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手段
1. 法家推行法治的方法
法家的「法治」其核心思想其實不是「法制」,而是「權治」。法家思想成熟的很晚但其誕生得很早,法家的創始人是管仲,他依靠「霸道」幫助齊桓公稱霸,具體做法就是查戶口、定編制,是把人民分成四種人:士農工商,分居不同的地方,永世不得改行或串門,然後建立十五個士人之鄉,再從裡面徵兵。其實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兵營,保證君主的最高權力。由此可見,法家的是通過法規律令和行政手段治國的學派,因此西方把法家稱為「行政管理學派」或者「司法與行政管理學派」。
法家的理論依據是人性本惡,這個思想來源於荀子,但荀子並不是人性「本」惡論者,荀子的觀點是人性「有」惡。荀子認為人性分成兩個部分「性」(人的自然屬性,是惡的)和「偽」(不是虛偽的意思而是人為的意思,是指人的社會屬性,是善的)。荀子在王志篇中說,天下萬物可分為四等,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所以是天下至貴。由此可見,荀子是承認人性有善的。而且荀子認為人必須通過「偽」去改造「性」,因為如果沒有偽,只有「性」,那麼人是無法生存的,因為人的動物性的生存能力不及動物,叫做「力不如牛,走不若馬」。用「偽」改造「性」必須由聖人來做,叫做「化性起偽」,改造的結果是「塗之人可為禹」,這與孟子的「人皆可為舜堯」殊途同歸。如果荀子不承認人性有善,很難想像可以把普通人改造成聖人。但荀子同時認為「性」是很頑固,必須通過聖人的改造,才能去除,而聖人的做法是「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這個做法已經離法家很近了,而韓非在荀子人性有惡的基礎上又向前邁了一步,認為人性本惡,因此沒有改造的可能性,只能防範。所以法家才是諸子中真正的性惡論者。
2. 如何更進一步,更快一步提升法治化水平
十八大報告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強調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法治思維不同於行政命令思維、經濟思維、人情關系思維等,它一般是指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進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活動與過程。其目的在於使其行為、決策更具合法性,問題的解決更趨於公平、公正。如何提高領導幹部從「一般思維」方式向「法治思維」轉變,在這里談一談粗淺的建議,以供商榷。
法律學習常態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各級領導幹部的領導管理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領導幹部只有具備了一定的法律素養,增強了法治意識,才能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不斷提高依法管理經濟、依法管理社會事務的水平,從而適應新時期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工作的需要。而要培育和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能力,只有不斷的進行法律學習,並使之常態化。
「四學法並舉」是實現學法常態化,培養各級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重要基礎。1、中心組集體學法,是各級領導幹部學法經常化的保證,學法的時間每月應不少於一個法律學習日,學法內容安排上可以既豐富又靈活。2、高水平的法制講座,是提高法律素養的重要途徑,在提升學法效率、提升思想認識上效果很好。3、法律知識輪訓,是系統學習法律的有效方式,可以規定領導幹部和行政執法人員每年接受法律知識培訓的時間和內容,在教學力量和教學投入上予以保障。4、個人自學,也是重要的學法方式,領導幹部在時間、內容上都能自己靈活安排,可要求適當摘錄學法筆記、提高學習效率。
領導幹部學法的內容要有針對性,應重點包括民主法制理論、依法治國理論、憲法和法學基礎理論、基本法律等,其中履行職務常用的專業法律知識又是重中之重,學習內容可根據形勢、任務的需要和不同崗位的要求確定。要將學習基礎法律知識和專業法律法規相結合,在本職崗位所必備的法律知識上下功夫,才能不斷提高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水平。
依法治理制度規范化
對領導幹部而言,學法的目的在於用法,用法反之又能促進學法,法治思維並不是理論上的學法,而是學法與用法的統一。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嚴格執行用法制度,通過落實責任、用制度去強化各級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
「三制度強化」是提升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的主要手段:
1、法律顧問制度。是領導幹部依法行政、依法執政的基礎,建立政府法律顧問制度,聘請律師擔任政府法律顧問,是促進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重要保證;是規范政府行為,有效推進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是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健全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機制的重要途徑。領導幹部在決策和管理實際工作中通過與法律專家的溝通,聽取專家意見,法律意識得到培養和提高,這是培育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好途徑、好方式。
2、責任追究制度。是落實領導幹部獎懲措施,強化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重要手段。當法治思維能力成為領導幹部判斷是非、行使權力、實施管理的重要價值標准和行為規范時,其學習法律,依法行政的觀念便將不斷得以強化。
3、風險評估制度。是提高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的又一重要舉措,是實施領導幹部風險管理監督工作中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總體要求。建立風險評估制度,可以防範領導幹部因失職或管理能力缺陷給社會經濟事業發展造成損失,防範領導幹部因瀆職甚至腐敗等形成的社會不安定。
制度是一種外部環境,但通過制度的強化,影響了領導幹部依法行政、依法執政行為這個內部因素。制度的健全,對領導幹部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進行了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只有提高法治思維,才能充分運用法制軌道上的權力,為一方發展提供強大的內生動力。
學法用法機制保障化
法治,追根溯源是追求公平、公正、公開。「法治思維」首先是一種法治理念,法治思維是建立在法治理念基礎上的,一個平時沒有法治理念的公職人員、領導幹部,遇到問題不可能突然形成法治思維。因此,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的提升,除了法律知識水平的提高,更需要完善各類制度,並建立健全長效機制,以機制保障領導干法學法用法尊法守法。
「三機制落實」是保障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提升的有效舉措:
1、學法用法考試考核制度。是掌握各級領導幹部平時學法、依法辦事的情況的重要手段。只有將「法治方式」引入領導幹部績效考核和選拔任用標准之中,並且占很大的分量,才能讓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幹部主動自覺的慣性思維方式。
2、提升激勵機制。是組織人事部門對領導幹部的學法、用法、依法行政成效的激勵。也是領導幹部任用、晉升的評判依據。
3、述法機制。是領導幹部勤政廉政的綜合自評,既能反應領導幹部自身學法情況,又能反應實踐中用法實績。俗話說「自己有一桶水方能授人一碗水」, 領導幹部帶著壓力和目標學法,自然了解得更多、思考得更深,並得到更多的鍛煉。
提升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引用「法治方式」治國理政勢必成為今後一個時期領導幹部的一個重要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應該以學為基礎,以用為手段,用制度、機制來保障,不斷改善法治環境,形成法治環境與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運用的良性循環。
本文轉載自中國普法創新網 責任編輯:鍾瑜
3. 什麼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黨的十 八大報告提出,「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動發展、維護穩定能力」。在此之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這對概念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從中 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都強調要在實際工作中踐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如何從學理上闡釋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法治思維
何為法治思維?簡言之,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的諸種要求運用於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以法律規范為基準的邏輯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因此,法治思維需以法治概念為前設。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至今,於法治概念之認知盡管不完全一致,但對其核心內涵包括精神、實體、形式等層面諸要件已經有基本共識存在。就中國當下而言,經過30多年砥礪耕耘,在法治概念上的初步共識也已基本具備。這是之所以提出法治思維命題的前提。
法治思維是一個文化范疇。廣義的法治文化包含了精神、制度乃至物質等不同方面,而法治思維則屬於精神方面的文化要素。法治文化的精神方面大概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層面。一是法治意識和觀念的層面,這是最低最基本的層面。全社會成員都應當具備相應的法治意識、觀念,才能夠形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觀念基礎。對於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權利意識,又要有自覺遵守法律的義務觀念;對於領導幹部而言,除了相應的權利義務觀念,則要有法治的權力觀,以及帶頭守法、維護憲法與法律的權威的職責意識。二是法治思維和理念的層面,表現在法治意識和觀念上升到思維、理念的層面,對制度建構和具體實踐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動作用。三是法治的價值與態度層面,表現在人們的內心價值觀和態度上對於法治的內在認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內化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層面。由此可見,法治思維是在法治意識、法治觀念基礎上的進一步升華,運用法治思維則是對培育社 會主義法治文化提出的更高層面的要求。
法治思維與學術界常講的法律思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法治思維與法律思維都是根據法律的思考,以法律規范為邏輯基準進行分析推理判斷。二者的不同之處主要有二。其一在於法治思維蘊含著價值意義上的思考判斷,即在法律思維中必須貫穿以人為本或者人權的基本價值標准。二是法律思維往往更側重於強調一種職業化的思維方式,為法律職業者所掌握運用,而法治思維更側重於強調一種治國理政的思維方式,是為執政者或者公權力的執掌者掌握運用的思維方式。所以,與法治思維所對立的是人治思維、特權思維,後者將權力置於法律之上,視法律為虛有之物。
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層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維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進行認識並得出初步判斷的層次。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對社會中的一些行為或現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斷,例如飲酒駕車是違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並得出結論乃至解決辦法的層次。法律職業者的思維多為這一層次。這一層次的思維是以通過法律解決個案為主要特徵。
三是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性衡量,並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法治思維更多地體現在這一層次上。
四是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思維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從而能夠通過建構或改革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思維,也是高層級的領導幹部所應當具備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維能力的高低,應當按照對象和主體的不同設定不同的標准。
法治方式
簡單地說,法治方式就是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法治方式與法治思維是內在和外在的關系,法治方式就是法治思維實際作用於人的行為的外在表現。可以說,法治思維影響和決定著法治方式。法治方式與原來人們常用的法律手段一詞,在意義上相近。但,手段一詞過於工具化,而方式則是更恰當更中性的描述。
與法治思維相應的法治方式,其外延更為寬泛。通常人們所說的「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都是屬於法治方式的范疇。凡作決策、處理問題,都要先找法律依據。有法律依據的,看看法律是怎麼規定的,所提出的處理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沒有法律的具體依據的,看看上位法、憲法中有沒有原則性的規定,有原則性規定,要按照法律原則進行辦理。有些事情可能是全新的,也要按照法律的基本原理進行比照處理,使之符合法律精神、合乎法理。有些情況下,出現法律規則之間相互沖突的情況,則要按照下位法服從與上位法的原則,依照法定程序來處理。
就法治方式而言,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消除在舊的思維模式下所形成的一些與法治要求不符的辦事方式。例如托關系、找門子的辦事方式。在傳統的熟人社會、人情社會下,遇事「找熟人」「走關系」往往是人們的第一選擇。人們通過關系進行社會資源之間的互換,使得法律失去應有的效果,往往導致社會資源利益的無效率、浪費。例如選擇性執法。法律是否適用、對誰適用、如何適用,皆取決於執法者自身的判斷甚至好惡,最終導致法律失去公正性,喪失人們的信任,失去效果。而法律實施機制的失效,又使得一旦有人逃脫了法律的及時制裁,其他人就會形成「法不責眾」的擴散心理,出現機會主義違法。再如運動式執法、運動式治理。這種治理方式下,法律被認為是從屬於某一具體社會政策的工具,法治的基本標准和要求為實現特定的目標被放棄,導致社會失序,法治權威受損。這些方式植根於舊的關系思維、特權思維、人治思維中,與法治思維相悖,無疑都會損害到法律的確定性和權威性、公信力。
資料來源:http://www.zsdx.gov.cn/news/32c73718-00bb-4d60-9a62-ade2b9e40c5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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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德法制化 舉措
道德不可能全面法制化。法制是一個雙刃劍,當一切都法制以後,人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伽利略用落體試驗、天文望遠鏡等手段證實自己的物理學觀點,被認為是實踐賦予了伽利略的物理學知識。愛因斯坦認為伽利略的研究是物理學的開端。近年來一些學者持相反的觀點。如聶文濤認為,伽利略有超越哥白尼的數學才能,完全可以用數學方式理解《天體運行論》。天文望遠鏡只是向不能理解《天體運行論》的人們提供證據。落體試驗在考慮空氣阻力的情況下很難成立。
當時「地球繞太陽」和「太陽繞地球」都有科學證據,而伽里略學說的破綻之一,是科學家探測不到「斗轉星移」(Stellar Parallax)的現象。什麼是斗轉星移呢?這名堂十分嚇人,其實意思很簡單。如圖一顯示,假設星星 A 和星星 B 懸浮在太空中,我在地球表面之觀察點 1 仰望星星 A 和星星 B 時,它們的距離好象十分接近,如果地球自轉,即使我站在原地不動,我將會隨著地球移動而去了觀察點 2 ,由觀察點 2 看同樣兩顆星星,它們的相對位置便會改變,由角度 Y 比角度 X 大就可以知道。換言之,如果發現有斗轉星移的現象,那麼地球轉動就可以成立;假若沒有斗轉星移,地球應該是在固定地方。十六世 紀時天文學家泰高.巴希(Tycho Brahe)以當時最精密的儀器,去探測是否有「斗轉星移」,可是看來群星的相對位置和距離好象沒有改變,因此地球轉動之說不被接納。
問題是:外層空間的星球距離地球十分遙遠,即使在地球這宇宙微塵的表面移動了幾百里,觀察幾百萬里、甚至幾千光年以外的星星,當然難以察覺它們的位置和相互距離有什麼改變。最早以科學儀器探測到斗轉星移的時間,是一八三八年。現在我們回頭看往事,當然可以說伽里略是先知。
其實,伽利略學說也有不少錯誤的地方,例如他以海洋的波浪和潮汐漲退來作為地球移動的證據,以一杯水來作為比喻,假若杯子在一個固定位置,杯中水便會聞風不動,當杯子移動時,杯中水就會左起右落。現在我們都知道,潮汐漲退是由於月球引力,而不是地球自轉,如果我們對巴希扣上「愚昧無知」的帽子,那麼伽利略的錯誤又應該如何對待呢?
顯然,羅馬宗教事務所比今天的很多科學家更客觀對待了伽利略研究。我們今天的很多「科學標准」甚至已經可以否定實踐,甚至一些專家隨意確定標准限制非標准進入,實際上是比羅馬宗教事務所更嚴厲的科學封鎖。因此,堅持科學發展觀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騰飛的思想基礎。
5. 如何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1.加強法治教育,把法律意識作為在工作中處理問題時的一個價值選擇版。要建立一個長權期的、常態化的、落地的包括新入職的、調任的公務人員在內的具有整體性的法治培訓制度,提高法治教育工作的科學性、系統性,培養領導幹部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處理各種復雜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努力把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納入法治化軌道。 2.要切實加強依法行政。在處理問題時,要充分判斷職權的運用是否合法,地方性法規以及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在行政決策時是否體現了民主參與、是否進行了必要的合法性審查,是否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在行政裁量的時候是否體現了法律平等的精神、是否體現了平等的規則。 3.要樹立依法維穩的意識。依法維穩就是要按照法制化、制度化的要求,堅持依法辦事,按制度辦事,做到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殊公民。尤其對於私慾膨脹,無理取鬧的人員,不能總是以息事寧人,花錢銷災的辦法來對待,而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堅決依法予以處理。姑息、縱容這樣的行為只能破壞穩定良好的社會秩序,使工作處於被動局面。
6. 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方法
一、旗幟鮮明地堅持黨的領導,確保社會主義法治正確政治方向 《決定》開宗明義,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列為首要原則,把「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作為重要任務部署,闡述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體現了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和發揮黨的政治保證作用的高度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最本質特徵就是黨的領導。
二、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依規管黨治黨建設黨國有國法,黨有黨規。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鄧小平同志指出:「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依規管黨治黨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只有把黨建設好,國家才能治理好。 黨規黨紀是管黨治黨建設黨的重要法寶。擁有一整套黨內法規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政治優勢。
三、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決定》強調,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從中國實際出發,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 要吸收中華民族修齊治平的文化營養。
四、從嚴治黨、嚴明黨紀,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xx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定不移改進作風、堅定不移懲治腐敗,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意志品質頑強、領導堅強有力。但是,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一刻不可放鬆。
五、強化「不敢腐」氛圍,逐步實現「不能腐」「不想腐」。xx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抓緊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機制。當前,要加大正風肅紀、嚴明紀律、懲治腐敗力度,使之「不敢腐」。誰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敢頂風違紀,誰就要為之付出代價!懲是為了治,要綜合施策,加大治本力度。
7. 我國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內容 是什麼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內容是通過法律對國家行政管理的各項活動、各個環節進行調節和規范,將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術方法、協調手段、行為方式、步驟和程序法律化,為國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運用國家權力對社會事務的一種管理活動。也可以泛指一切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事務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統是一類組織系統。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分系統。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管理的對象日益廣泛,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市政建設、社會秩序、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現代行政管理多應用系統工程思想和方法,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支出和浪費,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則主要包含以下三項內容:
1、行政行為必須具有法律依據。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採取行動,這是行政法治原則的根本要求。對於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動,而無須法律授權。但是,對於行政機關來說,則沒有這種自由,而必須嚴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則。這是行政行為與公民個人行為的最大區別。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機關職責清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包括事務、時間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規定在憲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當成文法規定不明確時,行政法院根據法的一般原則對成文法的規定進行補充和解釋。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自由行動,否則,構成「無許可權」。無許可權行為是最為嚴重的違法行為,在越權之訴中,「無許可權」是行政行為被撤銷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無許可權機關所作出的行為,屬於羈束行為,且該行為的內容符合法律規定,有管轄權的機關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只能作出同樣的決定,行政法院對這種行為並不撤銷,因為撤銷該行為「並不影響行政決定的結果和當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費訴訟時間。」
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僅要求行政行為的存在須有法律依據,而且進一步要求行政行為的實施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過程必須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法律對行政行為全程的監督和控制,使行政權在法律所設定的軌道上運行。但是,我們不能把行政法治的這一要求,簡單理解為行政機關只能機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則適用於具體事件而沒有任何斟酌選擇的餘地。行政行為有羈束行為和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它們受法律制約的程度上是有所區別的。但是,二者都必須受制於法律這一點是共同的,不可動搖的。根據行政法治原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律往往出於不同的目的和考慮對行政行為規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條例的咨詢、討論和公布程序,行政處理的說明理由和書面形式等。由於法律規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於保障相對人權利的考慮,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遵守,否則行政法院將宣布該行為無效。但是,出於行政效率的考慮,行政法院對於形式違法的行政行為也並不是一概予以撤銷,而是根據形式違法的具體情況分別作出撤銷、不予撤銷和補正等不同形式的靈活處理。
明確的管轄權與合法的形式共同構成了控制行政權行使的主要條件,無許可權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銷行政決定的最初的兩個理由。在當代的法國,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因為「手續不僅限制每個公務人員的權力,也使每個公務人員受到其他公務人員的制約和補充。」 比如,法國在 1978 年公布實施了《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79 年公布實施了《說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實施了《行政機關與其使用人關系法令》等單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則的重要內容。首先,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須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出於以私人或黨派或者所屬團體的利益。例如,當某家旅館與市長的某個親戚開辦的旅館形成競爭時,該市長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為借口關閉該旅館。其次,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特別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訴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銷了省長作出的關閉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場的決定,理由是該行為的目的不是法律與規章授予他權力時要保障的目的,而是為了維護國家財政部門的利益。
行政行為的目的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是行政法治原則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在法國行政法治進程的初期,只要一種行政行為是由具備法定許可權和資格的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會認定該行為合法,而不問該行為的目的和動機是什麼。隨著行政法治的進一步發展,行政法院發展了濫用權力的理論,根據該理論,行政法院可以審查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如果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不符合法律規定,該行為將被行政法院以濫用權力為由予以撤銷,從而使每一項行政行為都處於行政法院的監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目的和動機的審查極大地擴展了行政法治原則的內容,狄驥認為這導致了自由裁量行為概念在公法領域的消失。
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還要求行政決定的內容和法律根據合法。
3. 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積極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法治有兩層含義:消極的行政法治和積極的行政法治。消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程序和目的。積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機關以自己的積極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這是法國行政法治原則的最新擴展。
根據積極行政法治的要求,不僅行政機關拒絕作出實施法律的具體行政處理決定構成不作為的違法,而且當法律和上級機關條例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制定條例,而行政機關不履行該義務的行為同樣也是違法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行政機關在情況需要的時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條例來維持秩序,就是違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觀點:當制定行政條例為實施某個法律所必要時,行政機關有義務制定這個條例。
8. 關於法治內容
第十三章法與社會
第一節法與社會的一般關系
一、法與社會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會是法律的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
社會是法律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律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第二,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
法對社會的調整,首先是通過調和社會各種沖突的利益,進而保證社會秩序得以確立和維護。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社會的調整手段主要有三種:即法律、道德和宗教。
當然,法律不是萬能的。
首先,在某些社會關系領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說不是最佳的手段。
其次,我們還應當看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號召民眾守法,更重要的還在於教育民眾用法。只有人人都善於使用法律,法律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二、法與社會和諧
【當代中國法律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 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可能自發地實現,有關和諧社會的價值理想需要一系列方針和措施來體現,其具體要求也 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實施和保障。
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必須藉助於法律制度的推動和保障。
首先,和諧社會的原則精神與基本目標和要求不僅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復雜的利益關系,而且還關繫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們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法律,通過法律來體現,以獲得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
其次,由於涉及上述復雜關系,和諧社會的原則、目標和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甚至破壞,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總之,和諧社會離不開法,法也離不開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第一,法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和基礎,社會 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
第二,法通過確認並保障正義標準的實現,協調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第三,法可以為誠信友愛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法為激發主體的活力創造制度條件
9. 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方法 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一、准確定位,規范信訪秩序,實現信訪工作理性回歸。
堅持規范信訪事項和規范信訪秩序相結合,規范信訪事項是規范信訪秩序的前提,要想規范信訪秩序,必須規范信訪事項。凡是明確有法律渠道和主管部門的訴求,都不應作為信訪事項受理登記。
拓寬向群眾宣傳政策法律的渠道,告知其選擇法律途徑維護合法權益的有關規定。如果把不是信訪的問題引入信訪渠道,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還誤導了群眾。在暢通信訪出口上做實做強,使大量被誤導進入信訪渠道的上訪人,通過教育引導、法律告知引導其退出信訪渠道,選擇法律途徑解決訴求。
二、強化法治,把信訪事項導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
破解信訪難題的根本出路是加強法治建設,推進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逐步把信訪事項導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依法解決問題。
具體來講:
1、依法解決問題,對法律和政策有明確規定符合解決條件的,一定要做到「用心、用情、用力」解決。
2、依法教育疏導,綜合運用法制宣傳、教育引導、心理疏導、化訪為訴、進入程序、依法處置等措施,把涉訪人群導入法治框架內解決問題。
3、依法懲戒處理,對無視法律權威的違法上訪行為,要用法律方式依法處理;對把上訪當成誣告、陷害、誹謗渠道的,要強化法律告知,依法追究責任,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權威。
4、依法終結信訪,堅決維護三級終結的權威;對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一律按法律規定,通過審判監督和檢察監督、行政復議、國家賠償程序處理,並結合各部門的紀檢監察監督、法制工作監督,強化糾正錯誤,規范執法行為,堅決維護法制權威,維護法律尊嚴。
三、正確引導輿論,淡化信訪宣傳誤導,強化法制宣傳教育。
高度重視輿論宣傳對信訪群眾的導向作用,客觀報道宣傳信訪政策法規,提高群眾對信訪的正確認識,引導信訪群眾依法信訪。
淡化對信訪特別是越級信訪促進問題解決的宣傳,不過分誇大和渲染信訪的作用,大力營造依法解決問題的輿論氛圍,從思想上消除涉訪當事人對信訪渠道過高的價值預期,引導其自覺選擇司法解決途徑,在法治程序里化解矛盾、促進和諧。通過對處理違法信訪行為等典型案例的宣傳教育,以案析理、以案說法,有效震懾違法,努力營造依法、理性、有序信訪的良好社會氛圍。堅持把宣傳政策法律和教育引導貫穿於依法治訪的全過程,注重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導,強化法律告知、釋疑解惑,教育警示群眾防範違法犯罪,實現執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四、強化源頭治訪,把涉訪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縣級以下。
信訪問題的解決和防範關鍵在基層。要緊緊抓住縣級以下有關部門這個解決問題的責任主體和防範源頭:
1、把矛盾發現在早、化解在小、解決在源頭。
2、增加縣級以下有關部門化解矛盾、依法解決問題的層級,從村組、社區到鄉鎮、辦事處、縣區有關部門來真正了解實情、層層化解矛盾。
3、對涉訪違法行為也要發現在早,處置在小,解決在縣級以下。要堅持法制原則,以「合法」還是「違法」作為定性標准,不要糾結於是否為「上訪人員」、「特殊群體」,防止違法行為的逐步升級。
4、強化責任追究,及時吸取教訓、引以為戒,發現問題、改進工作,更好地從源頭上發現和化解矛盾、維護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