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論法治

『壹』 《論語》中孔子、孟子、荀子對於法律的言論

需要說明的是《論語》中國春秋時期一部語錄體散文集，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回弟子的言行。它較為集答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纂而成。沒有孟子，荀子的的相關言論。

孔子主張用道德引導民眾、用禮來約束民眾。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領導一個國家，如果僅僅用政令來領導，用刑罰來管理，結果是民眾不敢犯法，因為一旦犯法就會受到刑罰處罰。若是如此民眾只會想辦法逃避刑罰處罰，而沒有羞恥之心。假如以道德來領導，以禮來教化。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民眾能從內心自覺的約束自己，如果做錯了，自己就會覺得慚愧，而不是等到法律制裁，才會悔恨。

孔子所主張的德治是優於法治的更高境界，如同共產主義是較社會主義的更高境界。法治更多的是治理一種行為，而德治治理的卻是人們的思想。行為本身由思想而來，若是能夠將人們的思想教化，那麼法治也就成為一件簡單的事情了。

『貳』 孟子的善政與今天的法治有什麼區別/

善政可以說是人治，就是憑統治者個人高尚的道德進行管理；法治是要依據法律，以法律為准繩天下人都遵守。
善治是一種理想的全憑統治者主觀的狀態，而法治則擺脫了主觀的限制，成為客觀的准則。

『叄』 孟子與蘇格拉底的法制觀念

孟子 :治國需要法制 權利不能幹預執法 當法律與人倫沖突時 維護人倫
;蘇格拉底:守法是正義行為 法律關乎城邦存亡 法律至上 嚴格守法

『肆』 所以孟子三章有表達孟子「法治」的思想嗎

確實是這樣的想法的呀，孟子三章的話，他當然也表達了有這種法治的思想呢，其實很多約法三章的說法啊，就是過去的人給別人定什麼章法，這個都是有法治理念的，是希望從法制方面來解決問題的，只是當時沒有像我們這種法治詞語說法罷了。

『伍』 孟子法制觀念產生的背景

只有一個，自由，言論自由。當時是百家爭鳴的幾百年時代，當時先是春秋五霸後到戰國七雄，都是自由競爭時代，說錯話了惹怒了君主了，大不了換一個國家。所以，們修斯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你讓孟子現在說一句試試。

『陸』 如何評價孟子的法律思想

解答如下，僅供參考：
孟子的法律倫理思想
儒家學說重在內聖外王，相比較而言，孟子更重外王之學，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是孟子最根本的追求。他認為一個理想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實施仁政，即要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確立為社會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構的指導思想和前提條件。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對後來中國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反思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孟子立法倫理思想的人性論基礎

從事實認識的角度而言，人先天的本性無所謂善惡，但是當人們進行一種社會制度的設計的時候，特別是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這些最基本的社會制度設計的時候，不能不對人性做出一定的假設，因為社會制度的設計是在一定的價值觀指導之下進行的，作為人性假設的人性論確定這種價值觀的基本價值導向，所以，不同的人性假設對社會制度設計將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為了給自己的仁政學說提供理論基礎，孟子提出了天賦道德的人性本善學說。

孟子認為人天生具有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P259四端就是四種善的萌芽狀態，是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能、良知，或者說，是人的道德本能和道德直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1]P79雖然人人皆有善的本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將善的本性發揚出來，只有君子或者聖人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能夠將善的本性發揚的人就是施行仁政的治人者，就是王者，一般的小人不能將善的本性發揚，只能做治於人者， 王者將善的本性發揚出來，施行仁政，就可以將天下運於股掌之間。

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對人性有不同的認識，人性的善惡是講人的本性的善惡，所以人性的善惡問題與如何理解所謂「本性」密切相關，其中「本」的意思是「本來是」還是「本該是」，有很大的區別，也就是說認識孟子的性善論，首先應該明白，孟子所謂人性本善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當然孟子自己沒有真正區別二者，從孟子的仁義禮智是人固有的觀點來看，似乎孟子是將人性本善作為事實判斷，但是深刻理解孟子的意思，還是應該認為孟子是將人性本善更多地作為價值判斷，他認為因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不是人人就是堯舜，因為不是人人就是堯舜，所以也不是人本來就是仁人、善人，是說人人有向善的可能，人性本該是善的，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1]P80人性本善是說善是人之本，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沒有善心就不是人。有的學者認為孔子沒有明確的性善思想，是孟子明確提出了性善論，實際上，孟子的性善論與孔子所說仁義孝悌是人之本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在七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孟子的性善論以及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仁政學說顯得有些不切實際，所以司馬遷說孟子「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孟子的性善論以及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仁政學說切合中國農業社會的社會總體狀況，這正是孟子思想在後來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設計中能夠發揮久遠影響的真正原因，孟子能夠超越戰亂的時勢，准確把握中國社會的特點，說明了他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高瞻遠矚。

二、立法的目的

任何立法都是在一定的道德價值觀念的指導之下進行的，孟子認為國家立法以及政策的制定都應該貫徹儒家倫理思想，應該堅持立法為民的立法目的。

法律是統治階級強化社會統治的手段，也是促使社會和諧有序的方式和方法，社會和諧穩定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前提條件，孟子充分認識到，統治者在立法中必須將自身利益和民眾的利益協調統一起來，民眾的利益往往也是統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在，因為民心的向背決定統治者得失天下，統治者必須贏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人民有權選擇他們喜歡的君主，所以人民的意志是統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據，統治者立法必須以民意為最基本的價值導向，以民為本，統治者不能總想利用法律的強力壓迫人民，而是應該愛民、護民，通過法律保障民眾的基本利益，使民眾發自內心地擁護統治者。是不是以民為本，體現民意、民心是法律能否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前提條件。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1]P166「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1]P171

齊宣王攻打燕國，獲勝後問孟子是否應該吞並這個鄰國。孟子把人民的意願作為先決條件，「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1]P44得民心是國家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根本原則。

孟子認為民事應該是為政者的當務之急，他認為民事不可緩。 針對苛政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他呼籲統治者要救民於水火之中，統治者應該實行仁政，慎刑罰，薄賦斂，處理君民關系要做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P328

孟子立法為民的民本思想對中國古代社會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改朝換代之初，這樣的思想往往能夠更深刻地影響統治者，統治者往往會制定更寬松的政策和法規，這樣的思想對於現代民主政治決策和法律制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立法為民仍然應該是立法者必須堅持的價值原則，當然這不意味著說民本思想仍然是現在的立法原則。民本思想的基本含義是為民做主，這與現代政治和法律要求的民主思想有本質的區別，民主不是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民本思想是統治者為被統治者想辦法，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解決社會問題，人民始終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

三、立法的仁愛原則

自孔子開始就將仁作為最根本價值指向，主張實行仁道、恕道。孟子將孔子的仁學思想運用到社會政治法律領域，提出了仁政學說，仁義和孝悌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高范疇。

與其他儒家思想家一樣，孟子認為仁應該是政治的應有之意，「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2]所以孟子認為「惟仁者宜在高位」，政治上的至高之位，必須由道德修養最高的人、充滿仁愛心的人承擔，只有德行高尚的人統治的世界才是理想社會，「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1]P168所謂天子必須是聖人，聖人的責任是確立天道和替天行道，也就是施行仁政，只有統治者實施仁政，臣民才能聽從教誨，循禮守法，安居才能樂業，社會才能長治久安。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1]P74

孟子認為應該以仁愛之心行仁政，應該省刑輕罰。他批判了統治者「未有不嗜殺人者」的社會現實，他認為殺一個無罪的人都是不仁的表現。與孟子同時代的商殃，在秦國實施連坐、族刑等等法條。孟子則主張恢復周文王「罪人不李」的刑法原則，明確反對株連二族的酷刑。孟子認為，殺人必須審慎，要經過仔細調查，徵求國人的意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1]P41孟子還主張生道殺民，強調司法官遇到死獄，應以求其生之道來審慎審理，慎重辦案，反對草菅人命。

孟子把不仁不義視為最嚴重的犯罪。他嚴厲譴責上層統治集團、政府和官吏的犯罪，斥之為不仁，把誅不仁定為一條先王之法。他把爭地之戰、爭城之戰的行為斥為「率土地而食人肉」，應當「罪不容於死」，把那些「為君闢土地，充府庫」、「為君約與國，戰必克」的文臣武將斥為民賊，認為他們應當服上刑，把桀紂之類的暴君斥為殘賊之人，認為可誅可殺。

自漢朝開始，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政治和法律制度構建的指導思想，孟子的思想對於後來中國社會政治和法律制度構建產生重大的影響，致使中國的法律制度具有濃厚的倫理化的色彩。中國傳統法律允許父子相互隱匿犯罪的容隱原則，對老弱病殘婦幼者實行憐恤的規定，對死刑特別慎重的會審（秋審與朝審）制度等，都是儒家仁愛思想的集中體現。封建統治者為了在司法實踐中貫徹仁道、恕道精神，減少冤獄，達到教化遷善、推恩以保四海的目的，制定了一套慎刑恤囚制度。其中主要有「三縱」、「三宥」。三縱是指老耄、幼弱、愚蠢犯罪，因考慮其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或免或減其罪。三宥是指不識、遺忘、過失犯罪，因這類犯罪非故意犯罪，故減輕其刑。基於仁愛的考慮，法律上對老人、兒童、篤疾、孕婦這幾種人犯罪予以減輕刑罰或免刑。唐代法律規定，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篤疾者，不加拷訊，流罪以下可以贖罪；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犯大逆、殺人等死罪可以上請減免，一般的盜竊或傷人也可以贖罪；年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

對於孟子的仁政理論及其對後來社會的影響，學界存在許多非難。因為孟子主張道德是政治和法律制度設計的基礎，為政以德、明刑弼教，以仁愛為立法原則，就認為孟子重德治輕法治，使道德越位擴張成為法學領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個性，而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昌盛，法治環境是必不可少的，認為儒家思想影響中國的法律建構，正是中國沒有形成法制社會，沒有像西方一樣創造出發達的法律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認為它是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司法腐敗的思想根源。如劉清平先生認為《孟子》一書中孟子所褒揚的舜「竊負而逃」的故事是將血緣親情凌駕於遵守法律普遍准則之上，「實質上是徇私枉法的腐敗行為。」[3]所以仁政思想不利於現代法制社會的建設。

實際上，孟子非常重視法律對國家政治的作用。他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P162法律是社會政治不可或缺的，國家應該明其政刑，他只是強調法律應該是道德的法律，國家應該以良法治國，為政者應該以仁愛之心為政。他認為，「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1]P16他認為道德和法律，義和刑，都是國家政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樹立法刑的權威，跟樹立道義的權威一樣重要，否則國家就會滅亡。

對比西方和中國的傳統的法律觀念，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存在重大的差異，假如以西方法律為價值本位評價中國法律，自然認為中國法律存在嚴重問題，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法律文化是不是相宜的，最根本的標准應該是它是不是與那個民族當時的基本社會關系相契合。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古代社會占據主導地位兩千年，就是因為其思想准確反映了中國血緣社會的最突出的社會特色，所以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也是基本符合當時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國情的。試想，假如孟子的思想是與當代西方的價值觀相契合的，當時中國以他的思想為指導確立法律制度，其結果會怎麼樣？

孟子的倫理道德觀念是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產生的，是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以此為指導制定的法律制度對於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以及進步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然這不意味著說孟子的法律倫理觀念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是正確的，中國社會正在從農業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過渡，中國的法律倫理觀念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法律制度當然也要適應這個過渡。當然這也不意味著說孟子的法律倫理觀念在現代社會中就已經完全過時了，孟子強調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設計必須以符合社會人際關系性質的道德觀念為指導的立法倫理思想，是我們現在進行政治法律制度設計也必須堅持的。

在孔子和孟子的法律倫理思想指導下，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文化體系，這個法律文化體系盡管從總體上來說不適合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現實需要，但是任何民族的現代化都不是構建空中樓閣，任何民族的現代法律文化的建設都不能忽視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一定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構建的法律制度當然也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往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文化，這些文化也必然影響人類現代法律文化的建設。費正清先生認為：「按照現代以前的任何標准來看，中國法典顯然是自成一格的宏偉巨作。也同中國社會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中國舊法制是『非現代』的，然而按其所處的時代環境來看，還不應馬上稱它是『落後』的。早期歐洲觀察者曾對中國人的秉公執法獲有深刻印象。只是到了18、19世紀，西方改革了法律和刑法之後，中國才落後了。」[4]P85-86所以，不僅中國社會法律文化現代化要借鑒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而且它對全世界法律文化現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現代美國法學家也認為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重視庭外調節的傳統，是非常值得發揚的。

四、立法的親親原則

孟子認為儒家的仁愛與墨家的兼愛不同，認為仁的意思是親親、敬長，「親親，仁也；敬長，義也。」[1]P307親親就是事親、尊親、愛親，主要是孝父，孝悌是仁之本，所以孟子認為親親是實施仁政的根本原則，孝悌是立法和司法應該遵循的基本倫理原則，是區分罪與非罪、輕罪與重罪重要依據。

我們從孟子對舜竊負而逃的態度中，可以更深刻地體會到他將親親作為立法和司法的倫理原則的思想。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1]P317

孟子認為皋陶當司法官，舜的父親殺了人，皋陶把瞽瞍抓起來，舜雖為天子，但不能公開阻止，可又不忍心父親受囹圄之苦，於是，拋棄天子之位，把父親偷偷地背出監獄，逃到遠遠的海濱住下來，快快活活地過一輩子，這是君子大丈夫應有的選擇。

孟子對舜竊負而逃的肯定是對孔子父子相隱的法律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揚。《論語•子路》中記載了孔子對「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肯定。「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5]父子相隱和竊負而逃都是親親原則在儒家政治法律倫理思想中的體現。

孔孟確立的親親原則在後來中國歷代法律制度的建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執行，漢朝以後的法律中都有以下大同小異的規定：同居親屬、非同居大功以上親屬以及小功以下但情重的親屬，除法定的幾種重罪外，對於其他犯罪，均要相互包庇隱瞞，而不能彼此告發。控告應相隱的親屬，是不孝、不親、傷情敗法的行為，要論罪處罰。唐宋的法律規定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處絞刑；卑幼告其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符合事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立法的親親原則有了不同的認識，一些人認為，親親體現了中國人在德法關繫上，重德輕法的傳統，是將道德與法律對立，將道德凌駕於法律之上的表現，《孟子》 中竊負而逃的故事往往被作為這種觀點的典型例證。

實際上，這是對孟子思想的誤讀。對竊負而逃的肯定，不說明孟子重德輕法，孟子更沒有將道德與法律對立，孟子也認為有罪必罰，瞽瞍殺人，舜為天子不能阻止司法官執法，可又不忍心父親受囹圄之苦，舜的內心世界確實存在著激烈的矛盾沖突，但是這種矛盾，不是道德與法律的矛盾，而是兩個法律應該遵循的倫理原則之間的矛盾，是舜以國為重，還是以父子親情為重的問題，舜以父子親情為重，所以毅然棄天下，將父親竊負而逃。仁愛和親親都是中國傳統的法律倫理原則，儒家認為仁愛之本是親親，所以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也就是說，當親人的利益與他人利益、一般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法律指引人們去維護哪一種利益呢?親親是儒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明確回答。

在西方，佔主導地位的自然法學派也認為法律是達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法律必須服從道德，不道德的法律是惡法，法律必須基於道德的自然正義，法律應該像自然科學定律一樣是純粹理性的。但是西方法律依據的道德是理性、平等、正義、公平，體現在法律中表現為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用西方的法律倫理觀評價中國法律文化中的竊負而逃現象，自然會得出腐敗、踐踏法律的結論。東西方法律文化的這種差異源自於東西方倫理文化的差異。中國的道德與西方的道德有本質的不同。

倫理觀念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也是調節社會生活的手段。西方進入文明社會後，由於工商文明的發展，原始的血緣氏族關系受到了根本的沖擊，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在更廣泛的社會范圍內活動，人們不得不以獨立個體的方式與社會和他人發生關系，社會是生人社會，理性、平等、正義、公平的倫理觀念正是在這種社會生活逐漸培養起來的。中國的文明是農業文明，原始的血緣氏族關系得到了良好的保留，中國人祖祖輩輩生活在一塊土地上，人一出生就進入一個血緣群體中，社會是親緣社會、熟人社會，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觀念是這種社會生活的反映。

我們的國家正在從農業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過渡，社會性質也從血緣親情的熟人社會向社會個體的生人社會過渡，在市場經濟社會中，親親原則不應該是立法的指導思想，理性、平等、正義、公平在立法中必須得到貫徹執行，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批判孟子以及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因為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特點，以其思想為指導的法律文化的建設在當時社會是適宜的。解讀孟子，從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汲取現代法律文化建設的營養，不是直接繼承傳統的親親等思想，而應該是理解傳統文化真正的精神，孟子的立法倫理思想給予我們的啟示是立法必須立足於現實、立足於自己本民族的傳統，必須與法律所要調節的社會關系特點相適應。即使僅就親親而言，也不能完全否定，雖然現代政治法律制度不能允許親親容隱，但是現代政治法律制度建設也應該有利於人們親情的增加，而不能鼓勵親人之間反目成仇，十年動亂期間，貫徹執行的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夫妻、父子必須劃清界限甚至彼此為敵的政策是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

五、立法中的家國關系

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當然是法律必須面對的一種關系，所以在立法的指導原則上，必須將三者的利益關系明確一個價值大小的次序，孟子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1]P328孟子認為作為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必須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能夠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就能夠成為天子，也只有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夠成為天子，真正得到天下。

在孟子思想影響下，中國歷代法律在許多方面都將個人親情、家族利益放在國家利益和一般社會利益之上，中國社會對整體價值的重視幾乎總是體現在對家族利益的維護上，而不是強調國家利益和一般社會利益的重要性。中國歷代法律實施親親容隱原則是這種觀念的根本表現。

當然，只是在家與國、孝與忠的矛盾還不是絕對不可調和的情況下是這樣。否則，又當別論。歷代法律幾乎都規定，凡罪涉謀反、謀叛、謀大逆等直接危及皇權、國家的事情，犯者定嚴懲不貸，親親容隱原則就不會顧及了。不僅罪犯必會受到嚴懲，甚至要株連三族乃至九族。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法律自相矛盾，實際上這都是儒家綱常思想在法律中的體現。一般說來，實施容隱原則不啻是對國家利益的損害。但在古代中國，也不盡然。古代中國社會，家族是基本的社會單位，家是社會的核心，個人以家族的方式與社會發生關系，社會以家族的方式構建國家，家國相通，家國同構，家族的利益是每個人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家族穩定意味著社會基本和諧，所以《大學》中說欲治其國先齊其家，表現在協調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上就是忠、孝相連，孝是忠的基礎。「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6]維護家族利益往往是更有利於國家利益。

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建構中，中國傳統的將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的立法原則顯然過時了，但是孟子民重於國的思想在現代社會法律文化的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共產黨要在中國長期執政，就必須遵守體現民眾利益的法律，制定社會政策必須把民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柒』 孟子語錄中關於為政的，大意是說光靠法制是不能使社會和諧，應該要讓百姓存仁才可以。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雲『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捌』 孟子的法律思想內容及其影響

• 孟軻的法律思想是為實行「仁政」服務的。他將批判的鋒芒指向法家的「法治」，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孔丘的仁、禮法律觀和「人治」思想，同時將儒家法律思想置於「性善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體現「仁政」的立法、司法主張。
  一、與政治法律結合的「仁政」說
  （一）仁義出自人的本性
  孟軻突出仁、義、禮、智，將其作為四大倫理范疇，同時用「性善」論進行論證，使之成為規范人們行為的最高原則。
  與孔丘相比，孟軻的仁義禮法在內容上沒什麼大的變化，他的新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人性上對倫理原則進行了新的論證。孟軻把倫理完全說成人的行為規則，從而大大縮短了倫理與法律的距離，使二者在行為規則方面統一起來。第二，把仁義原則絕對化。孟軻則指出，「聖人」與「庶民」在人性上是一致的，只要認真地修養返性，任何人可以成為堯舜那種的「聖人」。
  （二）強調「教以人倫」，「事親孝弟」
  孟軻堅持孔子的倫理法律觀，重視道德感化的作用，認為要想使人們遵守統治秩序，主要靠教化而不應依靠刑罰。和孔子一樣，孟軻也將「孝悌」作為仁義的基點，在實行時應先己後人，由親及疏。為了說明君主權力的至高無上和統治的合法，孟軻宣揚君權神授的理論。他又發展了孔子的「君使臣以禮」和「正己」思想，強調君主必須實行仁政，「民貴君輕」，將仁義原則置於君臣、君民的從屬關系之上，使儒家的法律思想顯示出限制暴君苛政和反對專制的積極性。
  「教以人倫」的實質是維護封建宗法的等級制度，對「人倫」的違背就是最大的罪過，要受到嚴厲的制裁。
  二、「仁政」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現
  「仁政」是孟軻思想的核心，孟子論法就是以「仁政」作為指導，團繞著「省刑罰、薄稅斂」這一中心而展開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正經界」，保障土地私有
  孟軻認為要實行「仁政」，就必須制止兼並，運用法律的強制力量保障各級貴族以及庶民百姓對土地的私有。
  孟子主張「仁政必自經界始」，把維護土地的私有作為政權和法律的首要任務。
  （二）「薄稅斂」，徵收賦稅徭役有定製
  為了得到民心和發揮教化的作用，孟軻認為最根本的辦法是在經濟上「推恩」於民，給人民以基本的生活條件和物質利益，同時「取民之於有制」，限制過分地剝削。
  「民有恆產」是指保證農民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是孟軻在探討犯罪的原因之後得出的結論。
  （三）「省刑罰」，反對繁法苛刑
  孟軻強調仁義治國，同時也不否認法律的作用。孟軻主張「省刑罰」，「不嗜殺人」。（可隱藏，需要時打開：開始）「省刑罰」即減少刑罰方面的規定，減輕刑罰的危害程度。「不嗜殺人」即慎重地運用死刑，不依靠殺人來維持統治。（可隱藏，需要時打開：結束）
  三、「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論
  孟軻堅持儒家「人治」思想，強調君主個人的作用，認為君主個人品德的好壞是實行仁政的關鍵，因而把君主置於法律之上。
  （一）國家的治亂，取決於「聖王」、「賢臣」
  （二）「惟仁者宜在高位」
  因此，孟軻將仁義原則置於君臣、君民的從屬關系之上，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觀點。一方面，他認為君臣之間並不是服從的關系，而是一種像「手足」與「腹心」、「國人」與「犬馬」那樣的對等關系；另一方面，他認為君民之間雖然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從爭奪天下的角度來看，取得民心顯然比君主更為重要。
  孟軻的暴君可以「放」、「伐」和「民貴君輕」思想為「德治」和「人治」思想增添了新理論，不但是對當時法家維護君主專制的「法治」的一次迎頭痛擊，而且是對儒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進步思想。

『玖』 孟子是儒家，為什麼提倡法治

不矛盾，法治是維護儒家存在的前提

『拾』 孟子法律思想與荀子法律思想有什麼異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式奴隸制分崩離析，封建制逐漸興起的時期，當時，禮壞樂崩，但孔子仍然主張維持禮治，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一些保守思想，然而，他又覺察到時代潮流的不可抗拒，要求改革禮，以緩和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
荀子生活的戰國後期，正是由諸侯稱雄的封建國家走想專制主義的封建國家的前夜，諸子百家的政治法律主張，經過檢驗證明，儒家那套德治，仁政主張已顯得迂腐，而法家的以法治國的學說在，在各國變法運動中卻顯示出巨大的威力和功效，現在給荀子以強烈的影響，他拋棄了儒家學說中一些不合時宜的思想，批判地吸收各家的精華，特別是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納入儒家思想體系，從而形成一套即隆禮又重法的治國理論，他是以儒為主，使儒法融合，禮法統一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