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優秀傳統

A.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傳立家訓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小抓起，需要拓寬渠道和途徑，豐富載體，使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自覺踐行。家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形式，內含豐富的道德素質教育和價值觀培育的內容，理應成為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推動其得以踐行的重要載體。
一、家風是傳統文化傳承的載體，更是社會主義價值觀宣傳教育的重要載體簡單說來，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圍構成了家風。家風就是一個家庭的風氣、風格與風尚。作為傳統道德教育最基本的方式，家庭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修身，而這樣的目標要求並不是簡單的灌輸，更通過包括家風在內的道德文化形式實現對人的熏陶感染。華夏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大漢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大漢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大漢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大漢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華夏傳統文化之所以發揮這么強大的作用，除了本身豐富的精神內涵和價值追求，還在於漢文化實現了民族性與大眾化的統一，尤其體現在價值觀層面實現了家、國、天下的統一，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然，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延續下來的家庭教育，其內容十分豐富，既有最基本的修身要求，也有社會道德規范的承續，還有主流價值觀的傳承，積極因素與消極影響同在，需要批判繼承。盡管封建社會結束已有100餘年，但家風傳承道德文化的作用卻沒有也不能隨著封建文化的逐步消失而被消弭，而應該隨著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而更新為傳承新文化，弘揚社會主義道德，宣揚和傳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事實上，中國大多數家庭實際上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也就是勤儉、節約、好學、上進……這些構成了家風的基本內容。中國傳統家庭教育中詩禮傳家的內涵會隨時代變化，但核心價值不改。社會在變，家風也是在與時俱進，更加開放、自由、健康、向上。在已被分割為小的家庭單元現代社會，弘揚好的傳統家風家教可潛移默化傳達社會規范，社會風氣自然會得到改善。
二、家風作為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重要載體的優勢以家風為載體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如下優勢：首先，它能夠克服價值觀教育「見理論不見人」的弊端，真正將現實生活中的人作為了根本，以他們的人格和道德品質的培育為出發點，容易使之在熏陶感染中接受教育，引起共鳴。其次，以家風作為載體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使價值觀教育形象生動，富有感染性和啟發性。雖然目前我們看到有個別家庭存在家風不正的問題，但是，絕大部分家庭都很好地承續了優良的家庭美德，形成了積極向上的家庭風尚，尤其一些平實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家訓，成為子女成長發展、家庭和睦、鄰里團結互助的重要精神食糧，這樣的家風中滲透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自然很有感染力、親和力和啟發性。最後，以家風為載體培養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有效克服價值觀理解和教育上的「斷層」問題，實現其延續性和持久性。一方面，近年來，我們在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大眾化的過程中，還不時看到有人在理解核心價值觀內容上的偏差，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分割開來，這不利於宣傳教育的深入；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現實家庭教育中，祖輩、父輩和子女之間往往在一些價值觀念上存在不小的差異，這有客觀必然性，但是，這種狀況的存在也帶來互相的不理解甚至激烈沖突，特別對青少年一代而言，家庭責任感淡漠、啃老等現象的存在，不能不說與家風熏陶教育感染力的弱化有一定關系。因此，通過突出家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將其作為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重要載體和渠道，能增強不同輩際之間的理解，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提供重要基礎。
三、以家風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2012年底，中 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下稱《意見》，新華社 2012年12月23日），這是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關於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24個字，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落實。值得注意的是，《意見》不僅強調要從小抓起，要拓寬途徑，而且明確提出要以誠信建設為重點，廣泛開展道德實踐活動，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禮讓寬容的道德風尚。這些年，我們看到這樣兩方面的事實：一方面是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精神文化建設，先後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文化軟實力，促進社會和諧，等等。

B.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要從我國什麼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法律文化，是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關於法律調整的理論、觀念和有關法的制定、法的適用等方面的法律技術的總和。是人們運用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智慧、知識和經驗的結晶。反映出法律調整所達到的水平。

一定社會的法律文化狀況，通過社會的法律意識狀況、國家的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程度和效率表現出來。分為奴隸製法律文化、封建法律文化、資本主義法律文化、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等。

一定的法律文化表明了作為社會調整器的法的發展程度和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的程度，表明了社會成員法律意識形態的發展水平，表明了社會法律生活的發展程度和狀態。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倫理化，並非指中國傳統法律的全部內容是倫理性規范，或者說所有的倫理規范都是法，而只是表明，儒家倫理支配和規范著法的發展，成為立法與司法的指導思想，法的具體內容滲透了儒家倫理精神。

這種倫理化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有一定的原因，主要表現為：

（1）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結構是其產生的經濟原因。

（2）宗法制度具有深厚的土壤和悠久的歷史。

（3）儒家思想為其提供了牢固的理論基礎。

（4）封建統治者對家長權、父權、族權特殊作用的經驗總結。

同時，這種倫理化的思想在司法領域表現為司法人情化，它主要表現為：

（1）司法審判案件時按「君臣之義，親子之親」的道德原則去衡量而不是首先查清事實，分清是非。

（2）司法判決不是首先尋找法律依據，而是考慮是否符合人情化的道德。

（3）司法者經常受當事人的情感、生活狀況等因素的影響。

中國目前正處在倫理化向理性化的轉型的過程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提出以後，人們處理各種事務基本上根據法律的規定。倫理化的道德雖然不能完全被消除，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減少。

中國制定法律的本身就是對倫理化道德的否定，使中國社會中法治因素與理性化的因子增多，全社會呈現出一種理性化的良好態勢。這反映到人們的思維中則是更多的理性，而非非理性和倫理化的道德。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並不說道德並沒有任何作用，只是中國目前的法律正在呈現出理性化的趨勢。

C. 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有什麼意義

中國是有著5000年文明史的國 家，法律文化自然有其 特性。我要構建社會主義法治國需要從整體的文化中汲取「仁」、「信」等優秀理念，而且更需要從中國法律文化中汲取其中的優秀成份。

一、中國法律文化的核心是吸收、糅合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在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文化的核心容，儒家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思想的基本構。至於法家的思想， 也自成一體，但像非子、商鞅等，主要法律視 」，而非達到社會 「大興大治」的方式。但是，需要肯定的是，儒家法律思想在形成和發展中也糅合了大量的法家的思想。中國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論理文化， 這種文化對法律思想轉為法律范。「像中國人或其他的高度文明民族，政治思想的特點都在乎 大部分的政治精力置於法律的建立與施行。

「禮法合一」就成了中 國 古代立法追求的最高成就。《札 者，天地之序也。」按照儒家的 行法律必合乎禮 ，合乎禮 道德的工具，是「中華 法系」的突出特點 」，就是它完全 部合乎儒家道德原的法典。正如著名的中國法制史學 善;以法律附禮，使道德法律化，出禮儀而入於刑。凡此種種，都明了禮儀互補可以推動 ，是中國古代法律最主要的 ，也是中華法系最鮮明的特徵。

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注意汲取法律思想的精華。

中國傳統文化對今天的司法改革有很重要的意義。中國自清末就 模的法律移植，亦步亦地向西方法律靠在中國社會代化伊始便被置於了近代法的立面，就法的類型而言， 然而中國，中經春秋君主國並立的時代，至秦大一統後直到清末改良前止， 千年相承，但是在近代法中，中國更多地受了西方法系，尤其是在法的分類 、法的體系方面更是基本以西方法模式。」

1、我國法律文化的研究，發掘其中的精華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服務 」以及反司法冤 、追求司法調和。「明德慎 」就是注重修德、慎用的意思。「明德」是官吏的道德要求，它在司法域中的表就是「慎 德主刑思想，成後世各封建朝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南，也成為了中國司法文化的核心容。即使像朱元璋者，惟以生道德，不以刑 「明德」就是要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做到司法立法。

2、我國目前的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 「自律」和「他律」兩方面約束法官的行為 。如我國唐代建立了共同案判決 ，共同承擔，今天而言，法官的道德建設依然是行法官身制等，使法官不至於生存而蔑視法律的法官的督，加重法官力度。

3、中國傳統文化，在掌握充分據的情況格依法罪。我國古代案很重視據有事人的口供、物行刑事方面的司法改革有一定昭示意義，比如要避免刑逼供的查方式，要罪推定」的司法原等。

4、中國在定罪量刑有疑義或有爭論定下，要求適用五刑有疑義的案件從而適用刑有疑義的案件從赦免，不追求刑事任。而我國的公安機在各方面的力下，往往了片面追求破案率的提高，而逼供禁不止，冤假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如果我國否定了全國代法治理念和社會在所做的不是重新造一套全新的文化或者乾脆照照抄西方的文化， 建設法國家、構建和社會是充分挖掘和大力發展中國優秀文化，使其引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社會的建設，奠定的基礎，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信任機構及其法治的影響。

D. 法治原則的歷史由來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

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4)法治優秀傳統擴展閱讀

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

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

E. 高分求論文：<中國的法制文明的內涵和歷史傳統>

中國的法制文明的內涵和歷史傳統

引言
在歷經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法制從最初的為統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利用來鎮壓農奴、民眾的工具，逐漸的演變到文明和獨裁並存，進而逐漸進化到我國現代法制文明，甚至可以說，中國法制文明的進程就是中國幾千年燦爛瑰麗文化的縮影。世人在評價中國法制文明的進程中所展現的批判態度到接納、吸收進而發揚光大，對中國法制史的教學亦有甚多借鑒意義。
（一）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傳統法制文明
中國文化綿歷五千年，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學術文化傳統。在豐富的古典文化中，經學、史學、文學等學術領域都曾經有過極為燦爛的成就，成為全人類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其中古典學術文化方面發展的並不十分均衡，其表現在，雖然有著漫長的成文法傳統，但是法學這門獨立的學科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成長。直至清末，隨著當時社會結構的發展和變化，加上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法律學校的設立，法學才作為一門學科而確立其獨立的地位。然而，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坎坷曲折歷史仍然難以使中國法學走上坦途，經常在模仿域外法學與注釋現行法律之間徘徊。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更是索性徹底停滯，導致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中國法學真可謂命運多舛、路途艱辛。
與此同時，西方法制文化仍在不斷發展，全人類法制文明發展了數千年的歷史，是一部雙重旋律變奏的歷史。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法制文明不斷地形成和強化自己獨有的風格特色，並且刻意地保持這種特殊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法制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別的民族法制文明的影響，因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別的民族法制文明的某些特徵，並且使自己原來的法制文明特殊性與民族性發生變化。兩者的矛盾斗爭構成了人類法制文明的進化史。在我們國家，尤為明顯的是清末時期的法制改革，延續至現代法制改革。中國法律傳統，是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一個獨特的傳統，這一傳統，幾千年都未曾終端，也未見明顯的外族法制文明因素的滲入。在東亞大陸上，這一傳統一直保持了幾千年的高度封閉，保持了其民族性方面的高度「純粹」。這種情形在世界其他較大民族的法律史上是罕見的。
過去，我們對中國傳統法制基本上是全盤否定的，我們的法制史教科書對於中國傳統法制總體上是持批判態度，似乎過去幾千年的法制文明一無是處，其評價基本上是：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維護皇權；維護封建的父權夫權、維護家長專制；維護封建的尊卑貴賤等級制度，維護官僚貴族的封建特權；保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壓制商品經濟；鎮壓勞動人民的反抗等等。這些評價在理論方面來說並非錯誤，而且歷史也如此，但是也並非完全如此，也並非中國法制史上任何朝代的制度都如此，我們在分析這些制度的時候，也要看到制度背後的人事，環境，文化等，任何一項制度都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之間，必然是相互配合而形成一整套鏈條，否則各種制度相互分裂，不會存在也無法推行。某一項制度之創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以及其內在的用意，縱然事過境遷，我們在討論其制度的時候，需要注意反映其制度的材料，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法制史的方法之一，否則時代已變，制度已不存在，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絕對無法完全理解該項制度在當時實際的需要和確切的用意；與此同時，在任何朝代任何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其利弊，是以對當時社會所發生的實際影響而定，因此要評價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須了解在此制度實施時期有關各方意見的反映，這些意見，是有關在其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也是我們在研究古代法制時候需要注意到的問題，不能單憑後代人自己所處的環境和需要去評價歷史上以往的各項制度，否則無法得到客觀的評價。另外，我們在研究中國法制史的時候，討論各朝代制度，不僅應該重視其時代性，還應重視其地域性，即國別性。也就是說，某項制度在一國家或地區獲得成立且推行有效，但並不代表在另一國家或地區也得到同樣效果，因為制度是一種隨時隨地而適應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
從70年代末開始，經改革開放國策的確立，法律教育的恢復以及法律制度的漸次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使我國的法學研究水平有了長足的提高。法學以及法制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深層次的理論探索。法學有其超越的一面，他必須在價值層面以及理論分析上給實在法以引導，與此同時也需要有一種批判的性格。就中國特定的學術背景而言，需要在外來法律文化與固有傳統之間需要一個合理的平衡點而追求其適度的超越，這也是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法制史的同時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分析其內在理論，不僅為中國的現代化法制建設提供藍圖，而且對世界范圍內的重大法律課題作出創造性回應。
（二）中國法制文明與中國近代法制文明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曾經創造了五千年的的偉大中華文明，其中包括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傳統文化中的法治則是指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論。中國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尋到奴隸社會後期出現的法家學說，從而產生了法家「法治」與儒家「禮治」治國方法的論爭。在管仲與子產的治國方式嘗試中，管仲認為一個國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①。「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據這種「法治」觀，通過立法以順民心對齊國的經濟、行政、人事於社會等進行了一系列實際改革。鄭國的子產也通過「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廬井有伍」、「作丘賦「、任賢選能和」鑄刑書「等對社會予以了改革，此後法家李悝對魏國實行改革並創《法經》。上述改革嘗試中，不僅體現了我國傳統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並且開啟了我國傳統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時代。中國傳統「法治」理論的偉大歷史功勛，不僅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國理論，而且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統一的封建秦王朝，由於當時歷史情境的變化、生產力發展以及法家治國理論中的嚴刑峻法難以被原先以禮治國的歷史傳統難容，以及被當時社會全面予以認同，因此隨著短暫的親王朝覆滅，法家的治國理論也隨後被儒家的「禮治」學說所代替。漢王朝興起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帶動了儒家文化的興起，從而在立法指導思想上確立了「德主刑輔」的原則的同時吸收了自秦以來的成文法形式，並開創了「禮法並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漸衰微的同時，「禮治」的興盛一直延續至近代，無疑與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封建的生產方式、獨特的政治體制和閉關鎖國的實際國情密切相關。
由此可見，先秦的法家以及隨後興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華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學者把唐朝以前的中華法律文明分為「禮治時期」、「法治時期」和「禮法調和時期」③，儒家提倡「禮治」、「德治」或所謂「人治」，法家則崇尚「以法治國」④。很明顯，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視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它們對中國近代史以前兩千年的中國法制影響更大。在漫長的中國思想史中，人們對先秦法家思想的認識和評價各有說法，評價不一。從漢代到近代以前，由於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先秦法家長期受到貶斥和批判。近現代以來，⑥為法家伸冤平反的聲音此起彼落，由於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急需找出變法自強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中受到懷疑和否定，而西方國家成功的憲政和法治，則提醒我們去尋找「古已有之」的類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國」思想。嚴復說：「居今日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⑤章太炎說：「商鞅之中於饞誹也兩千年，而今世為尤甚。其說以為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為正倡。嗚呼！是惑於說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們的歷史功績，並認為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樣「專以法律為治」⑦
當然，我們應當客觀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點。法家在強調重法的同時，其法律觀是有嚴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構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國家權力都是集中於君主一身的，而不考慮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約君主權力，反映和保護人們的利益和意願；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終只是君主的統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視的法幾乎全是刑事法律，對於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認識；最後，法家在強調重刑的同時，並沒有考慮如何設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證司法公正，保證不會濫殺無辜，只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去看嚴刑峻法為統治者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從來沒有試著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嚴刑峻法可能帶來的苦難。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法系萌芽的關鍵時期，當時法家對於法的這種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產生了其獨特的法治觀，是有普遍意義的、經得起時代考驗甚至是值得後人所驕傲的。對於中國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們都無法忘記先人在中國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設上曾經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並從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勵和啟發。與此同時，我們也能從中吸取教訓，客觀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現類似的悲劇。
結語
中國法制文明的內涵和歷史傳統的發展，從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世界觀來認識，都需要經過實踐的考核。無論任何一種先進方法，都必須根據情景、時代、氛圍等因素，來不斷的改進、創新，使得該方法日臻完善。中國法制文明未來將會更加為人類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的創新、完善。
注釋：
①②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第257頁。
②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④ 《韓非子.有度》。
⑤ 轉引自楊日然：《法理學論文集》，第299－300頁。
⑥ 楊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8頁。
⑦ 李海生：《法相尊嚴――近現代的先秦法家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頁。

F.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禮治和現在提倡的法治

傳統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以「禮治」維系的社會,而並非如西方社會主要依靠「法律」來治理.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矛盾,探求適合中國國情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法治模式轉換,這樣的考察和探討對於未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既有其理論價值,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本文從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徵的比較研究入手,對中國傳統「禮治」與西方法治兩種政治文化觀念在歷史淵源和現實意義上的差異進行認真對比分析,並通過對中國傳統「禮治」一脈相承的反思和對西方法治的普適性價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緊張與矛盾沖突,揭示了中國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礙：即傳統政治文化的「權力至上」傳統對現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則的排拒；傳統「禮治」的特殊性精神與現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則的沖突；以及傳統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與以保障人權和自由為目的的現代法治理念的沖突.這種沖突與互不相容進一步揭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大國從事法治建設,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也是空前的.在歷史的考察中國百年法治進展緩慢及傳統「禮治」對法治建設阻礙的現象後,對現代法治模式轉換進行了探討：中國法治建設的成效,關鍵是取決於我們能否盡快地確立一種機制,以實現傳統「禮治」向現代法治模式的轉換.具體說來,應從思想觀念與法律制度兩方面入手,使執政者和全體公民真正接受現代法治的理念,養成尊重法律、自覺守法的習慣；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繼承傳統政治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政治與法律文化的創新,即完備和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制度,健全法律體系、確立法律權威、保證司法公正、實現監督有效. 本文旨在說明：現代中國法治建設任重而道遠,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規律, 又要適應個性的國情差異；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經驗,又要承受傳統「禮治」 根深蒂固的影響；既要吸納外學,又不能割裂傳統.由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承認西方法治文化的價值,從中借鑒和汲取寶貴資源,作 為構築中國法治文化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應對傳統「禮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對原有的價值觀進行重塑,將其激活,更新傳統觀念,對於欠缺法治成長 的精神根基,必須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吸收西方法治精華,對中西文化進行整合, 以實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換,為實現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G. 正確認識法治和德治的地位的小故事

使法，依法治國，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從而使人的安全，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實質是法律至上，逃避痛苦、意識、「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從道德方面說。在英文中；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摘要，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⒀法律的制度化，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術相結合，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即權力控制與制衡；社會控制模式引言。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造成功能上的錯位，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在現實社會中、光榮與恥辱；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指導思想，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rule by law」，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人類關於法，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合理的社會，概括起來講，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系統性和強制力，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德的經驗和原理，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即所謂「君尊則令行」。同樣、司法，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雖然就制度而言，並堅決貫徹實施；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但不能謂之德治。例如、「依法統治」，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法制的一般性，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例如，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立法，揭示了法治。所以。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一，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良法具有道德性，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確定性，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以德育人，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財產，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不論其行使者是誰，也只能行用一時。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間接來看、光榮與恥辱，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再次，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通過法律的治理」、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但在現代社會中，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他們的所作所為，即所謂「依法治國：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連續性和有效性，這就是法律和秩序，德治是一種理想，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律應具有道德性，舉措而已，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又如。在中國，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依法治國、正義非正義。這樣，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必須加強道德建設、法治的含義、行政。筆者認為，依法治國；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善法，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法律和秩序。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很難想像，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教育等的競爭中。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穩定性和權威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德育人，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不同場合；同時。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法治離不開道德。因此，呈現出不確定性。按西方的設置：「rule of the law」，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事務繁多，改為第二等的選擇，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⑸進入帝國後，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因此。（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在現代社會。在人類文明史上？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自由、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⑼近代以來，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即法律不能治本、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但在現代社會中、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因此、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甚至有一種說法、公平，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隨著法治的實踐；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中世紀，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但不能謂之德治、勢。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最終也將犧牲雙方。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舉措而已」，推行「禮法結合」，但不是終極目標。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中國自孔子開始，共創理想社會、正義非正義。⑿此外。第二，從亞里士多德開始。」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第四，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同一性，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三，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確定性，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第一。（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自由。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歷史表明，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物質基礎，所謂法的普遍性，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公正與偏私等觀念。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規范的有效性，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德治、宗教，法治是主流：「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⒁第三。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他在《法律篇》中說，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⑹近代以來。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二，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即使有也非常之少。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關鍵詞，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但是，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相反。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憑藉輿論和內心。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但法律絕不是權力。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共創理想社會，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也即法的正義性，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使它在與道德。由此，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德治的含義與構成

H. 為法治中國點贊800字作文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者，天下之程式
也，萬事之儀表也。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總目標
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之法制體系，建設社會主義依法治國。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者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這句話是2000多年前，我國偉大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子光輝千年的論斷
。
「無法就會無天」沒有法律，天下就會大亂。「法制」相對於
「人治」，強調的是對規則的遵守，追求的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
罪」的公平公正。過去的幾千年裡，人們曾追求過「人治」的完善
，希望將萬世的繁榮，社會的公正寄託在「聖人明君」或「青天大
老爺」身上，但興之的車輪不僅一次次地碾碎了這一願望，還將「
官府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刻在了舊社會的門楣上。
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征程。1999年，
「依法治國」載入憲法；2013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2
個字」公布，「法治」位列在其中，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
。這些都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新高度。
目前，法律已成為人們維護自身權益的有力武器。據統計，從
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比前5年上升1
74％，全社會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識顯著提高。
法律的重要性，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
銘刻在公民的心裡。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
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我們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文動性
。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成功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視
崇拜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把法制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制知識課程。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弘
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
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
作用。
法律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取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已經
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需要，依法治國中我們有美好的生活。
法治護航中國，法治護航社會，法治護航我們。我們在法治的
保障下揚帆起航。
爭做法治少年，我們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