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治程度

A.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B. 如何看待上海為中小學配法治副校長這件事

如何看待上海為中小學配法治副校長這件事？

上海市出台了一份相關的文件，要為上海市內的中小學校配備法制副校長。配備的這個法制副校長，他主要是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而且會幫助學校處理校園欺凌事件、維護學生安全。並且會對學生的違紀行為進行一個強化處理，還有就是可以保護學校的老師和學生的合法權益，維護校園周邊的安全秩序。

C. 從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看我國的法治行政

1;已經嚴重偏向其執法為人民「必」服務的方針。2；似乎到了除其所謂執法機構（公 檢 法）監督外，沒有任何人監督的天堂（釣魚方式為何神效多年？其前案何故全是「輸」？有關部門在干什麼？）3；如不能建立第三方獨立監管部門（如香港廉正公署），依法治國可能僅僅不能叫『口號』，非常象「幻想」。4；法律 法規不健全似乎成了眾部門逃避其責任的「最佳回答」，故是繼續所謂『依法治國』還是考慮該「醫」法？？？5；從某種角度看（民違法，似必嚴查，嚴管，嚴辦直到嚴懲，而「法官」二字到該去「罰官」時卻更顯其「知法」——知道怎樣的法律能幫助「罰官」渡過難關，（如：免職 什麼察看 警告 記過等等），可見其法治行政真沒有腐敗官員，所謂什麼貪 賄 污等現象絕對是謠言，公 檢 法部門很盡職，全心全意為人民X服務。

D. 上海法治節目有哪些

上海電視台新聞頻道， 案件聚焦，庭審紀實， 東方110

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 法律與道德。第四焦點

E. 上海市有沒有關於法治的頻道

上海有一個″法治天地″頻道，是24小時全天播出的法制頻道，秉承著「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版、促進司法公正權、維護司法權威」的創辦理念，以「引領法治精神、集成法治資訊、提供法律服務」為內容定位。頻道以全年齡段觀眾為受眾，以45-65歲的家庭消費決策者為主要受眾群。

F. 舊上海亂到什麼程度

老弄堂，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它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徵，創作了形形色色風情獨具的弄堂文化。北京胡同承載著城市的記憶，而上海弄堂則是這座城市根植血脈的記憶。多少個故事，多少個典故，多少個名人，都與這些縱橫交錯的老弄堂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黃埔區建國東路36弄，是千千萬萬上海弄堂的其中一條，放到現在並沒有什麼名氣，過往的行人最多也是稍微一瞥，然後轉臉走去。但在舊時的上海灘，這條弄堂可是非常出名的，因為在30年代，這條弄堂走出過上海灘許多位重要的幫派人物。

這條弄堂原名為大康里，隨著戰爭的爆發，很多難民便湧入法租界，短時間內在這周圍便聚集了成千上萬。在弄堂的對面有一家開業於1933年的容金大戲院，是當時上海灘大亨黃金榮的產業。後來這個戲院改成建國電影院，再後來變成超市，現在廢棄無人租用。戲院在當時的上海灘就是紙醉金迷，歌舞昇平的地方，三教九流，社會上形形色色人物聚集的地方。

隨著難民的湧入，這間戲院便改造成難民收容所。當時的難民主要從事拉黃包車，閑來無事便聚集在一起賭博，有賭博就有欠債，有欠債就有要債的，慢慢地就出現一些狠角色。如「薄刀黨」杜阿毛、人力車小車霸蔣富英、崔忠德等。弄堂里打架斗毆的事情經常發生，久而久之生活在這里的難民也習以為常。

但在建國後這些幫派自然也就消失了，以至於生活在這條弄堂里的年輕人都不知道這條弄堂還有過那段歷史。如今走進弄堂之中，就如同進入迷宮一般，橫七豎八的窄小巷子，房門外老舊的洗手台，房頂上交錯著的電線，頭頂上方掛滿了剛剛洗好的衣服、褲子，看過去五顏六色。

窄窄的弄堂里缺少陽光，地面多是潮濕，「72家房客」，處處都被利用起來。這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上海最平民化、本土化的生活狀態，在這里，你能找到傳統的、黏稠的、極富人情味的上海生活，也能發現被忽視、被遺忘、即將消失的城市記憶。

跟許多城市邊緣化的老街一樣，她們很快也將被淹沒在歷史的大潮中，隨著黃浦區舊改徵收工作的陸續開展，這些老房子也將留在老城廂的記憶里。不久的將來，這里是否會被另一片繁榮的景象所代替，一段過往即將消失，一代人的回憶即將落幕。

G. 中國的法治到底是怎樣一個程度

可以說只對中底層人民有用，對高層幾乎沒有，你可以看看台灣的民主進程是怎樣發展的，你就知道中國社會現在一切問題的根本在於什麼了！

H. 上海是幾線城市

一線城市。

中國大陸的一線城市一般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一線城市指的是在全國政治、經濟等社會活動中處於重要地位並具有主導作用和輻射帶動能力的大都市。其主要體現在城市發展水平、綜合經濟實力、輻射帶動能力、對人才吸引力、信息交流能力、國際競爭能力、科技創新能力、交通通達能力等各層面，一線城市在生產、服務、金融、創新、流通、綜合商業指數等全國社會活動中起到引領和輻射等主導功能。

上海被GaWC發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體系排名評為「世界一線城市」。上海在科爾尼發布的2019年全球城市綜合排名中排名世界第19位，中國第3位。在2019年全球城市營商環境指數暨百強城市排行榜中，上海排名世界第48位，中國第4位。

(8)上海法治程度擴展閱讀：

社會評判一線城市的常見標准包括：房價、城市發展水平、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輻射帶動能力、對人才的吸引力、國際知名度等等。

一線城市是一種非學術范疇的經濟概念，指房價較高的城市，也指在商業活動中，具有重要市場地位的城市稱。一線城市的劃分並沒有公開的標准，屬於媒體或專家分析常用，從而形成一種大眾認知習慣。

2018年11月，《2018自然指數－科研城市》全球第7位、中國第2位 。「國家中心城市指數」報告，上海排名第二，為國家重要中心 。中國法治政府評估排名第六 。2018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質量指數排名第3 。2018年城市產業競爭力指數排名第2 。GaWC發布2018年世界級城市名冊，上海位居世界一線城市第六位。

I. 舊社會的上海真的很亂嗎什麼程度殺人放火沒人抓嗎

怎麼可能會沒人管理。明面上有國民政府，地面上由蔣介石親信杜月笙統領黑社會。在中國，一直都有規矩存在

J. 上海的法制化程度早於紐約的1950年代的水平。

這當然，水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