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因素
⑴ 國家採用刑事立法一般要考慮什麼因素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⑵ 請問制定一部法律需要考慮什麼因素越全面越好
法律的制定前提一般是社會需要累積到一定的程序也會被提上議事日程。當現有的政策等法律規范不足以調整時才會進行立法。比如醉駕立法是在醉駕日益嚴重，危害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進行。當然立法會考慮社會需要與社會效果，還會考慮社會的文明程度、社會的法制環境、公民的整體法律素質以及民族的心理與民族文化傳統等等。但當前的部門立法更多考慮的部門利益。
⑶ 法律作用的限制因素有哪些
限制因素存在以下5點：
1、有限性：法律不能作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些領域需要靠道德、紀律等其他規范調整；
2、滯後性：社會生活發展很快，而法律的發展是相對滯後的；
3、僵硬性：法律考慮的是一般情況、共性情況，可能會導致個案的不公正（如許霆案）；
4、有漏洞：法律是人制定的，由於人在認識和能力上的差異，可能會存在漏洞；
5、不確定性：法律文本在理解上是有差異的，因而需要解釋，不同的解釋方法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3)立法因素擴展閱讀：
我國立法的現狀、問題與原因分析：
第一，立法決策和制定過程通常表現為由上而下，過多體現黨政組織和上級意志，與主權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相違背。
首先，黨中央和上級的意志對立法的決策、立法的過程和立法的結果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全國人大工作報告曾經指出：「黨通過人大黨的組織、在人大工作的共產黨員，實施黨對人大工作的領導，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職權，充分發揮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作用。」
在立法決策方面，需要制定什麼法律、何時制定、具體由哪一個部門來負責，往往都由黨政組織決定。在立法起草之前的協商階段，黨也會發揮很大的作用，重要的法律案往往要由全國人大委員長一級的黨組會議審查通過之後，才可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其次，行政法規和國務院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制定過程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上級政府和黨的意志。
以國務院部門規章制定為例，國務院某部門的法制工作部門草擬規章的立法計劃，在徵求相關部門意見之後，規章的草案須提交該部門的黨組辦公會議審查，黨組辦公會議審查通過，才可以向國務院備案。
可見，無論法律，還是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其制定過程都過多體現了中央和上級的意志，廣大人民群眾無法直接向全國人大或其他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提出立法議案，這直接違背了立法的民主精神。
第二，立法過多地體現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
在一個習慣於依靠政策管理經濟的國家裡，政策往往具備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內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動改革的進程中，誰先獲得了政策優惠，誰就可以在市場上領先一步而獲益，而誰掌握政策許可權，誰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權。
新舊經濟體制之間蘊含著的大量制度性或政策性利益差額，強化了立法中的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傾向，為立法保權、擴權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
第三，民眾參與立法不夠。
廣泛的民眾參與是立法民主的重要體現，是法律獲得正當性的源泉。在我國以往的立法實踐中，對民眾參與立法重視不夠。近年來，國家開始重視民眾參與立法並提供了一些機會，但就制度設計本身而言仍存在很多漏洞。
總體而言，我國現有的立法監督制度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
第一，立法監督的組織機構不健全，缺乏集中行使立法監督權的專門機構。由於立法監督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沒有專門的組織機構和專門的人員，很難保證監督活動取得較好的效果。
第二，立法監督的程序不完善。對於立法監督主體應當怎樣進行監督，對監督對象的哪些內容進行監督，以及不同監督主體意見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等一系列問題，法律規定並不明確。
第三，整個立法監督體制缺乏有效的啟動程序。
參考資料：共產黨新聞網——我國立法的現狀、問題與原因分析
⑷ 立法的本質是什麼
立法的本質是法的本質在立法活動中的體現：1.立法是統治階級通過國家機關將自己階級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的過程。2.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是進行立法活動最終的決定因素，在現代中國，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商品經濟是最主要的內容。3.經濟以外的其它因素對立法活動亦產生著強烈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歷史傳統、民族、宗教等。
⑸ 開門立法成為我國立法工作的常態得益於哪些因素開門立法體現了怎樣的立法理念
律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這本身就是一筆寶貴財富，必將對我國今後法制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起到重要指導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有關負責人說。「開門立法」可追溯到五十多年前其實，全國人大常委會「開門立法」要上溯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程是：討論制定新中國的根本大法―――憲法。「大會執行主席宣布表決結果：投票數1197張，同意票1197張。許多代表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高呼共產黨萬歲。」這一幕，雖時隔五十多年，親歷者卻仍歷歷在目。有專家分析，1954年憲法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為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在制定這部憲法時，草案初稿曾下發各大行政區、各省市、自治區和50萬人口以上的省轄市，組織了大規模的憲法草案大討論，提出了5900條修改意見。6月15日，憲法草案向全社會公布，徵求意見歷時2個多月。其間，先後有1.5億多人次參與討論，對憲法草案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憲法起草委員會對原來的草案再度作了修改。這是我國第一次向社會全文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正是由於全民意志和智慧的投入，1954年憲法經受住了時間風雨的檢驗。時至今天，它所確立的許多重要制度，仍被現行憲法所繼承。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因此，制定一部全面反映新時期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新憲法，成為當時一項迫切的重要任務。1982年4月26日到8月底，草案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部公開徵求意見的法律草案。這次全民討論的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影響之廣，成為公民參與立法工作的範例。許多重要的合理的意見都得到採納，具體規定作了許多補充和修改，共計近百處。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這部新憲法，這也是我國立法史上第一部公開表決結果的法律項目。公布法律草案從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邁上一個新台階。1998年3月21日，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明確提出，立法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在立法過程中，「要採取各種形式，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九屆全國人大組成之後的一年中，就向全民公布了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和合同法草案。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1998年4月29日公布徵求意見後，31個省、市、自治區全部反饋了意見；25個大中城市和52個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共收到人民群眾來信675件，其中，來自單位的意見173件，來自公民個人的有502件。許多來信多人聯署，人數最多的一件共有836人簽名。還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的修改。2001年1月11日，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
截至當年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共收到群眾來信來函3829件，後來又陸續收到一些，大約共有4000多件，通過報紙、期刊和網路等媒體也收到數以千計的意見。來信者中，年齡最大的90歲，最小的僅有13歲。公眾對原婚姻法的絕大多數條款都提出了意見。這次徵求意見是當時參與立法人數最多的一次，提出意見最廣泛的一次，也是人民群眾第一次通過互聯網參與立法。將關系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向社會公布，廣泛徵求全民的意見，使他們有了直接表達訴求的機會，有了發表意見甚至是表達不滿的權利。而最高立法機關，也拓寬了一個最廣大、最直接評價法律草案價值取向的民主渠道，將百姓的意見擺到立法的桌案，並吸納進法律之中。「使法律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就有了如谷穗般沉甸甸的實在意義。法律界人士評價說。大規模討論效果優於大規模學習「『開門立法』本身就是一個普法教育、釋放意見、凝聚共識的過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有關負責人表示。4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宣布，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開，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成為常態，這一突破清晰地彰顯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立法理念上的重大改變。「所有的法律草案原則上都向全社會公布，聽取全民意見，這無疑將對我國的
⑹ 從國家立法角度而言,關於工作時間標準的立法主要應當考慮的因素有哪些
（1）工作時間是勞動者履行勞動義務的時間。根據勞動合同的約定，勞動者必須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時間即為工作時間。勞動時間有工作小時、工作日和工作周三種，其中工作日即在一晝夜內的工作時間，是工作時間的基本形式。 （2）工作時間不限於實際工作時間。工作時間的范圍，不僅包括作業時間，還包括准備工作時間、結束工作時間以及法定勞動消耗時間。其中，法定非勞動消耗時間是指勞動者自然中斷的時間、工藝需中斷時間、停工待活時間、女職工哺乳嬰兒時間、出差時間等。此外，工人時間還包括依據法律、法規或單位行政安排離崗從事其他活動的時間。 （3）工作時間是有人單位計發勞動者報酬依據之一。勞動者按照勞動合同約定的時間提供勞動，即可以獲得相應的工資福利待遇。加班加點的，可獲得加班加點工資。 （4）工作時間的長度由法律直接規定，或由集體合同或勞動合同直接規定。工作時間分為標准工作時間、計件工作時間和其他工作時間。標准工作時間，是指國家法律規定的，在正常情況下，一般職工從事工作或者勞動的時間。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的工作制度。計件工作時間，是指以勞動者完成一定勞動定額為標準的工作時間。對實際計件工作的勞動者，有人單位應當根據《勞動法》的有關規定合理地確立勞動定額和計件報酬標准。其他工作時間，是指用人單位因自身特點不能實行標准工作時間的，經勞動行政部門批准，可以實行的其他工作時間。目前主要有在特殊情況下，對勞動者縮短工作時間，或分別以周、月、季、年為周期綜合計算工作時間長度，或採取每日沒有固定工作時數的工時形式等。 （5）勞動者或用人單位不遵守工作時間的規定或約定，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⑺ 簡述經濟法運行中立法因素的基礎影響
平衡社會各階級利益分配，市場游戲規則，是經濟立法的主要作用。
⑻ 影響法律實效的社會因素都有哪些主要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影響法的實效的因素有 一、立法與法律環境因素 二、制定法本身的因素 三、主體因素
詳細的如下，節選李怡《法律實效與相關概念及影響因素信用》論文里的一部分
影響法的實效的因素有 一立法與法律環境因素。生活中很多地方不由法律來調整相較於其他社會規范法律的特徵是以權利義務為調整機制並通過國家強制力來保障。而立法者在立法時應該考慮與其他社會規范間協調關系考慮立法時所處的法律環境如道德與習慣。 人們之所以選擇法律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手段最根本原因在於這種規范傳遞著民眾長期以來接受並遵照的普遍價值觀念和利益要求這與道德作用於社會所生的效力密切聯系。在與道德的關繫上制定法與社會認同的倫理價值相吻合才能得到普遍有效的承認、執行。當法律與社會公認的倫理價值相逆時必然會受到來自道德方面的反對與抵製法律無法正常實施或達到實施效果最終成為無意義的外殼。在立法時不考慮道德對人們的作用力則易產生兩者的對立削弱法律實效的實現將道德規范融合在法理中那麼法律的實際效力將會得到雙重保障能加強法律實效的實現。 習慣是不同階級或群體所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習慣遵守時間長了後人們相互間就會形成一個習慣共同體共同體內奉行著同樣的行為模式。當外力如法律介入並與共同體所奉守的習慣相沖突時人們就會自發地、本能地進行形式不同的反抗以排除外力干擾。我國的民間習慣根植於本土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農村且它將繼續存在隨著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不斷地重新塑造和改變自身。只要人類生生不息、只要社會的各種其他條件還會變化將不斷產生新的習慣並將作為國家制度及其他社會政令運作的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背景。既然無法擺脫那麼能選擇的方式就是協調。
二制定法本身的因素。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的條件有兩個1制定良好的法律2制定好的法律得到良好的實施。制定法本身就是影響法律實效的因素那麼符合什麼樣的條件的制定法會對法律實效有積極作用呢 1、制定法實現了法的價值。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律與法是不同的法律是法或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形式。當法律能夠實現法的價值時就認為法律為法真實的表現形式反之則為假。因為代表正義、公正等價值的法也代表了長久以來民眾對法的理想對法實然作用的追求也是對人類自身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對美好生活不懈努力的目標。這是一種對人類的法律生活及法律意義和發展前景的終極關懷是人類為法律的未來發展提出的殷切希望而這種終極關懷都源於人類對自身命運的深深關切法律不應背離這種理想。 2、制定法本身應當是明確的、可操作的。法律自其制定出時就應該是明確的以確定的行為模式規制當事人享有的權利、履行的義務使人們在處理事務時有確定的指引和可靠的結果預測。法律的明確性要求法律規定具體、明確、肯定、完整包括違反義務規定時應怎樣承擔責任。法律的明確性還要求法律用語和立法技術的大眾化法律作為一種行動指南如果不為人知且也無法為人所知的話就會成為一紙空話。使用模糊、晦澀難懂的語言法律就會脫離群眾成為法學家的專屬玩物也無法成為具有實現效力的社會規范。
三主體因素。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體現在實施運作過程中而各種主體對法律實現的效力將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1、立法環節。立法是項專門性的技術工作必須要求具有優良法律素質的主體才能勝任。目前我國的立法體系龐雜有縱向、橫向不同立法主體。立法主體首先要有全局意識在創製法律時必須保持法律體系的統一、協調好各立法主體的關系法律間不應存在抵觸、不一致的情形。其次要求立法主體須孜孜不倦地追求法的理想、法的價值。再次立法主體要有前瞻性。法律必須巧妙地將過去、現在連結起來同時又不可忽視未來的迫切需要。 2、執法環節。據調查我國有70的法律、法規由行政部門執行因此對行政主體的要求就代表著對執法主體的要求。首先在行政機關及成員中樹立起法律權威嚴格依法行政不因行政事務的繁瑣而不遵守法律程序須確保法律適用的公平、合理。其次在行政主體中樹立法律至上觀念。尊重依法行政自由原則但不得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不可把個人的權威意志強加法律之上。再次在行政人員中樹立起權利、民主意識防止運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以權力來侵害公民權利。 3、司法環節。近年來我國司法人員的法律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法官在適用法律時擁有的自由裁量權使得對司法人員的要求更進一步。目前我國的司法腐敗已是個很緊迫的問題嚴重影響著法律實效的實現。司法人員應提高專業素質同時加強道德建設抵制金錢誘惑擺脫關系網的牽制杜絕職權濫用、玩忽職守、貪污腐敗等情況出現。 4、守法環節。法律的實施運作是一項全社會集體參與的事業法律實效的實現是守法主體的主觀性和客觀性相統一的結果。守法低層狀態是出於對制裁的懼怕而消極守法守法中層狀態是出於心理慣性而守法守法的高層狀態是守法主體以法的主人之姿來守法。守法意味著公民能主動地以法律為准繩作為自己活動的准則與行為的指南自覺維護法的尊嚴和權威。因而當守法成了公民的自覺第一性選擇時法之權威、法律實效就將得以實現。
⑼ 最能影響立法的因素是
人
⑽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決定我國一元立法體制的政治因素
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國策之一。代表大會代表了人民的權利，代表了大家，人民公園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