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什麼立法機制

① 加強什麼隊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

加強人大對立法抄工作的組織協調，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健全向下級人大征詢立法意見機制，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推進立法精細化。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起草徵求人大代表意見制度，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人數，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作用。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健全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溝通機制，開展立法協商，充分發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在立法協商中的作用，探索建立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專家學者等對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調整論證咨詢機制。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和公眾意見採納情況反饋機制，廣泛凝聚社會共識。完善法律草案表決程序，對重要條款可以單獨表決。

②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什麼要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

（1）有法可依來，即建立科學源完備的法律體系是實行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
（2）有利於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3）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業的發展。
（4）有利於實現國家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

③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什麼要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

答：抄有法可依，即建立科學完備的法律體系是實行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有利於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業的發展；有利於實現國家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

④ 科學立法要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增強法律法規的（ ）

法律制定也稱法的創制或立法，是指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或經授權的國家機關版，在法定的職權權范圍內，依照程序，制定、補充、修改和廢止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認可法律的一項專門性活動。
法律制定有如下特徵；
1、法律制定是國家的一項專有活動。只能由有權制定法律或經授權的國家機關來行使，其他任何機關、社會組織、團體和個人都不能行使這項職權。
2、法律制定既包括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進行的法律制定活動，也包括經授權的國家機關進行的法律制定活動。但授權立法要有嚴格的法律限制和充足的授權理由。
3、法律制定既包括法的創制活動，也包括法的修改、補充、廢止以及認可的活動。
4、法律的制定是一種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活動。為使民意能夠正常地表達，多數國家都為立法活動設計了職權范圍和程序。
立法體制，它既包括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機關關於立法許可權劃分的制度，也包括中央國家機關之間及地方各級國家機關之間關於法制制定許可權劃分的制度。

⑤ 什麼是立法機制

立法機制就是就有關立法事宜所建立的制度。

⑥ ，立法沖突的解決機制，也就是辦法有哪些，如何完善。

行政強制執行模式，體現了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歸屬問題，是制定《行政強制執行法》必須首先考慮的要素。執行模式不同，整部《行政強制執行法》所體現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則、結構安排與體系都將隨之變化。因而它歷來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我國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模式屬於以法院為主導的模式，行政法學專家應松年教授將其概括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為例外。［1］主流觀點認為，我國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主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在總結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因此，它既有利於防止行政專橫，保障相對人合法權益，又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是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的強制執行制度。［2］然而，從實踐中反饋回來的情況看，我國這種以法院為主導的強制執行模式的實際運轉效果不太理想，表現出該種強制執行模式的諸多缺陷。主要有：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與起訴不停止執行原則相矛盾；行政機關與人民法院的執行權劃分不清；法律責任不健全，追責機制不完善。［3］［4］
近幾年來,我國學者圍繞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模式的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並提出幾種不同的改革思路。［5］［6］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是在堅持現行司法主導型執行體制的前提下，適當擴大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權；二是在行政相對人拒絕履行具體行政行為所確定的義務時，通過行政公訴程序將其提交法院予以審判；三是在維持現行體制的基礎上，將審查和執行職能在法院和行政機關之間進行分配，即法院只負責對行政決定合法性等內容的審查，具體執行則完全由行政機關負責；四是主張將行政強制執行權回歸行政機關，建立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的強制執行體制。筆者認為，前三種思路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模式的缺陷，只有第四種思路才是我國《行政強制執行法》的必然選擇。主要理由如下：
1.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是由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決定的
關於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屬性，我國學術界曾形成三種不同的觀點：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權；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司法權；行政強制執行權具有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雙重屬性。［7］（P114-115）筆者認為，判斷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屬性，不能僅以一國現行制度為依據，也不應讓執行中所實際滲透的其他屬性的權力干擾對執行權屬性的分析，判定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屬性應從執行依據作出時所體現的國家權力的性質及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語境出發。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是具體行政行為，而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權力是行政權力，那麼行政強制執行權同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權力一樣，屬於行政權。從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語境來看，從我國第一本行政法學統編教材到最近的行政法學論著，學者們都把行政強制執行作為行政行為的重要方式加以論述。既然行政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意味著行政強制執行權本身是行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從根本上講，行政權是執行權，司法權是判斷權。因而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界定為行政權是符合行政法基本理論的。既然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權，那麼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就只能是行政機關，否則，必然造成行政強制執行性質認識上的矛盾與混亂。
堅持法院也應成為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學者在認定行政強制執行的性質問題上，主要存在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是法院依行政機關的申請所作的執法行為，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實質上是行政權中執行權能的體現，是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權的延伸和繼續；［8］（P184-185）第二種觀點認為不能將行政強制執行僅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依法自行強制執行的，可以稱為行政行為，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法院審查同意下令強制執行的，它就是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應是司法行為；［9］第三種觀點認為，人民法院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應屬於司法行政強制執行，其主要性質為司法強制執行，次要性質為行政強制執行。［10］仔細分析，這三種觀點在理論上都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
第一種觀點並沒有直接點明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性質還是司法性質。但從其論述來看，我們似乎從中可以推論出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也應屬於行政性質，因為它與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並沒有性質上的區別（是行政權的體現、延伸和繼續）。筆者認為，法院對義務人行政義務的強制執行只能是一種司法性質（非訴訟）的行為，不存在法院而為的具有行政性質的強制執行。第二種觀點與第一種觀點相比確有他的高明之處，該觀點將兩類不同性質的國家機關所為的強制執行行為在性質上作了明確的區分，而且定性准確、到位。但是，這種觀點也明顯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既然將行政強制執行作為行政行為的一種方式來看待或論述，又如何能將行政強制行為劃分為行政性質的行政強制執行和司法性質的行政強制執行呢？可見，這一闡說盡管彌補了前種觀點的缺漏，卻又給行政強制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的悖論。［11］第三種觀點從矛盾關系原理出發，把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定位為司法行政強制執行，克服了把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僅僅局限於行政強制執行或司法強制執行的局限，有一定的高明之處，但仔細分析，實際該觀點是第二種觀點的進一步翻版。既然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主要性質為司法強制執行，次要性質是行政強制執行，那麼該行為總體上應屬於司法行為。這又必然與行政強制執行作為行政行為的一種方式的基本語境相沖突。
2.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也是由司法權的性質決定的
司法的內涵應當是司法機關依法對爭議所作的具有法的權威的裁判,其本質是權威裁判。［12］它具有事後性、消極性、最終性的特點。而我國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實際上是一種事前審查，即具體行政行為在被法院強制執行前，法院要對其進行合法性審查，我們姑且不談這種審查的必要性與否，單就這種審查行為的性質而言，它就違反了司法的事後性、消極性、最終性的特點。實際上，我國以法院為主導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不同於國外的司法主導型模式的，即形似而神不似。比如，在美國，行政機關雖擁有多種間接的執行手段，但當事人不執行行政決定，須強制剝奪當事人的自由與財產時，有關行政機關、檢察官等須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由法院審查行政決定是否合法以及行政相對人是否拒絕履行行政處理決定所確定的義務，裁判是否予以執行行政決定。當事人基於行政決定違法以抗辯時，法院才審查行政決定的合法性。這就是所謂的執行訴訟中的司法審查。而當法院裁定應當執行某一行政決定的情況下，其具體執行的任務最終是由司法部下設的一個專門部門來完成。因此，這種合法性審查可以說與一般司法行為一樣，都具有事後性、消極性和最終性的特點。從這個角度說，我國訴訟前審查制可以說獨具特色，［13］（P89）混淆了司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
3.行政實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決定了行政強制執行權應由行政機關實施
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機關是管理者，行政相對人是被管理者。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的這種關系決定了當行政相對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無需藉助於法院的力量強制相對人履行義務，而完全可以依靠行政系統的內部力量。這不同於民事法律關系中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時，對方當事人必須藉助於法院強制執行的情形，這是因為，行政處理由於具有效力先定特權，它的執行方法和私人關系中義務不履行的執行方法不一樣。在私人關系中，一方不履行義務時，對方只能請求法院確認義務的存在，並強制他方履行義務。除通過法院外，私人不能有其他強制履行義務的方法。行政處理由於具有效力先定的特權，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規定，不需要通過法院確認，當事人不服時，只能通過法定的程序申訴。當事人不履行時，行政機關可以依職權執行，稱為強制執行。這是行政處理執行的特點。行政處理具有強制執行力量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絕執行，公務將無法實施，國家將成為無政府狀態。［14］（P167）但是，若為了進行強制執行而行政機關必須訴諸於司法審判的話，很明顯，將會導致......行政陷入訴訟的泥潭，無法保證其效率的後果。［15］（P481）日本學者鹽野宏在分析由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合理性時也指出，在進行行政強制執行時必須進行行政上的判斷，如果將此任務委託給法院的話，不但浪費時間，而且也存在給法院增加過重負擔的問題。因此，從理論上講，國家權力作為公共權力，其實施強制執行，不屬於私法上自力救濟的范疇。更重要的是，國家權力本身是為了保持社會秩序而由法律賦予的，在該限度內，權力的行使是基於維護社會秩序及增進社會福祉，因而有其正當性之根據。［16］（P161-162）正是在此意義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行政機關都享有程度不同、范圍不一的行政強制執行權，甚至有的國家連法院的行政判決也由行政機關執行。在德國，對於法院的判決，相對人不執行的，可由有關行政機關依據《行政執行法》實施直接的強制執行。因此，無論是從行政法制的理論，還是從世界法制發展的情況看，行政決定由行政機關執行，都是可行的。［17］
4.行政強制執行權應由行政機關來統一行使，並不意味著所有的行政機關都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也不意味著具有行政處理決定權的機關就一定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誠然，執行權是行政機關的固有職權，但是，執行權並不是所有行政機關都具有的職權。在現代法治社會，行政管理領域出現了一種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相分離的趨勢。從權力分離的角度，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分離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行政權的外部分離，另一種是行政權的內部分離。堅持法院也應成為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學者只看到了行政權的外部分離，即行政決定權屬於行政機關，行政強制執行權可屬於法院，而忽視了行政權的內部分離，即在統一的行政權內部，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是可以由不同的行政機關來行使的。行政權的外部分離，違背了行政權的本質與運作要求。因為行政權是國家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要求具有完整性和統一性，而且要求獨立性。而行政權的內部分離，則體現了統一、獨立的行政權內部不同組成部分的合理分工與相互制約，是高效、公正實現行政權內容的必要形式，也適應了當今世界各國行政管理改革的最新發展趨勢。實際上，在現代行政法觀念中，行政決定權與執行權也已經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力，前者，是行政機關對社會進行行政管理，維護社會秩序和狀態的主要方式和行政手段；後者則成為行政機關在一定條件下，即義務人在法定期滿後仍拒不履行義務時才能依法採取的一種特殊手段，或者說是在其他方法使行政義務難以實現時才能採取的『最後的行政手段'。［18（P32）
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在統一行政權內部的分離則表明，並不是所有的行政機關都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也不是所有具有行政處理決定權的機關就一定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因而它為我國在行政系統內部建立普通行政機關與專門行政機關相結合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提供了基本理論依據。既然行政決定權可以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離，那麼我們就可以在行政系統內部建立一個專門的行政機關來統一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同時，考慮到行政管理任務的專業性、技術性等因素，我們又可以通過法律法規授予具有行政決定權的某些行政機關自己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這樣，我們在行政系統內部就可以形成一個以專門行政機關執行為主，普通行政機關執行為輔的行政機關自力強制執行模式。考慮到與我國原有行政強制執行模式的銜接，在現階段，這種行政機關自力強制執行模式可以這要設置：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設立專門行政強制執行機關，負責執行現行行政強制執行中由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的案件；現有法律法規規定可由普通行政機關依法強制執行的案件，繼續由該行政機關執行。
在我國，建立專門行政機關與普通行政機關相結合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不僅有上述理論上的依據，更有現實立法經驗的支撐。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的規定，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全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既然行政處罰可以由一個專門的行政機關統一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當然也可以由一個專門的行政機關來統一行使。這樣採取專門行政機關與普通行政機關相結合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行政強制執行權被濫用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當然，要切實發揮該種模式的應有作用，還必須對行政機關的執行許可權及程序作出嚴格的規定。
5.我國現行以法院為主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當時民事強制執行制度影響的結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並非是理想的選擇
許多學者認為，由法院行使強制執行權可以防止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濫用而損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實際上，我國現行以法院為主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當時民事強制執行制度影響的結果，它是強制執行權是司法權、法院應統一行使強制執行權這一觀念的產物，它既非出於保護公民權益免受行政執行權侵害的初衷，也不是基於對行政權加以控制的考慮，毋寧說，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已。［19］（P85）也就是說，有效扼制行政強制執行的濫用並不是我國事前審查性質的強制執行模式的初衷，如果該種模式卻有扼制行政強制執行權濫用作用的話，充其量這也只能是該種模式的副產品。
基於此，與其把行政強制執行權賦予法院，混淆行政權與司法權的界限，降低行政效率，增加控權成本，不如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對行政強制執行權的限制，以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1）制定統一的《行政強制執行法》，對專門行政機關與普通行政機關的行政強制執行許可權作出明確統一規定，從權力的來源上嚴格控制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濫用。也就是說，對於哪些行政機關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哪些沒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由法律作出嚴格的限定。一般情況下，法律明確規定由普通行政機關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普通行政機關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或法律規定由普通行政機關申請專門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由專門行政機關負責強制執行。（2）嚴格制定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程序，從權力行使過程上控制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濫用。綜觀各國的行政執行法大多以強制措施的發動程序為標准進行分類建立起基本框架結構，中國將來制定的有關行政強制行為的統一法典亦是一部程序性的法律，應以行為程序為立法主線。對行政權的運作進行控制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行政程序。［20］因此，通過制定統一的《行政強制執行法》，授予行政機關行政強制執行權，設定科學合理的執行程序，規范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使。（3）建立對行政強制執行的監督與救濟制度。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賠償等方式加強對行政強制執行的事後監督，並給予行政相對人多樣的救濟途徑，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⑦ 如何完善立法體制

（一）發揮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
立法是憲法賦予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在黨的領導下，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是新形勢下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的應有之義。立法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人大的主導作用應當體現在法律法規的立項、起草、審議、修改、表決等各個環節。《決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一是，通過每屆任期的立法規劃、年度立法計劃，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統籌安排。人大常委會在編制立法規劃和立法工作計劃時，應當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著力通過立法推動落實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加強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領域立法，廣泛徵求意見，科學論證評估，對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進行通盤考慮、總體設計，增強立法的針對性、及時性和系統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應當積極督促、推動有關方面落實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二是，加強和改進法律起草機制。《決定》指出，對涉及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並建立相應的機制。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機關主導，有關部門參加，專家學者、企事業單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眾共同參與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工作機制，有利於使各方面的意見和關切得到充分表達，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泛凝聚社會共識，防止部門利益，也有利於加快立法進度、提高立法質量。同時，由有關部門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國人大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可以提前參與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對專業性較強的法律，還可以探索委託有關專業單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設一支適應新形勢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隊伍。《決定》對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包括立法工作隊伍建設提出了要求。立法是一項政治性、實踐性、專業性都很強的工作，高素質的立法工作隊伍是黨領導人民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力量。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要從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戰略高度，切實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下大氣力在思想政治素質、業務工作能力、職業道德水準等方面加強立法工作隊伍建設，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選拔任用、激勵保障等機制，積極推進幹部交流，為優秀立法工作人才脫穎而出創造有利制度環境。
《決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這是加強人大及其常委會履職能力建設的重要組織舉措，也是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的客觀要求。《決定》還提出，依法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這也是加強立法隊伍建設、增強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全國人大組織法對此作了專門規定，第六屆、第七屆和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任命了若干專門委員會的顧問，對專門委員會更好地履行職責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揮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還要增加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次數，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職能，要創新和完善各級人大代表參與立法工作的機制，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二）加強和改進政府立法制度建設
一是，完善行政法規、規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參與政府立法機制。行政法規、規章是保證法律正確實施的重要方面。我國立法法對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的許可權和程序作了原則性規定，國務院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要按照《決定》要求，不斷完善有關程序。要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機制，增強政府立法的公開性、透明性，行政法規和規章草案一般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並以適當方式反饋意見採納情況。加強政府法制機構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導和協調作用，涉及重大意見分歧、達不成一致意見的，要及時報請本級人民政府決定。積極探索開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會風險評估、實施情況後評估工作。二是，建立由專門的法制機構組織起草法律法規的工作機制。《決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由政府法制機構組織起草。起草過程中，應當把握和處理好權力與權利、權力與責任的關系，既要注意賦予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必要的權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責任，防止部門爭權推責，加強對行政權力的規范、制約和監督，促使行政機關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正確行使權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
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門利益法制化、地方保護法律化的問題，《決定》提出要明確立法權力邊界。法律法規以及規章的起草制定，要嚴格依照立法法規定的立法原則和立法許可權進行，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國家機關的權力和責任。下一步，還要通過立法法的修改。進一步明確不同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國務院部門制定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不得擴大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還要完善授權立法制度，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事項、范圍、期限、被授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的方式和應當遵循的原則。
（四）完善立法協調溝通機制
立法涉及權利利益關系的調整，立法過程也是不同利益群體間的博弈過程，不同部門、行業、群體都會以不同方式參與和影響立法。因此，必須加強立法協調溝通，理順各部門、各工作環節之間的關系，及時解決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項、起草和審議的各環節，起草單位和立法機關要廣泛聽取並認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見。對於立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和部門間分歧意見較大的重要立法事項，牽頭起草單位要在深人研究、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加強與有關方面的協商溝通，共同研究解決，努力取得共識；必要時，由決策機關邀請有關專家或者委託社會機構對有關問題進行第三方評估，也可以對一些有重大分歧意見的問題，提出若干解決方案，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後及時作出決定，不能為部門之間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決。
（五）加強法律解釋工作
《決定》要求，加強法律解釋工作，及時明確法律規定含義和適用法律依據。解釋法律是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要職權，也是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保證法律有效實施的重要內容。制定、修改、解釋、廢止法律，是立法機關行使立法權的不同形式。法律解釋具有針對性強、反應及時、便於操作的特點，可以根據改革要求和法律實施的實際情況，及時對法律規定的含義和適用予以明確，保證重大改革依法有序進行。例如，201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司法實踐中的情況和改革的需要，通過了關於刑法、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的7個法律解釋，對有關法律適用問題予以明確。法律解釋出台後，各方面普遍給予好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
（六）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和范圍
立法許可權劃分是立法體制的核心內容。對立法許可權進行劃分，明確立法權力邊界，目的是為了科學合理地確定立法事項的范圍及不同歸屬，明確各立法主體在立法體制中的地位及相互關系，以及各自製定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級。我國憲法、地方組織法和立法法規定，有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具體包括：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的事項；屬於地方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國家專屬立法權之外的事項，在法律、行政法規尚未制定的情況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規。同時，我國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和行政強製法對地方立法的相關設定權也作了規定。近年來，一些地方提出賦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權。對此，要總結經驗，認真研究。總的精神是，要進一步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地方立法要確保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在本地區的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區事務的統籌協調，強化執行和執法監管職責，做好面向基層和群眾的服務管理，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促進本地區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
（七）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
隨著各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設區的市在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客觀需求。近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議案、建議，要求增加具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的數量。一些設區的市向國務院提出申請，要求批准為較大的市，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實際情況是，目前我國除了立法法規定的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己經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外，還有233個其他設區的市沒有地方立法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和積極性的原則，通過修改立法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同時，這項工作政治性強，涉及面廣，需要積極穩妥推進。可以考慮在界定地方立法許可權和范圍、加強立法監督的前提下，有步驟地實施。具體步驟和時間可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根據所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其立法工作機構能力等因素確定。

⑧ 如何完善立法機制

發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建立由全國人大相關版專門委員會、常權委會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方面參與起草重要法律草案機制，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加強立法工作力量，提高立法工作能力。

1、加強人大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

2、更多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廣泛徵求代表意見並認真研究採納。

3、貫徹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精神，開展立法協商。

4、健全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溝通機制，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加強立法宣傳工作。

5、健全向地方人大征詢立法意見機制，探索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

6、增強立法針對性，推進立法精細化，不斷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⑨ 完善以什麼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

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
這是幾個關鍵點：
1、堅持憲法的核心地位，通過完內備的法律容推動憲法實施。
2、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完善立法體制。
3、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質量。
4、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推動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

⑩ 如何改革與完善我國當前立法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復（一）抓緊制定《制立法法》。使憲法等所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得以進一步明確、具體。界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國務院的立法范圍、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對有關授權立法的問題也作出規定，如作出授權立法的機關、授權立法的內容限制以及授權立法的時限等。
（二）加強立法監督。我國立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大都與缺乏監督或監督不力相關聯。各有關機關應充分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改變或撤銷」之權，以保證法制協調發展。一方面，完善相關制度，健全有關機構；另一方面，加強監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員，可考慮聘請一些專家學者作顧問，或直接參與審查，提供專家意見。
（三）加強法律、法規的審查清理。
（四）轉變立法觀念，完善立法技術。立法機關，尤其是法律、法規的起草者應下大力氣調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況，不熟悉業務而草率立法。應使立的法能夠有效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