制的要求，革命時期的民主特徵基本上是向上型的，黨的領導者處於主體地位和支配地位，但險惡的戰爭環境和瞬息萬變的形勢變化，驅使領導機關和領導者又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人心向背，是決定革命成敗的根本因素。而民主作風的狀況，又是人民群眾對黨的抉擇與認識的重要標識。這一類的民主對權力的作用，主要通過理想、倫理、政策、紀律引導，建立在高度自我約束和實踐效果檢驗的基礎上；但領導權力實際行使中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到了建國以後，黨處於執政地位，人民當了國家主人，特別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進入建設時期，民主的概念發生了新的演變。在新時期，宏觀上的民主是指以人民為主體的人民民主，人民共和國就是民主的象徵；在微觀方面，民主，主要指公民民主，體現為公民權利得到切實的、有效的保障。而作為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仍然十分重要，但相對處於從屬的地位。因而建設時期的民主，亦即現代民主，是屬於向下型的民主。這一類型的民主仍具有階級性。

考察上述兩類不同時期的民主概念，可以引出這樣一個認識：只有現代民主才是建立現代法治的基礎；也只有上升為現代法治，才能夠確保和促進現代民主的發展。而革命時期的民主，適應於高度集中的體制；它對建立現代法治雖在初創階段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但當現代法治初具雛形後，就會因某些客觀因素和主觀上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掣肘而躑躅不前，如果不能堅決有力地排除種種阻力，加快民主法制建設步伐，共和大廈的法治建築在骨架隆起後會成為曠日持久的「胡予工程」。在革命時期的民主概念支配下，不僅維護著向上型的統治格局，而且把「群眾運動」也作為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沿襲下來。事實證明，它容易破壞民主和破壞生產力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至於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表現為：一種是屬於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是權力運行的一些基本原則；另一種是屬於倫理性質的民主，對權力握有者具有一定的自我思想的約束力。這些都是我國的優良傳統，對做好領導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由於這類民主仍屬於向上型的，比較側重於為統一集中的領導工作所操作，基本上適用於管理領域的需要。它只有與現代民主結合才能上升為法治或納入法治軌道，也才能保障它不被人治所沖擊、所扭曲。

為適應現代化建設，轉變執政黨的領導方式，我們應當首先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演變的時代內涵。用現代民主的概念，去理解現代法治對規范和制約公共權力的重大意義。執政黨領導方式，應當也必須從過去領導革命和堅持階級斗爭為主導的時期發展起來的傳統方式，轉變到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現代方式，也就是引向民主法治化的領導方式，在黨領導下，建立一個良好的、穩定的法治秩序。

執政黨領導方式轉變的關鍵一環，在於正確處理好黨和國家的關系。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相當長一段時間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鄧小平同志指出，這種現象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形成的，而且「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這種「個人領導」，無疑是一種人治現象，它首先損害民主集中制和黨委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制等政治原則；同時又使黨的工作與政府工作和各項社會工作混為一體，以黨代政，包攬一切，在黨和政權機構內部形成家長製作風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導致嚴重妨礙了政府依法行使職權，嚴重地疏離了人民群眾，也嚴重地消弱了黨的領導和黨自身的建設，這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向法治方向逐步發展完善是背道而馳的。

處理好黨和國家的關系問題，也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經歷痙的逆境中苦苦求索、殷切期望的意向。謹舉二例：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批駁陳伯達錯誤言論的文章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黨是領導而不是代替，是通過而不是直接……如果是代替（包辦）而不是通過，即是黨直接代替或包辦國家一切行政事務，這必然會失去黨的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將失去先鋒隊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的戰斗作用。黨政不分的混亂概念，不僅降低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而且將推動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作用。」張聞天同志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還在潛心研究「正確建立黨同國家的關系」問題。他認為，「黨領導國家，但它本身不是國家，」「黨不能超過國家，高踞於國家之上」。這些話真是字字千金。對於我們今天探討執政黨領導方式轉變與改善問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作用和指導意義。他們認為，黨領導國家而不應本身成為國家，否則就解決不好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如果形成黨高踞於國家之上，或者等同於國家，而國家又高踞於人民之上，這樣，黨的領導就會受到削弱，就不可能保證國家接受人民的監督，使國家「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馬克思語），與社會一致起來。

由此可見，黨對國家的領導和監督，必須通過和運用法律制度這個中介；這樣，黨和人民就息息相通了。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融於一體，上升為國家意志（即法律），來規范和約束政府權力的運行。而政府執行國家意志，具有了合法性的權威，不僅是受人民監督約束下的責任政府，而且由憲法、法律授予它相對集權和相對獨立的職能和權利（權力），以適應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主張黨政分開和黨不能高踞於國家之上，實質上是為了保證把國家的權力交給人民。這是實行法治的先決條件。

黨章所載「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規定，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法治原則，也是把執政黨領導方式納入法治軌道的基本依據。黨和國傢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功能。黨的體育場主要是政治領導，即在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集中全國人民經驗與智慧的基礎上，制定和完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國家權力機關按法定程序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向國家機關就重大政策問題和主要領導的人選提出建議；教育和監督全體黨員模範地貫徹黨的政策和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黨不能凌駕於國家之上發號施令，只能通過立法機關和政府進行領導。執政黨的領導權不能大於「法」。維護憲法、法律的尊嚴與權威，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原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體現了黨領導，由此黨的領導方式必然要實現由過去主要和直接依靠政策治理國家向主要和直接依靠嫠治理國家的轉變。

根據「權力約束權力」的法治原則，執政黨領導方式的轉變，應著眼於如何把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的宗旨，具體化、規范化為以法律為制約機制的新型的權力關系。要完善民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機制，合理地規范黨政關系、黨群關系和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等關系，尤其要著眼於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其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監察和法律監督等部門）各種權力的合理配置結構和相互配合、相互約束的制衡關系，設立科學的決策程序和人珞選拔、薦舉、彈劾與更替等程序，以及加強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基層自治和人民政治協商制度的法律化、規范化等等，從而保證正確地運用和有效地控制權力，克服人治弊端，防止權力失控與權力腐敗。

總之，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確保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切實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向下型權力結構，包括法治型的政治體制，實現規范權力運行的法治化，保證貫徹依法治國的方針，使嚴格的法治秩序建立起來，逐步把我國建設成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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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為何秦以法治國，漢以道治定天下，而宋以儒治國而滅

因為古代的封建王朝本來就是有所謂的“生存周期”的。秦朝任用法家壓榨天下百姓，最終短短十五年就走向了覆滅；漢代任用黃老之學治理國家，也不過持續了短短三十年而已，此後，就是“獨尊儒術”的時代了。

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不休，中原可以說戰火紛呈，無數的英雄豪傑接踵而起；當此亂世，思想界也迎來了一次轟轟烈烈的大繁榮，史稱“百家爭鳴”運動，這個時候，儒家，法家，道家等顯學先後應運而生；

當然不可能，封建王朝本來就是有一個生存周期的，他們滅亡的這口黑鍋，不論如何都不應該扣在儒家的頭上。

『肆』 法家的治國之道

為了適應新的政治形勢，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國之道，他們自以為是立於不敗之地的。照他們所說，第一個必要的步驟是立法。韓非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通過這些法，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布，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為。因為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辦，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
關於這一點，韓非寫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
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通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可以辯論的是，像這樣的程序也並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識，還需要督察百姓的行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對於這種反對意見，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親自做這一切事，他只要有術，即用人之術，就可以得到適當的人替他做。
術的概念，饒有哲學的興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學說的一個方面。法家用術這個名詞表示的正名學說是「循名而責實」(《韓非子·定法》)。
「實」，法家是指擔任政府職務的人。「名」，是這些人的頭銜。這些頭銜指明，擔任各該職務的人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什麼事。所以「循名而責實」，就是責成擔任一定職務的人，做到該職務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責任是，把某個特殊的名加於某個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職務授予一定的人。這個職務的功能，早已由法規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他用什麼方法完成任務操心，只要任務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務完成得好，君主就獎賞他，否則懲罰他，如此而已。
這里或許要問，君主怎麼知道哪個人最適合某個職務呢？法家的回答是，也是用術就能知道。韓非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韓非子·二柄》)照這樣來處理幾個實際的例子，只要君主賞罰嚴明，不稱職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職了，即使送給他也不敢要。這樣，一切不稱職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稱職的人擔任政府職務了。
不過還有這個問題：君主怎麼知道某個「實」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這是君王本人的責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來檢驗。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廚子手藝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嘗一嘗他做的餚饌就解決了。不過他也不需要總是親自檢驗效果，他可以派別人替他檢驗，這些檢驗的人又是「實」，又嚴格地循其「名」以責之。
照法家如此說來，他們的治國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賞罰大權握在手裡，這樣進行統治，就是「無為而無不為」。
賞、罰，韓非叫做君主的「二柄」(同上)。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於人性趨利而避害。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
韓非像他的老師荀子一樣相信人性是惡的。但是他又與荀子不同，荀子強調人為，以之為變惡為善的手段，韓非則對此不感興趣。在韓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來，正因為人性是人性的原樣，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國之道，是建立在假設人性是人性的原樣，即天然的惡，這個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設人會變成人應該成為的樣子，即人為的善，這個前提上。

『伍』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陸』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啥意思

字面意思：法律是可以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而好的法律是合理治理（國家）的前提。

這句話注重的是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

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開創了依法治國。

商鞅在秦孝公死後被追殺，他逃到秦國邊界的一個旅館卻因為逃亡沒帶證件而無法入住，他問為什麼，旅館的人說是商鞅規定的，不登記證件而住宿是要被處罰的，所以他寧願不賺這個錢也不讓商鞅住宿。當時的國家治安良好，百姓富足，正是因為法制的推行。

漢文帝就是一位不以個人意志破壞法律規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堅持黃老之學「賞罰信」的思想，主張嚴格執法，即使皇帝也只有「執道生法」的權利，而不得犯法，所以當時的百姓生活富裕而公平。

(6)法治亡國將亡擴展閱讀：

運用法律的力量，提高公民的幸福感

一、科學立法

要真正反映廣大人民的共同意願、充分保障廣大人民的各項權利和根本利益，通過召開聽證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設立意見箱來建立人性化的廣泛參與機制；要具有前瞻性，預先考慮到未來的情況，以便更好的服務社會。

二、嚴格執法

完善工作制度、考核制度，建立長效機制；提高執法人員隊伍素質建設，加強自律意識，進行入職培訓，定期交流。

三、公正司法

加快司法體制改革，做到司法獨立，誠信構建陽光司法機制，嚴格執行訴訟程序，強化內外監督制約，對裁決結果、司法程序進行強有力的監督。
四、全民守法

行動上尊重法律，重視法律，積極響應普法政策。將法律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推動全社會樹立法制意識。

『柒』 秦二世用法治思想治國為什麼這么快滅亡

對六國貴族處理的太仁慈，再一個每次大分裂後的大一統的朝代都長不了。比如：上古部落聯盟後的夏朝（夏朝其實三代就亡國了：啟，太康，仲康。後來的少康復辟，但少康是誰的種那可說不清了） 春秋戰國後的秦朝（二世亡國） 漢末三國後的西晉（二世南遷） 南北朝後的隋朝（二世亡國） 唐末五代十國後中國未能完成統一（宋，遼，金其實是割據政權） 所以大分裂後的大一統通常都不長久，這是歷史規律。

『捌』 法制與秦朝速亡的關系

嚴刑峻法過於嚴苛秦朝是中國在歷史上的唯一一個古典法制國家，他的法制制度在當時是十分完善的，秦朝發明的耕戰制度一直到近代都有影響，但是，秦的滅亡從宋朝開始就說秦朝是十分暴虐的王朝，是暴秦，這與當時的秦朝制度也有關系，因為當時在秦朝內當政的是法家為主，沒有儒家，而且天下統一之後對於山東儒家勢力進行了清洗（焚書坑儒），所以當儒家主政之後對於法家也是大力打壓，對於法家主政的秦王朝自然也視為眼中釘，極力貶低，其實秦王朝的稅利並不高，董仲舒說秦王朝的賦稅20倍於古，但是三皇五帝時期與戰國時期的賦稅能一樣嗎？我以為秦王朝的滅亡有兩個原因，其一：突發的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的全面動盪。突發政變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戰國慣性是秦亡的基礎原因。最後一句話：大秦王朝是中國的原生文明，縱觀中外歷史，有哪個文明會像中國這樣如此批判自己的原生文明，西方的文藝復興就是從自己的原生文明中汲取營養，而中國卻將自己的原生文明仍在一邊，對著外國的文明說這才是文明。用商鞅的一句話做結尾「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秦朝的制度完全是一種戰爭模式！天下一統後就應該實行仁政，但是這也是必然，任何事情一旦形成一種勢就很難改變！特別是第二代皇帝又是一個廢物！如果換成大王子繼位可能又會不同，但是歷史總是充滿巧合！亂了幾百年很難一下子就安定，秦朝成全了漢朝，曹魏成全了晉朝，隋朝成全了唐朝！當然不能說什麼必然，但是都是和第二代繼承人以及當時復雜的歷史環境有關！不恤民，不養民，法律嚴苛，稅利厚重，導致百姓容易走入極端反抗的道路對六國遺族太過放縱，公開活動反秦得不到遏制。秦朝首創中央集權制，法制過於嚴苛。最後激起民變。所以速忘。簡單說就是不知體恤老百姓。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玖』 依法治國有關的法制案例

湊合使吧，我也郁悶著那
表彰見義勇為 弘揚社會正氣
來源: 泉州晚報(泉州)本報訊 勇敢跳入水中救人的61歲老人許福海，近日在鯉城常泰街道辦事處獲得鯉城區見義勇為工作協會頒發的5000元獎金。在表彰會現場，許福海在鄉親們面前感動落淚。在英雄家門口表彰英雄，鯉城區創新表彰會舉辦形式，既表彰了見義勇為先進分子的先進事跡，又在父老鄉親中廣泛宣傳，弘揚了社會正氣。
據悉，近年來鯉城區先後涌現出了庄金坦、李小雲、蘇詠紅、劉強、梁忠林、岳陽、張勇、許福海、林振東等一大批見義勇為英雄。鯉城區努力探索建立「政府扶持與多元募集資金相結合」的見義勇為資金保障機制。該區見義勇為工作協會多次組織開展「弘揚見義勇為，匡扶社會正義」為主題的為見義勇為事業獻愛心募捐活動，得到了社會各界愛心人士、企業家的踴躍參與。目前，共有41家企事業單位共捐贈了694000元。此款項在做好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激勵的同時，還將解決他們因見義勇為行為而涉及的如康復治療、撫恤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問題。

『拾』 秦朝實行「法治」國家，為何百姓還哀鳴一片

治理國家不能只有法治，法治和德治並行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然而秦始皇到死也沒有能夠明白這個道理。秦國從商鞅變法之後，就開始使用嚴苛峻法來約束底層社會人民的行為。李斯成為秦國的宰相之後，更是使用法家的思想來治理國家。底層的人民只要犯了一點點的錯誤，就會受到很大的懲罰。這種嚴苛峻法在戰亂的時代可以使用，但是在和平時期應該採取更為寬松的政策，讓百姓得到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

漢朝就吸取了秦朝滅亡的原因。劉邦在建立漢朝之後，就採用了寬松的法律，讓百姓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劉邦採取了黃老之術，讓底層社會的人們自由的發展。劉邦就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他能夠很快轉變角色，並採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這樣的國策讓漢朝迅速得到了人們的支持，為大漢王朝打下了牢固的根基，為漢朝的繁榮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