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德治法治

❶ 究竟用什麼理論解讀法治德治關系

1德治和人治的關系
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要想充分發揮人治的優點，政府官員應該勤奮、敬業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2德治的含義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含義如下：
第一、要求統治者集團以身作則，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發揮道德感化作用。
第二、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化，「為政以德」，德主刑輔。
從上面兩頭得出，德治是人治。德治要求統治者自身正。

再說法制，法制就是法律在統治，而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組織在統治。為了保證沒有某個組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制國家一般採用三全分立，少數的，例如台灣，是五權分立。

這里有一個被大陸人民經常忽視的基礎：法制難道就不講道德了嗎！統治一個國家的法律，難道就是罪惡的嗎！
大家讀一讀美國憲法 序言
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這里，完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安寧，共同國防，增進福利，確保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哪一條不是人類個體乃至國家集體的最基本的道德！
奠定美國200多年時間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一偉大國家的基因——憲政確立的公民自由基礎和法治框架卻一點未變。自由與財產，權力制衡，以個人為基礎，這些基本的價值觀，不需要民主討論，也不由得民主討論!沒有這一自由、憲政和法治基礎，民主會荒腔走板;有了這個自由、憲政和法治基礎，民主只是錦上添花。
所以法制是最高的道德，把道德上升到鋼鐵的地步，最基本的道德（例如美國的自由與財產，權力制衡，以個人為基礎，這些基本的價值觀，）不需要民主討論，也不由得民主討論!
可以確定無疑的說，是根本道德上升到了不需民主討論的層次，並且三權分立，就是法制。
「民主」是個一言難盡的口號，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來做工具和武器的東西，就像「反貪腐」一樣。共產黨也是一路打著民主的旗號統治到今天的。但美國起草獨立宣言和憲法的先賢們，卻很不喜歡用「民主」這個詞。
《獨立宣言》全文沒提到「民主」。而譯成中文長達一萬多字的美國憲法，甚至通篇都沒有「民主」這兩個字。這絕不是疏忽，而是美國先賢們經過多年討論、辯論之後的一個非常清楚的共識。奠定美國基礎的這兩個最重要文件，全部強調的是保護個人權利，而不是多數裁決的原則，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
美國先賢當年沒有提到民主和科學等，只是抓住「個人權利」這個根本。一切國家體制的建立，都以保障個人權利為最高目標。在保護個人權利這個根本之上，最後才會有真正民主機制的確立。如果說只用兩句話概括美國強大的原因的話，那就是美國重視並實踐了這樣的價值：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也就是確立個人主義的價值，以人為根本。
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強調人的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是指個人。
所以說法制就是人們根本的道德，上升到統治地位。

法制不會犯錯，犯錯的只有人，那麼經過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法制才會給人們帶去最大的輻照。任何政策決定，都是先符合憲法，再經過三個權力機關相互制衡後，產生的，從出廠前，就經過總設計，和總檢核。就算出了問題，哪也是執行人的問題，憲法本身永遠正確。
而德治就空有其表，統治者欲正人，先正己。「正人先正己」一句經典台詞，語出偉大的《論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語最擅長應對西方的批評，殺傷力可謂摧枯拉朽。
德治，這里有一個陷阱，統治者必須---正，但是，是人都有錯誤，統治者也是人，統治者要一貫的偉光正。這個可能嗎！那就得靠---偽。
所以，德治國家，基本都走向了反面。因為德治給統治者自己，留了後門。而法制是不給統治者留後門的。法制不需要---正人先正己。法制是根本道德，而且法制不是人，不會犯錯，不會偽裝，法制沒有個人利益，也用不著面子。

❷ 《論語》中孔子、孟子、荀子對於法律的言論

需要說明的是《論語》中國春秋時期一部語錄體散文集，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回弟子的言行。它較為集答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纂而成。沒有孟子，荀子的的相關言論。

孔子主張用道德引導民眾、用禮來約束民眾。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領導一個國家，如果僅僅用政令來領導，用刑罰來管理，結果是民眾不敢犯法，因為一旦犯法就會受到刑罰處罰。若是如此民眾只會想辦法逃避刑罰處罰，而沒有羞恥之心。假如以道德來領導，以禮來教化。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民眾能從內心自覺的約束自己，如果做錯了，自己就會覺得慚愧，而不是等到法律制裁，才會悔恨。

孔子所主張的德治是優於法治的更高境界，如同共產主義是較社會主義的更高境界。法治更多的是治理一種行為，而德治治理的卻是人們的思想。行為本身由思想而來，若是能夠將人們的思想教化，那麼法治也就成為一件簡單的事情了。

❸ 關於孔子的德治

德治是一種以道德自律手段的政治理論。這是中國儒家的主要政治理論，亦是中國古代佔主導地位的政治理論，它支配中國古代社會幾千年，深層地研究和發掘德治理論，不但對於梳理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而且對於今天的文化建設和政治建設都有莫大的理論和現實的意義。 「德治」 思想由孔子開創的，它是指以 禮樂 教化來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質，將遵守社會等級秩序及其行為規范變為一種自覺，從而達到國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對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動地心悅誠服的，而不是靠嚴刑峻法來迫使人民畏敬。德治也是孔孟儒學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張，後來儒家把這種德治思想進行了發揮與弘揚，對傳統政治影響巨大。 "以德為主，以刑為輔"便是歷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條基本原則。 「德治」在中國，其最早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與「法家」之爭。這兩家在治國方略的選擇和運用上針鋒相對，見仁見智，古代中國的「法治」學說與「德治」學說就誕生在這場紛爭的硝煙之中。先秦法家管仲最早的提出「法治思想」，從「以法治國」到「貴族上下皆從於法」趙國的慎到的從「尚法」到「勢、法」並重，商鞅從「緣法而治」到「以刑去刑」等法制主張。法家反對德治，從人性論出發，法家認為人性無法改造，因此反對儒家的德治，認為只能以力服人，主張「不務德而務法」，強調法律的強製作用，甚至把法律說成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手段。儒家與法家這樣針鋒相對。法家反對儒家主張的「為政在人」，認為把國家治理系於個人的道德和能力是不可靠的，依於對人性的懷疑。先秦法家提出的「法治」並非我們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法治。雖然它們之間有共同點：都是用法來治國，但是古代中國法家思想的主旨在於維護君主集權，法律的主要價值在於防止暴亂，「法治」完完全全是統治階級的集權，是統治階級的一種駕馭人們的工具。從漢代開始，儒家思想被統治者作為正統思想取得了獨尊的地位。漢代之後的儒學實質上是內儒外法的學說。因此，出現「禮法合一」的東方特有現象，德治超越了法治，法治被包含於德治之中。在中國古代哲學家中，就關注社會、人生問題的程度而言，孔子是最具代表性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正是衰退著的奴隸制與萌芽著的封建制交相包孕。社會形態的新舊交替，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把這個時期看作是「禮壞樂崩」，臣殺君，子殺父，犯上作亂的「暴行」。於是他他感嘆「天下無道」，傳統的價值體系、行為規范和意義已經失去或正在失去原有的功能。因此，孔子在春秋季世社會內部機制大調整時代，對三代文化的特徵、古今文化的異同、夷夏文化的差別等進行了認真的審視。他認同傳統，力主回歸傳統，努力繼承和弘揚華夏文明；積極回應社會變革所引起的傳統文化的危機，在重新理解和闡釋傳統的基礎上解答當前面臨的問題，這對我們今天正確對待歷史文化、傳統文化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孔子提出以禮樂制度作為維系統治者統治的思想核心，並強調「仁」是作為禮的重要內容。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這就是說，一個不仁的人是不能夠真正的理解禮和實行禮的。這也就是用德化來進一步充實和加強禮治，而仁就是德化的具體內容。孔子首先說明的仁基本性質和內容，就是約束自己的行為使其符合於禮的規范，能做到這一點的，就公認是仁。其次，求仁完全是自覺的，不依靠他人。要達到仁必須在視、聽、言、動各方面全面地符合禮，這就是說仁是一種全面的道德行為。從社會政治方面看，孔子所謂的禮無疑是重要的，因為他規定了社會的基本結構，維系著整個上層建築的宗法等級制。仁作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為這個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調節劑、粘合劑，對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起著不可代替的作用。根據仁的觀念，既然管理不是牲畜而是必須予以關心愛護的人，那麼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應用又怎樣呢？「庶矣哉！」「富之」「教之」。孔子在的「德治」思想中與眾不同的就是他把國家管理和治理的對象歸結為人，用「以人為本」和「以民為本」 作為治國的理念，強調人的重要性，他意識到在戰爭頻頻發生，社會動盪不安時，民眾在政治上顯示出自己的力量，認識到民的問題實際上是人的問題，要在政治上解決重民的問題，就必須首先在思想上樹立愛人，愛他人的觀念，亦即仁的觀念。主張 「愛人」所以他要求統治者尊重民眾的，要對民眾進行教育，用禮來規范他們的行為，提高民眾的道德自覺，使他們在道德自覺的基礎上去遵守社會規范，從而達到社會的平衡和和諧，反對簡單的用刑法，用法律來對。德治追求的是和諧安寧的社會，它是以民為本，而不是以君為本的。在古代社會，這一思想是異常難能可貴的。人民是國家的根本，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政制雖有不同，亦不必同，但只要利於人民，益於百姓的，即是好政制。同一政制下，政體雖有不同，亦不必同，但只要利於人民，益於百姓的，即是好政體。古今中外，改革層出不窮，亦不必同，但只要是利於人民，益於百姓的，即是好改革，值得肯定；如不利於人民，擾亂百姓，就不是好改革，應該否定。清代思想家魏源說：「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默觚下·治篇五》）是不是愛民、厚民、寬民、利民、益民，這應是我們評價一種政制和政體的好壞，一種政治理念的好壞的價值標准。歷史上的德治所以值得肯定，首要的原因即在這里。孔子關於「德政」思想的經典表述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就是說，用法制禁令去引導百姓，使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只是求得免於犯罪受懲，卻失去了廉恥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導百姓，使用禮制去統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也就守規矩了。換句話說，如果只用政治去開導民眾，用刑法去懲罰民眾，雖然可能畏法而不敢犯法，但缺乏道德自覺。如果用仁德去教導民眾，啟發他們的道德自覺，同時又用禮去規范他們的行為，民眾的行為就能合乎社會的規范，達到社會的和諧。反對專以政令、刑法治國。他說：「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只要統治者做出表率，自覺地遵守禮制，人民也就好治理了。孔子提出的與政令刑法相輔而行的禮治德化的兩手辦法，成為以後歷代統治者一貫使用的統治手法。這與我們國家所倡導的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現在，我們國家推崇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目標以及「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均源於儒學文化。儒家認為，民眾的擁護就能鞏固統治者的政權，得民最重要在於得民心；任何一個政權，它如果失了民心，失去了民眾的擁護和支持，它早晚都要垮台的。所以儒家深刻認識到民眾在國家中的地位，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個重要的社會哲學命題。在法制社會的今天，德治是人類社會用道德控制和評價社會成員行為的一種手段。主要通過榜樣示範、道德禮儀、教化活動、制定鄉規民約和宗族家法、輿論褒貶等形式實現。它是靠社會輿論道德規范的說服力、勸導力、影響力、人們的內心信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調節人際關系的。而法治是靠法律權威性和國家的強制力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調節人際關系的。德治靠自律，法治靠他律，兩者如鳥的左右臂，不論對一個國家來說，德治和法治都是相輔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德治與法治的區別並不是「存德廢法」或「存法廢德」，德治中有「法治」，法治中也有「德治」。 德治與法治的結合是德治與法治關系在現代社會發展背景下的一種科學形態。探討德治與法治結合的科學精神，需關注以下幾方面，首先，德治與法治的結合決不僅僅意味著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應該從更深刻層面上把握兩者結合的科學精神；其次，合理定位德治民法治結合的價值旨歸，以避免治理理念的混淆；第三，明確治國理念如何變為治理實踐，使德治與法治的結合獲得可操作性。 伴隨著工業化的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社會人口流動急劇增大，中國社會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傳統的道德來規范與約束的方式顯得越來越不適用了。馬克思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今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國民生產總值以百分之八遞增，商品交易空前頻繁，交易主體多種多樣，有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人和公司。交易方式也多種多樣，有實物交易、貨幣交易、網上交易和電話交易，人們的許許多多復雜的經濟行為，迫切需要法律對它們進行統一規范。如果按照界限模糊約束力低的道德來規范，顯然會使經濟秩序遭到破壞。因此，法治是人們的必然選擇。法治並不排斥道德，法治需要道德，它會在道德的幫助下變得更加富有成效。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中國自古就是一個重德治的國家，以德教化使百姓自古以來就安居樂業，在遠古時期，在沒有成文典法之前，依靠德治的力量，人民一樣可以生生不息，所以，我認為，德治先於法治，德治重於法治」。綜上所述，德治的核心是以民為本，反過來說，唯有以民為本，才能談得上德治。一如明末思想家朱舜水言：「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於中，自然事事為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已溺已飢，安得無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問答三》）這道出德治亦不忍人之政和民本理念的關系。離開了民本，就所謂德治。」

❹ 孔子主張以德治國，現代社會強調依法治國，應該以德治國，還是依法治國

在現在來說，這是個很迫切的問題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一部人治的歷史，歷代統治者以其欽定的道德標准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而法律在其中基本只起到懲罰的作用，這可以稱為古代的以德治國，而那時的德就是妖魔化的孔孟之道．既然是妖魔化的，又是欽定的，自然就有嚴重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社會發展還處於比較低的水平時還難以體現出來，但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它的反動性就明顯的顯露出來．康乾盛世是在古代以德治國的框架內，社會所能發展到的極至．而與此同時，許多西方國家已紛紛把以法治國作為其立國之本．欽定的道德標準是萬古變不得的，而法律卻可以不斷完善，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就是社會機制不斷完善的過程，更為完善的社會機制又可以直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使得這些靠法律治國的國家可以不斷的朝良性的發向發展，並最終發展到象現在這樣發達的地步．與此形成對照的就是強調以德治國的樣板文明――中國的停滯不前．
當然現在中國所倡導的德，是遠比古代進步的德，是一個幾乎可以說相當完善的德，但這個德終究比不上能不斷完善的法律．所以這十幾年來中國也在一直追求著以法治國，法律在這個過程中正在不斷完善，這可以說是已找到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只要我們能堅持朝著這個發展，中國就能盡快地步入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列，不為歷史發展的潮流所淘汰．
以優秀的道德標准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確實能起到些良好的作用，完善人們的某些行為，但這種規范需要的是個人的自律，而個人的自律並不是人人能做好做對的事，絕大多數人都有自己判斷是非的標准，這些億萬計的標准很多時候都會彼此沖突，然後就是導致個人既得利益的沖突，到了這時就必須以法律去制止並化解這類沖突．所以以德治國固然重要，但它必須從屬於以法治國的基本方針．我們當前應更多的強調以法治國，然後再是強調個人的自律，切不可本末倒置．

❺ 孔子名言中體現德治的句子

德治與法治
【原文】

子曰：「道①之以政，齊②之以刑，民免③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④。」

【注釋】

①道：通「導」，訓導、引導、領導的意思。②齊：整治③免：避免④格：至，來，引申為歸服

【譯文】

孔子說：「用政令來訓導，用刑法來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並沒有自覺的廉恥之心，用道德來引導，用禮教來整治，老百姓就會有自覺的廉恥之心，並且心悅誠服」

【讀解】

孔子與衛文子有一段對話，對這里的論述作了發揮。
孔子說：「用禮教來統治老百姓，就好比用韁繩來駕馭馬，駕馬者只需要握住韁繩，馬就知道按駕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來統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韁繩而用鞭子來驅趕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駕馬者甩下來的。」
衛文子問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韁繩，右手用鞭子來驅趕，馬不是跑得更快嗎？不然的話，只用韁繩，那馬怎麼會怕你呢？「
孔子還是堅持說，只要善於使用韁繩，駕馭的技術到家，就沒有必要用鞭子來驅趕。（見《論語正義》卷二）
這里的對話實際上說的是儒家政治與法家政治的區別；儒家政治主張德治，以道德和禮教約束民眾；法家政治主張法治，以政令、刑法驅遣民眾。德治側重於心，法治兼用，儒、法並行。如果我們從實際出發，考察歷史和現實，顯然還是衛文子德主張比較行的通一些。

❻ 根據《論語》中政與德，刑與禮的區別主要在哪裡

「政」，這里是指治理國家之事。「德」與「刑」，是指治理國家的手段、方法、途徑，即「德治」與「法治」。「禮」，是指人與人相處的一種規范，它是「德治」的基礎。孔子所言 「禮」的核心是「等級制」，要求人們在自己所定位的等級中安分守紀。「禮」從縱（上下級、長幼輩等）、橫（夫婦、兄弟、朋友等）兩方面規范、約束人們行為。

❼ 思修論述題：試述你對人治、德治、法治的理解

人治：憑個人好惡進行統治，於國家而言，「遇明君則盛，遇常君則弱，遇昏回君則亡。」答
德治：在周文王時有「畫地為牢」的典故，講的就是德治，即用道德來治理國家，以高尚的品德、以公眾的道德為評判標准來衡量人的行為；
法治：體現公共訴求和統治階級意志的律例，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強制執行。嚴格的說，法不避親，只要與法有關，則依法辦事、違法必究。
從歷史客觀來說，「三治」的最高級是法治，其次為德治、再次是人治。以現在國情而論，由於我國法制的不健全，還必須堅持法治為主，輔以德治。

❽ 論語中有幾處講了以德治國，分別是

論語書第一節

❾ 從儒家和法家的主張中,談談對德治和法治的關系認識

內容提要 把「德治」和「法治」結合起來，把「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結合起來，對於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法治國家的建設是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任重道遠。在這一進程中，同時需要加強德治，並處理好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貫徹德治與法治相結合中要注重富而後教，倡導責任倫理，建立相應的制度制約，堅持「德」與「位」的統一。

與法治相結合的德治的基本內涵中國傳統德治精神的一個積極內涵就是對道德教化的重視，對培育和提高民眾的基本道德素養的重視。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其意思是，僅僅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威懾，禁止人民作壞事，那麼，民眾充其量能做到不觸犯法律，但不會有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民眾，用禮節來規范民眾的行為，民眾就不但會有羞恥之心，而且能逐漸成為有道德的人。孟子則進而指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孟子·滕文公上》）這是說，通常情形，人一旦衣食無憂就必然會精神懈怠，如果得不到教育，就容易行為放盪。所以，古代的聖君堯設立了教育民眾的官職，用人倫之理來教育民眾，使得父子關系講究親情，君臣關系講究道義，夫妻關系講究內外有別，兄弟關系講究長幼的秩序，朋友關系講究言行有信。古代的聖君堯還說，官員的職責是：督促民眾勤奮勞作，匡正他們的失誤，伸直他們的冤屈，幫助他們努力向上，使他們自己體會到做人的尊嚴，然後還要保持警覺，不要讓他們懈怠下來。

盡管孔孟關於德治的思想反映的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徵和要求，有其歷史局限性，但是，他們強調道德教化，重視社會道德水準的提高，卻是值得借鑒的。可是傳統只有經過創造性地轉化才能有現實意義
道德教化，包括「言教」和「身教」兩個方面。中國的德治傳統尤其重視身教的作用，即所謂「身教重於言教」。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他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德治傳統的要旨，是「治者」作為道德表率和示範來教育和感化「被治者」。其中，社會公德的培育，尤其強調領導幹部的表率和示範作用。如果領導幹部首先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現出對規范和調節社會不同利益主體和利益關系的「公共規則」的尊重，對「法律」的尊重，依法行政，嚴格遵守各種公共規則，表現出對公民「權利」的尊重，那麼，不僅能垂範於世，而且可以感化一般的民眾，激發起普遍的公德感。

堅持「德」與「位」的統一。傳統德治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德」與「位」的統一。德治的實施是通過領導者的道德垂範和對民眾的道德教化來進行的，所以，在德與位的關繫上，就要求以德定位，以德取位，德位一致。這一思想強調了道德水平在選拔領導者中的決定意義。這是德治在用人方面的突出特徵，是德治得以實現的組織、人事保證。盡管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由於封建統治階級道德的虛偽性，這一要求在實際生活中難以實現。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這一原則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民族心理也有相當的影響。其集中表現是，中國傳統的人才觀，強調「立德、立功、立言」，強調「德、識、才、學」；在用人上強調「德才兼備」。總之，在能力和德性的關繫上，主張把德性放在首位。我們黨在幹部政策上，也一貫強調「德才兼備」。在進入新時期後，又著重強調幹部的「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始終把政治覺悟和思想道德放在首位，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性質和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所使然。這一傳統應當繼承與發揚。我們黨處於執政黨的地位，肩負著管理復雜的現代社會的使命，又面臨著世界范圍的綜合國力的激烈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幹部能力的要求就顯得十分突出。沒有豐厚的知識基礎，沒有世界的眼光，沒有較強的管理能力，就難以勝任治國的重任。但是，在突出強調能力的時候，應當在幹部選拔、任用上堅持把思想和道德的要求放在首位，同時處理好能力和德性之間的關系。

❿ 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間的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把握「三治」辯證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關鍵是認清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農村社會關系網中的地位，處理好黨的基層組織與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正如《條例》所強調的，「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應當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打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黨的基層組織「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既體現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時代要求，又體現了「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使命擔當。前者要求確保發展的政治性和長久性，後者要求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就是在黨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作用的前提下，發揮好農村自治組織的主導作用、社會力量的協同作用以及個體成員的主人翁作用，實現各治理主體間相互平衡、相互支撐、相互制約。

認清以上規律，正是把握「三治」辯證關系的關鍵。要把握「三治」統一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一根本要求，必須以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為根本前提;要把握「三治」結合不是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簡單加總和隨意組合，而是因時因地制宜，激活整體功能、系統功能的復雜過程;要把握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補充。

把好自治方向，為法治德治打下堅實基礎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部分農村地區存在的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村霸」等現象，正是由於基礎不牢所導致的結果。因此，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必須首先打牢這個基礎，而打牢這個基礎的關鍵就是加強政治建設，把好自治方向。

突出政治建設，嚴格執行黨的意志

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新時代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作為聯系黨和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層組織;黨的意志是黨的農村基層組織開展工作的行動指南，是必須緊緊圍繞的理論核心。嚴格執行黨的意志，落實相關政策要求，才能使農村社會緊跟國家發展步伐。

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嚴格執行黨的意志，關鍵是要做到「維護核心、服務中心、凝聚人心」。「維護核心」，就是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不斷提高政治能力，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根本保證;「服務中心」，就是要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各項任務，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不斷推進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宏偉目標，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物質保證;「凝聚人心」，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了農民、依靠農民，讓農民切實參與到農村社會治理各環節，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民心保證。

突出政治功能，發揮「能人組織」作用

就農村社會而言，「能人」是比普通村民擁有更多知識、經驗、聲望或關系資源，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成員，黨員是「能人」的主要組成;而「能人組織」則是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組織，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無疑是影響力最強的「能人組織」。「能人組織」和「能人」是決定社會發展尤其是制度變革的關鍵主體，也往往是發展和變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農村「能人組織」和「能人」作用發揮得如何，決定著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效果。

在鄉村治理體系構建過程中，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應從三方面發揮其「能人組織」功能: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把自身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這一功能源自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黨屬性以及黨的執政地位。二是繼續發揮自身作為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參與農村治理，改變了過去「皇權不下縣，縣下行自治」的狀況，促成了農村社會網與外界、特別是政權的相互交流，為法治在農村的擴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是充分發揮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自身及其黨員引導農村社會發展方向、制度選擇以及變革的作用。作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關鍵，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肩負著為廣大農民群眾謀取幸福的歷史重任，因此，要不斷提升組織力，在選擇既定的情況下，以「能人組織」的身份和廣大農民群眾一起沿著既定的道路前進，最終實現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