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93

㈠ 法律解釋的特點是什麼 法理學的

法律解釋
一、法律解釋的概念和必要性
（一）法律解釋的概念法律解釋是指特定的人或組織對特定法律規定意義的說明。例如，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3條第2款規定：「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徵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但在司法實踐中，到底什麼是「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以及哪些活動屬於「與他的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則需要作出具體的說明和界定。對此，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指出：「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進行的民事活動，是否與其精神健康狀態相適應，可以從行為與本人生活相關聯的程度、本人的精神狀態能否理解其行為，並預見相應的行為後果，以及行為標的數額等方面認定。」「對於比較復雜的事物或者比較重大的行為缺乏判斷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並且不能預見其行為後果的，可以認定為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人。」顯然，這些說明和解釋，對於保證司法人員正確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是很有必要的。
（二）法律解釋在法律實施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1.由於法律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特點，因此需要法律解釋化抽象為具體，變概括為特定。法律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行為規范，不可能對所有生動復雜的社會現實都作出規定，無法准確預見事件和行為可能發生的種種場合。因此在將具有概括性的規則適用於具體情況時，就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理解。為了統一適用法律，就需要對法律的含義作出統一的、正確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法律解釋是從法律制定到法律實施中間的橋梁。
2.由於人們在認識能力、認識水平上的差別，也由於人們利益與動機的差別，因此會對同一法律規定有不同的理解，特別是對法律規定中的一些專門術語有不同的理解。這就需要法律解釋說明法律規定的含義。
3.由於立法缺憾，需要通過法律解釋改正、彌補法律規定的不完善。由於種種原因，立法是不完善的，諸如法律應規定而未規定，法律規定模糊不清，法律規定之間互相矛盾，等等。這些情況造成了法律適用的困難，因此需要法律解釋來彌補、消除、改正法律規定的不足。
4.通過法律解釋解決法律的穩定性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法律要適應社會的發展，但又不能朝令夕改，必須保持相對的穩定性。社會生活是變動的、發展的，有時發展得慢些，有時發展得快些。這就使法律與現實之間存在一定的不適應。運用法律解釋是解決這種不適應的一個重要方法。通過法律解釋伸展、擴張或限製法律規定的含義，以適應發展了的社會現實。在我國，法律解釋可以適應改革時期的特殊需要。在社會轉型、新舊體制轉換的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法律全面地規范和調整；另一方面，又需要這種規范和調整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法律解釋就可以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而及時對某些行為做出新的法律評價，以積極推進改革並有效地維護改革成果。
5.通過法律解釋普及法律知識、開展法律教育。在中國目前這93樣一個民主法制還不夠健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法學工作者和法律界人士進行的，旨在普及法律知識、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法律解釋工作，對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大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正式解釋與非正式解釋
（一）正式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的概念法律解釋由於解釋主體和解釋的效力不同而可以分為正式解釋與非正式
解釋兩種。所謂正式解釋，通常也叫法定解釋、有權解釋，是指由特定的國家機關、官員或其他有解釋權的人對法律作出的具有法律上約束力的解釋。根據解釋的國家機關的不同，法定解釋又可以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有權作出法定解釋的機關、官員和個人，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所不同，通常是由法律規定或由歷史傳統決定的。
非正式解釋，通常也叫學理解釋，一般是指由學者或其他個人及組織對法律規定所做出的學術性和常識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通常不被作為執行法律的法定依據。雖然如此，非正式解釋在法學研究、法學教育、法制宣傳以及法律發展方面還是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二）當代中國法律解釋體製法律解釋體制，是指正式解釋的許可權劃分。當代中國關於法律解釋的體制主要是在1982年憲法的有關規定以及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基礎上建立的。根據這些規定，當代中國建立了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主體的各機關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釋體制。
1.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進行的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進行的解釋也叫立法解釋。它包括對憲法的解釋和對法律的解釋兩部分。凡關於法律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或用法律加以補充規定。這里所說的法律指狹義的法律，即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立法解釋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決定、決議進行有針對性的解釋；通過創制新的法律條文對原有法律規定做出具有補充性質的解釋。
在我國，立法解釋的主要任務是：闡明法律實施中產生的疑義，即對法律規定本身不十分清楚、明確的條文進行說明，或者規定本身雖然清楚、明確，但實施法律的人不了解立法者的立法精神，因此需要立法解釋，適應社會發展，賦予法律規定以新的含義。在沒有對原法律進行修改、補充、廢止之前，通過賦予法律規定新含義的方法補充法律。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和常委會辦公廳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提出的一系列法律問題所作的答復，雖然不是正式的法定解釋，但對正確理解和執行法律具有積極的作用。
2.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所做的解釋。（1）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所做的解釋也叫司法解釋，是指由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對在適用法律過程中對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做的解釋。這類解釋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審判解釋，另一種是檢察解釋。審判解釋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對人民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做的解釋。我國的審判解釋權由國家最高審判機關統一行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都沒有對法律的審判解釋權。檢察解釋是指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檢察機關在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進行的解釋。如果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有原則性分歧，則應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解釋或決定。在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為了更好地協調和配合，統一認識，提高工作效率，對如何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有時採取聯合解釋的形式，共同發布司法解釋文件。（2）司法解釋的重要性。當代中國的法律解釋體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主體的，這是由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決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它的常設機關，它們是國家的立法機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成為法律解釋具體任務的主要承擔者。在其他國家，由最高立法機關或其常設機關主要負責法律解釋95的情況也是很少的。在我國，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時間和它作為議事機構的性質上來看，它也無法承擔主要的法律解釋工作。建國以來，常委會法律解釋的歷史也說明了這一點。從數量上看，目前司法解釋最多。這是由它作為司法機關的工作性質決定的，它的任務就是適用法律於具體案件。（3）司法解釋的任務。從內容上劃分，司法解釋的任務可以分為以下幾類：①對法律規定不夠具體明確而使理解和執行有困難的問題進行解釋，賦予比較概括、原則的規定以具體的內容；②在多項法律對同一問題作出規定出現理解和執行困難時進行統一解釋；③對各級各類法院之間應如何依據法律規定相互配合審理案件、確定管轄問題進行解釋；④為統一案件審理標准而就某一具體案件說明應如何理解和執行某些法律規定；⑤由於社會情況發展、變化，對某類犯罪的定罪量刑的依據有不同的理解需要新的解釋。法律調整應當與社會現實相協調，法律必須隨社會的發展而賦予某類行為以不同的法律意義，做出適合社會發展的法律評價。（4）司法解釋的具體方式：①在總結大量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作原則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這種解釋的特點是：結合司法工作但不針對某個具體案件；用概括性的方法解釋法律的含義；解釋的結果對司法機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和反復適用性。這種解釋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統一司法實踐。
②直接針對具體案件事實闡明某一法律規定在某一特定場合應如何理解和適用，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則批復中，對於在適用《繼承法》時，盡了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喪偶女婿是否擁有繼承權的解釋，以及關於承擔撫養年幼弟妹的兄姐在年老無子女時，是否應由弟妹撫養的解釋。這種解釋的結果使法律規定中抽象文字的含義在本案中具體化，對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示範作用。
3.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解釋。（1）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解釋也叫行政解釋，是指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對有關法律和法規的解釋。它包括兩種情況：第一，是對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所做的解釋。比如，國家技術監督局在「技監局發（1990）485號」、「技監局發（1992）491號」文件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所規定的「違法所得」的確定和計算方法所做的解釋。第二，是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在行使職權時對自己所制定的法規所進行的解釋。（2）有權進行行政解釋的機關包括：制定行政法規的國務院以及制定行政規章的各部委；制定規范性文件的國家機關授權的下級機關。（3）國務院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它所作出的或由它授權作出的解釋，都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這種解釋不能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不得同所解釋的規范性文件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解釋。（4）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解釋在國家的法制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依法行政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內容。依法行政需要完善的行政法規體系。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是建立統一、協調的行政法規體系的重要條件。隨著改革和建設事業的發展，適應行政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新的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必然大量涌現，要協調這些法規和規章之間的關系，保障其有效地實施，必須藉助於行政解釋。
4.地方政權機關的解釋。（1）國家地方政權機關所進行的法律解釋包括兩種情況：第一，是對屬於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做補充規定的，由制定法規的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進行解釋或做出規定。第二，是對屬於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地方國家行政機關進行解釋。（2）地方政權機關的法律解釋的特點是：只有法定的地方國家政權機關，即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執行機關才有此項職權；解釋只能在本地區所轄范圍內發生效力；解釋必須符合國家的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國家政策，否則無效；地方國家政權機關無權解釋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
三、法律解釋的方法
解釋法律的方法有多種。根據解釋尺度的不同，法律解釋的方法可以分為：字面解釋、限制解釋與擴充解釋三種。
（一）字面解釋這是指嚴格按照法律條文字面含義解釋法律，既不縮小，也不擴大。
（二）限制解釋
這是指在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顯然比立法原意為廣時，做出比字面含義為窄的解釋。如《婚姻法》第15條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這里的「父母」與「子女」都應作限制性解釋，前者應限制在未成年或喪失勞動能力的子女的父母，後者應限制在成年和具有勞動能力的子女。
（三）擴充解釋
這是指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顯然比立法原意為窄時，做出比字面含義為廣的解釋。例如，《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里的「法律」一詞應做廣義解釋，即不僅包括憲法和法律，還包括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

㈡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93條

第九十三條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

㈢ 中國知識產權法

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較晚，但是發展很快。1982年8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版審議通過了《商標法》（權1993年修訂）；1984年3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專利法》（1992年修訂）；1990年4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著作權法》；199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1986年4月12日審議全國通過的《民法通法》還專節規定了知識產權。此外我國還加入了一系列的國際公約。

㈣ 立法法93條

第九十三條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

㈤ 請問1993年版和2005年版的《公司法》有何異同

我國從1993年起頒布《公司法》，開始對我國的公司資本制度進行構建，但由於我國在公司實踐和立法方面的先天不足，導致1993年的《公司法》在公司資本制度的構建上存在不少立法缺陷。因此，本文通過對1993年《公司法》公司資本制度的立法缺陷進行分析，進而評價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是否達到了筆者預期的效果。

一、1993年《公司法》公司資本制度的基本內容
綜觀1993年《公司法》中有關公司資本制度的條款，筆者認為，舊法確立的公司資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內容：
1．實行最為嚴格的法定資本制
1993年《公司法》以社會本位為立法理念，借鑒大陸法系立法經驗，確立了當今世界上最為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嚴格遵循公司資本三原則，即：
(1).資本確定原則。即公司成立時，公司章程中需記載公司資本總額，且需由發起人認足或募足，否則公司不能成立。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額」；第七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實收股本總額」。1993年《公司法》還分別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均應繳足出資或股款，並經法定驗資機構驗資後，才能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設立登記。這是為了通過確定並公示資本的規模，向公司交易者提供預測公司的事業及信用規模的可能性。
(2). 資本維持原則。即在公司存續過程中，應保持與其注冊資本額相當的財產。為保證公司資本充實，1993年《公司法》對此作了如下若干規定：除非公司不能成立的情形，不得抽回出資；在未彌補上一年度虧損和依法提取公積金、公益金之前，不得向股東分配利潤；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公司累計轉投資不得超過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股票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除為減少公司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與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並時除外，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有限責任公司的初始股東應當對現金以外的抵作出資的財產價值負保證責任。
(3). 資本不變原則。1993年《公司法》明確規定：公司資本一經確立，即不得隨意改變，增、減公司資本需要履行嚴格的法定程序。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公司資本的任意減少而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其實資本不變原則是資本維持原則的延伸和發展，它是從形式上保證公司資本真實。
2．確立法定最低資本限額制度
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不得少於下列最低數額：
（1）以生產經營為主的公司人民幣五十萬元；
（2）以商品批發為主的公司人民幣五十萬元；
（3）以商業零售為主的公司人民幣三十萬元；
（4）科技開發、咨詢、服務性公司人民幣十萬元」；
而第七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人民幣一千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需高於上述最低限額的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由此可見，我國《公司法》針對不同行業的公司，規定不同的法定最低資本限額，注冊資本低於法定最低資本限額的公司將不允許成立。
3．明確股東出資種類和限定無形資產的出資比例
1993年《公司法》規定股東可用貨幣、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出資，採用的是列舉的立法方式。此外，該條款還規定，無形財產的出資額不得超過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可見，1993年《公司法》嚴格限制無形財產出資比例。
4．確立粗略的公司資本驗資和維護制度
為保證公司資本真實和充實，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六條對驗資制度也作了相應規定：「公司成立或增資時股東的出資需經法定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驗資證明」。
此外，1993年《公司法》對「資產評估、驗資或驗資機構提供虛假證明的或因過失提供有重大遺漏報告」的處罰上，偏重於行政和刑事責任的承擔，缺乏足夠的民事責任規定；而對於「公司設立過程中發起人或股東虛假出資或在公司成立後抽逃出資的的責任承擔；股東濫用權力侵害公司和債權人利益以及對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等問題則基本上未作明確性的規定。

二、1993年《公司法》公司資本制度立法缺陷分析

1.過分依賴法定資本制，債權人利益並未因此得到有效保障

1993年《公司法》為了保障社會交易安全，借鑒大陸法系的經驗，嚴格遵循資本三原則，確立了世界上最為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度，其立法意圖乃是想構建一種事前防範的機制，以確保公司資本真實和充實。但是公司一旦成立，公司資本投入運營後，公司實際資產就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公司資本難以真實反映公司實有財產狀況。 從《公司法》運作十多年的實際情況來看，債權人利益並未真正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公司設立過程中，股東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現象仍然很普遍，驗資機構提供虛假驗資證明大量存在，公司資本制度陷入一個令人尷尬的境地。
之所以出現這種尷尬，筆者認為，傳統的公司資本三原則是建立在物質資本在生產要素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傳統產業的基礎之上的，其假定前提是一定數額的物質資本，是公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保障，是公司債權人債權賴以實現的必要期待。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資本三原則賴以生存的經濟和社會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使其理論本身與現實之間出現了相當程度的脫節。
為此，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放棄了法定資本制，改用更為靈活的折衷資本制，如我國台灣《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款作出規定：「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但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不得少於股份總數的四分之一」；又如德國《股份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條條規定：「章程可以授予董事會最長為期五年的全權，在公司進行登記之後通過發行以投資為條件的新股票，把基本資本增加到一個一定的票面價值，即被批準的資本」。而我國卻仍然堅守公司資本三原則，因而導致上述尷尬情況的出現。
此外，我國公司資本制度過分依賴公司資本的擔保功能。事實上，以公司資本為核心所構築的整個公司信用體系不可能完全擔當對債權人利益和社會交易安全保護的職能，決定公司信用的不只是公司資本，對此起作更重要作用乃是公司資產。而在公司實際運作過程中，這種嚴格的公司資本制度也並不利於公司的營運，試想一下，公司在開始運作後必然會隨時根據市場行情調整投資計劃、增減投入，從而讓法定資本制所規定的修改章程、召開股東會、變更登記等煩瑣的程序無法適應市場的瞬息萬變，因此，轉瞬即逝的商機也可能失之東隅，從而影響公司的利益和發展機遇。
2．法定最低資本限額過高
筆者認為，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三條所確立的最低資本限額不符我國國情，因而該規定在實踐過程中帶來諸多弊端：首先，法定最低資本限額過高，導致了公司設立門檻過高，阻礙了競爭，不利於新公司進入市場和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
其實從我國的現狀來看，盡管我國的經濟在高速增長，但我國卻存在大量的非自願失業人員在等待再就業的機會。因此，公司設立的門檻不宜設得太高，相反地，應降低公司設立門檻，否則，並不利於我國解決失業和實行再就業工程。其次，公司資本最低限額過高，不利於吸引國內外的投資，嚴重抑制國內外市場的資本需求，不利於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再次，法定最低資本限額過高，造成了公司資本閑置和浪費。嚴格的資本制度將迫使公司設立之初籌集超過企業所需之巨額資金，大量的資金閑置，既不利於社會資本的合理配置，又不利於公司自身的資本運營，公司可能因此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最後，不利於科技人才創立公司。由於我國公司資本最低限額過高，許多科技人才雖腦懷絕技，並希望從事科技創新和開發工作，但卻因缺乏資金而無法創立公司，無疑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也不符合我國科技興國的戰略思想。

而對照國外的立法經驗，英美法系國家的公司立法大多沒有最低限額的規定。例如，英國公司法對有限公司未作最低資本額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為五萬英鎊；而美國公司法及部分州已取消了公司資本最低限額的規定。因為任何關於公司最低資本限額的規定都是武斷的，它並不能為公司和投資者提供任何實質意義的益處和保護。

3．股東出資種類欠缺及出資比例規定過嚴

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股東可用貨幣、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出資。採用的是列舉的立法方式，將人力資本、股權等無形財產排除在外。與其他國家相比，1993年《公司法》對股東出資類型的規定顯然過於狹窄。此外，該條第二款還規定，無形財產的出資額不得超過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見，1993年《公司法》是嚴格限制無形財產出資比例的。
此種立法模式在確立之初，對於確保公司資本真實，降低公司設立難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公司對其他無形財產出資需求強烈，故這種立法規定的弊端逐漸顯現：
首先，列舉立法方式不能周延其他出資方式。一方面，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對新型資本特別是知識產權和人力資本的出資提出了強烈要求，而《公司法》又具有相對滯後性，導致新型資本的閑置浪費，難以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其次，無形財產出資比例過低，不利於科技創新成果迅速和暢通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現代社會以知識經濟為主導，如果無形財產出資比例過低不僅不利於公司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阻礙作用。

4．公司資本驗資和維護制度不完善

為保證公司資本真實和充實，1993年《公司法》對驗資制度也作了相應規定。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驗資機構提供虛假驗資證明現象時有發生，有些會計事務所等中介組織為了牟取暴利，求得生存與發展，排擠競爭對手，與公司相互串通，出具虛假的驗資證明，從而使公司得以設立，使得法律希望通過驗資制度確保公司資本真實，進而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目的落空，債權人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害。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1993年《公司法》對驗資機構的相關規定不夠細致，難以明確並追究驗資機構及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導致《公司法》所確立的一些確保公司資本真實的制度在運作過程中被程式化了。
此外，1993年《公司法》對公司資本的維護也缺乏足夠的法律約束。例如，公司設立過程中發起人或股東虛假出資或在公司成立後抽逃出資的的責任承擔，股東濫用權力侵害公司和債權人利益以及對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等問題則基本上未作明確性的規定。
而對照國外的立法經驗，一方面，西方國家的公司立法大多明確驗資監督機制和審計員責任追究機制，強調民事責任規定，注冊會計師在評估、驗資中有過錯和違反誠信原則時，除應當承擔行政責任外，還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包括違約責任和賠償責任；存在過錯的驗資機構要承擔相應過錯賠償責任；另一方面，公司立法中也確立了「揭開公司面紗」制度或者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對於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也有較為明確的規制。

三、2005年《公司法》公司資本制度修改的評價和完善建議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於2005年10月27日通過了最新修訂的《公司法》。新法認真總結了十多年來我國公司實踐的經驗教訓，大膽吸收了國外一些先進的立法經驗，使修訂後的新法更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說，本次《公司法》的修訂是完善我國公司法律制度乃至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一步。

而筆者通過重點考察2005年《公司法》有關公司資本制度的內容後，發現新法對原有的公司資本制度作了不少突破，從總體而言，基本達到了筆者所期望的修訂效果，但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進一步完善的餘地和空間。具體而言，2005年《公司法》對公司資本制度的突破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新《公司法》有關條文規定了我國在公司設立時，不必再遵循過去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取而代之的是當今世界普遍流行的折衷資本制。這表明，在設立公司時，章程中確立的資本總額不必一次全部發行完畢公司就可成立，但在公司成立前由發起人和認股人認購的股份總額須達到一定法定比例，其餘部分資本可以授權董事會在公司成立後一定期限內根據公司實際需要而隨時發行，從而提高了公司成立的效率。這與筆者當初的期望相符。

其次，新《公司法》明確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人民幣三萬元；法律、行政法規對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有較高規定的，從其規定。由此可見，新《公司法》調低了有限責任公司法定資本最低限額的標准，由原來的最低十萬元統一降到現在的三萬元；對於股份有限公司，新法第八十一條第三款也把原來的最低資本限額一千萬降到了現在的五百萬。顯然地，這些修訂，與筆者當初的期望完全相符，乃是十分有利於降低公司設立門檻，使設立公司更加簡便，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創業。

再次，新《公司法》規定全體股東的貨幣出資金額不得低於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三十。筆者認為，該條文雖然只是規定了貨幣出資的最低比例，但言下之意，卻是表明了新法不再強制規定無形資產的出資比例了。這點修訂，與筆者的期望完全相符，十分適應並滿足了當代知識經濟時代公司對蘊涵大量知識和技術的無形資產的迫切需求。另外，新《公司法》也規定股東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等可以用貨幣估價並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與舊法相比，顯然，新法把過去的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的出資形式用知識產權全部涵蓋進去了，與筆者的修訂期望有相符之處，但筆者依然覺得有些遺憾，新法並沒有把「人力資本」也作為允許出資的種類，這與筆者的期望不相符。因為筆者一直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允許人力資本出資對一個公司的長遠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最後，新首次確立了「揭開公司面紗」制度或者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有利於完善公司資本維護機制，最大限度保障公司資本的安全以及股東、債權人的利益，修訂效果與筆者期望相符。與此同時，新《公司法》對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也作出了明確規定，明確公司的控制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違反規定進行關聯交易，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這一規定確立了規制關聯交易的法律基礎和原則，填補了以往的法律空白，符合筆者的預期。而針對不少驗資中介機構出具虛假的驗資證明、評估報告等材料，使公司債權人對公司資本的真實情況產生誤解，給債權人造成損失的客觀情況，新《公司法》對此也作出了明確規定，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提供虛假材料的，由公司登記機關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並可以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責令該機構停業、吊銷直接責任人員的資格證書，吊銷營業執照。法律同時規定，承擔資產評估、驗資或者驗證的機構因其出具的評估結果、驗資或者驗證證明不實，給公司債權人造成損失的，除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外，在其評估或者證明不實的金額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筆者認為，上述規定更加明確了驗資機構及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特別是過錯民事賠償責任，顯然是大膽借鑒了西方國家的相關立法經驗的結果，這也與筆者當初的期望相符。

誠然，2005年《公司法》對公司資本制度的修訂基本符合筆者期望的效果，但依然有個別地方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筆者在此特別關注的是，新法並沒有允許人力資本作為出資的一種形式，因此筆者認為，這是新法的一處「敗筆」。
知識經濟時代的公司發展，人力資本與知識產權一樣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既然新法允許以知識產權出資，為何又把人力資本排除在允許的出資種類之外呢，實在令人感到遺憾！筆者在此推測，或許是我國理論界對於人力資本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吧，所以，筆者在此將借鑒西方國家的立法理論和經驗，強調把人力資本作為出資種類的必要性和現實可行性，以供相關立法者參考，以便日後再次修訂《公司法》時能把人力資本納入出資種類之列。

何為人力資本？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爾多·W·舒爾茨在《論人力資本投資》一書中論到，「人力資本就是凝結在人身體內的能夠使價值迅速增值的知識、體力和技能及其表現出的能力」。與傳統物質形態資本相比，人力資本具有自身的特性，即：專屬性、專用性、無形性、綜合性、動態性。因此人力資本能否作為一種出資形式，中外理論界一直存有爭論。縱觀世界各國，美國各州公司法均允許已經履行的勞務用作出資，修改後的《示範公司法》甚至允許將來提供的勞務也可用作出資。而法國的有限責任公司在特定條件下可用技藝出資。但除美國及法國外，其他各國一般都排除人力資本出資，我國的《公司法》也不例外。我國有學者認為，人力資本理論對現行公司法理論並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挑戰，以貨幣或其他形式的財產出資仍是現代公司法的基礎，勞務並不能成為現代公司股東的出資形式。在公司成立之初，它不具有現實存在的價值，又因為在評估上所具有的較大隨意性而使其難以貨幣價值衡量，且在公司解散或破產時，它難以變現，所以，如果允許以勞務出資，必然會削弱公司資本的擔保功能。對於這些學者的觀點，筆者不敢苟同。筆者認為，隨著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有必要重新認識和評價人力資本對公司發展的重要作用。人力資本出資不僅有利於促進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使公司產生核心競爭力，而且人力資本使用權可以轉讓，也可以為公司帶來豐厚的轉讓收益和為公司帶來自身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因此，即使不把人力資本出資擴大到所有公司類型，但從現實必要性考慮，未來進一步修訂《公司法》時，至少應該在設立科技公司和企業時允許以人力資本出資。

而如何解決人力資本出資的可行性，筆者建議，未來進一步修訂《公司法》時，首先應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評估體系，應建立權威的人力資本評估機構，明確評估應考慮的因素，對人力資本價值進行評估；其次，應建立評估監督機制，以便有效監督人力資本評估；再次，鑒於人力資本出資者的人力資本不能直接清償公司債務，進而可能危害債權人的利益，《公司法》應規定，人力資本出資者在公司破產或因其他原因解散時，出資者應以其他物質財產替代清償；最後，《公司法》應規定人力資本出資者的競業禁止義務。

結束語

2005年《公司法》業已出台，並將於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次《公司法》修訂得到整個社會的廣泛、密切的關注和支持，社會各界紛紛進言獻策，甚至向立法機關提供出完整的修改建議條文，表現出空前的參與立法的熱情。《公司法》對公司資本制度的修訂意義十分重大，在資本制度上，新《公司法》體現了從過去片面強調資本信用到當前兼顧資本信用和資產信用的立法理念的轉變，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放鬆了對公司的過度管制，大幅度地降低了公司設立的最低注冊資本數額，放寬了股東出資方式和比例的限制，加強了對驗資機構和相關人員的過錯責任追究，引入了「揭開公司面紗」和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對進一步完善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筆者作為一名法律專業的學生，對《公司法》能最終引入人力資本出資制度有更高的期待，希望《公司法》在今後的實施和修訂過程中能夠最終引入人力資本出資制度，以使公司資本制度更為完善，更能為公司的發展壯大發揮積極的作用。

㈥ 立法法 93條怎樣解讀

1． 法律的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法律要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要適應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而且既然制定了法律，該等法律應當具有可執行性。因此，新《立法法》第六條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 「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的規定，並增加了第二款「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的規定。

2． 稅收必須法定

多少年來，盡管我國有所得稅法、稅收征管法，但是稅收稅種的設立、稅率等確定一直處於政府及部門的規定及其稅收征管活動之中，社會上不時會出現某些不確定的說法和預期。為此，許多學者、專家呼籲，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要求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必須法定。雖說經過一些曲折，但是最終這樣的呼籲、議案獲得了全國人大的通過。於是，在修改後的《立法法》「稅收」第八條中專門增設一項作為第六項，明確「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這樣，今後政府收什麼稅，向誰收，收多少，怎麼收等問題，都得通過人大立法決定。

3． 為授權立法設限制

早在1985年，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制定暫行規定和條例有過一攬子授權。應當看到，國務院憑借這一授權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規,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以及全國人大及常委會立法工作的不斷細化與深入, 這樣的授權出現了一些弊端，於是不少代表近些年來提出議案，建議對授權立法加以具體限定，明確授權形式、授權時限、監督方式、立法責任，避免「一攬子授權」和「無限期授權」，並對被授權機關不當的授權立法行為可以責成其及時糾正。討論通過後的新《立法法》在第十條順應了這樣的要求，在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范圍之外，強調還需要明確決定授權的「事項」以及「期限以及被授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應當遵循的原則等。」同時，增加了第二、三款加以限制：

「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況，並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

4． 特定調整或暫停部分法的適用

隨著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及其運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對在上海自貿區范圍內的一些法律及其部分規定作出調整及在試驗期內的暫停適用。實踐證明，這是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但是，以往的立法沒有這樣的規定及其授權，有時候也會引來一些人的詬病。而且近期國務院又相繼批准設立新的自由貿易區。在這些區域，同樣需要部分法律法規的調整以及部分規定的暫停適用。為此，新《立法法》在第十三條新增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這樣，類似開放、改革的區域及措施，在法律上得以有法可依。

5． 聽取意見促進民主立法

修改後的《立法法》將提高立法質量明確為立法的一項基本要求，同時要求建立開展立法協商，完善立法論證、聽證、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制度，並健全審議和表決機制。新《立法法》在第三十六條新增了第二、三款，以確保在立法之前可以公開聽取各方面意見、促進科學立法和民主立法：

「法律案有關問題專業性較強，需要進行可行性評價的，應當召開論證會，聽取有關專家、部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方面的意見。論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需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6． 建立立法評估機制

為了充分保障立法質量，修改後的《立法法》還為國家立法建立了立法評估機制，包括立法前的評估和立法後的評估。前者體現在新增的第三十九條之中：「擬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員會提出審議結果報告前，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規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時機、法律實施的社會效果和可能出現的問題等進行評估。評估情況由法律委員會在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

後者則在新增的第六十三條作了體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組織對有關法律或者法律中有關規定進行立法後評估。評估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7． 地方立法權擴圍的同時劃定了邊界

修改後的《立法法》為地方立法權做了擴圍，依據第七十二條的規定，覆蓋到所有設區的市賦予了地方立法權，但同時新《立法法》明確了地方立法權的邊界，規定設區的市只是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這一修改的例外，是「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新立法法在相應條文中明確了具有地方立法權的市實現擴圍並同時劃定邊界這一點。

8． 制定規章不得限制公民權利

在允許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的同時，修改後的《立法法》強調了不得限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力或增加其義務，以保障公眾利益不受損害。其第八十條規定：「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以及第八十二條規定：「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

9． 司法解釋僅限於最高法、最高檢

修改後的《立法法》增設了關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權的條款，其第一百零四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於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條文，並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情況的，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關法律的議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於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同時，新《立法法》明確限制該司法解釋的權力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外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不得作出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