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道德沖突

㈠ 《復活》的含義是什麼

思想的復活，靈魂的復活，人性的復活，良心的復活，道德的復活（作者列夫·托爾斯泰晚年寫此作，他的道德觀、思想觀、人生價值觀、宗教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小說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本是一個貴族地主家的養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公爵誘奸後遭到遺棄。由此她陷入了苦難的生活，她懷著身孕被主人趕走，四處漂泊，淪為妓女達八年之久。後來她被人誣陷謀財害命而被捕入獄。十年後，聶赫留朵夫以陪審員的身份出庭審理瑪絲洛娃的案件。他認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遺棄的瑪絲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譴責。為了給自己的靈魂贖罪，他四處奔走為她減刑。
當所有的努力都無效時，瑪絲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與她同行。途中，傳來了皇帝恩准瑪絲洛娃減刑的通知，苦役改為流放。這時的瑪絲洛娃盡管還愛著聶赫留朵夫，但為了他的前途，拒絕了他的求婚，與政治犯西蒙松結合。這兩個主人公的經歷，表現了他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復活。小說揭露了那些貪贓枉法的官吏，觸及了舊法律的本質。
《復活》是托爾斯泰的晚期代表作。這時作家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襤褸憔悴的犯人；荒芫破產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手銬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㈡ 為什麼不能克隆人,克隆人會引起有關倫理或道德的什麼問題

反克隆人」究竟反對的是什麼？人們通常所說的反對克隆人，實際上並不是去反對那個虛擬的、名詞意義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動詞意義上反對以人為實驗對象的技術操作，繼而反對從事這種實驗的研究者。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所有與克隆人相關的新聞報道是否完全屬實，但我們應該相信，與克隆人相關的技術實踐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進行著。

反對理由:
1．克隆人研究的風險性
目前的動物體細胞克隆技術存在著難以預測和消除的技術風險，這已經成為人們在倫理學層面反對克隆人的一個重要科學依據。
克隆人將存在著較多的風險性
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普通公眾，始終都是從動物克隆技術發展的現況來類比克隆人研究的發展前景，並作為進一步推論的邏輯基礎。也即是，目前的動物克隆實驗仍然處於初始階段，克隆技術還很不成熟。在動物克隆實驗中出現的高失敗率、高風險、使用了大量的重組卵細胞、大量畸形後代以及發生排斥現象等問題，將會出現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僅僅通過某項動物克隆的成功個案來判斷克隆技術的普遍可行性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嚴謹的。科學家認為，要將動物（如綿羊）克隆實驗得出的技術經驗，應用到人類個體身上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這種不成熟的技術「硬要」作用於人體時，克隆人的過程將充滿各式各樣的危險。例如，英國胚胎學家威爾莫特認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慮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諾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實驗將會有同樣高的失敗率，正如試圖進行動物克隆時那樣。並且，現在或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可行的技術方法去檢查動物胚胎所有基因組的發育狀態。因而，人們無法保證最後植入子宮內的胚胎是否能夠發育正常，而不至於生下畸形兒或使代孕母體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另外，在上海召開的2002年國際人類基因組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來反對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國科學家，因為專家們最清楚，目前的技術離克隆人還遠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經歷了277頭克隆羊實驗失敗的波折，怪胎、畸形層出不窮，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時重演，誰來為277條生命的夭折負責？還有，克隆動物被發現存在早衰現象，尚無法解釋。不顧這一切而匆忙進行克隆人，很可能釀成大錯。從陳竺院士的言論來看，他也是以動物克隆的情況來類比未來克隆人的情況。中外科學家反復以「多莉」羊的情況來觀照克隆技術的發展，這說明在此領域中沒有更多的經驗證據來說明問題的實質和技術風險的大小。

2．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社會倫理
對於來自社會的對克隆人行為在倫理層面的指責，科學界不可能無動於衷。受此影響的科學家就發表了類似觀點，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恩里克•阿科爾西在2001年8月8日發表聲明指出，把克隆技術用於人類自己「有悖於人類價值、倫理和道德原則」。他代表世界醫學協會堅決反對克隆人實驗計劃。〔5〕從另外一個角度，威爾莫特對媒體說：「試想我的妻子與我和一個復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會產生一個極不尋常的關系，對我們三個人中的每個人，尤其那個復制的『我』都將十分尷尬。因此，必須堅決反對克隆人。」〔6〕
當然，科學家不是倫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他們不可能從倫理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層面對克隆人問題展開系統的、溯根求源式的學理分析。但是，他們作為現實的社會成員，他們在「克隆人」問題上就必然有著與其他社會成員相似的感覺。這樣，科學界從社會倫理層面來反對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科學道德
（1）科學道德與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職責
道德屬於一種社會意識，它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調整人們之間行為的規范和准則的總和。恩格斯曾經指出：「每個階段，甚至每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們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為醫師團體的職業誓約書就要求從業者：應盡自己的知識與能力醫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醫療行為，並堅守品性與道德規范。那麼，在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過程中，同樣要求人們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則。
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越來越強大，對社會的滲透越來越廣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會、倫理和法律等問題。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比以前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為科學而科學」、「科學不考慮效用或利益」 等說法已經不合時宜，科技工作者必須對「應該追求何種知識」、「所追求的知識應置於何種地位」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知識」等一系列問題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斷。這些問題早就引起科學界的重視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內的5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邁瑙宣言》中，針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反思說：「我們愉快地貢獻我們的一切為科學服務。我們相信科學是通向人類幸福之路。但是，我們懷著驚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這個科學向人類提供了自殺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創新的自由和權利。但是，科學研究的自由永遠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應對這種創新擔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關心自己的研究興趣，更要關心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這既是現代社會對科技工作者的一種強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應該擔負的一項歷史使命。其實，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後，兩大著名學術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報道與克隆技術研究有關的科學論文外，還連續發表大量出自科學家之手的評論文章，如「克隆：人將成為下一個」、「不要克隆人」、「風險與不確定性」、「『多莉』的考證」以及「什麼是克隆？並非你所想的那樣」等。這充分表現出科學界對克隆技術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風險問題的關注。今天，關心人類前途的科學家應該關注與克隆有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保證克隆知識和技術服務於社會，而不是傷害人類社會。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學家J. D. 沃森所說：「可以期待，許多生物學家，特別是那些從事無性繁殖研究的科學家，將會嚴肅地考慮它的含意，並展開科學討論，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學界已經形成如下一個規范：當一項技術在社會上有爭議時，科技工作者要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來評價這項技術。還要求科技工作者在從事科學研究時要更多地考慮選題的社會價值，而不能僅僅在某種好奇心或興趣的作用下隨心所欲地從事研究，更不能從事旨在「嘩眾取寵」或「怪異」的研究目標，如為了「復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進行「人畜細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爾莫特強調指出，自從進行動物克隆試驗之後，他從未考慮過進行克隆人試驗，克隆人試驗不僅會使被試驗者冒著很大的風險，而且這種實驗結果沒有什麼科學意義，不管從倫理道德上還是從醫學上講，都沒有理由這樣做。〔10〕
（2）盲目進行生物學實驗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人們經常談及的一個與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相關的生物技術研究案例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伯格教授人工構成了第一個重組DNA雜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學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帶有重組分子的細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為傳播人類腫瘤的媒介，會在社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議，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組研究。他還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學家發出呼籲：在重組DNA分子潛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適當的防護措施之前，應自動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擴增實驗。這些討論導致美國政府在1976年頒布了「關於重組DNA分子研究的准則」，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應用進行嚴格管制。後續的科學實踐證明，伯格等人對轉基因技術的危險性估計過高。只要人們在研究和實驗過程中嚴加控制，妥善管理，認真對待，採取嚴密的防範措施，這些潛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國政府在1979年就恢復了基因重組研究。〔11〕這種涉及生物技術社會利益與風險的科學爭論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感的自覺體現，也開創了一種應對新技術未知風險的合理程序。為避免新技術可能引起的禍害，應該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計劃與倫理規范，以暫時阻止那些後果尚未得到確切了解的實驗。這種從人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選擇科研課題的主張，既是一種科學選擇，更是一種道德選擇。
不少科學家認為，為了某種正當目的而進行生物學實驗是沒有過錯的，但安蒂諾里等人的克隆人行為是不負責任的。只要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的安全性還不確定，只要人們還未充分探討與克隆人體相關的道德問題以及不育夫婦是否還能夠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會對當事人造成某種「傷害」和「風險」的情況下，而執意去從事這類技術活動，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是一種犯罪行為。
（3）與嚴謹的科學精神不符
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關報道呢？很多科學家批評說，安蒂諾里等人的研究，不僅無視目前動物克隆研究中出現的各種風險，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也沒有解釋其所用的具體技術是什麼，以供科學界評議。安蒂諾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過大眾傳媒來宣布，這與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是不相符的，卻給人以「作秀」的感覺。美國《醫學倫理通報》的編輯理查德•尼科爾森說：「我認為安蒂諾里從來沒有考慮過後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贏得個人的聲望，是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進行這項極有爭議的實驗的。」〔12〕一些科學家強烈要求安蒂諾里等人對有關消息是否屬實給予切實的澄清。
事實上，在科學界有不少人對克隆人運動提出嚴重質疑。例如，從邏輯上講，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阿瑟•卡普蘭教授說：「那些科學家們聲稱有200多對夫妻排著隊，等候被帶到某個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細胞進行人工受孕，然後他們會照料每一個成功懷孕的婦女，這一切聽起來根本就不可信。」從技術上講，紐約一家醫療中心生殖內分泌學主任馬克•索爾曾針對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說道：「很難想像在門診所那樣的條件下做這件事，除了引起轟動效應還能有什麼別的。」〔13〕對於最近的「克隆人」新聞而言，身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布瓦瑟利耶卻沒有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學術背景，也從來沒有發表過與克隆技術相關的研究論文。此種情況下，她又該如何開展克隆人研究呢？試問，他們發布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裡呢？〔14〕在此，我們贊同我國知名學者周國平先生說過的一席話：「我對一切太喧囂的事業和一切太張揚的感情都心存懷疑，它們總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亞對生命的嘲諷：『充滿了聲音和狂熱，裡面空無一物』」。〔15〕科學研究不應只是一種外表非常熱鬧的事業，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獨和寧靜。
（4）反對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運動的一個重要動力，也就是一些人想像的有關克隆人的商業化企圖和潛在的巨額利潤空間。目前，我們不排除那些從事克隆人實驗者試圖從中謀利的可能。正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阿科爾西針對安蒂諾里宣稱的克隆人計劃所指，現在世界上准備實驗的克隆人計劃涉及到許多「經濟利益」，這些計劃企圖將克隆技術變成「大筆交易」，通過實驗追求「簡單的商品成果」。因此，對於打算以違背科學道德的克隆人行為作為牟利的手段，則應該予以堅決反對。

因為再好的科隆技術也會有可能失敗，這也是科學研究者公認的。而進行科隆人的技術就是對這種失敗可能性的放任，如果失敗了，就是對科隆人的傷害，而科學研究者就是過於自信的過失，要負刑事責任。

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的科學家理查德·費恩曼說過，科學是一把能夠打開天堂的鑰匙，但是它同樣也會將地獄打開。
主要觀點：克隆人具有自然人的法律主體資格 克隆人給社會帶來法律主體上的混亂 克隆人研究行為是違法行為 克隆人研究者涉嫌故意殺人及傷害罪 克隆人的受監護權被撫養權得不到保護 克隆人的生命健康權和人格權結婚權得不到保護 克隆人研究是對於進一步犯罪的引誘 克隆人的研究違背人類不變的倫理道德並且也是人類的陷阱

最近世界上一邪教組織頭目甩出一個令世人驚訝的消息，公開宣稱他們已經製造出了克隆人。此外2001年5月30日《南方周末》報科學版登載了一篇關於克隆人的文章，文中表達了我國的某些科學界人士支持克隆人的言論，近一年來，克隆人成為社會各界的熱門話題。在眾說紛紜的時候，我想由於知識所限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們並不了解克隆人的產生在法律方面存在著什麼頑疾。時到今日，長期沉積在我思索之中關於克隆人的看法，一刻也不能沉默。我想如果不以法律的名義向克隆人說不，也許好多人還會對克隆人報有迷茫、幼稚甚至無知的幻想，成為別有用心的科學狂人的被欺騙對象。就象《指環王》中魔鬼就要復活一樣，當恐怖即將襲來時，村民們卻在忘懷地喧鬧和狂歡。這使我感到不安，因為從法律角度看，支持克隆人研究就是一個走向危險的方向，法律反對克隆人！
本文所述是從法律角度剖析克隆人研究行為的違法性、犯罪性，以及克隆人如果出現的話，其主體性質、民事法律地位是如何的狀態。由於學識淺薄，未免有疏漏不足之處，但我希望以此來喚醒那些為克隆人研究搖旗吶喊的「無知」知識分子的靈魂，望廣大法律界同行為此深思，為此與我共同做出抵制克隆人研究的有益努力。

克隆人是人不是物
人們願意樂觀的看待克隆人研究，很大的因素是因為有些人會把克隆人研究的基因提取對象，以及把製造產生的個體當成物的客體或是說無人權的實驗體。當每一個從事克隆人研究的人對克隆人主體性質的認識輕松略過不加理會時，這種項目的研究就會顯得如同在動物身上研究鼠疫疫苗一樣積極。克隆人是不是人呢？我想克隆人當然是人。因為，克隆人研究只是突破了人類有性繁殖的傳統，使用了無性繁殖的手段，這種研究本身是攻克無形繁殖這一手段，其目的就是創造出與人一樣有智能的生命，即使其胚胎生成方式不同，但克隆人生理機能完全與人無本質差異。因此無論從一般視角還是法律視角，克隆人就是人。我們知道，即使是一個沒有知覺的植物人或神志不清的精神病人，他們都是自然人主體。人的主體資格權利能力不因是否具有完整的行為能力而受到限制或剝奪，人的自然權利、社會權利、法律權利都是平等的。基於這一點，所以說克隆人都應具有象自然人同樣的公民權利。即他們應當有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有性不受侵犯權，工作權，受教育權，甚至應有選舉權和結婚權等等。
也許會有極端者要說，克隆人不是人只是一個物種，就是幻想片中的機器人，就象美國片中的終結者一樣。這種回答是極為殘忍的，這會使人想起日本的七三一部隊，他們不是把人稱做是實驗品嗎。把人當作實驗品，殺人不叫殺人而是叫做實驗，這是魔鬼邏輯。如果這樣，克隆人的命運與動物在人類手中的命運還會有什麼區別？克隆人將因此沒有生命權、健康權。克隆人會不經法律允許被擅奪生命。克隆人將成為一種基因產品被任意交易。試想，如果這樣，人類社會豈不要倒退到比奴隸社會還要殘忍的境界，全人類都會陷入殘殺和掠奪，電影中的可怕世界也必然會成為現實。因為，沒有人會區別出克隆人與自然人的不同。只要有一個你是克隆人的借口，其隨之遭受的命運就可以和被宰殺的牲畜一樣可怕。
克隆人給社會帶來法律主體上的混亂
法律所調整的主體有真實主體和虛擬主體之分，虛擬主體有若干個如國家、國際組織、企業法人、政黨等都是，而真實主體只有一個，那就是自然人或者說公民。在只有一個真實主體類型的世界中，錯綜復雜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已經是層出不窮，試想如果出現了克隆人，這就意味著世界上出現了另一個真實主體，兩個真實主體類型的世界，世界必將導致更為混亂。

克隆人研究目的無益於人類
克隆人的研究不會帶來人類價值上的進步。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身體條件、膚色、身材，培養人的價值在於如何教育。一個自然人如果在後天的社會教育上不成功那麼他必然不會有很高的社會價值。既然決定人類命運的是道德和社會的教育，那麼的克隆人研究又有什麼意義呢？

克隆人研究的邏輯矛盾
克隆人不能因其胚胎方式的不同而降低或否定他不具有人的法律地位。但這樣就陷入一個矛盾，不把克隆人視為人是錯誤的，如果把克隆人視為人，那麼在克隆人的研究中，在作為一個技術手段的進步過程中，研究者必然就要殘害克隆人的生命，毫無疑問這就不是研究而是犯罪。
任何一個理性的人會支持一項以殺人為主要代價的研究嗎，更可怕的是這種研究的結果會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犯罪和災難，這就是一種讓人類走向滅亡的技術進步！

克隆人研究違法
克隆人的過程對於克隆人的生命健康存在著情節嚴重的傷害行為，這是違背憲法、刑法精神的行為。就我國而言，國家實行計劃生育，人類自然生產都在限制之列，為什麼還要進行另一種人口生產的實驗。何況，我國人口的自然繁衍生育能力很強，絕對沒有必要通過克隆方式創造人口。因此，在我國克隆人的研究是違背《計劃生育法》的做法。

克隆人研究過程的危害性
從動物克隆的實驗來看，克隆物種的成活率很低。在多莉羊的克隆實驗中，277個胚胎融合僅僅成活了多莉一個，成功率只有0.36%。許多有幸降生的克隆小牛，有很多很快死於心臟異常、尿毒症或呼吸困難。出生後的克隆動物部分個體表現出生理或免疫缺陷。血液的含氧量和生長因子的濃度低於正常；胸腺、脾、淋巴腺發育不正常等。
現在可以看出來，同正常生殖相比，通過克隆方式產生的生命大多存在著殘疾、夭折。可以想像，在製造克隆人的過程中必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殘疾的人類，或是殘疾的胚胎或是殘疾的嬰兒。這時，瘋狂的科學家難道會承擔起養育這些人類生命的責任嗎，恐怕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克隆人研究者的犯罪責任
科學家創造克隆人的行為具有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行為的犯罪特徵。故意犯罪分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行為結果的必然並積極追求。間接故意是指明知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行為上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
克隆人的研究存在著致人死亡或殘疾的可能性後果，並且幾乎是一種必然性。行為人在主觀明知的情況下從事這種研究，由於其行為必然或極可能導致克隆人生命致死甚至致殘，因此，這就是一種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罪，只不過是一種特殊類型。從主觀心態和對後果的預見性上看，進行克隆人研究的科學家至少是具有犯罪間接故意的。殺人犯罪的方式有多種。比如有即時持刀斃人死命的犯罪，也有通過長期的葯物毒害達到殺人目的的犯罪。對於一個正常生育下來的殘疾兒來講，這種人體上的殘疾不可能被歸咎於某個人的犯罪行為，因為，正常的生育出現殘疾兒是無法預見的。但對於研究克隆人的科學家來講，正是因為其明知並使用了一種特別的行為方式而導致了新生兒的死亡或傷殘夭折，因此其應當承擔相同於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罪的刑事責任。

克隆人給民事法律關系帶來混亂
一、克隆人沒有監護人
自然人正常降生後，一般有父母作為合法的監護人。當其父母逃避監護和撫養責任時，這不僅要受到道德的譴責，還應受到民事責任的追究。作為克隆人，誰是他們的父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最初的克隆技術基本是有性繁殖的繼續，有精子供體和卵子供體，理論上是存在父母的。但現在提供體細胞核的克隆技術已經出現，無性生殖基本成熟。克隆人基本是體細胞核提供者的基因翻版，但提供體細胞核者有可能與其年齡相當的人，因此從倫理上應當做父親的體細胞提供者在年齡和行為能力上也許並不可以。
實質上無論是那一種技術，克隆人幾乎都是找不到他們的父母。也許他們的父母根本不認識，他們只是研究者的一個「研究成果」。
克隆人還有另一種可能會是被某個母體代孕後降生的。克隆人的代孕母親是否有義務成為其監護人，這也很難。因為代孕母親所生的孩子也許與自己並無一點血緣關系，既然沒有血緣關系，也不能要求代孕者承擔監護撫養義務。由於克隆技術已經到了單性繁殖的水平，因此，克隆人甚至享受不了非婚生子的待遇，降生之後就是一個徹底的孤兒。
讓我們想像，一個從身體機能上存在缺陷的人，同時在社會地位上同樣存在缺陷，這不是一種殘忍嗎。誰來看護他，誰來教育他，他又能如何被塑造成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呢。也許，克隆人的生命還不如真正的動物幸運。動物和小鳥出生都有母親來哺育，喂養，而克隆人從來到世界上就是一個犧牲品，實驗品。相信，克隆人的感知力與人類是一致的，他們同樣懼怕疼痛，懼怕孤獨，懼怕流血，懼怕死亡；他們需要親情，需要友情，需要愛情，但這一切他們又怎能得到呢。
由於沒有監護人，代孕人與研究人之間完全可以是一種商業合同關系。生完了孩子，養育到一定時間，即可交「貨」。這時研究者如何利用這些生命，他們可能是為委託人生產下一代，或者是復製品；但他們也完全可以為他們自身的犯罪目的或委託人的犯罪目的而自由地處置這些人類。這所有的一切將因克隆人沒有父母監護顯得更為隨便。
二、克隆人的人格權和榮譽權
人都是社會性的，作為克隆人同樣是。那些希望有一個克隆兒的父母毫無疑問也想有一個自立於社會的孩子。可是，由於克隆人的特殊背景，他的健康無法保證。由於健康及免疫力的先天問題，克隆人容易患有傳染病、精神病，這一切使他的健康自生來就受到侵害，而這種侵害完全也是人為的。由於有疾病，周圍的普通人自然很難接受克隆人，一個無法融入社會的克隆人又怎能實現一個正常人的價值呢。研究出來的克隆人如果連普通人應該享有的幸福都沒有，連普通人被社會認可的水平都達不到，這種研究又有什麼價值呢？這樣的孩子難道不更是讓父母擔憂和痛苦嗎？一個得不到社會認可的克隆人他的人格權、榮譽權又如何得到尊重呢？

㈢ 關於《復活》的問題！！！！！（有分）

你出再高的分 這樣的問題沒幾個人會讓你得到滿意的答案。
《復活》這本書我高一看過，但現在完全沒映象了，你不妨再讀一遍。

㈣ 人類將已經滅絕的物種復活會否涉及倫理道德問題

在生物學角度來說，倫，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是道德和規則，倫理是指一定的社會的基本人際關系規范及其相應的道德原則。
現在生物學要克隆出動物必須具備該動物的細胞核以及去核的卵母細胞來完成，而且成功率極低，在目前的科學水平之下，理論上是可以復活的，但實際操作上確是不可能的，假設真的復活，恐龍，劍齒虎等動物必然會造成生物入侵，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也就是只能控制在科學家所能控制的范圍內，而遠古人類的復活會沖擊現有人類的倫理道德等問題，在國際社會是明令禁止的，比如曾經有一個女科學家在喜馬拉雅山發現了一個數千年前的男性屍體，他的精子保存完整，該科學家打算用這些精子和自己的卵子培養出一個胎兒，被國際社會禁止了。
碼字挺辛苦，求採納

㈤ 《復活》來分析托爾斯泰主義!

托爾斯泰
【原文】對於許多遠離俄國文學的中國人來說，這個大鬍子老頭所寫的鴻篇巨制不是一下能消化得了的，比如說《戰爭與和平》，而他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總是和一個女人有聯系——《安娜·卡列尼娜》，加上書卷開始時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要記住這個大師級的人物倒也不難。而他的名言，對當今的新聞從業者最大的啟示莫過於，幸福人生的故事其實只要報道一個就夠了，否則就是重復；不幸的人生故事正因為各有各的不同，就需要多報道。恐怕這也正是這位文學泰斗總愛講不幸的人生故事的理由。不過他最令人傷感之處，是他對自己民族懷有的矛盾情感，他曾無奈地嘆道：「俄羅斯的母親呀，你既貧窮又富饒，既偉大又渺小。」因此被蘇聯的創始人列寧稱為「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
【羅德按】「我只擔心一件事情，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這不是托爾斯泰的話，而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話。身為貴族的托爾斯泰伯爵或許不曾象平民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受過苦，但對於老俄羅斯
那凍土層一樣深厚沉重的苦難，這兩顆俄羅斯最偉大的靈魂的憐憫和深情都是一致的。托爾斯泰伯爵在自己的庄園里象農奴一樣地勞作，並疏財分田給他的農奴。如果說托爾斯泰伯爵不曾低賤過，那麼他卻願意屈膝跪在污泥里，來分擔底層賤民的屈辱和苦難。終於，八十多歲的托爾斯泰伯爵離家出走，以一個赤貧者的身份去面晤他的上帝，去向造物主歸還他赤誠的靈魂。
不是托爾斯泰伯爵總愛講不幸的人生故事，而恰恰是因為人生總是不幸的。令人傷感的是，這人生的不幸，這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總是要用人間最高貴的靈魂去償贖，去抵付！
最令人傷感的是：托爾斯泰伯爵對「俄羅斯母親」的感情並非矛盾的，而是始終一致的摯愛——因為俄羅斯的富饒去愛俄羅斯，也更因著俄羅斯的貧窮去愛俄羅斯；因著它的偉大，更因著它的渺小而去愛俄羅斯，高貴的托爾斯泰伯爵把自己下降到了俄羅斯苦難深重的最底層。——這與某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疏離的、陰暗的心態是有本質區別的。當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先賢，這里我也無意就中俄兩國的先賢去做對比，且接著說。
托爾斯泰被列寧稱為「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並不是因為他的矛盾。而是，既然人們已經在《戰爭與和平》中看到了那蘇醒過來的個體意識和個體對自由的吁請；在《安娜.卡列妮娜》中看到了浮華之下扼殺活潑生命的陳腐；在《復活》中看到了俄羅斯的公正和良知的復甦，那人們還能看不到那正在凝聚中的爆發和那即將來臨的革命嗎？

㈥ 科學家提議復活尼安德特人，為什麼卻遭強烈反對

得益於科技的幫助，人類的生活水平有了質的提升。同時在經濟、政治、科學等多領域上，都有了跨越式的進步，越來越多新興的技術映入眼簾。大家聽說過克隆羊多莉嗎？自克隆技術誕生後，人類對生物克隆產生無限的想像，更有甚者有想要復活遠古生物的思想。雖然想法是合理的，但已經違背自然規律。

他們與世隔絕了這么多年，就算重新復活，也有可能走上以前的老路，他與人類是不同的種群，不僅在語言上溝通有障礙，生活習性也頗為不同，還有可能與人類產生通沖突，讓和平的世界變成戰爭的領地。

㈦ 托爾斯泰《復活》的思想主題是什麼

托爾斯泰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作為思想家，托爾斯泰不僅創作了大量的政論作品，以闡發並宣揚其思想，而且也不遺餘力地把自己的思想貫徹到了其文藝創作中去，使之成為自己思想的「傳聲筒」。作家本人曾經坦陳：「如果我的文藝作品有某些優點的話，那僅僅是因為它宣傳了其中的思想。」[1]389《復活》是作家最後的一部長篇文學巨著。與此前的兩部長篇小說相比，寫作這部篇幅相對較小的作品卻花費了作家更多的時間，用去了整整十年的光陰，其間作家曾六易其稿。對於這部作品的創作主題，雖然托翁沒有像對此前的兩部長篇那樣明確地表達出來，但有一句話我們卻不容忽視，亦即關於《復活》作家曾表示：「我寫整整一部長篇小說《復活》只是為了讓人們讀它的最後一章。」這句話對我們理解作品的主題是大有裨益的，應當把其作為把握這部作品創作主旨的鑰匙。
那麼托翁在作品的最後一章寄寓了什麼深意呢？讀過《復活》之後當知道，這部小說的最後一章（即第
3部第
28章）描寫的是聶赫留朵夫閱讀福音書的情景以及主人公由此引發的思考與體會，其間用大量篇幅引述了福音書中的條文內容。筆者以為，在這里，詳盡地引用福音書中的條文，就像作家本人在《戰爭與和平》中大幅的議論性插話一樣，看似多餘之舉，與整部作品不甚協調，但卻是作家獨運之筆，是為作品的主題服務的。如果說《戰爭與和平》中大幅的議論性插話是作家出於執著地表達作品「人民的思想」這一主題的需要，那麼在《復活》中作家則是通過最後一章來表明作品主題的，即宣揚自己晚年日臻成熟的學說————宗教道德哲學。
一、宗教道德
二、烏托邦的暢想
三、反烏托邦的現實和復活
：《復活》是列夫.托爾斯泰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作者世界觀轉變後創作的最重要的作品。在這部小說中，既有著托爾斯泰主義的內核與精髓，這構成了作者心中的烏托邦，又有著對一個美與丑、善與惡、是與非完全顛倒的現實俄國的描繪，而這卻是出於作者本來願望形成的一個反烏托邦，但主人公涅赫留朵夫最終還是走向了復活——自我的精神解脫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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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講主題就是：宗教道德！

㈧ 復活 講的是什麼

《復活》故事梗概：聶赫留道夫公爵是莫斯科地方法院的陪審員。一次他參加審理兩個旅店侍役假手一個妓女謀財害命的案件。不料，從妓女瑪絲洛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認出原來她是他青年時代熱戀過的卡秋莎。於是十年前的往象一幕幕展現在聶赫留道夫眼前：當時他還是一個大學生，暑期住在姑媽的庄園里寫論文。他善良，熱情，充滿理想，熱衷於西方進步思想，並愛上了姑媽家的養女兼婢女卡秋莎。他們一起玩耍談天，感情純潔無暇。三年後，聶赫留道夫大學畢業，進了近衛軍團，路過姑媽庄園，再次見到了卡秋莎。在復活節的庄嚴氣氛中，他看著身穿雪白連衣裙的卡秋莎的苗條身材，她那泛起紅暈的臉蛋和那雙略帶斜眼的烏黑發亮的眼睛，再次體驗了純潔的愛情之樂。但是，這以後，世俗觀念和情慾佔了上風，在臨行前他佔有了卡秋莎，並拋棄了她。後來聽說她墮落了，也就徹底把她忘卻。現在，他意識到自己的罪過，良心受到譴責，但又怕被瑪絲洛娃認出當場出醜，內心非常緊張，思緒紛亂。其他法官、陪審員也都心不在焉，空發議論，結果錯判瑪絲洛娃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四年。等聶赫留道夫搞清楚他們失職造成的後果，看到瑪絲洛娃被宣判後失聲痛哭、大呼冤枉的慘狀，他決心找庭長、律師設法補救。名律師告訴他應該上訴。
聶赫留道夫懷著復雜激動的心情按約去米西（被認為是他的未婚妻）家赴宴。本來這里的豪華氣派和高雅氛圍常常使他感到安逸舒適。但今天他彷彿看透了每個人的本質，覺得樣樣可厭：柯爾查庚將軍粗魯得意；米西急於嫁人；公爵夫人裝腔作勢。他借故提前辭別。
回到家中他開始反省，進行「靈魂凈化」，發現他自己和周圍的人都是「又可恥，又可憎」。母親生前的行為；他和貴族長妻子的暖昧關系；他反對土地私有，卻又繼承母親的田莊以供揮霍；這一切都是在對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後發生的。他決定改變全部生活，第二天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東西，辭退僕役，搬出這座大房子。
聶赫留道夫到監獄探望瑪絲洛娃，向她問起他們的孩子，她開始很驚奇，但又不願觸動創傷，只簡單對答幾句，把他當作可利用的男人，向他要十盧布煙酒錢以麻醉自己，第二次聶赫留道夫又去探監並表示要贖罪，甚至要和她結婚。這時卡秋莎發出了悲憤的指責：「你今世利用我作樂，來世還想利用我來拯救你自己！」後來聶赫留道夫幫助她的難友，改善她的處境，她也戒煙戒酒，努力學好。
聶赫留道夫分散土地，奔走於彼得堡上層，結果上訴仍被駁回，他只好向皇帝請願，立即回莫斯科准備隨卡秋莎去西伯利亞。途中卡秋莎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諒了聶赫留道夫，為了他的幸福，同意與尊重她體貼她的西蒙松結合。聶赫留道夫也從《聖經》中得到「人類應該相親相愛，不可仇視」的啟示。
列夫·托爾斯泰 (Lev Tolstoy) 是俄國著名文學家、19世紀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改革家。1828年9月9日生於莫斯科以南約160公里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16歲進入喀山大學。1851年參軍去高加索，1852年在《現代人》雜志上發表處女作《童年》。1854年參加克里米亞戰爭，後來在他的作品《塞瓦斯托波爾故事》中敘述了他的這一段經歷。1857年去法國、瑞典和德國游歷。1855年至1863年間寫了一系列短篇小說，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問題上。1860年至1861年再次去西歐旅行。1862年結婚，在婚後的15年中，創作了兩部偉大的傑作：《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戰爭與和平》通常被認為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之一，托爾斯泰為寫這部宏偉的史詩幾乎用了7年時間，無論是作品的規模還是對問題的論述，這部傑作都遠遠超過了他以往的作品。全部生活素材被編織在一幅巨大的花毯中，對豐富的材料和眾多人物的處理，都是無比客觀的。但是小說中也有一些章節經常受到評論家的指責，在這些章節里，托爾斯泰闡述了他的歷史哲學，並對戰爭及其策劃者大發議論，這種冗長的議論有損於全書的協調，成為藝術上的一個缺陷。
《安娜·卡列尼娜》於1873年至1877年創作而成，雖然它在敘事方法和風格上與《戰爭與和平》相似，但在藝術上卻比較協調。在寫作《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兩部作品之間的一段時間里，托爾斯泰的人生哲學正處在變化過程中。《戰爭與和平》是一部熱愛生活的樂觀小說，它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都是健全的，而且能夠主宰自己的內心沖突；《安娜·卡列尼娜》則是悲觀的，它的主人公們的內心沖突往往得不到解決，有時還釀成了人間的災難，安娜與渥倫斯基的私情所面臨的悲慘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以後，長期以來對人生目的的苦苦探索使托爾斯泰經歷了一場精神危機。1880年以後，他花了很多時間就自己的宗教觀點、社會觀點、道德觀點和藝術觀點的各個方面寫了一些書籍、小冊子和論文。後來，他還就道德問題和性的問題寫了許多中短篇小說和劇本。
托爾斯泰71歲的時候，他寫了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復活》，小說中有許多優秀的篇章，特別是在第一部里，作者的敘述充滿詩情畫意，引人入勝，審判的場面也是現實主義記事的一篇傑作。評論家認為，就藝術性而論，《復活》比《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大為遜色，它有倉促寫成的跡像，它的道德說教和對司法制度、刑事制度和教會的宗教儀式的激烈抨擊，都使它彷彿出自辨論家托爾斯泰，而不象是出自文學家托爾斯泰的手筆。
1910年10月，日益惡化的家庭關系迫使托爾斯泰在一天夜裡偷偷地離家出走。11月20日，他因患肺炎在梁贊省偏僻的阿斯塔堡車站去世。

㈨ 列夫·托爾斯泰《復活》

復活》概要:小說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本是一個貴族地主家的養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公爵誘奸後遭到遺棄。由此她陷入了苦難的生活，她懷著身孕被主人趕走，四處漂泊，淪為***達八年之久。後來她被人誣陷謀財害命而被捕入獄。十年後，聶赫留朵夫以陪審員的身份出庭審理瑪絲洛娃的案件。他認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遺棄的瑪絲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譴責。為了給自己的靈魂贖罪，他四處奔走為她減刑。 當所有的努力都無效時，瑪絲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與她同行。途中，傳來了皇帝恩准瑪絲洛娃減刑的通知，苦役改為流放。這時的瑪絲洛娃盡管還愛著聶赫留朵夫，但為了他的前途，拒絕了他的求婚，與政治犯西蒙松結合。這兩個主人公的經歷，表現了他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復活。小說揭露了那些貪贓枉法的官吏，觸及了舊法律的本質。

《復活》

揭示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做人良心的問題
人類最美好的感情的復活
體現了一位偉人暮年心靈的穩健和悲天憫人的大氣

㈩ 《復活》這本名著講了什麼告訴了我們什麼道理

本書取材於一件真實事件，主要描寫男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引誘姑媽家女僕瑪絲洛娃，使她懷孕並被趕出家門。後來，她淪為妓女，因被指控謀財害命而受審判。男主人公以陪審員的身份出庭，見到從前被他引誘的女人，深受良心譴責。他為她奔走伸冤，並請求同她結婚，以贖回自己的罪過。上訴失敗後，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亞。他的行為感動了她，使她重新愛他。但為了不損害他的名譽和地位，她最終沒有和他結婚而同一個革命者結為伉儷。
在《復活》中，道德問題佔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大量的說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作品的價值。過去很多觀點認為，書中充滿了托爾斯泰佈道式的道德說教，並把這些視為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消極因素。有些批評家甚至乾脆認為《復活》是托爾斯泰變成道德家之後藝術走下坡路的一個證明。比如小說中含有教會無法接受的瀆神言論，也含有社會批判內容。這首先表現在書中所反映的司法環境：訴訟過程不公正，監獄關押缺少人性，只會增加犯罪率；另外，根據福音書的說法，人也沒有權力審判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