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權立法的基本類型

㈠ 什麼是一般授權立法和特別授權立法

依據行政立法的立法權力的來源不同，行政立法可分為一般授權立法和特版別授權立法。
一、定權義：

一般授權立法是指國家行政機關直接依照憲法和有關組織法規定的職權，制定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活動。
特別授權立法是指依據特定法律、法規授權或者依據國家權力機關或上級國家行政機關通過專門決議的委託，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行為。
二、法律規定

我國《憲法》第89條規定，國務院可以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
《憲法》第90條第2款又規定：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
《地方組織法》第51條第1款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規章。

㈡ 授權立法的限制

在西方，有句格言：被授予的權力不得再委任。因為代議制本身就是人民的授權，所以，在美國不奉行「人民或制憲者賦予國會議員以制定法律的權力，且該權力不得再委託他人行使」的觀念。由此，便嚴格禁止授權立法，「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擁有的權力是人民授給它們的。既然這三個部門是人民所授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接受者，那麼它們就必須是這種權力的唯一所有者」[2]。而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早期是不承認授權立法的，一再宣布國會授權立法是違憲的、無效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都陸續承認了授權立法。二戰之後，日本、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國所制定的憲法也都對此予以承認並加以規范。
但是，本文所說的對授權立法的限制，是指允許代議機關(國會或議會)授權給行政機關等，以制定法律，只是這種授權要受一定限制。就是說，不是議會(或國會)所享有的全部立法權都可委任，而只能就特定事項(不一定就是不重要的事項)進行授權。由於各國所保留的立法權有所不同，所以，不得授權的范圍大小不一。但通常包括：憲法和法律有明文規定，要由法律加以規定的事項；涉及三權分立原則，即授權立法不得破壞這一原則，並不得逃避來自議會、法院等的監督；涉及人民主權；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關繫到國家機關的組織；以及其他應由法律進行規定的事情。以下著重談談西方幾個發達國家的作法。 英國作為議會主權國家，立法權只屬於議會，議會以外的其他組織(包括內閣)要立法，須有議會的授權。「英國行政機關不像法國那樣不需要法律的授權就享有制定自主的條例和補充的條例的權力，因此，英國行政機關制定行政管理法規的權力主要是根據議會授權的委任立法」[3]。但是，英國議會在授權時，並不僅僅以行政機關為限，有關法院、教會(如英國教會全國代表大會)、社會團體(如全國名勝古跡保護協會)依據議會授權制定法規的活動，也屬於授權立法。
在英國授權立法的發展史上，陸續制定了規范授權立法的法律。早在1539年議會通過公告法，授權國王為了治理國家和維持秩序所發布的公告，與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有相同的效力。1893年議會制定了行政規章公布法，賦予大部分授權立法以法律文件的名稱；認定授權立法是具有立法權性質的，而非行政權性質，特別是由政府部門制定的條例具有立法權性質；還規定法定的行政管理法規的公布方式等。英國的行政管理法規不僅名稱很多、很亂(主要有命令、條例、規劃、計劃、指示等)，而且制定的程序和公布的方式也很混亂。而行政規章公布法只是規定了一些重要的授權立法的公布方式。所以，議會於1946年制定了法定條規法(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又譯行政法規法)，於1948年1月實施。雖然該法也只調整行政法規和重要的行政規章，並未規范所有的授權立法，但它的調整范圍畢竟擴大了；而且對制定程序、法規公布和議會監督也作了一些規定。總之，議會對授權立法的限制主要有：必須根據法律並為了執行法律而制定法規，授權立法應符合授權法所要求的目的和內容，法規必須在各該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內頒行；法規必須按規定的程序和形式制定等。
同時，英國輿論界還對如下特殊類型的委任立法進行了批評：決定原則(法律有時授予行政機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決定重要的原則事項)、征稅權力(這本是議會控制行政機關的一種手段，必須由議會掌握，不能由行政機關決定，卻交由行政機關決定)、次級授權立法(即再委任)、溯及既往的權力、排除法院的監督、修改法律的權力。[4]這些特殊類型的授權立法是不能也不應隨意使用的。 在實行三權分立的美國，授權立法受到三種觀念的阻礙。這三種觀念便是：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怎樣才能和三權分立的原則協調一致；被授予的權力不得再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曾多次作出判決，國會的立法權不得授予。[5]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逐漸轉變禁止授權立法的觀念。「憲法從不否認國會可以採取必要的、靈活而又實際的措施，以使它能夠完成制定政策、規定標準的任務，同時委託指定的機關在規定的范圍內制定從屬的規章，認定事實並據此事實裁定適用立法機關宣布的政策。」[6]就是說，美國逐步地承認了授權立法，一部法律不能僅因其授出立法權而無效。但是，為了鞏固國會作為主要立法者的地位，授權立法就不能不有所節制。
這種制約表現為必須對國會所要授出的立法權規定明確的限度。授權立法權本身必須受到制約，或者受法定的目的、方式甚至細節的制約，或者受授權范圍的制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巴拿馬煉油公司訴瑞安一案時，就以授權法中沒有規定適當標准為由，宣布一項授權立法無效。美國有的學者認為：「如果在授權法中沒有規定任何標准制約委任之權，行政機關則等於拿到了一張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權的領域里任意制定法律。」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適當標准」的解釋愈益朝著放寬「授權標准」的方向發展，以至於允許行政機關自定標准，而在授權法中不必定出標准。在美國的授權法中，「適當標准」已被「方便公眾、公共利益和公眾需要」之類的模糊概念所取代，對於這種只是「一種形式，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標准，「授權法只要不放棄國會職權，即便它的唯一標准空泛得令人不可捉摸，也可以被認可」。
總之，美國的授權立法制度已較完善，它對授權立法主要有如下限制：首先，按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一款規定：「本憲法所規定的各項立法權，均屬於合眾國國會」，所以憲法上明確規定應由國會立法的范圍，原則上不得授權。其次，國會確實無法行使其全部立法權時，就以「骨骼立法」或以偶發性事件之立法的方法，而將次要及細節部分授權行政部門以命令形式加以補充。再次，授權應有標准或制約，不得無所限制或含混其辭。第四，國會只能授權給公務員或行政機關，不得授權給私人或團體，這是與英國不同的。最後，任何違反法規的處罰都必須由國會親自加以規定。當然，美國與英國等國家一樣，有著數量巨大的授權立法。 1946年日本《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國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國家唯一立法機關」；第五十九條規定：「法律案，除本憲法有特別規定者外，經兩議院通過後即成為法律」。這是一個重要原則，明確「表示依法行政的原理，不承認行政權固有的立法權」。但是，卻有例外，即國會兩院可以制定各自的議事規則、最高法院也可以制定相應規則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可以制定條例。就是說，只有國會把應由法律規定的事項授權內閣制定，才屬於授權立法。
在日本，行政立法分為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兩種。「法規命令是行政機關制定的、有關國民權利義務的、具有作為法規性質的規范」，「只有在法律(或條例)的授權之下方可制定」[9]。日本《憲法》第七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內閣「為實施本憲法及法律的規定而制定政令。但此種政令中，除法律特別授權者外，不得制定罰則」。《內閣法》第十一條規定：「政令若無法律委任，不得設立科以義務或限制權利的規定(《國家行政組織法》第十二條第四款也同此旨趣)。」[10]日本最高法院1958年7月9日的判例就該規范的制定權指出：「正如立法權賦予行政機關這種許可權一樣，根據憲法第73條第6款正文及但書的規定是很清楚的。」
在日本，不允許法律對政府以一般性的空白委任，只能在可以肯定其合理的范圍內得到承認。具體地說，日本在進行授權立法時，施以如下限制：(1)不允許莫視國會立法權那樣的一般性、包括性的委任即所謂空白委任，而必須是個別的，具體的授權。授權法必須具體寫明授權的相對人、目的、授權事項，盡可能明確規定委任的范圍、程序。(2)由憲法或法律規定專門授予行政機關以制定法規，這類授權不得再授權。(3)就法規的內容而言，不許超越授權法所規定的范圍，並不得與憲法、法律相抵觸；不得改變或廢止法律本身的規定；法規的內容應有可能實現並應明確具體。(4)法規一般是登在官報上。 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統一後，以聯邦德國於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為臨時憲法，同時，聯邦德國的其他法律也在民主德國地區有效。所以，這里只敘述原聯邦德國的授權立法規定。
二戰後，聯邦德國成了聯邦制國家，在基本法中規定立法權受憲法的限制，這一點與美國憲法類似。需要說明的是，同時，在德國，只有議會授予行政機關等制定的法律才屬於委任立法。而「行政機關及其機構制定的兩種規范不需要議會的委任：一是命令，它是行政機關用來調整行政內部事務的規范；二是特別法規，它指特定行政機關制定的與國防、中小學、大學和公共事業等部門相連的規范。上述規范的制定，不屬於委任立法。」[
聯邦德國《基本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律可以授權聯邦政府、聯邦部長或各州政府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授權立法應符合授權法的內容、目的和范圍等要求；依據授權而制定的法規必須引證授權法(因為行政機關和自治組織並不能直接依據《基本法》的授權而進行授權立法)；行政機關只能制定執行、施行或補充法律的法規；行政機關可在其內部再授權；法規應經有許可權的機關簽署；原則上均應公布並註明生效日期。在德國，授權立法並不僅僅限於行政機關，還包括自治組織，這與英國是一樣的。因為《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各鎮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自己負責規定一切地方公眾事務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聯合鄉也應按照法律並在法律賦予它們的職能的限度內擁有自治的權利。」德國的自治機關行使立法，必須由議會用法律具體授權。 相對來說，法國的授權立法不發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國1958年《憲法》沒有規定議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第三十四條只是以列舉的方式規定議會的立法許可權；第三十七條則規定，議會不得就第三十四條規定以外的立法事項進行立法，而是由行政部門以條例形式進行規定，從而賦予行政部門廣泛的立法許可權。就此而論，議會可以授權立法的范圍相對較小。
在法國，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和進行行政管理，依據法律規定有權制定行政條例，而這種行政條例的地位「比英國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和美國行政機關的行政規章高得多」。凡屬於1958年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由議會以法律規定的事項，由於議會的授權，行政機關可用法令條例(屬行政條例中的一種，也是法國的授權立法)加以規定。法令條例和議會制定的法律其效力相等，可以變更或修改法律。
在法國，「負有執行公務使命的私人團體，特別是同業公會，根據法律的授權也有制定條例的權力。這種條例是內部規則，只對團體的成員適用，而且不能和法律以及上級條例抵觸，不能超越它所執行的公務范圍。」[16]
在法國，議會授權立法要有明確期限。「議會的授權必須目的性明確，同時規定一個條例有效的期限，通常比授權的期間長。政府在期限屆滿前，可以請求議會批准已經頒布的法令，使它成為法律。政府不在期限內提出請求，法令因期限屆滿而失效。在政府提出請求後，議會未作決定的，法令繼續有效。法令經議會批准後，政府不能再以條例更改議會所批準的法令。」 義大利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職能由兩院集體實現之」。在第七十六條、七十七條中對授權立法有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只有當確定了原則和領導性指示，在被限定的時間內，並就一定范圍內之問題始得將立法權交給政府實行。」這是對授權立法的限制。而「政府未經兩院委任(授權)，不得頒布具有普通法律效力之法令」。實際上，義大利有著大量的法令。

㈢ 授權立法與委託立法的異同

（2）授權立法（委託立法、委任立法）

委任立法是基於法律授權的立法，是法律委託行政當局制定具有法律內容和法律同等效力的法規，其許可權由授權法規定。
－－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37頁。

委任立法，通常指立法機關（議會）委託行政機關制定法律規范的活動。
－－《法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622頁。

所謂委託立法，是指有關政權機關由於國家權力機關或立法機關的委託而獲得一定的立法權。
－－李培傳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立法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法制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7頁。

授權立法是指一個立法主體依法將其一部分法定立法許可權授予另一個國家機關或組織行使，另一個國家機關或組織根據所授予的立法許可權進行的立法活動。授權立法又叫委託立法，最常見的是立法機關委託行政機關的立法。
－－張根大等：《立法學總論》，法律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12頁。

委託立法亦稱授權立法或委任立法，它是指有關政權機關由於立法機關的委託而獲得一定的立法權。
－－張善恭主編：《立法學原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11頁。

委任立法一般是指立法機關通過法定形式將某些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行政機關得依據授權法（含憲法）創製法規的行為。
－－吳大英、任允正、李林：《比較立法制度》，群眾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311頁。

㈣ 授權立法名詞解釋

授權立法

是立法機關抄（議會）在它所制定的一項原則立法（授權法）中，規定將某些具體事項立法授予行政部門，專門設立的機關，司法機關或地方國家機關。不同於授權法，後者指授權立法的整個活動或者過程，包括授權機關制定授權法和被授權的機關根據授權法的立法活動。

㈤ 授權立法的基本概述

「授權立法」制度是在資產階級國家成立，制定了憲法，出現了近現代意義上的分權後才作為法律上的專門術語而使用。也就是說，只有在憲政體制框架下，憲法確認了立法機關為唯一法定的立法主體後，才涉及到其他機關，尤其是行政機關依據立法機關的授權來制定授權立法的問題。由於「授權立法」的內涵和外延在理解上的不確定，其概念的表述也是眾說紛紜。總的來說有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授權立法制度就是行政立法。這種觀點以西方為代表，源於「三權分立」學說，認為「授權立法是指行政機關根據議會授權制定的各種行政管理法規，立法機關是授權立法的唯一授權主體，行政機關為唯一受權主體，行政機關根據議會授權制定的各種行政法規都屬於授權立法的范圍」；第二種觀點認為，授權立法包括但不限於行政立法。如英國學者沃克認為「授權立法是指由議會為特定的事項授予無立法權的團體或個人制定。立法權可以授予政府、公共事業機構和委員會、地方當局、大學和其他機構」有的國內學者認為「授權立法是指一個立法主體依法將其一部分立法許可權授予另一個國家機關或組織行使，另一個國家機關或組織根據所授予的立法許可權進行的立法活動」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立法包括職權立法和授權立法。這是我國一部分學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憲法是配置國家權力結構的最高行為准則，而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務院、省級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和自治地方權力機關有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的權力。也就是說我國憲法以根本法形式確認了這些機關職權立法的合法地位，而且職權立法在權力來源，規范事項的范圍，行使權力所受到的監督控製程度不同於普通的授權立法。如果不承認職權立法，忽視它與普通授權立法的不同，則會給立法理論研究和立法實踐工作帶來不利。上述觀點各有優點與不足，筆者贊成授權立法是由具備授權資格的立法主體依據授權法的規定，遵循相應程序要求，將立法權授予另一個能夠承擔立法責任的機關，該機關根據授權要求而進行的立法活動及其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從靜態層面上說，授權立法是指無法定立法權的主體(受權主體)依據享有法定立法權的主體(授權主體)的立法授權而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從動態層面上說，授權立法則是指受權主體根據授權主體的立法授權而進行的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

㈥ 什麼是授權立法與職權立法

授權立法是指：立法機關在它所制定的一項原則立法中，規定將某些具體事項專立法授予行政部門，專門設屬立的機關，司法機關或地方國家機關。
職權立法是指：指隨著社會的發展，某些立法權利已經轉化為行政權的一部分，是行政權的固有組合。

㈦ 什麼叫授權性法規

授權性法律規范，是指授於公民、公職人員、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可以自行抉擇做或不做某種行為的法律規范。授權性法規在法律條文中，多以「可以」、「有權」、「享有」、「具有」等詞來表達。授權性法規稱為任意性規范。

例：

1、我國《憲法》第二章規定了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這就是授權性法規。

2、夫妻一方死亡後另一方再婚的,有權處分所繼承的財產。這是遵循的受權性法規的任意性。

與授權性法規相對應的是「禁止性規范」和「命令性規范」，稱為義務性規范，也叫強制性規范。

(7)授權立法的基本類型擴展閱讀：

「授權立法」制度是在資產階級國家成立，制定了憲法，出現了近現代意義上的分權後才作為法律上的專門術語而使用。

授權立法制度是國家立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已成為各國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自19世紀30年代由英國開始的，自產生後它就伴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和政府職能的擴張而逐步發展起來。

授權立法有如下特徵：

1、從屬性，即授權立法來源於享有職權立法權機構的授權，從屬於職權立法，是由職權立法派生出來的。

2、有限性，即授權立法不僅受到憲法限制，還直接受到授權法限制，受到授權機關的監督和制約。

3、靈活性，授權立法根據社會的不斷變化，及時制定或修改法律實施細則、處理突發事件，它是在憲法高度穩定性、分權原則權威性與社會對政府職能靈活性需要之間的一種平衡。

㈧ 授權立法是什麼

授權立法是行政機關依據特定的法律授權或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的專門授權所進行的立法。通常把特定的法律、法規的授權稱為一般授權，把有權機關的授權稱為特別授權。例如，《礦產資源法》第52 條規定:「本法實施細則由國務院制定」,就屬於一般授權立法。又如,1985 年以後,國務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改革開放的規范性文件,都屬於特別授權立法。

㈨ 授權法的概念和分類

1.憲法是授權法
各級領導幹部都是手中掌握著一定權力的特殊群體。盡管大家都明白「權力來源於人民」這個淺顯的道理。但權力為什麼一方面來源於人民，另一方面卻又到了領導幹部手中？憲法與此有何關系？對此，首先得從民主政治說起。
憲法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憲法是在一個國家出現了民主事實之後才產生的。作為憲法實踐狀態的憲政，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概括的那樣，是「民主的政治」。而民主簡而言之即人民當家作主。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認民主事實，亦即確認了國家主權從「君主主權」向「人民主權」的轉移，確認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從此，君主對於國家的壟斷權被解除，國家的所有權為廣大民眾所分享。
民主政治是法治社會的基石。有了民主，法治社會才得以建立；一旦抽去民主這塊基石，法治的大廈將會不復存在。民主這塊法治社會的基石，又是依賴於憲法來維護的。憲法直接捍衛著人民大眾在國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捍衛著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我國憲法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是區別民主社會與非民主社會的根本標志。換句話說，只有認同權力屬於人民的國家才是民主國家。
既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那麼為什麼領導幹部手中又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呢？這是因為人民的授權。在近現代民族國家，由於疆域廣闊、人口眾多，人民不可能每個人都親自去管理公共事務，所以把手中的一部分權力授予領導幹部，由領導幹部來管理國家的公共事務，而這個授權是通過憲法來實現的。根據憲法的規定，人民先選舉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形成一次授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再選舉出同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官員，賦予他們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這又形成一次授權。所以，我們說憲法是授權法。

正是通過憲法的授權，領導幹部才掌握了大大小小的公共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憲法是現代國家方略及其領導人的權力來源法。
2.論述憲法的價值取向

去的二十年裡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這就是，1982年制定的憲法至今已經經歷了三次修正，每次都主要涉及經濟制度的改革。一些人因而對憲法的穩定性產生了懷疑，質問經濟制度是否是憲法必需的內容，憲法是否適合充當一國經濟制度合法化的手段。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許多進步的經濟改革措施是在無視與突破既定的憲法制度的前提下推行的，在一定區域經過一定時間的實踐證明成功以後再通過修改憲法而被合法化。有人樂觀地稱之為「良性違憲」，但遭到批評。
近來，又有人倡導憲法的「司法化」，冀望司法對於違憲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救濟。可是人們又不能不懷疑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許多的懷疑都關心權力體制，這里我將通過分析中國憲法的價值取向提出一個也許「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論點：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改革時期憲法的司法化（姑且沿用這個提法）是不必要和不可能的。
憲政主義作為一種主義，有其關於憲法的規范性認識。如果說18、19世紀憲政主義可以簡單地等同於自由憲政主義的話，那麼，20世紀憲政主義就變得復雜了。首先，世界范圍內相繼出現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國家也都頒布了自己的憲法，它們對於憲法的作用，對於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對於國家權力的定性和分配方式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同時，西方傳統的自由主義國家進入了「行政國」、「福利國」時代，國家對於傳統的私領域空前地干預，有人驚呼這是憲政的冰紀，有人說這是新憲政主義。社會主義憲法和西方新憲政主義在處境上有一個共同之處：面對貧困。因此，兩者都關心公共福利。但是，前者面對的是前現代的貧困，是普遍的貧困，既有絕對意義上的貧困也有相對意義上的貧困；後者面對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困現象，是部分人的相對貧困--實質不平等。因此，前者的目的是富強，後者的目的是平衡自由與平等；前者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後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如果說新憲政主義是對自由憲政主義的修正的話，那麼，社會主義憲法則體現了一種完全不同於自由憲政主義的憲法觀。
既然社會主義立憲的目的是富強，那麼，憲法對此能做什麼呢？首先，憲法成為群眾動員的手段，它明確宣告並突出富強的目的，正如西方憲法突出自由或人的尊嚴一樣；其次，憲法使國家對經濟資源的集中控制合法化，經濟制度直接甚至不可避免地成為憲法的重要內容，正如權利法案對於西方憲法一樣。在社會主義憲法中，經濟制度被高度政治化，具有與政治制度同等的重要性甚至更基本的意義。那種對於經濟制度是否要憲法化的懷疑忽視了論辯的制度前提--社會主義--和價值前提--富強。
正因為貧困是我國的根本問題，富強是立憲的根本價值關懷，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實行的經濟改革措施雖然可能違背憲法規定的某項具體制度，但在價值層面又是符合立憲精神的。「進步--合憲性」的悖論在一定時期是社會經濟改革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的存在及其造成的利益不平衡是社會進步的代價。一味地將改革措施的違憲稱為良性違憲，過於武斷，如果某項經濟改革措施不能有助於國家的富強，那麼，這種違憲難道也是「良性的」？當然，這里有一個判斷機制的問題。我們的作法是事後通過修憲程序來肯定「良性違憲」的改革措施。那麼有沒有可能通過憲法的司法化來完成判斷的任務呢？答曰：不可能。因為一個違背憲法明文規定（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立憲精神--對富強的追求，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判斷，超越了法律判斷的能力，而且與法律判斷不相容。此時，違憲審查機制一旦建立並運作就會成為社會經濟改革的對立物。
也許有人馬上會舉出西方新憲政主義的相反例子。美國新政時期的一些立法不是也經過違憲審查嗎？最高法院不是最初否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後來又通過重新解釋憲法擁護一些新政法案嗎？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美國新政與當代中國改革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經濟改革其實就是經濟制度的改革，有時候憲法的某些規定就是改革的對象，某些改革措施甚至與憲法的禁止性規定直接沖突，在一定意義上，經濟改革的試驗過程可以看成修憲的試驗階段；而美國新政措施與憲法的矛盾存在解釋的餘地，可以通過重新解釋憲法得以化解。其次，即便在美國，新政也造成了憲政危機，最後退讓的是最高法院，用中國的政治語言來說，是司法為改革服務了一把。
在中國，由於沒有違憲審查，所以整個改革過程並沒有引發嚴重的憲政危機。中國憲法在20年內經歷了三次修正，這種不穩定性與人們對於經濟改革的認識的發展是一致的，與社會對於改革的認受過程同步。也許三次修正不一定具有必然性，但無論如何，我們無法期待在1982年中國人就一步飛躍到現在的認識水平，具有現在的認受力。面對「穩定需求--改革需求」的矛盾，中國沒有選擇在憲法中完全去掉經濟制度的規定或者一步到位直接規定某種理想的經濟制度的路子，而是選擇了邊改革邊修憲，用憲法穩定改革成果的方式，這是在穩中求變、變中求穩，實得辨證之妙諦。
然則憲法何時能司法化呢？這里我們需要探問憲法司法化的前提。前提是多方面的，除其他因素以外，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對個體自由（和私人財產權）的尊重。只有當個體自由成為國家的首要價值時，憲法的司法化才有必要，同時，維護自由也是司法機關力所勝任的。當富強構成國家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時，憲法的司法化沒有必要，同時對於國家目的也無能為力。在一個普遍貧困而又憧憬富強的國家，關於公共權力和政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觀念就會與自由憲政主義截然不同。這里需要一個能作出明智判斷和有效行動的政府，必須賦予政府充分的權力來制定並推行經濟政策。最初我們實行計劃經濟，與之相隨的是全權國家。到1970年代末，我們依然面臨嚴重的貧困，於是著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隨著改革的逐步推進，政府權力從某些領域退出，私人領域開始生長。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的設立是一個信號，它告訴世人：在中國，個人自由與私利開始獲得對抗政府的正當性。入世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剝蝕了政府對資源的一部分壟斷和審批權，可以合理預期私領域將得到進一步的拓展。面對「權威--自由」的沖突，我們明顯地擴大了自由，但是，自由的增長取決於它對國家富強的促進作用。目前經濟改革並沒有完成，貧窮落後仍然是我們的主要困憂。在這種情況下，對自由的關心只能停留在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的程度，離憲法的司法化還有一定的距離。當然，對該主題的理論研究可以提前，也是憲法學體系建設不可少的一種努力。

3.」憲法是社會共同體的組織法」，對此如何評述？
就是說憲法是調整個社會團體間的功能分配，管理階層權力配置的共同規范 .社會成員的所有活動都是在憲法的框架下進行！就是憲法協調者所有社會成員的活動！

4.我國修憲的主要特點

《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是對現行憲法部分內容進行的第四次修正。這次修憲，從啟動到提請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歷時整整一年，工作中體現的幾個主要特點非常明顯。

一、堅持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性質及其所處的執政地位決定，修憲工作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同以往三次修憲一樣，這次修憲從啟動到修改建議的形成，始終都是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黨中央確定了這次修憲總的原則和工作方針，主持、組織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並通過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保證修憲工作的順利完成。修憲全過程的每個環節都體現了黨的執政地位，顯示了黨對修憲工作的領導作用。

二、充分發揚民主

充分發揮民主，是黨領導修憲工作所堅持的一項原則。這一點，在這次修憲過程中體現得更加充分。一是對修憲的具體內容，沒有事先提出方案、劃定范圍，而是先自下而上地廣泛徵求意見。中央修憲小組在南方和北方多次召開座談會，直接聽取地方、部門和部分企業負責人、法學專家以及經濟學專家對修憲的意見和建議；在對各地方、各部門、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進行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修憲初步方案後，進一步在更大的范圍內徵求意見；胡錦濤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座談會，徵求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中央修憲小組負責人召開部分理論工作者、法學專家、經濟學家座談會，聽取意見。經過兩下兩上、反復研究，形成修改方案。筆者先後兩次應邀參加座談，對這次修憲的民主氛圍是有深切感受的。二是嚴格按照黨內民主程序辦事，《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中央政治局，最後經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再由黨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對《建議》進行了熱烈討論，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共同意見，形成並全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草案），決定提請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事實表明：這次修憲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的過程，修憲的內容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

三、遵循法定程序

現行憲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這一規定表明，憲法的修改在程序上有別於一般法律的修改，體現了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的崇高地位和修憲的嚴肅性。這次修憲同以往三次修憲一樣，都是依照這個法定程序進行的，是嚴格依法辦事的典範。

四、從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

現行憲法是否需要修改以及修改哪些內容，都要從客觀實際的發展要求出發，是由現階段的國情決定的。我國自1999年3月第三次修憲以來，客觀實際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新的形勢要求現行憲法與時俱進，以更好地發揮國家根本法的作用。因此，再次及時地修憲是必要的。這次修改憲法的內容都是為客觀實際所要求，順應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所必需的。比如，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而產生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已經在現實中成為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理所當然地應當在憲法中確立它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

㈩ 行政法中一般授權立法是什麼

國家行政機關直接依照憲法和有關組織法規定的職權，制定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活動屬於國家行政機關直接依照憲法和有關組織法規定的職權，制定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活動屬於一般授權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