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4境界

⑴ 四重境界的人生四種境界

「現代新儒家」馮友蘭先生說過，人生有四種境界。第一重，自然境界。就是人生的最低境界，無非吃飯穿衣，過去農家婦女有個口頭禪，叫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穿衣、吃飯，是人生最基本的事情，也是最低境界。有個笑話：說是張家口那邊大草原，一個小孩在放羊。大人打趣問他，你放羊干什麼啊？放羊賣錢。賣錢干什麼啊？娶媳婦。娶媳婦干什麼啊？生娃。生娃干什麼啊？放羊。這就叫衣食境界。
衣食境界之後，是第二個境界，有了質的飛躍，那就不滿足吃飽穿暖。這個時候，人有了其他的需要，用馬斯洛來說，這裡面有了自尊的需要。這就是功利境界。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人都說神仙好，惟有金銀忘不了，人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功名這類東西，都叫做功利境界。我們大多數所謂「混」出來的人，不過是講求實際利害的功利境界而已。
別人的生命看得跟自己的同等重要，是一種令人感動的精神力量。 第三境界，叫道德境界。如果功利境界還是為自己，希望自己臉上有光，耀祖光宗，那麼道德境界，就把別人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正其義，而不謀其利」。
怎麼叫做道德？簡單理解就是做好人好事。復雜一點理解，關心弱勢群體。用雷鋒的話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當中去。
湖北衛視做過一個《往事》節目，播出了一個感人的故事：
一個叫劉連滿的老人，現在只是哈爾濱一個失業的打更老頭，但是，他曾經在1960年率領中國登山隊從北坡攀登珠峰！
他體能最好，經驗最豐富，又是隊長兼書記。但因為來回地接應隊員，體能耗盡了，當時氧氣也不夠了。他選擇把氧氣瓶交給別人。自己蹲在一個背風的地方寫了幾個字，「同志們永別了，祖國人民等著你們勝利的消息。」 他幸運的活了下來，卻沒成為登頂的英雄。
「老先生阿，您當時一念之差做出的決定，您看看他們三個，都成了國家體委有關方面的領導，您就一輩子做個普通工人，後不後悔？」「我不後悔」「您怎能不後悔？」「人啊，不能都當官。」「那您有什麼願望？」「能找一個打更的活兒，一個月三四百塊錢。」
劉連滿老人家裡的幾個閨女全都下崗，兒子考上大學卻沒錢，後來靠著贊助才上了學。但他卻說，那個時候，作為黨員，必須這樣做。別人也會這樣做的。
面對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平靜淡然從容的敘述，讓每個人的心靈受到震撼。
這就是道德境界。我們不可能不被這樣的精神所感動。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任何時期，如此捨生忘死、殺身成仁的精神，都是最重要的精神財富。
到八寶山開反腐敗大會，效果可能相當好。
馮友蘭先生說，人生的最高境界，叫天地境界。什麼叫天地境界？那就是超越世俗，自同於大全的境界。
人在年輕時、中年時、年老時，各有一些不同的最重要的東西。當我們把你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大集合放到天平的一端，而另一端，只放一個字——死。請判斷一下，天平什麼樣？
那黑色冰冷森然的一天，是一定要來的。人生其實就是一部向死而歌的歷史。古今中外，凡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以某種方式思考過死亡問題。中國古代先哲，古希臘理性主義的代表，對死亡問題的論述最為豐富。
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男子漢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應該是平靜的。」可瀕死心理學研究證明，人在遭遇死亡的時候，大體都要經過震驚不信、憤怒抗爭、情緒萎靡，最後不得不接受這幾個階段。
莊子的老婆死了，莊子非但不哭，相反鼓盆而歌。莊子的學生問：不哭也罷了，干什麼還在這鼓盆？莊子的回答大意是，剛開始的時候，我也不是不悲傷，後來我定睛一看，原來老婆是一團氣啊。再往前看，氣源於無。什麼都沒有，我哭什麼啊，於是鼓盆而歌。
老子《道德經》也有關於天地境界的說法：「吾之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何患之有？」也就是說，我所有的災難，皆源於我有這身體。如果我沒有這個身體，何患之有？
一次開大會，一幫人為一個事兒爭起來，互不相讓。一個不善表達者卻一句話把大家說愣了：我問你們啊，100年之後你們幾個在哪兒？
人，到了天地境界就沒有想不開的事了。所以，到八寶山開反腐敗大會，效果可能相當好。

⑵ 道德經中君人的四個層次中第一層次是什麼

李耳是春秋時期的。李耳（公元前574年--公元前460年），即老子，中國周朝春秋時期的哲學家、版道家學派創始人，權古代楚國苦縣人（今鹿邑），在道教中為太上老君的第17代化身。著有《老子》（又名《道德心經》、或稱《道德經》）一書，共81章。譽有東方三大聖人之首，《紐約時報》評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丘（孔子）曾數次向老子問禮、求道。自古有「老子天下第一」之稱。老子於公元前460年仙游，安葬於今陝西寶雞境內。

⑶ 曾仕強道德經奧秘4,主要內容！！！

曾仕強，沒接觸過，不好意思。

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講老子親證的境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有一東西混然而成，在宇宙形成以前就已存在，無聲無息無形無相，任何東西都無法影響它，循環往復而永不衰竭，可把它當作萬物的根本。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強把它稱為「道」,勉強把叫做「大」，大就是無邊無際。

這是老子認識到宇宙的本體，老子又把它稱為「無極」，無極就是沒有上下、前後、左右之分，也沒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分，自己與整個法界融為一體，證得法身成就。無極就是《波羅蜜多心經》的「諸法空相……」，就是《金剛經》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因此，後人稱老子得道了。得的什麼道？道就是人的本體，萬物的本體，也叫本性、自性、真如、實相、空相、如來、上帝、正遍知、佛、世尊……等等，這些詞都可以描述道。

《道德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說「道」不是常人理解的道，說「名可名，非常名」，也不是普通一個名稱而已，不可以執著名相。開篇就講道無法描述。道只能自己去實證、親證才能體會，語言文字不足以表達「道」內涵。
同樣，佛經中描述，比如上面講的《心經、金剛經》普通人很難懂，只有親證道的人，一看就明白。

⑷ 人生的四種境界

問你一個特別現實的問題：離春節只剩下不到一周，去年立下的那些flag，現在都怎麼樣了？

坐下來仔細想想——

書都看了嗎？
存款的數字多了嗎？
車房買了嗎？
比起上一年，自己有進步嗎？幸福嗎？快樂嗎？

你肯定愣了吧，是不是突然發現每年過年都興致勃勃列下願望清單，結果年年收效甚微？

其實這也很正常，做著正確的努力，卻走著迷糊的方向，明明拼盡全力卻總是心疲力竭也達不到目標。

而有些人，像是被上帝眷顧一樣，朝著明亮的方向一往直前，想要的東西總是能輕而易舉的拿到。

什麼時候，自己也能像這些人一樣，忙得有方向、活得有價值？

相信下面這位能告訴你答案。

當時，他和你一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焦慮，卻靠著一碗牛肉飯實現人生逆襲，如今擁有企業年銷售額有幾十 億人民幣，員工逾 2 萬人。

他，就是把吉野家、DQ冰淇淋引入中國市場、並發揚光大的洪明基，也是合興集團控股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01

從問題少年到集團總裁

找到「原力」，我的人生煥然一新

「幸運的是，我抓住了中國改革開放激發的能量和機遇，回國發展事業，才有了今天。」2018年，洪明基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誰也想不到，當初一個22歲的毛頭小子，竟然能成功把吉野家、DQ引入了中國，還在危機中存生，發展至今已有700多家門店。

和其他成功者的經歷不太一樣，洪明基出生在香港一個條件還不錯的家庭里，從小就是大人眼裡的「問題少年」，14歲那年還為擺脫家裡的監管，一個人跑到美國讀書。

沒想到第一次獨自生活，竟百般不習慣，什麼也不會、什麼也不懂。

好不容易熬到了最後一個暑假，結果卻遇到了人生第一個十字路口。他不知道畢業後該做什麼，沒有目標沒有方向，對未來的人生充滿了迷茫。

每天過得渾渾噩噩，一閉眼滿腦子都是對未來的恐慌，接近抑鬱的狀態，他感到非常地痛苦，做好被劈頭蓋臉臭罵一頓的准備，給爸爸、叔叔和爺爺各寫了一封信。一邊寫他一邊在心裡念叨：

「爸爸、爺爺、叔叔，我特別崩潰，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有什麼目標、我應該做什麼，你們的要求我也做不到，我覺得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我不想活下去了……」

讓洪明基意外的是，大家都沒有怪他，而是在回信中以認可和鼓勵為主的方法，引導他往正能量的方向去走。

⑸ 道德經中的道是什麼意思道德境界有幾層

無奈190 ：你好。
【道】：老子所謂的道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然】。因為他說的道是純任自然的，道以自然為法則版。那麼，自然指的是什麼東西呢？什麼樣的狀態才能稱為自然呢、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也就是平常說的【天然】。指萬事萬物沒有人為因素的狀態。也就是說，【自然】與【人為造作】相對。
河神和我們一樣分不清什麼是自然；什麼是人為，一天他跑去問北海神：「請問什麼是自然；什麼是人為？」
北海神打一比方說：「牛馬生下來就是四隻腳，這就叫自然。用轡頭套在馬頭上，用韁繩穿過馬鼻孔，又在馬腳底上釘上鐵蹄，這就叫人為」不要用人為的事毀滅自然，不要用矯揉造作去毀滅天性。不要因貪得去求名聲，謹慎地守護著自然之道，這就叫回歸到本來的天性。
落實到人身上，自然就是人的天然本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真思想，所以【自然】與【虛偽】相對。
真的，也就是自然的，自然同樣是真的。【權自然】是一個人性情真誠的極致。這就是【道】。

⑹ 道德經最高境界

無為無不為

⑺ 老子認為人類依次遞進的四個管理境界是什麼

在老子看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相互「侮之」的混亂狀態,是最低層次也是最糟糕的管理境界。所謂「侮之」,是說管理者依靠權勢任意羞辱被管理者,從而激怒被管理者對管理者亦以「侮之」的方式加以報復,使彼此處於嚴重的對立與仇視之中。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或因世襲特權或因某種機遇,發財陞官後而處於管理者地位。他們既無能又腐敗,既淫亂又淺薄,既愚蠢又自負,既不懂「依法治人」,亦不懂「以德感人」,他們錯誤地把「管理」視為「修理」之學。所以,他們不僅以高壓管理法、囚徒式管理法「修理」他人,而且還以詭詐手段蒙騙被管理者,使被管理者不僅在經濟上得不到任何實惠,還在人格上經常遭受迫害(例如私設公堂、毒打員工等),受侮辱。他們儼然是「棍棒式」、「家長式」的獨裁主義者。老子認為,在這一管理境界中,不但是「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老子》四十六章)、「其政察察(嚴苛),其民缺缺(狡狤)」(《老子》五十八章),而且「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以為,是以難治。」(《老子》七十五章)甚至發展到「朝甚除(宋常星雲:「朝中或廢其國政,以治宮室之美;或妨其農事,以崇台榭之高,是為『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強盜頭子)。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這種管理完全違背了老子所說的「無狎(排擠)其所居(居處),無厭(厭棄)其所生(生活)」(《老子》七十二章)的告誡。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民不畏威,則大威至。」(《老子》七十二章)被管理者對管理者恨之入骨,民怨沸騰,紛紛起來反對他,任意地侮辱他,甚至欲以暴力驅之而後快。正如嚴復所說:「將亡之民,無不侮其政府者。」蔣錫昌亦說:「為君者見刑罰不足以立威,則以巧詐為事,故下侮之也。」在這里,老子從「無為而治」的理念出發,無情地揭露和鞭撻了歷史上由昏君、貪官的貪婪無能而造成的這種「侮之」的對立管理狀態。這種最低層次最糟糕的管理模式,不但存在於古代社會,而且存在於資本主義「羊吃人」的發展初期,也就是馬克思所描繪的「每一個銅板都滴著無產階級鮮血」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所具有的一種野蠻管理現象。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在某些簡單粗糙的密集型群體勞動的企業中,這種毫無人性的管理現象也時有發生。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我們將他稱之為「草商」。他們對於管理缺少起碼的理性認識,主要的是依靠某些人生經驗實施管理,管理還處於盲目的無序的「管理實踐」境界,有待於進一步從盲目的無序的實踐層面向智性的有序的理論層面升華。二法家針對「草商」的盲目而無序的混亂管理,從制度層面提出了「循法而「無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循法而治」的的剛性管理,進入了制度化、規范化的「管理科學」境界。在這一「管理科學」境界中,管理者不再停留在盲目而無序的實踐層面,已從理論上懂得了「循法而治」的科學管理道理。他們根據「自為」的人性假定,憑借權勢,不但「以術治吏」,而且「以法治民」,全面地實施「法、術、勢」相結合的剛性管理,造成了「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通「悚」)懼乎下」(《韓非子·主道》)的管理態勢,使臣民皆敢怒而不敢言,從而達到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的君主高度統一控制的理想境界。政事雖分散在地方,由臣民去做,而大權卻集中於中央。聖明的君主緊握「賞」與「罰」的權柄,使四方臣民不得不忠心於他,竭力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這是法家以「循法而治」手段造成的「畏之」的社會效果,使無序走向有序,具有一定的科學管理意義,較之盲目而無序的「管理實踐」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是,在這種「權力控制式」的管理境界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猶如貓與鼠的關系一樣,彼此既無相互關愛,亦無信任可言。他們之間只是一種「恃勢而不恃信」、「恃術而不恃信」(《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的冷酷的利害關系。管理者傲視群小,虎視眈眈,被管理者畏首畏尾,唯命是聽。管理者的虛榮心和成就感雖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但被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卻受到了極大的壓抑。管理者整天疲於奔命,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之中,組織一旦離開管理者,被管理者便手足無措,整個管理系統就有可能停止運轉。組織若有成績和榮譽歸功於管理者,一旦出現失敗和錯誤,則歸罪於員工,毫無君臣共享管理成果之可言。由於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缺乏最起碼的仁愛與信任,從而造成了人際關系的疏離和對抗,使被管理者「身在曹營心在漢」,一旦有機會便立刻跳槽。
「循法而治」的剛性管理,只能管住員工的「身」而管不住他們的「心」,得不到臣民發自內心的真正擁護。正如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這是法家「循法而治」剛性管理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所以,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立足於他們的「無為而治」的理念,對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剛性管理,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邦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五十七章)所謂「多忌諱,而民彌貧」,宋常星釋曰:「一多忌諱,令煩則奸出,禁多則民困,必有妨民之事,使民不得盡力於生產,安得不貧乎?」所謂「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成玄英釋曰:「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唯事干戈,傷害既多,荒亂日甚。」所謂「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王弼釋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
故老子認為「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老子》六十五章)所謂「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成玄英釋曰:「刑名彰著,法令滋繁……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不管是「多忌諱,而民彌貧」,還是由它而引發的「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或「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都是由於「有為」而造成的。統治者雖然竭力以各種法令設防,非但無濟其事,反而「盜賊多有。」在老子看來,「多忌諱」、「多利器」、「多智慧」,都是外在於人性的異己力量,都是違背「自然無為」法則的。老子又指出:「民不畏(畏懼)死,奈何以死懼(恐嚇)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行為詭奇亂世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斵(斫削)。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據明代哲學家薛蕙在《老子集解》中所釋,刑名法度不僅是「殺人之無益」,而且是「殺人之有禍。」既然「民不畏死」,企圖以刑法殺人,使民屈服,非但「無益」,反而「有禍」。這里所謂「司殺者」,是指「天(自然)」。
老子認為人的生死是順應自然的,生死是由「天」主宰的。如果人不自量力地欲代天殺人,猶代大匠斫木一樣,必將「傷其手矣」。由此證明,法家所提倡的「循法而治」的剛性管理,是有害的,應當絕對的廢除。莊子及其後學從根本上也是反對「循法而治」的剛性管理,但只是要求相對不要,而非絕對廢除。《莊子·天道》篇指出:「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又指出:「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這里,所謂「教之末」、「治之末」、「治之具」,是指刑名賞罰或禮法度數只是治國的一種輔助手段,不可能真正達到治國的目的。
所謂「治之道」,亦即「教之本」,是要求統治者順隨人之性命之情,實行「無為而治」,方可達到真正治國的目的。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我們稱之為「法商」。他們雖比「草商」管理有所進步,但還只是處於重「技藝」而忽「道德」的「管理科學」境界。所以,必須進一步由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剛性管理轉向儒家的「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實施以道德教化為主、法令制裁為輔的治國方略,把管理境界上升一步。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同拱,環繞)之。」這里所謂「為政以德」,有兩層含義:一是從管理主體上要求以德「修身」,將管理者培養成「智、仁、勇」三位一體的管理者,使之達到「三忘」的道德境界,構建「義以為上」的道德人生;二是從管理手段上,要求管理者實施「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只有如此,方可使管理者像北極星那樣,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眾星繞之,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和聚力。這是一種「同心多圓式」的管理境界。儒家的「為政以德」,首先強調的是管理者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這一人文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管理者的道德感化基礎之上的,認為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對於被管理者的感應力也就越大。它強調主動引導式的感應性,強調內在控制,而不是被動的、強制式的外在管理。只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只是不生事擾民,但為德而民自歸之」;只是「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朱子語類》卷二十三)這完全是一種以道德為導向的、內在的形象管理。在這種道德境界中的管理者,通過「正己正人」的感化效應,善於以德化民,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們既不以權謀私,亦不生活腐化,勤政廉潔,克勤克儉,事必躬親,兢兢業業,講誠信,求和諧。在人格上尊重員工,在經濟上能給員工以實惠,在工作上能為員工搭建實現自我價值的平台,從而受到員工的真心擁護、愛戴、親近和贊揚。老子所謂「親而譽之」,是儒家通過「為政以德」而達到的社會效應,從而形成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良性對應關系。日本著名企業家土光敏夫將孔子的「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管理境界,形象地將它比喻成一個同心多圓實體。他認為企業的最高領導人(廠長、經理)就是這個同心多圓的核心。他說:「組織的真正機能,最好用圓周關系來表理論視野12黨政幹部學刊2007年第10期示:居於中心的,是首腦;他的周圍,是主要負責人……小圓都向著大圓,形成一種向心關系……都圍繞著中心相互依存,沿著軌道永不休止地運動著。」(《經營管理之道》)企業組織的這種圓周關系,能夠保證企業經營決策內核心向內圈,由里圈向外圈傳達、輻射、擴散;執行的情況和結果,迅速地從外向里,將信息反饋到核心層,形成永不停息的雙向對流循環,使企業充滿生機和活力。儒家從「為政以德」的基本理念出發,通過「循法而治」與「為政以德」兩種管理模式的對比,認為「為政以德」勝於「循法而治」。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里所謂「道」即「導」,「政」即法制禁令。意思是說,如果以法令引導而民違之,則以刑罰齊之。這種外在控制手段,其社會效果是「民免而無恥」,即以外在暴力手段,只能使民苟免刑罰,而民心無所羞愧。「禮」即制度品節,大至國家典章制度,小至社會鄉約家規,既含有道德意義,也含有法律意義,是介於法律與道德之間的一種控制手段。如果奉行以道德價值為導向的內在控制,再加上以禮義為本質的教化型的外在控制,人們不但有羞恥之心,而且人心悅誠服。這也正是孟子所說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的意思。在這里,儒家並不一般地反對「外在控制」和使用刑罰,而是主張把內在控制的道德導向與外在控制的法律約束結合起來。但是,從管理效果看,在「道之以政」與「道之以德」的對比中,儒家更為強調以「德治」為核心的內在控制。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立足於他們的「自然無為」的核心價值觀,也猛烈地批評了儒家的「為政以德」的治國之道(管理之道)。1.認為仁義道德是「大道廢」後才出現的一種文化倒退現象。老子指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正如老子所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三十八章)《莊子·天運》篇作者亦指出:「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勞役其真性)者也,不足多(不足尚)也」。2.老子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老子》三章)這是針對儒家的賢人政治而發的。認為社會上的爭名逐位亂象,是由儒家提倡「尚賢」而引起的。莊子認為,「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各用其玄德無為而治,何賢之可足尚呢?「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河上公注曰:「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莊子後學亦認為「夫仁義憯(通「慘」)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禮樂遍行,則天下亂矣。」(《莊子·天運》)「毀道德以為仁義」,都是自作聰明的「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道家認為天下大亂都是由於儒家的忠、信、禮、樂所造成的。3.道德不但是天下大亂的禍根,而且也是統治者一種欺世竊國的工具。莊子後學在《莊子·胠篋》中指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增益其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腰帶環)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乎?故逐(隨)於大盜,揭(高舉標示)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古時大夫所乘之車,所戴之帽)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指出諸侯本是竊國大盜卻要標示仁義的招牌,這是多麼的虛偽啊!基於上述理由,道家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認為只有「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莊子·胠篋》)並大聲疾呼:「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老子》十章)在這里,老、庄並不一般地反對「愛民治國」,只是強調「愛民治國」應遵循「無為而治」的原則。正如王安石所說:「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邦者,以不治治之乃長;唯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
處於儒家這一「管理道德」境界的管理者,我們稱之為「儒商」(或「德商」)。在道家看來,他們雖比法家的「管理科學」境界提升了一步,但是儒家的「為政以德」如同法家的「循法而治」一樣,都是屬於「有為而治」的范疇,都是人性的異化,道德的墮落。只有絕仁棄義,絕聖棄智,「殫殘天下之聖法」,實施「復歸於朴」的「無為而治」,方可擺脫人性為物所役、為名所役的束縛,消除人性異化和社會混亂現象,從而實現人類「玄同」的理想社會。要求由「有為而治」管理模式轉向「無為而治」管理模式,是道家所企望的理想管理境界,也是人類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四、道家所謂「無為而治」,並非無所作為,而是「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老子》六十三章)無為無事是相對於有為有事而言,要求管理順應萬物之理和人的本性而不恣意妄為。正如《文子·自然》所雲:「所謂無為者……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掛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這一至理名言,是對「無為而治」的一種形象說明。「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三章),說明「無為而治」是一種以最小的管理行為獲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的管理藝術。
從現代管理角度,道家所謂「無為而治」的哲學智慧,主要有三層含義:一是在管理主體上,要求管理者具備「上善若水」的「無為」品格;二是在管理方法上,提倡「順其自然」的「無為而治」;三是在管理境界上,要求達到「無為」的理想狀態。三者是一個完整的「無為而治」體系,缺一不可。處於「無為而治」境界中的管理者,我們稱之為「哲商」;他們以哲學智慧所追求的「無為」境界,我們稱之為「管理藝術」境界。他們善於「以正治國」,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百姓心為心」,對於民眾從不幹涉、迫害,使民眾各順其性,各安其生,過著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眾好像沒有感到管理者的存在。這一「不知有之」的社會效應,是被管理者對管理者的最高獎賞,也是道家實施「無為而治」管理所達到的理想效果。
所謂「太上,不知有之」,也就是老子所說管理者「成功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十七章)的意思。元代吳澄釋曰:「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為。太上,聖人無為之治也」。處於這一「太上」境界中的管理者,在「管理實踐」、「管理科學」和「管理道德」的基礎上,逐步地進入了「管理藝術」的階段。這是一種有別於儒、法、兵、墨的「有為型」的「無為型」管理。在道家看來,只有這種「無為型」的管理,才是人類孜孜以求的最理想的管理模式和最高管理境界。
帝堯是道家樹立的「無為而治」《列子·仲尼篇》以「堯治天下」為例,指出:「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莊子在《應帝王》篇中進一步闡述了「無為而治」的管理境界,他把這一管理境界稱為「明王之治」,認為「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功勞廣被天下卻好像與自己無關),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教化施及萬物而百姓不覺得有所依恃);有莫舉名(他雖有功德卻不能用名稱說出來),使物自喜(他使萬物各得其所);立乎不測(而他自己卻立於不可測識的地位),而游於無有者也(游於虛無境界,行其所無事)。」這里所謂「明王之治」,也就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由此出發,莊子及其後學既批評了儒家的「以德治國」,也指責了法家的「以法治國」。
在《莊子·徐無鬼》篇中,有人問堯的老師許由為什麼要逃避堯呢?許由認為「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但是,「愛利出於仁義,捐(棄)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即無視於仁義者少而取利於仁義者多。以仁義治國,只能造成虛偽,把它變成「禽貪者器(工具)」。「夫堯知賢人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莊子·繕性》亦認為儒家「以仁義治國」是「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可說是「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在《莊子·天地》篇中,禹王問伯成子高為什麼「辭為諸侯而耕」?伯成子高答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哀,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這是莊子後學假借伯成子高之口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批評。據《貞觀政要》記載,唐代名臣魏徵告訴唐太宗:「舜在位的時候,老百姓說『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受到天子含養,吃飽喝足,卻說『帝王有什麼功勞』!如今陛下這樣含養百姓,百姓也是日日享用,卻不認為是你的恩德。」在魏徵看來,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已達到了「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民眾過著自由、富足的美滿生活,卻感覺不到唐太宗的存在,這是管理的最佳狀態。日本蛇之目縫紉機工業株式會社顧問鳩田卓彌先生極力追求這一目標,他說:「日本的企業不應該把每個員工弄得整日頭頂著鋼盔干,窒息沉重,總有一天人會變成積重難返,就要吃大虧。管理方式應該不輕不重,最好是不知不覺,事情就辦妥當。我個人一生都是朝著帝堯的方式目標而努力的。」這種「太上,不知有之」的最高管理境界,同現代管理科學所說的「象徵性管理」,「漸進式管理」有某種相似之處。
德國管理學家曼弗雷德·馬丁和加比·波爾納在《重塑管理形象》一書中,把管理者和管理境界分為「棍棒式」、「家長式」、「權力控制式」、「協作式」、「權威式」、「想像力式」、「全球責任感式」七級。其中「全球責任感式」是最高的管理境界。在他們看來,具有全球責任感的管理大師的活動是漸進的,幫助別人是自己的本分,從不張揚,製造領導效應。領導方式是潛移默化的,好像春風化雨一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他們為人民悄悄謀福利、做好事卻從不希望人民對他感恩戴德。可見,「無為而治」的管理境界,是古今中外管理者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標。

⑻ 莊子思想的四種境界是哪四種

我們比較大小高下，必先有一個基準。比如以海平面為基，高於它為高，低於它為下。有句話叫「五十步笑百步」，意思是只要有逃跑的行為，跑出多遠其實並不重要，那麼逃跑這個舉動，就是一個基準。

所以修道，如果同樣也有一個基準的話，失道者失去多遠，其實並不重要；得道者得到多少，其實也不重要。不過老子莊子可能為了方便人們參看自己的處境，分別列出了四種失道的層次，四種得道的境界。

《道德經》有四種失道的層次：物、俗人、不善人、下士；《莊子》有四種得道的境界：真人、聖人、至人、神人。

⑼ 《道德經》中提及的管理四境界,你喜歡哪個境界

老子在《道德經》里有這樣一段話：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從管理的角度看，這段話蘊藏了老子哲學里的四重管理境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諄諄告誡君王，依道而行，方能垂衣拱手而使天下太平。那麼，老子認為的四重管理境界究竟是什麼呢？下面讓小編一一詳細解讀。

境界一：太上，不知有之。

釋義：最好的統治者，人民並不知道他的存在。

在老子的觀念里，最好的統治者是「無為而治」的，君王隱身於背後，從來不幹涉百姓的事情。百姓只知道有上面有個君王而已，從來不會有什麼交際，個個依道而行，事情自然而然的推進。

如上所述，賢明的君王真的就是「無為」嗎？什麼也不用做嗎？當然不是，在老子看來，無為並不是什麼也不用做，而是要遵循規律，依道而行，不悖於道。

因此，賢明的君王在「無為」之前至少要制定一套可行的制度，這套制度就是「道」，百姓依道而行，井然有序。此外，君王還應做三件事：一是不會因為個人慾望破壞制度叨擾百姓；二對於偏道者予以糾正，但適可而止；三則是「功成而不居」。

歷史上的隋煬帝就屬於第四等管理者。在「道」的層面，隋煬帝昏庸無道，只為自己享受不為百姓謀福利。隋煬帝年年出巡，曾三游揚州，兩巡塞北，一遊河右，三至涿郡，還在長安、洛陽間頻繁往還。在位十餘年間征夫千萬人次大興土木，役死者過半，造成「天下死於役」的慘象。在「德」的層面，隋煬帝荒淫無度，酗酒好色，為人所不齒。在「法」的層面，史書記載隋煬帝「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濫用法令，賞罰不公。道、德、法都做不到，其下侮之，所以隋煬帝最終眾叛親離，被自己的親兵弔死，遺笑千古！

分享國學經典，學習古人智慧。《道德經》里的四重管理境界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無為而治，道法自然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博學書院，卓越企業家國學智慧研修平台。通過與大家習閱這些國學經典，一起感受聖哲先賢思想和心靈的脈搏，助力個人和企業獲得更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