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權利觀

❶ 權力至上道德觀的優點案例

①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徵：全體公民是統治者，參與政治，集體掌握專國家最高權力；公民屬集體內部相對平等；法律至上。②歷史作用：它重視公民的個體自由和責任感；鑄就了希臘人渴求知識、樂於探究的民族性格；其民主氛圍創造的空間，使古代希臘在眾多文化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雅典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為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礎。③雅典民主政治的實質和局限性。雅典民主政治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地位和利益，其實質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之上，是少數人的民主。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對婦女、外邦人、廣大奴隸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它與現代民主是不同的，它窒息和限制了社會另一部分成員的自身發展能力，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❷ 如何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在黨員幹部隊伍中，有這樣一種現象，「有的僅僅為了升遷而做事，有的為一己私利而拉幫結派，有的不光明磊落、瞞上欺下、以權謀私，等等」。暴露出少數人錯誤扭曲了的權力觀。 胡錦濤同志七一講話中指出：行使權力就必須為人民服務，決不能把權力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說到底就是樹立為民掌權、為民用權的權力觀。權力是把雙刃劍。如果執政為民、服務群眾、無私無畏，就能推動事業前進，倘若覬覦權力、貪慕虛榮、私心嚴重，則會阻礙事業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心存敬畏，正確對待權力。 當前社會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敏感期、關鍵期、跨越期，誘惑無處不在，風險時刻伴隨。如果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樹立起正確的權力觀，就會被「權欲」所累，趑趄不前甚至跌入深淵。面對復雜環境和各種誘惑，大多數黨員幹部都能經受住「四種考驗」、應對好「四種危險」，做到自重、自警、自律，慎初、慎獨、慎微，以良好的黨性品行做出表率，成為「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也有少數人走向了反面，有的人為凸顯個人地位，遏制民主，獨斷專權；有的人為謀取升遷，投機取巧，伺機攬權；有的人為牟取私利，見縫插針，濫用職權……這直接導致了黨的決策不能嚴格貫徹，黨的政策不能全面落實，黨的形象遭到嚴重損害。同時也讓自己身敗名裂、抱憾終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牢記黨的為民宗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真正為人民掌好權、辦好事，才能使黨的事業立於不敗之地，才能實現個人價值同社會價值的完美統一。 必須牢記宗旨，為民用權。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服務。黨員幹部必須清醒認識「權為民所賦」，始終牢記除了為民服務、為民辦事、為民解難，沒有其他權力，更不用談「特權」；必須自覺接受群眾監督，秉公用權，依法行政，積極作為，始終以群眾是否擁護、是否滿意、是否答應、是否高興為尺度，虛心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建議，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必須看重責任，勇於擔當。權力意味著責任。權力越大，責任越重。新時期，世情、黨情、國情深刻變化，觀念、利益、價值日趨多元。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等復雜問題，必須敢於承擔責任、承受風險。必須做到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於碰硬；在困難面前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在風險面前敢作敢為，敢於擔責；在利誘面前敢舍敢棄，敢於說不。只有在復雜環境和嚴峻考驗下勇擔責任，我們的黨員幹部才能真實體現能力素質、展現良好作風、彰顯共產黨人的純潔本質。 必須心存敬畏，嚴於律己。渴望成長進步是追求卓越。但成長進步只能靠自身努力、組織培養、群眾推薦，而不能靠跑官要官買官的旁門左道。應該把精力投入到幹事創業、創先爭優、服務發展、改善民生的事業之中，在工作一線展示才能、施展特長、贏得機會；應該正確看待進退留轉，嚴守道德紀律底線，做到別人進步我虛心，別人升遷我淡然，別人鑽營我警惕。自覺維護「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制度，自覺遵守黨章規定，自覺抵制投機鑽營、任人唯親的不良習氣，始終站在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正確看待進步，健康快速成長。

❸ 想問一下管理學裡面提到的，究竟是權力至上道德觀 還是 權利至上道德觀，下圖有沒印錯，為什麼

應該是權利至上道德觀。
可參見周三多第三版管理學。

❹ 管理者如何根據這三種不同的道德觀來進行道德決策

當決策者知道如何決策時：
1、非民主主義：忽視下屬的看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做出決策。
2、民主型：先不說自己的觀點，讓下屬說出自己對這種事情的看法，然後綜合自己的觀點坐車決策。

❺ 馬克思的權力觀

馬克思不同時期不同情況對權力問題有不同論述,相信任何人任何理論家其實必然也如此,不然不會有針對性,學習馬克思主義也是學他的方法論,看問題的方法,不能是簡單的論述;
在《共產黨宣言》中「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他想到的是一種類似公社的機構，盡管這一機構的機制或形式在他獲得公社的經驗之前還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產工具」的國家只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人」。1848年馬克思對「集中」的理解有很濃的民主意味，與1871年他對公社的描述並無不同。馬克思斷言革命會使無產階級贏得「民主的戰斗」。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認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職能，則不會加以廢除」。 但這並不意味著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為馬克思解釋說，這些「職能」是要「通過消滅國家政權加以實現」的。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機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廳和法院達到自己的目的」.
馬克思在1871年致庫格曼的信中寫道：「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不是只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打碎。」在他以後的生命中也沒有放棄這一觀點。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重復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權論：「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
以上是三個時期的觀點是不盡相同,要研究必須看當時的歷史條件等,得出自己的結論.

❻ 道德權利法律之間的關系

權利不僅是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一個因子，而且成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一個紐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權利充斥於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總是希望享有窮盡所有的權利，理論界亦熱衷於從法律規范中尋找權利推演的可能性，繼而凝煉出某種權利並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將一些道德權利甚至難稱之為權利的「權利」制度化。這種權利「泛道德化」傾向最終會走向了問題的反面——權利庸俗化，是導致「人權似乎什麼都是，又似乎什麼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時，權利的實現又離不開理性制度的支持。鑒於此，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界線劃分，即，權利的制度化便成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在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前，首先需要對相關的概念作一下解釋和澄清。第一，所謂「權利的制度化」，是指將權利觀念客觀化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准則，通過建立和完善權利制度，確認已經存在的某些習慣權利或道德權利具有規范約束力，以使這些「權利」得以有效實現的過程。我們將這些經過制度化的權利稱為「制度性權利」。「制度性權利」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在狹義上指的就是法定權利或法律權利；在廣義上除了法定權利外，還包括村規民約、政黨與社會團體的政策、綱領與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確認的權利。本文取其狹義：權利的制度化與立法或者說道德規范法律化密切相關。第二，所謂「制度性權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權利與道德性權利的界域，任意擴張制度性權利的外延，以致將一些條件不夠成熟的道德權利強行制度化的現象。

「人權」在其靜態上包括道德上的權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權利。從發生學的意義上來講，制度權利是道德權利客觀化的產物，是道德權利物化形態。道德權利的存在早於制度性權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護的時代，道德權利只是主體的自我主張，只能憑借主體自我力量予以維護，所以只具主觀性，這是不完善的權利。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理性認識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漸確認各種主觀性的道德權利，於是形成了法律權利。法律權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屬性，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權利。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某些道德權利的確定性需要主體以外的力量來維系，社會就會產生保障道德權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說，法律權利的產生是道德權利保障需要的產物，它使主觀的、不完善的、確定性差的權利變為客觀的、完善的、確定性程度較高的權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權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從哲學意義講，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定性的數量和界限，反映了質與量的統一。制度的作用與功能就在於對個人、社會的活動和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以協調社會關系的有序發展。制度對於人權的現實意義毋庸置疑，它給與道德權利以較為穩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權離不開制度，它並最終要以制度的形式來保證其實現。

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是按照權利的保障依據所作的一種分類。道德權利是先於或獨立於任何法規或規章而存在的權利，它「訴諸於某種道德直覺或道德理想，諸如基於對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對人之為人的道德條件的判斷，基於某種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義要求等等」。［1］雖然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在權利內容、形成條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兩者完全可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同存共生，道德權利以人們期望用法律權利形式得到認可而事實上並未如此的形式出現，對它的尊重由人們的內心自律力來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權利帶來的僅僅是「無法與其他人進行正常交往的恐懼」。然而，隨著人們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權利對於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體的權利要求為根據，適時地將它們提升為法律權利，由法律制度來體現道德權利的內在規律，由法律來賦予其強制執行力，這便是權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們也要避免將這個問題作極端化處理而任意擴大制度的統攝范圍。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也是不同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受到沖擊，同時又會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權利類型。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要動態地與同時代普遍的道德觀念相容，雖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發展變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會變革時期，法律的制定先於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超越現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發生。但是，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在價值目標上應當相容，並且這種道德規范在大多數人身上能夠得到實現，如果現行法律制度嚴重滯後於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現行法律的制定極度超越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那麼，這些制度性權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當中，權利在總量上也應當保持相對穩定平衡，道德權利和法定權利在數量上也是此消彼長的。兩者在界限上應當清晰，在數量上應當保持適度的協調，以實現二者間良性互動的理想狀態：如果道德權利所佔的比例過大，就會將人權與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權利不會導致法律後果，制度的價值難以體現，被侵害的權利難於得到矯正；反之，如果將過多的道德權利制度化，法定權利所佔的比例過大，就會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禮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執行這種「法律」必然以德治為之,這對於現代的社會則是絕對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權利與道德權利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就會發生兩者之間相互侵犯而兩敗俱傷的情形：要麼法定權利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不了；要麼道德權利難以得到實際保障。二、道德權利的存在形態

「無道德便無社會生活」，道德權利軟化將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然而，一個國家的道德權利制度化的程度並不取決於立法者的主觀意圖與願望，它受到該國客觀存在的法律體系、道德倫理、國民素質、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是復雜和多種多樣的，而法律所關注和調節的只是某些通過立法選擇而確立的比較重大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利益關系都需要藉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調節，當一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其權利主體如果不享有就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護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緊張以及社會秩序的紊亂，同時，當權利主體享有此項法律權利的時候又不會造成不同法律權利間關系沖突，整個法律權利體系混亂的時候，就有必要將這種道德權利制度化為法律權利了。否則，法律制度自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反之，如果這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還遠未發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將其制度化，就會打破當前的平衡狀態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被確認為法律權利而由法律加以保護，法律規范不可能也無必要窮盡一切權利規定。根據康德的觀點，一項行為准則只有當每個人永遠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和每個人總是不服從它是不可能的時候，才可以被接受為普遍法則，如果某種行為歸屬於一項可加以普遍化的行為准則，那麼就有義務去從事它；如果它歸屬於一項無法加以普遍化的行為准則，那麼就有義務不去服從它。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道德規范：第一類道德規范是保障社會有序化運行所必要的，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應付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殺人和傷害就屬於這類道德規范的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愛和大公無私等就屬於這一類道德規范。［2］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規范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強制實現的性質。這些道德權利的約束力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而實現的，曾經作為道德權利的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等被制度化為法律權利。而對第二類的道德規范所確立的「請求無私捐助權」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勵性規定甚至不作明確的規定，以激勵的方式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中揚善抑惡，而不能將其提升到法律權利來強制保障，因為它們對於維護社會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於它們在一定范圍內限制甚至否定了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和財產自主權，如果將這些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以外在強制的手段迫使人們行善，結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樣性、多層次性的特徵，在橫向上包括社會共同體成員遵循的共同道德、個別共同體成員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縱向上又有層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旨在維護社會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所必須共同遵守的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這種道德規范，社會就有崩潰的危險。這些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又被稱作為「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准則」，它構成道德權利制度化的邏輯起點，法律權利只能與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所保障的道德權利相鄰接並處於其下。無論是在國際領域還是在國家內部，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只能從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做起。因為只有這種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才能夠作為一種受到廣泛認同的標准，從而具有普適性。所以說，人權的制度化是一個從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做起，標准又逐步提高的過程。 三、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必然要追問：中國當下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從何做起？考慮到法律體系、道德倫理、經濟狀況、風俗習慣及意識形態等實際狀況，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權利如何在現實中得以更好的實現。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應該確定為「不損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損害環境」，這三種基本的道德規范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准則，以為它們對於維護社會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這三種道德規范分別從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維系著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生活的安寧和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如果這一層次的道德淪喪，不但要引起整個社會道德體系崩潰，而且會導致普遍的社會混亂。因此，這一層次的道德規范應該成為我國目前權利制度化的依據和邏輯起點。在當前的此種情況下，將「捨己救人」、「大公無私」或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英雄主義的、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法律化的條件尚不成熟。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的社會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這些道德權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不排除將來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弱勢群體問題的日漸成為關繫到社會能否穩定、發展能否持續的重大問題，將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從一般民政救助提升為人權層面的法律保護已經成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實性命題，［3］隨著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現在的強勢群體將來淪為弱勢群體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個社會共同體想要持續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所以，「弱勢群體福利權」當在某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權利領域轉入到強制性法律權利的范圍。

❼ 如何引導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第一，要提高學習的針對性、實效性。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就要學習，就要讀書。讀書首先要讀馬列，還要讀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一個人只有知識很豐富，境界才高尚。只有不斷地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才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頭腦。
第二，要堅定政治信念。理想信念是一個人的生存之本，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力量源泉。要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特別是要經受住革命征途上的種種考驗，在關鍵時刻，在各種風浪中，都能夠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站穩黨的立場，始終不渝地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就必須牢固地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在順利的時候要堅定，在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更要堅定。
第三，要堅持改造主觀世界。先進性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位領導幹部的權力觀，都難以保證是完全正確的，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原來正確的有些也可能過時了甚至不正確了，所以必須把改造自己的權力觀作為終生任務，始終不忘改造自己，就要使自己與時俱進，使自己永遠保持先進性，提高自己和完善自己。
第四，要加強黨性修養和黨性鍛煉。共產黨人有崇高的信仰，堅強的政治力量，共產黨員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也有各種利益訴求。作為共產黨人，作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還要有更高要求，那就是自我約束，要用先進性來約束自已。共產黨員不僅要靠法律來管好自己、靠制度來管好自己、靠黨紀來管好自己，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管好自己。
第五，要有道德，重操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要特別重視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就是要實事求是，講誠信。良好的社會信用是建立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保證，也是形成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重要基礎。
第六，堅持知行統一，努力有所作為。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不僅只是認識，更重要的還是要做，要去付諸實踐，要堅持知行統一，堅持在實踐中樹立正確的三觀。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有了正確的權力觀，就要努力將其付諸實踐。

❽ 康德的道德觀

康德否定意志受外來因支配的源說法，而是認為意志為自己立法，人類辨別是非的能力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從後天獲得。這套自然法則是無上命令，適用於所有情況，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則。

康德認為真正的道德行為是純粹基於義務而做的行為，而為實現某一個個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認為是道德的行為。

因此康德認為，一個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規范並不取決於行為的後果，而是採取該行為的動機。康德還認為，只有當我們遵守道德法則時，我們才是自由的，因為我們遵守的是我們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則，而如果只是因為自己想做而做，則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你就成為各種事物的奴隸。

(8)道德的權利觀擴展閱讀：

康德認為，人類的認識從感性開始，經過知性，最後以理性告終。由於知性以感性為基礎，它就不可避免地受感性限制，它獲得的知識，一方面只涉及現象，不是事物自身的知識:另一方面又是不完整的，沒有達到最高最後的統一。

理性是人類認識的最高能力，它要求知識的「徹底性」一一不僅要追求關於現象的經驗知識，而且要超越經驗界限，去追求「終極」、「完備」、「絕對」等等不受任何條件限制的東西。

❾ 名稱解釋 1 道德管理權力觀.求解釋...

道德管理權力觀：權力道德是領導幹部道德素質的主要內容，是領導幹部職業道德的核心。權力版道德修養是新時期領權導幹部道德修養的重要課題。確立科學明智的權力觀。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加強學習、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自覺接受教育、嚴格行為規范、主動接受監督是領導幹部權力道德修養的重要途徑。

❿ 理想信念，黨性修養，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存在哪些問題

理想信念復，黨性修養，制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存在哪些問題？
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的黨員幹部時常要面對多種思想觀念的交鋒，面對形形色色的誘惑，公司領導班子還是能堅守住自己，不讓自己脫軌。始終堅持中心組集體學習不放鬆，能夠堅持以民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和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能夠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做到權為民所用，說話做事顧全大局，任何決策的實施均能從集體利益和群眾利益考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嚴格要
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始終保持頭腦清醒，清廉自守，弘揚正氣，抵制歪風，坦坦盪盪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但在理論學習及深入群眾等方面做得還不夠：
1、政治理論學習針對性和系統性還不夠強，內容上還存在比較單一的現象。
2、深入基層群眾做的還不夠。
3、堅持黨性原則上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認識還不是很到位，班子同志間互動交流雖不少，但相互批評的不多，存在「老好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