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刑訴

A. 急求「刑法」或「刑訴」；「民法」或「民訴」的論文兩篇！

人權入憲的法治意義

[論文關鍵詞]人權;憲法,法治意義
[論文摘要]人權入憲對中國法治具有重大的影響。人權入宛為權利的發展和實現提供了政治前提,促進了法律的獨立性發展,提升了法律的地位,從而為法治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礎。人權地位的提高,提高了民眾的權利觀念,從而為最終實現法治目標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前言
人權入憲至今已3年有餘,關於人權入憲的問題已經有很多研究和討論。人權人憲的意義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次入憲給我們法治帶來什麼影響,是怎樣影響法治的,卻缺乏闡述和論證。人權人憲在中國憲法變遷中具有重要意義。以下分別就人權入憲對法律本體的影響,對權利觀念的影響以及憲政的影響展開論證。
一、人權入憲對立法的影響
中國人權發展經受過歷史性挫折。新中國成立50周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始終把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首位,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從貧困到小康的兩次歷史性跨越,公民政治權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我們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歷史,有人稱它為政府領導型的模式,或者有人稱之為政黨領導型的模式。
這種立法模式容易導致公民的權利不穩定,這極不利於我國公民對權利的真正享有。政策性的立法模式。長期以來形成了「現在能實行的我們就寫,不能實行的就不寫」、「只對需要修改的並已成熟的問題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問題不作修改」,造成了我國憲法和法律對公民權利規定不夠全面、不夠深入。
人權人憲無疑指明了法律的未來走向,法律的權利本位特點得到了加強,這將會固定並實現法律品性的轉變。法律具備獨立的品格,不過多地依賴於政治。
政治調控和法律治理是國家治理過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兩種調整機制。法律應以人權作為維度進行關於人的權利的規定。立法以人權為度,加強了法律的中立性,法律的技術性凸現出來。法治不單純是一種「統治立法」,它不僅是法律的至上性,最高權威性,具有連續性,程序性的特徵,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法律本必須符合「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隨著現代國家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社會向多元化發展,以及經濟的全球化,國家權力在不斷地,逐漸地向社會讓出地盤,由國家權力內部的分權,發展到國家向社會分權。政府已不是在所有領域都是惟一的權力中心,很多社會事務已由社會組織運用其社會資源與社會權力來治理。法律符合法治目標:要求加強了自身的特徵,而人權入憲為法的自身提供了源泉,從而使法律的獨立發展創造了動力和源泉。
國家權力與法律的權力源自人民,法的實行有賴於全社會,全體民眾的支持。法不應只是控制社會的工具,也是社會制約國家權力和社會自衛的武器。因此國家的法治化,不能沒有社會的參與,不能脫離社會的法治化。
法治社會包括社會基層群眾性組織的自主自治,各事業企業組織,各種社會團體等非政府組織及其社會權力等非政府組織及其社會權力,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的自律和法治范圍內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裁。
人權人憲強化了權利在憲法中的地位,形成了人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提升了憲法的權利特徵,從而從邏輯上將國家權力納入了合法性評判的標准即人權標准。要建立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必須要將權力納入規制的渠道,從而理順並完成了權利和權力的位次和邏輯關系。
有人提出了法律自創生系統理論,該理論認為「自組織是復雜系統演化時出現的一種現象,是指系統形成的各種組織結構的直接原因在於系統內部,與外界環境無關」。』。系統科學認為,自組織是系統存在的一種最好形式。』,因為它在一定環境下最容易存在,最穩定。法律再創生理論認為自創生系統是閉合的而非開放的,這是法治前提。要實現法治首先在於法律與政治的相對獨立,在民主社會中,法律已不僅簡單的就是當權者肆意妄為的工具,法律的產生有自身規律,法律首先代表了不同利益主體不斷斗爭、說服而產生的最終傾向,這種傾向依賴於法學家的思考和表述而成為法律草案,最終由民選代表來最終決定是否通過一項新的法律和制度。雖然說關於法律是否是自創生系統性,學者有不同的爭論,尤其是法社會學派與規范學派對此不同的觀點尤為尖銳,需要說明的是法律是否受外界的影響以及對於法律到底是什麼的不同回答,雖是兩者爭論的焦點,但法律自創性系統理論在強調法律自創性的同時並非否定法律會受政治、經濟環境等外界環境的影響,只是說法律首先是閉合的,同時對於外界的輸入法律並未完全拒絕,在接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時,由法學家對其信息進行有關法律價值的判斷並進行技術處理,並進而與法律系統內部進行整合。
人權入憲提高了權利的地位,無疑為憲法實現權利本位。憲法高價位特性,促使了法律系統以人權為核心的構造。人權入憲在立法上為法律實現自創性系統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
二、人權入憲對司法的影響
由於憲法基本權利向部門法規定的具體轉化存在著「內在精神失真「的可能,同時這種轉化的具體化的實質使之既有不周延的可能,也有相互沖突的可能。這樣就需要運用憲法解釋制度化解矛盾,人權在憲法中的統率地位,也就決定了當法律沖突及法律缺漏時的人權解釋了,具體體現為當權利與權力的取捨無疑傾向於權利,當權利之間沖突無疑應作有利於弱勢群體的解釋。
司法活動與直接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其他情緒化的社會因素相脫離,從而將司法作為法律自創性系統的一個主要組成部門。「無救濟便無法律」,司法的非政治化非道德化,外觀上脫離社會,這會進一步從總體上加強法律的權威,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以人權為指向,從而為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與正當性與否的判斷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日本學者谷口安平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他認為,訴訟是實體之母。邏輯上說,決定權利存在與否,並不僅僅在於實體法這一層次,而應該說主要是在訴訟的層次決定的。另外博登海默對法的弊端也進行了分析,他為法律具有保守性的傾向。因為法律是一種不可朝令夕改的規則體系,一旦法律制度決定了一種權利義務的方案,那麼為了自由,安全和預測性,就應該盡可能地快,這種「時滯」就會造成社會發展的障礙。其次是因為法律規范框架中因有的某種僵化性。由於法律規則得以一般的,抽象的術語來表達,所以它們在特殊情形中只能起到約束物的作用,給解決特殊案件帶來困難。法律的第三個弊端源於規范控制的約束方面。制定規范是為了反對和防止無序狀態的,然而,它始終存在著一種危險,即一些服務於有益目的的制度可能超越了其職責的范圍。如果法律制度為了限制和人權利和政府權力而規定的制衡原則變得過分嚴厲和僵化,那麼一些法律和權利的有益形成就會受到窒息。基於以上原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便不可避免,但法治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權力制約。人權作為一種理論解釋和實證發展的載體無疑為自由裁量提供了方向和共通的標准。
三、人權入憲促進權利觀念的發展
以四代領導集體為比較,我們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代時期,人權被標列資產階級的專利,對之態度若明若暗,從而導致缺失制度的保障。第二代時期,把人權分為「你的」,「我的」,注意區分二者是「兩碼事」,但已開始注意建設「我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正式承認人權的普遍性,認為它是人類文明共同結晶,敢於與兩方交流,合作與對話。第四代領導人實現人權入憲,實現了觀念性的權利向實在性的法律權利的轉變,從而深入展開的人權全面建設,社會保障法不斷制定和落實。
人權強調的是國家對公民應有的態度,而不是一種個人的與某種宗教性信仰相類似的排他性的實體信仰。人權的主要防範對象是公共權力,因此,在國家與個人的關繫上理解為「個人主義」的意義將使我們通過法律制定將人權觀念轉變為法律權利,使得那種認定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判斷在法律意義上沒有任何說服力。
中國由於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及其長期以來的傳統生產方式的決定了傳統中國人的人格特徵。孔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學,將修身作為後三者必經階段,在這幾個階段中地位不同。按照孔子的觀點,「仁者,人也」,處理社會生活中的一切人際關系都必須以仁德為指導。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說的中國是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在西洋社會里爭的是權利,而在我們卻是攀關系,講交情,在一個差序格局中,缺乏一個普遍性的道德標准。我們的社會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個網路有個「己」為中心,各個網路的中心都不同。這與法律的統一性是背道而弛的,難怪有學者說中國文化傳統中缺少一種可以支撐法治的文化和宗教。
即使是解放以來的計劃經濟時代,也是如此,長期以來,出於改造社會的雄心大志,國家通過計劃控制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並通過計劃制度進行分配,由此,一個以身份為特徵的社會逐步形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各自的身份為坐標。在計劃體制中,所有社會成員被分別納入到各種形式的組織之中。這一切都導致個人觀念的缺乏,權利觀念的缺乏使得缺失普適性的人性關愛。
結語
人權人憲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步驟,具有法治進程的里程碑.它實現了對國家的行為的合法性的評價,從而將國家的行為從無需自證的的合法性轉變為對國家行為評價的正當性。這無疑拓展了憲法進行合法性評價的范圍,從而提高了憲法的權威,使得法律的品性發生了轉移。從而使法律從以往的片面依賴政治逐步轉化為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權人憲改變了以往憲法僅僅作為決定和評判法律合法與否定的政治標准,而且它使憲法和民眾的聯系得到了加強,從而必將提高憲法的權威和憲法的應用,法治以人權作為橋梁,構築了廣泛而堅實的社會基礎。

B. 無罪推定原則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影響及其原因

論無罪推定原則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影響及其原因 「無罪推定」作為一項各國普遍承認的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在其法治現代化的進程中已經越來越多的受到重視和運用。我國是一個發展經歷不同於別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對待西方通行的無罪推定原則，既不全盤否定，也不盲目接收，而是批判地吸收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作了重要修訂。新的刑事訴訟法廢止了收容審查等不利於人權保障的措施，吸收了無罪推定等先進的思想，確立了疑罪從無的處理原則。從而結束了長期以來刑事司法活動中對涉案人員有罪推定的歷史，它在我國刑事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盡管我國尚未建立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但卻在新的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由其衍生的兩大訴訟規則，體現了我國現代法治的進步。
關鍵詞：無罪推定 疑罪從無 刑事證據 非法證據排除 誰主張，誰舉證
一、概述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因此，無罪推定所強調的是對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須有充分、確鑿、有效的證據。如果審判中不能證明其有罪，就應推定其無罪。應該說這一原則對於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訴訟地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歷史上看，無罪推定作為封建社會有罪推定和刑訊逼供的對立產物，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在否定中世紀糾問式訴訟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並發展起來的一項法律原則，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承認的刑法和刑事訴訟原則。在大陸法系，無罪推定原則是由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在其《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最早提出來的，並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首次成為法律原則被載入《人權宣言》。在英美法系，英國普通法的訴訟理論中該原則也有較早的體現，後來為美國憲法及其訴訟實務所採用，英美法系刑事程序的各個環節都體現了這一原則。《世界人權公約》和《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採用了該原則,因此,無罪推定可以說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際司法准則。
我國96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由此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內核，但我國在刑事訴訟中尚未確立完全的無罪推定原則。因為無罪推定原則還包括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具體制度，如沉默權等制度，而這些制度正是我們所缺乏的，同時，鑒於我國的國情和現代法制建立的時間較短，人民群眾和司法人員的現代法治觀念還很不成熟，對無罪推定的認識遠未達到應有的水平，因此，還不能說我國已經全面地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但目前，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權保障理念和司法觀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二、無罪推定在我國刑事訴訟用中的體現
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它在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適用體現在刑事證據制度中。目前，由該原則衍生出與刑事證據有關的兩大規則，對於從根本上確立無罪推定的原則和觀念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疑罪從無」規則的確立。
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即：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兩難情況。我國在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疑罪從掛」的現象，即對於事出有因，又查無實據的疑難案件，先掛起來拖著，對已經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則實行長期關押不予釋放，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刑事訴訟法修改後，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規則。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訴的決定」，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些規定，是我國確立疑罪從無規則的顯著標志，它不僅是無罪推定原則的重要派生規則，而且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該規則強調證明有罪的責任應由控訴機關來承擔，控訴機關必須收集到確實充分的證據以證明犯罪，如果不能證實犯罪或者依據收集到的證據定罪存在異議，則應作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解釋和處理，罪輕罪重不能確定時，應定輕罪，有罪無罪不能確定時，應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
（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
該原則是刑事訴訟中對舉證責任分配的通俗說法。在刑事訴訟中，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訴機關，控訴機關必須用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支持其對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負有舉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該原則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訴機關證實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證據必須超出合理懷疑的程度，控訴機關不能通過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證據的標准。
在我國，盡管新的刑事訴訟法還沒有確立完全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但由無罪推定原則衍生出的以上談到的兩大規則已經確立。然而在實踐中由於實行時間較短，加之我國的司法、執法人員的素質有待提高等問題，違背以上兩大規則的觀念和行為依然非常盛行，其中刑訊逼供在我國的泛濫和屢禁不止就是一個典型。因此，僅僅確立了法律原則，而沒有相關配套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原則的落實可能只是一句空話，人們所期盼的由該原則來徹底解決刑事訴訟中的嚴重侵反人權和有效打擊犯罪將只會成為一種美好的願望。

三、「無罪推定」給司法機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無罪推定原則是指任何人在沒有經過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終確認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無罪的人。其基本含義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如何確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提供證據並且證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責任應由控訴機關或者人員承擔，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協助控訴一方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責任，對於控方的指控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對於偵查、起訴、審判官員的提問有拒絕回答的權利；控方履行證明責任必須達到確實、充分或者超出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若不能證明其有罪或者證明達不到法定的要求，則應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即「疑罪從無」。最終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權力專屬於獨立公正的司法機關，即法院。法院必須經過合法、公正的審判程序才能做出有罪判決，在這種程序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應當擁有對抗國家追訴權所必備的程序保障。如被告知罪狀的權利、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與控方證人對質的權利、傳喚有利於自己的證人的權利等等。
（二）在法律上無罪的人被定罪之前如何對待他。任何人在法院最後定罪之前在法律上是無罪的人。因此，政府如果懷疑某個人犯罪或者決定採取拘留、逮捕等措施時，必須有合理的根據，不得隨意決定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既使是因為現行犯罪而被拘捕的，在依法審判確認有罪之前，也不能把他當作罪犯對待，特別是不能採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搜集證據，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格尊嚴。一切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損害財產權益的強制措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把可能造成的損害減少到最低限度。
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關鍵是要更新司法觀念。但由於我國對該原則曾經長期持批判態度，受其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多數司法人員習慣於有罪推定的思維模式，習慣於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謂「進門三分罪」。司法人員出於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職業責任感，在嚴厲打擊犯罪的思想指導下，對一些證據不足，本應當做出不起訴或無罪判決的案件遲遲下不了決心，惟恐放縱了犯罪，使得為法律所正式確認的疑罪從無規則的貫徹遠遠不能到位。這就要求我們的司法人員亟需轉變陳腐落後的思想，加強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學習和認識，將疑罪從無規則從法律規定層面提高到法律意識層面上來，不斷更新司法觀念，增強現代法治意識，樹立人權保障理念，真正體現法律的人道主義精神。

四、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應切實貫徹並不斷完善無罪推定原則
嚴格訴訟程序，在刑事訴訟中切實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以確保我國刑事訴訟法業已確立的兩大衍生規則真正落到實處。
（一）切實貫徹證據不足作無罪處理的疑罪從無規則
「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原則派生的規則，如果說在法院判決有罪之前把被告人當作無罪的人來看待，是無罪推定在程序上的體現的話，那麼在面對證據不足的疑罪案件時，控訴機關基於這一規則做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處理則是其在實體上的運用。疑罪從無規則被現代文明國家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普遍認可，是現代刑事司法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我國在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順應了這一趨勢，正式肯定了該規則。使得長期以來困擾司法機關的疑案處理有了明文法律標准和依據，從而避免再出現疑案從輕、從寬、從掛甚至存疑判決的尷尬，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在面對疑案時，是選擇錯判還是錯放，這是涉及到司法公正的價值取向問題。現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個體公正，即個案公正，司法活動應當圍繞個體個案進行。盡管我們的錯案率對於司法機關來說可能只有千分之幾，但是對於被冤枉的當事人來說則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從無規則，必然會放縱了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如果我們把疑罪都按照有罪處理，則會冤枉許多無辜的人。權衡利弊，我們只能採取「寧縱勿枉」的原則，既使放縱了某些真正的罪犯，也決不能冤枉一個好人，這是現代司法觀念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實現司法公正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二）應當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
控訴機關負責證明被告有罪的責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這是無罪推定原則下的一項重要訴訟准則。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均將「誰主張有罪，誰承擔舉證責任」的證明責任的分配規則視為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但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負如實回答的義務卻間接違背了這一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變相承擔了自證有罪的義務，這顯然是有罪推定的產物，也是刑訊逼供這一頑症始終得以存在的制度性支撐。同時，面對控訴機關的訊問和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可為自己作辯護的基本權利。他既可以作罪輕的辯護，也可以作無罪的辯護，既可自行辯護，也可委託辯護。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既然行使辯護是一項權利，而權利是可以放棄的，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時，既可以積極辯解也可以保持沉默，而現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回答的規定實際上是變相剝奪了其辯護權。
但在實踐中，我們也不宜機械地理解這一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同時應告知其有放棄沉默而坦白被從寬處罰的權利和制度上的保障，並積極鼓勵其運用這一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確實以其真實意願表示放棄沉默權向司法機關如實陳述其罪行，這種陳述可以被採納為訴訟證據；相反，如果不是其自願，而是被以誘導、欺騙、強迫等手段迫使其放棄沉默權而獲取的口供，則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而應該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同時對有關的司法、執法人員的違法取證行為進行制裁。這就使不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可以落到實處，有效遏止刑訊逼供的發生。為了保障供述自願性，有必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決定是否需要在自己被採取強制措施後立即聘請律師介入，並以有效的措施保證他的這項權利能真正的實施。一旦賦予律師訊問時在場的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告知有關權利，是否自願放棄沉默權利而坦白陳述或者不放棄這項權利而保持沉默，偵查人員是否使用了刑訊逼供等強迫手段獲取供述，這些問題就能夠得以公開化，律師在場可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證實。同時，律師在場可以極大地減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壓力，以避免違心供認產生的不實口供。在此種情形下所取得口供，不但可以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而且可以防止其在庭審階段的口供翻復，也增強了其作為訴訟證據的效力，提高了其證明力。
（三）盡早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所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般是指擁有證據調查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為定罪與量刑的根據。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盡管對非法證據的排除不盡相同，但都規定了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例如：美國的證據法中「毒樹之果」理論就要求不但採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證據不能使用，就是根據該證據所獲得的線索而進一步取得的證據也作為「毒樹之果」而被排除，體現出美國對執法人員取證權的嚴格限制和對人權保障的重視。但是，在犯罪浪潮的沖擊下，完全排除「毒樹之果」，在實踐中很難做到。結合我國的法治水平，在我國目前偵查手段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擴展到對「毒果」的一律排除，可能會影響對案件真相的揭示，影響辦案的效率，所以我國有必要建立符合本國國情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運用強制手段威脅個人自由、財產等基本權益，保障個人相對於強大的政府的獨立、自治的主體地位。雖然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受益者主要是已經進入刑事程序、正在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它同時也要求阻止政府隨意決定開始刑事追究、無根據地決定採取程序外的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權。因此，這一原則的確立不僅僅帶動了整個刑事程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且對於提高公民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保護個人不受政治權力干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罪推定不僅僅是一項基本的訴訟原則，更是一項關繫到每個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原則。

C. 我國有哪些比較有名的刑訴法學家

法學家，一般是按照法律部門分類的，分為：理論法學、法律史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專學屬、刑法學、民商法院、訴訟法學、軍事法學。刑訴法學屬於訴訟法學的一個分支。
按照《當代中國法學名家》所載，訴訟法學較為專業的學者有：
「卞建林 常 怡 陳光中 陳桂明 陳瑞華 陳衛東 程榮斌 崔 敏 樊崇義 顧培東 江 偉景漢朝 李 浩 劉家興 龍宗智 沈達明 沈德詠 宋英輝 譚 兵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敏遠 王亞新 徐靜村 嚴 端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孫長永 李昌道...」等人。

D. 中國當代最有名望的法學家有誰啊

國際法：王鐵崖
民法：梁彗星
刑法：空缺
刑訴：陳光中
民訴：常怡
法史：張晉藩
憲法：曾憲義
法理：太多，推薦賀衛方
經濟法：李昌麒
國際私法：韓德培

E. 刑訴法將修改成什麼樣子

刑訴法修改之際，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建議，各級監察委的監察人員，若存在利用職權實施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對此類犯罪的偵查權建議由檢察院行使。

草案規定，檢察院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可以由檢察院立案偵查。

對檢察院偵查權做出調整是此次草案中最受關注的部分。今年3月通過的監察法規定，監察委員會依照監察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

陳光中稱，監察法通過後，職務犯罪的偵查權已從檢察院轉移到監察委，為解決監察法與刑訴法相矛盾的問題，完善與監察法的銜接，此次刑訴法修改做出調整。而保留檢察院在訴訟活動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偵查權，相當於「將這一部分偵查權又還給檢察院。」

「草案中司法工作人員所指的范圍也引起關注。《刑法》第94條將司法工作人員的概念界定為『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負有偵查職責的人員包括公安、檢察機關中依法行使偵查權的人員。」陳光中說。

他認為，各級監察委的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中也有可能利用職權實施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為，而司法工作人員的界定，意味著監察委的工作人員有此類犯罪行為的由監察委自行調查。

對此，他建議，草案應將監察工作人員犯罪的偵查權也劃入檢察院，這樣調查才更客觀、中立，也符合檢察院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的定位。

缺席審判還應保障被告人訴權

草案規定，對於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監察機關移送起訴，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進行審查後，對於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的，應當決定開庭審理。

草案還規定了缺席審判的具體程序，並規定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可以代為委託辯護人。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陳光中表示，建立缺席審判制度是加大反腐敗和境外追逃力度，以及與國際社會接軌的需要。目前，中國在境外追逃追贓中遇到一些阻力，比如如何證明其是潛逃至境外的貪污、賄賂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與不同國家進行國際合作時，不同國家要求的證據材料、司法文書不同。有的國家認可法院判決才是正式的司法文書，對於公安機關、檢察院提供的證據材料並不認可。此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沒有缺席審判程序，這給引渡、遣返境外在逃人員帶來一定難度。

他對《財經》記者說，2005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配合該公約的實施，發揮其在國際合作中打擊腐敗犯罪方面的作用，他曾提出建議設立缺席審判制度，但有關部門認為這會影響被告人的辯護權，因此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只是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及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中共十八大後，追逃力度逐漸加大，「缺席審判制度顯得越來越有必要」。陳光中認為，缺席審判程序必須慎重行使，並不是每個外逃至境外的嫌疑人、被告人都一定要適用缺席審判。還應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的缺席審判的具體程序，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定，並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和財產權。

因此，對缺席審判的案件還應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比如規定委託辯護和提供法律援助，審判應經開庭，近親屬有權參與庭審，賦予被告人的近親屬上訴權等十分必要。

認罪認罰從寬應堅持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

草案規定，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2016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有關決定，授權兩高在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試點期限為二年。

陳光中稱，總結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制度試點中的成功經驗，並轉化為法律，才能予以復制和推廣。

但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如何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試點中的做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同意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簽署具結書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但有些案件可能並非是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自願如實供述，並不排除冤假錯案的可能性。認罪認罰從寬案件有辯護律師參與，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非常重要。二是認罪認罰可從寬案件的證明標准應達到什麼程度。目前，有關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的適用條件都須符合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中迴避了這個問題。「有一部分學者參考美國辯訴交易的做法，認為證明標准可以從寬，這值得推敲。」

陳光中建議，該類案件應堅持「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防止出現冤假錯案的風險。

該罰的還是要罰，該做的還是要做。

F. 法考萌新求助,刑訴跟哪個老師比較好,左寧、向高甲還是楊雄

推薦向高甲。

建議：向高甲+肖沛權（用內部班講義）或者直接溫雲雲。不建議左寧，如果你確實被他的播音嗓音迷倒，聽客觀沖刺背誦卷或客觀題內部班，主觀題換雲雲或單獨聽一下向高甲或肖沛權的法條串講和官方案例課。

還有一位寶藏老師許玉霞老師，非常負責而且很勤奮，唯一一位把刑訴法、高法解釋逐條梳理的老師，也很值得推薦尤其法條課，只是目前名氣沒有上面幾位大。

向高甲+肖沛權的推薦理由：

大概在13年司考的年代，有一位老師叫汪海燕（法大博導，十大青年法學家）非常厲害，把刑訴講成了最簡單的科目，網上還有汪老師當年的視頻可以網路一下，至今無人能及。但是汪老師回歸學術不再講司考，他的學生向高甲接替了他，另外肖沛權、楊洋都是他的親學生。

向高甲文字整理功夫、概括總結能力一流，和鄢夢萱老師一樣，所以他的書和講義都非常清晰、凝練、全面，他最早提口訣教學減輕了記憶負擔（左寧不是口訣獨創者，只是在模仿但始終沒超越），他的課非常有利於速記。

肖沛權最近幾年才講，非常有自己的特色，邏輯是最清晰的，授課干凈利落不拖泥帶水，重點極為突出，訴訟流程講解非常到位，和向高甲一樣課時短效果好。

肖高甲和肖沛權老師是汪海燕老師的學生，繼承了汪海燕老師的完整授課體系以及部分授課風格，比如都有法條串講（對主觀題至關重要！）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根據法考命題趨勢增加了官方案例課（不同於改編小案例，所謂的小案例不全），兩位老師可以互為補充，一個講義全面清晰、口訣速記快，一個邏輯清晰、原理到位。

左寧

人稱「大舅」，講刑訴比前三位老師都長，汪海燕老師退出司考培訓後才漸漸有了名氣，汪海燕老師當年太厲害了，是司考時代的首選老師，汪海燕老師把刑訴講成了最簡單的科目，現在刑訴有多難大家應該很清楚。

大舅是個非常全面的老師，有口訣講原理總結的也不錯，做題的時候能發現准確率還不錯，給人一種感覺：刑訴真的很「簡單」。但全面的反面就是都不突出，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課時最長、書最厚（今年課時比肩民刑）。在其他老師也能夠保證比較高的做題准確率的情況下，看最厚的書聽最長的課絕非明知之舉！

第二、雖然借鑒了向高甲的口訣，但有的口訣很勉強，有的口訣沒有涵蓋全要點，比如檢察院自偵案件口訣：「拘搜逼暴虐，失濫玩徇私」只覆蓋了13類案件，「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並沒有口訣的對應位置，口訣一個字代表了好幾個罪名，不利於記憶。

有的口訣極易混淆只是為了有而有，比如簡易轉普通的口訣「不構罪、不負責、不承認、不清楚」與速裁轉普通的口訣「不構罪、不追責、不承認、不情願」是很難區分，大舅自己上課的時候都說錯了，何況我們呢。

雖然也講原理、講的細，但雲雲講的更深、很細。大舅更多的是對已經考過的知識點講的細，沒考過的就很簡略，這也是為什麼你做真題覺得准確率還不錯覺得刑訴很簡單，但一上考場就兩眼一摸黑的原因覺得刑訴很難的原因。

雲雲則不同，她把考過的講的很細，沒考過但將來有可能考到的也會講的很細，非常有前瞻性。

今年所有的老師在內部班講義都加入了高法解釋的並案管轄這一知識點，只有大舅在官方教材出版後才通過增補講義給你加上了，確實很缺乏前瞻性，大綱新增哪些考點都無法預測，去年幾乎避開去年主觀題的考點也不奇怪。

第三、主觀題反對翻法條的理念不契合當今法考的命題趨勢。

大舅堅決主張考主觀題刑訴不要翻法條否則做不完，只需靠自己的知識儲備（即他的講義）就夠了，法條只是錦上添花，但主觀題純法條的題目就有一半（當然需要結合一下案情），以20年主觀題為例，6問中有3問是直接考察法條原文，稍微結合一下案情即可。

但這三問在大舅的主觀沖刺書並未涉及，在好幾百頁的客觀精講卷上也僅涉及了計算機犯罪的管轄地點這1問（而且告訴只需記住沾邊就管這4個字即可），而且這三問是根本無法靠知識儲備作答，法條很專業，我們根本編不出來，但是只要你會翻法條再結合一下案情，很輕松就能拿到滿分。

剩下三道理論題也只涉及了到了專家輔助人的意見的性質這一問，其他兩問也沒講。主觀題6問僅講了2問與書的厚度、課時的長度確實不成正比。

司考年代汪海燕老師都有法條串講，法考年代卻沒有實在不應該，何況司法部每年投入物力財力完善法條庫還增加檢索功能難道是為了好看嗎？

熟悉四斤的都知道，去年大舅在覺曉講主觀題的時候雖然反對翻法條，但是四斤卻特意增加了法條定位課，難道四斤不知道大舅反對翻法條嗎？一定是知道的。

我贊成四斤的觀點：實體法不用，但訴訟法必須練習翻法條。不是說不翻法條就過不了，只是會翻法條可以讓你更輕松地高分通過。

第四、沒有官方案例課。大舅的案例課是把官方案例指導用書的案例改編而來，但由於大舅是根據自己講義上的知識點來選擇要改編問題，導致官方案例涉及的部分問題並未改編過來（結果還考到了），比如第一問計算機犯罪的管轄。

G. 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問題

一般情況下，只要判決裁定生效，當事人就不能上訴或申請再審了。之所以會出現上訴或再審的情況，完全是法律在制定時考慮到要盡最大限度地保護當事人合法正當的權利，不能僅僅為了訴訟效率而完全不顧訴訟正義了，所以法律要給予當事人必需的充分的救濟自己合法權利的途徑，當事人在由於運用訴訟權利不當造成實體利益得不到維護時，可以依法進行第二次訴訟來救濟自己的權利。一般來說上訴的門檻是很低的，只要不服一審判決、裁定的，都能上訴，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再審是有嚴格的法定條件限制的，再審的事由都是由於不能歸責與再審申請人的過錯導致申請人的實體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時，才可能再審，單單不服一審、二審的生效判決而沒有合法的法定事由是不能申請再審的。
當事人不用在判決書上簽字，判決書是合議庭根據當事人雙方提供的主張和事實證據材料，綜合作出的化解雙方爭議的權威判定。不管你認不認同判決內容，法院都會作出獨立的判決，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可能幹擾到法院判決的。不管你簽不簽字，只要符合法律規定，都能上訴或申請再審。想一次訴訟就終身解決問題，除非案件一審判決生效後，判決完全正確，根本找不到任何推翻原判決的證據，也沒有任何程序和實體上的錯誤。否則，理論上不可能就此一審結束。
從理論上講，你說的無休無止的360°循環訴訟是可能存在的，但是你別忘了，我們的法官可不是隨便拉來個什麼人就能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也許有一次兩次審錯案件的可能，總不能同一個案件次次審錯再上訴，然後次次發回重審吧？能當上法官的，都是法律素質達到了一定高度的專業法律人員，偶爾一次失誤還是有可能的，同一案件審錯好幾次不可能。

H. 刑事訴訟法的泰斗級人物除了左衛民，龍宗智，還有誰。

呵呵，復龍宗智年紀不大也都列入制泰鬥了啊，那麼為何不考慮陳光中、徐靜村兩位教授呢？
徐靜村教授是我國著名的訴訟法學家。現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訴訟法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委員、中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他提倡了許多新制度和新觀點。可以去http://ke..com/view/395787.htm 網路看看。

陳光中教授，著名法學家，新中國訴訟法學奠基人之一，訴訟法學帶頭人。浙江永嘉縣人，1930年4月出生，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終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主任。被法律界稱為「刑事專家意見書鼻祖」。我們的書都是他編寫的，多版重編，論資歷和能力，堪稱泰鬥了吧？

I.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J.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訴訟法導師(刑事訴訟法方向)哪個好知情人士前來指點一二吧~

我是西政法學院的研究生，刑訴專業現在排名比較靠前的碩導有以下內幾位（按照簡章排名選取的前容五名啊，這五個人也算是代表性人物了）

孫長永：十大青年法學家，西政副校長，基本上很少有空帶碩士生，不要有奢望

施鵬鵬：我國最年輕的法學教授，法國+西政雙料博士，通N種語言，但是已經確定會調出西政，選了也白選

李昌林：貌似已經升任法學院副院長，還是比較有水平的，潛力股

高一飛：剛剛評上教授，很快會評博導，潛力股

潘金貴：也是徐靜村高足，以做律師為主，口才很好，跟著他可以學學做律師，也是蠻不錯的

施鵬鵬確定會調走，其本人已經在校內向我們證實，我就是法學院的研究生，這種事也不是多光榮的事，沒必要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