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修文

① "貞觀之治"對你的"當兵的中國夢"有什麼樣的啟示

「貞觀之治」對實現中國夢具啟迪意義
李世民作為唐朝第二個皇帝,曾飽嘗戰亂之苦,對流離失所的痛楚深有感觸,故其在執政的二十餘年間,一直把安定、四境安寧作為自己追求的政治理想《資治通鑒·唐紀》中所記載的李世民的治國之道等,對於我們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具有積極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一、以史為鑒,居安思危
李世民所謂「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論斷,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李世民及其臣僚的上述論述表明,一個國家要興旺發達,真正強盛起來,必須善於借鑒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二、廣開言路,虛心納諫
李世民廣開言路、虛心納諫,對於實現「貞觀之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很值得我們領導幹部借鑒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批評甚至尖銳批評,領導幹部應當以大度能容的胸懷,虛心聽取,擇善而從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工作少走或不走彎路
三、以德為先,任人唯賢
歷史的經驗表明,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如今,選賢任能是各級領導幹部必備的素質誠如李世民所說「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賢才」領導幹部選人用人,既要看其德,又要察其能；應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
四、崇尚節儉,力戒奢侈
「成由勤儉破由奢」是一條深刻的歷史經驗.
李世民曾對大臣說：「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由此成千古名句
去年年底,中央作出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就改進作風、厲行勤儉節約等提出明確要求,並強調首先從中央政治局做起八項規定出台後,各地狠抓落實,收到了明顯成效眼下,應當針對新的傾向,加大落實八項規定的力度,不斷以良好的黨風政風帶動民風
五、嚴守法度,依法治國
李世民說：「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他認為,「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猶如「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
維護法律的穩定性,也是李世民關注的一個問題他認為,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為了使大臣懂得此理,他指著殿屋說：「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
當今,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既要築起法律的防線,又要築起道德的防線古人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黨員幹部作為社會的中堅力量,應當嚴格執行《黨章》,做遵紀守法的表率.
六、關注民生,維護民族團結
李世民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李世民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當李世民將蝗蟲吞進嘴時,大臣諫阻,其硬吞之在李世民執政的二十餘年間,他一直堅持輕徭薄賦、反哺於民,因而得到了老的衷心擁戴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貞觀年間,各民族之所以能夠和睦相處,與李世民推行的民族政策密切相關他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亂」同時,李世民堅持「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在他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李世民說：「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
總結:歷史是一面鏡子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李世民的治國之道固然有其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但仍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如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天職的共產黨人,應當以史為鑒、以史資政,以超越前賢的勇氣,肩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帶領人民,開拓進取,努力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② 隋朝皇帝穿的是冕服，唐朝皇帝穿胡服，這是為什麼

樓上的，隋朝是建立在北周的基礎上的。五胡亂華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在北魏統一後就趨向穩定了，這就是南北朝：南朝是宋齊梁陳；北朝先是北魏一統，在孝文帝推動漢化遷都後，六鎮胡兵（府兵）和漢化政權矛盾激化，造成六鎮民變，爾朱榮死後高歡（胡化的漢人，鮮卑小字乞豆陵）吸收了六鎮勢力，割據北朝東部建立東魏（後人仿效曹魏篡位建立北齊）。隴西軍閥賀拔岳部將宇文泰擁立北魏孝文帝的孫子元寶炬為帝，與高歡所建的東魏對立，建都長安，稱西魏（後人也篡魏建立北周）。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華北。581年，楊堅代北周，改國號隋，北周亡。宇文泰改革軍隊統轄系統，建立府兵制，以擴大兵源。這個制度為隋唐所沿用。形式上採取鮮卑舊八部制，立八柱國，實為六軍。每個柱國大將軍下設有兩個大將軍，共12個大將軍；每個大將軍下有兩個開府，共24個開府；每個開府下有兩個儀同，共48個儀同；一個儀同領兵千人。這樣，六柱國合計有兵四萬八千人左右。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府兵。
外交上，宇文泰採取了和北攻南的政策，對於北方的突厥、柔然曾通好，但對於南朝則採取攻勢，先後進佔了益州和荊雍等地。
政治上，宇文泰實行以德治教化為主，法治為輔的原則。法律上，主張不苛不暴，而「法不阿貴」。思想文化上，推崇儒學，曾在行台設學。俘虜王褒、宗懍等均受到禮遇。後又令盧辯仿周禮更改官制，實行北周六官制，甚至政府文告也要仿先秦體。
宇文泰恢復鮮卑舊姓，如恢復皇族元氏為拓跋氏。而所將士卒也改從主將的胡姓。從形式上胡化一批的漢人，楊忠(隋朝皇室先祖)授普六茹氏，李虎（唐高祖李淵祖父）授大野氏。
隋文帝楊堅（541年－604年8月13日），華陰人，隋代開國皇帝，謚號文帝，廟號高祖，581年3月4日－604年8月13日在位，在位23年，604年病逝於大寶殿，享年64歲。楊堅是漢族，不過擁有鮮卑族的姓氏和小字，鮮卑小字為那羅延(金剛不壞)，鮮卑姓氏為普六茹，為普六茹鮮卑姓氏是其父楊忠受西魏恭帝所賜的，後楊堅掌權後恢復漢姓「楊」,並讓宇文泰鮮卑化政策中改姓的漢人恢復漢姓。
胡化的漢人高歡不肯重認老祖宗是為了穩定國家的基礎六鎮勢力（大多數是鮮卑人，還有鮮卑化的漢人/匈奴/羯族/丁零。。。。。。），胡人在當時視漢人為豬狗，可以隨便殺戮，正是這種歧視也是漢化的北魏覆滅的原因。可見東西兩魏都吸取北魏滅亡的教訓，對漢化後進行更正，進一步胡化。
楊堅不一樣，首先他來自北周統治集團——鮮卑關隴集團。他是篡位者，為了與宇文氏劃清君臣關系，申明自己的正統地位，推行漢化，去鮮卑化。
李唐雖然也是漢族，但是從鮮卑化的漢人李虎（李淵祖父）開始世代與鮮卑貴族通婚，獨孤氏，長孫氏，宇文氏，可以說骨子裡胡人血統更多。隋朝滅亡，各地軍閥和農民起義軍都被李唐滅亡，所謂漢人正統的南朝早已滅亡，自己本身就是隴西貴族，除了和中原沒有任何關系的突厥，李唐在立國時沒有藉助任何外部力量，十分自信，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再說在從五胡亂華開始到隋末胡漢的界限沒有這么重了。穿胡服反映了李唐皇室心中歸屬。

③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極為豐富，百家爭鳴，以儒家、法家、道家為代表。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仁政、德治、禮制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惡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達到崇君權和富國強兵的管理目標。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張，進而提出無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指出要實現的管理目標是至德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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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聖」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值得商榷）。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的另類。在先秦諸子諸家當中，唯獨法家的思想，是必須獻出性命來實踐，流出鮮血來祭奠，是血染的思想。這裡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當時許多有罪或者無辜的貴族和貧民，還有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韓非。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

道家主張「齊物」「逍遙」，對萬物的態度是「無所恃」。

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大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剛柔並濟等政治、經濟、治國、軍事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是「諸子百家」中一門極為重要的哲學流派，存在於中華各文化領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④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是什麼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思想：

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論。等到最後提出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儒學是一種以人為文明核心為主體的思想。

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論。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無為而治論。指出要實現的管理目標是至德之世。道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大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剛柔並濟等政治和軍事等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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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特點：

1、把人作為管理的重心。

2、把組織與分工作為管理的基礎。

3、強調了農本商末的固國思想。

4、突出了義與情在管理中的價值。

5、贊賞用計謀實現管理目標。

6、把中庸作為管理行為的基準。

⑤ 百萬雄師過大江時宿松人有沒有什麼英雄故事

徐厲，原為江蘇沛縣人，後以侯入籍松茲，子孫世居於此，是宿松進入正史的第一個名人。公元前208年，他以舍人身份，從劉邦在沛縣起義，逐鹿中原，成為漢高祖手下一名侍衛官員，入關後，封為「郎中」之職。天下平定後，徐厲為常山郡國丞相。公元前184年，高後立常山王劉義為帝，免去徐厲丞相職務，封為松茲侯，當時松茲國駐地叫仙田鋪，地處廬江郡西部，尋陽東北，皖縣西南。徐厲到封地後，勵精圖治，把境內治理很好，民歌富庶，國號昇平。公元前174年，偃武修文的夷侯病逝於松茲，其侯爵由其長子徐卓承襲，綿延三代之久。徐厲的業績，載入司馬遷的《史記•年表》，為松茲人民眾口皆碑。
張何丹，原為四川人，後定居松茲。西漢末年，曾在朝廷擔任散大夫（諫官）之職，因秉性忠直，多次上疏彈劾王莽，被貶為松茲縣令。張何丹至松茲後，愛民如子，十分重視農業，培育出一種穗大粒重味道香甜的優良稻種?仙田瑞谷。後來他把縣治從仙田鋪遷至今縣城。張何丹為官期間，日夜操勞，講究法治，體恤民情，為百姓做了許多實事，其中「斗米斤雞」奇案，一直傳誦至今。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公元176年，出生於今宿松縣陳漢溝。漢獻帝興平元年，陳武被孫策拜為別部司馬。建安四年，陳武組建新軍。公元前208年赤壁大戰中，陳武為第四隊領兵軍官，軍功卓著，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八月，陳武從孫權擊合肥，為救孫權，奮命戰死，時年四十歲。武有兩子，長子陳修，封都亭侯；次子陳表，封都鄉侯。父子三人的業績，均載入《三國志》，饒有名將家風。
周本，系南郡太守周瑜長子後裔，公元860年生於舒州宿松縣原梅墩鄉。少孤貧，有勇力，曾遇猛虎於嚴恭山上，徒手格殺之，從而聞名遐爾。適值五代十國，干戈紛起，群雄割據，本自26歲時即在池州節度使趙?帳下為將。由於屢建奇功，在楊行密進入楊州受封為淮南節度使時，遂授周本淮南馬步使之職，協助掌管兵權。907年，吳帝嘉其能，升本為信州刺史。923年，唐庄宗封本為雄武將軍、德勝節度使、安西大將軍、西平王。周本雖受唐封，守地仍在吳國境內，悉心輔佐楊浦。937年10月，周本憤恨成疾，憂郁而死，謚恭烈，歸葬與故鄉且寄沖潘家沖鳳形山。周本是宿松進入正史襲封王爵的唯一名人。周本長子周鄴，少驍勇，常隨父出征，屢建戰功，遂在信州擢為吳國部將。後隨本駐守壽州、廬州、廬江等地，凡軍政要事，多有效勞。後周本去世，南唐授周鄴為廬江節度使。其弟弘祚，亦仕南唐為舒州刺，史。父子三人，皆載入國史，祥於邑乘，其豐功偉績，勁節英風，在十國春秋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頁。
郝傑，字元英，宿松人。少孤，家貧，立志於學，攻讀經史，才名遠播。宋高宗南渡後，金人不斷入侵，傑懷著抗金熱忱，奉檄從軍，來到舒州郡里，由於朝廷苟且偷安，地方官員庸碌無為，報國之志，久不得遂。後敬謁朱?於道中（今新安嶺），被朱?收為學生。郝傑從朱子至白鹿書院後，質疑問難，深得宋代理學要領，進步很快，每言學，以有濟於人物為實際，不尚空談，弦誦中嘗有匡復社稷之志，著策百篇，闡明政見，惜未問世而失傳。傑的草書流利而有工力，人們用「善草如斗」、「縱橫皆有趣」來形容，可惜天不假之年，未滿三十而離世，但留下了不朽之名。
石良（1319?1394），號松顏，系南宋都統轄石興宗之孫，宿松縣杜溪庄人。自幼秉承祖教，家居習武，略讀經史諸書，洞悉時勢。1361年，率兵赴九江歸順明太祖，授良為統兵元帥，鎮守宿松。次年將糧草運至鄱陽湖，救朱元璋於陳友諒的圍困之中。1363年參加朱元璋與陳友諒的鄱陽湖大戰，立下大功。1369年被太祖敕封為武德將軍英武衛管軍正千戶，充任指揮，鎮守亳州。1377年，被封為武節將軍。石良大約是在洪武十九年致仕回家主修石氏首屆宗譜的，由長子石鏡襲其封爵，明太祖封賞石良回家可造座宰相府，良還鄉就造了座一進九重的官廳，石宰相屋的名稱由此而生。
金忠士（1556?1618），字元卿，號麗陽，宿松城關人。幼聰穎，家貧而不輟學，1591年，一躍舉於鄉，深為臨川章伯玉所器重。次年入京應試，登進士，授江西樂平縣令。忠士初任有聲，民歌德政，1599年，召為監察御史，屢疏陳時事，言皆耿直，聲震天下。不久，奉命巡按貴州、浙江、河南三省，天子甚嘉其功。1610年還京，遷掌河南兼山東、陝西監察御史。在萬曆四十四年，詔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朱書（1654-1707），名世文，字字綠，又名杜溪，自幼聰穎過人， 10歲能誦許多古典詩文， 20歲即在杜溪和嚴恭山設立書館。31歲，結識桐城學派戴名世，結為文字友，幾年後選貢入太學，中年游歷全國，寫下不少作品，文稿現存《朱杜溪先生集》、《游歷記存》、《評點東萊博文》等。50多歲登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佩文韻府》和《淵鑒類涵》。1707年六月十九月病逝於京師。戴名世贊其「才氣橫絕一世，文章為百世之人」，時人每論及桐城文風，都說「朱書、方苞、戴名世」堪稱清代文壇上的三顆明星。
羅遵殿（1798?1860），字有光，號澹村，宿松縣隘口鄉羅家老屋人。自幼發憤好學，23歲即中舉人，後四年，入京應試，登進士，從此開始了仕宦生涯。起初，以知縣職發往直隸，19年補唐山知縣，20年調清苑知縣，在蒞任期間，廉勤公正，體恤民情，萬眾載道稱治。22年，擢為直隸州知州，後調人湖州府知府。道光27年，擢湖北安鄖荊道，前後凡三蒞任，達十載之多。咸豐九年四月，簡授福建巡撫後，八月至京，九月改調浙江巡撫，與守將和民團駐守杭城，後失陷殉職。歿後第二年，御賜碑文，追贈為右都御史銜，予謚壯節，賞騎都尉世職，其子忠祜，後為安陸知府。清國史管為壯節公立傳保存，並如祀京師，以彰其從容就義之節。
段光清（1798?1878），字明俊，號鏡湖，宿松縣仙田莊段家老屋人。少有大志，勤學好問，道光十五年舉於鄉，二十四年，又以大挑一等，用為知縣，發往浙江，歷任建德、慈溪、江山等縣知縣達八年之久，後任寧波府知府，補西防同知，盛譽播及各省。咸豐四年，升為杭嘉湖兵備道，調補寧紹台兵備道。咸豐八年，升浙江按察使，晉封吏部左侍郎、光祿大夫（一品）。同治四年，復任杭嘉湖兵備道，至時銳意興修，使此處居民世受其澤。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宿鬆鬆塘庄人。因其父經商湖北，遂入籍湖北黃陂縣，黎十四歲隨父移家北上，寓居天津。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1884編入北洋水師。1895年應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召赴寧，曾三赴日本考察軍事、政治，頗受器重。1906年擢升暫編陸二十一軍統領。武昌起義時，他出任革命軍湖北軍政府都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當選為副總統。1915年袁世凱稱帝時，黎元洪極為反感，被封為武義親王，未受。袁世凱死後，繼任總統。後段祺瑞利用張勛將黎驅走，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1922年，他在直系軍閥支持下復任總統，後被直系軍閥驅逐。晚年投資實業，逝於天津。
徐文藻（1905～1928），名長良，生於宿松縣佐壩鄉松梅嶺一個地主家庭。幼念私塾，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考入湖北法政專科學校。北伐軍進攻武漢，他受黨組織派遣回到宿松開展地下斗爭，宣傳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建立秘密活動中心，培養發展黨員。1927年1月，由中共黃梅縣第三區區委書記李實秋主持，在縣城天主堂建立了由4名黨員組成的第一個中共宿松支部，徐文藻任書記。受革命聲勢震撼，縣公署抓獲徐文藻，後被保釋。出獄後成立了國民黨宿松縣左派縣黨部籌備委員會和北伐向導隊、後援會，徐文藻任常委主持全面工作。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徐文藻領導中共宿松支部和縣黨部與國民黨右派勢力針鋒相對進行斗爭，開展轟轟烈烈的討蔣活動。5月28日凌晨，安徽省政務委員會派團長吳振東率一連兵力突襲宿松縣城，徐文藻與共產黨員鍾國漢、何瀛、尤振球不幸被捕。在獄中，他堅定對付敵人拷問，寫密信指示如何堅持斗爭。次日下午，年僅23歲的徐文藻與鍾國漢，在縣城老廳凜然就義。
黎光祖（1915?2006），宿松縣五里鄉牌樓村人，安徽省著名紅軍書法家。1935年，黎結束私塾學習到南京謀業，尋機就讀安徽公學，萌發報國志向；次年北上京都，參加清華大學校內讀書活動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1937年，他奔赴山西太原，考入抗日軍政訓練班。全國抗戰爆發，他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開辟太岳抗日根據地時，他走村串戶，寫標語、畫漫畫，動員群眾抗日。爾後，相繼刻寫油印《行軍日報》、《野火報》。抗戰勝利後，主編《前進》報。1958年轉業，任安徽省新聞圖片社社長。黎自幼聰敏好學，喜詩文，酷愛書法，博採眾長，獨具風格。曾在黃山桃花溪旁創立「黃山畫店」，在合肥創辦黃山書畫院。其書法作品多次在京、滬、廬等地展出，出版《黎光祖離休書課》、《采熔軒書法集》及《黃山百詠》和《離休呤》詩集。黎光祖離休後仍任天下名人交流研究會顧問，中國王羲之研究會顧問、中國洞庭書畫院高級書畫師、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中華詩詞學會的會員、安徽老年書畫聯誼會、太白書畫院的顧問；安徽書協名譽理事，黃山書畫院名譽院長、安徽省松園竹雨藝術家學社社長。
李實秋1923年考入宿松縣第二高等小學。1925年在黃花鎮陳道士灣以教私塾為名，從事革命活動。同年加入中國-黨。6月，任四區（獨山）區委書記。建立了獨山、潘鋪、宿松等地黨的支部；積極組織獨山、上沿、下新等地農民協會。1927年1月，調縣農協會任組織部長。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以後，轉入地下斗爭。1928年1月，轉移到安徽省望江縣，與當地黨的組織接上關系，以當船工為名，繼續堅持地下斗爭。5月被捕，押回黃梅，臨危不懼，視死如歸。臨刑前揮筆自挽：「坐望江牢，戴九江鐐，歸到黃梅終一死；國民黨壞，-黨好，奉行赤化祝千秋。」橫額：「痛哉快哉！」還寫了「中國-黨黨員李實秋之墓」的碑題。在「農民兄弟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中從容就義。
劉奇葆，安徽宿松人，1953年1月生，1968--1972年 安徽省宿松縣洲頭鄉金壩村劉屋生產隊指導員，金壩村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1972--1974年 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學習，1974--1977年 安徽省委宣傳部理論研究室工作，1977--1980年 安徽省委辦公廳秘書處秘書，1980--1982年 共青團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1982--1983年 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1983--1985年 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其間:1984--1985年掛職任宿州市委副書記、市長)，1985--1993年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其間：1991--1993年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在職研究生)，1993--1994年 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1994--1997年 國務院副秘書長，1997--2000年 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2000--2006年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黨委黨校校長，2006-- 2007年12月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自治區黨委黨校校長。2007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2月28日辭去廣西壯族自治區十屆人大常委會主任職務。2008年1月在四川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為四川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是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屆中央委員，2006年10月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補選為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葉尚志 男，1919年9月出生，安徽宿松人壩頭人，中共黨員。上海市委組織部原副部長。建國前從事軍事、政治和幹部教育工作。建國後長期從事統戰、民族、教育、組織等領導工作。是上海市副市級離休幹部。現任中國人才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統戰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詩詞學會理事、上海行知教育促進會名譽理事長、上海安徽經濟文化技術促進會會長、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特邀顧問、高等院校兼職教授、名譽教授等。近著《靜悟遐思錄》《世紀留筆》姐妹篇文集兩本和《葉尚志詩書畫集》。

⑥ 李世民法治思想包括

寬仁慎刑、以身作則，以道德為約束，審慎周詳，是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內容。

1、「寬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唐太宗即位後，沒有聽從以封德彝為代表的老臣建議採用「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式的治理方法，而是採用了魏徵以寬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張。魏徵認為，「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若國家選用了這樣一條治國道路，就應該「慎刑恤典」。
貞觀元年正月，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本著「意在寬平」的原則厘改法律。他們以隋代《開皇律》為藍本進行損益，使問世的唐律較之前代簡約許多。貞觀十一年正月，新律詔頒全國，是為《貞觀律》。《貞觀律》集眾律之大成，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可謂「審慎周詳」。唐太宗還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執法之官，緣此舞弄」，極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誡立法者，「宜令審細，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齊劃一；又修訂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種類型，與《貞觀律》相輔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規物程事」（見《唐六典•刑部尚書》）。長孫無忌等人在立法過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可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這是強調若法不穩定，律文多變，使人心多惑，無所適從，所以立法者要審慎而行，不可輕立，既立之後，「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唐太宗對死罪的處理尤為慎重，除了堅持三覆奏的程序外，還要求處決死囚時，要和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定。這樣，由於《唐律》中較之前代大幅度減少了死刑的條文，議決時又無比慎重，到貞觀四年，全國斷死刑者僅二十九人。盡管這樣，唐太宗還不滿足，到了貞觀五年頒布詔令：「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對於不遵守覆奏程序規定的執行者，給予流刑和徒刑，體現了《貞觀律》的仁義精神。
2、剋制己欲自覺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國家的最高立法權和司法權都集於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見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時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認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覺地將自己的皇權歸入國法規范之中。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某縣令裴仁軌犯了輕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處以斬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晝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從七品官員，卻敢於直言「法令者……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這份勇氣委實可嘉，善於納諫的唐太宗最終收回成命。
唐太宗非為聖人，一樣有喜怒哀樂，但他勇於納諫，手下又有一幫守正善諫的臣工，所以能夠克制己欲，按照國家法律辦事，成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導下，貞觀初年良吏輩出且執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舊唐書•良吏傳序》贊道：「太宗皇帝削平亂跡，以是人知恥格，蘇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
歷朝歷代，許多皇帝蔑視國法，極力放大皇權，對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唐太宗認真地總結了前隋的教訓，嚴於律己，也不放縱皇族親戚。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謀反案發，洋州刺史趙節參與其中，按律當死。趙節是唐太宗姐姐長廣公主的兒子，長廣公主含淚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夠赦免兒子的死罪。唐太宗搖頭不許，說道：「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並告誡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歡樂。」可見唐太宗的守法目的並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權長治久安，於是整個統治集團可以「長守富貴」。雖如是，立法寬仁、執法公平畢竟可以使「百姓安寧」，客觀上促使了社會和諧，百姓安居樂業，這也正是貞觀法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3、追求道德約束的境界
唐太宗通過弘文殿辯論，採用了魏徵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國」主張，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會進行實踐。為此尊儒崇經，刊定《五經正本》；偃武修文，營造安靜社會以利農事；大興禮樂，將儒學思想散入鄉約族訓，形成以禮制律、刑外禮內的局面等等。從法律的角度看，人們能夠自覺地用「近君子、遠小人」的儒家規范來約束自己，即是強制性地按律令條文被動執行的更高級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過程中，繼承與發展漢以來援禮入律的傳統，將儒家禮學作為制定與修改律令的指導思想，頒布的《貞觀律》中的大多數篇章皆是按禮定律的。後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具體執法過程中，唐太宗善於從儒家「教化」的角度來深耕，力求突破相對刻板的律令條文，以期達到更好的社會效果，從而深化人們自覺地按儒家規范行事的觀念。

⑦ 求古代關於「和諧」精神的古典論述。

中國古代和諧社會思想簡論

「和諧」作為中國社會悠久而珍貴的思想文化傳統和價值追求，包含了我們祖先關於自然、社會和人生的哲學智慧，是理想的社會發展目標。「和諧」的思想貫穿於中國思想發展史的各個時期以及各家各派之中，積淀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核，它不僅閃爍著東方的哲學智慧，顯示出獨特的價值取向，而且在維系社會穩定、促進社會進步、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和諧與和諧社會的含義

從《尚書》、《周禮》到《說文解字》，「和諧」兩字都是指音樂的合拍與禾苗的成長，後人引申為各種事物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和有條不紊、井然有序的發展。

「和諧社會」，是人們普遍嚮往和不懈追求的社會理想。其基本內涵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強調「天人合一」；在人與人的關繫上，要求「和睦相處」；在人與社會的關繫上，崇尚「合群濟眾」；在各種文明的關繫上，主張「善解能容」、「和而不同」。

二、和諧的社會模式

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同追求和理想境界。道家的「小國寡民」，主張無欲、無為、無爭；墨家的「愛無差等」，倡導兼愛非攻、尚同尚賢；法家的「富國強兵」，倡法治，求實效；佛家的「善地凈土」，強調同體共生、樂善好施，都是對理想的和諧社會模式的不同表述。但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會」。

「大同社會」代表了中國古代理想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與柏拉圖的「理想國」同期，比歐洲最早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還早二千年。《禮記·禮運》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東漢鄭玄解釋說：「同，猶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與「太平」，也就是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經數千年來各種思想的融合，中國傳統文化所提出的和諧共生理想，已成為以「和」為核心，兼顧多元、和諧有序、包容開放的一套哲學倫理體系。

農耕文明時期古人的和諧社會觀，雖然有著歷史局限，但「大同社會」卻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孜孜以求的一個偉大理想。不僅歷史上無數仁人志士為此而不懈奮斗，而且當社會主義思潮於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之後，為了便於民眾理解和響應，都把西方社會主義比作是中國的「大同社會」。正如湯因比所言：人類已經掌握了可以毀滅自己的高度技術文明手段，同時又處於極端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營壘，因而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

三、和諧社會的基本內容

1、人與自然和諧

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對立。其經典論述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強調人類必須以遵循自然規律並把它作為自己的行動准則。《說文解字》雲：「天，從一，從大」。「天」字，甲骨文金文皆象人形，人之上謂天，對「天」的態度，也就是對宇宙的態度。「天」，最初是自然的崇拜對象，後來成為至高無上的天神。而君王是天神的代表，被天神賦予了統治人間的權力。所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錢穆說：「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天人合一代表著中國的人文精神，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界的統一。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人與萬物都是自然的產兒，主張「仁民愛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愛」精神擴展至宇宙萬物。道家把自然規律看成是宇宙萬物和人類世界的最高法則，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比人與人的和諧還要崇高。佛家認為萬物都是「佛性」不同的體現，所以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各家在人與自然和諧的觀點上是一致的。

中國古代哲人根據「天人合一」的觀念，要求以和善、友愛的態度對待自然萬物，善待鳥、獸、草、木，提出了豐富的保護自然資源的思想。孔子提出「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主張只用魚竿釣魚，不用大網攔河捕魚，並反對射獵夜宿之鳥。史書上記載的「網開三面」、(《史記·殷本紀第三》)「里革斷罟」(《國語魯語上·里革斷罟匡君》)等典故也體現了古人善待自然萬物的生態倫理思想。

中國古代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深深體現著生態智慧與「王道政治」的完美結合。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與自然和諧是生存發展與社會安樂的基礎，即所謂「王道之始」。

2、人與社會的和諧

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社會和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政治和諧。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於「以德治國」與「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於孟子所說的以民為本。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都具有樸素的民本思想，同時也有一些開明的封建君主也能清醒地認識和妥善地處理君民關系，努力實現君民和諧。如唐太宗把老百姓和君主的關系比喻成水和舟的關系，認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避免「覆舟」悲劇的出現，他反復強調「存百姓」的思想，主張「君能清靜，百姓何得不安樂乎」(《貞觀政要》唐太宗問政房玄齡等)，並努力做到戒奢從簡，輕徭薄賦。

其二，經濟和諧。儒家對百姓要「先富後教」。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即必須讓百姓擁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會變得穩定和諧。儒家尤其反對「富者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兩極分化現象，認為這是社會動盪的根源。

其三，文化和諧。發揚中國文化的一統多元性。一統性在於大中華需要一個能兼容並蓄的主導意識形態，多元性在於各種思想能在此基礎上相互交流與爭鳴。從先秦諸子百家始，經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至清代朴學，以儒家文化為基礎，各種學派與民間信仰相互激盪成為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實現了「以儒治國、以道養身、以佛養心」，正是「和而不同」內在精神的體現。

3、人與人和諧

在人與人的關繫上，提倡寬和處世，創造「人和」的環境，追求以「和諧」為主題的大同社會。其中，儒家倫理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於以寬厚處世，協和人我。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孟子也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還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還提出了仁、義、禮、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實現人的和諧以及社會和諧的道德原則。

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反對社會沖突。《老子》給人們描繪了一個人與人之間「無欲」、「無為」、「無爭」，彼此和諧相處，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理想社會。老子提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提出的「無欲」、「無為」、「無爭」，「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張，總是要人們效法天道，實現相對均衡。古人設想中的大同社會，作為一種崇高的理想境界，始終引導著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際和諧為基本特徵的社會發展目標。

和諧人我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創造寬厚處世、協和人我的人際環境。他的「仁愛」有兩條實施途徑：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世界各大文化與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認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黃金律」，具有普世價值。孔子還特別強調「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將以「和」為主的道德原則制度化，使之成為可操作的「禮」。「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記·樂論》)。「禮」的作用就是通過「人和」來實現社會和諧，這便是「禮之用，和為貴」。

4、人與自身和諧

儒家雖不提倡禁慾主義，但一直強調要通過正心、誠意、修身來規范人的行為。孔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精神生活，特別是在於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愛」為中心，推演出：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把培養有道德的人作為學問的根本，認為這是社會穩定和諧的根基。道家也主張以謙下不爭、清靜無為的方式來達到人的身心和諧，「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有了和諧的人格，就能消除個我的固蔽，以開豁的心胸與無所偏執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講修來世，力圖以事事無礙的超然態度進入一種徹悟的心靈境界，實現自我身心的和諧。

在心與身的關繫上，孔子主張人之身心和諧，主張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態。

一是正確處理理與欲的關系。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但孔子也強調「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就是說孔子承認人的正常慾望，但他反對把滿足慾望當成行為處事首要的和唯一的出發點，無論是得富貴，還是棄貧賤，都應通過正當的途徑和方法而不是不擇手段地貪求妄取。

二是正確處理窮與達的關系。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意思就是說天下有道時，要轟轟烈烈地大幹一番，如果不好好乾，是一種恥辱。當天下無道時，就該隱居退避，如果喪失原則，同流合污，也是一種恥辱。這一思想被孟子發展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三是正確處理外在身份和內在品質的關系。孔子時期，聖王分途，即內聖品格與外王品格不再統一，出現了人的政治身份和道德身份的分裂。在如何達到身心和諧問題上，孔子更注重「為仁由己」的思想，這就表現了孔子對自覺性的高揚，對主動性的強調。「由己」，就是靠自己的自覺，靠自己的主動。有了「仁」的自覺，才會有「仁」的主動，有了為「仁」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我欲仁斯仁至矣」。

5、協和萬邦的和諧世界

在民族間、國家間的關繫上，主張和諧共處，協和萬邦。《尚書·堯典》說，「百姓昭蘇，協和萬邦」；《周易·乾卦》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主張萬邦團結，和睦共處。孔子提出「四海之內皆兄弟」，又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主張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對輕率地訴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無敵」，主張「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對霸道。王道與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做後盾，來處理國內和國際關系；王道則是以和平為手段，通過在彼此間建立相互信任關系而擴大自己的影響。

《禮記》中「以中國為一人，以天下為一家」的思想，說的就是以超越一國一族的「天下觀」，構築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左傳》寫道「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古代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共同體」，主張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

四、和諧的價值觀

中國傳統文化善於從矛盾對立的事物中發現有利於解決矛盾、消除分歧的積極因素，強調把「和為貴」、「求同存異」作為處理矛盾或沖突的最佳途徑和最高法則。中國古代思想家大多強調每個人只有通過「修身」即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才能做到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的和諧相處。因此，他們強調每個人都必須處理好人的精神需求與物質追求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謀取個人利益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關系，努力做到身心和諧，義利統一。如倡導「捨生取義」、「重義輕利」的價值觀，推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修養，和諧、和睦、和為貴、和氣生財、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處的思想等等，都表現出中華民族連綿不斷的基本精神特徵，在今天建設和諧社會以及追求和平發展的世界體系中，仍有著無法估量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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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 你研究下吧！
為什麼李廣難封呢？李廣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漢國防戰略發生重大轉折的關鍵時期。雄才大略的老闆漢武帝登基後，變「無為而治」為「有為進取」，一改漢高祖以來在匈奴和與戰問題上的消極防禦國策。對匈奴的侵擾，採取積極的反擊，運用騎兵集團縱深突襲的戰術，對匈奴貴族勢力實施殲滅性打擊。李廣作為在對匈奴消極防禦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將領，顯然無力承擔統率漢軍大規模反擊匈奴的重任，只好眼睜睜地看著以衛青、霍去病為代表的「新生代」將領後來居上，建功立業。而老闆漢武帝是論功行賞，只看能力不看資歷的。李廣的資歷沒說的，看著可畏後生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比自己地位更高，雖有不服，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沒辦法的事情。歷史的規律就是這樣無情。所以李廣難封。

當然，李廣抑鬱不得志，更是他個人軍事才能局限所致。作為一名久歷戰陣的將領，李廣驍勇善射，有勇有謀，敢於打硬仗，打惡仗，射術堪稱一絕，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譽為「飛將軍」，然而這種進攻格鬥上的剽悍驍勇，終究掩蓋不了李廣拙於戰役和戰略指揮的根本缺陷。記得李廣曾先後五次率精兵參加反擊匈奴的作戰，應該說殺敵立功、晉爵封侯的機遇多多，可他不是無功而返，就是損兵折將，根本沒有表現出「飛將軍」的風采。連續五次機會李廣都不曾把握住，這恰好說明，他疏於戰略戰役指揮上的大智大勇，不善於指揮大規模騎兵集團遠程奔襲、機動作戰。這正是他的致命傷，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主要原因。

如果要把老將李廣和少帥霍去病放在一起比較的話，那麼霍去病擅長長途奔襲那種打法，在漢武帝的軍事戰略由防守轉向進攻的大背景下，霍去病趕上了趟，迅速躥紅，成了偶像派少帥；而李廣就顯得落伍了，他的打法過時了，他的明星光環開始逐漸地暗淡下來。

如果拿李廣和衛青比，他名聲大震的時候，衛青還是個愣頭青，還是個皇姐平陽公主家裡的騎奴。可是衛青比李廣幸運，年輕就是本錢，誰叫他還是漢武帝的姐夫兼舅子呢？再說了，衛青的忠勇和才能也並不在李廣之下。老闆要提拔他，那是擋也擋不住的事情。

的確，在李廣身上，愛兵如子、身先士卒的優點很突出，「寬緩不苛」使得軍中的將士都無比愛戴他、恭敬他，以致他死後，「一軍皆哭」，連普通百姓也「皆為盡哀」。可是，他在治軍上放任自流，不講求以法治軍、嚴格管理，也是不爭的事實。行軍時「無隊伍排陣」，大軍休息時「人人自便」，連必要的警衛都不設置，太哥們化了。不分場合地「寬緩不苛」，人情味倒是濃了，規矩和士氣卻大打折扣了。勞而無功、戰績不佳，也就不難理解了。

⑨ 無訟在當今社會的意義

無訟思想的沿革與發展

「莫春者，春衣既成。冠者五六人，童者六七人，浴乎沂，風乎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這是《論語》記載的孔子和他的學生一道探討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學生曾子描述了他的治國理念受到孔子贊賞的一則故事。把國家治理成什麼樣子，治理國家手段靠的是什麼。孔子追求和嚮往大同、和諧、自由、沒有紛爭的理想境界是何等的超然灑脫。先哲們深邃的思想穿越遠古的時空，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經過2560餘年的發展、演變，已經深深地融入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現在、過去、未來，它都制約和影響著一個民族的內在心態、精神素質、思維框架、情感方式等。

孔子及歷代儒家傳統思想的「禮」與「樂」，「天人合一」，「和為貴」，「必也使無訟」，「天地之美，莫大於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更突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獨特智慧。這些獨特的思想智慧相互承傳，構成了中國古典哲學傳統和諧思想的理論體系。盡管各個流派對「和」都有各自的主張，都有自己的特點，但表達對「和」的理想與嚮往卻是相同的。據儒家經典記載，「小康社會」最初是指一種財產私有、生活寬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講究禮儀的社會。而後人把「大同社會」視為比「小康社會」更高級的社會。「大同社會」是一種公有共享、其樂融融、安居樂業的社會。這些思想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積淀和凝聚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心理結構的根基。

無訟思想對傳統司法的影響

從中國民族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角度來看，孔子的仁學是由血緣基礎、心理原則、人道主義和人格理想的四要素構成，它具有整體特徵的實踐理性，在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關繫上，主張無爭無訟，和諧共處，協和萬邦。《論語·顏淵》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以為為政者必使人不涉訟，方可貴也。為政者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恥且格，自無爭奪之事，便不至涉訟也。《尚書·堯典》曰：「百姓昭蘇，協和萬邦。」《周易·乾卦》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主張萬邦團結，和睦共處。孔子提出「四海之內皆兄弟」（《論語·顏淵》），又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主張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對輕率地訴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主張「以德服人」（《孟子·公孫丑上》），提倡王道，反對霸道。王道與霸道相反，霸道以武力為後盾，處理國內與國際關系；王道則是利用和平手段，通過在國際間建立相互間的信任關系而擴大自己的影響。在治國安邦問題上，孔子提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盍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主張「財均人和則安而無傾覆之患」。

近年來，一些學者認為，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認為儒家思想一味追求「和為貴」，培育了人們的消極容忍的心態。這種消極心態，小則使人隨大流，安於現狀，恥於抗爭，麻木不仁，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關心社會公共利益；大則使人自私自利，不問是非曲直，在違法犯罪面前，為了自保，不敢制止和反抗，一味遷就，乃至屈從，成為貽害忠良的幫凶。人類追求正義、理性的本能被和合倫理消解殆盡。和合倫理中沒有公平、正義和自由。和合倫理之下，法律之於違法犯罪者，和合倫理之土壤是生長不出法治之樹的。在此背景下進行法治建設，必然會發生「逾淮成枳」的現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當務之要是改良文化。文化背景對民主與法治建設的基礎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西歐民主與法治根植於兩千多年前的希臘羅馬的文化背景，但這些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同，西歐的文化及其文化背景之下的民主法治在中國行不通。繼承和借鑒是必要的，但繼承和借鑒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在繼承和借鑒的基礎上改變現狀，發展創新構建現代法治理論體系的手段，從而建立起在中國文化背景之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無訟思想對現代司法的啟示

中國現代法治進程既要求根本否定和改變傳統文化中腐朽沒落消極的傳統面貌，又仍然需要保存傳統中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沒有後者，前者無法成功。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法治是大方向，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具體治理方式必然不同。作為國家上層建築的司法，是要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具有特定的服務目的和價值取向。建國後，人民法官巡迴審判，就地辦案，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等系列審判方式得到了全面的豐富和發展。人民法院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基層法院為方便群眾訴訟，抽出一定的力量，組成巡迴法庭定期或不定期巡迴到點受案審理，人民法庭從實際出發，在廣大偏遠地區採取靈活多樣的形式，巡迴審理，就地辦案，法官在田間地頭與群眾促膝調解，拉近了與群眾的距離，把糾紛消滅在了田間地頭，將矛盾化解在了糾紛現場。追求「無訴」、「少訴」，這正是「和為貴」「必也使無訟」「天地之美，莫大於和」在現代司法中的反映。人民法院通過實施這種貼近群眾、便捷靈活、充滿親和力的方式來達到案結事了、減少訟累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人民法官巡迴審判就地辦案，在法律的框架內，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機制，規范巡迴審理工作，科學配置，合理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相對集中了人民法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了訴訟成本，解決人民群眾訴訟難的問題，兼顧考慮農民訴訟意識、交通條件、農忙季節等諸多因素，堅持以調解、回訪、案結、事了為重點的工作思路，通過各種形式，方便群眾訴訟，做好判後答疑工作，加強案件回訪。對典型案件或者有重大影響容易引發不安定因素的群體性案件，應根據案件情況，建立審判日誌，定期回訪，縮短法庭與農村的地理距離，拉近法官與群眾的心理距離。同時要繼續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促進社會和諧，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中國的貧困人口大都集中在農村，為了解決弱勢群體打官司難的問題，就要完善和落實好司法救助，要牢記人民群眾利益無小事，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通過立案、審判、執行等訴訟環節完善和落實便民措施。要完善方便群眾訴訟的各種制度以方便群眾訴訟；對城市「低保人員」和農村「五保戶」依法免收訴訟費；要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各種訴訟權利得以實現，盡最大的努力解決好弱勢群體訴訟難的問題。如此，才能凸顯人民司法的價值取向，真正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吳顯敏）

⑩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內容有：

1、唐太宗強調自己頒布的詔敕不能有違國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論或詔敕等代替國家法律，在實際執法過程中，他也能夠身體力行。

2、唐太宗明確提出了「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的思想，強調國家立法要簡約，執法要寬簡，切忌法繁刑密，條文復雜，嚴酷執行。

3、為保障唐王朝國家的長治久安，唐太宗認為必須杜絕執法混亂，要求「人有所犯，一一於法」，要求「理國守法，事須畫一」，要求「法之所行，無舍親昵」，強調執法務必公正，堅決不徇私情。

4、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

5、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唐太宗讓臣下按寬簡原則修訂法律，制定出《貞觀律》。減輕刑罰，修訂法律，制定了貞觀律。貞觀時期的社會秩序穩定，最少的一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