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命

❶ 法治的構成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是國家在建設法治國家過程中應該尊崇的基本制度。我們可以用制度構建的四個原則予以說明。

第一個原則，是一切公共權力都來源於法律，並且最終都受制於法律，沒有法律授權的公共權力不得行使。這是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這個制度原則，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國提供給世界的寶貴經驗。英國的法治是從剝奪王權開始的，王權最終被法律全部剝奪了，甚至它的王位繼承也需要按法律來進行的時候，王權就變成了一個社會象徵，就變成了一個國家的符號。

當年，約翰國王帶兵打仗失敗了，貴族們於是開會拒絕國王回國。國王不得不尋求妥協，滿足貴族的要求，以達到回國的目的。貴族們開出了一系列條件。比如有這樣的條件，「如果你今後要對我們增加賦稅，必須通過由我們組成的評議會的允許」，「你要我們服兵役，也必須經過我們評議會的同意」，「通過依法審判，才能剝奪我們的財產，限制我們的自由」，這個評議會就是英國議會的起源，也是世界議會的起源。今天，所有國家在向公民增加義務的時候應當經過議會，已經成為一條憲法原則。國王答應的這些條款概括起來被稱作「自由大憲章」。在這個大憲章產生之前，總是法律服從國王；這個大憲章簽訂以後，人類第一次看到國王開始服從法律。它給人們提供的經驗是，法治開始於對公共權力的限制，什麼時候法律把公共權力束縛住了，什麼時候法治就基本實現了，只要還有一個公共權力不受限制，可以超過法律，這個地方便沒有法治。

第二個原則，國家責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論，總以行政權為防範對象，其實，立法權和司法權同樣可能侵害公民的權利。因此，任何公共權力的行使都要附帶責任，這個責任最終都要轉化為法律上的責任。只要啟動了權力，就應預設責任於其行使之後，以避免傷害人權。

第三個原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我把它概括為「法治的真諦是人權」。這是實體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間的本質區別。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辦事、依法行政，實體法治則是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最終保障人權。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法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經驗，就是把人的權利宣告出來。宣告公民權利的意義在於，每宣告公民一項權利，就給國家權力劃了一個界限，所以宣告權利不是可有可無的。

2004年我國憲法修改的時候，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關於尊重和保障的含義，我認為，尊重對應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這個領域里，要求國家盡最大的努力來約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當中，讓公民最大限度地實現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簡稱為國家在這個領域里要不作為，一旦作為就是侵權。在這個領域，國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實現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國家權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為公民權利的實現去創造條件，所以這個領域對應的是公民的權利，每一個權利的實現都需要國家去提供條件，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說社會權、勞動權、就業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等，這些權利的實現依賴於公權力的保障和積極作為。我們可以從我國義務教育法的修訂看到這一原則的影子。從過去的全民辦義務教育，到今天由國家來辦義務教育，從過去的收費的義務教育，到全部由國家財政支出的義務教育，都可以看到國家義務的變化。受教育權就是需要國家提供保障，這就叫保障人權。

第四個原則，公民義務的法定化。這也被稱作「公民法外無義務」。就是說，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內的義務，任何對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義務，公民都有權拒絕。大家常講的社會「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其實質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規定之外的義務。中國還有一個有趣的「袖標」現象，除了戴黑袖標的，戴個其他顏色的袖標到街上都可以罰款，袖標的後邊其實隱藏著一個公共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讓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義務，屬於變相剝奪群眾的財產權，是法治國家所反對的。

上述四個基本制度原則，前兩個是約束公權，後兩個就是保障私權，這就是法治國家的實體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實體要件的表現方式，即實現實體要件的技術條件。僅有理想的法治實體內容，而缺乏適合於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實體要件與形式要件的統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國家法制的統一性。

這一項實際上是對立法提出來的要求，法律的內部不能有沖突，立法的科學化、立法的一體化、立法的價值化都要在這里得到體現。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須服從上位的法，法規以外的東西要服從法規。比如，部門的規章要服從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國務院的行政法規要服從法律，法律要服從全國人大制訂的基本法，行政法規法律和基本法最終都服從憲法，形成這樣一個效力體系，這是一個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並且對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務員隊伍。

執法者一定要懂法，養成對法律的信仰，執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別人危險，自己也危險。我國制定的《公務員法》，有這樣一條，當公務員認為上級的決定和命令有違法律時，可以要求上級糾正，這就是現在媒體炒作的下級可以對上級說「不」。這是媒體上的一個說法，是不準確的。這個條款的准確含義，是下級公務員對上級公務員不符合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級收回，而不是說「不」。這是法律賦予下級公務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如果上級公務員不收回，那麼執行了以後，由上級公務員承擔法律後果，這便賦予了下級公務員一個免責權。所以，這里是兩項權利，一項是建議權，另一項是免責權。下面一個條款更重要，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執行之後不得免責。也就是說，下級公務員要求上級公務員收回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但是上級沒有收回還是要求下級執行，此時，如果下級公務員執行的話，他就要和上級一起負責。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有一種權利，我把這種權利叫做抗命權，其實質就是法律允許公務員對嚴重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進行抗命。所以，在解釋這個條款的時候，我的理解是，下級服從上級是公務員的基本義務，但是所有的公務員都向法律負責是公務員首要的義務。

第三，要有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賦予法院以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的權威地位。

法學家們常常把國家權力析分為司法權、行政權和立法權。這三個權力的區別在哪裡?我認為，立法權是一個議決式的權力，它一定是集體行使的並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權追求高度統一，是用命令和服從的方式而展示出來的以效率為特徵的權力。與這兩種權力相比，司法權有自己的特性。具體來說：第一個特性，是被動性。司法權是被動行使的權利。在這一點上行政權和司法權正好相反，行政權一定要主動行使，行政權一旦被動的話，行政領域就可能被別人侵害；但是司法權不允許主動行使。因此，所謂的「上門服務」、「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於司法權的性質，都是司法權濫用的表現。第二個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權是最嚴格的程序主義的權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這一點又可以把司法權和行政權區別開來，盡管我們在一些領域里要求行政權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權的自由裁量。司法權不允許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邏輯起點，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體現，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法官要「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這是一條程序公正的原則，如果法官不能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當事人就感覺失掉了公正。第三個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權要始終代表著公共利益，要始終代表群體利益，代表社會利益。司法權則是中立性的權力，它不能站在一個利益的立場上去代表誰，它必須是中立的。它要中立於兩個當事人之間，甚至它要中立於政府和公民之間。所以我說，研究政治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經濟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效率和統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學的意義則在於改善對正義的管理，正義就是體現在它的中立上。法官與訴訟雙方的關系就像一個等腰三角形，司法權是頂角，兩個當事人是兩個底角，法官與兩個當事人之間的距離必須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個特性，司法權是只接受監督而不接受指揮和命令的權力。這一點它和行政權正好區別，行政權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它一定有一個指揮和命令它的權力存在。但是司法權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在司法權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上級，就是法律。所以，基層法院的判決和最高法院的判決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為他們背後的法律是同一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法官無上級。所以，對司法權要加強監督，但是要避免對司法權的指揮和命令。最後一個，司法權是終極性的權力。行政權的判斷不是終極判斷，只有當這個判斷最後到達司法權面前並得到司法權的支持時，這個判斷才可以稱作終極判斷，所以，司法的判斷是國家的終極判斷。

❷ 法治的名言警句中國

1、法律的力量應當跟復隨制著公民，就象影子跟隨著身體一樣。
2、沒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沒有刑罰。
3、憲法是一個無窮盡的、一個國家的世代人都參與對話的流動的話語。
4、無論何人，如為他人制定法律，應將同一法律應用於自己身上。
5、即使判決並沒有準確的判定過去發生的事實真相，爭端各方只要確信他們受到了公正的對待，他們也會自願接受法院的裁判結果。
6、真想解除一國的內憂應該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機會。
7、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不在於邏輯。
8、法不禁止即自由。
9、讓我們維護公平，那麼我們將會得到更多的自由。
10、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是距離法治最為遙遠的一種，甚至與歐洲形成了兩極相對的反差。
11、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體系中生活比在無拘無束的孤獨中更為自由。

❸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的說明的幾個問題

第一，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具體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這3個方面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規定和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制度屬性和前進方向。
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全會決定圍繞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提出「三統一」、「四善於」，並作出了系統部署。
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成果，確立了在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對這一點，要理直氣壯講、大張旗鼓講。要向幹部群眾講清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徵，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視聽。
第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這個總目標作出了闡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提出這個總目標，既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性質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重點和總抓手。一是向國內外鮮明宣示我們將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在走什麼樣的法治道路問題上，必須向全社會釋放正確而明確的信號，指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認識和行動。二是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抓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很多方面，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這個總抓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三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於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利於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框架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有利於在法治軌道上不斷深化改革。
第三，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法治權威能不能樹立起來，首先要看憲法有沒有權威。必須把宣傳和樹立憲法權威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事項抓緊抓好，切實在憲法實施和監督上下功夫。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把實施憲法要求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這次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將每年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
全會決定提出建立憲法宣誓制度。這是世界上大多數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所採取的一種制度。在142個有成文憲法的國家中，規定相關國家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擁護或效忠憲法的有97個。關於憲法宣誓的主體、內容、程序，各國做法不盡相同，一般都在有關人員開始履行職務之前或就職時舉行宣誓。全會決定規定，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這樣做，有利於彰顯憲法權威，增強公職人員憲法觀念，激勵公職人員忠於和維護憲法，也有利於在全社會增強憲法意識、樹立憲法權威。
第四，完善立法體制。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成就。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實踐發展永無止境，立法工作也永無止境，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任務依然很重。
我們在立法領域面臨著一些突出問題，比如，立法質量需要進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規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願不夠，解決實際問題有效性不足，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效率需要進一步提高。還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的立法實際上成了一種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決，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規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損害國家法治統一。
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質量的根本途徑。科學立法的核心在於尊重和體現客觀規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於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完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全會決定提出，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一是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建立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依法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二是加強和改進政府立法制度建設，完善行政法規、規章制定程序，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機制；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由政府法制機構組織起草；對部門間爭議較大的重要立法事項，由決策機關引入第三方評估，不能久拖不決。三是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和范圍，禁止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需要明確的是，在我們國家，法律是對全體公民的要求，黨內法規制度是對全體黨員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嚴格。我們黨是先鋒隊，對黨員的要求應該更嚴。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努力形成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
第五，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實施、束之高閣，或者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無濟於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保證法律嚴格實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政府是執法主體，對執法領域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權壓法、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問題，老百姓深惡痛絕，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會決定提出，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全會決定提出了一些重要措施。一是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規定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二是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保證法律顧問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積極作用；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三是推進綜合執法，理順城管執法體制，完善執法程序，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嚴格執行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四是加強對政府內部權力的制約，對財政資金分配使用、國有資產監管、政府投資、政府采購、公共資源轉讓、公共工程建設等權力集中的部門和崗位實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定期輪崗，強化內部流程式控制制，防止權力濫用；完善政府內部層級監督和專門監督；保障依法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五是全面推進政務公開，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重點推進財政預算、公共資源配置、重大建設項目批准和實施、社會公益事業建設等領域的政府信息公開。這些措施都有很強的針對性，也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一脈相承，對法治政府建設十分緊要。
第六，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我曾經引用過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他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因此，全會決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
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問題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員作風不正、辦案不廉，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司法體制不完善、司法職權配置和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司法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司法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正在有序推進。這次全會決定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基礎上對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比如，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全會決定規定，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並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等等。為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全會決定提出，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統一刑罰執行體制；探索實行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檢察權相分離；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等等。為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擴大參審范圍；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等等。全會決定還就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和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提出了重要改革措施。
第七，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近年來，隨著社會矛盾增多，全國法院受理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湧入最高人民法院，導致審判接訪壓力增大，息訴罷訪難度增加，不利於最高人民法院發揮監督指導全國法院工作職能，不利於維護社會穩定，不利於方便當事人訴訟。
全會決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這樣做，有利於審判機關重心下移、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當事人訴訟，有利於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釋、審理對統一法律適用有重大指導意義的案件。
第八，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和行政訴訟出現，跨行政區劃乃至跨境案件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導致法院所在地有關部門和領導越來越關注案件處理，甚至利用職權和關系插手案件處理，造成相關訴訟出現「主客場」現象，不利於平等保護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保障法院獨立審判、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維護法律公正實施。
全會決定提出，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這有利於排除對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的干擾、保障法院和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有利於構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的訴訟格局。
第九，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現在，檢察機關對行政違法行為的監督，主要是依法查辦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涉嫌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范圍相對比較窄。而實際情況是，行政違法行為構成刑事犯罪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亂作為、不作為。如果對這類違法行為置之不理、任其發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轉一些地方和部門的行政亂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頭性問題演變為刑事犯罪。全會決定提出，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行為，應該督促其糾正。作出這項規定，目的就是要使檢察機關對在執法辦案中發現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及時提出建議並督促其糾正。這項改革可以從建立督促起訴制度、完善檢察建議工作機制等入手。
在現實生活中，對一些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造成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險的案件，如國有資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等，由於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使其沒有也無法提起公益訴訟，導致違法行政行為缺乏有效司法監督，不利於促進依法行政、嚴格執法，加強對公共利益的保護。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有利於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行政訴訟制度，也有利於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第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充分發揮審判特別是庭審的作用，是確保案件處理質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環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辦案人員對法庭審判重視不夠，常常出現一些關鍵證據沒有收集或者沒有依法收集，進入庭審的案件沒有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審判無法順利進行。
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項改革有利於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範冤假錯案產生。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制定好這次全會決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大家要深刻領會中央精神，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全面理解和正確對待全會決定提出的重大改革舉措，深刻領會有關改革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自覺支持改革、擁護改革。在討論中，希望大家相互啟發、相互切磋，既提出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和建議，進一步完善全會決定提出的思路和方案，又加深理解，以利於會後傳達貫徹。讓我們共同努力，把這次全會開好。

❹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治的生命線是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內家治理體系和治容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❺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治生命線是什麼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治生命線是：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這就把司法公正提升到了一個全新高度。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線，必須把提高審判質量作為確保司法公正的著力點，嚴肅認真對待每一起案件，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把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法律關，重視發揮二審、再審和信訪的糾錯功能，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偏差、預防錯案，努力使每一起案件的審判都經得起法律、歷史和人民的檢驗。

要加強審判流程管理，嚴格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的條件，健全案件繁簡分流和速裁工作機制，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大力推行庭前調解、繁簡分流、小額速裁等制度措施，加強對訴訟和執行中止的監管，減輕當事人訴累，切實解決少數訴訟案件久拖不決、久拖不執、久執不結的問題。

(5)法治新命擴展閱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並按照法律理性化和程序化的內在邏輯，以司法權的合理配置為目標，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的具體內容，實際上就是對西方法治傳統中有益要素的積極吸收。

司法公正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律應該具有定紛止爭的功能，司法審判應該具有終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這些功能就難以實現。

司法機關要緊緊圍繞司法公正這一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嚴肅認真地對待每一起案件，堅決防止和依法糾正冤假錯案，維護司法權威。

❻ 依法治國新藍圖五個「堅持」是什麼

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根本，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第一基礎，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不負眾望，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開辟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歷史證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進步，中國強大，中國富強的保障，這也是形成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強國的關鍵。依法治國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法治強國的目標。
2.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依法治國為人民，人民需要依法治國，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依法治國就是最大的保障人民權益。人民主體地位體現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的全過程，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等方面，依法治國為人人，人人參與依法治國的氛圍必然形成，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這是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堅守，也是人民主體地位的必然體現。
3.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保證法律神聖、威嚴、尊嚴的唯一秘訣。這次全會提出了諸多改革舉措，比如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等等，就是為了保證司法獨立，取締權力的干預，就是為了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體折射。
4.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法治是用震懾與懲罰疏導社會，是立規矩，樹標准，通道路；德治是用思想與情感疏導社會，是熏陶，是感染，是春風化雨，是潛移默化。兩者是全面深化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國夢的兩大支柱。法治啟迪德治，德治促進法治，兩者相輔相成。
5.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這也是建設法治強國的關鍵，只有求務實，才能獲得真發展，研究公報全文的內容，無不體現了務實，是對昨天良好做法的繼承，是對昨天問題做法的拋棄，是對中國現實需求的創新，是對中國未來方向的探索，做好中國的事情就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求實才能有真效，真進步，真強大。昨天，我們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建設道路，今天，我們同樣需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出有中國特色的法治道路。

❼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❽ 法制/法治

題目的空應填：法制，這里強調「制度」的建設問題，而「法治」中的「治」則有治理和管理之意。

一、法制的概念

（一）法制的含義
法制一詞古已有之,但含義、用法不一。通常有兩種意義上的理解和作用：

第一，把法制同法律、制度聯系起來。對這種意義上的法制又有兩種理解和使用方式。

（1）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簡稱。我國古代典籍中的法制一詞多指此義。董必武亦說：「我們望文思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

（2）指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簡稱，包括國家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諸方面的制度。這兩種意義上所說的制度有所不同，一指國家依法制定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一指法律規定的國家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制度。

同法律、制度相聯的法制，其前提和基本要求、基本內容，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有法律和制度的國家都有這種法制。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都有法律和制度，因而都有這種法制。對這種法制的作用，有不同說法。我國古代典籍一般認為法制有禁奸、止邪、去私、明分、罰罪的作用。社會主義法制也有這種作用，但本質不同。社會主義法制所「禁」、「止」、「去」的，是損害國家、集體、他人合法利益的「奸」、「邪」、「私」；所「明分」的，是法律確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社會關系；所「罰罪」的，是違反社會主義法律構成犯罪依法應受處罰的行為。
第二，把法制同民主制聯系起來。這種法制指掌握政權階級按照民主原則把國家管理制度化、法律化，並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方式、制度。歷史上各種類型的國家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法律和制度，但並不都有法制，只有實行民主制的國家才有法制。因為這種法制是以民主制為前提和基礎的，同時又體現民主，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這種法制的基本要求和內容，不僅在於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更在於嚴格實施法律、遵守制度。在實行這種法制的國家，所有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公職人員和公民，都必須嚴格地執行法律，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制度。同民主制相關聯的法制是近代意義上的法制，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般不存在這種法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在形式上存在，在社會主義社會才可能真正存在這種法制。以民主制為前提和基礎的法制，一般都要求貫徹合法原則，即一切組織和個人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貫徹平等原則，即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貫徹統一原則，即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嫠制度。但這些原則在資本主義法制中往往不可能貫徹到底，只有在社會主義法制中才可能貫徹到底。

不論哪一種意義上的法制，或哪一種歷史類型的法制，其共同本質、根本 作用和特徵都在於：

（1）反映一定社會中掌握政權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規定和維護對掌握政權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2）屬於上層建築范疇，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又轉過來對經濟基礎起重要作用。當這一基礎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時，可以有力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當這一基礎本身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時，就會阻礙以至破壞生產力的發展，阻礙社會進步。

（3）由一定的政權制定，並以政權作後盾保證實現，具有政權的強制性和效力的普遍性。

（二）社會主義法制
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內容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諸方面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國家應高度重視和加強立法工作，根據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適時地逐步地制定完備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都得到法律調整，使人們在社會生活的各重要方面都有法律制度可以遵循。不重視立法，各方面無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就無從談起，因此，有法可依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務。

有法必依指一切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公職人員和公民 ，都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制度，依法辦事。有法不依，法再好再完備也不行。同時，有法可依的目的是實現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也是有法必依的邏輯結果。只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切實依法辦事，才能實現立法目的，發揮法的作用。從我國近些年來的法制實踐看，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不依法辦事的現象還相當普遍，理論和實踐都表明，有法必依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關鍵。

執法必嚴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一要嚴格遵守法律制度，切實依照法律規定的內容、精神和程序辦事；二是執法嚴明，一絲不苟，忠於事實真象和法律制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權；三要嚴肅、正確理解和運用法律，在刑事案件中，正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輕罪與重罪的界限。不能把執法必嚴理解為對任何違法犯罪分子的處理都必須從嚴，也不能把執法必嚴和嚴刑峻罰相混淆。執法必嚴，才能確立和維護法制的尊嚴和權威，保證法律制度得以實現。因此，執法必嚴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重要條件。

違法必究指對一切違法犯罪分子都依法予以追究和制裁，不允許任何人凌駕於法律之上，享受法外特權。違法必究是從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引申出來的要求，也是實現立法目的和法的普遍約束力所必需，並關系社會主義法制能否取信於民、是否具有尊嚴和權威。因此，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製得以實現的一個保障。

社會主義法制與資本主義法制有重大區別；

（1）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在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自己的基本任務；而資本主義法制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並為其服務。

（2）社會主義法制反映工人階級和其他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資本主義法制則主要反映資產者的意志和利益。

（3）由於社會主義法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在根本上具備了把法制原則貫徹到底的可能性；而資本主義法制，由於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體現少數人意志，難以真正貫徹。這些區別的存在，表明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先進性、優越性。

社會主義法制具有貫徹到底的可能性，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法制一定能貫徹到底。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必須作一系列努力，特別要注意三方面：

（1）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使廣大人民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當家作主。這樣才談得上把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制定為法律制度；才能為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提供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2）黨要模範地遵守社會主義法制。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是依法辦事。要使社會各方面依法辦事，首先要求執政的、領導人民制定法制的共產黨自己依法辦事。能否做到這一點，是社會主義法制能否得以加強、健全和實現的決定因素。

（3）要加強法律監督，以保證社會主義法製得以切實貫徹執行。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公民群眾，都有權利和義務監督法律實施。

二、法治的概念

同法制概念一樣，法治這一概念也是古已有之，其含義和用法也不一。通常主要在兩種意義上理解和使用它。一種是作為與「法制」通用 的概念。例如，1959年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出版的《自由社會的法治》所載英國法學家馬什的報告指出：對大多數法學家來說，Rule of Law（法治）這一片語對一切配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來說，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東西。受過英國法律教育的人，稱之為「法治」；一個美國法學家則稱「法治政府」；一個法國法學家則稱「法制原則」或「法律規則至上」；在德國通用的同樣內容的概念是「法治國」。另一種是作為與「人治」對應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主張執政者嚴格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

首先提出法治主張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國先秦法家就是強調建法立制、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學派。他們認為人生而好利惡害，人的這種本性一方面使人們必然要發生相互爭奪要抑制爭奪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內活動，而定分、止爭都需要實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爭的標准；另一方面也使得執政者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恩愛的手段來進行統治，行賞才能使好利的人們自願按執政者的要求去做，懲罰才能使惡害的人們不得不按執政者的要求去做，這就需要實行以賞罰為內容的法治。他們認為實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實際上是隨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而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韓非說：「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倡言法治，反對人治，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的命題，認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確、高明，比人治穩定、可靠，並給法治下了定義：「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強調實行法治時，中外古代思想家並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認為法治與人治應是統一的，法治不排斥個人的智慧。

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特權的革命時期，其思想家一般也都強調法治，這種法治通常也稱法制。它強調按資本主義民主原則立法，一切以法為治。「它意味著所有權力，立法、執法、司法等等權力，都服從一定的原則，這些原則通常被視為表達了法律的各種特徵，如：正義的基本原則、道德原則、公平和正常程序的觀念。它意味著尊重個人的最高價值和尊嚴。」「法治的意思是不僅政府維護和執行法律秩序，而且政府本身要服從法治，決不能無視法律或任意更改法律。」

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也提出了法治主張.但我國要實現的法治,是以體現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法律作為國家、社會、機關、組織和個人的行為准則。

三、法治與法制的區別和聯系

作為與人治相對應的法治,它與法制有如下區別：

（1）法制既指一國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嚴格依法辦事的一種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義則主要在於主張執政者嚴格依法治理國家。

（2）當法製作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時，它指的是具有實體性的法律、制度，屬於制度的范疇，強調加強法制是強調要有治國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相對人治而言，強調法治就是強調法律、制度這種工具在治理國家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國執政者特別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國，即為通常所說的法治。

（3）法制既強調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也強調每個公民守法。而法治強調的主要是一切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

（4）在近現代，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種意義上的法制。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以法治國，都有法治。

但法制與法治又有密切聯系。不僅當法制意指嚴格依法進行國家管理時，與法治含義相同，當法制意指一國法律制度簡稱時，與法治也有密切聯系。因為，一國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論指導，執政者沒有法治觀念，不重視法律制度在治國中的作用，不重視對法律制度的執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強法制。同時，法治這種治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的實現，又需要以健全法制為條件，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