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評估報告2015

㈠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㈡ 國務院部門透明指數的法治報告

中國社科院發布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報告等，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在省級檢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了《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12（2014）》（以下簡稱「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統計，對2014年反腐敗行動障礙的預測，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門透明度指數的報告。
雖然三大內容里提到了不少數據，但最突出的還是國家鐵路局的透明指數為「0」；被查處貪官過半栽在了「59」歲；2014年兩個月就查了腐敗官員「79」個。
81個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為42.1分，及格率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檢察機關評測中，最高人民檢察院（53分）表現優異，居2013年度全部測評對象之首，重慶次之；在省級人民檢察院中，重慶（52.5分）則高居榜首。
省級人民檢察院透明指數
重慶 52.5
湖北50
廣東49
湖南44
山東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開或滯後公開信息
報告稱，有些法院對公開與穩定關系的認識還不到位，對群體性案件未能脫敏，不敢公開，認為公開影響穩定。同時，法院信息公開存在滯後現象。本年度預算和上年度決算以及「三公經費」公開也面臨類似問題。法院聯系電話的有效性也較差，與公眾的互動渠道不暢通。
報告顯示，公眾旁聽案件庭審的權利未得到有效保護。旁聽是公眾監督案件庭審最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對公眾旁聽權的行使設置門檻，如要求攜帶身份證，甚至要求聯系主審法官；還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員對旁聽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絕公眾旁聽。
不少部門以落實保密規范自保。報告提到，在申請國務院部門公開人事方面信息的時候，項目組遇到眾多部門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的情況。這些部門所依據的保密規范為《人事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該文件出台於20世紀80年代，已完全不能適應當前國家推行人事編制信息公開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處貪官，「59歲現象」明顯
據中紀委公開的數據，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詳細信息。其中，51歲至60歲年齡段人數最多，占總人數的53.7%。而以往官員「裸退」就「平安著陸」的慣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職人員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藍皮書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調查。而這31名落馬官員中，「59歲現象」明顯。「59歲現象」是指公職人員在臨近退休年齡之際，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貪腐的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法治藍皮書》主編、研究員田禾告訴記者，由於在職和退休待遇相差較大，部分公職人員具有心理落差。另外，「臨近退休，部分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往往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不少官員為晉升追求高學歷
藍皮書指出，被查處公職人員的最低學歷為大專，最高學歷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佔48.8%。
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劉鐵男，官方簡歷稱其是經濟學碩士、工學博士，還曾獲名古屋市立大學「修士學位」，但後被指涉嫌偽造。在當前，確實也存在不少官員把高學歷作為仕途晉升的砝碼。
田禾表示，貪腐與受教育程度無直接關系，關鍵在於權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監督制約，是否有效防止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腐敗公職人員中廳局級官員最多
在被查處的123名腐敗公職人員里，廳局級（含副職）人數最多，為70人，佔56.9%；省部級（含副職）、縣處級（含副職）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人民團體中涉案人員比例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副主任、法治藍皮書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員呂艷濱表示，從實際權力結構來看，廳局級官員是公職人員中堅力量，其直接掌握著大量與市場和資源有關的行政審批權，權力如果不受約束，貪賄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被查處人員年齡分布
31-40歲1人
41-50歲21人
51-60歲66人
61-70歲13人
不詳22人
被查處人員文化程度
大學（含大專）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學歷不詳 27人22%
被查處人員所在單位性質
事業單位 15人12.2%
黨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機關 2人1.6%
國有企業 15人12.2% 兩月查處79官員，裸官監管需加強。
根據中紀委網站披露的數據，進入新的一年，反腐勢頭依舊未減。2014年至今，僅兩個月的時間，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就公開了約79名公職人員被查處的信息，涉及18個省份。但藍皮書專家組認為，2014年，反腐敗仍然會遇到諸多障礙。
由於中國相關的法規和管理體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國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引渡、罪贓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異，使得腐敗公職人員外逃後能夠得到某種庇護。田禾表示，需加大對「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職人員的監管。摸清裸官的數量，加強裸官監管，要求其申報海外資產；要加強公職人員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職人員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關部門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報海外資產的規定，將對貪官隱匿財產、規避制裁是一個沉重的打擊。2014年還將明確財產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的途徑。此外，網路將繼續成為反腐敗的重要渠道。
藍皮書預測，2014年繼續對腐敗行為保持高壓態勢，並將就如何進一步鞏固反腐敗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約和監督權力運行的體制機制。田禾分析，隨著中央懲治腐敗力度的不斷增大，持續推動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的加快形成。

㈢ 單位如何出具評估報告的意見

評估報告，一般是指評估師根據相關的評估准則的要求，在履行必要評估程序後，對評估對象在評估基準日特定目的下的價值發表的、由其所在評估機構出具的書面專業意見。

需要專門的會計師事務所才能出具。

㈣ 司法所申請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同意緩刑,法院會判緩刑嗎

司法所申請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同意緩刑，能不能判緩刑，還要由法官根據具體案情來看，這個只能作為一個法官宣判時的一個參考依據。

緩刑適用於3年以下有期徒刑（數罪並罰時決定執行的有期徒刑刑期到中期的情況下，若其中一罪有判處緩刑的量刑，應附加吸收原則，使緩刑不再執行），中期和長期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累犯、犯罪集團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另：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通常稱為「死緩」，是收監，注意區分。

根據刑法第76條，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本法第77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並公開予以宣告。

第77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撤銷緩刑，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後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刑法第69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

第69條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20年。如果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關於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或者違反人民法院判決中的禁止令，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

(4)中國法治評估報告2015擴展閱讀：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4種情形一般不適用緩刑

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出台的新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適用緩刑情形予以規范，以列舉的方式進一步明確：四種情形一般不適用緩刑。

根據這一司法解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符合刑法規定的緩刑條件的，依法適用緩刑。但是，司法解釋同時明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適用緩刑：因侵犯知識產權被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後，再次侵犯知識產權構成犯罪的；不具有悔罪表現的；拒不交出違法所得的；其他不宜適用緩刑的情形。

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

刑法修正案八修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74條規定：「對於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

㈤ 法院的評估報告僅做參考不承擔責任對嗎

法院是審判機關抄，自己不做評估報襲告。案件審理中，需要進行資產評估或其他鑒定的，由當事人或法院對外委託有資質的資產評估或司法鑒定機構進行。評估被告只是一個證據，供法院參考。當然，只要評估被告合法有效，當事人也無證據推翻的，法院會採納的。
至於評估機構是否承擔責任，要看評估機構是否依法辦理受託的事項。如果評估機構違法辦理，評估被告可能不被法院採納，評估費用也應該退回，其主管行政機關或行業自律組織會對其進行懲處。

㈥ 2015形式與政策法治中國論文1500字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著眼科學民主立法；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著眼保障司法公正；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法治以維護公民權利為宗旨，以限制和規范國家權力為要義。法治不僅要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而且要維護公民的各項民事權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中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只有有法必依，堅持公正司法、規范行政行為，讓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需要法律確定其地位，保障其權利；市場經濟的各種活動需要法律來規范，各種矛盾需要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需要法律保駕護航，離不開法律作用的充分發揮。沒有法律和法治，就沒有市場經濟。確立了法治國家的目標，有利於全社會名正言順地開展法制和法治建設，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環境。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任務艱巨。在此背景下，強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穩定，尤為緊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實踐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勞動者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權力產生的「暴利」、利用壟斷地位產生的「暴富」等問題，其重要原因就在於規則的缺失或者是對現有規則的漠視。社會公平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公平正義只有通過法治的途徑才能實現。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僅僅是GDP的提升並不等於民富國強，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力的富強，人權得到尊重，人民享受著良好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和健康的飲食的「中國夢」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是否把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
二、我們需要建設什麼樣的法治中國
建設法治中國，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法治中國。建設法治中國決不是一句時髦的口號，而是有著十分豐富內涵的真實目標。擇其要者，下列三個特徵構成了法治中國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典型的特徵。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堅實的根基。建設法治中國，應當讓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成為全社會奉行的基本准則，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嚴格落實，讓人權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重要的使命。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強則國家強。建設法治國家就是要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治支撐和保障，讓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讓經濟發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讓社會運行更加穩定和和諧，讓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讓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與法治中國相伴而行。
三、我們應當怎樣建設法治中國
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針，堪稱新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指南針。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
（一）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
任何權力規范和約束都應該也只能是自上而下進行。政治家要有倡導和推行法治的決心和信念，運用足夠的政治智慧，能夠厲行法治、自我限權、帶頭守法。
（二）著眼科學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設的前提。我們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切實堅持以人為本、立法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於每一部法律法規制定的全過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願，完善科學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認真傾聽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廣泛集中民智、匯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觀實際，從改革發展穩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從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研究和決定該立哪些法、怎樣立，該制定哪些制度、怎樣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決實際問題，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切實增強每一部法律法規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三）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因此，我們要在繼續加強立法工作的同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一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二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國家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辦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的重要職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的重要職權，確保各國家機關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四是要改革現在的績效評價體系，建立一套以法治為重要指標體系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即「法治GDP」，保證法律的實施。地方政府領導幹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關鍵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識，是不是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為重要指標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法律的實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國建設才會更加順暢。
（四）著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反映社會的文明程度，關繫到國家長治久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保障。要實現司法公正，必須樹立現代司法理念，推進司法體制的改革與創新。
1.樹立司法獨立理念
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現在如何認識我國的司法獨立，學術界爭論頗多。有的主張西化式獨立，有的主張逐步獨立等等。筆者認為，在當前不能離開我國的政治制度去談獨立，而要符合我國的國情。一是要正確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關系。必須明確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體現為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而並非是具體業務和工作的代辦與干預。二是規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監督，高度重視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新聞媒體的監督。三是改革現有司法人事與財政制度。現行的司法管理體制是各級司法機關的人事權、財產權受制於當地黨委政府。要從根本上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就必須進行司法體制改革。首先可考慮基層、中級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任命，高級、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國人大任命，任命後即由最高法院統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須改變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財政權的現象。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將法院的經費獨立出來，單獨列入國家預算。為此，有學者建議應當吸取歷史的教訓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重視司法經費獨立對於司法公正的重要意義。四是正確處理好上、下級法院間關系，確保下級法院獨立辦案。上、下級法院並非行政領導關系，而是監督、審級關系，不同的審級設置是為確保當事人上訴權的實現，確保司法公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事先請示，都有違司法獨立原則，應予根除。
2.大力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尤其是法官隊伍建設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於司法公正。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的素質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質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導。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養，提高法官的業務素養，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
當今，許多法律得不到真正執行，公權侵犯私權的情況屢屢發生。如果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就會是恣意妄為的猛獸，就會禍害社會。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籠子有哪些？第一個是民主的籠子，通過統一的程序規則約束公權力的行使。特別要通過立法和制度建設對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加以更加嚴格的硬約束。因此應當盡快制定《行政組織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規，為各種行政行為提供最基本的權力邊界和程序規則，防止決策機關規避程序法濫用決策權，確保每項權力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第二個是法治的籠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僅要求行政機關根據法律和法律的授權制定規范；不僅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必須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還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凡法律法規規定的職責，都必須積極履行，不能失職，不能不作為。同時，履行法定職責，必須依據法定程序。第三個是監督的籠子，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應當進一步擴大信息公開的范圍，將領導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權力的表現形式納入信息公開的范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黨務、政務、司法、公共事務的信息公開，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要創造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條件，拓寬民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決策權的渠道，充分利用現代新興媒體監督的便利，實現對公權力行使的全時空監督，惟其如此，才能讓所有官員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權力濫用和失控。
（六）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法治中國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當法律成為國民必須信仰與敬畏的規則時，人們才可能在這條規則的底線上行走，道德才不會失守，底線才不會被擊穿，秩序才不會崩壞，公平正義才能讓人有所期許。也只有全社會都把法治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法治中國才會形成。因此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目標。一是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法治培訓。讓各級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這無疑是對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引領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對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建設法治中國，人民群眾是基礎力量。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讓廣大人民群眾懂得依法按程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矛盾糾紛，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為構築法治中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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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廈門、青島、大連、杭州、桂林、大理。哪座城市最適合居住

廈門（Amoy），位於台灣海峽西岸，南接漳州，北鄰泉州，東南與金門島隔海對望回，在兩答岸敵對期間曾經炮火連綿。公元282年置同安縣，屬晉安郡，1933年設市。廈門由廈門島、離島鼓浪嶼、內陸九龍江南岸海滄半島集美半島翔安區以及同安等組成，陸地面積1699.39Km²，海域面積300多平方公里。廈門的主體—廈門島南北長13.7公里，東西寬12.5公里，面積約128.14Km²。廈門是中共最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經濟特區之一，當前廈門在兩岸金融、東南國際航運、對台貿易、兩岸新興產業等有著重要地位。廈門也是現代化國際性港口風景旅遊城市，擁有5A級景區——鼓浪嶼。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贊美廈門為「東方夏威夷」。2015中國法治政府評估報告，廈門以總分752.15分獲得前10名。

㈧ 當事人在司法評估中有權要求評估公司在評估報告中出具估價技術報告嗎

評估機構是第三方的中介機構，對所做的評報告是採取真實客觀的行為進行評估，是不會受到任何外界環境的影響。

㈨ 法院打官司,以前的房屋評估報告有效力嗎還是需要法院重新委託司法鑒定

評估報告是有使用有效期限的。在規定的期限內是有效的，如果對方不認可提出要求重新評估，法院會挑選與原被告雙方沒有利益關系並經雙方一致認可的評估機構重新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