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現實視野中的依法治國

❶ 結合歷史和現實

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在總結長期的執政治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的基本治國方略。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和發展目標，依法治國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新任務促使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三個代表」等重要思想應運而生，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依法治國的內涵。在新的形勢下對依法治國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解和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依法治國不僅是治國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們黨的重要價值目標

法治是一種治國之道，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觀念，法治或人治的取捨實質上是一種價值選擇。黨的十五大報告把依法治國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依法治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並被視為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不僅是我們黨就治國方式作出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決策，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把法治設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意味著法治不僅被當作一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為黨和國家所追求的一種價值觀念。

二、依法治國在本質上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標和要求相一致

法治是被世界各國長期的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有效辦法，是全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進步。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法治針對的是權力的濫用，它反對特權，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法治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因此，依法治國本質上反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徑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可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是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也是衡量我國法治建設成敗得失的標准。我們立法和執法的整個過程都要體現和服務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有機結合、辯證統一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主要表現為「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的核心內容是領導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掌管國家權力，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基本職能是立法和監督法律的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通過人大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黨組織推薦的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須經人大認可。黨領導、指導立法，但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依法治國既保證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又要求黨通過法治來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從而避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必須服務於人民當家作主。在當前的情況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關鍵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其職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

四、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執政

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標志著我們黨執政方式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方式的重大發展和轉變。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堅持依法執政，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並把依法執政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一起作為我黨執政黨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和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在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骨幹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這就意味著，我國能否實行依法治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黨及其廣大黨政幹部能否做到依法執政。當前，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

五、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

以德治國的基本含義和要求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道德和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中要組成部分，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培養和提高社會成員的修養和思想覺悟。兩者具有共同的社會目的，即維護社會秩序，保證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就是把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緊密結合起來，共同服務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經濟文化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就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而言，法治與德治歷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到德治和法治並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片面強調法治而忽視德治的思想是錯誤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為基礎，良好的道德風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會基礎，只有法治和德治並舉方可長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治國安邦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
社會主義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相輔相成的。只有緊密地結合兩個發面，才能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❷ 簡述法制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中國古代法一直就是統治者的統治工具，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近200年以後。清末以來轉向西化的政治法律制度改革也在風風雨雨中走完了100年的歷程，我國社會也從一個傳統的地緣和血緣關系社會過渡到了以市場配置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法治建立的土壤由此已經誕生。在這100年裡，中國人經歷了兩次社會暴力變遷，但是，暴力變遷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一切，法治離我們依然遙遠。坦率地講，我們今天社會上存在的問題主要原因並非某朝某人的蓄意破壞，而是歷史甩給我們不得不接受的包袱，是置身於其間的我們每個人帶著我們各自家族遠古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的產物。[xiii]法治的理想何其美好，然而我們看到的卻離法治多麼遙遠。法治基本構成的缺失，成為我們心中的痛。
現實的確不容我們樂觀。從目前看來，法治主體的素質並不高，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廣大普通公民知識文化水平偏低，雖然2000年中國總人口文盲率已經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個不同地區的文盲率卻存在顯著的差異。華北和東北地區的文盲率較低，絕大多數省份都在5%以下，而西南和西北地區的文盲率卻較高，西藏的文盲率甚至於在32.50%左右。其他如青海、甘肅、寧夏、貴州、雲南、安徽的文盲率都在10%以上。[xv]尚且不談在廣大公民心中法律意識的厚薄，法律觀的正誤，光就領會依法治國的確實涵義便存在不少困難，還何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二，司法者學歷構成不合理，業務素質偏低。數據表明，據統計，在現有律師中博士研究生學歷的有463人（佔0.3%），碩士研究生學歷的有6329人（佔4.8%），本科學歷的有43691人（佔34.8%），大專學歷的有55693人（佔48.1%），還有一些早期律師只有中專、高中文化程度。[xvi]借這一點可以看出，我國的法律職業者還主要由專科生、本科生擔綱，學術造詣，甚至法律理念僅停留在初始階段。同時，廣大法律職業者甚至僅知

刑法、民法、經濟法、行政法
，不知反傾銷、網路信息、電子商務、金融保險等新興法律，與我國加入WTO後對法官和律師的業務素質要求是極不相適應的。

❸ 依法治國的歷史啟示 2000字

法治國方略是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其經歷了一個探尋、選擇、確立、如何實現的發展過程。從"人治"與"法治"之爭到"法制"與"法治"之辯,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從探尋治國方略到確立治國方略,再到實現治國方略,無一不閃爍著當代中國人的智慧。從實現治國方略的構架看,包括一個基石即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一個前提即建設法治型執政黨,一個關鍵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個保障即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一個根本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一個具體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質等。更為重要的是,這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古今中外歷史證明，法治是最科學的治國之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法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次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定，實現依法治國之航船再次大力張帆。如何才能讓中央這一偉大的決策落到實處，結出燦爛的果實。
首先，最高領導層必須要有非常堅定之決心，全力推行依法治國。秦之所以能夠變法成功，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其最高統治者變法強秦的決心異常堅定。不論變法過程遭到「老氏族」等守舊勢力多麼頑強的破壞、發生什麼多少事端、付出多大代價，秦孝公都始終不遺支持商鞅變法，且自己帶頭遵守法，歷時二十餘年才終有所成。今日全力推行依法治國困難可想而知，傳統意識的挑戰、利益集團的阻撓、全民法律意識的不足等等，非強力不足以戰勝。我們不懷疑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關鍵是要讓全國人民持久的真切感受到這一決心的異常堅定，形成大勢所趨。為此，才能戰勝一切困難，實現理想的目標。
其次，應堅持從嚴治官。中國依法治國治之阻礙在官而不在民。現實中，有多少官員僅僅把依法治國作為政治口號喊在嘴上而行「人治」之實；有多少官員不學法、不懂法，做決策、處理問題只憑自己喜好；又有多少官員明目張膽違法。這些官員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在阻礙依法治國，實是在破壞依法治國，以至於法在老百姓心中的神聖權威大大降低。秦之變法成功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嚴格要求各級官員守法、依法辦事。一旦違法，不論是出於何等好心，何等實情，都要受到嚴厲懲處，且不論職務高低，不論是太子、太傅，還是郡守、縣令。四中全會決定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無疑是非常正確之舉。實踐中，需要建立各種有效的監督考核機制，把這一措施落到實處，堅持「一票否決」。使各級官員敬畏法律，不敢越法，自覺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如此，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之決心才能轉化成各級官員的行動，法治中國的進程才能大大推進。
其三，讓全體人民信法。全民信法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形成法治環境的前提。秦之變法就是讓民眾信法開始的，從「徙木立信」到破除各種相悖習俗，步步推進，最終使法治植根於民眾心中，達到輕易不可逆轉境界。當前，老百姓「信信訪不信法」、遇事「找人不找法」的現象普遍存在。不信就不能真正自覺守法，就不能成為參與、監督、推動依法治國大業的強大力量。可見，讓全體人民信法，樹立法律之神聖權威是建設法治中國的應有之義。

❹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什麼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高度出發，總結歷史經驗、順應人民願望和時代發展要求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決定，在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既有理論上的意義，也有現實的意義，其意義重大而深遠。
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用「三個事關」「三個全面」「四個更好」深刻地闡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決定》指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決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決定》強調：「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大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和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全面理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必須深入領會《決定》提出的「三個事關」「三個全面」「四個更好」的深刻含義，重點要把握以下3個方面。
第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提高我黨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迫切要求。執政能力建設，是執政黨面臨的一個永恆課題，也是一項重大的現實課題。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執政能力建設。從掌握全國政權的那一天起，就為掌好權，執好政進行了不懈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也走過不少彎路，甚至出現了嚴重失誤。總結新中國成立65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執政的歷程，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法治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穩定性，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摒棄人治，厲行法治，著力解決好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關系問題，推進黨執政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依法執政促進和保障科學執政、民主執政。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不僅談不上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甚至有失去執政地位的危險。鄧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當前，我們黨所處的執政方位和執政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我們黨要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實現長期執政，就必須更加自覺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推進黨執政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提高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水平，鞏固黨執政的法治基礎。具體來講，就是要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水平，鞏固黨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
第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實現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制度是重要的基礎，也是重要的保障。而衡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制度健全與否，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看它的法治體系是否健全。法治體系既是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制度合法性、穩定性的重要支撐。古人講：「法者，國家所以公布大信於天下。」法治健全，國家就有信譽，政府就有威信，社會就有秩序，人民就有信心。人民對現實安心，對未來有信心，才能集中精力謀發展、促發展，國家才能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法治興衰同國家治亂息息相關，沒有哪一個國家不厲行法治而強盛的。我國歷來有「有家有國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和患不安」的思想，就是要告誡治國者必須重視建章立制，通過制度來確保社會公正和人民安居樂業。應該說，經過長期探索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 確立並不斷完善，但從歷史發展、實踐發展的視角來看，從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任務還很艱巨很緊迫。我們要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必須加強制度建設，打牢制度基礎，增強指導供給，強化制度保障。黨中央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部署，一個重要的戰略意圖就是通過健全社會主義法治，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通過制度來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
第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迫切要求。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面臨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能不能有效解決我國發展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化解來自各方的風險和挑戰，直接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依託。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決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更加註重運用法律的准繩去衡量、規范、引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更加註重運用法治的方式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確保順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❺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❻ 大學生在推進依法治國中承擔著怎樣的歷史使命

第一，我們要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觀念。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不僅包含豐富的內容，而且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我們當代大學生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正確理解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性質和特徵，樹立起浦和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觀念。
第二，我們要樹立自由平等觀念。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是我國憲法和法律的基本價值取向。對於大學生來說，只有樹立正確的法律自由平等觀念，深入理解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才能合法而有效地行使各項自由和平等權利。法律上的自由平等觀念最為核心的內容是依法享有和行使自由的觀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第三，我們要樹立公平正義觀念。追求公平正義一直被認為是法律的主要價值目標。在過去的階級社會里，由於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法律最終只能維護和實現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公平正義觀，而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法律是最廣大人民意志的體現，法律才有可能真正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大學生應在正確理解法律公平正義的基礎上，樹立起正確的法律公正觀念。
第四，我們要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法律權利和義務觀念，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公民應當具有的基本法制觀念。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影響，很多人權利意識和義務意識較為淡薄，不能正確對待權利和義務。全體公民樹立正確的法律權利和義務觀念，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項緊迫任務。正確的法律權利和義務觀念，包裹正確理解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的性質，把握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的關系，懂得如何適當行使法律權利，正確履行法律義務。
大學生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力量，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律修養。我們不僅要學習法律知識，掌握法律方法，參與法律實踐，培養社會主義地法律思維方式，而且要樹立法律信仰，宣傳法律知識，敢於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法律權威。

❼ 你心中對依法治國的認識

下面筆者就依法治國的有關問題談點粗淺的認識。

一、關於依法治國的深刻內涵

依法治國具有深刻的內涵。按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讀本》的闡述，依法治國理念具有三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必須依法受到追究。（二）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必須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基本行為准則的觀念；必須首先維護憲法的權威；必須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必須樹立執法部門的公信力。（三）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法治區別與人治的重要標志，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具體要貫徹職權法定原則、有權必有責原則、用權受監督原則和違法受追究原則。

對依法治國深刻內涵一定要作全面正確的理解，要堅決防止和克服實踐中甚為流行的一種不符合依法治國實質內涵的「法制工具論」。所謂「法制工具論」的實質就是指把法制置於人治之下，從根本上否定法制的前提性和普遍約束力，視法制僅僅為管理的工具，當管理手段缺乏時，要求增加管理職權的立法呼聲十分強烈；當管理手段受到法制限制時，則對法制棄之唯恐不及。事實上我國歷史上並不缺乏運用法律手段治理國家的先例，著名的如戰國的商鞅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和北宋的王安石變法等，如果按照「法制工具論」的觀點推論，我國歷史上的這些「變法」都可以稱為「依法治國」了，這顯然是十分荒謬的。因為我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把自己、把國家機器擺進去而受法律制約。如果「法制工具論」能成立，那麼中國共產黨在1997年才提出「依法治國」的治國基本方略，其先進性也就無從體現了。

依法治國的「國」字，應該是指國家機器和公民二個層面。如果認為只指公民，那就是「法制工具論」。歷史和事實無數次地證明，如果不先治好國家機器和官員，那國家是很難治好的。因此，依法治國的重點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

二、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行政

我國現行約35000多件法律法規規章中，約佔80%的屬於行政法范疇。而且行政權具有最為活躍、最為廣泛的特點，自由裁量的空間很大。有人戲稱行政權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事實上，行政權也是最容易膨脹、最需要控制，又最難控制的國家權力。現實中存在這樣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一）行政權大量地侵犯國家立法權。如有關行政主體超越職權立法、部門利益「法制化」；行政主體不依法行政等。（二）沒有行政組織法，行政主體職能交叉造成管理混亂。如行政機構職能配置缺乏法律論證，職能設置不科學造成交叉；設置許多沒有法律依據的臨時機構行使行政職權等。（三）行政執法與經濟利益掛鉤。（四）地方政府行為存在大量行政違法。（五）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導致行政程序不規范、不統一。（六）有的領導幹部學法不守法。

在現實社會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做法是，政府機關在依法行政的口號和旗幟下，偏面地強調加強行政權、保障行政權、擴大行政權，在制定的行政依據中大量地塞進反映本部門、本地區利益的內容，有的甚至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還強令下級遵守和執行，又美其名曰「嚴格執法、依法行政」。這是具有嚴重危害性的行政違法。是「法制工具論」在現實生活中的典型表現。

行政權的特點和上述現實狀況表明，行政主體能否依法行政成了能否實現依法治國的關鍵之所在。

三、對依法行政基本涵義的理解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義是指行政主體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事行政行為，不得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從這個基本涵義出發可以引伸出以下三條：第一，「法」本身一定要體現最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說法本身必須是合憲的。第二，行政活動一定要藉助法律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依法進行的行政行為會遭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阻力）。第三，行政活動要受到法律的規制，以體現公開公平和公正，防止行政權力被濫用。

對自然人和行政相對人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對國家機關和行政主體及行政人而言，「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這是法治社會普遍適用的原則。但是不是意味著，行政主體的任何行政行為都得遵守「法有明文規定」，否則就是不依法行政呢？其實也並非這樣的簡單。在行政法學界有三種學說比較有名。（一）全部保留說。要求全部行政行為都得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二）權力保留說。要求權力性行為要有法律依據（權力由法律保留給自己），非權力性行為不需要法律依據。（三）侵益保留說。侵益行為要有法律依據，授益行為不需要法律依據。目前行政法學界對第二種學說大多持贊同態度。筆者也同意權力保留說。例如，行政機關召開機關工作會議，這當然也屬於行政行為，但此行為不涉及該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是一種非權力性的行為。非權力性的行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只有象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規范等涉及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關系的行政行為即行政權力性行為才需嚴格遵循「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規則。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是全面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是關繫到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大問題。

❽ 我在政治前幾個必修中，學的還可以，但到了哲學上就完全沒有體系了，也不知道怎麼合材料結合望您賜教！

哲學的本質作用是教會人思考，所以只要你有自己的思路和獨特的看法就可以，但是前提是你的想法必須是全面而非片面的，必須是有縝密的邏輯性的，必須是尊重實際的，滿足這三點，你隨意發揮，慢慢地你會發現，其實所謂的哲學不過是對你的思維和你的觀點更為高級更為理論性的概括，所以你需要做的是就是把哲學具體化，運用到生活中而已。

一點建議，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