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提倡法治

A. 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中國依法治國法治中國提出了哪些積極的意見和建議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內家治理體系和治理容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B. 最早在中國提倡「依法治國」的文件是《資政新篇》嗎

應該不把。以法治國是法家的思想（秦就是依法治國的），只不過法家的法和現在的法意義不同。

C. 中國古代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是誰

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專文家。他創立的屬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D. 法治中國同步提出的是什麼

平安中國，2013年年初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與法治中國同步提出

E. 中國提出依法治國的第一人是誰

步雲，中國社科院名譽學部委員，法學所博士生導師。

1978年，他發表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標志著法學界的思想解放。

1979年，李步雲與人合寫了《論以法治國》，開了「以法治國第一腔」。

F. 為什麼中國精神不包含法治精神不一直倡導依法治國嗎

中國精神，是指貫穿於中華民族文明、積蘊於現代中華民族復興歷程，特別是在中國的快速崛起中迸發出來的具有很強的民族集聚、動員與感召效應的精神及其氣象，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顯示。
中國精神是民族精神，你覺得依法治國該算是民族精神么，他是方針政策

G.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禮治和現在提倡的法治

傳統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以「禮治」維系的社會,而並非如西方社會主要依靠「法律」來治理.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矛盾,探求適合中國國情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法治模式轉換,這樣的考察和探討對於未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既有其理論價值,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本文從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徵的比較研究入手,對中國傳統「禮治」與西方法治兩種政治文化觀念在歷史淵源和現實意義上的差異進行認真對比分析,並通過對中國傳統「禮治」一脈相承的反思和對西方法治的普適性價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緊張與矛盾沖突,揭示了中國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礙：即傳統政治文化的「權力至上」傳統對現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則的排拒；傳統「禮治」的特殊性精神與現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則的沖突；以及傳統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與以保障人權和自由為目的的現代法治理念的沖突.這種沖突與互不相容進一步揭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大國從事法治建設,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也是空前的.在歷史的考察中國百年法治進展緩慢及傳統「禮治」對法治建設阻礙的現象後,對現代法治模式轉換進行了探討：中國法治建設的成效,關鍵是取決於我們能否盡快地確立一種機制,以實現傳統「禮治」向現代法治模式的轉換.具體說來,應從思想觀念與法律制度兩方面入手,使執政者和全體公民真正接受現代法治的理念,養成尊重法律、自覺守法的習慣；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繼承傳統政治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政治與法律文化的創新,即完備和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制度,健全法律體系、確立法律權威、保證司法公正、實現監督有效. 本文旨在說明：現代中國法治建設任重而道遠,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規律, 又要適應個性的國情差異；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經驗,又要承受傳統「禮治」 根深蒂固的影響；既要吸納外學,又不能割裂傳統.由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承認西方法治文化的價值,從中借鑒和汲取寶貴資源,作 為構築中國法治文化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應對傳統「禮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對原有的價值觀進行重塑,將其激活,更新傳統觀念,對於欠缺法治成長 的精神根基,必須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吸收西方法治精華,對中西文化進行整合, 以實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換,為實現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H. 關於中國法治怎樣向前走的討論

請參考：
除了中國的法治是否應以中國實際為出發點外，我與賀的根本分歧在於：法律職業群是否應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對法律的理解、適用能否違背一個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離開了人民的參與，能否最終保證司法公正。簡言之，現代法治歸根結底應該是 「機械的規則之治」、「法學家之治」，還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識、常理、常情之治」。我認為，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錯誤回答，導致了較長時期內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與目標的漸行漸遠。

強調法律與社會基本倫理分離，主張「法律職業並不是要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是（至少長期以來曾經是）我國法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觀念。將「法律」凌駕於常識、常理、常情之上，凌駕於司法人員的良心之上，這種觀念不僅與「司法人員必須依照良心履行職責」這一世界各國憲法普遍規定的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相悖，更是在實踐中導致了法律職業群基本倫理迷失的惡果。記得在一次講座中，當我談到 「司法必須講良心」、「講法必須講理」時，一大批來自全國的一流的法學家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我：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常識、常理、常情？常識、常理、常情到哪裡去找？良心到哪裡去找？當這些法學權威們普遍不知良心為何物，不知常識、常理、常情為何物時，我們能夠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司法人員的犯罪率以大大超過司法人員的職業化進程速度增長，司法腐敗成為民眾最不滿意的社會現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員涉嫌犯罪率幾近普通民眾的5倍，難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們法律人的深思嗎？

認為對法律的理解可以偏離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強調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須依「法」辦，這種「講『法』不講理」的主張，可以說是傳統法學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體現，在實踐中必然導致人治、導致專制，必然結出「權大於法」，「有權就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