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社會的秩序現代化和中國法治

❶ 如何解決鄉土社會和現代法治的沖突

首先，鄉土社會的秩序往往基於儒家所指出的(而非其主張的)人類普遍存在的"愛有差等"的自然情感，"愛有差等"是主張"兼愛"的墨家對其對手儒家觀點的一種既確當又不確當的概括。確當，是因為儒家看到了並承認人的自然情感是愛有差等的，社會秩序不能違背人的自然情感，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現實主義者;而墨家主張的"愛無差等"是違背人情的，是一種必定落入空想的理想(墨家為歷史所湮滅因此是個必然)。不確當，是因為儒家僅僅是承認現實，而不是要將之作為一種理想。儒家的理想，如孟子所言，是在承認愛有差等的現實的基礎之上"推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梁惠王上》);正是人在感情上有這種差別推恩才可能。關於"愛有差等"的自然情感的分析，又請看休謨的分析，《人性論》，下卷，關文運譯，鄭之驤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卷3，章2和章3，頁645.
這種秩序發生在因血緣和地緣而形成的關系緊密的小型熟人社會，具有很高的同質性，也往往具有很大的狹隘性，說好聽的就是"愛你的鄰人" (《聖經》)
，而另一說法就是"胳膊肘向里拐". 參見，埃里克森,
前注7，特別是第10章的分析。它優先關注和滿足內部人的利益(這其實也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因為這里的關系有更多的互惠)，一旦內部人與外來的陌生人發生沖突和糾紛，往往會以犧牲外來者的利益為代價來維護社區的利益。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盜亦有道",
在其群體內有道，但對於群體之外的人則無道。而由於這一特點，又往往加劇這種社會的封閉性。

其次，由於建立在熟人社會上，由於這種封閉性，鄉土社會的秩序必然無法形成一種哈耶克所說的"擴展的秩序"，無法以此作為一個地域遼闊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組織構架，參看休謨的分析論證，人的自然道德不足以構成"廣大的社會"的秩序，甚至會與這種秩序相抵觸，廣大社會的秩序是人們在必要的社會交往中形成的既是"人為"的也是自然的措施和協議。同前注19.
盡管可以成為一個大國的社會秩序的基礎。因此，我們也許可以理解，為什麼近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西方的所謂"國家"的形式(帝國除外，帝國是以軍事力量強制聯結為"一個"國家的)往往一直是邦國，並且常常圍繞商貿中心出現。即使近代早期出現了絕對主義"國家"，地域管轄擴展了，而各地的法律秩序仍然是不一致的，以至於啟蒙時期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就曾嘲笑當時法國的法律，說，他旅行時所經過的不同法域比他更替旅行用的乘馬還頻繁。

❷ 鄉土社會和法治社會有什麼區別

鄉土社會一般是以人治理，法治社會是依法治國。說到底就是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

❸ 中國法治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可以分為哪幾個階段

①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頒布了《共同綱領》
②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③1982年，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經全面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憲法成為中國在歷史新時期治國安邦總章程。
④1999年，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希望能幫助到你！

❹ 鄉土社會禮法政的關系

摘要 禮治優秀文化主張以教化式而非強制性的規范社會行為，法治文化則主張以強制性的手段來規范社會秩序，在維系社會秩序過程中兩者相輔相成

❺ 鄉土中國提煉出的觀點對當今社會是否還實用

摘要 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出版於1947年，收錄的是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根據自己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所講授「鄉村社會學」的內容，提煉而成的十四篇文章。《鄉土中國》深刻地剖析了前現代中國社會的國情，提出了差序格局，禮俗秩序等等概念，是中國國情、鄉情、民情的學術性報告。60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正處於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變、計劃性的領導管理向市場化的法制管理的轉型期，已然與封建時代的鄉土社會相去甚遠，但是今天出現的很多問題，權利腐敗、人情關系、固步自封的心態，都帶有鄉土社會的殘留。同時，在急速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也丟失了很多優秀的傳統，《鄉土中國》，仍以強烈的現實性再次引起人們的思索。

❻ 鄉土中國中中國社會和西洋社會有什麼不同

1、基層結構不同。

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路」。中國差序格局的這種以自己作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路，最主要的是「克己復禮」。

西洋社會「團體格局」是先有了一個共同的架子，每個人結上這架子而互相發生關聯。西方的道德觀念源於宗教，提出人對人的互相尊重權利，團體對個人也必須保障個人權利。

2、社會秩序的維持方式不同。

中國是禮俗社會，中國的禮是社會公認合適的行為規范，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是社會所累積的經驗。

對西方社會來說，社會秩序的維持是靠法治，需要有形的權力機構去維持社會規范，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約束。

(6)鄉土社會的秩序現代化和中國法治擴展閱讀：

中國社會和西洋社會的區別從新冠疫情的防控也可體現。

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中民眾對自我隔離做出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安安分分待在家裡，做好自我隔離，即使出門也會較為自覺地戴上口罩；西方社會中的部分民眾以個人自由為由出門聚會、不戴口罩、反對隔離。

傳染病發生時，在家隔離和防止傳染他人，就是中國社會中所認可的「禮」，是一種合適的社會行為規范，因此大部分人都會遵守。對西方社會來說，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是行政權利要求民眾去做好自我隔離並防止傳染他人。

❼ 《鄉土中國》的社會價值與其現實意義

費孝通（1910．11～2005．4）生於江蘇吳江縣城。1920年入振華女校（今蘇州第十中學）。1928年夏天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第一附屬高中，秋天入東吳大學醫預科。1930年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獲學士學位。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獲碩士學位。1936年秋入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人類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38年秋回國，任教於雲南大學社會學系。1940-1945年任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並主持雲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華大學副教務長、社會學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人類學教授。1980-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
圖書目錄
鄉土中國
重刊序言
鄉土本色
文字下鄉
再論文字下鄉
差序格局
維系著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別
禮治秩序
無訟
無為政治
長老統治
血緣和地緣
名實的分離
從慾望到需要
後記
皇權與紳權
論紳士
論「知識階級」
論師儒
後記
內地的農村
序
農村土地權的外流
僱工自營的農田經營方式
土地繼承和農場的分碎
農田的經營和所有
抗戰和農村勞力
農民的離地
我們要的是人口還是人力
附錄疏散與生育——給某雜志編者的信
生活到反抗
增加生產與土地利用
貨幣在農村中
農村游資的吸收
清理農家債務
論貧農購贖耕地
舉辦春耕勞力貸款
中國鄉村工業
鄉土重建
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結症
鄉村·市鎮·都會
論城·市·鎮
不是崩潰而是癱瘓
基層行政的僵化
再論雙軌政治
損蝕沖洗下的鄉土
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
地主階層面臨考驗
現代工業技術的下鄉
分散在鄉村裡的小型工廠
鄉土工業的新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資本
節約儲蓄的保證
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復

❽ 論述：中國法制的近代化轉變及基礎（詳細答案 謝謝了）

一、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歷史必然性及特殊動因

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的法律發展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內涵。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表述的，法律「是沒有自己歷史的」， 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必然會有與其相適應的法律形式。對於法律的發展只有通過了解這一進程的歷史背景，才能有深刻的和准確的解釋。

中國法制的近代化，只有當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即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之時，才是可能的。

就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發生原因而言，其中既有人類社會法制發展所經歷的一般規律性，同時又有中國近代社會所特有的社會動因。

（一）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歷史必然性

中華法制文明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不僅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而且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堅實的人文底蘊，它滋潤著古老的中華帝國和相鄰的國家和地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居於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但是，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只有縱向的傳承，沒有橫向的比較、吸收，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法律交流，實際是法律的單向輸出。在這方面，統治者嚴格遵循「夷夏之防」和「以夏變夷」的傳統，尤其是清朝堅持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使得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結構，繼續占統治地位；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高壓仍在桎梏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統治集團中傲慢自大的心理和頑固保守的政治態勢，依然很少改動。

如果說維持與外界的隔絕狀態是保存中國固有的經濟、政治、文化結構的必要條件，那麼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炮火轟開閉關鎖國的國門以後，在已經無法按傳統方式統治下去的形勢下，變法改制、啟動和推進法制近代化進程，便成為無法迴避的選擇。因而可以說，中國法制近代化是近代社會的產物，它是在引進西方法文化的同時，批判與吸收傳統法文化的矛盾沖突中逐步推進的。它不是某個權威的設計，也不是來自政治權力的強制，而是符合社會發展進步要求的歷史性運動。

首先，各種政治體制的設計促進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探索。

自鴉片戰爭以後，國內的政治局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受到很大沖擊。但是，封建統治者並不甘心改變傳統的統治方式，力圖繼續維持「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狀態。在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中，先後出現了維新派的君主立憲和民主派的民主共和，可以說以超濃縮的形式再現了西方近代政治體制發展史幾百年來所經歷的歷程。政治體制上激烈變革，構成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前提。

在民主制不斷戰勝專制主義的過程中，不同的階級、階層、政治集團，為了擺脫危機、重振國威，以及規范社會、穩定秩序，在設計政治體制方案的同時，也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法制改革的設想，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雖然基於社會群體利益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在如何吸收西方先進的法制文明中的精華部分，以建立一個具有現代科學性、又符合中國特定的民風國情的法律制度，則是其共同的。
其次，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型為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法律是社會關系與需要的真實反饋，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法律中，由於重公權、輕私權，以致在契約、職業、商業法制領域缺乏創建。這是和中國傳統法律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以土地為根基、「重農抑商」的農業生產模式相適應的。中國傳統法律對於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或者運用國家制定法中零散的民事法律條款，或者採取刑事手段，或則以禮俗、宗族法為依據。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私權觀念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與中國相比，西方國家在中世紀就已經興起了獨立的工商城市。當工業文明以不可阻擋之勢向現代社會逼進之時，西方資產階級順應時代的需求，在法律中規定了大量契約、物權、債權、信貸、破產、海商等方面的民商規則。可見，西方近代的法制文明一開始就與城市工商業結下了不解之緣。法律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化，必然帶來對於新的法律的廣泛需求，以及法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同樣，在19世紀末的中國，為了實現救亡圖存、富國強兵這一擺在中國人面前的艱巨任務，有識之士提出了「實業救國」、「商業富民」的方略。在洋務運動中還產生了官府獨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民商獨辦等不同方式的實業救國方式。商業活動的發展，向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確立民商事主體的平等身份、保護商業行為等等。也正因為如此，清末變法修律是以商事法律的制定為起點的。

由此可見，正是基於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型，才有可能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法律觀念、法律思想、法律模式和法律體系。可以說，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的經濟動力是不可以忽視的。

第三，傳統法文化所處的不變亦變的境地支持著中國法制的近代化。

中國傳統法制與西方近代法制有著明顯的時代落差。在落差中拋棄落後，吸收先進是一種文明進化的規律或本能。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資產階級法文化通過各種渠道輸入到中國。震撼著維系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法制。西方法文化中的正義、自由、權利、平等、法治、分權制衡、主體意識、權利本位、注重人格、罪刑法定等等，逐漸成為中國人尋求的價值目標和中國法文化急於充實和修正的部分。面對強大的西方法文化的沖擊與挑戰，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處於一種不變亦變的境地，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正是被一種異己的法文化所推動的。

（二）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特殊動因

中國法制的近代化，除了來自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基本結構變遷所形成的歷史必然性以外，還有其特定國情所形成的特殊動因。

首先，從中國社會內部來看，鴉片戰爭前後，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已使傳統法制無法滿足調整社會關系的需要。

中國傳統法制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小農經濟以及建立在這種經濟結構之上的鄉土社會。人口的數量不大，而且很少流動性，法律基本上可以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然而歷史發展到清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迅速增加，至鴉片戰爭前夕，已達4億左右。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社會關系變得復雜化，與「戶婚田土錢債」相關的民事糾紛所佔的比重逐漸加大，這就要求作為社會關系調整器的法律作出回應。

其中之二就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從而導致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自五口通商以後，門戶洞開，海陸離埠，逐年增闢，加以交通之進步，機械之勃興，而吾國之經濟遂息息與世界與各國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變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給人多，多變為不平均之發展。」 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變革，使得整個社會內部充滿動盪與不安。表現在法律上，就是訴訟頻仍和積案劇增。而在積案中，民事案件逐漸上升，占據了大多數。

可見人口的增長，經濟結構的變化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都要求法律作出回應，這成為中國法律向近代轉型的內部動因。

其次，從中國近代社會所面臨的外部壓力來看，收回列強攫取的領事裁判權成為中國啟動法制近代化的外部動因。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歷史上「百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威脅當中。正因為如此，中國近代史上一切重大的變革、重大的政治活動都和救亡圖存聯系在一起，法制近代化同樣是圍繞這條主線展開的。

在長期封閉環境下生活的中國人，他們在鴉片戰爭後的最初反思，止是器物不如人而已。隨著視野的開闊，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主要不在於器物層面，而在於制度層面。所以要富國強兵，不但要學西方之用，還要學西方之體，即採用西方的政體與法律制度，才能自救、自存、自強。但是西方國家法制的近代化，無論途徑、方式、方法與價值取向與中國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在啟蒙思想家關於民主、法治、三權分立學說的指導下，通過國家立法形式確認已有的制度和規范，在法律近代化過程中始終是圍繞如何處理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以實現最大限度的民主與法治。這種價值取向顯然與爭取救亡圖存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由國情決定的。

以領事裁判權為例，中國政府自古以來便嚴格維護司法主權，《唐律疏議》所規定的「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的處理涉外案件原則，影響極為深遠。但至鴉片戰爭後，英美強加給中國的領事裁判權踐踏了中國的司法主權，由領事裁判權又派生出列強在租界地區「會審公廨」的審判權，出現了「外人不受中國之刑章，而華人反受外人之裁判」的怪現象。西方列強之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領事裁判權的理由之一，是中國法律制度落後、野蠻，與西方國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制度相悖離。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法律「不僅是極為專斷的和極為腐敗的實施的，而且它的體系在許多方面與歐洲人公平或正義的觀念不相容」； 以此為借口，他們決定「不再服從這個的刑事管轄」。

司法主權的喪失是主權淪喪的表現之一，因此愛國的官僚、士大夫為收回領事裁判權、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而奔走呼號。1902年中英簽訂了《馬凱條約》，該條約第12條規定：「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其後美國、日本、葡萄牙也做出類似的表示。由此而激發了朝野上下修律與改革司法的熱潮，可見收回領事裁判權是中國近代法制近代化的最重要的誘因。

❾ 鄉土中國對法理社會的解釋

普遍認為，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雖說沒有法律，但不是說這個社會沒有秩序，秩序的生成主要是依"禮"和依"習慣"
法理社會是指在社會體系中，有完善的，全面的法律來制衡社會各階層的矛盾，並以法律作為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手段。

鄉土社會：傳統農耕文明的中國，家家戶戶實行小農經濟，一個家庭/家族能夠通過耕種來實現自給自足，所以就在土地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文明，這就包括家族/地域的內部/外部人情關系往來的人情社會，即便是已經慢慢進入工業化的今天，整個社會的主體文化氛圍也還是這種。

中國人講究禮尚往來，習慣於找關系、送禮這樣的處事方式，就是鄉土文明的特點之一（不是給小費，而是為了拉關系）。於是內部通過一系列的人情世故把幾乎所有人都緊緊的交織綁架在一起，所以中國人都很注重集體主義（有山頭意識），講究「人多力量大」。

這種文化有一點好處就是有很強的團結、凝聚力，但是特別是進入工業時代的今天壞處也很凸現，構成了種種利益集團，農業文明的時候一個小團體就是一個小團體，不會影響很大，但是工業文明時期生產力快速發展，一個集團可能控制的就是整個社會。

還有就是這樣的社會裡面一旦出現一個不利於這個集團的影響點，就會遭到所有人的排擠、歧視，可能某些少數掌握真理的人，可能真理就這樣被埋沒掉了，還有就是集團內部可能會「藏污納垢」，躲在集團內部因而能通過集團內部的影響力避開懲罰。

同時這樣的集體也不利於社會流動、發展，因為一旦需要改革牽扯到的利益集團就會很大，范圍就會很廣，不利於對於個人的提升與發展，這樣的「集體」力量，一旦吃瓜群眾被錯誤的觀點影響，就很容易造成巨大的危害，對那部分少數掌握真理的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