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到法治的轉變
① 法制 法治 人治 的理解和區別
在認真學習《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我們注意到《決定》中強調：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從這一重要表述中我們看到從過去的「法制宣傳教育」到《決定》中提出的「法治宣傳教育」有著明顯的區別，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內涵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折射的是法治建設理念的飛躍、內涵的豐富和領域的拓展。
從「一五」普法到現在「六五」普法中期一直統稱為「法制宣傳教育」，普法主管部門也一直延用「普及法律常識領導小組（辦公室）、法制宣傳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稱謂。如今這樣的統稱和稱謂已屬於過去，它將作為歷史載入我國燦爛輝煌的普法史冊。在這里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法制」與「法治」的區別與聯系。
首先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
其次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
第三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人們更習慣於把法制理解為更高層次、更廣含義的法治，這個轉變經歷了二十多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探討與摸索。從「法制」到「法治」的置換，體現了社會各界對法治一系列的原則和理念的認可和強調，體現了一種思想和觀念上的進步。法治已成為全社會共識和信仰，成為黨和政府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和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決定》明確的「法治宣傳教育」，標志著普法工作將加快從法律知識普及向培育法治信仰邁進，它既包括對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的宣傳，也包括對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一系列法治教育實踐活動的宣傳，更加突出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更加突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培養。
因此，我們要深刻理解法治宣傳教育的科學內涵，准確把握法治宣傳教育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職責和使命, 把法治宣傳教育全面拓展到我區執法、司法、守法全過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推動全區法治宣傳教育工作不斷深入。
② 中國由人治到法治轉變對我們的啟示
這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當然這過程中有許多阻因，需要生產力進步帶動生產關系的轉變，
③ 法制化和法治化有何區別
第一，在構成要件和價值取向上，法制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徵，即統一性、普遍性、強制性和可操作性等，與法律的內容和價值取向無必然聯系，而法治不僅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徵，更加強調法律的實質內容和價值取向，要要求明確區分好法與劣法、善法與惡法，為此，推行法治要求遵循以下原則：法律至上、尊重及保障人權、以權利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權力相互制衡、司法獨立；
第二，在社會基礎上，任何社會均可推行法制，不管是健全的還是不健全的，也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而真正的法治則必須要求以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市民人本主義三位一體構成的社會結構為其基礎；
第三，在實現條件上，法制僅僅體現為一系列的法律條文和保證其實施的制度實施，只要存在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即可，而法治所要求的實現條件則要高得多，如：民主公正的立法體制，靈活創新的法律實施機制，獨立完善的法律監督體系，高素質的法律職業隊伍，廣泛深入的守法護法意識，等等。
法制與法治固然有諸多區別，但二者並非是絕然分離的，有著密切聯系，不能簡單地將法制與法治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法製作為法律制度的簡稱，相對於法治是較低層次的，處於相對靜止的狀態，要解決的是有法可依的問題；法治則包括立法、執法、守法、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全過程，是一個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統工程，相對法制處於較高層次，是一個由許多運動中的狀態聯系成的一個使法律從觀念走向現實、從精神走向物質的過程，無非是對法律制度的運用和實施，要解決的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因而，完全可以這樣說，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規定得好壞，關繫到法治能否真正實現，統治是否實現，也關繫到法制是否可以進一步得到發展和完備。
綜上所述，我們既要重視法制建設，更要努力推進法治進程，從法治的高度來完善我國的立法工作。
④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是什麼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一，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版含了價值內涵，權強調了人民主權。
二，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
三，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4)法制到法治的轉變擴展閱讀：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當前，社會上對執法司法狀況意見還比較多，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還比較突出。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強調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明確了「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對以法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了全面部署。
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貫徹全會精神，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讓人民群眾感到不公時有地方說理、有地方評理、有地方處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讓司法為社會撐起公平正義的天空。
參考資料：網路：法治
⑤ 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是多少大提出的
黨的十八大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一論斷和號召，實現了從「法制」到「法治」的巨大轉變，是治國理念的巨大進步。
從字面上理解，盡管「法制」和「法治」都有一個「法」字，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開展相關活動、實現相關管理。可是，「制」是制約，是鉗制，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行為。按照以往的有關說法，就是要在法制社會中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治」是在法律制約下的科學有效治理，包含對法治精神的全面貫徹、全民知曉、全方位領會，包含對法治行為的實時監督和監控，對司法公正的嚴格管控。在「法治」的治國理念下，我們應該做到的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焦洪昌說：相較於「法制體系」，「法治體系」內容更加明確，界分為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也就是說，在依法治國的精神領域里，相較於依法制國的概念，范圍更廣，增加了實施、監督、保障環節，並將黨內法規明確納入。在制度的保障之下，各種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統一。
在法制的觀念之下，制度是「死」的，是一成不變的條條框框。在法治的精神中，治理國家的各種法律制度、監督機制都能在現實的環境中實現有效的跟進和隨時的改進。因為治理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革新、自我糾正、自我調整的過程。治療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輔相成的兩架馬車，並駕齊驅則雙贏，反向用力則雙損。中國共產黨人最擅長、最真誠的就是在建設法治社會的過程中，實現有效的自我革命，創新性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理念。
⑥ 從法制到法治的變化,反映了我們怎樣的認識變化
法治與法治的區別
「法治」與「法治」是我們共同的日常社會生活中的兩個詞，人們有時會亂用。事實上，「法治」與「法治」是有一定的內在聯系，但內容是不完全一樣的兩個詞。與「法治」，「法治」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對產品的某一階段。其中，「法治」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在「法治」是一種相應的治理理論，原則，理念和社會的方法「人治」的。總之，法律制度是一種社會制度，法律文化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是法律文化的層面的概念。當地規則或法規，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治是一個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律和人治的法治是反對兩個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在法律規則的形式）的普遍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它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意識，主動性和變性的權利。雖然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而法律不拒絕人的主觀能動性，但發展規律，實施規則，按照法律本身必須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只能在發揮作用限制由法律規定，而不是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固有的法律訴求的規則的性質。法律和人治的
規則都有過在古希臘社會治理共存的理念。柏拉圖曾經的「政治哲人」的熱心倡導者實際上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比人治更好。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是不是哲學家統治者，法比人治好的規則。然而，法治只能被稱為「二等好」政治，畢竟不如一個良好的政治聖人。亞里士多德建立法治的人對批評柏拉圖的理論規則的基礎上。他明確指出：「法治是比一個人應該排除。」應該說，法律在西方社會的傳統規則發軔於法律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然而，法治與現代西方社會中，奴隸制亞里士多德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甚至沒有人身自由，更談不上法律和奴隸主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對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經典定義英國的家庭戴雪法則：「首先，任何專制權力的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之外還包括范圍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包括政府;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遵守普遍實行在普通法院的法系國家;三，權力不是基於抽象的憲制性文件，但在實際的法院判決，「很明顯，這個規則只是因為啟蒙運動不斷發展。
產生的法律面前，當然，沒有法治，法律沒有規定，條例，限制人們的社會行為是習俗，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類社會的規則。只有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在國家出現後，法律已經產生。然而，產生的法律制度，法治並不意味著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律制度並不必然排斥人治，法治只能與法治相結合，它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治和人結合法律權威的規則是第二個，政府機關（在封建社會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服務於人治的觀念。目前，國家政府機關的主要監管機構的行為規范的私人行為，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的權威只能起到補充和輔助作用。當法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超越一切權威，包括政府機關，道德權威，包括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和個人行為。其中，政府機構的法律權威，服從法律的權威，道德權威只能起到補充和支持作用。法治，從廣大身份的法律界「合法性」的成員得到法律的權威。所謂合法性，是人們對法律或制定規則或制度，其權力的態度，以確定生產或有關規則的規則。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說，「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德義務的遵守時，有可能符合法律規定的法律。」因此，法治是法治不僅是一種意識和法制結合的產品也常常民主相結合的產物。
⑦ 從法律體系轉變到法治體系意義何在，如何實現
法律體系說的是法制，法治體系說的是法治。有法制不等於有法治，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意義可想而知。如何實現，就是制定科學的法律制度，然後不折不扣的執行下去。
⑧ 法治與法制的關系
一個是制度
一個是國家在處理事物上堅持的方法,像對應與專制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回聯系的兩個概念，答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⑨ 誰知道法制與法治的關系
「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⑩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
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
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
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拓展內容：
法制：
「法制」我國古代已有之，在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樣的。
其一，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過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
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並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
法治：
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
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
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