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法學家
⑴ 西方法制史上哪幾位法學家比較重要
與其說是西方法制史上的法學家，不如說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法學家。因為法制上多是實踐家，法學家的思想指導了的實踐家的實踐。法制史是制度發展史，不注重人，而思想史重在講法學家的思想。 第一個要說是古希臘，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法律是人們幸福的標准；柏拉圖的著作有《理想國》、《政治家》和《法律篇》。 第二個要說古羅馬。古羅馬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發源地，法學家有西塞羅、蓋尤斯、保羅、烏爾比安、帕比尼安等。羅馬法在查士丁尼時期空前發展，編纂了國法大全（四類），而其中就包括法學家著作，並明文規定，如遇疑難問題，成文法沒有明確規定時，以五大法學家的著作來解決，觀點不一致時，以多數法學家觀點為准，相同者則遵照帕比尼安的學說。 到了中世紀，主要有阿奎那的自然法觀點。由於中世界後期教會與教皇權利的膨脹，出現了馬基雅弗利和布丹提出的主權學說。 緊接著就到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時期思想活躍，法學家眾多，格老秀斯、霍布斯主張擁護君主專制政體；洛克傑弗遜則主張主權在民的共和制度，孟德斯鳩則主張君主立憲，介乎二者之間，是改良主義。 19世紀的德國出現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為主導的歷史法學派。薩維尼和耶林則對他們的思想進行了發展。 19世紀的英國，出現了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法學，和奧斯丁為代表的分析法學。 之後便進入了20世紀，可以參考相關書籍閱讀。
⑵ 請問誰有關於康德《什麼是啟蒙》的詳細分析文章或者介紹視頻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什麼是啟蒙？》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懶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當大自然早己把他們從外界的引導之下釋放出來以後（naturalitermaiorennes）時，卻仍然願意終身處於不成熟狀態之中，以及別人何以那麼輕而易舉地就儼然以他們的保護人自居的原因所在。處於不成熟狀態是那麼安逸。如果我有一部書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師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醫生能替我規定食譜，等等；那麼我自己就用不著操心了。只要能對我合算，我就無需去思想：自有別人會替我去做這類傷腦筋的事。
絕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狀態認為除了是非常之艱辛而外並且還是非常之危險的；這一點老早就被每一個一片好心在從事監護他們的保護人關注到了。保護人首先是使他們的牲口愚蠢，並且小心提防著這些溫馴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險從鎖著他們的搖車裡面邁出一步；然後就向他們指出他們企圖單獨行走時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危險。可是這種危險實際上並不那麼大，因為他們跌過幾交之後就終於能學會走路的；然而只要有過一次這類事例，就會使人心驚膽戰並且往往嚇得完全不敢再去嘗試了。
任何一個個人要從幾乎已經成為自己天性的那種不成熟狀態之中奮斗出來，都是很艱難的。他甚至於已經愛好它了，並且確實暫時還不能運用他自己的理智，因為人們從來都不允許他去做這種嘗試。條例和公式這類他那天分的合理運用、或者不如說誤用的機械產物，就是對終古長存的不成熟狀態的一副腳梏。誰要是拋開它，也就不過是在極狹窄的溝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躍而己，因為他並不習慣於這類自由的運動。因此就只有很少數的人才能通過自己精神的奮斗而擺脫不成熟的狀態，並且從而邁出切實的步伐來。
然而公眾要啟蒙自己，卻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還確實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哪怕是在為廣大人群所設立的保護者們中間，也總會發見一些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們自己在拋卻了不成熟狀態的羈絆之後，就會傳播合理地估計自己的價值以及每個人的本分就在於思想其自身的那種精神。這裡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公眾本來是被他們套上了這種羈絆的，但當他們的保護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啟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動他們的時候，此後卻強迫保護者們自身也處於其中了；種下偏見是那麼有害，因為他們終於報復了本來是他們的教唆者或者是他們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眾只能是很緩慢地獲得啟蒙。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很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制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卻聽到從四面八方都發出這樣的叫喊：不許爭辯！軍官說：不許爭辯，只許操練！稅吏說：不許爭辯，只許納稅。神甫說：不許爭辯，只許信仰。（舉世只有一位君主說：可以爭辯，隨便爭多少，隨便爭什麼，但是要聽話！君主指普魯士腓德烈大王）處都有對自由的限制。
然則，哪些限制是有礙啟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進它的呢？--我回答說：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私下運用自己的理性往往會被限製得很狹隘，雖則不致因此而特別妨礙啟蒙運動的進步。而我所理解的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者職務上所能運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稱之為私下的運用。
就涉及共同體利益的許多事物而言，則我們必須有一定的機器，共同體的一些成員必須靠它來保持純粹的消極態度，以便他們由於一種人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壞這一目的。在這上面確實是不容許有爭辯的；而是人們必須服從。但是就該機器的這一部分同時也作為整個共同體的，乃至於作為世界公民社會的成員而論，從而也就是以一個學者的資格通過寫作面向嚴格意義上的公眾時，則他是絕對可以爭辯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損於他作為一個消極的成員所從事的那種事業。因此，一個服役的軍官在接受他的上級交下某項命令時，竟抗聲爭辯這項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會非常壞事；他必須服從。但是他作為學者而對軍事業務上的錯誤進行評論並把它提交給公眾來作判斷時，就不能公開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絕繳納規定於他的稅額；對所加給他的這類賦稅惹事生非地擅行責難，甚至可以當作誹謗（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懲處。然而這同一個人作為一個學者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抗議這種課稅的不適宜與不正當不一樣，他的行動並沒有違背公民的義務。同樣地，一個牧師也有義務按照他所服務的那個教會的教義向他的教義問答班上的學生們和他的會眾們作報告，因為他是根據這一條件才被批準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卻有充分自由、甚至於有責任，把他經過深思熟慮有關那種教義的缺點的全部善意的意見以及關於更好地組織宗教團體和教會團體的建議傳達給公眾。這裡面並沒有任何可以給他的良心增添負擔的東西。因為他把作為一個教會工作者由於自己職務的關系而講授的東西，當作是某種他自己並沒有自由的權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進行講授的東西；他是受命根據別人的指示並以別人的名義選行講述的。他將要說：我們的教會教導這些或那些；這里就是他們所引用的論據。於是，他就從他自己不會以完全的信服而贊同、雖則他很可以使自己負責進行宣講的那些條文中——因為並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隱藏著真理，而且無論如何至少其中不會發見有任何與內心宗教相違背的東西，——為他的聽眾引繹出全部的實用價值來。因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發見任何與內心宗教相違背的東西，那麼他就不能根據良心而盡自己的職務了，他就必須辭職。一個就任的宣教師之向他的會眾運用自己的理性，純粹是一種私下的運用；因為那往往只是一種家庭式的聚會，不管是多大的聚會；而在這方面他作為一個牧師是並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為他是在傳達別人的委託。反之，作為一個學者通過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眾亦即向全世界講話時，則牧師在公開運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無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並以他自己本人的名義發言。因為人民（在精神事務上）的保護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歸結為一種荒謬性，一種永世長存的荒謬性了。
然則一種牧師團體、一種教會會議或者一種可敬的教門法院（就象他們在荷蘭人中間所自稱的那樣），是不是有權宣誓他們自己之間對某種不變的教義負有義務，以便對其每一個成員並且由此也就是對全體人民進行永不中輟的監護，甚至於使之永恆化呢?我要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樣一項向人類永遠封鎖住了任何進一步啟蒙的契約乃是絕對無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權力、被國會和最庄嚴的和平條約所確認。一個時代決不能使自己負有義務並從而發誓，要把後來的時代置於一種決沒有可能擴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認識、清除錯誤以及一般地在啟蒙中繼續進步的狀態之中。這會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犯罪行為，人性本來的天職恰好就在於這種進步；因此後世就完全有權拒絕這種以毫無根據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採取的規定。
凡是一個民族可以總結為法律的任何東西，其試金石都在於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民族是不是可以把這樣一種法律加之於其自身?它可能在一個有限的短時期之內就好像是在期待著另一種更好的似的，為的是好實行一種制度，使得每一個公民而尤其是牧師都能有自由以學者的身份公開地，也就是通過著作，對現行組織的缺點發表自己的言論。這種新實行的制度將要一直延續下去，直到對這類事情性質的洞見已經是那麼公開地到來並且得到了證實，以致於通過他們聯合（即使是並不一致）的呼聲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議，以便對這一依據他們更好的洞見的概念而結合成另一種已經改變了的宗教組織加以保護，而又不致於妨礙那些仍願保留在舊組織之中的人們。但是統一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沒有人能夠（哪怕在一個人的整個一生中）公開加以懷疑的宗教體制，從而也就猶如消滅了人類朝著改善前進的整整一個時代那樣，並由此給後代造成損害，使得他們毫無收獲，——這卻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一個人確實可以為了他本人並且也只是在一段時間之內，推遲對自己有義務加以認識的事物的啟蒙；然而逕行放棄它，那就無論是對他本人，而更其是對於後代，都可以說是違反而且踐踏人類的神聖權利了。
而人民對於他們本身都不能規定的事，一個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對他的人民規定了；因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體人民的意志結合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號稱的改善都與公民秩序結合在一起，那麼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發覺對自己靈魂得教所必須做的事情留給他們自己去做；這與他無關，雖則他必須防範任何人以強力妨礙別人根據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這種決定並促進這種得救。如果他干預這種事，要以政府的監督來評判他的臣民藉以亮明他們自己的見識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憑自己的最高觀點來這樣做，而使自己受到「凱撒並不高於文法學家」的這種責難；那就會有損於他的威嚴。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權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國內的一些暴君對他其餘的臣民實行精神專制主義的時候，那就更加每況愈下了。
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們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那麼回答就是：「不是，但確實是在一個啟蒙運動的時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說人類總的說來已經處於，或者是僅僅說已經被置於，一種不需別人引導就能夠在宗教的事情上確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狀態了，則那裡面還缺乏許多東西。可是現在領域已經對他們開放了，他們可以自由地在這上面工作了，而且對普遍啟蒙的、或者說對擺脫自己所加給自己的不成熟狀態的障礙也逐漸地減少了；關於這些我們都有著明確的信號。就這方面考慮，這個時代乃是啟蒙的時代，或者說乃是腓德烈的世紀。
一個不以如下說法為與自己不相稱的國君：他認為自己的義務就是要在宗教事務方面決不對人們加以任何規定，而是讓他們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謝絕寬容這個高傲的名稱；這位國君本人就是啟蒙了的，並且配得上被天下後世滿懷感激之忱尊之為率先使得人類，至少從政權方面而言，脫離了不成熟狀態，並使每個人在任何有關良心的事務上都能自由地運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師們可以以學者的身份自由地並且公開地把自己在這里或那裡偏離了既定教義的各種判斷和見解都提供給全世界來檢驗，而又無損於自己的職責：至於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職責約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這種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擴展，甚至於擴展到必然會和誤解了其自身的那種政權這一外部阻礙發生沖突的地步。因為它對這種政權樹立了一個範例，即自由並不是一點也不關懷公共的安寧和共同體的團結一致的。只有當人們不再有意地想方設法要把人類保持在野蠻狀態的時候，人類才會由於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從其中慢慢地走出來。
我把啟蒙運動的重點，亦即人類擺脫他們所加之於其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務方面，因為我們的統治者在藝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向他們的臣民盡監護之責的興趣；何況這一不成熟狀態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恥的一種。但是，一個庇護藝術與科學的國家首領，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進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許他的臣民公開運用他們自身的理性，公開向世上提出他們對於更好地編撰法律、甚至於是直言無諱地批評現行法律的各種見解，那也不會有危險的。在這方面，我們有著一個光輝的典範，我們所尊敬的這位君主（指普魯士腓德烈大王）就是沒有別的君主能夠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啟蒙了的、不怕幽靈的而同時手中又掌握著訓練精良的大量軍隊可以保障公共安寧的君主，才能夠說出一個自由國家所不敢說的這種話：可以爭辯，隨便爭多少，隨便爭什麼；但是必須聽話。這就標志著人間事務的一種可驚異的、不能意料的進程；正猶如當我們對它從整體上加以觀察時，其中就幾乎一切都是悖論那樣。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彷彿是有利於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卻設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較小的公民自由卻為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才能開辟了餘地。因為當大自然在這種堅硬的外殼之下打開了為她所極為精心照料著的幼芽時，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傾向與任務時，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於人民的心靈面貌（從而他們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並且終於還會反作用於政權原則，使之發見按照人的尊嚴——人並不僅僅是機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於政權本身的。
⑶ 為什麼這世界上頂級的哲學家和科學家都是德國人或者說是世界科學家的搖籃
令人吃驚的事實：全世界至少半數的哲學大師是德國人。 與牛頓齊名的自然科學家、數學家、法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是德國人； 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奠基人、三大批判的作者、近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康德，是德國人； 近代教育學的創始人、心理學家、哲學家赫爾巴特是德國人； 康德主義哲學體系的完善者、政治哲學與法哲學大師費希特是德國人；先驗唯心論體系的創立者、宗教哲學與神學大師謝林是德國人； 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近代辯證法的奠基人、精通幾乎所有哲學門類的黑格爾是德國人；近代最偉大的新教神學家、哲學家施萊爾馬赫是
⑷ 世界近代史有哪些主要的法治思想家
影響世界的100位法學家——坎托羅維奇，H.Hermann Kantorowicz(1877～1940)
德國法學家，社會學法學派和自由法學派在歐洲的主要代表之一。1907年開始任教於弗賴堡大學。1923～1929年以專家身份參加德國眾議院戰爭起因調查委員會工作。1929～1933年任教於基爾大學，在被納粹政府解職後，先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和紐約市立學院，繼在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任教。主要著作有《為法律科學而斗爭》（1906）、《法律科學和社會學》（1911）、《羅馬法注釋派研究》（與W．W．巴克蘭合著，1938）和《法的定義》（寫於1938年，1958年出版）。
坎托羅維奇的學說主要思想淵源之一是德國M．韋貝爾（1864～1920）的社會學。象E．埃利希、R．龐德等人一樣，他積極把社會學與法學結合起來，倡導社會學法學派。在1911年召開的社會學家大會上作《法律科學和社會學》的報告時，稱法學為關於價值的科學，社會學是關於事實的科學，指出二者應互為補充。在哲學上，他信奉I．康德的不可知論，主張價值的相對主義，與新康德主義法學派E．拉斯克（1875～1915）和G．拉德勃魯赫交往甚密，但沒有象他們那樣提出系統的新康德主義法學理論。
1906年，坎托羅維奇以筆名發表《為法律科學而斗爭》。在這本使他成名的小冊子里，他反對當時在法學中佔主導地位的概念論法學，提倡自由法學―社會學法學派的一個支派。他認為概念論法學往往否認正義觀念，忽視社會現實，以為法律彷彿是「自動售貨機」，可以簡單地通過抽象的邏輯推理，從現行法律中為任何案件獲得答案。他主張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不應僅僅適用法律，必要時還應當創造法律。除「正式法」(formal law)外，「自由法」(free law）也是法的淵源，其中包括習慣、判例理由以及法學家的權威論述。但是他仍堅持法官應當遵守法律，認為這是保障個人自由和法律安全的必要條件，法官創造法律的活動，應當只限於在法律出現漏洞等情況下進行。
坎托羅維奇的自由法學說與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派的觀點雖有共同之處，但他批評現實主義法學派在強調法官創造法律的權力方面走得太遠，認為他們抱有社會學的或職業的偏見，而事實上，他們是根本不可能不顧法律規定而去研究社會現象的。因為過分強調法的社會決定論，並將法學完全當作經驗主義的社會學，而否認法的規范性，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法學。
在《法的定義》一書中，坎托羅維奇分析了什麼是法，特別是法與其他規范的區別。他為法下的定義是：「規定外部行為的並被認為應交付審判的規則的總和。」他對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和國際政治等學科也曾寫過不少著作。
-----------影響世界的100位法學家——康德，I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創始人之一。出身於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今蘇聯加里寧格勒)工匠家庭，曾任家庭教師。1755年起長期任教於柯尼斯堡大學。他關於法律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道德的形而上學》(1797)一書，第一部分《法學的形而上學原理》。康德哲學的基本特徵是調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一方面承認有意識之外的「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宣稱這個「自在之物」是不可認識的，人的認識只及於現象，而不能達到這個「自在之物」。他的的倫理學也以現象與「自在之物」的對立為前提。他的法律思想和倫理學是不可分的。
康德認為人屬於兩個世界：當他處於現象世界，其意志和行為服從因果律，是不自由的；但作為「自在之物」，其意志和行為是自主的，在道德上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道德上的自由意味著人們能夠遵守銘刻在眾人心中的道德律，而遵守這種道德律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受外部感覺世界的任何影響的。最高的道德律是「絕對命令」：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遵守一種意志和行動的准則，這種准則也同時永遠能夠成為所有的人都奉行的普遍的立法原則或普遍的道德規范。康德認為，法是以自由為依據的一般法則，是一個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共存的的條件的總和。權利有天賦權利和取得權利之分；天賦權利首先是指自由(法律上的自由)，即個人不受他人的專橫意志的控制，這種自由也意味著平等。任何人都無權將他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法是一種相互強制的義務，國家的目的就是在強制性的法律下實現人的權利；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依據的聯合。這一關於國家的定義就意味著通常所講的「依法治國」，從以上自由、平等的權利產生一系列權利，包括私有財產。
康德也認為，法可分為自然法和實在法，公法和私法。公法包括憲法和國際法。國家起源於原始契約，但其根據是理性觀念，而不是歷史事實。象J．-J．盧梭一樣，他主張眾人的意志聯合為一個公共意志，主權屬於人民；他也反對君主專制，要求代議制，要求實行「三權分立」，要求建立「純粹共和國」。但在論述公民政治權利時，他又提出了「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之分；
⑸ 哲學家
西方哲學家年表
(分期眾說紛紜，此按一般分法；年表按辭海)
古希臘時期：公元前七世紀——公元前二世紀
泰勒斯(Thales，約前624-約前547，古希臘第一個哲學家，米利都學派創始人)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約前610-前546，古希臘米利都學派唯物主義哲學家)
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約前588-約前525，古希臘米利都學派唯物主義哲學家)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前580-約前500，古希臘數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
色諾芬尼(Xenophanes，約前565-約前473，古希臘哲學家，埃利亞學派第一個代表人物)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約前540-約前480與470之間，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愛非斯學派創始人)
克拉底魯(Kratylos，前五世紀，古希臘愛非斯學派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學生)
巴門尼德(Parmenides，約前六世紀末-約前五世紀中葉之後，古希臘埃利亞學派唯心主義哲學家)
留基波(Leukippos，約前500-約前440，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原子說奠基人之一)
阿那克薩戈拉(Anaxagoras，約前500-約前428，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芝諾(埃利亞的)(Zenon Eleates，約前490-約前436，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巴門尼德的學生)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約前490-約前430，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修辭學創始人)
高爾吉亞(Gorgias，約前483-約前375，古希臘智者派哲學家)
普羅泰哥拉(Protagoras，前481-約前411，古希臘智者派哲學家)
蘇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約前460-前370，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與留基波並稱原子說創始人)
安提西尼(Antisthenes，約前435-約前370，古希臘哲學家，犬儒學派創始人)
亞里斯提卜(Aristippos，約前435-前360？古希臘哲學家，昔勒尼學派創始人，蘇格拉底的弟子)
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古希臘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學園派創始人，蘇格拉底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老師)
第歐根尼(錫諾帕的)(Diogenes o Sinopeus，約前404-約前323，古希臘犬儒學派哲學家)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s，前384-前322，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逍遙學派創始人)
皮浪(Pyrrhon，約前365-約前275，古希臘哲學家，懷疑論者)
伊壁鳩魯(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
芝諾(季蒂昂的)(Zenon Kitieus,約前336-約前264,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創始人)
羅馬時期：公元前二世紀——公元五世紀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羅馬政治家、雄辯家、哲學家，在哲學上，是折衷主義的代表)
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約前99-約前55，古羅馬詩人、唯物主義哲學家)
安德羅尼柯(Andronicus Rhodius，約前一世紀，古希臘逍遙派哲學家，因編纂亞里士多德著作而著稱)
埃奈西德穆(Aenesidemus，公元前一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懷疑論者，皮浪的思想繼承者)
斐洛(Philo Judaeus，約前30-約後45，古猶太神秘主義哲學家)
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約前4-後65，古羅馬哲學家、戲劇家，新斯多葛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
愛比克泰德(Epiktetos，約66-？古羅馬斯多葛派哲學家)
琉善(Loukianos，約125-約192，一譯盧奇安，古希臘散文作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
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古羅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學家)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約二世紀中葉，古羅馬哲學家，懷疑論者)
德爾圖良(Tertullianus，150-160年之間-約222，基督教教父之一)
奧利金(Origenes，約185-約254，基督教神學家，教父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
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ërtius,約200-約250,古希臘哲學史料《名哲言行錄》的編纂者)
普羅提諾(Plotinos，約204-約270，古羅馬時期希臘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新柏拉圖主義的最重要代表)
波菲利(Porphyrios，233或234-約305，古羅馬時期生於希臘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的門徒)
作者： 愛打聽的聾子 2006-7-13 14:41 回復此發言
--------------------------------------------------------------------------------
2 西方哲學家年表
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羅馬帝國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學的主要代表)
希帕蒂亞(Hypatia，約370-約415，羅馬帝國女數學家、天文學家，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
波伊提烏(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約480-524或525，古羅馬晚期唯心主義哲學家)
中世紀時期：公元五世紀—— 十四世紀末
埃里金納(Johannes Scotus Erigena，約810-877，歐洲中世紀前期經院哲學家)
安瑟倫(Anselmus，1033-1109，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實在論主要代表，有「最後一個教父和第一個經院哲學家」之稱)
洛色林(Roscellinus，約1050-約1112，中世紀法蘭西經院哲學家，唯名論者)
香浦(Guillaume de Champeaux，約1070-1121，中世紀法蘭西經院哲學家，實在論者)
阿伯拉爾(Petrus Alars，1079-1142，中世紀法蘭西經院哲學家，「概念論」者)
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1193或1206或1207-1280，中世紀德意志經院哲學家、神學家，天主教多明我會僧侶)
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約1214-約1292，英國思想家，實驗科學的先驅者)
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6-1274，中世紀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天主教多明我會會士)
西格爾(Sigerus de Brantia，約1240-1281至1284，尼德蘭哲學家，阿威羅伊主義者)
愛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約1260-1327，中世紀德意志神學家和神秘主義哲學家)
鄧斯×司各脫(Johannes Duns Scotus，約1265-1308，中世紀蘇格蘭經院哲學家，唯名論者)
奧卡姆(William of Occam[或Ockham]，約1300-約1350，中世紀蘇國經院哲學家，唯名論者)
胡斯(Jan Hus，約1369-1415，捷克愛國者和宗教改革家)
文藝復興時期：十五世紀初—— 十六世紀末
但丁(Dante Alighièri，1265-1321，義大利詩人，恩格斯稱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義大利詩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先驅之一)
薄伽丘(Geovanni Boccàccio，1313-1375，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作家，人文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
保爾(John Ball，？-1381，英國民間傳教士，瓦特�泰勒起義的領導者之一)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約1320-1384，英國人，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先行者)
尼古拉(庫薩的)(Nicolaus Cusanus，1401-1464，文藝復興時期德意志哲學家，樞機主教，泛神論者)
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藝術家、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哲學家)
彭波那齊(Pietro Pomponazzi，1462-1524或1525，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哲學家，人文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
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約1469-1536，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人文主義者，原名蓋哈爾脫�蓋哈爾茲(Gerhard Gerhards)，生於荷蘭鹿特丹)
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空想共產主義者)
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創始人)
閔采爾(Thomas Münzer，約1490-1525，1524-1525年德國農民戰爭的領袖，德意志農民和城市平民的宗教改革家)
加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法國人，歐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爾文宗的創始者)
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哲學家)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一譯蒙台涅，文藝復興時期法蘭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沙朗(Pierre Charron，1541-1603，文藝復興時期法蘭西哲學家)
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哲學家)
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空想共產主義者)
伯麥(Jakob Böhme，1575-1624，文藝復興時期德意志神秘主義哲學家)
格勞修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蘭資產階級法學家，自然法學派早期理論家，對法學、神學、歷史、文學及自然科學均有研究，以國際法研究著稱)
瓦尼尼(Lucilio Vanini，1584-1619，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哲學家)
近代哲學時期：十七世紀初——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現代哲學時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 今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馬克思])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一譯伽森狄，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
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國哲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生理學家，解析幾何的創始人)
勒盧阿(Hendrik van Roy，法文名Henri Le Roy，拉丁名Henricus Regius，1598-1679，荷蘭醫生，哲學家，早期機械唯物主義代表人物)
溫斯坦萊(Gerrard Winstanley，約1609-約1652，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掘土派運動領袖，空想共產主義者)
李爾本(John Lilburne，約1614-1657，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平均派領袖)
海林克斯(Arnold Geulincx，1625-1669，荷蘭笛卡爾派唯心主義哲學家，他和馬勒伯朗士並稱為偶因論者)
斯賓諾莎(Baruch [後改名為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國自然科學家、數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
培爾(Pierre Bayle，1647-1706，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
考爾德(William Coward，1656-1725，英國自然神論者)
梅葉(Jean Meslier，1664-1729，法國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空想共產主義者)
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義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
托蘭德(John Toland，1670-1722，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舍夫茨別利(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1671-1713，英國自然神論者)
柯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英國自然神論者)
博林布羅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1678-1751，英國自然神論者)
沃爾弗(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貝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1753，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作家、哲學家。原名弗朗梭阿�馬利�阿魯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
摩萊里(Morelly，筆名，本名不詳，十八世紀中葉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
哈特萊(David Hartley，1705-1757，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心理聯想說創始人之一，自然神論者)
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孔狄亞克之兄)
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
李德(Thomas Reid，1710-1796，英國哲學家，蘇格蘭學派即常識學派的創始人)
羅蒙諾索夫(Миxaил Вacильевич Ломoносοв1711-1765，俄國學者，詩人，俄國唯物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奠基者)
休謨(David Hume，1711-1776，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不可知論者，歷史學家、經濟學家)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學家、文學家)
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文學家，《網路全書》主編)
鮑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德國哲學家，沃爾弗哲學體系的擁護者)
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
孔狄亞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5-1780，法國啟蒙思想家，感覺論者，馬布利之弟)
達蘭貝爾(Jean Le Rond d' Alembert，1717-1783，一譯達朗伯，法國數學家、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曾任《網路全書》副主編)
霍爾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 Holbach，1723-1789，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創始人)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思想家、文藝理論家、劇作家)
多德維爾(Henry Dodwell，？-1784，英國自然神論者)
羅比耐(Jean Baptiste René Robinet，1735-1820，法國哲學家)
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理論家)
雅科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國文藝理論家、哲學家，狂飆運動(十八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德國資產階級文學運動)理論指導者)
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國倫理學家、法學家，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主要代表)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國詩人、劇作家、思想家)
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英國作家、社會思想家，牧師出身，後擁護無神論和啟蒙思想)
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1757-1808，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理論家、生理學家，庸俗唯物主義前驅者)
沃爾涅(Constantin François Volney，1757-1820，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思想家)
巴貝夫(Gracchus Babeuf，原名François Noël Babeuf，1760-1797，法國革命家，空想共產主義者)
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
邦納羅蒂(Filippo Michele Buonarrotti，1761-1837，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原籍義大利，參加法國1789年革命，獲「法蘭西共和國公民」稱號)
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集大成者)
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
傅立葉(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
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波爾察諾(Bernhard Bolzano，1781-1848，捷克數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
卡貝(Etienne Cabet，1788-1856，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唯意志論者)
庫辛(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自稱其哲學體系為折衷主義)
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國詩人、政論家、思想家)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
德薩米(Théodore Dézamy，1803-1850，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
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國革命家，空想共產主義者)
施蒂納(Max Stirner，1806-1856，卡斯巴×施米特(Kaspar Schmidt)的筆名，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之一，唯我論者，無政府主義的前驅者)
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詹姆斯�穆勒之子)
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空想共產主義者)
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之一，以對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
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國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
鮑威爾(Bruno Bauer，1809-1882，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要代表)
別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文藝批判家、哲學家)
路易×勃朗(Jean Josehp Charles Louis Blanc，1811-1882，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歷史學家)
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唯物主義哲學家、作家)
克爾愷郭爾(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麥唯心主義哲學家，他的思想成為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流派存在主義的理論根據之一)
巴枯寧(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俄國無政府主義者)
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自稱其哲學為「目的論的唯心主義」)
格律恩(Karl Grün，1817-1887，德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德國博物學家，庸俗唯物主義者，自稱其哲學為「生理學人本主義」)
馬克思(Karl Marx，1818.5.5-1883.3.14，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和領袖)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1.28-1895.8.5，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和領袖，馬克思的戰友)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國社會學家、不可知論者、唯心主義哲學家)
摩萊蕭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荷蘭生理學家、哲學家，庸俗唯物主義的代表之一)
畢希納(Ludwig Büchner，1824-1899，德國醫生，庸俗唯物主義代表之一)
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國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派別的首領)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國博物學家)
宇伯威格(Friedrich Überweg，1826-1871，德國哲學家，以著有《哲學史概論》一書而出名)
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早期的新康德主義者)
約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德國社會主義著作家和哲學家，製革工人)
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唯物主義哲學家、文學批判家、作家)
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一譯丹納，法國文藝理論家、史學家、孔德實證論哲學的繼承人之一)
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國心理學家、哲學家，構造心理學派創始人之一
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最初屬於新康德主義，後轉向生命哲學)
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1833-1921，德國哲學家、庸俗經濟學家)
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1835-1909，美國教育家、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哲學在美國最早的傳播者)
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舒佩(Wilhelm Schuppe，1836-1913，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內在論的創始人)
馬赫(Ernst Mach，1838-1916，奧地利物理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經驗批判主義的創始人之一)
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實用主義創始人)
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早期的新康德主義者，最早提出「回到康德那裡去」口號)
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者和領導者之一，車工出身，第一國際成員)
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心理學家，實用主義者，機能心理學創始人)
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生，1868年同馬克思次女Laura Marx(1845-1911)結婚)
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的創始人)
哈特曼(Eart Hartmann，1842-1906，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1843-1896，德國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經驗批判主義的創始人之一)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唯意志論者)
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領袖之一，政論家、歷史學家)
布拉德萊(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
倭鏗(Rudolf Eucken，1846-1926，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新康德主義弗賴堡學派的創始人)
毛特納(Fritz Mauthner，1849-1923，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語言哲學的代表，出生於波希米亞)
伯恩施坦(Eart Bernstein，1850-1932，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派首領，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
舒貝特-索爾登(Richard Schubert-Soldern，1852-1935，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內在論的代表之一)
邁農(Alexius Meinong，1853-1920，奧地利唯心主義哲學家)
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首領之一)
普列漢諾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後成為修正主義者，孟什維克首領之一)
畢爾生(Karl Pearson，1857-1936，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數學家，優生學的提倡者之一)
亞力山大(Samuel Alexander，1859-1938，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新實在論者)
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現代現象學的創始人)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生命哲學和現代非理性主義的主要代表)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實用主義者)
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數學家)
彼得楚爾特(Josef Petzoldt，1862-1929，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經驗批判主義者)
歐根×狄慈根(Eugen Dietzgen，1862-1930，約瑟夫�狄慈根之子，父死後，利用其父哲學中某些混亂，歪曲辯證唯物主義，「滾入反動哲學」[列寧])
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新康德主義弗賴堡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1864-1937，英國哲學家，實用主義者，把自己的實用主義哲學稱為「人本主義」)
柯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一譯克羅齊，義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
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生物學家，新活力論者)
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Ульянов，1870.4.22-1924.1.21，馬克思和恩格斯事業和學說的繼承者，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和領袖)
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
波格丹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1928，俄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穆爾(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新實在論主要代表之一)
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1875-1944，義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新黑格爾主義者)
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Джугашвили，1879.12.21-1953.3.5，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史學家)
德波林(Абрам Моиесевич Деборин，1881-1963，蘇聯哲學家，十月革命前曾參加孟什維克，1929年後任蘇聯科學院院士，三十年代哲學觀點受到批判)
施利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唯心主義哲學家，生於德國，曾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教，維也納學派領導者，邏輯實證論創始人之一)
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國神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新托馬斯主義的主要代表)
雅斯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
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奧地利唯心主義哲學家、邏輯學家。1838年希特勒吞並奧地利後，入英國籍，劍橋大學任教)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希特勒統治時期曾任大學校長、教授等職，擁護納粹主義)
毛澤東(1893.12.26-1976.9.9，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梅洛×龐蒂(Merleau Ponty，1908-1961，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
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存在主義者)
⑹ 西塞羅，奧斯丁，柏拉圖，龐德，凱爾森他們在法上的成就或觀點是什麼
西塞羅：「法是自然所固有的最高理性」出自他之口
胡果：（1）首先提出法律行為這一概念（2）18世紀末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
奧斯丁：（1）19世紀上半葉，他關於美國民主的研究，使得法律職業階層是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的中流砥柱的觀念被更為廣泛地接受（2）分析法學的創立者 （3）他認為法是主權者針對臣民發布的以強制為後盾的命令，法的體系是這些命令的集合（4）既是現代法理學的創始人，也是要求人們辨法的淵源的確切含義和范圍，並努力使其明晰化的第一位人物（5）法的本質論說中權力論代表
凱爾森：（1）直言法的淵源是個被學界搞得「極端模糊不明」且賦予其種種含義的概念（2）西方學人在對法律秩序的詮釋中，「制度論」的代表人物
霍布斯：認為權力就是主動出擊的行動者和被動承受的對象之間的因果關系
柏拉圖：在何謂正義的問題上，提出等級秩序正義觀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包含兩種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托馬斯阿奎那：（1）指出：在神的理性指導下，世俗的最高主權者都應當毫不例外地接受法律的支配的神學家（2）中世紀把一切法律問題都染上神學的色彩，並以阿奎那的神學法律觀丶神權政治論以及其經院哲學，構成歐洲中世紀意識形態領域占統治地位學說體系
孟德斯鳩：提出立法權丶司法權和行政權不能為同一機關行使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的著作者
霍菲爾德：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美國法學家霍菲爾德提出的有關法律權利和義務的公式最為著名
龐德：指出「在法律和法學文獻中，沒有一個詞比權利這一術語更加含糊不清」
波斯納：20世紀60-70年代後，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
烏爾比安：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劃分學說
⑺ 法制史有哪些法學家及法學歷史書籍
法律思想史上的法學家
第一個要說是古希臘，蘇格拉底和柏拉內圖，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容法律是人們幸福的標准；柏拉圖的著作有《理想國》、《政治家》和《法律篇》。第二個要說古羅馬。古羅馬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發源地，法學家有西塞羅、蓋尤斯、保羅、烏爾比安、帕比尼安等。羅馬法在查士丁尼時期空前發展，編纂了國法大全（四類），而其中就包括法學家著作，並明文規定，如遇疑難問題，成文法沒有明確規定時，以五大法學家的著作來解決，觀點不一致時，以多數法學家觀點為准，相同者則遵照帕比尼安的學說。到了中世紀，主要有阿奎那的自然法觀點。由於中世界後期教會與教皇權利的膨脹，出現了馬基雅弗利和布丹提出的主權學說。緊接著就到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時期思想活躍，法學家眾多，格老秀斯、霍布斯主張擁護君主專制政體；洛克傑弗遜則主張主權在民的共和制度，孟德斯鳩則主張君主立憲，介乎二者之間，是改良主義。19世紀的德國出現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為主導的歷史法學派。薩維尼和耶林則對他們的思想進行了發展。19世紀的英國，出現了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法學，和奧斯丁為代表的分析法學。之後便進入了20世紀，可以參考相關書籍閱讀。
⑻ 《康德的法律與司法 》中的一段話，那位大哥大姐幫翻一下，是一篇論文，每一段話100分小弟先謝了！！
（資深翻譯，請放心使用）
與生俱來的權利
康德從兩個方面闡明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第一，每個人都有權獨立於他人，並且享有與其他人平等的權利，這是任何成文法案對此予以確立之前每個人天生就擁有的權力。
9．我自身身體的權利保證了我可以自由地運用我自己的身體，只要我認為是恰當的，並且與他人的此項同等自由是一致的。與生俱來的權利還包括「不受指責」的權利。
10．即將自己本身的行為歸咎於自己，並認定自己是清白的，除非自己做了錯事。
第二，從另一個方面來講，與生俱來的權利意味著合法尊嚴的需要。康德認為，羅馬法學家 Ulpian 「體面的生活」的說法是告誡人們不要淪為他人的工具。
11．雖然其他哲學家如Hobbes、Locke 和 Hume 都對人類由於保守的特性，不大願意幫助他人的傾向頗為關注，但康德卻著重指出，不願幫助他人是一種權利，是人們擁有決定自己行事目的之權利的結果。
他的觀點不是認為人就應該是自私的，而是我們在與某個人打交道時，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貿然斷定你做事的目的是為了他人，而不是你自己。我可以接受你給我的禮物，但即使你反對我對其提出的主張，我也不能對你使用武力來從你處奪取。
⑼ 法學家 安提戈捏 是哪個國家的
1、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列寧
2、世界上唯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的內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康德
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個人就是整個國家。——孟德斯鳩
4、法律研究的目的是一種預測，即對公共權力通過法院的工具性的活動產生影響的預測。——【美】霍姆斯《普通法》
5、法律的真諦，就是沒有絕對的自由，更沒有絕對的平等。——我國著名法學家郭道暉
6、法律就像旅行一樣，必須為明天做准備。它必須具備成長的原則。——著名大法官卡多左
7、法律所傳達的是一種超越暴力，超越權利的聲音，它所劃定的權利邊界雖然無形，卻深深地刻畫在人們的心靈之中。——著名的法律學者
8、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安提戈捏
9、法不禁止即自由。——法諺
10、法無授權不得為，法無禁止不得罰。
11、舉證責任之所在，即敗訴之所在。——法諺
12、在民主的國家裡，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裡，國王就是法律。——馬克思
13、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國是距離法治最為遙遠的一種，甚至與歐洲形成了兩極相對的反差。——滋賀秀蘭
14、無論何人，如為他人制定法律，應將同一法律應用於自己身上。——阿奎那
15、真想解除一國的內憂應該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機會。——亞里士多德
16、憲法是一個無窮盡的、一個國家的世代人都參與對話的流動的話語。——勞倫·卻伯
17、解釋法律系法律學之開端，並為其基礎，系一項科學性工作，但又為一種藝術。 ——薩維尼
18、法律是人類為了共同利益，由人類智慧遵循人類經驗所做出的最後成果。 ——強森
19、法治意味著，除非實施眾所周知的規則，否則不得對個人實施強制。 ——哈耶克
20、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體系中生活比在無拘無束的孤獨中更為自由。——斯賓諾莎
21、法律顯示了國家幾個世紀以來發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數學課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霍姆斯
22、憲法創制者給我們的是一個羅盤，而不是一張藍圖。——波斯納
23、法律提供保護以對抗專斷，它給人們以一種安全感和可靠感，並使人們不致在未來處於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魯納
24、民眾對權利和審判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對法律來說，是一個壞兆頭。 ——龐德
25、在一個法治的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銘是什麼？那就是「嚴格地服從，自由地批判」。——邊沁
26、一項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裡以惡行為前提，那麼它本身就越好。——拉德布魯赫
27、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事情的權利。——西塞羅
28、由於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舉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舉止才能維護法律。——馬基雅弗利
29、法律解釋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尋獲其時代問題的答案。 ——拉倫茨
30、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話，全部藏書就會變成廢紙。 ——基希曼
31、法律的真理知識，來自於立法者的教養。 ——黑格爾
32、法律職業的社會地位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標志。——費爾德
33、盡量大可能把關於他們的意志的知識散布在人民中間，這就是立法機關的義務。 ——邊沁
34、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伯爾曼
35、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礎，應該是對於人的價值的尊重。——陳弘毅
36、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查士丁尼
37、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雖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絕不是一種荒唐的玩笑。——德沃金
38、法發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學，也不在判決，而在社會本身。——埃利希
39、自由是一種必須有其自己的權威、紀律以及制約性的生活方式。——李普曼
⑽ 康德的主要政治主張
實際上，自由問題是康德哲學最核心的問題。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既是使現象界成為一個完整而可靠的法則世界的前提，更是一切道德法則的根據，而最後則是每個個人之絕對尊嚴與不可讓渡的絕對權利的基礎。人因是自由的，因而每個人自己就是他的存在的目的本身，而作為目的本身存在，這是人的全部尊嚴的源泉；同時，因人是自由的，因此，他賦有這樣一個不可侵犯、不可讓渡的權利屬性，即：每個人都必須被允許按自己的意志行動。這一權利屬性是每個人的一切其他權利的基礎。因此，當康德在為自由辯護的時候，他也就在為每個人的絕對權利與絕對尊嚴奠定基礎。這是康德哲學之所以在推動歐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權觀念與人權實踐的深化具有持久力量的原因所在，當然也是它對近現代政治學說具有持久影響的原因所在。
政治學說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國家的制度安排，而這個問題又取決於立國的基本原則，即根據什麼最高原則來進行制度安排，以便建立一個正當的國家。就近代以來的政治學說而言，國家的制度安排問題涉及兩個基本方面：即國家權力（Staatsgewalt）與公民權利（Bürgerrecht）。對於近代政治學理論來說，一個國家的正當性不僅與國家權力的來源問題相關，而且更與國家權力同公民權利的關系相關：一個正當的國家——即便它不能夠是最好的，至少也能夠是最不壞的——不僅它的一切權力都必須是來自於組成這個共同體的全體公民讓渡和委託出去的權利，即「強制權力」（Befugnis zu zwingen） ，而且這個來自於公民委託的權力除了必須擔當起維護與保障每個公民沒有讓渡出去的權利外，還不能反過來損害乃至剝奪每個公民不可讓渡的權利。近代政治學有關國家權力的分權理論，其根本目的就在於探討如何防止來自公民委託的國家權力反過來損害公民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對於近代政治學來說，國家的制度安排問題在根本上就是如何保障與維護屬於每個公民個人的普遍權利。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個人的權利法則，即個人不可讓渡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實際上構成了近代主流政治學的一條立國原則。不管是主張民主政體還是共和政體，個人的權利法則都是人們所主張的政體的唯一合法性源泉。
但是，個人的這種權利來自什麼地方？為什麼每個人作為公民個體都擁有同樣不可侵犯、同樣必須得到尊重與維護的絕對權利呢？這種公民個體在權利上的平等的根據是什麼？政治學可以把個人具有平等的、不可讓渡的絕對權利這個觀念預設為前提而不加追問。但是，這樣一來，政治學以這個觀念為前提作出的有關制度安排的理論就無法說明自己最後的合理性根據，因此它也就沒理由要求獲得普適性。換言之，人們有理由只把這種政治學的制度安排當作一種可能的權宜之計而拒絕它。但是，政治學的目的就在於提供出具有普適性的制度安排理論。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學無法離開對自己的前提的追問。而對政治學前提的追問首先就是所謂政治哲學。
實際上，在康德這里，並沒有政治學與政治哲學的區分。那些由今天所謂的政治哲學與政治學分別加以討論的主要內容，在康德那裡，被統一在「權利學說」（die Rechtsrehre）之下進行討論。[2]而權利學說又分為「公共權利」和「私人權利」，前者大致相當於今天狹義的「政治學」。但是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它們都以普遍的權利原則為基礎。而普遍的權利原則又以自由為基礎。
因此，這里我們首先要從權利學說的角度闡釋康德的自由概念，進而闡釋普遍的權利原則。在此基礎上，我們將完成闡釋康德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思想，即為什麼一切正當的政治學說都必須建立在自由概念基礎之上，因而也就是說，必須建立在普遍的權利原則之上。
通過「實踐理性批判」，自由被確證為包括道德法則在內的一切法則的前提。所以，在「道德形而上學」里，自由概念是被作為「權利學說」和「德行學說」的預備概念（Vorbegriffe）放在總導論里進行討論。在這里，康德說：
「自由概念是一個純粹的理性概念。因此，對於理論哲學來說，它是超越的（transzendent），也就是說，它是這樣一種概念：在任何可能的經驗里都不可能給出與它相應的事例。所以，自由不可能構成我們的任何一種可能的理論知識的對象，而且對於思辯理性來說，它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構造的原則，而只是一種范導的、純是消積的原則。但是，在理性的實踐運用中，自由（概念）卻可以通過實踐原則來證明自己的實在性（Realität）。作為純粹理性的一種因果性法則，這些實踐原則在決定意志行為（Willkür）時完全獨立於一切經驗性條件（即一般的感性事物），並因而證明了我們身上的純粹意志，而道德（倫理）概念和道德（倫理）法則就來源於我們身上的這種純粹意志。」[3]
一切經驗概念，比如「杯子」、「光」、「電波」等等，都可以在時空中找到相應的經驗對象或者事例來說明；至於諸如量、質、關系等超驗概念，由於它們是使一切現象事物成為可規定、把握的概念事物的前提，所以，它們通過圖式也可以在感性時空中找到相應的對象來說明。或者也可以說，超驗概念可以通過構造出可認識的經驗對象來顯明自己對經驗事物的客觀有效性。但是，我們在任何可能的經驗中都給不出一個與自由這個概念相一致的對象或事例來說明自由。因為任何經驗中的事物都是在感性時空中給出來的，而在感性時空中，能給出的的任何事物都不是自由的，或者說，都可以且只能從非自由的因果關系去理解、認識一切經驗事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不可能在任何經驗中給出與自由概念相一致的事例。因此，自由沒有經驗對象，它當然也就不能成為任何知識的對象。這意味著，對於理性的思辯運用（也即通過使用概念來獲取知識的運用）來說，自由概念不具有量、質、關系這類超驗概念那樣的功能，能在感性時空領域構造出對象，所以，對於理性的這種運用來說，自由概念不是一種構造的原則。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概念不象超驗概念那樣對經驗事物具有客觀有效性。
但是，作為理性存在者，我們的理性不僅僅具有運用概念進行認識的功能，它還有通過決定意志而給出行動的功能（這甚至是一種更重要的功能），這也就是康德所說的理性的實踐運用。作為理性存在者，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活、行動中，有一系列要求我們必須遵守的道德法則。我們的生活與整個社會文明都建立在這些法則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這些法則，我們的生活共同體就會立即瓦解，我們的生活將不再是人的生活。而這些法則的存在及其在感性時空中的現實生活里的實際效應表明，給出這些法則的理性是自由的，因而作為理性存在者的我們是自由的。因為如果理性不是自由的，因而人不是自由的，那麼，那些構成我們生活之基礎的一系列法則就是不可能的，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如果理性不是自由的，那麼，也就意味著，那些構成人類生活之基礎的基本法則不可能由理性從自身中給出來，而只能從理性之外的地方給出來。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理性從自身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引出那些法則。退一步說，即便理性能從自身之外引出那些法則，但是，由於理性不是自由的，因而人的生活與行動也不是自由的，所以，那些法則對於人來說也是毫無意義的。一切法則都來自於自由，也只有對於自由存在者才是有效的。
實際上，理性在自己的實踐運用中，就是通過從自身給出的這些法則來規定、決斷我們的意志，從而規定我們的行動。這些實踐法則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因果性法則：它們從理性出發直接決定了行為的發生，但是理性本身不再有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理性的實踐法則看作是一種自由因法則。也就是說，這些法則在決定意志行動時，完全獨立於一切經驗性條件或感性事物，不受任何經驗事物的影響。
因此，一方面，實踐法則的存在證明了我們身上的自由理性也即能只從自己決定行動的自由意志的絕對性，而這些法則具有使人類生活成為可能的那種客觀效應則證明了自由概念的經驗實在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從實踐法則那裡認識到我們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一切實踐法則都是建立在我們的自由基礎之上，以我們的自由為前提。所以，康德接著說：
「從實踐的角度看，被稱為道德法則的那些無條件的實踐法則都是建立在積極的自由概念上。由於我們的行動意志（Willkür）受到感性刺激，因而與純粹意志（der reine Wille）本身不一致，甚至經常與之沖突，因此，那些無條件的實踐法則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命令（誡律或禁令），而且是絕對的無條件命令。它們由此也與技術性命令（工藝規程）區別開來。」[4]
所謂「積極的自由概念」，也就是指能直接從自身作出決斷而給出行動的意志自由或理性自由，它與消極自由概念的區別在於，後者作為現象界的最後原因的自由因，是自由理性為了確保現象界的整個因果關系的可靠性而給出來的一個理念，它只是現象世界的整體可靠性的擔保，並不能給出對象或行動。或者也可以說，消極的自由概念是從理性的思辯運用角度理解理性自由的概念，而積極的自由概念則是從理性的實踐運用角度理解理性自由的概念。
康德這里是要說，作為道德法則，一切無條件的實踐法則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積極的自由之上，即能直接從自身給出行動的理性自由之上；但是，由於人並不僅僅是理性存在者，他同時還是感性存在者，他的各種行動意志往往受到感性事物的刺激和誘惑，因此，並不與自由理性（自由意志）相一致，甚至經常沖突。因此，對於擁有與自由意志不一致的各種意願的我們來說，那些無條件的實踐法則就是一種命令，而且是一種絕對命令，即沒有任何餘地可以靈活的命令。不管我們身處何地，也不管我們受制於什麼樣的感性條件或受什麼樣的感性事物的誘惑，自由理性都會置之不理而只從自身法則出發規定我們的意志和行動。這並非說，人會完全按理性依其法則所規定的意志去行動，相反，人也可能拒絕聽從理性所規定的意志去行動，而聽從由感性事物激起而與理性法則相違背的慾望去行動。正因為人也可能聽從受外在事物支配的感性慾望去行動，那些理性法則對人才是一種「命令」：應當這樣（符合理性法則）行動，而不應當那樣（違背理性法則）行動。如果人像神那樣是純粹的理性存在者，他的一切行動都自動符合理性法則，那麼，這些法則對他來說也就失去了命令的意義。
這也就是說，道德法則對於我們來說之所以是一種命令，是因為我們有可能並不如理性所要求的那樣行動，而是聽從感性事物的支配或誘惑；而這種命令之所以是絕對的命令，則是因為它們是理性獨立於一切感性條件而給出的實踐法則，換句話說，是理性無視一切感性條件而頒布的法則。因此，不管人們處身於什麼樣的感性條件，理性都要求遵循那些法則；或者說，人們從感性世界找不到任何理由來為自己不遵循那些理性法則辯護。這就是道德法則的絕對性與堅定性所在。作為絕對命令，一切道德法則既是勸令，也是戒令：一方面勸告應當怎樣行動，另一方面禁止違背勸令的行動。因此，根據這類命令，一些行為被規定為允許的或不允許的，而其中有些行為甚至是道德上是必須的，也就是說是強制性的（verbindlich），是一種約束。道德命令所規定的這類使人人受其約束的「必須的行動」也就是本源意義上的義務（die Pflicht）。[5]而接受這種強制或約束就成了源初性責任（Verbindlichkeit）。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作為絕對命令，道德法則直接就是一種義務指令或義務法則。這也是為什麼道德學說通常也被稱為關於義務的學說的原因。不過，道德法則並不僅僅是一種義務法則，它們同時也是一種權利法則。這意味著可以從最高的道德法則那裡來追問人們擁有什麼樣最普遍的權利。為此，首先要問的是，自由理性給出了什麼樣的最高法則？
我們的一切道德法則都來自我們的自由，以我們的自由為前提。但是，我們的自由是一種自由理性的自由。這種自由理性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時，也能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同類而意識到他人的自由。在這個意義上，人的自由是一種包含著承認他人自由的自由，而不是可以旁若無人地為所欲為的自由。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自由理性在獨立地規定他的行動意志時，它也能明確地知道，任何他人也有同樣的理性能力能夠獨立地規定這個人的行動意志，從而給出同樣的行動。這意味道著，每個人所能具有的自由是一種不能與他人的自由相矛盾的自由。所以，從人的自由給出的必定首先是這樣一條法則：必須這樣行動，當你的行動普遍化時不會自相矛盾。用康德自己的話說就是：「絕對命令（它只是一般地表達什麼是責任）可以表述為：要依照一條能夠同時被當作普遍法則的准則行動。」[6]也就是說，最高命令就是要人這樣行動：規定你行動的准則必須能夠成為普遍法則，即能夠成為所有人據以規定自己行動的准則。而這要以所有人依此准則行動時並不陷於相互反對為前提；如果所有人依此准則行動而陷於相互反對，那麼表明此准則不能成為普遍法則，因此，不是出於人的理性自由，因而不可能是道德法則，甚至是違背道德法則。所以，康德接著說：
「因此，道德學說（die Sittenlehre）的最高原則是：要按同時能夠成為普遍法則的准則去行動。凡是不符合這一條件的准則都是違背道德的。」[7]
我們可以從勸令形式和禁令形式來進一步分析和表述這條最高道德原則。以勸令形式來表達，這條最高原則是說：應當按能普遍化為法則的准則行動；或者說，你應當這樣行動，即你的一切行動准則都必須能成為普遍法則。這在《聖經》里被表述為這樣一條勸令：你要別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人。從禁令形式來理解，那麼，最高的道德原則說的是：不能自相矛盾地行動；也就是說，你不能這樣行動，即當你的行動普遍化為所有人的行動時陷入了相互反對。簡單說，你不能做你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這在《論語》里被表述為這樣一條禁令：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顯而易見，不管是從勸令的角度看，還是從禁令的角度理解，最高道德原則即最高的絕對命令都內在地包含著對他人的自由的確認與維護。因為就它作為勸令而言，當它要求你按能普遍化為法則的准則行動時，也就意味著它要求允許所有他人也可以如你那樣行動。而就作為禁令來說，當它要求你不能自相矛盾地行動，因而也就是說你不能做你不願意別人對你做的事情時，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它不允許把任何一個人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強加給他自己。換句話說，它要求允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行動，只要他不妨礙別人的同樣行動。
因此，這條最高的絕對命令實際上是要求允許每個人按他自己的意志去行一切能普遍化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這一絕對命令既是來源於我們的自由，也是確認和維護我們的自由。它一方面表達了人的義務——應當行一切能普遍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表達了人的權利——它要求允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也即自由地）行一切可普遍化的行動。所以，最高的絕對命令既是一條義務法則，同時也是一條權利法則。用我們的話來說，它表達了人的這樣一種絕對的權利屬性，即每個人必得被允許按他自己的意志行動、生活，只要他不妨礙別人依同樣的准則行動。
如果說人有自然的權利或叫天賦的權利（即每個人作為理性存在者天生就有的權利）與獲得的權利（即通過法律契約得到的權利），那麼，所有這些權利實際上都必須以上面所說的權利屬性為前提。作為絕對命令的道德法則的絕對性不僅表明人的義務的絕對性，同時也表明人的權利屬性的絕對性，因而表明每個人所擁有的普遍權利的絕對性。而道德法則的絕對性則來自於人的理性自由的絕對性即無條件性。因此，從根本上說，人的一切權利及其絕對性——不可損害、不可剝奪、不可替代——都來源於自由。
在談到道德學說為什麼通常被稱為義務的學說而不是權利的學說時，康德說：「我們只有通過道德命令（它是義務的直接指令），才認識到我們自己的自由，而一切道德法則，因而一切權利和義務，都來源於我們的自由；但把責任加於他人的能力（Vermögen），也即權利的概念是後來從道德命令展開出來的」。[8]
康德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一切道德法則、權利和義務都來自我們的自由，都以我們的自由為前提，但是，我們卻是從道德法則那裡認識到我們的自由，並且也是從道德法則那裡認識到我們的權利。所以，在「權利學說」里，康德是根據最高的道德法則來展開他的權利概念與權利原則。
什麼是權利？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問：一個人有什麼樣的權利？對於法學家來說，這是一個既熟悉又突兀的問題。因為法學家終日與之打交道的所有法律都與人的權利相關。因此，對於法學家來說，指出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法律是怎麼說的，而在相應情況下一個當事人具有什麼樣的權利，並不困難。但是，法律的規定是否是公正的？人們據以認識公正與不公正（iustum et iniustum）的普遍標準是什麼？如果法學家僅僅停留在各種具體的法律知識與經驗性原則，而不進一步去追究這些具體的法律知識在經驗之外的根據，那麼，這類問題就會使法學家陷入困境。因為這類問題取決於對「什麼是權利？」與「人具有什麼樣的普遍權利？」這些問題的回答。而這些問題不可能在具體的法律知識中找到答案，相反，一切正當的法律都必須以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為基礎。如果一種法學或權利學說只滿足於探討具體的經驗性法律知識，那麼它就無法保證自己所提供的法律知識的公正性。康德把這種止步於經驗性法律知識而無視它們的公正性根據的法學稱為沒有腦子的法學。[9]同樣，我們也可以把那種拒絕為自己的制度安排提供形而上學根據的政治學視為沒有腦子的政治學，雖然它試圖充當人類的腦袋。
這意味著，雖然「權利」是一個涉及與他人的外在關系的概念，但是，我們不可能在外在的經驗因素中尋找這一概念的規定與根據。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從經驗中給出這個概念。這從反面表明，我們只能從經驗之外，也即從內在的自由理性中尋找權利這個概念的規定。而更進一步說，就是只能從來源於自由理性的最高道德法則那裡演繹出權利概念。根據這一個最高的法則，康德給出了這樣一個權利概念：
「權利就是所有這樣的條件的總和：在此類條件下，一個人的行動意志（Willkür）與他人以一條自由的普遍法則為根據的行動意志能夠協調並存。」[10]
這也就是說，所謂權利，或者說，所謂每個人具有的普遍權利，就是在不妨礙任何他人以一條自由的普遍法則為根據的行動意志這一前提下，人能夠在任何條件下行一切他願意行的事。實際上這等於說，所謂人的權利也就是他必須被允許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只根據自己的意志行動，只要他的行動能夠與他人以自由的普遍法則為根據的行動意志並存。因此，所謂權利概念所表達的實際上也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人的絕對的權利屬性。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所謂「他人以一條自由的普遍法則為根據的行動意志」，是說這里的他人的行動意志是受自由的普遍法則規定的意志，即能普遍化而不自相矛盾的意志。能夠與他人的這種意志協調並存，也就是說不妨害他人的這種能普遍化而不自相矛盾的意志。所以，在這里，權利概念強調的是被允許的廣度，也即自由的廣度：只要不妨礙他人能普遍化的行動意志，一切都是被允許的。
根據這一權利概念，或者說，根據我們每個人因自由而具有的那種絕對的權利屬性，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說，如果一個行動並不妨礙他人能普遍化的行動意志，那麼，這一行動就是被允許的，因而是正當的。也就是說，行這樣的行動是一個人的權利。
「所以，如果我的行動或者我的狀態能夠與任何一個人的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並存，那麼，任何人妨礙我完成這種行動或者妨礙我保持這種狀態，他對我就是不公正的；因為這種妨礙無法與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並存。」[11]
我的權利就是根據我的意志行一切我願意行的行動，簡單說就是行使我的自由。但是，權利是一個關於與他人的外在關系的概念。所以，我的這種權利顯然是有限度的，這就是必須承認他人的自由並能與他人的自由並存。不過，這種我要與之並存的他人自由並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而是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也就是能普遍化而不自相矛盾的自由。因此，只要我的行動或生活能夠與他人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並存，那麼，我的行動或生活就是正當的，就屬於我的權利范圍內；任何他人妨礙我的這種行動或生活，都意味著損害或剝奪我的這種權利，因而是對我的不公正。因為既然我的行動或生活與他人那種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並存，那麼他人妨礙我的這種行動或生活的行動一定是一種不可普遍化的行動，也即一定是出自不符合普遍法則的意志的行動。所以，它本身就是不正當的。
就權利是一個關於自由體之間外在的行動關系的概念而言，我們可以從權利行動的主體與權利行動的受體兩個角度來進一步討論權利問題。從權利行動的主體角度說，權利就是一個人相對於一切他人而具有的權利屬性，這就是他必須被允許的一切可能行動。在這個意義上，關於權利概念，我們可以表述為這樣一條普遍的權利法則：每個人都必須被允許根據他自己的意志行動、生活，只要他不妨礙他人可普遍化的意志。這一法則強調的是權利主體的自由空間。而如果從權利行動的受體角度看，權利則是一個人對一切他人而具有的一種強制性責任，這就是他必須承認他人具有符合自由的普遍法則的意志並且要能夠與他人的這種意志並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說：「所以，普遍的權利法則是：要這樣外在地行動，你的意志的自由使用要能夠與每個人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並存。」[12]它強調的是權利主體的自由的限度，而實際上則是加給權利行動的主體以一種對權利行動的受體的責任：這就是要尊重和維護他人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
因此，權利概念既是一條確立權利主體的自由空間的法則，也是一條規定權利主體的自由界限的法則。但是，不管是作為確立自由空間的法則，還是作為規定自由界限的法則，它都具有強制性。因為作為確立自由空間的法則而言，權利概念說的是「每個人都必須被允許根據他自己的意志決斷一切不妨礙他人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的行動」，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強制要求尊重他行使自己並不妨礙他人自由的自由。換言之，每個人的權利使他擁有這樣一種職權：即有理由強行制止對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的妨礙。康德把這種職權稱為「強制的權力」（die Befugnis zu zwingen）：根據權利概念，「如果對自由的一種行使本身是對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的妨礙，因而是不正當（不公正）的，那麼，反對對自由的這種行使的強制就是正當（公正）的，這種強製作為對妨礙自由的制止與符合普遍法則的自由相一致。因此，根據矛盾律，權利同時總是與對損害權利的人實施強制的權力（Befugnis）聯系在一起。」[13]
因此，從根本上說，權利本身內在包含著強制的權力。從權利概念作為規定自由界限的法則而言，我們同樣可以分析出這個結論。這意味著，作為權利的自由，也即自由體們在外在關系中的自由，總是包含著普遍的相互強制。只要自由體是多，而不是一，那麼從自由獲得的普遍權利就總是與相應的普遍強制相聯系。所以，「嚴格的權利也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種可能性：一種普遍的相互強制與遵循普遍法則的每個人的自由相一致。」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權利與強制的權力是一回事。」[14]
從權利主體的角度說，每個人從自由獲得的絕對權利不僅使他擁有一個不可剝奪、不可替代、不可損害的自由空間，即根據自己的意志行動、生活（只要他不妨礙他人的普遍自由）；而且使他擁有一種實施強制的權力，這就是強制他人尊重和維護每個人的普遍自由的權力。這種強制的權力同樣是不可剝奪、不可損害，但卻是可替代的。如果說在絕對權利當中，「根據不妨礙他人的普遍自由的自身意志行動、生活」這一自由空間是不可讓渡的，那麼，「強制他人尊重與維護每個人的普遍自由的權力」則是可以讓渡的，即可以委託出去。正是通過對「強制的權力」的讓渡和委託而形成了接受和承載這種委託的共同體，也即國家。不過，權利中的這兩個方面並不是兩個可以分離的組成要素，而是永遠聯系在一起的兩個方面。因為失去了「自由空間」，「強制的權力」也隨之消失；而如果「強制的權力」被剝奪或被取消，「自由空間」也同樣會被剝奪。不管是哪種情況，都意味著權利的被損害和被剝奪。雖然人們建立國家本是為了藉助一個公共機構來維護自己的「自由空間」，從而維護自己的安全，但是，人們的權利是否真正能得到維護和保障，最終取決於人們所建立的國家是否忠誠於人們達成的公共意志；接康德的看法，也就是取決於這個國家是否保持為「共和體制」。出於權利原則，康德主張共和制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好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