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與法治優劣
⑴ 法治與仁治的利弊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
法治，顧名思義為用法律去治理國家。人治，同樣可以理解為用人去治理國家。
法律是誰制定的呢?是人制定的。法律通過誰去執行呢？是通過人去執行。沒有人能制定法律嗎？沒有人法律怎樣運作？
我們國家、省、市有一大批人在制定法律，我們國家、省、市、縣、鄉、村有一大批人在執行法律。如果沒有制定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制定嗎？如果沒有執行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執行嗎？法律不可以從天上掉下來，法律可以自己去執法嗎？制定法律還會有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問題，如果社會發展急需某法律，可這部法律就是制定不出來，法律怎麼辦？法律為適應社會還會有不斷完善、修改的問題，如果某法律遲遲得不到完善、修改，法律怎麼辦？制定的法律有優劣之分，如果制定出的法律問題多多，難以操作，法律怎麼辦？法律制定出來還會有執行的問題，如果大家都不執行法律怎麼辦？從目前看，我國的法律不可謂不多，但執行得怎麼樣呢?現實告訴我們違法的現象比比皆是、無處不在。法律規定不能做得做了是違法，法律規定應該做得沒有做同樣是違法，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目前還有沒違法的單位和個人嗎？法律起到它應該起的作用了嗎?為什麼？
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法律依靠人去執行。好人制定好的法律，好的法律靠好人去執行。沒有好的人制定不出好的法律，好的法律沒有好的人去執行等於空。這是人類共同的規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你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
有好的人，才好的法律。沒有好的人，再好的法律也是空。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了：「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說人和法律的關系是主次關系、有無關系。人和法律相比人是主要的，法律是次要的。沒有好人就沒有好的法律，沒有好人就無法執行好法律。
現在有許多人一提到人治就不理解，有的人還感到憤怒，特別是面對一些社會現象時更是怒火中燒，好像什麼壞事都是搞人治搞出來的。其實他們不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事都是人做的，最終解決問題的還得靠人，而不是其他。
中國歷代的帝王將相大都堅持人治，之所以這樣，就是他們認識到了法治的後面還有人，法治是靠人去實現的。如果不把人治好，孤立的只講法治是沒有意義的，同時也是危險的，只有把人治好了，法治才具有意義。
其實西方國家同中國的情形相同，其本質都是人治。為什麼我們沒有意識到呢？是因為他們的法治披上了神的外衣。看似不是人治，說到底，神不是人造的嗎?那還不是人治嗎？也可以說，人造了神，人通過神去治人。中國沒有神治是因為歷代的統治者大都不相信神能治理國家，所以才用人治。西方有神，靠神治理，（據說美國憲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說美國是神治理下的國家）神又是人造的，最後還不是人治？只不過是拐了個彎罷了，其實中西最終都是人治。
最後，所謂孤立的法治是不存在的，法治好比一個小推車，人不推，小推車是不會自己走的。所以說，沒有人治就沒有法治，古今中外同是一樣，法治的根本是人治！
⑵ 道德和法律對國家和社會治理各有什麼優缺點
談談道德和法律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
沒有法律是不行的。沒有法律的約束，這世界和各個社會不知道要亂成什麼樣子了。誰的法律維護誰的社會制度，在社會主義國家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置身於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中國的地理條件，文化，倫理道德，就形成了中國的國家的性質。不能與其它國家等同！因此，法律在國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道德是發展先進文化，構成人類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道德是以善惡為標准，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道德總是揚善抑惡的。道德與法律不同，它是依據社會輿論、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來判斷一個人的品質，主要依靠人們自覺的內心觀念來維持。人都是社會中的人，離開社會，人就無法生存。人一出生，便生活在家庭和社會里，便和別人發生這種或那種聯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句話，就說明了個人如果離開別人幫助就無法成長和生存。人來到世界上，總要和別人發生關系。在家裡要處理好與父母、兄弟、姐妹及夫妻的關系，在學校要處理好和老師、同學、工友們的關系，參加工作後要處理好和單位領導、同事、客戶之間的關系．在社會上要處理好和朋友、親戚等的關系。這些關系裡面就包含著許多復雜的道德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道德的作用十分寬泛．它幾乎無處不在．並長期起作用。
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
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⑶ 仁治與法治的本質區別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
法治，顧名思義為用法律去治理國家。人治，同樣可以理解為用人去治理國家。
法律是誰制定的呢?是人制定的。法律通過誰去執行呢？是通過人去執行。沒有人能制定法律嗎？沒有人法律怎樣運作？
我們國家、省、市有一大批人在制定法律，我們國家、省、市、縣、鄉、村有一大批人在執行法律。如果沒有制定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制定嗎？如果沒有執行法律的一大批人，法律能執行嗎？法律不可以從天上掉下來，法律可以自己去執法嗎？制定法律還會有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問題，如果社會發展急需某法律，可這部法律就是制定不出來，法律怎麼辦？法律為適應社會還會有不斷完善、修改的問題，如果某法律遲遲得不到完善、修改，法律怎麼辦？制定的法律有優劣之分，如果制定出的法律問題多多，難以操作，法律怎麼辦？法律制定出來還會有執行的問題，如果大家都不執行法律怎麼辦？從目前看，我國的法律不可謂不多，但執行得怎麼樣呢?現實告訴我們違法的現象比比皆是、無處不在。法律規定不能做得做了是違法，法律規定應該做得沒有做同樣是違法，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目前還有沒違法的單位和個人嗎？法律起到它應該起的作用了嗎?為什麼？
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法律依靠人去執行。好人制定好的法律，好的法律靠好人去執行。沒有好的人制定不出好的法律，好的法律沒有好的人去執行等於空。這是人類共同的規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你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
有好的人，才好的法律。沒有好的人，再好的法律也是空。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了：「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說人和法律的關系是主次關系、有無關系。人和法律相比人是主要的，法律是次要的。沒有好人就沒有好的法律，沒有好人就無法執行好法律。
現在有許多人一提到人治就不理解，有的人還感到憤怒，特別是面對一些社會現象時更是怒火中燒，好像什麼壞事都是搞人治搞出來的。其實他們不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事都是人做的，最終解決問題的還得靠人，而不是其他。
中國歷代的帝王將相大都堅持人治，之所以這樣，就是他們認識到了法治的後面還有人，法治是靠人去實現的。如果不把人治好，孤立的只講法治是沒有意義的，同時也是危險的，只有把人治好了，法治才具有意義。
其實西方國家同中國的情形相同，其本質都是人治。為什麼我們沒有意識到呢？是因為他們的法治披上了神的外衣。看似不是人治，說到底，神不是人造的嗎?那還不是人治嗎？也可以說，人造了神，人通過神去治人。中國沒有神治是因為歷代的統治者大都不相信神能治理國家，所以才用人治。西方有神，靠神治理，（據說美國憲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說美國是神治理下的國家）神又是人造的，最後還不是人治？只不過是拐了個彎罷了，其實中西最終都是人治。
最後，所謂孤立的法治是不存在的，法治好比一個小推車，人不推，小推車是不會自己走的。所以說，沒有人治就沒有法治，古今中外同是一樣，法治的根本是人治！
⑷ 人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⑸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優缺點
禮法結合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諸法合體，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各級行政長官，中央雖設有專門司法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君權）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⑹ 法治與仁治，哪個比較好
我認為二抄者一剛一柔，應剛柔並濟好，二者相輔相成。以仁治對被教育者先教之以道德，同時約法三章，明令禁止，如犯令，先曉之以理，即先前教之道德，同時視情況予以相應的處罰，處罰過後最好要有相應的安慰或道德教育
⑺ 人治與法治的區別
區別有具體如下幾點：
領導人或統治者的地位不同。
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
政治和觀念基礎不同。
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同。
生效依賴的基礎不同。
治理過程中體現的特點不同。
規則公布出台的時間不同。
⑻ 法治與人治的優缺點，舉實例說明！！！
1.政治權威俗化 法治政治是民主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聖賢政治」。國家領導人身上的神聖光環已不復存在,在公眾眼裡,他不僅要過世俗生活,而且也免不了會和大家一樣犯錯誤。人們已不太在乎領導人有多麼迷人的超凡魅力,不太關心他是否能提供一種主義、一種理想和一種感召力。人們真正關注的是他的實際政績,關注的是他能否增進大家的福利和權利。人們對待領導者的情感也由狂熱歸於平淡,理性的成分逐漸增多。
2.法律權威強化 法治社會中,法律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和最高的權威性,社會秩序主要表現為法律秩序,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法律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至上性意味著沒有任何個人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即便貴為國家元首也必須服從法律以及根據法律做出裁判。
3.權力競爭優化 在法治政治中,權力是由下至上,逐級授予的,掌權者是由下而上選舉的。他們必須承諾對選舉他們的人負責,並尊重、保護每個公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權力主體在政治舞台上的升降沉浮與選民手中的選票密切相關,為了爭取到更多的選票,權力主體必須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做出實實在在的政績。在人治政治中,人民的選票千萬張,不如上級領導嘴一張,而在法治政治中,一張選票值千金。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使得權力競爭有了嚴格的制度來規范,從而變得有序、透明。任何領導人都無權個人指定他的繼承人,下任領導者的產生只能經由選舉,舍此別無他途。權力競爭納入制度化軌道,政治運行變得平穩有序,消除或減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變性,在社會公眾當中建立起了一種穩定的心理期待,保證了社會的持續、有序發展和長治久安。
三、人治與法治之爭的啟示
人治與法治的爭論在當代社會已不像以前那樣激烈，甚至其爭論點都已經有些模糊，但爭論仍然存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是「法治與人治相結合」的觀點，我個人也比較贊同這種觀點。這種觀點當中所說的「人治」實際上是強調在立法、執法、守法的過程中要依靠人,強調人的重要性。而傳統的人治則將「人治」理解為一人說了算,理解為以言代法和專制。比如一些主張人治與法治統一的學者指出「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之時，「法治」派一方面並不否認這種認識的正確性,但同時又論辯說,法治並不否定人的作用,但關鍵是人要服從法。人要服從法實際上是法的嚴肅性問題,人治與法治的爭論實際上並不涉及法律的嚴肅性問題,主張「人治與法治應該結合」的學者沒有否定法的嚴肅性,倒是主張法治的學者有意淡化人的作用,這是爭論中非常奇怪的現象。人治與法治被人為地放到傳統與現代、專制與民主的兩分法之中,這種兩分法在確定法治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它又將傳統的治國之道人為地放到了人治的范疇,這對法治社會的建立非常不利。法治難道不涉及立法、執法和守法?這些難道靠法就能解決?當代一些法學家將法治看成是一種「機制」,以為法律可以靠一種「機制」來運行。這里實際上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只有以利益為基礎所形成的制約模式才是科學的、現代的、可靠的。因比,這種機制並不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利益化了的人。人治和法治的爭論對將法治作為治國方略發揮了一定的意義,但當法治目標已確立時,法治本身的內涵並沒有達成共識。法治究竟是什麼?外界和學術界理解的法治並不相同,學界之外的法治信條是:法律必須體現公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學術界理解的法治卻不僅僅是這些,在他們那裡法治已擴展為現代文明、現代管理機制,並且與特定的「民主形式」聯系在一起。法治和作為法治對立面的人治都已經脫離了其本來涵義,法治成了一種特殊的制度模式,而人治則實際上是為推銷法治而存在的。這種借法治而「拔高」法治的做法對法治社會的確立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 當法治被「拔高」為一種能夠「自行」的機制的時候,法治也就成了技術性問題,只要將西方的法治模式移植過來就可以了,但問題絕不是這樣簡單。西方的制度模式歸根到底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法制是靜止的,失去根本的東西,這種形式即使再完善也難以發揮作用。經過多年的法制建設,法律形式和以前相比已經非常完善,但人們仍然覺得漏洞很多,這說明漏洞並不是法制就能解決的。越是將法治「拔高」就越是降低法治,陷入「以術治國」法家的「法治」之中,不利於法治的確立。若法治是一種文明的話,它應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法制本身的文明。若法治就是法制,那麼「以德治國」就多餘了。實際上,提出「以德治國」就是為了完善法治,它不是否定法治,而是克服單純依靠法制的弊病。德立則法立，「法立而可守,則德可大、業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