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人治的矛盾

1. 法治與人治存在那些主要區別

(一) 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區別。什麼是法治?什麼是人治？所謂法治，最基本的特徵是法律能夠約束國家權力。即當法律與當權者個人的意志發生沖突時，法律高於當權者個人的意志，法律能支配權力。「法律就是國王」。所謂人治，最基本的特徵是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權力支配法律。「國王就是法律」。人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法大於權，還是權大於法。
(二)「法治」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有法則治，無法則亂，是不證自明的規律。縱觀當今世界，法治國家不斷增多，人治國家不斷減少，人類社會由「人治」走向「法治」是歷史的必然。正如古希臘法律思想家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所講：「如果一具國家的法律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權威，我敢說，這個國家一定要覆滅；然而，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這些官吏服從法律。這個國家就會獲得諸神的保佑和賜福。」
(三)依法治國將是中國走向輝煌。法律在國家治理中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是「法治」的根本標志。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實行的是人治。「法自君出」，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在國家治理中從屬於皇權。這種封建專制，曾給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帶來過深重的災難。
改革開放前，我國對法治的建設沒有足夠的重視。再現過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領導人的言論代替法律，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怪現象。以致最終釀成了「文革」那場全國性的大動亂。歷史的經驗證明：如果實行權大於法，法律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就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和不幸；如果實行法大於權，國家和民族就會有希望。一個反對法治崇尚人治的政黨容易產生腐敗，一個反對法治崇尚人治的國家只會衰亡。黨中央曾強調指出：中國將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發展之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符合人民的心願。這將是中國走向輝煌的一條光明之路。

2. 如何看待企業人治與法治的矛盾

人類社會有主體的主觀需要（首先是衣食住行，然後是精神文化）與現實客現（不內能滿足主體主觀需要）之間容的這一人類社會最基本矛盾，人類社會在克服和解決社會的基本矛盾時形成了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運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在這個矛盾運動中，由於各個國家地理、氣候、人口諸條件不同，歷史發展也不同，形成了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差異，因此各國會產生千差萬別、各不相同的社會重要矛盾。本文從矛盾的對立統一兩個層面，揭示當前我國社會法治與人治的矛盾，並闡述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實踐中，我們要努力做到「一樹立，二構建，三實施」的目標。

3.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是什麼

所謂人治，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是人治的廣義概念。但人治有少數人的人治與多數人的人治之分。少數人的人治是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種人治，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人治。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制定的制度，就稱之為少數人的法治，這種法制，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君主政治。

「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具體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

4. 法治和人治有什麼區別怎麼樣結合的

法治與人治有三大區別：

法治與人治區別一：法治是多數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回的表示，全民意志答的表示；而人治是一個人的意志，憑批示。如古代帝王經常凌駕於法律之上，僅靠皇帝一個人的意願來決定。多數人之治和個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一樣。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區別。

法治與人治區別二：事先之治還是事後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規則進行法律適用，「十二銅表法」，「商鞅立信」，都是事先立了規矩，向社會宣告頒布，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堅決遵守，這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後立規，便宜行事。發生事件之後，再隨機出台處理原則，隨勢而為，政策治國，跟著社會狀況，隨時變化。

法治與人治區別三：是理性之治，還是運動之治。法治是將矛盾帶上法庭，理性管理國家。讓國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來解決，穩妥而恆定。而人治是搞運動，像到處遊行，把嫌疑人拉到廣場上宣判，公開處理，一下子從重打擊，一下子從輕放過。我們強調法治，就是要限制那種不受制約的隨心所欲的權力。即將權利關到籠子裡面。

5. 談談你對法治和人治的看法

人治是社會發展地下的標志，在人治的狀態下，人民不會得到真正的公平與正義。
法治是人治的進級專階段，是更高的形態。他的達成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但是根據法律強制性的轉變，法治階段我認為還能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低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法律中再也沒有人為的因素，初步體現出公平、正義的要求，是優秀的。人們在法律的規范下，自覺的進行著自己的社會行為。可以說，這個階段，法律的強制性仍然是從外部去規范人們的行為。
第二個是高級階段，法律已經融入道德之中，人們在進行社會行為時，自發的、下意識的從內心產生合法的評價。法屬律的強制性從外部規范人的行為轉變為了人們在實行行為前的帶有強制性質的內心評價。
個人粗淺看法，尚未成熟，請指證。

6. 談談對法治和人治的看法

很多書上已經有的我就不談了，我來說下我最近聽老師講的和看書的一個內比較新穎的容觀點。法律最終都是要被人實施的，所以法的實施離不開人治，因此不能把法治和人治絕對的對立起來。區分法治和人治最主要的是看是由法律起決定性作用還是由人起決定性作用。人治更多出現在古代君主專制時代。

7.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主要有哪些

法治與人治主要區別是個人意志與法律權威孰高孰低。

法治與人治有三大區別：

法治與人治區別一：法治是多數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個人的意志，憑批示。如古代帝王經常凌駕於法律之上，僅靠皇帝一個人的意願來決定。多數人之治和個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一樣。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區別。

法治與人治區別二：事先之治還是事後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規則進行法律適用，「十二銅表法」，「商鞅立信」，都是事先立了規矩，向社會宣告頒布，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堅決遵守，這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後立規，便宜行事。發生事件之後，再隨機出台處理原則，隨勢而為，政策治國，跟著社會狀況，隨時變化。

法治與人治區別三：是理性之治，還是運動之治。法治是將矛盾帶上法庭，理性管理國家。讓國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來解決，穩妥而恆定。而人治是搞運動，像到處遊行，把嫌疑人拉到廣場上宣判，公開處理，一下子從重打擊，一下子從輕放過。我們強調法治，就是要限制那種不受制約的隨心所欲的權力。即將權利關到籠子裡面。

法治與人治的三大聯系：

一、法是一種判斷是非曲直、懲治邪惡的（行為）規范，是正義的、公平的。

二、法律是一種活動，是當人們相互間發生爭執無法解決時，由廌公平裁判的一種審判活動；是當人們的行為不端、不公正時，由聖獸行使處罰的懲罰活動。

三、法律的產生、實施離不開廌這一聖獸，它是社會權威力量的代名詞，是社會強制力的代表，沒有聖獸作為切實保障機制，法律沒有神聖性，無法發揮出它的功能、威力。

8. 法治與人治的優缺點，舉實例說明！！！

1.政治權威俗化 法治政治是民主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聖賢政治」。國家領導人身上的神聖光環已不復存在,在公眾眼裡,他不僅要過世俗生活,而且也免不了會和大家一樣犯錯誤。人們已不太在乎領導人有多麼迷人的超凡魅力,不太關心他是否能提供一種主義、一種理想和一種感召力。人們真正關注的是他的實際政績,關注的是他能否增進大家的福利和權利。人們對待領導者的情感也由狂熱歸於平淡,理性的成分逐漸增多。
2.法律權威強化 法治社會中,法律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和最高的權威性,社會秩序主要表現為法律秩序,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法律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至上性意味著沒有任何個人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即便貴為國家元首也必須服從法律以及根據法律做出裁判。
3.權力競爭優化 在法治政治中,權力是由下至上,逐級授予的,掌權者是由下而上選舉的。他們必須承諾對選舉他們的人負責,並尊重、保護每個公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權力主體在政治舞台上的升降沉浮與選民手中的選票密切相關,為了爭取到更多的選票,權力主體必須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做出實實在在的政績。在人治政治中,人民的選票千萬張,不如上級領導嘴一張,而在法治政治中,一張選票值千金。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使得權力競爭有了嚴格的制度來規范,從而變得有序、透明。任何領導人都無權個人指定他的繼承人,下任領導者的產生只能經由選舉,舍此別無他途。權力競爭納入制度化軌道,政治運行變得平穩有序,消除或減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變性,在社會公眾當中建立起了一種穩定的心理期待,保證了社會的持續、有序發展和長治久安。
三、人治與法治之爭的啟示
人治與法治的爭論在當代社會已不像以前那樣激烈，甚至其爭論點都已經有些模糊，但爭論仍然存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是「法治與人治相結合」的觀點，我個人也比較贊同這種觀點。這種觀點當中所說的「人治」實際上是強調在立法、執法、守法的過程中要依靠人,強調人的重要性。而傳統的人治則將「人治」理解為一人說了算,理解為以言代法和專制。比如一些主張人治與法治統一的學者指出「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之時，「法治」派一方面並不否認這種認識的正確性,但同時又論辯說,法治並不否定人的作用,但關鍵是人要服從法。人要服從法實際上是法的嚴肅性問題,人治與法治的爭論實際上並不涉及法律的嚴肅性問題,主張「人治與法治應該結合」的學者沒有否定法的嚴肅性,倒是主張法治的學者有意淡化人的作用,這是爭論中非常奇怪的現象。人治與法治被人為地放到傳統與現代、專制與民主的兩分法之中,這種兩分法在確定法治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它又將傳統的治國之道人為地放到了人治的范疇,這對法治社會的建立非常不利。法治難道不涉及立法、執法和守法?這些難道靠法就能解決?當代一些法學家將法治看成是一種「機制」,以為法律可以靠一種「機制」來運行。這里實際上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只有以利益為基礎所形成的制約模式才是科學的、現代的、可靠的。因比,這種機制並不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利益化了的人。人治和法治的爭論對將法治作為治國方略發揮了一定的意義,但當法治目標已確立時,法治本身的內涵並沒有達成共識。法治究竟是什麼?外界和學術界理解的法治並不相同,學界之外的法治信條是:法律必須體現公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學術界理解的法治卻不僅僅是這些,在他們那裡法治已擴展為現代文明、現代管理機制,並且與特定的「民主形式」聯系在一起。法治和作為法治對立面的人治都已經脫離了其本來涵義,法治成了一種特殊的制度模式,而人治則實際上是為推銷法治而存在的。這種借法治而「拔高」法治的做法對法治社會的確立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 當法治被「拔高」為一種能夠「自行」的機制的時候,法治也就成了技術性問題,只要將西方的法治模式移植過來就可以了,但問題絕不是這樣簡單。西方的制度模式歸根到底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法制是靜止的,失去根本的東西,這種形式即使再完善也難以發揮作用。經過多年的法制建設,法律形式和以前相比已經非常完善,但人們仍然覺得漏洞很多,這說明漏洞並不是法制就能解決的。越是將法治「拔高」就越是降低法治,陷入「以術治國」法家的「法治」之中,不利於法治的確立。若法治是一種文明的話,它應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法制本身的文明。若法治就是法制,那麼「以德治國」就多餘了。實際上,提出「以德治國」就是為了完善法治,它不是否定法治,而是克服單純依靠法制的弊病。德立則法立，「法立而可守,則德可大、業可久」

9. 亞里士羅德法治與人治的關系

民主的重點其實是避免獨裁政治、寡頭政治等等一切形式的專制，或者說是避免不自由，避免某種統治模式不是法治。和「民主」被曲解成為「人民當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不同，民主這個詞的古希臘的字面意義是「人民的統治」（rule of the people），可惜這樣的說法確實容易讓人產生誤解，而波普爾則清晰地表達了出民主的本意。波普爾反對將民主視為「多數人的統治」或者「全民創制」 （popular initiative），而支持「全民評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這樣的理解，用雅典的伯里克利的話說：「在我們這群人中，可能只有幾個人有能力制訂政策、具體實行，但是，我們所有人都要有評判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