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用理論

Ⅰ 信用制度的相關理論

一、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信用經濟，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依靠信用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聯系。企業作為經濟活動主體，其信用狀況不僅決定著企業自身的命運，而且影響著銀行等利益相關主體的經濟活動。目前我國企業信用狀況不容樂觀，信用問題已經影響到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和市場秩序。因此，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十分迫切，對其必要性認識應該進一步深化。
(一)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信用乃現代社會之基。生活中，無信用則無交換可言；無信用，金融無從談起；無信用，市場經濟無法存在。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市場的內在缺陷和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客觀上要求發揮信用的強大功能，從而有效地維護市場秩序，擴大交易規模和范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目前我國企業信用制度尚未建立，企業不講信用成風，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十分嚴重，企業信用問題已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看看我國私營企業的經濟糾紛案件和民營企業的虛假出資問題，就可以發現企業信用問題的嚴重性。據對北京市x區人民法院X執行庭在2000年1月至2000年9月受理的經濟糾紛案件的調查發現：期間信用糾紛案總發生數為489起，私營企業涉案數為173起；其中購銷糾紛和借貸糾紛分別為132和256起，私營企業涉案數分別為64與48起，分別占購銷糾紛和借貸糾紛的48．48%和18．7%，兩項累計高達67．23%。此外，據對×市工商所調查得知，有大約70-80%的民營企業存在著虛假出資現象。注冊資本金不實使企業信用根基受到了損害，結果是企業之間相互拖欠，「三角債」問題嚴重。為改變不良狀況，提高企業的信用質量，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已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二)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是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條件下金融市場的一種必然的制度選擇
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是金融市場的一個明顯特徵。在金融市場上，資金的借貸受到交易雙方信任程度的限制，而信任上的困難最終又在於雙方之間缺乏了解即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對金融市場造成了一系列不利的影響，具體表現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是指，由於借款人對自己借款的用途乃至收益具有較大的了解，而貸款人則並不掌握借款人的這些「私人信息」，資質差的借款人在爭取貸款時較為積極，貸款人最後往往選擇了他們。道德風險是指，由於資金借貸是一個過程，在訂立貸款合同轉移資金的使用權之後，還必須等到借款人付清全部本息，交易過程才算完成。但在合同訂立到債務還清之前的這段時間內，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會誘使借款人脫離監控，擅自改變資金用途，增大資金運用的風險。要使金融市場正常運作，關健是保證信息的充分揭示。信息、信任與信用交易之間的鎖鏈關系，使信息問題成為金融制度演進的重要決定因素。為克服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所造成的資金交易障礙，金融體系在長期的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解決辦法。其中由專門的資信評估機構對企業信用進行評估，進而建立企業信用制度，就是克服由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所帶來的種種金融交易困難的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
(三)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是重塑銀企關系，防範銀行信用風險的需要
「無倌則不立」，沒有健全的企業信用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觀念，就不會有融洽的銀企關系。
企業作為經濟活動主體與銀行等金融機構有著密切的信用關系往來，銀行提供的信貸資金是其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銀行作為經營貨幣資金的企業，其主要客戶也是企業，兩者有很強的相互依存性。企業信用狀況直接關繫到銀行信貸資金使用的好壞和效益的高低，對銀行信用風險有重要影響。學術界對不良貸款成因看法不一，歸納起來可分為三大類：(1)從微觀層面通過考察資金交易全過程，分析企業、銀行、政府在不良貸款形成中的作用，這是一種主流的觀點。(2)從宏觀層面通過考察金融交易發生的金融經濟環境，分析不良貸款形成的歷史的、體制的原因。(3)從金融交易的制度背景考察，強調信用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因素的作用，這是一種比較新的見解。與此同時，實業界也對不良貸款成因作了許多個案分析。人民銀行朔州市中心支行課題組為尋找國有商業銀行新增不良貸款的主因，對當地國有商業銀行新增不良貸款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新增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中，企業信用制度因素佔52%、銀行因素佔29%、國家政策因素佔19%。企業信用度下降、企業信用制度不完善是導致不良貸款剝而又增的主因。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個案調查都表明：企業是不良貸款產生的直接源頭，即企業信用狀況決定著銀行信用風險的大小，是造成不良貸款之根源。當前進行的壞賬剝離處置工作及改革傳統信貸體制都只是治標之策；要從根本上遏制不良貸款的增長，必須建立企業信用制度，這才是治本之策。
二、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的制約因素分析及對策
我國企業信用狀況差決非一日之寒，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亦決非朝夕之功就能為之；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當前應注意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傳統信用文化約束——培育新的信用文化是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制度的前提
傳統信用文化是制約企業信用制度建設的關鍵因素之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每個社會價值觀念的形成都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經濟形態有不同的信用文化。小農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其經濟運行是建立在不同的信用文化之上的；反過來，不同的信用文化又反作用於不同的經濟形態。在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可以說就是信用經濟，其信用文化十分發達，講信用蔚然成風；信用已作為商品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信用就是財富，信用就是生命，在西方國家已根深蒂固。在我國歷史上，「童叟無欺，誠實信用」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並在小農經濟、計劃經濟條件下都得到了維持。傳統的信用文化十分重視信用的作用，如古語有曰：「君子，無信而不立」，「人若無信，不知其可」。但這只是把信用作為一種美德去廣為傳誦；作為一種觀念，僅僅用道德去約束。現階段我國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傳統的信用文化、信用制度被打破，而新的信用文化、信用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信用市場的「格雷欣法則」——失信者驅逐守信者，失信者得利，守信者遭殃表現得淋漓盡致。
培育新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信用文化，建立新的企業信用制度，客觀上需要深化對信用的認識：(1)信用不僅僅是一種美德，而且是一種商品；信用的商品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企業信用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重性，企業信用的質量影響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良好的企業信用將擴大企業購買能力，提高企業的市場佔有率，給企業帶來種種收益；而信用不良者將遭到市場經濟的淘汰。也就是說，信用是把雙刃劍，既能給企業帶來收益，也具有風險。(2)企業信用可以創造。影響企業信用質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常包括企業的素質、經濟效益、經營管理、資金信用、發展前景等。企業應在日常經濟活動中注意培養和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在信用建立的初期階段，企業需要大量的投資，而這種投資在信用建立起來之前是無法獲得收益的。此外，在企業信用的建立和喪失過程中存在著極度的不對稱性，失信容易守信難，因此企業信用的建設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需要長抓不懈。(3)信用不只是一種心理現象，也不只是一種活動，它是「制度」。信用的心理特徵是信任，信用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它構成了社會的「信任結構」。信用往往涉及到時間間隔，由於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和時間間隔的存在，信用是維系「現在」和「將來」之間這一段行為上的空白的紐帶。培育信用文化是建立企業信用制度的前提，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當務之急。
(二)企業信用市場約束——培育企業信用市場是建立企業信用制度的基礎
企業信用市場是企業信用制度建設的平台，企業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也就是培育和完善企業信用市場的過程。歐美是企業信用市場最為發達的地區，他們的企業資信評估機構對開展企業信用評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套科學的評估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環節：(1)企業資信的收集和登記。數據是形成徵信產品的第一環節，構成企業信用的信息數據多且復雜。西方國家在進行企業信用調查時一般將調查指標分為兩大類，即廣度指標和深度指標。廣度指標為企業信用分析提供了一般性構架和准則，包括企業素質、資金信用、經營管理、經濟效益、發展前景等五個方面。深度指標是對上述指標的深化，具體包括：營運資產/總資產(WC/TA)、留存收益/總資產(RE/TA)、稅息前利潤/總資產(EBIT/TA)、權益市值/總債務的賬面值(MVE/TL)、銷售收入/總資產（S/TA）、流動比率、總債務/凈價值、長期負債/資本金等指標。須注意的是，數據的准確性和商業機密的保護是企業資信收集過程中應注意的兩個問題。(2)企業信用數據的加工處理和企業信用評估。要形成徵信產品，散亂無序的信息首先必需經過分類、比較、計算、判斷、編撰等加工處理過程，然後對企業信用進行評級和打分，最終形成徵信產品並標以價格。企業信用的評估是區分不同企業信用質量的關鍵。如果不能有效地區分企業信用質量的好壞，信用市場的「格雷欣法則」就不可避免，就不能有效地制裁「濫竽充數者」。主觀評級法和客觀經濟計量模型量化法。

Ⅱ 道德范疇中的信用和經濟范疇中的信用最大的區別在於

道德范疇信用與經濟范疇信用的關系： 二者的聯系體現在道德范疇信用是經濟范疇信用的支撐與基礎。 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道 德范疇信用的非強制性和經濟范疇信用的強制性。

Ⅲ 求中西信用思想對比分析

論韋伯的信用觀及中西信用之差異

單玉華

摘 要：韋伯是世界上最早從經濟倫理角度關注信用問題的西方思想家，他把信用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認為這是推動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重要動力。韋伯的信用觀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本文以韋伯理論為參照，客觀剖析了中西信用在作用范圍、作用基礎和發展途徑上的一系列差異，並認為這是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德治國家出現重大信用問題的深層原因之一。

關鍵詞：韋伯；信用；倫理；資本主義精神；儒學

中國目前的信用困境，使我們開始關注信用問題。韋伯的信用理論為我們反思中國的信用問題提供了一面鏡子。對韋伯在上世紀初提出的信用觀，人們用了將近100年的時間去體驗。當我們回首韋伯的論斷時，不能不感嘆韋伯在觀察某些問題上的敏銳。韋伯的信用觀跨越了經濟、倫理和宗教三大領域，他把信用和「資本主義精神」連接起來，剖析了二者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借鑒韋伯的論述，對比中西信用的差異，對於我們今天的信用建設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韋伯的信用觀與資本主義精神
「信用」的含義有四種：第一種是字面含義，指信任使用；第二種是「倫理信用」，指誠實守信，實踐成約；第三種「心理信用」，指建立在倫理信用基礎上的信任心理和由此形成的人際關系。第四種是「經濟信用」，指建立在倫理信用基礎上的、以借貸關系表現的價值運動形式。本文的「信用」，指倫理學意義上的信用及其在經濟領域中的延展。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是當代西方有影響的思想家，也是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人物。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他把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歸結於資本主義精神的作用，而這種資本主義精神，在相當層面可以歸結為以信用為基本內涵的倫理精神。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現象，不僅具有表面的活動方式，更具有內在的精神特徵和精神內涵，韋伯把它稱為「資本主義精神」。他說，這種資本主義精神不是可以簡單定義的東西，但是它有一些特質性表現，藉助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能夠生動地概括他要表述的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引用富蘭克林的幾段文字中，多半內容與信用有關，它們是：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又不取回，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只是把我在這段時間里可以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並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

「切記下面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准時付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聚集起他的朋友們所用不著的所有的錢。這一點時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

「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

「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當心，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視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為出。很多有借貸信用的人都犯了這個錯誤。」

「假如你是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只有六英鎊的收入，卻可以使用一百英鎊。」①

韋伯認為，盡管不能斷言，這些淺顯的話概括了全部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是，「這些文獻以近乎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精神」。

韋伯所言的「資本主義精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遵規守信是人的天職。韋伯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統一的整體，它按照自己的內在規律運轉，任何個體要在這個整體中存在和發展，必須遵循它的規則。因為，只要人們一涉足於特定的市場關系，資本主義經濟就會迫使他服從資本主義的活動准則。無論是經營者還是一般的工人，這些規則對他而言都是「一種他必須生活於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假如一個製造商長期違犯這些准則，他必然從經濟舞台上被趕下去；一個工人不能或不願適應這些准則，就必然被拋到街頭成為失業者。在這些必須遵守的規則中，信用規則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規則。而遵守各種規則本身，也是信用的具體表現。

2．賺錢與倫理規則的統一。韋伯認為，表面上看，富蘭克林所講的是經營和賺錢之道，但是，透過經濟活動的外在形式所表現的，不單是發跡的方法，還是一種倫理精神。這一倫理的核心是信用，是在嚴守信用的基礎上得到信任，贏得商機，合理地賺錢。在經濟發展使上，以精明的手段從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把經營和倫理准則融和起來，形成「一種精神氣質」，這才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推動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精神力量。所以，在韋伯看來，違犯規則，不再像以前那樣被簡單地看作是愚蠢，而應當被認為是踐踏責任，褻瀆天職，這是十分嚴肅的事。在倫理規則的制約下理性地進行經濟活動，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特質表現。

3．賺錢是資產階級必須完成的一項義務。韋伯認為，經過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脫離天主教而形成的各個新宗教產生了自己的宗教倫理學（稱之為「新教倫理學」），它包含著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倫理道德觀。新教倫理提倡清心寡慾、吃苦耐勞，這種倫理觀有助於杜絕浪費和奢侈，實現資本和財富的積累。新教倫理把勤奮勞作、積累財富視為人的天職，從宗教的視角看，完成這一世俗事物的義務被尊為一個人道德行為所能達到的最高形態，它體現了一種為職業勞動的獻身精神。

韋伯把資本主義精神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動力，把經濟發展與精神力量結合起來，第一次實質性地進入了經濟倫理范疇。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建築於資本主義文化的基礎上，這一文化的核心是它的倫理精神，其倫理精神的靈魂是對規則和秩序的奉守，這是人的天職和義務，而信用和信譽則是這些規則的精髓。韋伯總結：「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也確實感到了這種義務。」②韋伯的論述使我們看到，在上個世紀初期，西方國家起碼從理論上已經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倫理導向。

二、傳統倫理信用和韋伯關注的作為經濟倫理的信用
（一）傳統倫理信用

信用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倫理道德規范，在中西倫理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在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中，信或信用被作為「進德修業之本」，「立人之道」。儒學又稱仁學，孔子把信作為「仁」的基本規范之一。子張問仁時，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又問「五者」為何，孔子歸納為「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可以說，信是儒學的一個標志。孔子要求，做人要「敬事而信」（《論語·學而》），「信則人任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同時，他還把對信的灌輸和培育作為重要的教育內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使弟子做到「謹而信」。孔子弟子和後世儒家也把信作為重要的倫理道德規范，其弟子曾子說：「吾日三省乎吾身，……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論語·學而》）西漢董仲舒把封建社會綱領性的道德規范概括為「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信為五常德之一。

在西方，信用也是重要的倫理規范。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主張，做人要做信實的人，即能以道德規范合理調節自己行為的人。在中世紀的宗教倫理中，信用和誠實的道德規范也占重要地位，《新約全書·馬太福音》有言：「你們的話是是，就說是；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邪惡。」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反對封建思想的桎梏，但是不反對信用的倫理規范。洛克說：「公道（justice）和信義(faith)確乎是維系社會的公共紐帶」，就連那些為世人所不齒的盜賊，「他們自身亦必須遵守信義和公平底准則，否則他們便不能相互維系。」③

中外歷史上，信用不僅是重要的道德規范，還是重要的商業准則。

中國商人很早就形成了信守承諾、誠實公道、貨真價實、質優量足、童叟無欺的傳統經營規范。認為只有「商賈敦愨無詐」、才能「商旅安,貨財通。」明清時期的徽商以其誠實不欺的形象聞名遐爾，靠的就是以誠取信。

西方思想家也很早就意識到經濟與倫理的內在聯系。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中，就把經濟學與倫理學聯系起來，認真思考了人類經濟行為的目的性，提出賺錢或財富並不是要追求的真正目的，對個人成就的評價不僅僅以金錢為尺度，而應該把社會成就與個人利益聯系起來。馬歇爾在分析為什麼人們願意把錢借給對方時，也提到信用在這種借貸中至觀重要的作用。指出那些大商人所以受人們尊敬，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良好的聲譽，這是通過好幾代人的誠實經營才取得的。④

（二）韋伯關注的作為經濟倫理的信用

盡管東西方思想家都意識到了經濟活動中信用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並未就此問題進行專門研究。韋伯比較深入地思考並論述了信用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二者的內在聯系，並從理論上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

韋伯把信用作為經濟規則中的核心規則。他看到，在經濟活動中，人的直接目的是賺錢，用現有的錢可以帶來更多的錢，而信用和誠實可以使你利用別人的資金賺自己的錢，使別人的錢袋成為自己的錢袋；其次，信用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通過實際行為表現出來的，而信用的破壞可能在瞬間，要彌補失去的信用是非常困難的事，所以精明的商人怕失去信用，謹小慎微地履行自己的義務，因為他們明白，失去信用的時刻就是失敗的開始。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秩序的形成需要眾人恪守規則，市場經濟下的商品交換，表面上看是物與物的交換，實際上是人與人的關系的交換，它只有在等值、自願的基礎上才能夠正常進行。而等值、自願的交換離不開誠實、守信的行為准則。否則，就會出現以次充好、缺斤短兩、強買強賣等非等值、非自願的交易活動。從個人來看，這種交換於己無法長期維持；從社會來看，這種交換損害了他人利益。講信用，既是對對方利益的尊重，也是滿足個人利益之必經途徑。

韋伯強調信用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相當的前瞻性。且不說信用作為一種特殊的價值運動形式，在產生淵源上與倫理信用有著內在關系。即便從當今信用經濟的客觀要求上，信用的作用也日趨明顯。盡管人們對信用經濟的定義有諸多爭論，但是，在全球經濟發展中，隨著金融資本作用的強化，信用手段的多樣化，信用關系的急劇擴展，人們對經濟意義上和倫理意義上的信用都更加依賴。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當倫理信用缺失的時候，經濟信用危機就可能發生，經濟上的懲罰亦相期不遠。在全球化背景下，個人或企業的信用危機可能形成局部的經濟危機，再發展為社會性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進而演化為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這不是天方夜談式的推斷，而是被證實的現實。時下，安達信公司由信用危機而陷入的生存危機就是例證。

安達信公司作為從事會計事務的公司，應該以信用為立足之本。但是，創立於1913年的美國安達信公司（ANDERSEN），作為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在安然公司破產案中因審計失職和銷毀有關文件而信譽嚴重受損。美國國會、司法部、證券交易委員會相繼對安達信公司進行調查，該公司百年積累的信譽毀於一旦。信用的喪失，使安達信公司迅速失去了重要客戶，至2002年2月，包括福特汽車、默克制葯、聯邦快遞、德爾塔航空公司在內的36家大客戶已經與安達信解除了合同。安達信公司面臨著解體或終結的命運。安達信的重創再次告戒人們，在信用經濟中，得信用難失信用易，失信用則失人心失商機。

三、中西信用之差異——信用的作用范圍不同

時下，信用在中國是熱門話題。對信用多向度的關注，源於當今中國嚴重的信用問題。社會性的失信，干擾了我們正常的經濟秩序，惡化了人們的應有關系，妨礙了社會的發展步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自視為禮儀之邦，事實上也把信用當作「為人之本」達兩千多年的國家來說，實在是一種悲哀。與此同時，信用在西方國家則基本走向規范化，在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和西方在歷史上都把信用作為重要的倫理准則，中國還是一個傳統上的德治國家，是什麼原因使中國陷入這么一個尷尬的境地，這既是一個值得推敲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難於迴避的現實問題。

後面的對比分析顯示，盡管中西信用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但是，由於二者的文化背景不同，使之在具體環節上產生了一系列差異，這種差異是導致中國信用困境的深層原因，此差異的首要表現，是中西信用的作用范圍不同。

（一）信用在西方的作用范圍

信用在中西倫理規范中都據重要地位，但是，在信用與商業活動的結合程度上，中西有著巨大差異。在資本主義之前，經濟活動由農業和商業兩大塊構成。廣義的商業指所有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從而實現商品流通的經濟活動。在工業經濟之前，它包括了除農業之外的所有經濟活動。所以，信用准則與商業活動的結合程度，體現了傳統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狀況。所以沒有在這里強調傳統農業經濟中的信用問題，是因為在自給自足的農業中，不存在典型的與其他勞動者的交換活動，也使信用這一需要雙向或多向經濟交往才能體現的特定關系不明顯。

從古代開始，西方思想家雖然對貪婪持否定態度，但是對財富、商業活動並沒有形成從主體上予以否定的理論體系。韋伯認為，即便是中世紀主導西方思想意識的宗教思想，對於盡職敬業（包括商業職業）都是苛意強調的，德語和英語中的職業一詞與宗教本身就有深刻關系，他說：「在德語的Beruf（職業、天職）一詞中，以及或許更明確地在英語的calling（職業、神召）一詞中，至少含有一個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這一點不會被誤解。越是在具體情況下強調這個詞，這一概念就越明確。」⑤既然一個人的職業是神或上帝的安排，無論它是農業還是商業，人都應該全心全意投入其中，為農者勤於耕耘，為商者廣積財富。

隨著宗教改革的進行，職業的概念包括了更多的對「對人們日常生活的肯定的評價」。韋伯分析了宗教改革使宗教、職業、倫理三者結合的新起點：「個人道德活動所能採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世俗事物的義務進行評價。正是這一點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並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了職業的思想。這樣職業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⑥

韋伯認為，在西方文化中，評價人的成就和認定人的道德，有其特定的標准。既然從事商業同從事其他行業一樣，是「上帝安排的任務」，是天職。所以履行好這一天職，積累財富，就是一種現實的成就，應該給人以強烈的成就感。同時，能夠取得這種成功，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所有這些人都節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干，全心全意地投身於事業中，並且固守著嚴格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原則。」⑦韋伯坦言，這種道德品質是值得肯定的。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業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強，這一職業所產生的成就感更加明顯。所以，對於經營者而言，認真工作，積極創業，謀求財富，是合乎天職要求的，是道德的。

既然商業是重要的職業，那麼用來調節社會活動的倫理准則對這一領域就十分必要。這種重商言商的文化氛圍，使信用等倫理准則一開始就廣泛地介入商業（以及後來的工業）活動范圍，並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滋潤著人們的品質，培養了人們的習慣，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漸漸納入信用化的軌道。

（二）信用在中國的作用范圍

信用在中國的作用范圍小於西方。中國封建社會佔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與當時的封建農業經濟相適應，具有典型的重農抑商色彩，並把重義輕利作為重要的倫理准則，這客觀上阻滯了信用等倫理規范在商業領域中的作用。

儒學創始人孔子，在其言論中時常談及君、臣、父、子、長、幼、友、農、工等各色社會角色的倫理定位，但是他（包括後世儒家有也有這個特色）很少言商和商人。他們普遍認為，就經濟活動而言，商業與農業相比不是「正業」，在這個行業中，無論取得何等的成就，都不被社會推崇，也不能產生像西方人那樣的成就感。所以思想家們不屑於言商，更不願意把注意力放在這個領域。

更重要的是，義利觀是儒家的重要倫理范疇，孔子一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基本奠定了儒家眼中「利」的定位。而「見利思義」、「先義後利」、「以義制利」、「義以為質」等一系列重義輕利的思想，也深深置根於後世儒家的意識中。如孟子主張保義去利，把保利去義的人「謂之至賊」。稱顥則把義和利截然割裂：「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語錄十一》）。在中國傳統的主流意識中，義和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立的。學者往往認為，「君子謀道不謀財」，商人重利，儒家尚德，二者格格不入，賺錢和從商的事永遠都不能冠冕堂皇地放在桌面上談，故恥於言商。這種狀況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思想家很少關注商業領域中倫理問題的局面。所以，中國經濟倫理的蒼白，很大程度上屬於歷史遺留問題。

在習慣上，中國人常把「商」與「奸」合稱，謂之奸商，也顯示了一種思維定勢。其實，中國有許多儒商，但是他們的出現，不過是他們自覺「移植」儒家倫理到商業行為中而已，並不是儒家倫理對他們關注的結果。由於儒家倫理在產生的時候，就把「商」視作「另類」，將其排斥出倫理關注的范圍，所以，與西方相比，包括信用在內的經濟倫理在中國顯得「先天不足」。這一歷史遺傳因素，不利於中國經濟的信用發展。

四、中西信用之差異——信用的作用基礎和發展途徑不同

（一）中西信用的作用基礎不同
中西信用的作用基礎不同，表現為，中國的傳統信用是典型的倫理規范，它建立在儒家倫理的基礎上。西方的信用既是倫理規范，也是宗教規范。在制約力量上，西方信用的外在約束力更強。

韋伯認為，在西方世界，信用之於人重要，不僅因為它是倫理准則，是善的表現，是人之為人的「應該」，在宗教上它還表現為「必須」。他說，通過加爾文教的「預定論」（Predestination）和新教徒的「天職觀」（calling），可以說明，現在的世俗世界裡，教徒只有通過履行世俗職業的責任，實現職業成就，來確定對上帝的忠誠。新教徒的倫理觀可以稱之為「禁慾的職業倫理」，即：人生來都有「原罪」，必須通過贖罪才能獲得拯救，其世俗的贖罪途徑是，每個人都要竭力爭取世俗職業上的成就（在資本主義社會，成就的重要標準是賺取和積累大量財富），同時，還要自我剋制，使自己的生活和經營合乎某種理性的道德模式。這樣，宗教信仰就在現世轉化成了社會行為。這既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文化和宗教基礎，也是新教徒經營行為的信仰基礎。

宗教作為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對行為的束縛作用比倫理大得多。倫理和宗教的力量從根本上說，來自於內心的信仰。但是，倫理信仰只是勸善，並不伴隨精神強制；宗教在勸善的同時，對於悖逆行為，伴隨著精神強制（如通過地獄的預示，進行精神上的恐嚇）。另外，倫理信仰和宗教信仰，從理論上講都應該有選擇的自由，在「為」與「不為」之間沒有外在的強制力量，這是倫理、宗教和法律的區別所在。但是事實上，宗教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藉助了外在的強制手段發揮作用。從這個角度講，在社會管理手段上，倫理是典型的軟手段，宗教則在長時期內介於軟、硬手段之間。上述差別，使倫理的制約硬度小於宗教。西方的信用觀建立在倫理和宗教的共同基礎之上，其制約力量自然要大。這有別於中國的信用基礎。

信用在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是，儒家講信，是作為一種倫理准則，它具有倫理約束的共同規律。倫理約束是一種內在的約束，可以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這一力量有時是法律約束和制度制約難以達到的。但是，它只有在內化為個人信念時才能產生現實作用。倫理作為社會控制手段，主要表現了對人的引導性，表現了「你應該」，而不是「你必須」。當一些人拒絕接受這一引導時，他可以無視這種「應該」而我行我素。純粹的倫理制約力量對此是無可奈何的。

中國和西方在信用基礎上的這個差別，客觀上影響了中國的信用制約力量。

（二）中西信用的發展途徑不同

中西信用基礎的不同，已經使二者在信用作用力上有所差別，而二者在信用建設途徑上的差異，又擴大了這一距離。

哈貝馬斯在分析韋伯的研究成果時指出：「韋伯注意研究，通過宗教合理化的途徑形成的現代意識結構在機制上的體現，就是說，他注意研究文化合理化轉變成的一種社會合理化。」⑧

韋伯通過西方國家的宗教合理化過程，論述了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礎，但是他沒有止於此，而是進一步分析了這種倫理精神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過程，使其「按照合理的自然法而系統化的現代法觀點，通過普遍的法律科學，法律制定，專業上精神集中的法律公開性等等，深入於法律體系，以及經濟交往和國家管理的法律組織；」⑨這樣，包含信用准則在內的資本主義倫理精神，事實上通過兩個途徑貫徹出來，一是法律和制度機制，一是宗教信仰的力量。（韋伯沒有言及倫理本身的作用，但其作用是客觀存在的）

韋伯認為，中國與西方不同，西方的宗教倫理在近代發育出了資本主義精神，進而通過制度化和法律化形成社會性的制約力量，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的儒家倫理則沒有在近代形成一種資本主義精神，也沒有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儒教的理性主義是對世界的合理性適應，基督教的理性主義則是對世界的合理性控制。」⑩

韋伯把中國近代沒有形成系統的資本主義精神和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作用，是不科學的。但是，他尖銳地指出儒家思想的保守性特徵，則不為過。相比較而言，儒家文化是一種「和文化」，基督教文化是一種「爭文化」；儒家文化強調的是「適應和順從」，基督教文化強調的是「控制和創新」。基督教文化從三重角度渴求制度和法律：

（1）要進行控制就必須藉助規則，制度和法律是它的高級表現；（2）要創新就要有突破，維護新事物的秩序同樣需要規則和法律；（3）宗教戒律的「必須」與倫理准則的「應該」相比，更接近法律的「必須」。適應了宗教「必須」的西方人比適應了「應該」勸導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法律的嚴謹和強制，更容易邁出通往法律的步伐。從以上三點來說，基督教文化，在使西方人接受信用規則、並使其走向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過程中，確產生過獨到作用。

不同的文化氛圍，導致中西在信用發展途徑上的差異。西方的信用發展，是沿著「倫理信用+宗教信用——經濟倫理信用——信用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徑發展，中國的信用發展，是沿著「倫理信用——有待發展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徑發展。我國信用發展的這種跳躍性，不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的自然表現，也是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迫切要求。不可否認，我們的這種發展路徑，與西方已經比較成熟的發展路徑比是倉促的，有大量工作等待去做。

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後，創新意識逐漸成熟，但是信用等倫理准則的法律化進程依然緩慢。在市場經濟建設的頭一、二十年，我們基本上把市場經濟建設作為純粹的經濟過程，與經濟相關的法律在短時間內迅速推出，忽略了倫理道德與法律的結合。這種忽略經過一定的「孵化期」，在今天漸漸顯現出不良後果。

最後應該指出，韋伯所言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則，相當一部分通行於市場經濟。有時，韋伯也直言「市場的規則」。他所倡導的「資本主義精神」中，其重信守規、篤職敬業、開拓進取的一面，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同樣適用。在信用觀上，剔除韋伯理論的偏激之處，借鑒他的某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傳統上作為一個德治國家，在信用建設上固然有一些優勢，但是，介於中西文化傳統的不同，我們在信用建設上也有某些「先天不足」；同時，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質和中國對信用建設的人為忽略，使我們在信用建設上還有巨大「後天差距」。我們不可能藉助宗教的力量來促使信用的強化，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加強倫理道德建設，加速信用的法律化、制度化過程，來消弭我們的弱勢，使我們的信用建設進入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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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①[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87。第33、34頁。
②⑤⑥⑦[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87。第38、58、59、50頁。

③周輔成：《西方倫理學》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第704、706頁

④[英]馬歇爾：《貨幣、信用與商業》。第80頁。《家庭藏書集錦》光碟BOOK-H。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青蘋果數據中心製作。

⑧⑨（[德]於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行動的合理性和社會合理化》上。重慶出版社，1994。第221、220頁）

⑩[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Ⅳ 「公序良俗、道德信用」與「法不禁止即合法」的原則在這個案件里有矛盾嗎

受贈人有傷害贈與人的行為是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

Ⅳ 道德論的主要觀點和理論特點是什麼

道德論的主要觀點和理論特點主要是對當時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認識。

Ⅵ 道德的基本理論

道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共同性、繼承性、穩定性、自律性、利他性和多層次性。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和規范。道德通過社會的或一定階級的輿論對社會生活起約束作用。道德的特徵道德作用的廣泛性：道德作為調節人與人、個人與社會的各種利益關系的行為規范，其作用貫穿於人類的各個社會形態，廣泛地存在於社會關系的各個領域。道德作為獨立的意識形態，所涉及的范圍比政治、法律、宗教等更為廣泛。道德作用的廣泛性，要求人人都要講道德，自覺遵守道德的規范。

Ⅶ 信用卡上的「信用」與道德上的「信用」有什麼不同，從語文的角度來分析解釋。

信用卡上的「信用」主要是指你的個人收入和支付能力吧，收入越高信用額度越大。並且在銀行聯網的系統里有沒有相關的違約記錄等都是比較重要的。
道德上的信用更側重人與人之間的承諾互信，常言道「千金一諾」，這種信用更側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借用孟子的話，做到「不愧於天，不怍於人」，言而有信，問心無愧算是基礎吧。

Ⅷ 西方四種主要的道德理論是什麼

西方四種主要的道德理論是：美德論、義務論、結果論倫理學、正義倫理。

這四種理論分別是由亞里斯多德、康德、密爾、羅爾斯這四位西方學者提出的。

美德論

美德倫理學誕生於古希臘，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其關注的中心詞便是美德、強調存在而非作為。

柏拉圖曾主張知識即美德，他以二元論的觀點來看世界，將世界劃分為理念的世界和現象的世界，並且認為由於經歷了出生的血腥，人類原本干凈純真的靈魂被污染，而要回到理念世界的唯一途徑就是進行哲學思考，不斷地汲取知識。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其最為擅長的正是哲學思考，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學是建構在目的論基礎上的。

義務論

經過近代啟蒙運動的價值顛覆，道德責任確定性的根據主要有絕對命令的義務論、功利主義、契約論、美德論等幾個基本理路。

康德絕對命令的義務論思想給義務的規定性提供了一種令人震撼與景仰的理路。這是一種普遍有效性的道德要求。康德合理地揭示：一種善的道德義務必定具有普遍性。

結果論倫理學

功利主義，即效益主義，是道德哲學（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提倡追求「最大幸福」。主要哲學家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傑瑞米·邊沁等。功利主義亦稱「功利論」、「功用主義」，通常指以實際功效或利益作為道德標準的倫理學說。

正義倫理

《正義論》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治哲學與倫理學著作，作者是約翰·羅爾斯。1971年初版，1975年與1999年出版修訂本。在該書中，羅爾斯嘗試用社會契約的衍生方式來解決分配公正的問題。

由此產生的理論被稱為"justice as fairness"（以公平體現的正義，或略作公平即正義），理論導出了他的正義兩原則：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其中平等原則詳細表述為機會均等原則和差別原則。

Ⅸ 道德發展6個階段的理論

柯爾伯格的理論認為道德判斷作為道德行為的基礎，可以區分出6個發展階段，這6個階段屬於3種水平：前習俗水平（1. 服從與懲罰定向；2. 利己主義定向 ）、習俗水平（3. 人際和諧與一致 ，即好孩子定向；4. 維護權威與社會秩序定向即法律與秩序定向）和後習俗水平（5. 社會契約定向；6. 普遍倫理原則 即 原則與良心定向）。 ，每一個階段都比前一個階段對倫理困境的回應更為適當。 也宣稱邏輯與道德發展貫穿各建構的階段。 柯爾伯格認為道德經驗重於道德環境。
下面是具體資料網址，這里因為字數有限就簡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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