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法學派薩維尼

⑴ 簡述薩維尼的法律發展三階段理論

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

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

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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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

⑵ 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德國著名的法學家

編輯詞條
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 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年2月21日－1861年10月25日)生於梅因河畔法蘭克福市;德國著名的法學家和國王顧問，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
生活
薩維尼出生於古老的 lothringischen 家族，薩維尼這個名字來源於薩維尼城堡（der Burg Savigny ）這一地名。 薩維尼13歲時父母雙亡。 1795 就讀於馬爾堡大學，主修法學，師從德國著名的刑法學家 Anton Bauer (1772–1843), 以及以研究中世紀法學而著稱的 Friedrich Weiss教授。
此後，薩維尼又先後在耶拿大學(Jena)、萊比錫大學（Leipzig）、格丁根大學（Göttingen）就讀過，1800年轉而回到馬爾堡大學學習，同年開始在那裡被授予博士學位並被聘為編外講師，講授刑法和潘德克登法學（pandekten）。Gebrüder Grimm 是他的學生之一，這對他的後期學術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
1803年薩維尼發表了著名的《財產法》。 1804年與Kunigunde Brentano結婚。1808年在蘭茨胡特被正式聘為教授，教授羅馬民法，但薩維尼在那裡只教授了三個學期。1810年薩維尼受到威廉•馮•洪堡的邀請到新成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 1814年為一篇著名的論文進行答辯，該論文就是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 （大意為，關於必須有一個德國民法總論）。 同年他的兒子卡爾•弗里德里希•薩維尼出生，該子後來成為德國著名的外交家。
1815年薩維尼與Karl Friedrich Eichhorn等一起創建立歷史法學派雜志社，作為歷史法學派的機構。1815年出版《中世紀羅馬法歷史》第一冊，1831年完稿。 1817年薩維尼成為普魯士司法部樞密院成員； 1819年成為萊茵省高級法院的成員； 1820年成為普魯士政府地方法總則修改委員會成員；1835年開始撰寫《現代羅馬法體系》一書。
薩維尼同時是現代國際私法的創始人。1842年薩氏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為政府法律審核部部長一職，期間中止了學術活動，1848年德國大革命時期恢復學術活動，並於1850年發表《法學札記》；1853年完成《現代羅馬法體系》、《債權法》。
薩維尼 於1861年10月25日於柏林去世。在薩維尼的葬禮上國王威廉一世致悼詞，全部王子參加葬禮。他的墳墓安放在柏林市中心Hedwigskirche教堂。
著作
《財產法》 1803年
《現代立法和法學職業》 1814年
《中世紀羅馬法歷史》 1831年
《現代羅馬法體系》 8卷 1840- 1849
《法學札記》 1850年
《債權法》 1853年
《歷史法學派雜志》 1815年到1850年

⑶ 薩維尼的法律理論

《論立法和法理學的現代使命》一書，是他在19世紀初就是否應制定全德統一法典的一場論戰中寫成的，該書系統地陳述了以他為代表的德國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當時海德堡大學法學教授A.F.J.蒂鮑(1772 ～1840)從民族主義出發，強烈呼籲德國各邦利用當時戰勝拿破崙的機會，從速制定一部全德國適用的，包括民法、刑法、訴訟法在內的法典。薩維尼對此強烈反對。他認為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這個民族的法也就趨於消逝。法學家固然有獨特的知識，但這僅是法的技術成分，而法主要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是民族意識，即共同體的一個部分，它是法的政治成分。法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法是自發地、緩慢地和逐步成長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地、任意地製造的。所以，不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據德國法學家還缺乏歷史精神等條件來看，當時德國也沒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他的這些觀點在19世紀初歐洲大陸的歷史條件下，代表了一種歷史復古主義的思潮。著有《中世紀羅馬法史》和《現代羅馬法制度》。

⑷ 歷史法學的溯源

歷史法學（HistorischeRechtswissenschaft）的真正創始人，依學者通說是薩維尼。他為了法典論爭的需要而於1815年創立了用來反擊論敵的學術刊物——《歷史法學雜志》，並倡導對「法律進行歷史的研究」，及把「作為學問的法學」（Rechtswissenschaft）定為該刊的歷史使命。經過一段時期，以向該雜志投稿的學者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Rechtsschule） .最初，歷史法學派系由薩維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羅馬法派」，及基爾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組成。這種情況反映了德國15世紀繼受羅馬法以後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雙重構造格局。不過，隨著對法的歷史的探究的日漸深入，兩派之間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後走上了分道揚鑣的道路。一般認為，促使兩派之走上分道揚鑣的道路的，是1846年的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 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兩派不僅在學問上形成了對立，而且在對待1848年三月革命的態度上也形成了對立 .
在外與黑格爾的哲學法學派進行斗爭，內與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的相互對壘的論戰中，羅馬法派（Romanisten） 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德意志法學的主流。
羅馬法派（Romanisten）的最大成就，是發起並從事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運動。饒有趣味的是，當初堅決反對法典編纂的歷史法學派，如今卻極力主張編纂民法典。歷史法學派的這種立場的轉變，表明薩維尼建構的（私）法學體系已經確立起來了。
薩維尼在《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一文中表述了歷史法學（派）的如下綱領：第一，法律與語言一樣，是民族的共通的確信的產物；第二，法與民族的歷史共命運；第三，法首先基於民族的習慣，爾後才基於法學而形成 .薩維尼的出發點，正在於擯除啟蒙主義的自然法，而確認民族的、歷史的習慣法。
不過，以上三點並不能完全描繪薩維尼法學的全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薩維尼還有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這樣兩個法學方法論。上述所謂綱領，僅系這兩個方法中的前者即歷史的方法。薩維尼的真正意圖，是通過對「法的概念」進行「邏輯的計算」來建構自己的「體系法學」。歷史法學，盡管形式上推重法律的歷史主義，但實質上卻是懷抱創建極端抽象的論理主義法學的志向的。
如果說薩維尼在《中世紀羅馬法史》（共六卷，1815年—1831年出版）中表述的是對法律的歷史研究的話，那麼在八卷本的《現代羅馬法體系》（1840年—1849年）中則是從事以概念的論理為依據的非歷史主義的研究。薩維尼運用羅馬法概念來創立現代德意志法學的信念是未曾動搖過的。對於薩維尼是否真正可以被稱為羅馬法學派的歷史主義者，德國著名私法史家霍阿克（Wieacker）評論說：「這只是口頭上的歸依」 ，可見是抱有疑問的 .在整個19世紀，薩維尼法學的權威未曾動搖過，他倡導的「權利意思說」和「法域論」，對於民法學以至國際私法學均有劃時代的貢獻。1842年，薩維尼棄教從政，任普魯士修法大臣，通過對1794年《普魯士普通邦法》的修訂，為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作了政治上的准備。
這里有必要提到執著堅持和崇尚「歷史法學的歷史主義」的雅各布·格林（JacobGrimm，1785—1863）。該人不僅以作為童話集的著名編者而蜚聲世界，而且作為薩維尼的開門弟子在法學領域也有重要成就。例如，他的《法的內在的魅力》（1816年出版）就是在法典論爭猶酣之時寫成的名著。另外，他還出版了《德意志法古事志》（1828年）和四卷本的《習慣法判告錄》（1840—1863年）等著作。
雅各布·格林作為日耳曼法學者，主張從歷史和語言的角度來把握法律現象。倡導包括法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的新學問的「日耳曼學」（即「德意志法學」）。可見忠實地實踐歷史法學的宗旨和綱領的，不是薩維尼本人，而是雅各布·格林其人。當然，薩維尼和雅各布·格林盡管是歷史法學派的雙壁，但無論在學問或政治立場上，兩人俱有對立的意見。另外，在方法論上，與薩維尼堅信法的概念的論理性不同，雅各布·格林則是確信「法的語言的、詩的、象徵的風格」。

⑸ 簡述歷史法學派的缺陷。

歷史法學派的所謂的缺陷僅僅在於它的時代局限性和唯心主義的觀點，綜合來講，歷史法學派的優點更多，詳解如下：
一、關於歷史法學派的簡介：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德國形成了以胡果和薩維尼等為首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該學派誕生之初代表了德國封建貴族的利益，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步演變成為資產階級的重要法學流派之一，並統治歐洲法學界長達近一個世紀。在19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
二、歷史法學派的唯心主義觀點主要的代表人是薩維尼，詳解如下：
薩維尼出身於貴族家庭，從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起就在該校任羅馬法教授，一度兼任校長、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1842年起任普魯士政府的法律大臣，直到1848年。為了反駁戴菩，他寫了一本《論當代在立法和法理學方面的使命》的小冊子。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歷史法學派的觀點。後來又創辦了歷史法學泥刊物，傳播這一派觀點。
戴菩在他的小冊子中，雖然沒有對《拿破崙法典》直接作出評論，也沒有將他關於制定法典的倡議提升為理論，但薩維尼及其門生卻直接、間接地認定戴菩所要求制定的，就是《拿破崙法典》式的法典；他的倡議體現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並聲稱，雙方爭論代表了歷史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之間的對立。
薩維尼在其1814年所寫的小冊子中提出的、代表德國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即通過人類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類普遍適用的法典這種觀點，完全是「幻想」、「荒誕無稽的」；自古以來，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趨於消逝」。總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隨著文明的進步，出現了法學家階級，他們代表共同體，負責法律的技術方面，此後法律就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作為共同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為法學家手中的一種獨特知識，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政治成分（即民族意識）以及技術成分；法律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後者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因為法律是自發地、緩慢地和進步地成長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地、任意地創造的，等等。他的結論是，不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據德國法學家還缺乏歷史精神等條件來看，德國「沒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同17、18世紀古典自然法學派一樣，都是以唯心史觀為基礎的，但它們之間是有重大區別的。古典自然法學派所講的理性主義的立法，實質上就是制定資產階級理想化的法律。但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種觀點是反神學、反封建的。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法學派雖然以「歷史」為標榜，但卻歪曲了歷史本身。因為歷史事實是：法律並不是超歷史、超階級的現象，它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階級斗爭的發展而發展的。法律不同於語言，也決不是什麼抽象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歸根結底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傳統等歷史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通過統治階級的意志起作用的。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不僅是唯心主義的，而且在19世紀歐洲的歷史條件下，更代表了一種歷史復古主義的反動思潮，是與維也納會議和「神聖同盟」的精神，即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相一致的。他雖然在理淪上並沒有完全否認立法和制定法典的作用，但他既將立法或制定法典貶低為從屬於習慣法的無足輕重的地位，實質上也就是反對當時在德同制定像《拿破崙法典》那樣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而維護代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利益的習慣法，即當時德同各邦推行的省法、地方法、普通法和教會法，等等。
他的這些觀點當然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戴菩關於實現德國法律統一化的倡議，這也就意味著他反對德國的民族統一，要求繼續保存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局面。

⑹ 薩維尼的介紹

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普魯士王朝法學家。法律關系本座說的創立者，先後任職普魯士王朝司法大臣、柏林大學校長、馬爾堡大學和蘭茨胡特大學教授。歷史法學派主要代表，該派首創人G.胡果(1764～1844)的學生。貴族家庭出身。

⑺ 歷史法學派的法家評價

第一，歷史法學派對近代民法學的形成和發達作出了貢獻。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誕生於法國，但由於當時法國學術界對法典的過分崇拜，導致了忽視習慣法和判例法，僅僅以法典條款為研究對象的注釋學派的誕生，該學派統治法國近一個世紀，阻礙了民法科學的發展。與此相對，在德國，由於學者們埋頭於對羅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創立了一個龐大的民法體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學學科。而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國法學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歷史法學派的成員：胡果、薩維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溫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說，如果沒有歷史法學派，那麼，近代民法學就不會達到如此高的水準。
第二，歷史法學派在挖掘、整理、恢復人類法律文化遺產方面作出了貢獻。現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學學科的歷史基礎是羅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從中世紀起就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如義大利波倫那大學的前、後期注釋法學派（伊納留斯、阿佐、阿庫修斯以及巴爾多魯等）、16世紀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阿爾恰特、居亞斯等），以及18世紀法國私法學家朴蒂埃等，都對羅馬《國法大全》進行了整理、注釋。歷史法學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予以總結、匯集、出版，從而使古代羅馬法的經典文獻能為創建近代法學服務。後者即日耳曼法，雖然從11世紀後，也為一些學者所研究，但大規模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歷史法學派中的日耳曼學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論》和《德意志團體法論》，在保存、恢復和闡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夠超越。
第三，歷史法學派人物眾多，觀點也不一致，不能以薩維尼否定自然法理論、提倡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反對編纂統一法典而否定該學派對世界法學發展的整體貢獻。
第四，即使是薩維尼，筆者認為也是應當肯定的。這里涉及的問題是：一、薩維尼的作品《中世紀羅馬法史》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對近代民法學的誕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學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二、薩維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觀點，如同自然法學派認為法起源於人的理性一樣，是人類在認識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寬了人們的視野，促使人們在比較虛無的「人類理性」之外，去尋找法的起源的途徑。正是受了薩維尼這種歷史主義的、民俗學的法學研究的啟發，後人便進一步將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的方法引入了法學之中，從而創立了法社會學、法文化學、法經濟學等，豐富了人類認識法這一社會現象的手段。薩維尼的觀點是人類試圖科學地認識法的起源的無數智慧鏈條中的一環，不能全盤否定。三、至於薩維尼的政治立場，由於其出身貴族，加上他反對自然法學派和反對編纂法典等，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動保守的。但從他的學術成果，以及他從政時表現來分析（1842年他擔任普魯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後，曾專心於改革貴族制度、擁護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確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據條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說19世紀40年代後的薩維尼是一名資產階級政治改革家和法學家也並不過分。

⑻ 請簡述法學的歷史發展和重要貢獻的人物。

法家主張實行文化專制；提倡統治者必須牢牢鉗制司法，。主張夷族連坐，寧枉勿縱。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治國。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漢武帝獨尊儒術。
統治者是以儒家思想哄天下，以法家思想治天下。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

戰國時期法家

法家思想是由儒家和道家分化發展而來的。戰國時期法家主要有兩派：一派以李悝、吳起、商鞅為代表，他們主張用法治代替禮治，強調法的重要性；
另一派以申不害為代表，他們主張「循名責實」，要求統治者以權術控制臣下，統治百姓。韓非在總結兩派觀點的基礎上，吸收荀子的某些思想，構建了一整套法、術、勢相結合的君主集權理論

可以說，法家的歷史哲學觀相對於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
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歷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歷史退化觀」

。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於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只需憑借過去經驗，遇到新事，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主張「 法治 」的一個學派。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荀卿）是其先驅者，他的弟子韓非子（韓非）則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

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在政治主張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在尊王道、舉賢能的基礎上，荀子主張兼稱霸力，法後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具有唯物主義的思想成分。

韓非子與老師的政治思想也不盡相同，他尖銳攻擊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較完整的封建專制主義理論。

代表人物: 申不害、商鞅、韓非子、李斯、桑弘羊、周興、來俊臣

⑼ 薩維尼的生平及相關理論的簡介

1、人物簡介
薩維尼1800年開始先後在馬爾堡大學和巴伐利亞州蘭茨胡特大學任教。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後他到該校任教，達30年之久，在此期間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學校長和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並創辦歷史法學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魯士政府的修訂法律大臣。
2、創立法律關系本座說
法律關系本座說指每一法律關系都有一個確定的「本座」，即一個他在性質上必須歸屬的法域。法院進行法律選擇時，應根據法律性質確定法律關系的本座所在地，而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就是該法律關系適用的法律。
薩維尼強調指出，為了便於國際交往和減少法律上的障礙，必須承認內外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和內外國法律的平等。他還極力反對從自然法的觀點出發，以法律規則自身的性質來決定其是否可適用於各種特定的涉外民事關系，而主張從法律本身的性質來探討其「本座」（seat）所在地，並且適用該「本座」地法，而不應拘泥於是否為外國的法律。提出了如身份關系的本座法應是當事人的住所地法，物權關系的本座法應是物之所在地法；債的本座法在一般情況下應是履行地法；繼承的本座法應是死者死亡時的住所地法；家庭關系的本座法則當以丈夫與父親的住所地法為主。

⑽ 薩維尼的人物簡介

薩維尼1800年開始先後在馬爾堡大學和巴伐利亞州蘭茨胡特大學任教。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後他到該校任教，達30年之久，在此期間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學校長和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並創辦歷史法學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魯士政府的修訂法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