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走向法治的必要性

㈠ 依法治國在中國未來發展中有什麼重要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中國未來發展意義重大

新華社北京月25日電
23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海外人士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中國未來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將引領中國不斷進步。

英國議會上院議員查爾斯·鮑威爾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中國在法治建設方面取得的重要進展。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中國需要法治扮演更重要角色。他說，這是中國進一步完善法治的一個新開端，是積極的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十八屆四中全會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對此寄予厚望」。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李侃如說，四中全會是中共中央全會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議題的會議。會議公報反映了中國積極的前進方向，顯示出法律制度將更加有序、透明、質量更高，減少受利益集團和地方官員的干預。四中全會為實現這一目標給出了新的動力、新的方式以及主動性。

澳大利亞資深法律專家沈寒冰認為，四中全會釋放的信號對於法律工作者來說是「里程碑式的」，中國法律制度將逐步完善，這對中國將來的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法權地位的提高，將使海外投資者增加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埃及前駐華大使馬哈茂德·阿拉說，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像往常一樣強調黨的領導，這是正確的決定。中國的發展正處於關鍵期，各種社會矛盾紛繁復雜，只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心來領導法治建設，才能保證穩定有序。此外，公報還強調重視憲法的作用，這有助於使法治精神貫穿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圍。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外交與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問題專家文安立說，中國領導人決定在四中全會上聚焦法治是非常積極的，這是中國未來發展所需要的。中國需要發展自己的法治體系。四中全會是中國法治向前邁進的一大步。

義大利米蘭天主教大學中國語言文化教授朱塞平娜·麥勒奇奧內說，四中全會決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中國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標志。她說，中國打擊腐敗、消除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阻礙的努力至關重要。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安德烈·奧斯特洛夫斯基說，這是中共有史以來第一次把中央全會的主題定為「依法治國」。為了繼續深化改革、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就必須在中國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西班牙中國問題專家胡里奧·里奧斯在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上撰文說，四中全會發出明確信號，決定推動法治體系建設，更好保障國家的穩定和治理。

㈡ 當代中國法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有相當多的法律法規規章和具有法律 效力的政策，是與計劃經濟相聯系的，是適應計劃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是在人 治因素非常濃的體制下形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制定的法律和法規，由於他們是在 計劃經濟向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制定的， 也帶有計劃經濟的色 彩或痕跡。 這些法律和法規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需要，尤其是與中國已 經加入 WTO 因而在我國社會的許多領域和社會事務中必須充分地與 WTO 規則相銜 接的現實需求很不協調。對這樣的法律體系，必須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法 廢舊立新，興利除弊。
其次，全面改革的進行離不開法制改革。法律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其 他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制度形式，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其他社會生活和社 會關系是其內容。內容的變化要求形式的變化。但是，由於法律一旦形成體系就 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滯後性，或者說僵化性與保守性。須知，建國以來曾經起到 積極作用， 而現在弊端叢生的各種體制都為與之相適應的舊法律所固定。從我國 已有的情況來看，對滯後於社會生活的法律僅僅通過常規的立、改、廢進行更新 協調往往形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法律應急」慣例，更容易造成法律 制度在整體的制度體系和結構上的更大的矛盾和沖突， 法律對於社會發展要求的 滯後性反而更嚴重。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解決法律制度滯後性的較好的方法可 能就是施行大膽的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是使法律適應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發展 同步的必要的制度創新機制。這樣我們的全面發展才能進行。
再次，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場深 刻的社會變革，與此相應，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體制相適應 的法律體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設，更不是簡單的立法，而是具有變法意義的 一場深刻的法治變革。正如一些著名的法學家強調的「應該著重指出，今天正當 我國改革的宏偉事業進入關鍵時刻之際，隨著我國改革宏偉事業的發展，只提健 全社會主義法制，不僅是適應中國改革實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 而且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過恢復、 重建為主的階段之後登上了一個更 高的階梯，標志著我國實現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進程的加速。 」
最後，法制改革是中國深化改革的客觀要求，是改革最終勝利的保障。在當 代中國，法律演進、法律發展與法制現代化是等值的概念，法制現代化意味著法 制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這樣一個轉型沒有改革的推動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在 歷史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不僅十分重視法律的常規性的立、改、 廢活動，而且十分重視法制改革或「變法」 。我國戰國時期的商鞅在秦國進行的 法制改革，漢初文、景二帝領導的法制改革，唐初李世民對法制的改革，王安石 變法，戊戌變法，都富有歷史意義地推動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發展，適應了當時的 社會狀況和需要，在極大的程度上和廣泛的范圍內保證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發展。 在外國歷史上，30 年代的美國羅斯福新政，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主化，當今 蘇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 不也都是伴隨著與之相適應的法制改革嗎？他們都加速 了各自國家的法制現代化進程，從而適應了迅速變化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

㈢ 結合國內外形勢談談依法治國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一、依法治國不僅是治國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們黨的重要價值目標
法治是一種治國之道，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觀念，法治或人治的取捨實質上是一種價值選擇。依法治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並被視為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不僅是我們黨就治國方式作出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決策，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把法治設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意味著法治不僅被當作一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為黨和國家所追求的一種價值觀念。
二、依法治國在本質上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標和要求相一致
法治是被世界各國長期的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有效辦法，是全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進步。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法治針對的是權力的濫用，它反對特權，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法治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因此，依法治國本質上反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徑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可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是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也是衡量我國法治建設成敗得失的標准。我們立法和執法的整個過程都要體現和服務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有機結合、辯證統一的
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主要表現為「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的核心內容是領導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掌管國家權力，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基本職能是立法和監督法律的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通過人大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黨組織推薦的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須經人大認可。黨領導、指導立法，但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依法治國既保證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又要求黨通過法治來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從而避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必須服務於人民當家作主。在當前的情況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關鍵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其職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
四、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執政
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標志著我們黨執政方式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方式的重大發展和轉變。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和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在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骨幹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這就意味著，我國能否實行依法治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黨及其廣大黨政幹部能否做到依法執政。當前，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
五、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
以德治國的基本含義和要求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道德和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中要組成部分，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培養和提高社會成員的修養和思想覺悟。兩者具有共同的社會目的，即維護社會秩序，保證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到德治和法治並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片面強調法治而忽視德治的思想是錯誤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為基礎，良好的道德風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會基礎，只有法治和德治並舉方可長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治國安邦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

㈣ 建設法治國家的必要性

1.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是全面建設小康的重要目標。2.其根本目的在於保證人名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3.依法治國是文明治國的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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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如何看待中國的法制發展進程論文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㈥ 中國走向法治有什麼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因為國家造成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監督職能差，紀檢形同虛設。要把監督權還給人民，而不僅僅是人大代表。

㈦ 中國的法治建設的重要

重大意義抄：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內和改善黨的領導；容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㈧ 法治的重要性

法治是一個國家的立身之本，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必要元素，正所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就我國而言，我認為法治的重要性有以下幾點。

一是依法治國深入黨心，深入民心，防止了貪污腐敗，塑造了一個風清氣正的和諧社會。就落馬官員而言，很多的貪污腐敗的官員大多是因為他們不懂黨國法紀，心中沒有遵紀守法的意識，從而使他們沒有扛住利益的誘惑，跨出了「紅線」，走向了貪污腐敗的不歸路。很多犯罪份子也都是如此，他們犯罪大多也是因為對法律沒有遵從，沒把它放在心上，從而使他們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所以依法治國是防治貪污腐敗、降低犯罪率的一劑良葯，也是促進我國快速發展發展的根本之源。

二是依法治國糾正了冤假錯案，增強社會的公平性，使人們群眾獲得了安全感。隨著我國依法治國的推行，過去的冤假錯案被推翻，如受人關注的聶樹斌案、孟存明案以及劉志連案等等，這一系列的冤假錯案的糾正，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得到人民群眾的好評，是人民群眾獲得了安全感。隨著依法治國層層推進，無論是誰都要受到法律的監管，違法必究，如震驚我國的長春長生疫苗造假案，事件發生後，我國司法機關立即響應，對長春集團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執法，沒有一人逃過法網，此事一出，得到了人民群眾的點贊，維護了人民的權利。

三是依法治國是我國發展的動力之源。古雲：「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從古至今，所有強盛的國家無不法治嚴明的；我國有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國外有古巴比倫頒布《漢謨拉比法典》，刻於石柱，嚴格要求，最終推動古巴比倫王國進入上古兩河流域的全盛時代。就中外歷史來看，強國往往通法治而生，所以，依法治國是我國發展的動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