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軍事件
① 依法從嚴治軍存在的矛盾問題
軍隊里的人太過團結了,當他們其中一個人犯法了,【不是大錯】基本他們都會護著他。但是軍人存在的天職第一件事就是為了保護人民,其次才是國家
以上回答你滿意么?
② 依法治軍與以法治軍的區別
依法治軍的范圍更大,而貫徹執行條令條例是指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依法治軍絕不單單就是條令的范圍,還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部隊人事、財物、後勤等,都要依法管理的。
③ 如何從嚴治軍依法治軍
首要目的是鑄牢軍魂。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與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根本原則和根本制度,是我軍制勝密碼最本質的東西,也是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核心要求。我軍建軍治軍一系列法規制度的本質,就是把黨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使黨指揮槍的原則更具穩定性、權威性和規范性。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首要目的就是從法規制度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異常尖銳復雜,廣大官兵在政治信念、軍魂意識上經受的考驗十分嚴峻,更需要不斷加大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力度,認真落實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系列法規制度,真正從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控部隊,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根本目標是提高戰鬥力。戰鬥力標準是軍隊建設的唯一的根本的標准。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就必須堅定地執行、維護和看齊這個標准,切實為能打仗、打勝仗蓄內功、打基礎。隨著我軍現代化進程加快,戰爭形態發生深刻變化,戰鬥力建設對治軍要求越來越高。搞信息化建設,強調網聚能力,沒有一體化、標准化管理就不可能實現;搞實戰化訓練,強調戰訓一致,沒有良好的訓風演風考風就不可能實現;搞聯合作戰,強調各作戰要素緊密協同,沒有嚴明的法紀就不可能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
④ 依法從嚴治軍的意義和要求
國家為大學生參軍入伍提供機會,無論從提高軍隊的文化素質,還是豐富大學生個人經歷,這個決定不亞於考大學取消年齡限制一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進步標志。
大學生入伍的意義在於使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行列當中,有了當過兵的知識分子,這對以前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形象有了根本改觀,他們不再與堅強隔絕,擁有了軍人氣質。軍隊的鍛煉環境具有特殊性,它培養人的堅強意志和愛國精神,同時,中國軍隊有不少在戰爭年代因某人或某一場戰斗聞名全軍的光榮部隊,在這樣的部隊接受傳統教育,能加強自己的榮譽感,感受前輩軍人英勇善戰,無畏的犧牲精神。這種教育比學校書本教育更有實際效果,可能深深影響今天的大學生情感,培養他們的歷史責任感,為國家民族的獻身精神,這是我們目前非常需要的教育。
大學生的社會實踐已經不在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但在軍隊的實踐是以前沒有的機會,這次國家為大學生提供休學當兵的實踐機會,它的條件是很優越的,這樣的機會能爭取到也是很難的。因為中國軍隊的數量和中國人口的比例相差很大,當兵的機會不具有普遍性,多數中國人一生都沒有機會當兵。
在和平年代,當兵具有了競爭性,成了某種獲利渠道。很多人為了將來有一個工作,或因自己學習差,想通過當兵解決這些現實生活工作問題,這實際影響了中國軍隊的素質。我們需要一些有文化素質的大學生,加入中國軍隊的行列,提高中國軍隊的整體文化水平。高科技時代,軍隊的戰鬥力是勇敢和文化素質的較量,需要有高文化素質的人掌握先進技術武器,這樣我們在未來可能戰爭中充分發揮先進武器的技術效能,這一切要求我們提高兵源的文化素質,大學生面臨這樣的人生機遇,有機會最好不要放棄。國家需要你的文化素質,你們的人生經歷也需要這難得的機會
⑤ 四個依法治軍是指什麼
依法治軍方略中四個依法是指依法治軍、從嚴治軍、依法治官、依法治權。
⑥ 依法從嚴治軍歷史沿革
主席強調指出:「從嚴治軍是建設強大軍隊的鐵律。古語說得好,慈不掌兵。稀稀拉拉,鬆鬆垮垮,就不成其為軍隊,就打不了仗,更不可能打勝仗。」這就告誡我們,紀律是軍隊的命脈,必須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用鋼鐵般的紀律來保證強軍目標的實現。
古往今來,從嚴治軍都被認為是兵家治軍之鐵律。歷代軍事家無不把嚴明紀律作為治軍之道、制勝之基。3000多年前,武王伐紂,拜姜尚為帥,姜尚出征前在帥府掛出「斬法紀律牌」,開列條款「十七斬」,令到法行,三軍用命,終在「牧野之戰」中以5萬兵力一舉打敗紂王17萬大軍。戰國時期,著名軍事家吳起就曾說過,「兵不在眾,以治為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民族英雄岳飛治軍以軍紀嚴明著稱,素有「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之美譽,令金軍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慨嘆!明代屢勝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繼光,也非常推崇「嚴號令」「明恩威」,要求兵士「擂鼓進軍,雖水火不卻步;鳴金收兵,雖金銀不貪」。他們之所以在血火交織的人類戰爭史上譜寫出壯麗篇章,無一不和他們從嚴治軍有著密切的聯系。
我軍作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始終把從嚴治軍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從建軍初期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後來頒布的一系列條令條例,貫穿了我軍令行禁止的嚴明軍紀。1935年4月,紅軍長征經過藏區時,毛澤東妻弟賀敏仁是個紅小鬼,跟著紅軍長征走到了藏區,有一天賀敏仁餓得實在受不了,就和幾個戰士跑到喇嘛寺找東西吃,沒找到,但看到有銀元和銅板,就拿了一些去買吃的東西,被發現後執行紀律槍決。對此,毛澤東只說了一句話:「紅軍就應該有鐵的紀律。」1937年,曾任旅長的黃克功對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將其槍殺,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被判以死刑。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黃克功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毛主席接信後,當即就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信中就講:「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1947年9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後,警衛團副連長趙桂良因為偷拿老百姓粉條被執行槍決。人們為他求情時,鄧小平說:「部隊作風紀律的好壞,關系部隊勝敗存亡,關系部隊的生命。一支部隊作風紀律壞了,就是這支部隊政治危機的開始,就等於給自己挖掘墳墓。」1949年5月25日,經歷了半個多月炮火洗禮的上海,終於迎來了解放後的第一個清晨,市民們驚奇地發現,蒙蒙細雨中,潮濕的馬路邊,躺滿了和衣抱槍的解放軍戰士。當夜攻入上海市區的第三野戰軍十萬大軍全部露宿街頭,讓國內外刮目相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說:「我認為這是紅色中國的第一張『上海公報』。」年輕的民族資本家榮毅仁當時正准備從上海遷往香港,親眼目睹大軍睡馬路,遂改變主意決定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後來做出了許多貢獻,晚年成為國家領導人。由此可見,我軍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有嚴明的紀律作保證。
從嚴治軍是古今中外治軍之道的精要所在,依法治軍是現代軍隊建設的一般規律。作為中國軍隊,必須始終牢記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保持嚴明的作風和鐵的紀律,確保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使從嚴治黨、從嚴治軍方針落到實處,不正之風得到有效遏制,能打仗、打勝仗的戰鬥力標准牢固確立,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提供堅強保證。
⑦ 新時期依法從嚴治軍的具體內容有哪些
新時期依法從嚴治軍的具體要求:
1、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核心,就是從落實法規制度上捍衛軍魂,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軍魂和「命根子」。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依照憲法和法律實施對國家各項事業包括對軍隊的領導。我軍作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必須強化憲法和法律意識,模範遵守體現黨的政治主張和人民意志的國家法律法令,堅決維護國家憲法和法律尊嚴,堅決貫徹落實軍隊條令條例,通過強有力的部隊政治工作和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
2、構建嚴密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重點解決軍隊紀檢、巡視、審計、司法監督獨立性和權威性不夠的問題,以編密扎緊制度的籠子,努力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3、依法履行使命任務。新時期我軍的歷史使命和戰略任務,已由傳統守土衛疆向更廣闊空間范圍遂行任務轉變,由維護傳統安全向維護綜合安全轉變,對依法遂行多樣化任務提出了更高標准和要求。只有依靠法治的堅強支撐,才能在應對各種挑戰和風險考驗中履行好職責使命。特別是打贏現代高科技戰爭,信息化程度高、聯合作戰要求嚴,離不開法的規范;武器裝備新、參戰力量多,離不開法的管理;作戰要素全、協同難度大,離不開法的保障。只有依法依規從嚴治軍,才能最大限度發揮諸軍兵種體系作戰效能,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4、依法深化軍隊改革。改革和法治相輔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深入發展,要求領導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向現代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進行根本性轉變。新一輪國防和軍隊改革,將全面推動我軍由大變強的歷史轉型,全面突破「兩個能力不夠」「兩個差距很大」的瓶頸制約,全面破解我軍建設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難題,面臨的壓力、阻力、障礙、困難前所未有。必須把法治和改革有機統一起來,發揮法治規范性優勢,為改革確立制度遵循;發揮法治穩定性優勢,最大限度控制改革風險;發揮法治引導性優勢,尋求改革最大公約數;發揮法治強制性優勢,使改革舉措不折不扣落到實處,確保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有力有序推進。
⑧ 如何在強軍實踐中貫穿依法治軍從嚴治軍
首要目的是鑄牢軍魂。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與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根本原則和根本制度,是我軍制勝密碼最本質的東西,也是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核心要求。我軍建軍治軍一系列法規制度的本質,就是把黨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使黨指揮槍的原則更具穩定性、權威性和規范性。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首要目的就是從法規制度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異常尖銳復雜,廣大官兵在政治信念、軍魂意識上經受的考驗十分嚴峻,更需要不斷加大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力度,認真落實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系列法規制度,真正從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控部隊,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根本目標是提高戰鬥力。戰鬥力標準是軍隊建設的唯一的根本的標准。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就必須堅定地執行、維護和看齊這個標准,切實為能打仗、打勝仗蓄內功、打基礎。隨著我軍現代化進程加快,戰爭形態發生深刻變化,戰鬥力建設對治軍要求越來越高。搞信息化建設,強調網聚能力,沒有一體化、標准化管理就不可能實現;搞實戰化訓練,強調戰訓一致,沒有良好的訓風演風考風就不可能實現;搞聯合作戰,強調各作戰要素緊密協同,沒有嚴明的法紀來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
⑨ 第一次明確提出依法治軍重要思想是哪年
依法治軍的真正的源頭,應該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三中全會」之後,針對「十年動亂」所造成的災難性危害和近乎崩潰的經濟狀況,黨和國家開始「撥亂反正」,恢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恢復社會主義法律秩序,同時,重建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和保持國家穩定與發展所需要的合理的政治構架,不得不把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歷史任務,並將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1982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新中國的第四部憲法(即「八二憲法」),這也是黨和國家決心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逐步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機制的一個重大標志。由於有這樣一種時代氛圍,80年代的法制建設一直處於一種飛速發展、日新月異的局面,法學研究和法律思想也十分活躍。在這種情勢下,「以法治國」、「依法治國」的主張應運而生,來自黨內、社會上尤其是法學界、法律界的呼聲日漸高漲。從1985年秋天開始啟動的我國第一個五年普法宣傳教育活動,更使「以法治國」、「依法治國」的主張逐步成為一種全社會的主張和全民意志。與此相應,軍隊也出現了主張「以法治軍」、「依法治軍」的呼聲。
在軍事法學界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依法治軍」的提出早於「依法治國」的提出,並由此認為,依法治軍的提出為依法治國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借鑒和一定的理論基礎。我對「依法治軍的提出早於依法治國的提出」之說不大贊成。因為這樣說不符合歷史事實,不合乎邏輯,而且沒有什麼實質上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至於依法治軍是否為依法治國提供了重要借鑒和理論基礎,這個問題也沒有太大的意義。依法治國是個大概念,依法治軍是個小概念,它們之間是包含和包含於的邏輯關系,相互借鑒相互促進是必然的,不僅依法治軍和依法治國的關系是如此,其他領域的依法治理與依法治國之間,也必然會相互借鑒、相互促進。
應當承認,在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和政治構架中,從整體上說,軍隊都不可能是制度改革中最敏感最活躍的部分,相反,它通常是也應當是相對保守的一個領域。這是由武裝力量對一個國家的穩定所具有的極端重要性所決定的。與此同時,軍隊又必須是一個非常有紀律、有秩序的社會群體,即便在一個國家的法律秩序遭到嚴重損害的時候,軍隊也必須通過強化內部紀律來約束其成員,以確保其戰鬥力的生成。對於武裝力量內部來說,法制比民主更重要。現實情況也是如此,即便是在改革最為活躍的時期,軍隊的制度改革也往往滯後於政府和社會的改革。因為軍隊需要保持高度穩定,所以它只能在相對成熟的條件下作出一種相對風險最小的改革選擇。在80年代中後期,我曾經參與組織了一系列的有關加強軍隊法制建設的座談會、研討會,在那些座談會、研討會上,來自首都法學界和軍隊法律界的專家學者普遍認為,軍隊法制建設明顯滯後於國家法制建設,軍隊的同志更是感同身受,認為軍隊法制建設國與家法制建設的差距太大,已明顯不適應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也明顯不適應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客觀要求。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在法制建設方面,可以說軍隊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恢復法律秩序方面。在1979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前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相繼恢復辦公。這是軍隊恢復法制的一個重要標志。在軍隊恢復法制之後,軍隊的法律機構以及法律工作的主要任務,一是為維護部隊的安全穩定而預防和打擊各種刑事犯罪活動,二是處理「十年動亂」遺留的冤假錯案和在「撥亂反正」之後需要重新處理的其他大量的歷史遺留案件。處理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案件的工作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盡管如此,軍隊的法律工作者都普遍感到了一種歷史緊迫感,這種緊迫感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黨和國家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要求,對國家的法制建設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國家立法步伐明顯加快,法律體制日漸完善,聲勢浩大的「一五」普法對全體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識的覺醒產生了巨大的啟蒙作用,也帶動了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依法治理活動,「以法治國」、「把法律交給人民」、幾乎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面對這種形勢,軍隊怎麼辦?這成為軍隊法律工作者和熱心軍隊法制建設的同志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受國家法制建設成就的鼓舞和形勢的感染,全軍許多部隊結合開展「一五」普法,叫響了「以法治軍(或依法治軍)」、「以法管理(或依法管理)」、「以法施訓(或依法施訓)」「以法帶兵(或依法帶兵)」等口號,法律的作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被如此高度評價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