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學家們

Ⅰ 原標題：北大敗訴，法學家們為什麼站在了抄襲者一邊 作者：楊鑫宇 法院也好，學者

在學術界，「抄襲」二字，可以說是最嚴重的指控。一個學者如果被學術共同體認定為有過抄襲行為，幾乎就等同於被判處了學術生涯的死刑。2016年，因在論文中整段抄襲外國作者譯文而被北京大學撤銷博士學位的於艷茹，就是這樣一位抄襲者。在於艷茹的學位遭到撤銷之後，她以自己沒有得到充分陳述與申辯的機會、北大沒有為撤銷其學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據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要求法院撤銷北大作出的撤銷學位的決定。法院在一審中，以北京大學有違正當程序原則為由，判決撤銷北京大學作出的撤銷決定，剛剛結束的二審維持原判。法律學界普遍支持法院判決結果，最響亮的聲音恰恰來自北大。事發之後，北大法學院召開了兩次針對此事的專題研討會，大多數與會法學專家認為：北大作出撤銷學位決定的過程過於草率，處罰過重，沒有遵循正當程序原則，應當被撤銷與反思。學界一貫對抄襲深惡痛絕，如今為何反過來維護一位抄襲者的權益？在普通人看來，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這一點都不矛盾。反對抄襲，是為了維護學術界的公平與正義，而捍衛程序正當性，保護於艷茹不受肆意妄為的權力侵害，同樣是為了維護學術界的公平與正義。法院也好，學者也好，他們都需要對公平與正義負責，而決不能被義憤填膺式的道德沖動帶偏。北大可不可以撤銷抄襲者的學位？仔細想來並非不可。但是，抄襲不對，不代表抄襲者的權益就可以被肆意踐踏。在這起事件中，北大的初衷固然是良好的，希望通過嚴肅處分於艷茹來殺一儆百，警示年輕學者不要逾越學術倫理底線。但是，這一良好的初衷如果不能通過合理的程序落實，結果只會適得其反。抄襲現象屢禁不絕，每一個學界人士都是潛在的受害者。這些深耕學界多年的學者，又有哪一位不對抄襲與剽竊深惡痛絕呢？但是，他們如今卻站出來，維護一個非親非故的抄襲者的權益，因為維護程序正義比懲治一兩個抄襲者更重要。在很多富有正義感而又單純的人眼中，只有結果正義才是最重要的。他們覺得只要「壞人」能夠得到懲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無所謂。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沒有程序正義，我們根本無法確認誰是「好人」，誰又是「壞人」，在不受限制的權力面前，缺乏申辯能力的個人根本不可能證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我們覺得於艷茹抄襲證據確鑿，但如果以此為由，剝奪她為自己辯護的正當權利，那麼以後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樣的待遇呢？誰也沒有資格在傾聽完各方的聲音之前，就妄自對別人命運作出裁決。今天，法院的判決結果保護的不止是抄襲者於艷茹，而是每一個可能遭受強勢一方不公對待的個體。那些法學家們捍衛的也不是幾條具體的規章制度，而是程序正義本身的權威與尊嚴。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這些事實，我們才能明白這一判決究竟有著怎樣重要的意義，真正理解法院和學者們的良苦用心，最終讓這一案件成為學術界程序正義的里程碑，發揮積極作用。

Ⅱ 於艷茹案北大敗訴，法學家們為什麼站在了抄襲者一邊

在學術界，「抄襲」二字，可以說是最嚴重的指控。一個學者如果被學術共同體認定為有過抄襲行為，幾乎就等同於被判處了學術生涯的死刑。2016年，因在論文中整段抄襲外國作者譯文而被北京大學撤銷博士學位的於艷茹，就是這樣一位抄襲者。在於艷茹的

Ⅲ 北大敗訴 法學家們為什麼站在了抄襲者一邊

在於艷茹的學位遭到撤銷之後，缺乏申辯能力的個人根本不可能證明自己的清白。法院也好，學者也好在學術界，剛剛結束的二審維持原判，而決不能被義憤填膺式的道德沖動帶偏，最終讓這一案件成為學術界程序正義的里程碑，發揮積極作用。今天，我們覺得於艷茹抄襲證據確鑿，但如果以此為由，剝奪她為自己辯護的正當權利，那麼以後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樣的待遇呢，真正理解法院和學者們的良苦用心。在很多富有正義感而又單純的人眼中，只有結果正義才是最重要的，他們如今卻站出來，維護一個非親非故的抄襲者的權益，因為維護程序正義比懲治一兩個抄襲者更重要。北大可不可以撤銷抄襲者的學位？仔細想來並非不可。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沒有程序正義，因在論文中整段抄襲外國作者譯文而被北京大學撤銷博士學位的於艷茹，這一良好的初衷如果不能通過合理的程序落實，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判決撤銷北京大學作出的撤銷決定，法院的判決結果保護的不止是抄襲者於艷茹，幾乎就等同於被判處了學術生涯的死刑，就妄自對別人命運作出裁決。今天，警示年輕學者不要逾越學術倫理底線。但是。抄襲現象屢禁不絕，每一個學界人士都是潛在的受害者。這些深耕學界多年的學者，又有哪一位不對抄襲與剽竊深惡痛絕呢？但是，應當被撤銷與反思。學界一貫對抄襲深惡痛絕，如今為何反過來維護一位抄襲者的權益？在普通人看來，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這一點都不矛盾。反對抄襲。事發之後譏敞罐緞忒等閨勸酣滑，北大法學院召開了兩次針對此事的專題研討會，他們都需要對公平與正義負責，保護於艷茹不受肆意妄為的權力侵害，同樣是為了維護學術界的公平與正義，我們才能明白這一判決究竟有著怎樣重要的意義。但是，抄襲不對：北大作出撤銷學位決定的過程過於草率。2016年，要求法院撤銷北大作出的撤銷學位的決定。法院在一審中，是為了維護學術界的公平與正義，而捍衛程序正當性，就是這樣一位抄襲者，處罰過重，沒有遵循正當程序原則。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這些事實。他們覺得只要「壞人」能夠得到懲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無所謂。一個學者如果被學術共同體認定為有過抄襲行為，以北京大學有違正當程序原則為由。法律學界普遍支持法院判決結果，最響亮的聲音恰恰來自北大，「抄襲」二字，可以說是最嚴重的指控，大多數與會法學專家認為？誰也沒有資格在傾聽完各方的聲音之前，不代表抄襲者的權益就可以被肆意踐踏，她以自己沒有得到充分陳述與申辯的機會、北大沒有為撤銷其學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據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訴訟，我們根本無法確認誰是「好人」，誰又是「壞人」，在不受限制的權力面前。在這起事件中，北大的初衷固然是良好的，希望通過嚴肅處分於艷茹來殺一儆百，而是每一個可能遭受強勢一方不公對待的個體。那些法學家們捍衛的也不是幾條具體的規章制度，而是程序正義本身的權威與尊嚴

Ⅳ 北大敗訴，法學家們為什麼站在了抄襲者一邊

在學術界，「抄襲」二字，可以說是最嚴重的指控。一個學者如果被學術共同體認定為有過抄襲行為，幾乎就等同於被判處了學術生涯的死刑。2016年，因在論文中整段抄襲外國作者譯文而被北京大學撤銷博士學位的於艷茹，就是這樣一位抄襲者。
在於艷茹的學位遭到撤銷之後，她以自己沒有得到充分陳述與申辯的機會、北大沒有為撤銷其學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據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要求法院撤銷北大作出的撤銷學位的決定。法院在一審中，以北京大學有違正當程序原則為由，判決撤銷北京大學作出的撤銷決定，剛剛結束的二審維持原判。法律學界普遍支持法院判決結果，最響亮的聲音恰恰來自北大。事發之後，北大法學院召開了兩次針對此事的專題研討會，大多數與會法學專家認為：北大作出撤銷學位決定的過程過於草率，處罰過重，沒有遵循正當程序原則，應當被撤銷與反思。
學界一貫對抄襲深惡痛絕，如今為何反過來維護一位抄襲者的權益？在普通人看來，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這一點都不矛盾。反對抄襲，是為了維護學術界的公平與正義，而捍衛程序正當性，保護於艷茹不受肆意妄為的權力侵害，同樣是為了維護學術界的公平與正義。法院也好，學者也好，他們都需要對公平與正義負責，而決不能被義憤填膺式的道德沖動帶偏。
北大可不可以撤銷抄襲者的學位？仔細想來並非不可。但是，抄襲不對，不代表抄襲者的權益就可以被肆意踐踏。在這起事件中，北大的初衷固然是良好的，希望通過嚴肅處分於艷茹來殺一儆百，警示年輕學者不要逾越學術倫理底線。但是，這一良好的初衷如果不能通過合理的程序落實，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抄襲現象屢禁不絕，每一個學界人士都是潛在的受害者。這些深耕學界多年的學者，又有哪一位不對抄襲與剽竊深惡痛絕呢？但是，他們如今卻站出來，維護一個非親非故的抄襲者的權益，因為維護程序正義比懲治一兩個抄襲者更重要。
在很多富有正義感而又單純的人眼中，只有結果正義才是最重要的。他們覺得只要「壞人」能夠得到懲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無所謂。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沒有程序正義，我們根本無法確認誰是「好人」，誰又是「壞人」，在不受限制的權力面前，缺乏申辯能力的個人根本不可能證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我們覺得於艷茹抄襲證據確鑿，但如果以此為由，剝奪她為自己辯護的正當權利，那麼以後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樣的待遇呢？誰也沒有資格在傾聽完各方的聲音之前，就妄自對別人命運作出裁決。
今天，法院的判決結果保護的不止是抄襲者於艷茹，而是每一個可能遭受強勢一方不公對待的個體。那些法學家們捍衛的也不是幾條具體的規章制度，而是程序正義本身的權威與尊嚴。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這些事實，我們才能明白這一判決究竟有著怎樣重要的意義，真正理解法院和學者們的良苦用心，最終讓這一案件成為學術界程序正義的里程碑，發揮更多積極作用。

Ⅳ 世界著名法學家有哪些

• 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蘭人，14歲入大學，攻讀數學、哲學和法
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7歲任律師，20歲任荷蘭律師公會主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
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
面。他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
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
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格老秀斯在法學上有兩個重要地位：第一，開創
了國際公法學，被人們譽為「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國際法領域中提出了一系
列較為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對國家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後來
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
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自然主義自然法
理論的精華，揚棄和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主義自然法的桎梏，開創了近代理性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學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學
化，同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幾何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法學研究，推導
出一系列相關的命題。

• 孟德斯鳩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鳩生於法國名城波爾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園，
其家族，是當地有名望的「穿袍貴族」，即取得了貴族稱號的資產階級。19歲的
孟德斯鳩獲得法學學士的學位，並擔任了議會律師；先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公元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鳩去世，享年66
歲。1721年，他匿名發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許多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
上，向傳統的封建觀念宣戰，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種。
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論法的精神》一書，該書堪稱是資產階級法學
的「網路全書」，被伏爾泰推崇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對後來美國獨立戰爭中
的《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都有巨大的影響。孟德斯鳩的社會
政治理論尤其是關於分權和法制的學說，超越了國界，對各國資產階級政治和法律
制度的確立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和深刻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也產生了相
當大的影響。《論法的精神》在1913年就被嚴復譯成中文，以《法意》的書名
出版。孟德斯鳩仍不愧為18世紀法國的傑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專制黑暗
中發出了最初的吶喊，他的思想學說是法國大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思想
中的一份寶貴財產。

• 邊沁

耶利米，邊沁(Jeremy，Benthan，1748——1832)是英國法學家、哲學家、倫
理學家自由主義學說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義學說的創始人。他出身子一個律師家
庭，有「神童之譽」，13歲進入牛津大學學法律，十六歲畢業後曾一度從事律師事
務，後轉而專門從事法學理論研究。1781年起擔任倫敦大學教授，1832年創辦了著
名的「威斯敏斯特評論」。邊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論》 (1776年)、 《道德與
立法原則導論》 (1789年)、《司法證據原理》(1827年)，《憲法典》（1830
年）。其中《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學說代表了自由資本主
義時期英國資產階級利益，是這一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學說，其著作後被編成《邊沁
文集》山版。邊沁學說的中心是功利主義，他極力反對17、18世紀以來的古典自然
法學的理性法觀點，認為它們是虛構的；大自然將人類置於苦樂兩大主宰之下，人
的天性是避苦求樂，功利原則就是一切行為都適從這兩種動力的原則。謀求功利是
人們行為的動機，也是區別是非、善惡的標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動遵循的原則，
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則。最好的立法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
法就在於促進社會幸福。他認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須達到四個日標：即公民的生
存、富裕、平等和安全。應該說，邊沁對19世紀30年代英國立法還是起到了巨大的
推動作用，推動了塞繆爾羅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魯厄姆勛爵所主
張的法律體系改革。

• 薩維尼

薩維尼（1779—1861）薩維尼從十六歲開始學習法律，1800年起開始法學教學
活動，1813年任柏林大學校長。先後曾擔任了普魯士國務委員會成員、法官、法律
上訴部部長、立法—上訴委員會委員、國務部主席。主持該部制定了1848年《票據
法》、《普魯士刑法典》、《帝國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紀羅馬法史》、《當
代羅馬法體系》、《作為當代羅馬法部分的債法》、《歷史法學雜志》。薩維尼在
法學史上被作為所謂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歷史法學派這一表達具有薩維尼自己的
烙印，其出發點是當代法乃是通過法學的歷史性而不是通過理性法的抽象或者開明
立法者的命令而預先確定的。薩維尼由此得出了影響深遠的法學方法和法律政策上
的結論。薩維尼是他的時代影響最偉大的法學家和法學教師。不管是在法學還是在
法律實踐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跡。他的學說在當代雖然扮演著無關緊要的角
色，但他的遺產對與德國法以及國家法都具有重要意義。薩維尼在當代不僅僅是作
為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而著名，他還經常被稱為現代法學的締造者。盡管歐洲法學
被分為各個國家的法學，但薩維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個歐洲。他劃定了法國民法典
的勢力范圍，並且繼續遵循羅馬法這一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大多數其他大陸國家。
薩維尼起決定性作用並參與形成的學說匯纂法學在後來對其他一些國家立法起到了
作用。薩維尼從開始就接受了將「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結合起來的要
求，他是第一個發展出體系化的、內容廣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確立同時
就將其置於特定歷史環境之中。因此，圍繞思考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他擴大了對
符合歷史的法學的理解，這種法學同時也就超出了單純歷史科學的范圍並形成一種
區分，法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建立在其獨立性基礎上的。薩維尼對19世紀的科學產
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法學領域，而是兼跨歷史、法律和哲學不同領域。

• 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1841~1935）。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法學的創始人。1866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在波斯頓從事一段時間的律師工作之後，於1870年入哈
佛大學法院擔任講師、教授，1882年12月擔任馬薩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
長。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學說，主要體現在他於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
f the Law)、他逝世後出版的判決意見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見解》(The Judicia
l Opinions of Mr.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
之中.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偉
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爾不群，特立獨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人。這首先反映在
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為一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為一個法律思
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學，如果不了解他作為法官的經歷，就
會錯過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實上，他思想中的許多精華並不是通過專著的
形式表現出來，而是散見在他的司法意見、演講和書信之中。在某種意義上，他作
為法官所做出的許多判決，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
種意義上也代表了一種美國的精神，代表了實用主義哲學和普通法的某種意義上的
結合。

• 韋伯

社會法學的大師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現代一
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政
治論文集》，《學術理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社會學和社會
政策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等。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埃爾福特，1882年入
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1884年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隨後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
日耳曼法及商法，後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1894年後先後任弗萊堡大學的經
濟學教授和政治科學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潰，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
政治活動。1903年重返學術活動。1910年參與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後於1913年因
社會學方法論之爭退出德國社會學會。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韋伯理解的社
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
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
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
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
伯著作中汲取營養。韋伯社會學之於中國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站在比較世界法律
文明的宏觀立場上，對東方社會及其法律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理論思考，特別
是他著力探討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質。然而我們了
解和探討韋伯卻是在現代。在思想禁錮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把韋伯當做馬克思的
敵人來對待，幾乎在那時連韋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圖揭示傳統中國社會與
法律的運作規律，試圖解釋中國法律現代化可能性問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傳統社
會與法律文化的「偉大外行」，韋伯的思路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 龐德

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社會學法學派的主要代
表之一。出身於法官家庭。曾任律師、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訴委員會委員、內
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院長。1907年起先後在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執
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中華民
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顧問。他的主要著作有《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和目
的》（1911~1912）、《法哲學導論》（1922）、《法制史闡述》（1923）、《法
和道德》（1924）、《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1942）、《法的任務》（1944）、
《正義來自法律》（1951）和《法理學》（5卷集，1959）。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是
與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和一戰後發生在美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相伴而生的，在長達五十餘年的法學生涯中他致力於法律體系和法理學的批判與重構工作。
其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是實用主義哲學、美國L.F.沃德（1841~1913）和E.A.羅斯
（1866~1951）的社會學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義法學。龐德是20世紀西方各
國，尤其是美國法學界權威的法學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會法學長期以來在法學中
佔有主導地位。

• 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國法學家，現代西方新分析法學的代表。
1929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932年任出庭律師，195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1978，年退
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論》(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
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懲罰與責任》(1968年)、《功利與權利》(1979
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等。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最負
盛名的法學家之一，由他創立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是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之一
(另兩派是新自然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在對法的概念的分析與法律現象的說明、法
律關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
20世紀50年代登上歷史舞台以來，統治英國已達半個世紀，仍能保持強大的控制
力。哈特關於法的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學說，是在與美
國法學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長期論戰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堅持了奧斯汀的法實證主義的立場，同時，又
對其作了修正，從而使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進一步適應了戰後英國的社會現實。目
前，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已為新一代西方法哲學家拉茲和麥考密克等所繼
承、發展，該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的一個重要法學流派還將繼續存在。

• 德沃金

德沃金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
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
位。他起初的興趣是哲學，但在牛津時開始學習法學，從此發現了自己的真正興趣
所在，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1957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任法官漢德
（Learned Hand）的辦事員，以後又當過律師。1962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1969年
他應邀擔任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開始同時擔任紐約
大學法學的教授至今，他還不定期地擔任過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
教授，1984年以來還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應邀來
我國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作過講演。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
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
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
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學體系中，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它們構成了當代
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批判並超越法律實證主義；第二，堅持認為法
律理論依賴於政治與道德理論；第三，把法律理論根植於一種解釋理論；第四，將
平等的政治價值作為法律理論的核心部分[注1]。這四部分前後是聯系在一起的。
法律實證主義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對象，也是論證的起點；德沃金將政治與道德價
值融入自己的解釋理論中，作為選擇判斷的標准；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平等與自
由的政治社會。《法律帝國》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體現了他的法律與政治
思想。雖然德沃金的基本觀點較之以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在研究方法上卻發生
了重大轉向。主要著作有《認真看待權利問題》、《原則論》、《自由論》、《法
律的帝國》等。他從60年代初就開始撰文批判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批判H.L.A.哈
特的學說，認為是實證主義法學最新的典型。他的學說以「權利論」（right thesis）作為核心。他之所以強調規則、政策與原則之分，就是為了強調個人權利，即
原則。他又認為，他所有個人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權利，即「政府不僅必須關
懷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人民」。

• 波斯納

波斯納（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1962
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先後年赴斯坦福大學任教和芝加哥大學教授，1981
年任美國聯邦第七巡迴區上訴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經濟學分析》（19
73年）、《正義的經濟學》（1981年）、《侵權行為法：案例與經濟學分析》（19
82年）等。波斯納作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構建了用經濟
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體系。《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其成果的傑出代表。正是
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分析理論，才得以有一個以"法律經濟學"命名的獨立學派。波斯
納將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權論文和科斯關於社會成本問題的論文
發表以後的法律經濟學稱為"新法律經濟學"。在《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二章中，科
斯說，"新法律經濟學"--過去30年來發展起來的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
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權法、契約法、賠償法和財產權
法等普通法領域；懲罰的理論和實踐；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論
和實踐；法律實施和司法管理；以及憲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學。波
斯納有個著名的觀點：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麼，權利應賦予那些
最珍視它們的人。波斯納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始終貫穿著經濟效益觀，使之
成為取捨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標准，因而招致許多信奉正義觀念的法學家的激烈抨
擊。

Ⅵ 請問一下中國現在法學界的權威和領軍人都有那些

中國著名法學家大全——《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法學理論
張文顯 朱蘇力 賀衛方 葛洪義 舒國瀅 沈宗靈 孫笑俠 卓澤淵 李步雲 劉作翔 付子堂 孫國華 信春鷹 郭道暉 郝鐵川 呂世倫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龍 劉瀚 謝暉

法律史
曾憲義 張晉藩 武樹臣 何勤華 陳盛清 范忠信 邱遠猷 吳建璠 楊一凡 楊永華 俞榮根 韓延龍 懷效鋒 霍存福 劉海年 倪正茂 高恆 蒲堅 朱勇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周葉中 許崇德 韓大元 胡建淼 胡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羅豪才 馬懷德 陳雲生 方世榮 張慶福 張樹義 莫紀宏 浦增元 童之偉 王名揚 王叔文 吳家麟 肖蔚雲 楊海坤 袁曙宏 張光博 朱維究

刑法學
高銘暄 馬克昌 趙秉志 張明楷 陳明華 陳興良 曹子丹 儲槐植 顧肖榮 何秉松 梁華仁 羅大華 歐陽濤 曲新久 阮齊林 蘇惠漁 康樹華 張智輝 周道鸞 盧建平 王作富 何鵬 姜偉 孫謙

民商法學
江平 梁慧星 吳漢東 王利明 孫憲忠 王衛國 趙旭東 鄭成思 魏振瀛 崔建遠 劉春田 劉凱湘 石少俠 司玉琢 覃有土 顧功耘 郭明瑞 龍翼飛 吳煥寧 夏吟蘭 徐學鹿 楊大文 楊立新 楊振山 馬俊駒 沈四寶 巫昌禎 關懷 范健 尹田

訴訟法學
江偉 陳光中 徐靜村 樊崇義 龍宗智 陳瑞華 陳衛東 卞建林 陳桂明 顧培東 景漢朝 劉家興 沈達明 宋英輝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亞新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譚兵 李浩 常怡 嚴端 崔敏

經濟法學
楊紫烜 李昌麒 劉隆亨 劉文華 漆多俊 邵建東 史際春 徐傑 張守文 種明釗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呂忠梅

國際法學
韓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勁松 陳安 董立坤 龔韌刃 黃進 李雙元 劉楠來 饒戈平 芮沐 張乃根 周忠海

軍事法學
叢文勝 顧德欣 李昂 圖們 張建田

世紀之交的中國法學家流派
（一）紅派 所謂紅派法學家，就是學術上走紅，學術理論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政治上得到寬容，三十來歲就能當上博導的一批法學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利明、趙秉志、陳興良，北京大學的武樹臣，武漢大學的黃進，等等。
（二）黃派 所謂黃派法學家，就是能將法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極有價值的改革建議，從而有力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司法體制改革的的法學家。他們善於聯系實際，善於運用法學原理進行現實批判，關注民生，力主改革。他們不僅著述豐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們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黃金般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主要觀點和主要主張。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中國法學》雜志社的郭道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謂紫派法學家，是指那些比紅派法學家更多一層紅色的法學家。
紫派法學家的特點是，參與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對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論常從較正統的角度進行解釋、論證和宣傳。在他們身上往往環繞著一層紫色光環。他們在政治上頗受重視，經常參與重要法律的起草；他們在學術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導、會長、理事長等等的學術職務，全國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們主持編寫。 紫派法學家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對於別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評態度，而他們的批評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評為主，以學術批評為輔。一九九六年的所謂「曉南風波」正是這一特點的重要表現。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學家是張光博。 張光博是大連海事大學經濟法律學院教授，主攻憲法學和法理學。
（四）灰派（經院派） 所謂灰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埋頭於學術研究，不太關心現實生活，較少進行現實批判，不提具體改革建議的法學家。他們在法學界很出名，但在法學界之外的知名度明顯不如黃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藍派和綠派。 灰派法學家學術功底深厚，著述甚豐。他們雖然迴避現實政治問題，但他們的學術成果往往成為紅派人物和黃派人物的學術依據。 北京大學的龔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一書中，就認真地論述過法治和法制的區別，但由於他沒有聯系中國的實際進行現實批判，所以就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灰派與黃派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此。 灰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學的龔祥瑞，張國華，沈宗靈，趙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藍派 所謂藍派法學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張充分開放、充分借鑒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學的法學家。走向藍天和大海是藍派的基本特點。

藍派法學家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躍，思路開闊。他們傾心於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對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們大多出生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與紅派法學家是同齡人。與紅派不同的是，他們一般不考慮在學術界的社會地位問題，不重視博士、博導等頭銜。與紅派相同的是，他們一般也不進行太多的現實批判。

藍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學的張中秋，蘇州大學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張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法律與經濟——傳統中國經濟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釋》，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同時具有多種色彩的法學家。 彩派法學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師范大學的公丕祥，吉林大學的張文顯，南京大學的范建，華東政法學院的曹建明，蘇州大學的楊海坤，杭州大學的胡建淼，中共中央黨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學家不僅學術成果豐富，而且學術組織能力十分突出，社會交往面十分寬廣。他們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對所有的學派皆能寬容，也為所有的學派所寬容。因此，他們總是五彩繽紛的。在他們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紅派可以看到紅，紫派可以看到紫，藍派可以看到藍，灰派可以看到灰，黃派可以看到黃，白派可以看到白，霧派可以看到霧，綠派可以看到綠。 彩派與紅派大體上也是同齡人，學術地位略次於紅派，政治地位卻強於紅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領導職務，不是校長，就是院長，至少也是個副院長什麼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認為是主張全盤西化，在法學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上犯過嚴重錯誤的法學家。近年來，他們很少發表論文或出版論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眾出版社的於浩成，北京大學的袁紅兵，中國政法大學的陳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學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點有二：其一是頭腦一片空白，在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們的課堂上，沒有任何屬於他們自己的觀點和理論，更沒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見和主張；其二是以**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銀子不賺白不賺，賺了不白賺，學術、學位、職稱等等，無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論，白派法學家在普及法律知識方面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九）霧派（變色派） 所謂變色派，就是無一定色彩，隨著氣候的變化而變化的法學家流派。該派就象水蒸汽一樣，一會兒灰色，一會兒白色，一會兒黑色，一會兒藍色，一會兒發紅光，一會兒五彩繽紛，什麼時髦他們就變成什麼。他們和彩派的區別是，彩派在任何時候都是五彩繽紛的，霧派只在極少的時候才是多彩的。霧派除了在不同的時候製造不同的聲勢以外，對法學研究和改革事業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理論貢獻。 霧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終有實質性區別。白派的目的是經濟，霧派的目的在於政治。

（十）綠派 綠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該派法學家就象綠草一樣，一方面生機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學界重視。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學的劉星（一正），江蘇省行政學院的劉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點是，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一律採取超越的態度，不屑於參加各種「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討論和爭論。

他們在學術上的追求是：哪裡有荒漠，就向哪裡挺進；哪裡有廢墟，就在哪裡紮根。他們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學界很受冷遇，被認為無足輕重。中國權威的法學刊物從來不發表他們的文章。

Ⅶ 法學家們請進

不能,要由監護人或監護人委託授權的人擔任

Ⅷ 當代主要法學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中國當代法學流派
（一）紅派
所謂紅派法學家，就是學術上走紅，學術理論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政治上得到寬容，三十來歲就能當上博導的一批法學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利明、趙秉志、陳興良，北京大學的武樹臣，武漢大學的黃進，等等。
（二）黃派
所謂黃派法學家，就是能將法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極有價值的改革建議，從而有力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司法體制改革的的法學家。他們善於聯系實際，善於運用法學原理進行現實批判，關注民生，力主改革。他們不僅著述豐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們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黃金般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主要觀點和主要主張。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中國法學》雜志社的郭道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謂紫派法學家，是指那些比紅派法學家更多一層紅色的法學家。
紫派法學家的特點是，參與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對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論常從較正統的角度進行解釋、論證和宣傳。在他們身上往往環繞著一層紫色光環。他們在政治上頗受重視，經常參與重要法律的起草；他們在學術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導、會長、理事長等等的學術職務，全國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們主持編寫。 紫派法學家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對於別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評態度，而他們的批評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評為主，以學術批評為輔。一九九六年的所謂「曉南風波」正是這一特點的重要表現。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學家是張光博。 張光博是大連海事大學經濟法律學院教授，主攻憲法學和法理學。
（四）灰派（經院派）
所謂灰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埋頭於學術研究，不太關心現實生活，較少進行現實批判，不提具體改革建議的法學家。他們在法學界很出名，但在法學界之外的知名度明顯不如黃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藍派和綠派。 灰派法學家學術功底深厚，著述甚豐。他們雖然迴避現實政治問題，但他們的學術成果往往成為紅派人物和黃派人物的學術依據。 北京大學的龔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一書中，就認真地論述過法治和法制的區別，但由於他沒有聯系中國的實際進行現實批判，所以就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灰派與黃派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此。 灰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學的龔祥瑞，張國華，沈宗靈，趙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藍派 所謂藍派法學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張充分開放、充分借鑒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學的法學家。走向藍天和大海是藍派的基本特點。
藍派法學家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躍，思路開闊。他們傾心於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對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們大多出生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與紅派法學家是同齡人。與紅派不同的是，他們一般不考慮在學術界的社會地位問題，不重視博士、博導等頭銜。與紅派相同的是，他們一般也不進行太多的現實批判。
藍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學的張中秋，蘇州大學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張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法律與經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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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經濟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釋》，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同時具有多種色彩的法學家。 彩派法學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師范大學的公丕祥，吉林大學的張文顯，南京大學的范建，華東政法學院的曹建明，蘇州大學的楊海坤，杭州大學的胡建淼，中共中央黨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學家不僅學術成果豐富，而且學術組織能力十分突出，社會交往面十分寬廣。他們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對所有的學派皆能寬容，也為所有的學派所寬容。因此，他們總是五彩繽紛的。在他們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紅派可以看到紅，紫派可以看到紫，藍派可以看到藍，灰派可以看到灰，黃派可以看到黃，白派可以看到白，霧派可以看到霧，綠派可以看到綠。 彩派與紅派大體上也是同齡人，學術地位略次於紅派，政治地位卻強於紅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領導職務，不是校長，就是院長，至少也是個副院長什麼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認為是主張全盤西化，在法學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上犯過嚴重錯誤的法學家。近年來，他們很少發表論文或出版論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眾出版社的於浩成，北京大學的袁紅兵，中國政法大學的陳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學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點有二：其一是頭腦一片空白，在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們的課堂上，沒有任何屬於他們自己的觀點和理論，更沒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見和主張；其二是以**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銀子不賺白不賺，賺了不白賺，學術、學位、職稱等等，無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論，白派法學家在普及法律知識方面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九）霧派（變色派） 所謂變色派，就是無一定色彩，隨著氣候的變化而變化的法學家流派。
該派就象水蒸汽一樣，一會兒灰色，一會兒白色，一會兒黑色，一會兒藍色，一會兒發

Ⅸ 我國關於法的本質有幾種理解

法的本質新探
.
2004-12-24 . 林柏旬 周雪惠
一、中外法本質學說及研究構想
西方的法學家們很少有直接闡述法的本質,但對於法的概念、含義的研究卻十分廣泛。從以下介紹的三大主流法學派對法所下的定義中,我們便能或多或少地了解他們對法的本質的認識。自然法學派的學者認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著一套永恆不變行為規范,這一規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永恆不變的,它體現著自然的理性和正義,只有符合這一標准才能稱之為法。分析法學派的法學家們從實際存在的法律規范來討論法的概念。他們認為「法律是什麼」和「法律應該是什麼」是兩回事,其研究的內容只限於制定法,即純粹且嚴格意義上的法。社會實證主義法學派的觀點則認為法是作為社會事實的「活法」,社會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實質。
我國學者對法的本質問題的直接研究已有多年。與西方學者的研究不同,人們在過去普遍認為法的本質為階級性。但近年來,「傳統的法本質統治階級意志說已被突破了,現在已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因而產生了多種不同的觀點。如:「法是分配社會權利並規范其運用行為」;「法的本質含有『法的意志性與規律性、階級性與共同性、利益性與正義性』」;「法的本質應從諸法的本質中抽象出來,首先抽象的是民法的本質,民法的本質是市民社會」。
中西方法學家們對法的本質這一問題有分歧似乎不甚奇怪,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不同,所持的價值觀或許也有差異。然而西方學者間,國內學者間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答案的大相徑庭卻引人深思。筆者認為,導致這些差異的原因,主要在於法學家們研究問題的方法和視角有所不同,盡管他們在實體觀點上也有差異。
因而,要對這一問題作一研究又不至偏頗,首先應確定研究的方法。法律是一種社會現象,像其他事物或現象一樣,對其既可以作事實判斷,也可作價值判斷,故在法學研究上有了應然法和實然法的區分。顧名思義,前者著重於法律應該是怎樣的問題,而後者則指實際存在的法的狀況。「惡法非法」、「惡法亦法」則是對兩者研究後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結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正如奧斯丁所說「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功過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同的研究視角當然會得出不同的答案了。因而本文擬分別就實然法和應然法來討論法的本質問題。
二、法的實然本質
探討實然法的本質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什麼決定了法」和「法意味著什麼」。
(一)什麼決定了法
多數人認為「國家意志決定了法」。的確如此,特別是從實然法的角度看,法無一不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無論是學者們對此的研究結論---「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以權利義務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行為規范的總和」,還是社會歷史的發展---奴隸制社會法律、封建法、資本主義民主憲法三者的替代,無不體現了這一道理。
什麼是國家意志呢?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統治的工具,其本身沒有思考、行為的能力。猶如當今經濟制度中被虛擬人格的法人單位一般,國家意志的形成,行動的實施必須藉助一定的組織機構。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之於國家便如股東會、董事會與監事會之於公司法人。它們形成了所謂的國家意志、公司意志。再深入一步,國家機關之於國家便有如國家之於人民一般,本身亦無思考、行為之能力。歸根結底,其思想、行為均要由其組成單元---人來實現。由此可見國家意志不外乎是人的意志罷了。
那麼,是什麼人的意志影響和決定了國家意志並進而決定了法律呢?是西方學者所說的全民意志,還是我國傳統理論上的人民意志呢?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應對法律的制定者---立法機關進行考察。作為立法者的少部分人,其與社會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和社會中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相似與一致,從而成為了這些利益集團的代表者。正如劉焯先生所說:「不是立法者或少數人以『公眾』、『人民』的意志為根據立法、造法,而是立法者這少數人造出來的法,所表達的意志在客觀上能與『公眾』、『人民』、『階級』的意志達到某種一致性。法律實際上是少數人行為,是精英行為的結果,是少數人意志的體現。」「代議制下,包括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議員或人民代表們在很多時候是直接面對一個已由另一個少數人擬好的法律草案,再對這個已有框架的『法律』發表意見,通過或不通過。這種情形猶如一個當事人捧著一份擬好的『格式合同』,其意志的表達程度多少是受到限制的。」其意志和公眾意志相統一,則可勉強稱之為「公眾意志」或「人民意志」,但若不相一致而又因頒布而生效,則不可能是公意的體現,只能是這少部分人的意志。正因其比一般群眾有更強的力量,能影響法律,規制人們的行為,因此筆者同意有的學者的意見,將其稱為「強勢群體」。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相同的。強勢群體的意志會受什麼影響呢?我們知道,人與人之所以不同,決定因素有內部的和外部的。內部的如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等。如在制定一項要削弱健康的人的權利而保護殘疾人士利益的法令時,後者多會支持而前者則可能會因自身利益受損而反對。外部因素則如經濟狀況、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人生經歷、價值觀和職業等等。這些因素都會對人的思想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使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想法。我們將這些因素稱為「社會生活」。
經上面的分析,我們大致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生活決定了強勢群體的意志,後者則經一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國家意志最終確立為法律。
(二)法意味著什麼
上面的論述只解決了什麼決定法的問題,但我們不免會感到困惑,強勢群體為何制定這樣或那樣的法律,或說法律的產生對其究竟意味著什麼?在古典自然法學派的思想家看來,我們的社會和政府都是構建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之上,法律是社會契約的一種,或者理解為人們初建社會的原始契約的衍生品。因而不論是按盧梭的解釋---社會契約是為達成人們共同的目的而交出自己部分權利的協議,還是按霍布斯的解釋---人與人的關系即狼與狼的關系,社會契約是為結束人與人的綿延的戰爭狀態而達成的妥協,只要是契約,就體現為對自己的權利的部分限制和某種程度上的利益犧牲。如果我們承認,生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則,人們不斷與環境抗爭是為了求生存,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交往中人們仍樂於費盡心機,也只是為能更好地生存,那麼人們甘願選擇用法律的契約來限制自己,只能說明它是以退為進的求生之道,形式上規制人慾的工具,本質上是盡力張揚每個人人性的平衡器。
法是為保障人性需求而產生和存在的,但它卻不一定會給予每個人實質平等的關懷。我們可以設想,在達成契約的每一次談判中,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會憑借實力爭取對自己更為有利的條款,賦予自己更多權利。「即使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為了保證社會在一定秩序范圍內持續下去,社會主導者就利用以暴力為後盾的規則,來確認一定的權利分配辦法,劃分社會權利。這種規則化的權利分配,既包括社會主導者確認自己的權利,以保護自己同類的利益……同時也包括賦予社會被主導者以必要的權利,以保持必要的社會秩序,於是法就產生了。」這兩段話很好地闡明了法的直接目的是權利的劃分。而所謂權利,「實際上就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獲求一定的利益而採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利益是權利的基礎和根本內容,它是權利的目標指向。獲得了權利便獲得了利益,不同的權利意味著不同的利益和資源。如在啟蒙運動中,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口號,最終憑資產階級革命得以實現。而這一權利的實質便是每個人的合法財產利益受法律的保護,不能被隨意地非法侵害。
了解實然法代表的利益因素,就不難理解它相對於道德、宗教是那麼的現實和世俗。所以利益的斗爭也可以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偏離正義的道路。正如富勒所說,法律不過是最低的道德要求而已。法律和道德的最大不同之一,便是其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的。道德義務的違反只會受到社會的譴責,而法律義務的違反則會導致法律責任的承擔。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非不得以的情況下,不會違反法律義務而去受法律的制裁。因此,強勢群體據其利益確立的社會秩序便得以維護。
由此可見,實然法的確立意味著權利的分配,而權利分配的不同則會導致利益劃分不同,使得人的需要得到不同量上和層次上的滿足,並最終使人性得到不同程度的彰顯和實現。強勢群體正是基於要更多地滿足其自身的需要從而更大程度地實現和彰顯自己的人性而影響法律的。
三、法的應然本質
研究法的本質,目的不僅在於弄清法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更應該憑此與我們的法律體制相比較,以克服弊漏,最終達到完善法律體系的目的。因此,盡管應然法是價值判斷方面的問題,較為難以把握,但對其進行研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義的。
將法律進行實然法和應然法的二元劃分,強調實然法應符合更為高級的自然法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主張。二戰之後,為伸張正義和保衛和平,自然法再度興起,人們更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法律沒有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如果沒有更高的標准來匡正法律,法律將如同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邪惡的力量將假法律之手為非作歹。那麼自然法究竟為何物?縱觀法律思想史,古希臘的思想家認為是亘古不變的自然秩序和平等公平的道德標准,中世紀的神學家認為是上帝的意志,而近代學者則回歸到人類的理性,認為是嚴密、可推理的正義理念。但不管如何詮釋,自然法存在的價值就是要超越實在法,引導和鞭策實在法不斷地向公平正義的目標前進。可以說自然法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理想,難怪盧梭感嘆,要為人類制訂一部完美的法典,那簡直需要一個神。所以筆者認為,絕對的公平正義只是自然法標榜的價值理念,它所追求的實質內容都應當可以闡釋。
如前文所言,實然法的最終落腳點在於人性的彰顯和實現。對於人性,古今中外哲學家們不乏研究。就筆者而言,人性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人性有善也有惡。前一點較易理解。人無疑是理性的動物卻又受制於諸種激情,否則便不會朝令夕改,互相殘殺。對於人性的有善有惡,應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因為這是人性的,所以是人所共有的,而不應理解為有的人是善的有的人是惡的。第二,這是從社會的角度看的,而不是就人本身而言的。就單個人本身來看,是無善惡之分的。因為其行為均出自其本性。愛、憎、嫉妒乃至偷盜、殺人無不如是。就正如一個為蟲所蛀的蘋果,就蘋果自身來說,是無好壞之分的,因為蟲蛀乃是自然規律所致,與蘋果自身無關,而其好壞則需置身於一堆蘋果之中由人來判斷。人的善惡也是一樣,就單個人,人本身是無善惡之分的,只有置身於社會之中才可能區分善惡。
說到這里,有人不免會感到疑惑,既然人的行為均是出自本性的,那為什麼要有法律來規范人的行為呢?為什麼不讓人和動物一般在自然狀態下行動呢?那是因為人是有思維能力的,其行動是可選擇的,即人是自由的。「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甚至就是放棄自己的義務。」〔6〕為說明人的行為的可罰性,筆者欲以西方刑法學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論為例。這一理論可大概描述為:對行為人違反刑法義務的行為,不能期待其作出更為合理的選擇時,行為人無罪,反之,行為人行為的期待可能性越大,應負的刑事責任越大。
「人的惡,是法產生的前提;人的善,則是法產生的動力。」人的惡和非理性必然會侵害到他人的利益,而每個人都有反抗的自由。人和動物之所以不同,與其說是人的悟性,不如說是人的自由主動者的資格。自然支配著一切動物,禽獸總是服從;人雖然也受同樣的支配,卻認為自己有服從或反抗的自由。既然他人有反抗的自由,那麼犯人之惡便會得以扼制,扼制的最終結果便是利益分配的平衡。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平等地賦予人們相互侵犯的權利以求達到平衡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要忘了法的存在應以滿足人性需要為前提,而相互侵害則會妨礙人性的發展,尤其是人的生存需要這一基本人性。為求平等而又不妨礙人性的發展,惟一的辦法是賦予人們不得相互侵害的義務。
為此,我們可以歸納出應然法的本質:平等地禁止人性的惡。筆者也欲將此理解為法的正義性。
四、實然法與應然法的契合點---人性
正如休謨在《人性論》中所說:「一切科學對於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聯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將實然法的本質理解為通過對權利的分配和利益的劃分來張揚人性,將應然法闡釋為對人性惡之規制,二者的結合點正在人性上。法關懷人性,成就人性,法也約束人性,壓制人性,皆因人性亦善亦惡。法揚善去惡,即分配社會生活資源,滿足人生存的需要,又控制人慾的擴張,調協個人與他人,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需求矛盾,乃是人自己選擇的最不壞的利益分配機制。
從古希臘的城邦法發展到當今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法治,法律的進步不僅在於形式完善和技術成熟,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更新---從完全貫徹強勢群體的意志到更關注普通個人的正當權利。實現法的正義的道路還很漫長,仍需要我們的不懈努力。讓我們記著這句話:我們所以訂立法律,為的是它能保證我們不作任何人的奴隸。

Ⅹ 民間為什麼有許多科學家和法學家他們和正規的有區別嗎

科學家和法學家？科學家是必須有成績的人才能稱為的，隨便哪個人不能稱為，並不是說科學家是政府的工作人員.....只要有出色的發明或者發現並且有一定的學識就可以被國家相關部門稱為科學家。
法學家也是一樣，不過法學家必須在相關的工作上才行，不然一個老百姓連法律工作的邊都摸不上，怎麼能成為法學家？這倆都不是老百姓可以隨便稱謂的，但是可以在民間出現（譬如鄉村發明家有些就可以稱為科學家，而律師這樣的私人性質的法律從業者或者法律雜志相關編輯對法學有出色的見解的也可以稱為法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