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建設困境
①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哪些困難
（一）公民法律意識淡薄
我國公民當中很多人的法律意識比較淡薄，這一問題極大的阻礙了我國社會的法制化進程。在人民群眾當中，公民的法律意識、權益意識、民主意識、義務意識普遍缺失。在領導幹部中，一定程度存在著知法犯法、腐敗等問題。更有一些司法幹部在執法的過程當中忽視了法律的公正意識和效率要求。這些問題都極大的限制了我國社會法制建設。
1、權利意識的淡薄
權利意識作為公民意識的核心意識從古至今都比較單薄，這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於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傳統及風氣所造成的。在我國古代，人們長期受到宗法制、集權制和自然經濟這三個方面的影響，自由、平等觀念的培養幾乎沒有。另外，人們主觀上普遍對儒家思想中的重義輕利思想比較推崇，長期以來受到了深究長遠的影響，很多公民仍然以打官司為羞，即使他們的利益受損，居然誤以為打官司就是不光彩的事，就不願用法律來維護自身利益，這就是法律意識淡薄的表現。
2、公民法律教育的滯後
② 中國實現法治社會遇到的困難有哪
現代來法治是人類社會綜合發展的產自物，一個國家能否從「人治」社會走向「法治」社會，不僅取決於其社會結構及國家制度等方面的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思想的影響。即人們能否擺脫「人治」思想的束縛，接受「法治」的思想。在當代，影響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的思想主要就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背景的儒家傳統文化思想，因為儒家思想自漢代以來就在中國的歷史上占據著統治地位，對中國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自近代從西方引進了「法治」概念與思想以來已有百多年，但作為近代從西方舶來之物，「法治」的概念進入中國後，在與中國國情的長期碰撞過程中，主要地被作為工具和手段而接受，次要地被作為理念和價值而認同。它幾乎還沒有成為國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今天，傳統的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國社會、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
③ 法治中國建設存在哪些困境以及下一步發展方向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法治建設是在一種缺少社會根基的狀態下行進的,因而權力一直難以被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隨著改革步入"深水區",已面臨著思想觀念的價值撕裂、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錯位運行、社會沖突的隨機性迸發、拜金功利心態下的"叢林秩序"等困境和危機,因此,要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就需要以培育法治的社會根基為立足點,重建價值觀體系、重塑體制機制、重組社會結構和塑造公民性品格,以此推動"法治中國"的早日實現。
④ 法制中國的難點是什麼
法制中國的難點如下：
人治和法治。盡管從價值觀念上講，每個人都毫不猶豫地認同法律權威高於個人意志的法治，但在目前改革開放這樣的社會變革時代，人治卻是一種難以避免的現象，它與衷心期盼的法治價值目標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個人本位」理論認為，社會的邏輯起點和價值起點是個人，法律的設立在於對個體權利的保護。反映在民法領域，便是以權利為中心，構築權利保障體系。「社會本位」理論認為，社會的邏輯起點和價值起點是社會、集體而不是個人，個人只有處於社會集體之中才有其自身價值。因此，法律應該促使個人在行使權利之際，承擔增進社會福利、鞏固國家安全和維持公共秩序的義務。這種觀念尊崇國家，高揚權力。
立法超前與觀念滯後。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19世紀四、五十年代魏源等開始注意中西政制之別，贊揚民主制度又「公」又「周」，六十年代馮桂芬提出「君民不隔不如夷」，批評專制制度不如立憲制度通達民情，七十年代個別改良派如鄭觀應等發出開議院的議論；八十年代部分洋務派如張樹聲等提出立憲問題。個別改良派（如何啟）開始宣傳「公平」思想；九十年代出現了戊戌變法；二十世紀初先是清末法制改革，爾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崛起，民主思想的激盪。
法制中國其實質是建立一套培育、適應、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律制度，並實現「法治國」價值目標。
⑤ 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的認識
（一）法治理論指引的滯後現象
在權威理論建構的層面，以往的法治理論在內容上還不夠完善，在地位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確定。 雖然依法治國的權威理論在社會領域得以廣泛傳播，但是法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具體位置、法和其他社會規范的應然關系、貫徹法治的具體途徑等重要法治理論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澄清。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我們對於依法治國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則一直存在模糊認識。 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層面，法學界關於法治理論的論述要麼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論，要麼針對中國的法治現象進行簡單的解析或一對一地進行功利性對策研究。 學術成果普遍遵循「現狀揭示———西方經驗———中國對策」的三段論式的、過於簡單的理論邏輯。 對於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導向堅持與深入研究始終缺乏強勁動力。
至今，中國法學界始終沒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夠切實地解決既存法治問題的內生性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在這個意義上，我國法治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盲目性的特徵。
（二）法治道路選擇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國建設推行至今，取得了諸多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道路的選擇就是一個重大問題。 經過冷靜反思，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前蘇聯的法治意識形態還是西方傳統法治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實際上都會成為一種理想化的假想，並不符合中國法治運行的實際邏輯。 事實證明，未經當代中國社會實踐檢驗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無法評價乃至指導中國的法治實踐。 自信才能自愛，自愛才有自省。 法治中國建設首先要對中華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對中華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實西方法治理論早已注意到亞洲國家的「儒釋道」憲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國家中的精妙作用，我們自己卻丟失了這份本該有的選擇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當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條，又要警惕和反對右的傾向。 法學學術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華趕時髦，都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法治實踐運行的失衡失序
中國法治建設歷經數十載，在法治實踐領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應接不暇的新型社會現象與法律現象使得我國立法者不得不採取「運動式」的法律移植方式來健全法律體系，盡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們卻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那樣用近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進行理論磨合和信仰構建，這必然會造成我國法治實踐在精神和行動上的「消化不良」現象，主要表現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執法不嚴、守法不誠、監督不力的失衡、失調、失序現象。 立法在內容上缺乏科學性、實用性、操作性；司法在過程中缺乏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執法在實踐中缺乏嚴肅性、嚴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動中缺乏誠信性、主動性、自覺性；監督在落實中缺乏實效性、實質性、具體性。 「政府權力越位、錯位、缺位導致微觀經濟活動受干預過多；導致權力尋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法治建設的根基不牢不實
法治建設總體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法治建設一貫採取「自上而下」的建構主義模式。 學術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與廣大中國法治實踐者存在著不同的話語體系，欠缺話語溝通平台的基層法治實踐者只能繞過成本高昂的法治解決途徑，運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尋求一套有利於法治體系外的法律規避式的潛規則。 法律規則與法治現實的脫節導致了中國法治建設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不同層級中的發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層領域，法治狀況存在著大量的嚴重問題，法律制度的貫徹程度較為有限，民眾的法律意識普遍淡薄，法治建設的基礎不牢不實，發展很不平衡。基層正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與難點。
這種發展不平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思想深處的認識基礎不牢不實。 上級機關與領導人員對於法治建設的認識模糊以及重視不足，直接導致法治理念的貫徹與法治實踐的推行缺乏足夠的動力與支撐。二是群眾基礎不牢不實。法律法規雖然明存於紙上，但是無法得到廣大群眾的廣泛認同與深入理解，許多群眾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層基礎不牢不實。 就總體而言，越是接近於行政級別頂端的領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貼近基層的領域和地域，法治的貫徹就越不充分。四是行業基礎不牢不實。許多行業的實際運行更加依賴行業內部的各種「潛規則」，而偏離法治的軌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獨立王國」。 五是法治隊伍基礎不牢不實。 法治的順利推進應以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專業隊伍為基礎，而當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整體上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水準。
（五）法治的權威信仰亟待提升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經歷了從對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轉而跌入法治神化破滅、「禮崩樂壞」的社會陣痛過程。 法律應該被信仰，法治應該成為社會機制中的權威力量。 中國真正的法治信仰構建的圖景應當是，民眾的個人價值與法治的核心價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與統一性。 民眾的法治信仰應該是民眾內心洋溢出來的，法治權威應該是民眾自願崇拜並推崇的。
反觀現實，中國法治力量在民眾心目中的權威遠未樹立起來，人們在遇到社會糾紛與社會矛盾時往往寄希望於「托熟人」、「找關系」、「走後門兒」等非法治途徑的「潛規則」，而對司法、執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碼的信任與依賴。 在司法領域，公信力缺失的情況尤為嚴重。 正如澳大利亞大法官馬丁所言：「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國家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們的信任和支持。 從這個意義出發，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 」長此以往，理應成為基本社會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會逐漸因失去社會民眾基礎而被邊緣化、空洞化，這無疑對法治中國建設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六）法治「硬的一手」運用不夠
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與社會治理機制，在途徑和手段上既要有「軟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剛性的一面，二者都要靈活掌握、適時運用，不可偏廢，共同服務於法治目標的最終實現。 忽視軟和柔而片面強調硬和剛，抑或忽視硬和剛而片面強調軟和柔，都是錯誤的。 就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的現狀來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於軟，失之於柔，失之於弱。 對人民應愛之又愛，對敵人要恨之又恨。 對於踐踏法律、破壞穩定、危及整體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為，法治力量不能毫無聲息、視而不見，要充滿自信，該出手時即出手，並正確運用有利策略，分化敵對陣營力量。 要始終牢記，對不法分子和不法現象的姑息，就是對損害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縱容。 要堅決克服模糊認識，要有執法的底氣，要充滿自信、理直氣壯地把專政的一手用起來，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來。 剛性嚴明、嚴格執法與野蠻的粗暴執法涇渭分明，與現代文明並不矛盾。
三、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建議與對策
（一）把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法治中國雖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視，但是沒有將其上升到一個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中，法治中國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進一步加以明確。 只有將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地位明確下來，向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宣示其極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將法治的理念與精神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聯系緊密。
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中，可以考慮將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相並列，以使其獲得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的重要地位。 我們也可以進行充分的論述，在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高度重要性的同時，倡導將其滲透、貫穿於「五位一體」建設的各個環節之中，明確提出：沒有法治中國建設的順利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就不可能獲得保障和成功。 具體來說，第一，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性應進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黨、全國、全社會、全體人民的高度重視；第二，要對法治中國建設進行權威的理論定位，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獲得重要地位；第三，應通過各種途徑，使法治活動成為每個公民工作、學習、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
中國的法治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與要求。 在學術氛圍日益「西化」與部分學者盲目崇拜西方社會法治理論與經驗的背景下，我們更要著重強調法治中國建設所秉持的「中國特色」。 西方社會的法治建設確有可資借鑒之處，但其成功也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歷史傳統、基本特點和固有屬性而來的，並非依靠某種學說觀點就能即刻點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是較好地堅持了法治規律與本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 」
對於中國法治道路的選擇，一方面，我們要擁有兼包並蓄的寬廣胸懷，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們都可以加以吸收與借鑒；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堅守「中國特色」的基本思維路徑，始終追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引，緊緊圍繞中國的社會性質、民族傳統與現實狀況，切實著眼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紮根客觀現實，把握時代規律，不管風吹浪打，不怕說三道四，決不時髦獻媚，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將中國特色法治道路堅持下去。 法學教育的課堂，學術理論的陣地，各級各類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課題確定，立法、司法、執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等職能部門，都要切實糾正在法治道路問題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強符合國情的法理論建設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是對未來的理性謀劃。 任何社會實踐活動，沒有科學的理論來加以指引，都不可能獲得預想的效果。 經過長期努力，法治中國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法的理論建設還不完備，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整體上看，當前法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多學說觀點與現實存在較大的脫節，使得看似科學的法學理論及法律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強法的理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倡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導向。 反思當前法理論研究現狀，不難發現，「表面繁榮、實際貧困」。 空泛、繁復、玄奧、花俏、重復、媚外，缺少適合國情、自主原創、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有實際意義和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們在法學研究中應充分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意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實踐出真知」的基本原則，注重法治調研與對策研究，以客觀效果為歸宿考量相關法律理論，全面糾正「書齋裡面出學問」與盲目崇拜西方學說的理論建設思路。 法治中國建設真正需要的是內生性理論，它是從中國本土自生自發的法治現象中抽象出來，經過理論提升後形成的規律性結論。 對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對於具有強烈現實意義與實證效果的研究活動應給予充分的資源投入；二要加大導向力度，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充分樹立注重國情和立足現實的基本導向；三要加強實證研究，鼓勵現實研究與國情探索，摒棄坐而論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強基層實踐調研，充分重視法治在基層的運行和影響；五要突出法治經驗的提煉，及時總結與推廣有益的成形機制與實際做法；六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型人才的培養、使用，充分發揮這些人才的作用，建構復合型法治人才庫。
（四）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基於平衡的法學理論大廈
對於當前的法治中國建設， 我們應在法治運行的各個環節大力倡導和體現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權力與義務、權力與權力、義務與義務平衡的法理觀，切實解決社會各領域嚴重失衡的問題。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嚴重失衡，都有賴於法的平衡治理。我們還應深刻地認識到，從義務法、權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論是對傳統法學理論的新發展，平衡是法的總特徵，平衡是法的內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價值，平衡是良法的靈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質體現，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學是平衡之學。 只有在平衡法理觀的理念統御下的法治中國建設，才會被納入有序發展和健康發展的軌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統性、統一性、適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任何必要環節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學與完備，是良性法治過程的起點與前提。法律規定與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問題，立法後的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環節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下去。 中國法治的諸多問題，均與立法缺乏科學性、操作性密切相關。 注重立法的系統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將法律視為一個系統，統籌兼顧地考慮其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問題。 不論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還是對於某一部具體法律而言，都要仔細考量其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協調關系，要通過設計使其內部的各要素協調一致，共同服務於整體目標的實現。 注重立法的統一性，就是要求同級的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不能在內容上相沖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則就會使執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適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論法律規定本身多麼符合邏輯、多麼完整和嚴謹，如果在實踐中不接地氣，不能被有效適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實不到社會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勞無功的。 因此，密切著眼於法實踐的環節，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勞動合同法》、《新刑訴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脫離實際、不接地氣的遺憾。 我們必須明確反對立法上脫離實際的「精英路線」，積極倡導符合實際的「群眾路線」。 對於立法主體，要設定嚴格標准，要求其具有實際的法治理工作經驗或生活經驗。 例如，簡單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接觸過婚姻的未婚者，怎麼有能力參與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與實施中呢？
（六）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在效果上是順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權力機關自上而下地「推行」來實現法律制度與法律治理的運行。 但事實上，更為科學與更為合理的法治模式應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結合，沒有權力機關的主導，科學的立法無以產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礎與民眾的反饋，法治也無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們應採取各種措施，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要將法治事業、法律活動與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要讓廣大民眾充分理解到與切身體會到，法治事業需要他們的深度參與，法治活動需要他們的意願來加以支持和推動，法治過程不僅僅由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執法機關來加以主導，更要由每一位社會成員來加以主導。 「要使每一項立法都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維穩的前提必須是維權。 」
如此，法治中國建設的民眾基礎才會不斷地得以擴大，法治中國建設的進程才會更加順利。
（七）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
法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機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並不是獨立地在社會領域與國家層面發揮作用的。 我們研究與推行法治中國建設，不能將法治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與獨立的體制來進行考量，而要充分考慮到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氛圍與具體環境，處理好涉法工作部門與其他部門、法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 法治中國建設若想在社會領域得以順利推行，其前提在於社會公眾對法律擁有普遍的敬畏和堅定的信仰，進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營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圍，將法治、政策、習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 正如伯爾曼所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更多地將思路局限於法律制度建構本身，更多地爭論於某項規定是否科學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規范總體上在社會實踐中被人們認可、接受與應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將「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納入今後的法治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當中，並認真對待法治文化建設，「法治文化應是貫穿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和潤滑劑」。
（八）切實提高法治隊伍建設的專業水準
沒有一支忠誠、敬業、專業的法治隊伍來踐行法治，沒有千千萬萬具有高素質和高水平的法律從業人員來操作法律，再科學、再完備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於各種規定之中，再宏大、再高遠的法治理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各項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切實提高立法、司法、執法、法監督法教育主體的職業意識、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嚴格准入標准，精心進行培育，將培養、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標落到實處。 同時，要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保障司法獨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員任用制度。
當法治中國建設事業在擁有了一支具有很高專業水準的建設隊伍時，其不斷進步與發展即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堅強有力的支撐。
（九）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自由裁量空間
法治中國建設的有效推進，要靠良法的有效實行，良法的有效實行，要依賴法治主體的具體操作。 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不可能窮盡規定社會主體可實施的所有行為，不可能覆蓋社會領域中出現的所有現象。 這就為法治主體的自由裁量空間提供了現實依據，也為權力尋租腐敗空間的存在提供了各種可能。 如果運用得當，自由裁量權能夠很好地溝通形式正義和實體正義。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權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並未鞏固，那麼這種權力反而會削弱法治的力量。
對此，我們必須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法律監督者等法治主體進行自由裁量的空間，在基本層面和技術層面想方設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
（十）充分認識法治中國建設的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往往依賴「運動式」的建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涵蓋的領域十分寬廣，涉及的矛盾十分復雜，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靈的靈丹妙葯，只能依靠我們下定決心、腳踏實地、逐步積累、立足長遠地漸進推行。 事實證明，「運動式」的法治中國建設無法實現其最終目標，而只會為形式主義、犬儒主義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間。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法治中國建設不是一時的「運動」，而是一項長期堅持的系統工程。 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與全面性，要求我們開展的法治事業必須涵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群體，既要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又要秉持時不我待的作風，堅持法治建設要「從娃娃抓起、從現在抓起、從全民抓起、從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抓起」。
同時，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有針對性地研究、確定法治建設的具體措施和方式方法，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研究和解決，真正在取得實效上下真功夫，日積月累，長期堅持，必見成效。 具體來說，一要系統謀劃法治方案，明確法治建設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保障措施、主要途徑、破解難題、注意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運用系統思維統籌兼顧地考量法治建設；二要下真決心與大氣力，在社會輿論導向上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高度重要性，在資源上捨得投入成本，光說不練只會空談誤國；三要持之以恆、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四要上下聯動、全員發動，同時獲得上層領導和基層支持的法治事業才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正確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內在規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準確把握規律才能全面推進法治全局，只有靈活運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決法治問題，最終在動態平衡中引導法治中國建設事業不斷前行。
⑥ 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
⑦ 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人們生活富足了，刑事案件頻發，貪官數量龐大，在這樣下去改革開放的弊端顯現了。
⑧ 「法治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度、印尼等地的學者提交論文並發言。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們來說或許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談論法治和憲政時，都有相當豐富的司法判例作為研究的基礎。「老牌」民主國家印度自不必說，不僅因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傳統熏陶，而且1950年獨立並立憲後一直實行司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憲法問題，為印度基本人權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韓國和台灣地區則是在1987年幾乎同時轉型後，步入憲政和法治軌道，目前也已產生了相當豐富的憲法判例；從羈押陳水扁或彈劾盧武鉉總統這些引起國際關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國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亞則是隨著政治轉型到2003年前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不過從學者論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法院已經產出了不少憲法判例，甚至對解決政教分離、族群和諧等憲法敏感問題有所作為。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相對「落後」的國家也有值得探討的憲法判例，甚至連新加坡都有些許算得上憲法性案例的判決。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是亞洲最大及經濟發展最快的，卻至今連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都沒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針對齊玉苓案(見下注)的批復，但是不僅「後無來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還以「已停止適用」的理由廢止了該案的批復。這樣，憲法進入不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難以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文本和現實差距越來越大，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別人都在討論案例，我們除了孫志剛案、鄧玉嬌案、唐福珍案等個人悲劇或群體性沖突產生的社會事件之外，還能談論什麼呢?這些事件中有的確實就是法律訴訟，但司法判決卻沒有為解決問題提供值得探討的方案--相反，某些判決不僅沒有適當解決問題，反而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鄧玉嬌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們缺乏通過制度本身解決的成功事例，而至多隻能討論一些推動制度改良的社會事件；而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們的存在正印證了制度實施的失敗。坐在憲政和法治都不那麼成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間，筆者仍不免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 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筆者一直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前蘇聯和東歐即為例證。因為無論政體性質如何，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約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為本」，或用我們過去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民本主義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目的，而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對政府組成結構和權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設計。威權國家因為缺乏程序意義上的民主正當性，因而尤其強調實質性「政績」以彌補合法性缺失。除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這些可見的「政績」之外，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當漂亮，憲法規定一大堆的公民權利，看起來比美國憲法「先進」得多。但這些憲法和法律的承諾是不可能兌現的，因為一旦要「動真格的」，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幹了。 雖然憲政與法治可能對整個掌權集團來說長期有利，但是具體掌權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現代威權國家結合了民主形式和專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對於古代世襲統治者，孟老夫子還能用「王者無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套說教開導梁惠王之類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現代國家，這一套就不管用了。憲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裡只不過是好看的門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實施的。由此可見，所謂「潛規則」不只是中國現象，幾乎所有威權國家都有。而無論在前蘇聯或東歐還是在韓國或台灣地區，這種現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轉型之後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轉型之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台灣地區的大法官會議也是在轉型之後才開始真正發揮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政府不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民主機制對人民負責，那麼即便政府主動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制度內維權就成了一條死路。我在新加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探討了中國近年來憲政發展的兩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間路徑」，但目前看來官方路徑已被堵死，民間路徑還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認，體制內不乏銳意改革的開明人士，企求主動採取改良措施造福於民，或至少為自己的執政基礎增添合法性。這類自上而下的改革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這也並不奇怪：既然上面施與的權利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那麼上面收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齊玉苓案就是這么一塊「餡餅」，當時誰都沒有預期最高法院會下達這么一個瑕不掩瑜的批復，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建構提供這么好的機會，也為法學界帶來了不小的驚喜、震動和樂觀，但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比齊玉苓案早兩年並為此案鋪路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也基本上失敗了，而司法改革也是當時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當然，當時法學界有改革的呼聲，現在也還是有改革的呼聲，但由於沒有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法學精英的力量並不足以推動制度進步，司法改革終於停滯不前了。 官方路徑不通，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制度無所進步。事實上，齊玉苓案兩年之後的孫志剛事件另闢蹊徑，那就是通過民間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剝奪民生、激發民憤的不合理制度。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國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條民間路徑：某個由來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條例或城市拆遷條例)激勵官員濫用權力，長期濫用權力最終造成某起嚴重剝奪人權的惡性事件，經過媒體或互聯網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激烈的社會反應，最終震動中央並促使其採取糾錯措施。媒體評出2009年中國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體維權」，通過「開胸驗肺」、斷指甚至自焚等劇烈方式震撼社會良心，最終推動制度的有限進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代價高昂的「身體維權」，正是因為政府主動實施的制度維權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環境未能改善的情況下，民間路徑是一條目前可行的維權之路，但是沒有政府主動參與，民間維權註定帶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維權成本極高，有時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眾眼球。二是結果高度不確定，目前維權成功的事例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孫志剛並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絕不是因城市拆遷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人因為這些制度而死，卻沒有得到媒體和社會的充分關注。更為根本的是，民間路徑其實不只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單行線，而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復雜結合，因為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維權，就必須得到政府配合，由此產生社會-媒體-中央-地方的諸多環節，而任何一個環節受阻都將造成制度改良無功而返。即便悲劇發生，也得通過媒體或互聯網自由報道才能產生影響，但如果言論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無法知道悲劇發生和全國人民的呼聲；即便悲劇得到報道並產生反響，如果中央猶豫不決，改革措施還是無法出台；即便中央下達了改革舉措，如果地方陽奉陰違，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戲，人民仍難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實惠……最後，雖然透過一些案例，我們一路見證了中國公民法治意識的成長，但是公民意識本身並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顯示相當部分的網民法治意識薄弱。民間路徑完全是靠公民推動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維權和法治意識不強，中國制度進步就失去了原動力。 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理應至少在亞洲發揮「榜樣模範」作用，但是比較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制度現實，筆者不得不說中國未來的法治進步仍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⑨ 當代中國實施法治的困難
您這不是為難人嗎？你沒看今天中午的法制頻道的法律動車行嗎？張紹剛文網媒的代表，都推脫，沒人敢說話，中國可以沒有法治，也可以很難，也當然有解決的辦法，但是最好別說，有時候是不能說，有時候是說不了，我估計要是誰舉了這樣的例子，刪貼將隨之而來，不舉例了吧（倘若你是寫論文的話我幫不到你了），談談法治吧，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一，法制的難點我覺得：1，民主有嗎？2，司法權獨立嗎？3，最起碼的人權保障有嗎？4，執法為誰？5，媒體是為DANG說話還是為老百姓？6，有多少人信任法律及其執行者，等，這些法治最最基礎的東西哪樣具備？現在談法治無異於直接蓋7樓，難到不可能，基礎不具備，環境不具備，國情不具備，...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一直很好奇我沒祖國的選票是什麼樣的？法治的重點：1，健全的法制，2，合適的法治基礎，3，法治環境，4，普遍的法制意識，5，人們對法律的信任程度，6，經濟基礎，等，解決辦法：... ...，不敢說，我覺得重點難點可涵蓋，簡單說就是：正常的貫徹執行就可以了，連說話的 自 由都沒有，談法治，尚早，先從 人 權開始吧，你沒看到這里的規矩上寫著不準談政治，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任意的擴大解釋為亦不可談法治，摟主，很抱歉，我只能說這么多，也不敢斷定這幾個字的命運，能否通過審查，但我不匿名，從實際出發吧，法治，我們樂觀一點，希望在婦產醫院的嬰兒房吧，
⑩ 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三個概念當然不完全一樣。法治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內容就是如何實現市場管理的法治化。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很大的一個層面就是市場經濟如何法治化。如果講到法治政府，那當然很明顯了，就是講公權力怎麼來實現法治化，政府的權力不能過大。如果涉及到法治國家，或者是依法治國的概念，那麼我理解這包含立法、司法、行政，甚至軍隊在內，這是我們將來一個大的法治國家的概念。這三個層次不太一樣。法治實際上就是怎麼樣來貫徹治理國家的現代化的模式，就是把我們過去的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等提升一步到治理國家的現代化。我覺得今後法治中國建設應當偏重在公權力方面，更多還是公權力在運作方面如何能夠實現現代化。這會涉及到一些社會治理的問題，但是好像更多還是偏重在公權力的運作，可能這個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