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法治產生的原因

A. 中世紀英國法體系的形成及其構成因素的相互關系

摘 要:文章試圖對教會法和英國法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以尋找英國法發生的基本模式。通過對英國王權主導地位的探討,以及對教會法承襲傳統的論述,可以發現,以王權為主導的英國法在發展過程中,對於同樣處在發展過程中的教會法及其所整合的既有法律傳統進行了選擇性吸收。

關鍵詞:英國法;教會法;王權;教權

教會法,是指中世紀以羅馬教皇及其教廷為核心產生的,以各國教會組織為載體的法律體系;英國法,是指公元11世紀以英國王權為核心產生,以英國各世俗階層為載體的法律體系。在中世紀這一漫長的時間范圍內,教會法和英國法都不是靜態的概念,它們之所以具有法律史上的可比較性,是因為它們在各自發展的最關鍵時期基本上保持著時空的一致性。在那個遙遠的年代裡,它們之間保持著類似於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

與其他日耳曼部族法相類似,英國法最初也是建立在大量的本地習慣之上,它與教會法之間的聯系具有較強的單方性。也就是說,只存在教會法對英國法的影響,而幾乎不存在反向的作用。教會法以「灌輸」方式對英國法產生影響;但這種「灌輸」也遭到來自英國王權和日耳曼習慣的頑強「抵抗」。除了斯蒂芬王的短暫動盪時期,英國王權一直以來與教皇權威相抗衡,抵制「教權至上」觀念,堅持王權高於教權。因此,處於「灌輸」和「抵制」夾縫中的英國法,必須在同時尊重多種力量的前提下發展。

一 教會法:法律傳統的整合

西方傳統,如果上溯則依次有「古希臘-羅馬」,「猶太-基督教」和「日耳曼」三大源流。教會法與這三大源流都有密切關系,因此是西歐中世紀法制史研究中的關鍵對象。

1.教會法首先承襲了「古希臘-羅馬」法律傳統。根據泰格•利維對18世紀法制的研究,能夠作為資產階級法律源頭的體系主要有羅馬法,封建法,公教法,王室法,商人法和自然法六類(其中自然法是指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用與反抗教會法與世俗法壓迫的法律理想)。他指出,「所謂羅馬教廷,只不過是業已死去的羅馬帝國的鬼魂,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墳墓上面罷了。因為教廷正是從那個異端權力的廢墟中突然冒出來的。」[1]或者可以說,教會法其實是羅馬法的另外一種存在方式。另有史實證明,羅馬法的復興和教會法體系化這兩個事件是在同一個歷史時段出現的,以中世紀教會學院為依託的羅馬法復興運動,本質上是一種宗教運動。簡言之,教會法中蘊藏著理性和法治的古典元素。

2.教會法是「猶太-基督教」法律傳統的直接表現。教會法總的特徵是法律信仰化,神聖權利化。這最早來源於古代希伯來民族信奉的一神教,締盟式的《摩西五經》已經開創了膜拜高級法的傳統。基督教繼續沿用猶太教經典的同時,開創了贖罪的宗教觀念,進一步誇大了世俗與理想之間的距離,並塑造出憲法性質的敬仰心理。

3.教會法是「日耳曼」傳統的競爭對手。「日耳曼」在西方法律中,意味著對習慣的尊重。理性和敬仰能否打破積習,如何打破積習,實際上是整個中世紀西歐法制史的主題。在與日耳曼法的博弈過程中,教會法容忍大多數的習慣與它並存,譬如「神判」,「決斗」還有「誓證」等等;但同時零散的習慣也被結成了體系,被注入了靈魂。10世紀之後的西歐封建法,包括英國法在內,實際上就是教會法和日耳曼法的結晶。

二 英國法:強悍王權的作品

認為王室法決定著封建國家走向的觀點在歐陸地區是一個錯覺,然而在英國,情況完全不同。由於王權和教權的發展具有同期性,國家法律受到王權影響的程度十分顯著,甚至要超過教會。比較而言,英國王權在中世紀西歐並不能算是最有力的,但是它對國家政治生活和法律的影響卻是那些武力更為強大的歐陸王權所無法做到的。這主要因為:

1.英國王權封建化的超前性與徹底性

英國在諾曼征服之前的一個世紀左右已經被日耳曼王國威塞克斯統一,但這時王權從性質上講基本上還屬於日耳曼王權(Germanic monarchy),而非封建王權(feudal monac hy)。國王僅是日耳曼部落軍事首領,而不具有封建宗主身份。9世紀末英國封建化過程中,土地分封製取代「馬爾克」性質的農村公社,宗主權成為劃分人們之間權利義務的範式,即封建主根據宗主權對於封臣享有人身或半人身性質的管轄權,同時要負擔保護他們的責任。因此,英國王權呈現日耳曼和封建的雙重性質。

對此,法國著名中世紀史學家小杜塔伊分析認為,雖然封建本身包含了分離王權的因素,但是它又不能離開王權單獨存在,因為「封建統治的制度化,在邏輯上要求承認這個金字塔有一個塔尖」。法國中古史學家福爾坎甚至認為,在那些政治權威得以構建並最終得以形成完整意義的封建王權的地區,是封建化最充分的地區;相反在封建制尚未確立之時的德意志,由於封建統屬關系的社會網路沒有形成,也就顯示出「無政府主義」的特徵[2](P24)。也就是說,封建化本身從邏輯上要求王權的存續。

既然王權本身符合封建邏輯,而且英國和諾曼底的封建化在西歐非常超前,威廉在英國確立封建王權幾乎沒有遇到理論上的障礙。1066年諾曼征服後,英國王權的鞏固和英國的封建化愈發變成了同一過程,這種同一性決定了「不列顛-諾曼底」王權在西歐是最早的、也是最徹底的封建王權。

2.英國王權的特殊性和強韌性

封建邏輯除了蘊含樹立王權的意義之外,同時也蘊含著對王權的離心傾向。法、德等歐陸地區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由下而上建立起來的,國王雖然也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威,但由於封建的成型缺少王權參與,封建本身所蘊含的離心傾向也就比較顯著。因此,在這些歐陸地區,國王首先是封建宗主,其次才是國家領袖,王權獲得政治權威的基礎是其封建門閥的軍事實力,這導致王權崇尚暴力,忽略對統治術的運用,缺乏韌性。

情況在英國則不同,威廉一世不是英國本土的封建貴族,他使用武力直接取得王位,並利用基督教賦予王權以神聖地位,才成為封建主,這使得源自歐陸的封建制度從上而下被安置。西方學者認為,這種盎格魯-諾曼封建制的構建實際上「並不是要反對國家和王權,相反,則是根據他們的要求而設置的」。初到不列顛的威廉一世為了站穩腳跟,對歐陸的封建制度做出改革,以限制封建貴族的離心傾向。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使英國封建王權獲得了高於封建宗主權的鞏固地位,即封建王權首先是王權,其次才意味著最高的封建宗主權。此外,由於諾曼人在英國屬於外來戶,威廉一世特別注意變通和變革,他在英國推行的最初幾項改革獲得成功,奠定了英國王權因時而變的強韌的特質。

(1)利用軍事封土製對地產重新分配,形成國王與封建主的地產互相交錯的格局。

(2)開展對全國土地面積,牲畜數量和各地收入狀況的詳細調查,即「末日審判」調查。西方學者稱之為,「反對封建主義的分裂力量而採取的一種預防措施」。

(3)將限制在相對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改為封建宗主權對各級封臣的直接支配,以迎合王權本身具有的對全體臣民的統治權。

經過上述改造,「王權至上」的誓言在政治生活中得到落實。

3.英國王權的獨立性和游離性

英國王權遏止封建離心傾向的同時,亦受到拓展極為迅速的教會勢力及其背後的羅馬教廷的威脅。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於1075年推行教皇革命,將「神權至上」理論進一步發揮成為「教權至上」,強調教皇的絕對權威,並反對威廉一世在英國對教會的改革,要求其效忠教皇。但是威廉一世公開表示:「我未曾同意過效忠,現在也不會這樣做。因此我從未做此許諾,我也未發現我的先輩曾向你的前任效忠過」,同時他頒布了很多禁止本國教會與羅馬教廷發生聯系的命令。於是「教權至上」的主張在英國非但沒有貫徹,英國王權保持獨立游離於羅馬教權之外的傳統反而得到樹立。

總之,諾曼征服時期,英國王權對教會離心力的抵制是成功的。英國王權針對教皇樹立了世俗的權威,得益於威廉一世推行的全方位的封建化改革、威廉一世個人的王權集權化傾向,以及教皇革命比諾曼征服晚了近乎8年時間的歷史機遇。然而,處於上升趨勢的羅馬教權仍然激發了英國教會反對王權的意識,使得後幾代的英王都不得不與教會進行痛苦的權力抗爭。羅馬教權在斯蒂芬王時期甚至一度坐大,但王權最終翻盤並獲得和教權並行發展的機會,這充分說明英國王權始終保持著和教皇權威對抗的能力。王權與教權在國家法律發生過程中保持著相互抗衡的關系,這成為中世紀英國和歐陸國家在傳統整合問題上最大的不同。

三 英國法與教會法的合作與抵抗

根據上述論證,教會法是西方法律傳統的集大成者,但由於英國王權的強大,英國法的形成與發展必然沿著特殊的路徑前進。其中,王權與教權之間的合作與對抗關系構成一條主線,串起了英國法對與法律傳統相融的過程。下面就對於英國法發生的這一基本歷史背景分為四點加以論述。

1.權與教權的互援

諾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英國王權與基督教會就有著密切的互援關系,在英國王權由日耳曼性質向封建性質變遷的過程中,基督教發揮了巨大作用。早期的英國國王信奉Woden,Tiw和Thunor這些日耳曼的部落神,其中Woden是日耳曼的戰神,Tiw也是戰神,而Thunor是雷神,英國國王大多相信自己是Woden的後代。這種基於日耳曼軍事民主制的王權制度導致王權孱弱的局面,國王的決策時常遭到「賢人會議」的廢黜。隨著公元6世紀基督教在英國的傳播,王權被神化,獲得了高度權威,原來王位繼承須經貴族選舉的日耳曼習慣流於形式,「賢人會議」也逐漸失去了對王權的遏制力。

11世紀左右,英國王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權威普遍樹立起來,超越部落的國家統一意識為王權的封建化奠定了基礎。英國王權在性質上的轉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應當歸因於基督教神權對它的支援。而英國王權對基督教及其教會的扶植也顯而易見:國王皈依基督教加速了基督教在英國的傳播;自公元7世紀初,基督教教區在王權的支持下不斷擴張重組,至12世紀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結構。

總之,諾曼征服之前,英國教會對王權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精神領域,體現為神權。它依附於王權,受到王權的庇護,為王權存續的合理性提供理論支持。在此期間,盡管羅馬教皇成為英國教、俗界公認的精神領袖,教廷對介入英國世俗政治的慾望越來越強, 但其並不能幹涉英國政治,也不能對英國教會進行有效管理,仍處在王權之下的從屬地位。

2.權對教權的改造和對羅馬教權的抵制

諾曼人自詡為真正的「基督戰士」,打著在英國推行「克呂尼精神」的旗號出兵不列顛。因此,諾曼征服甚至可以被理解為羅馬教權為介入英國政治所付諸的實踐。

然而,征服者在實現之後改變了初衷,諾曼底公爵威廉不但沒有在英國推行「克呂尼改革」,反而沿用他在諾曼底的思路,強化王權,對英國教會進行旨在鞏固英國王權的封建化改革。通過把重要教職分配給族裔親信,並進行土地分封,諾曼血統的教會貴族擁有全英26%的大地產,負擔向國王提供780名騎士和資助金的封建義務[2](P180),這使得英國教會被納入封建邏輯。諾曼底化的英國教會甘為王權服務,甚至由教會僧侶直接充任宮廷的大臣和官僚。威廉一世在1067年的法令里赤裸裸地宣稱了國王對於教會的絕對權威。

針對教權的世俗化趨向,從法國西南部發端的「克呂尼精神」把矛頭指向了封建王權,認為教士的道德腐化完全歸罪於封建王權推行的封建化改革。「克呂尼精神」的盛行為羅馬教廷鼓吹教會權力自治甚至「教權至上」的理論提供了了現實可能性。1073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登基,他從「猶太-基督教」的傳統中發掘出教、俗二元對立的思想內涵,提出了新神權主義政治學說,認為王權操控的世俗政府是「原罪」的產物,而以教皇為中心的教權應當取得至高地位,「上帝之下,萬王之上」,任何世俗王權如果不效忠基督在人間的代表,就沒有合法統治的根基。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頒布了《教皇敕令》共27條,明確宣布「教權至上」,對教權的獨立性以及教權與王權的關系做出了新的界定。然而威廉一世不僅拒絕向教皇效忠,排斥教皇對英國政務的干涉,而且進一步加強對教會的控制,並規定不經國王批准,教皇的文件和使者不得進入英國,英國的教士也不得去羅馬或其他地方參加教廷的宗教會議。英國教會出於自身封建性質的利益,沒有給予教皇革命以正面支持,相反,很多英國教士對教皇提出的「教權至上」理念予以激烈駁斥,捍衛王權。就此羅馬教權和依附於王權的英國教權之間的關系一度中斷。在局部的沖突中,英國王權獲得了勝利,但羅馬教權的獨立性質已經完全顯現出來。

3.羅馬教權對英國教權的爭取和對王權的轄制

威廉一世對於英國和諾曼底的王位繼承問題的忽視,成為困擾英國王權繼續保持穩定的痼疾。在威廉一世之後,諾曼王權和盎格魯-撒克遜封建貴族之間的經濟矛盾逐漸加劇,羅馬教廷趁機對英國教會進行滲透。威廉二世時期,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倫與國王對抗並沖破禁令前往羅馬,標志著英國教會開始分化,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為首的教會勢力開始脫離英國王權,向羅馬教權靠攏。

亨利一世時期,親羅馬教權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親英國王權的約克大主教展開爭奪教權的斗爭。羅馬教皇要求亨利一世同意他從1126年開始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為羅馬教廷在英國的常駐使節,賦予其代表羅馬教廷召開宗教會議的權力,亨利一世被迫接受。這一時期「教皇的地位強大到足以迫使國王在教職的任命方面做出實質性的讓步」[3](P528)。

1106年,亨利一世在軍事上收復諾曼底,標志著英國王權重新鞏固,獲得發展的「新的時代的開端」。但由於王位繼承製度的疲軟,嫡長子世襲制度未能確立,英國陷入了長達16年的王位之爭。斯蒂芬暫領的英國王權勢力漸微,一度失去了對英國政局的控制,更不用說與教權相抗爭。1136年頒布的政令中,斯蒂芬王本人甘居教皇之下,聲稱王權「為神聖羅馬教廷的英諾森教皇所批准」。羅馬教權對英國教權的掌控達到了頂峰:羅馬教皇撤換了親王權的約克大主教,並對英國宣布「禁教令」,以開除教籍來威脅英國國王,逼迫王權對教權意志就範;羅馬教廷還加強了對英國教會在思想上的控制,以新神權主義的政治觀念來削弱英國教權和英國王權之間的聯系。教皇的權威在英國得以完全確立。

4.王權與「羅馬-英國」教權的抗衡及並行

1154年,安茹派的王位爭奪者亨利二世即位,開始重提王權對於教權的至上權威。然而此時無論從教會組織的經濟利益還是從教士的思想傾向方面看,英國教權都已然脫離了王權的束縛。

威廉一世之後,封建貴族的經濟利益的獨立。由於英國教會的封建化比較徹底,跟隨封建勢力,教會的大地產也漸漸擺脫了王權的管控,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思想傾向方面,受教皇革命的影響,英國教士索爾茲伯里的約翰提出了「王權神授」論,潛藏著王權在教權之下的意味;大主教貝克特更是赤裸裸的宣揚教權高於王權的說教,同時發泄下級教士對於王權的滿腹牢騷。

在同貝克特的論戰中,亨利二世重新翻出《克拉倫登憲章》,重申了國王對教會擁有的諸多特權,包括:教士不得擅自出國;任何教職空缺的教區或修道院的土地收入都收歸國王所有;教職選任應當依據國王指令進行;教士訴訟不得交給羅馬教廷,但可以訴諸國王裁斷等等。亨利二世希望藉此斬斷英國教權與羅馬教權之間的聯系,限制英國教權在經濟上的獨立性,剝奪其司法權。教俗的矛盾激化,長達6年的政治斗爭最終以大主教貝克特的殉難收尾。

1172年,亨利二世在阿夫朗什高屈從於教皇的使節,並在大教堂前公開放棄《克拉倫登憲章》里的那些「侵犯性」的部分[3](P249)。貝克特死後,亨利二世放鬆了對於教會的控制,英國教會完全納入羅馬教廷的管轄,宗教狂熱在英國空前高漲。至此,王權和教權並行,互不駕馭的局面形成,「英格蘭和諾曼底在12世紀後期和13世紀初期是歐洲范圍內教會最不受王權控制和最大限度服從於教皇權威的政治體。」[3](P529)

參考文獻:

[1]泰格•利維.法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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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革命[M].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

B. 英國是怎樣從任職轉向法治的

法治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國家的法治道路卻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國家既漫長又曲折，歷經坎坷才終達目的，有的國家歷經艱難曲折後至今也未實現。但是，也有的國家就比較順利，並且較早地獲得了成功，英國就是這樣的國家。盡管英國的法治進程不敢說是不漫長的，但曲折的確比較少，中斷和反復從未發生，堪稱是一條成功之路。那麼，英國的法治之路是怎樣取得成功的？有何經驗與啟示？本文擬首先分四個關鍵性歷史「網結」， 粗線條地追溯英國法治歷程，然後就英國的法治經驗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與法治的起步

英國的法治進程始於建國之時，源於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始習俗。

公元5世紀中葉，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不列顛。盎格魯－撒克遜人原本生活在歐洲大陸，屬於日爾曼人分支。入侵不列顛之前，尚處於氏族社會解體階段，社會秩序主要依靠原始部族習慣來維持，而維護和執行部族習慣的機構是各級民眾大會，即部族大會、千戶區大會和百戶區大會。大會通常在稱為「法律之丘」的山腳下舉行，山丘之顛立一巨大石柱，象徵法律的至高無上。 屆時，會場四周樹以木樁，用一根稱之為「聖圍」的長繩圈圍起來，圈內之地是「和平聖地」。會議由所屬區域內的全體自由民組成，開始時首先舉行靜肅儀式，由主持人（即各級首領或長老）庄嚴宣告：「余要求諸位靜聽，不聽者禁之。」繼而由一名或幾名被大家公認為精通習慣的宣法者提議制裁方式，最後由全體與會自由民通過撞擊武器的方式做出判決。 「法律之丘」、「聖圍」、「聖地」等歷史遺跡證明，日耳曼人自古就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另據塔西陀《日爾曼尼亞志》描寫，古日耳曼人即便是在娛樂和賭博中，也都「正經其事地」認真對待游戲規則，「甚至當賭本輸光了的時候，把自己的身體自由拿來作孤注一擲。輸家情願去做奴隸；即使他比對方年輕力壯一些，也甘心被縛著去拍賣。」 龐德認為，這種習慣體現了一種「嚴格法的精神」。

入侵不列顛後，盎格魯－撒克遜人把古日耳曼人的「嚴格法的精神」和不成文習慣隨身帶入英倫，並把它們奉為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於是形成了英國早期的習慣法。與此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建立起了郡區-百戶區-村鎮三級行政區劃體系和以郡法院、百戶區法院為主體的公共法院(Communal Courts)體系，作為適用習慣法的機構，繼續保持了古日爾曼人的大眾集會式司法傳統。
眾所周知，習慣法不是由某個權勢人物或機構所刻意制定、然後「自上而下」、「由外及里」強加於社會的「國家法」、「制定法」，而是人民大眾約定俗成的產物，是自生自發的「社會法」、「大眾法」。它們「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裡」。盧梭認為，習慣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種，其他一切法律成功與否都仰賴於它，因為其他法律「都只不過是穹窿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窿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 哈耶克則稱社會自發生成的習慣法為「內部規則」，稱政府立法產生的制定法為「外部規則」，並認為，「外部規則」「只對我們稱之為政府的組織的成員有約束力」, 而「內部規則」「則會限定所有社會成員的許可行動的范圍」， 就是說，「內部規則」是普遍的正當行為規則，而「外部規則」通常是不具備這種屬性的。因此，相對於國家制定法來說，習慣法天生具有兩大優越性：一是它們通常都是體現社會公意和公益的良法，因為從習慣到習慣法的演化過程，亦即社會大眾對良莠雜陳的習慣進行「去惡存良」的選擇過程。二是它們通常都能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信仰和服從，即使貴為國王，也不能置身其外，更不能凌駕其上。總之，良善性和實效性是習慣法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而這兩點恰恰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法治之法的基本要求。

由於立法權和司法權從來就沒有集中於國王政府手中，而是保留在了社會大眾手中，故而建國伊始英國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法治傳統。愛德華一世時的一位法學家大膽斷言，國王「根據法律而不是個人意志來引導他的人民，並且和他的人民一樣服從於法律。」 該傳統的一個有效保障和形象化體現就是國王加冕宣誓。從8世紀起，英國的每一位新國王就職之前，都必須跟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問，逐條宣誓作答，其中必不可少的幾條內容是保證維護公認的習慣法、公正執法、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等。可見，英王的加冕宣誓旨在宣示國王義務和責任，這與我國古代皇帝登基大典旨在張揚權力形成鮮明的對照。如果國王背信食言，將有可能被廢黜，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托克維爾曾指出，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和人生道路往往決定於可塑性最強的嬰兒時期，亦即取決於第一時間接觸外部世界時的最初感受。「一個民族，也與此有些類似。每個民族都留有他們起源的痕跡。他們興起時期所處的有助於他們發展的環境，影響著他們以後的一切。」 早期習慣法劃定了英國未來發展的法治走向。從此，英國就沿著這個方向義無反顧地一路走了下去。

二、諾曼封建法與英國法治的成長

1066年諾曼征服後建立起來的諾曼王朝，全盤繼承了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習慣法和大眾化司法傳統。征服者威廉一世即位之初就廣告天下：「保持愛德華國王有關土地及所有其他事項的全部法律。」 另一方面，諾曼征服加速了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並把臻於成熟的大陸封建法引入英國。封建法的引進進一步促進了英國法治傳統的成長。

所謂封建法，指的是調整封建領主與封臣權利－義務關系的規范體系，它是雙方合意的產物，而不是一方強加於另一方的結果。伯爾曼曾對封建法作過法理分析，指出，領主和封臣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單向的支配與服從關系，而是一種以互惠互利為前提的契約關系，就像一種婚姻契約。 在這種關系中，領主和封臣分別享有某些確定無疑的權利，同時又分別負有某些相對應的確定無疑的義務。例如，封臣因領有領主的封地，必須效忠於領主，必須按照封地的大小向領主提供數量不等的騎士義務，繳納繼承稅、助錢或其他封建捐稅，必須應召出席領主封建法庭，參與或接受「同等人」的審判。反過來，領主有權傳召封臣組成封建法庭，審理領主與封臣、封臣與封臣之間的糾紛案件，同時，領主也負有率軍作戰、維護正常秩序、保護封臣人身及土地財產安全的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作為法律規范分別制約著雙方的行為，倘若其中一方單方面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或者要求習俗、慣例規定之外的權利，則被視為「違法」行為，此時另一方有權通過法律程序要求對方改正，即投訴於領主法庭，通過判決獲得救濟。倘若法律程序於事無補，受害一方有權宣布解除封建契約關系。若受害方是領主，可收回其封地；若受害方是封臣，可「撤回效忠」。必要的時候，封臣甚至可以對領主兵戎相見，奪取領主的土地財產，但這只能是在法律解決徹底無望的情況下別無選擇時的最後手段，而且不得傷害領主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體安全。

從本質上說，封建法屬於私法范疇，它所調整的僅僅是某個領主和某個（些）封臣的私人關系。但是，由於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是諾曼征服的結果，英王不僅是全國最大最高的領主——全國所有大大小小的貴族都是國王的封臣，而且是政治上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征服者的生殺予奪大權保證了諾曼王朝對全國的有效統治。這樣，最高領主和實權國君集於一身，從而使得原屬私法性質的封建法實現了公法化轉化，或者說公、私法在此重合在了一起。於是，作為領主的國王所承擔的封建義務亦即作為封臣的貴族所享有的封建權利，實際上構成了一套約束國家最高權力的公法（憲法）規范。在這套規范下，「每一個君主都是一個權力有限的君主」。 因此，封建法意外地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工具」，成為限制王權、推動英國法治傳統成長的積極力量。

據史料記載，諾曼王朝基本遵循了封建法的要求，通過每年定期召開三次的大會議和不定期召開的小會議（視為兩種不同形式的國王法庭），與貴族們一起裁決糾紛和商討國事。因此，盡管諾曼王權是當時歐洲各國中最為強大的，有封建集權君主制之稱，但並未給英國法治傳統帶來負面影響，相反，藉助於封建法對王權的限制，法律的權威和英國人的法治意識還有所增長，這從當時一位軼名詩人留下的一首法律贊歌就看得清清楚楚，他說：「法律高於國王的尊嚴。我們認為法律是光亮，沒有光亮就會誤入迷途。如果國王不要法律，他就會誤入迷途。……有了法律，就會國泰民安，沒有法律，就會國家動亂。法律這樣說：依靠我，國王才能統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對待。國王不可以改變確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勵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違法者亡」。

三、普通法與英國法治傳統的穩固

諾曼征服帶來的另一影響更為深遠和重大的後果，就是由此導致的強大王權使得1154年繼位的亨利二世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司法改革，從而成功地將各地分散的習慣法和封建法統一起來，締造出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套具有近代特徵的法律體系——普通法。正如英國著名法學家密爾松所說：「普通法是在英格蘭被諾曼人征服後的幾個世紀里，英格蘭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權和特殊化的進程中，行政權力全面勝利的一種副產品」。

按常規邏輯推論，既然普通法是行政權擴張的副產品，它理應成為王權的御用工具，進而成為妨礙法治進步的不利因素，但實際結果恰好相反，普通法的產生為英國的法治進程注入了新的更強勁的動力。何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哈耶克所說的普通法是一套「自生自發秩序」，它是王室法官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通過判例的日積月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過法官對既有判例的重新解釋和不斷開創新判例而實現自身發展的。在此過程中，王權的實際作用只是充當法官的後盾，為其造法活動提供必要的舞台和權威，而沒有直接參與法律的創制與適用。因此，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是「法律人的法」，它不是專斷意志的產物，更不是權力的附庸，相反，它自始就具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自治性。對此，哈耶克寫道：「（普通法）法官所旨在服務或努力維護並改進的乃是一種並非任何人設計的不斷展開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在權力機構並不知道的情況下且往往與該機構的意志相悖的情形下自我形成的；它的擴展會超出任何人以刻意的方式加以組織的范圍；它也不是以服務於任何人之意志的個人為基礎的, 而是以這些個人彼此調適的預期為依憑的」。
在這樣的法律秩序下，法官通過遵循先例原則維護著法律的確定性，同時又通過司法解釋賦予普通法以與時俱進的靈活性。「法官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而變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 法官肯定是保守的,……他不能致力於任何一種不是由個人行為規則決定的而是由權力機構特定目的決定的秩序。法官不能關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體的需求, 不能關注『國家理由』或『政府的意志』，也不能關注一種行動秩序可能應予服務的特定目的。」 所以，在英國，普通法「一直被認為是獨立於政治權力機構而存在的。」 美國學者伍達德曾把這種自治屬性稱作普通法特有的「榮耀」，他說：「『榮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歸功於任何單個並確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將法律頒布『下來』的神、國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法律傳統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雖然它確實為法律職業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對獨立於政法干預，因為並不存在什麼與它密切結合的『權威性的命令』」。

法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均已證明，法律自治是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不過，法律自治從來就是一個動態概念，換言之，法治總是體現為法律自治程度由低到高的量變過程。一個國家走向法治的歷史，也就是法律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歷史。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社會（包括國家產生之前的社會）都有某種形式的法律制度，而且，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包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然而，在不同形態的法律制度中，法治含量卻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多之又多，多到讓人們時時、事事、處處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與威嚴；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則少之又少，少到幾近於無。對於這種含量的差異，美國法學家昂格爾曾用「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兩個稍顯簡單的概念來加以區別，他說，「比較古代中國和現代歐洲的法律經驗」可以看出，「它們分別代表了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兩種極端」，而其餘的「大多數文明形態始終位於上述兩種極端之間。」 昂格爾的這個結論特別是關於古代中國法製法治含量最低的說法雖然有待商榷，但他試圖按照含量高低排序的思路是完全可以借鑒的。總之，法制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定性分析層面上，必須借鑒數學和經濟學的量化分析方法，亦即引入法治含量概念。
那麼，法治含量分析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有沒有可操作性呢？我們認為，盡管難以用數學上的精確數字來衡量和評斷法治，但完全可以借用英語語言學中的「比較級」、「最高級」之類的模糊方法，先設計一個評價模型，亦即指標體系。 竊以為，這個體系模型至少應當由以下三個不同向度的變數指數組成：一是法律規范（包括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的正義公正性，即法律規范的倫理道德性。 二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調節廣度與深度，即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覆蓋范圍和滲透力度。其中，首當其沖的是政治生活，而在這裡面又以政治權力特別是最高政治權力是否受到法律的調節以及受其調節的范圍與程度最為關鍵。三是法律對社會生活調節過程的自治度、自主度，即法律運作的獨立程度，其核心自然是司法獨立。這三者可稱之為「法治三維」。「三維」越高，法治含量就越高。反之，法治含量就越低。
總之，由於普通法初步實現了法律的職業自治化和制度化，法治含量高，所以到15世紀末，隨著普通法制度的日臻完善，英國的法治傳統趨於穩固。從此，法官們藉助於有形制度的支撐，能夠理直氣壯地以「正義聖壇的主人」自居，勇敢地排斥包括國王在內的外界強權的干預，獨立地行使司法審判權。不過，此時的英國距離法治的真正確立還有一段路程。
四、「光榮革命」與法治的確立
到16－17世紀，西方乃至整個人類的法治事業都遇到了嚴重挑戰。此時，絕對專制主義正以不可阻擋之勢風靡歐洲大陸，從西班牙、葡萄牙到法蘭西、俄羅斯，紛紛走出封建割據時代，建立了以王權為中心的絕對君主專制制度。這時統治英國的都鐸王朝自然不會置身國際潮流之外，也試圖步歐陸專制王權的後塵。它通過宗教改革，摧毀了教會堡壘；通過「政府革命」，從體制上強化了國王政府的政治權威。在中央政府，設立了樞密院，取代了原先鬆散低效的諮議會。樞密院由出身社會中下層的欽命大臣組成，他們忠君不二，精明干練，成為都鐸王權最得力的統治工具。在地方政府，都鐸王朝擴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職權，把他們變成了中央王權的「雜役女傭」，全權負責地方管理。在司法上，都鐸王朝建立了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北方法院、威爾士邊區法院等一系列特權法院，特權法院依附於行政權，採用糾問制，不用陪審團。這樣，一套帶有專制主義傾向的政治體制建成了，王權的觸角從橫向說擴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縱向說伸展到最基層的普通居民。
但是，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以普通法為載體的法治傳統此時已經植根於英國日常生活和文化傳統中，成為橫亘在都鐸專制道路上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都鐸王朝始終未敢將專制企圖推向極端，只能適可而止，自我滿足於「有限專制」。 在立法和決策上，都鐸諸王基本上遵循「正當法律程序」行事，對普通法法官的獨立司法要求也算尊重，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蠻橫罷免的事例屈指可數。 所以，在全世界都屈從於絕對君主專制的國際大背景下，英國奇跡般地獨善其身，堅守住了法治的底線。難怪在都鐸王權最強大的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倫敦主教約翰•埃爾默仍堅決否認女王是專制君主，因為「首先不是她在統治，而是法律在統治」。
然而，隨後上台的斯圖亞特王朝卻沒有都鐸王朝那麼明智和剋制。該王朝信奉「君權神授」論和「王權無限」論，決心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於是，凡是不利於國王利益的法律活動皆被取締，「即使閱讀愛德華三世時普通法法院的宗教案件審判檔案也被禁止，因為（那些檔案）與當時的政治相悖。」 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利益，國王經常於開庭前召見法官，施加壓力，力圖操縱法庭判決。有時強迫法庭把有損國王利益的案件擱置一旁，不了了之。如果法官違抗王命，則立即免職。斯圖亞特王朝還利用特權法院打壓獨立性較強的普通法法院。大法官法院經常依據衡平法原則簽發禁令，中止普通法法院的審判活動或阻止其判決生效。星室法院和宗教特權法院則成為國王鎮壓政治反對派和宗教異端的有力武器。普通法的主導地位及其代表的法治傳統陷入生死存亡的嚴峻危機。
在此關頭，普通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科克挺身而出，高舉法律至上的大旗，為維護普通法的獨立性、反對政治權力的任意侵犯，與國王政府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堅持普通法高於一切和國王權力必須限於法律之內的原則，認為司法權只能由法官獨立行使，國王絕不能幹涉法院判案，更不能擅自從法院調走案件或直接裁決案件。1608年科克不畏強權、犯顏直諫的那次君臣對話，成為法治史上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科克的斗爭盡管因勢單力薄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畢竟高揚了法治精神，打擊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主義氣焰，鼓舞了議會中國王反對派的士氣。1620年科克被免職後進入下院，立即與國王反對派結成同盟，反專制斗爭從此進入不斷勝利的新階段。1641年，議會宣布廢除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等特權法院，剝奪了政治權力干預司法的主要手段。接著內戰爆發，王政傾覆。在法治與專制的首次正面交鋒中，法治原則獲得了初步勝利。
到17世紀80年代，隨著國內政治斗爭的激化，斯圖亞特復辟王朝試圖重溫專制舊夢，肆無忌憚地侵犯議會權力，罷免法官，干預司法，法治再次面臨生死抉擇，由此激發了「光榮革命」。在這一最後的決戰中，法治徹底戰勝了專制。1689年議會頒布《權利法案》，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國王經常用以干涉法官獨立司法的法律豁免權和中止權，明確規定國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實施，未經議會同意，也不得行使法律豁免權。1701年，議會又制定《王位繼承法》，宣布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職；法官只有在議會兩院的請求下才可罷免；法官的基本薪俸應予以保障，從公共財政中支付。第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由此誕生。

五、英國的法治進程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經驗。

第一，建立適度強大的政治權威，進而實現政治與法律的良性互動，是順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雖然理論研究業已證明，法律和政治的分離，是實現法治的必由之路，但無容置疑的是，法律和政治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它們作為國家上層建築的兩大核心組成部分，總是結伴而生、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政治的有序運行離不開法律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律價值的實現也離不開政治後盾的保障。然而，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由於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其首要目標是獲取和運用權力，而法律的核心是權利，其基本價值是界定和保障個人權利，因而政治和法律之間又總是存在一定的張力和沖突。為了權力，政治有可能無視權利，壓製法律；為了權利，法律必須約束權力，規制政治。所以，政治和法律既相輔相成，又相反相剋。二者關系結構的不同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進程。如果相輔相成關系居於主導地位，則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法治文明將順暢發展；如果相反相剋關系占據了主導地位，就會阻礙法治文明的進步。其中，政治因素是影響雙方關系結構的主導力量，因為在二者的矛盾中，政治畢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質言之，如果政治權威強大適中，政治權力的作用發揮合理有度，雙方便形成良性互動關系，進而推動法治發展，如若不然，後果無非兩個：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弱小，無力將社會整合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法律的統一和有效實施難以保障，法治自然無從談起；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強大，超越法律之上，變法律為自己的工具，結果就會走向法治的反面——專制。
對於英國來說，在走進國家文明後就建立起了一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既完成了國家的政治統一，又沒有吞噬掉原始民主習慣，遂使法治傳統的萌生成為可能。隨後的諾曼征服進一步強化了王權，但由於貴族聯合力量的抗衡作用，並未強大到東方國家那種程度，從而形成了一種集權而非專權的國王政府，結果就為法治傳統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左右逢源」的良好政治環境：集權性賦予國王政府以足夠的力量，使它有能力通過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實現法律的統一，而非專權性又決定了它沒有「過剩」的力量可以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自治得以實現和鞏固。由此可見，建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對於法治的生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這是英國留給後人的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經驗。

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建設是關乎法治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英國的法治傳統雖說源遠流長，但在12世紀以前，由於尚未建立自成系統的法律設施和制度，因而只能寄託於政治系統的外殼之下。既然 「寄人籬下」，難免「仰人鼻息」。在此情形下，倘若出現一個權迷心竅的政治家且決心建立專制統治，法治傳統將面臨生死抉擇，如若不想坐以待斃，只能訴諸於人民的非法暴力反抗以求自保（如約翰王時期的武裝叛亂），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可資利用。普通法的產生終於使這個問題得以解決。換言之，普通法的形成過程亦即英國法律自治傳統的制度化過程。如果說在此之前英國的法治傳統尚處於「蛹化」階段，那麼，普通法的產生則標志著它已經「化蛹為蝶」。完成制度化後，英國的法治傳統終於登上不敗之地。從此後，不管遇到多大的艱難險阻，它都能憑借著制度化的物質力量而化險為夷。都鐸王朝在專制道路上的自我剋制，斯圖亞特王朝專制夢想的最終破滅，都充分顯示出了法律制度化的強大威力。從這個事實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另一條具有普適價值的歷史經驗：制度化建設對於法治事業來說，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

第三，法律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的建設。英國的司法制度化既早於、又快於行政制度化。早在12－13世紀，伴隨著普通法的產生，英國就基本實現了司法制度化，而在行政制度化方面直到16世紀才真正啟動。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號稱是都鐸專制王權的頂峰，但她既沒有常備軍，職業官僚也只有1000人左右，不及當時法國的一個省、中國的一個縣。由於司法制度超前發展、自治「早熟」，行政制度發展相對滯後，所以，英國的行政管理在很長時期內主要通過司法渠道來完成，由此形成了行政司法化傳統。這與我國行政制度發展最早、最快、最完善以及由此決定的司法行政化的傳統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英兩國的法治進程和命運也截然相反。

C. 英國政黨政治產生發展的原因.特點及意義

政黨政治發端於英國，作為政治史研究的熱門領域，國內學術界在英國政黨政治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論著發表，但這些論著關注的重點，大多是1832年議會改革後，即自由黨和保守黨形成之後英國現代政黨政治的發展，而對於政黨形成之後，即近代早期的政黨政治缺乏足夠的關注。① 究其原因，不外乎此間的政黨政治與王權、宗教、王位繼承等問題攪和在一起，其發展主線較難理清。事實上，英國現代政黨政治與近代早期政黨政治一脈相承，兩黨的起源及早期政黨政治的興起，為後來英國政黨政治的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考察英國政黨政治的起源問題，明晰早期政黨政治的基本特徵，有助於我們深入把握現代英國政黨政治的發展脈絡以及英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走向。

一托利黨與輝格黨的誕生

政黨政治的主體是政黨，沒有政黨就談不上政黨政治。從起源學角度看，政黨的前身一般都是政治派別或政治集團，早期的政黨無一不是由派別或集團演化而來。那麼，政黨與傳統政治派別或集團的根本區別何在呢？這就涉及政黨的概念問題。

學術界對政黨概念的探討可謂眾說紛紜。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認為：「政黨是一些人基於一些一致同意的原則組織起來，並用他們的共同努力促進國家利益的團體。」② 利昂·愛潑斯坦（Leon Epstein）指出：「政黨是組織鬆散的、以特定的標簽（政黨名稱）尋求選舉政府官員為目標的組織。」③ 吉奧瓦尼·薩托利（Ciovanni Sartori）的看法是：「政黨是被官方認定在選舉中提出候選人、並能夠通過選舉把候選人安置到公共職位上去的政治集團。」④ 西方學者對政黨的界定，多少提到政黨構成的一些要素。在筆者看來，在構成政黨的諸多要素中，有三種要素最為根本：一套相對統一的為全體成員所信奉的政治綱領；一個相對穩定、持久的組織機構及其領導者；一種通過在立法機構選舉中獲得多數而執掌政權的目標。這三個條件是現代政黨區別於傳統政治派別或集團的重要標志。

英國兩黨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夕的兩大政治派別——「騎士黨」與「圓顱黨」。為籌措軍費以鎮壓蘇格蘭起義，1640年11月，專制君主查理一世不得不召集已停止了11年的議會，這屆議會一直延續到1660年，史稱「長期議會」。議會內部大體分為對立的兩派：支持國王的一派稱為「騎士黨」，多為受到王室恩寵的大貴族，是堅定的國教信仰者；反對國王的一派稱為「圓顱黨」，主要由新貴族、鄉紳及工商業者組成，大多是非國教徒。據艾弗爾·詹寧斯（Ivor Jennings）的考察，當時議會下院的552名議員中，有236人屬於保王派，占議員總數的43％；有302人屬於反對派，所佔比例為55％，僅有14名議員採取中間立場。⑤ 革命爆發後，保王派的騎士黨人投入國王陣營，而作為反對派的圓顱黨人則成為議會的代表。有史學家認為，「此時的圓顱黨和騎士黨，實際上不過是處於萌芽狀態的輝格黨與托利黨而已」⑥。但筆者認為，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因為當時的兩派依然不具備政黨所應具備的幾個要素。雖然如此，此間圓顱黨與騎士黨之間的斗爭，仍可看做是復辟時期輝格黨與托利黨之間斗爭的前奏。

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查理二世於次年召開新一屆議會，史稱「騎士議會（Cavalier Parliament）」，而兩黨的雛形——「宮廷黨」與「鄉村黨」開始出現。騎士議會內部的分化較為明顯，在議會和政府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是宮廷黨，先後處於克拉倫敦（Clarendon）伯爵、丹比（Danby）伯爵的領導之下，其社會基礎是信奉國教的大土地貴族，多由議會中擔任政府官職或接受王室年金、封號的議員，以及宮廷官員和與王室保持密切聯系者構成。宮廷黨自產生伊始就與王室命運緊密相連，因此倡導國王的至尊地位，對查理二世推行的親法政策表示認同。宮廷黨反對宗教寬容，力圖將「國教確立為英國官方唯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使其他一切非國教派都處於受排擠、迫害的地位」⑦。宮廷黨長期把持議會和政府，而受到排擠或壓制的反對派議員也逐漸聯合起來。反對派主要由新貴族、地方鄉紳以及工商業者、專業人員等組成，是非國教徒利益的代表。反對派對於宮廷黨倚仗王室支持而長期獨攬政權表示不滿，他們極力要求限制王權，擴大議會主權，爭取宗教寬容，提高非國教徒的社會地位。1673年，因發表反國王言論而被免除大法官職務的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憤而投入反對派陣營，並被擁戴為政治領袖。1673～1674年間，反對派開始演化為鄉村黨，並活躍於政治舞台上。⑧ 到17世紀70年代末期，鄉村黨內部凝聚力迅速增長，由一個鬆散的政治聯合體，逐漸發展為一支在人數、組織、領導等方面足以與宮廷黨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此間活躍於英國政壇的宮廷黨與鄉村黨已初步具備政黨的某些特徵，如擁有共同的領袖、政治綱領及參政目標，但兩派之間界限較為模糊，在議席爭奪方面黨派特色仍不明顯，這說明宮廷黨和鄉村黨依然只是傳統的政治派別，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不過，17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一起所謂的「天主教陰謀案（Popish Plot）」及其引發的「排斥危機」直接促成了近代英國兩大政黨——輝格黨與托利黨的誕生。

1678年，教士泰特斯·奧茨（Titus Oates）編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天主教陰謀案」，聲稱一群天主教徒密謀行刺國王查理二世，並准備在法國支持下扶持查理二世的兄弟、信奉天主教的約克公爵詹姆士為國王，要在英國恢復天主教並屠殺新教徒。⑨ 沙夫茨伯里及其領導下的鄉村黨，對此事大加渲染，煽動民眾的不滿情緒。在議會中，鄉村黨議員對推行親法政策的首要大臣、宮廷黨領袖丹比提出彈劾，並敦促國王加入歐洲大陸國家發動的反法戰爭。為避免政治危機，查理二世被迫於1679年3月解散騎士議會，但在4月組建的新議會中，鄉村黨仍獲得絕對多數，並在議會中提出《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要求剝奪作為天主教徒的詹姆士的王位繼承權，從而引發了「排斥危機」。⑩ 針對《排斥法案》，議會公開分裂為兩派：以沙夫茨伯里為首的一派堅持宗教改革原則，反對天主教徒登上英國王位，力圖剝奪詹姆士的王位繼承權；以丹比為首的一派則堅持王位的世襲制原則，要求保留詹姆士的王位繼承權。不久，這兩派各自得到一個其政敵所起的綽號——法案的擁護者被稱為「輝格黨（Whig）」，「輝格」一次源自蘇格蘭的蓋爾語，原意為馬賊，在革命時期有人用它來作為對長老派的譏稱；法案的反對者被政敵譏諷地稱為「托利黨」（Tory），「托利」一詞源於愛爾蘭語，意為不法之徒。(11) 這兩個詞日益流傳開來，其本來涵義逐漸被人淡忘，兩黨都接受這一綽號作為正式名稱，英國近代兩大政黨——輝格黨和托利黨由此誕生。

從近代輝格黨與托利黨的產生可以看出，二者實際上源自於17世紀中後葉英國議會中傳統的政治派別或集團：輝格黨實際上就是沙夫茨伯里領導的鄉村黨，其淵源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後的圓顱黨；托利黨實際上就是丹比領導的宮廷黨，其淵源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後的騎士黨。盡管此時兩黨較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還有差距，但政黨的基本特徵已基本具備：都提出了明確的政治綱領，《排斥法案》上的態度對立就是一個明顯表現；都建立了穩定、持久的政治組織，形成了固定的領導核心；都力圖通過控制議會來制定或影響政府決策。這三個特徵，表明輝格黨與托利黨已超越了傳統的政治派別，實現了從傳統政治團體向近代政黨的轉變。

從理論上說，政黨產生後政黨政治隨之出現，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因為，在政黨誕生後的十年間，即1679～1689年間，英國仍處於君主專制時期，王權依然至高無上，成為政治權力的中心；政黨活動雖日趨活躍，但作為兩黨政治活動空間的議會還未成為一個常設性機構，更談不上與王權相抗衡了。從「排斥危機」的解決中，不難看出君主政治大行其道。當議會中的兩黨處於尖銳對立時，查理二世公開表態，支持詹姆士的王位繼承權，由此王權與托利黨結成聯盟。為避免《排斥法案》成為法律，國王不僅動用了否決權，還於1679～1681年間先後三次解散輝格黨居於多數的議會，當發現輝格黨始終控制議會時，國王甚至於1681～1685年間不再召開議會。由此看來，議會的存在與否，完全取決於國王，因此議會不可能成為與王權相抗衡的力量。在托利黨的支持下，國王公開施行無議會的專制統治，對反對王權的輝格黨人嚴厲打擊，沙夫茨伯里逃亡國外，客死他鄉。輝格黨在打壓之下開始一蹶不振，「國王和托利黨人則大獲全勝」(12)。誕生之初的輝格黨，一下子由議會多數黨淪為與政治絕緣的在野黨，其關鍵在於強大王權的干預，王權可直接決定政黨的前途和命運。由此看來，在專制王權之下，政黨政治無從談起。

1685年，詹姆士繼承王位，史稱詹姆士二世，繼續在托利黨的支持下推行專制統治，議會雖然恢復了，但成為王權的附庸。不久，詹姆士開始公開恢復天主教，讓天主教徒在政府核心機構任職，這使得一向支持王權的托利黨也不能忍受。托利黨雖堅持王位繼承的正統原則，但還堅持國教至上原則，不願意看到天主教取代國教的至尊地位。正是在反對天主教復辟的基礎上，整個新教陣營聯合起來了。1688年兩黨聯合發動「光榮革命」，詹姆士被趕下台並逃往法國，而信奉新教的詹姆士的女婿、女兒，即荷蘭執政威廉與瑪麗被共同擁戴為王。為避免專制王權的復活，議會於1689年通過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這標志著立憲君主制的確立。(13) 革命以來王權與議會之間的斗爭由此告一段落，議會的主權地位有了法律保障，以議會為活動空間的政黨政治也隨之興起。

二議會主權與政黨政府

所謂政黨政治，「從廣義上理解，則是指政黨掌握或參與國家政權，並在國家政治社會生活和國家事務及其體制的運行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政治現象」(14)。從性質上而言，政黨政治屬於民主政治，是代議制民主的一種表現形式。政黨政治是相對於君主政治而言的，君主政治依靠君臣依附關系控制國家政權，政黨政治則淡化了這種君臣關系，以利益和思想的趨同性為基礎的政治集團控制著國家的權力機構。

從歷史上看，政黨政治的興起是君主政治衰退的產物，換言之，政黨政治是隨著王權的衰落而逐步興起的。就英國而言，1689年的《權利法案》是從君主專制走向立憲君主制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王權衰落、政黨政治興起的肇始。不過，君主政治的衰退與政黨政治的興起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筆者認為，英國政黨政治興起於1689～1714年間，即威廉三世與安妮女王統治時期。1689年《權利法案》的頒布是王權衰落、議會確立主權地位的開始；1714年來自德意志的漢諾威王朝入主英國，主客觀因素造成王權急劇衰落，使得政黨政治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1689～1714年的25年間是英國政黨政治興起或起源的階段，此間，英國政治的發展沿著兩條主線進行：一條主線是王權和議會之間的權力斗爭，王權逐漸衰落，議會權勢上升，這是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前提所在；另一條主線是政黨政府的興起，即此前國王依賴王室寵幸、私人顧問來施行統治，現在轉而依靠議會中的政黨，特別是多數黨所組成的政府來施行統治，政黨在國家政權運轉中逐漸發揮重要作用。

《權利法案》頒布後，國王並未成為「統而不治」的「虛君」，早期的立憲君主制是國王與議會共享權力的政治體制，在權力的具體分配方面，法案並沒有明確規定。事實上，此時國王依然大權在握，如法案規定，國王必須定期召開議會，但到底幾年召開一次，法案並沒有做出詳細規定，更何況國王依然擁有隨意召開和解散議會的權力；國王還擁有制定內外政策的權力，擁有任免各部大臣及官吏的權力，特別是對官員的任命權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國王能實現對議會的控制。(15) 這樣，在威廉入主英國後的20多年間，國王與議會之間的權力斗爭十分激烈，新生的兩黨作為議會中的核心力量，積極投入到削弱王權的斗爭之中。

威廉與安妮在位的25年間，英國先後捲入歐洲大陸奧格斯堡同盟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對英國憲政產生了重要影響。戰爭的維持需要龐大的財政支出，而只有得到議會的授權，國王才能夠征稅和徵兵。早在1689年3月，議會就通過一項撥款法案，授予國王每年120萬英鎊的稅款，其中60萬用於宮廷和非軍事性開支，其餘用於海陸軍開支。(16) 此後，議會不斷通過各種手段，將財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到安妮女王時期，英國已形成這樣的慣例，即財政部每年都要制定財政預算提交議會討論通過。(17) 這樣，議會逐步掌控了財政大權，並以此作為與王權斗爭的重要砝碼，由此強化自身的主權地位。

為了削弱國王擁有的軍事大權，1689年議會通過《兵變法》（Mutiny Act），法案規定：「為確保國家安全以及捍衛新教信仰，在國家面臨危險時，國王在議會授權的前提下，可以召集軍隊，但這支軍隊只能維持一年。」(18) 可見，雖然國王依然可以統帥軍隊，但受到議會的極大限制：軍隊的維持每年都要得到議會的確認，這不僅「意味著每年都要召開議會」(19)，而且意味著國王獨立享有並行使的軍事權力受到議會的限制。

為防止出現斯圖亞特王朝早期的「無議會」或「長期議會」的局面，1694年議會以戰爭撥款為要挾，通過了《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從此，議會至少每三年召開一次，每屆議會任期不超過三年。(20) 這意味著議會已成為一個常設性機構，長期議會或無議會時代宣告終結，這為政黨政府從議會中的誕生提供了前提。

議會在與王權的斗爭中取得的重大勝利當屬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Act of Settlement）。法案規定，安妮去世之後，英國王位將傳給德國漢諾威王室的索菲亞公主及其後裔。法案本身表明，由議會來討論並決定王位繼承人，是對議會主權的一種伸張，實際上也是重申光榮革命所確立的原則，即王權處於議會之下。不僅如此，法案還對王權加以特別限制：（1）法官的任免權雖然屬於國王，但要經過議會兩院的認可，這實際上是削弱了國王的司法控制權。（2）一切有關英國政府的事務，均應在樞密院中處理，所有決議均需要樞密院中的提議者和贊同者簽字。這一條款實際上剝奪了作為政府首腦的國王單獨做出決策的權力。

光榮革命後，國王利用官員任免權控制議會的現象較為普遍。為將王室寵幸排擠出議會，議會於1707年通過《任職法案》（Place Act），法案規定：「凡從王室新近獲得官職，或領取薪俸者，均不得當選議員並進入議會下院……凡已當選下院議員並在任職期間接受國王官職者，其議員資格將被宣布無效。」(21) 由此，國王再也不能通過賞官賜爵手段控制議會了，該法案被看做是「限制王權影響力在下院增長的巨大成功」(22)。

到18世紀初，隨著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國王在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方面的權力被逐步削弱乃至喪失。而作為國王手中的尚方寶劍，否決權實際上也喪失了。威廉曾將否決權作為與議會對抗的最後砝碼，一生曾行使過五次否決權。安妮則僅於1707年行使過否決權，由此成為英國歷史上最後一位行使否決權的君主。此後，國王在法理上依然享有否決權，但沒有哪位國王再行使過它，國王的否決權實際上已喪失了。(23) 這樣一來，國王簽署議會通過的法案就成為一種象徵，這是確立議會主權地位的重要標志。總體來看，王權的衰落以及議會主權地位的確立，使得政黨通過贏得議會選舉而執掌國家政權成為一種可能，而政黨政府的組建，則標志著可能性已經變成現實。

政黨政府的組建是政黨政治興起的重要表現，它意味著政黨執政目標的實現，這是王權衰落的必然結果。光榮革命後，作為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的君主依然保留著一些政治特權，並從內心排斥政黨對國家權力的染指。威廉盡其所能地將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將沒有被法律剝奪的權力用之以極，堅決抗拒各種勢力對這些權力的攻擊。(24) 安妮雖然不如威廉那樣專權，但也不想過多地依賴哪一政黨來施行統治，即不想成為政黨政府的傀儡。不過，隨著一系列限制王權的法案的通過，這兩位君主也不得不正視王權衰落、議會地位提升的現實，不得不依賴政黨的力量來施行統治。

威廉統治期間，力圖組建由輝格黨與托利黨共同參與的混合政府，以便在兩黨權力斗爭中強化君主權力。混合政府之所以能存在，一方面在於，雖然議會逐漸為兩大黨所控制，但任何一個政黨都難確保占據絕對多數席位；另一方面，國王對於政府官員的任命往往根據個人好惡，而非嚴格意義上依據議會選舉結果。繼位之初的威廉，改組了詹姆士二世的政府，政府中不僅有輝格黨與托利黨成員，還有不屬於任何政黨的王室官員。由於成員來源復雜，在政策制定上爭論激烈，而決策權最後往往落到威廉自己手中。1690～1694年間，威廉拉攏兩黨中的溫和派，組建托利黨人佔主導地位的混合政府。但這屆政府不僅沒有解決對外戰爭所引發的財政危機，而且還不斷提出限制王權的《任職法案》，引起威廉的極大不滿。1694～1697年間，威廉罷免了反戰的托利黨人，建立起由輝格黨「小集團」（Junto）所組成的一黨政府。為解決由於戰爭造成的財政危機，政府宣布成立英格蘭銀行，建立起國債制度。這徹底解決了威廉發動戰爭的後顧之憂，歐洲戰場上的局勢也很快改觀。1697年戰爭結束後，威廉又對政府實施改組，罷免了部分激進的輝格黨人，拉攏部分托利黨人，再次建立起混合政府，戈多爾芬（Godolphin）領導的托利黨在政府中處於主導地位，直到1702年威廉駕崩為止。

安妮女王是個堅定的國教徒，從感情上親近於托利黨人，因此，在1702～1706年所組建的首屆政府，是一個戈多爾芬領導的托利黨人佔主導地位的混合政府。1705年議會選舉之後，輝格黨獲得議會多數席位，安妮才被迫改組政府。1705～1710年間，混合政府的控制權逐漸由托利黨轉移到輝格黨手中。這屆政府將戰爭政策推行到極致，1709年當法國提出議和後，輝格黨依然不願放棄戰爭，聲稱「只要波旁王朝的勢力還沒有被趕出西班牙，就不會存在和平」(25)，這引起了民眾以及安妮的厭倦和不滿。從1710年開始，安妮先後罷免了政府中不願停戰的輝格黨人，建立起托利黨的一黨政府。1710～1714年間的托利黨政府，很快與法國簽訂停戰條約，英國迎來了難得的和平局面。(26) 此時，一黨獨大的托利黨政府，內部卻陷入嚴重分裂狀態。尤其是，以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為首的「十月派」，由於策劃和捲入詹姆士的復辟陰謀，引起民眾以及漢諾威王室的不滿。這樣，1714年安妮女王駕崩、喬治一世入主英國王位後，托利黨長期處於在野地位，輝格黨則東山再起，建立起近半個世紀的「輝格優勢」。

總體來看，威廉與安妮統治的25年間，政黨政府已初步建立起來。雖然王室寵幸、國王私人顧問以及無黨派人士也進入內閣，但其成員數目越來越少，而來自兩黨的政治領袖人物居於絕對多數地位，這意味著政黨開始實現了對政府的控制。盡管作為政府首腦的國王仍享有行政大權，但不可能如1689年以前的專制君主那樣為所欲為，而是要充分考慮內閣中各政黨成員的態度和意見。在通常情況下，國王的決策必須與內閣中多數的意見保持一致，否則就容易引發政治危機，這就為政黨在政府中發揮重要作用提供了保障。不過，斯圖亞特王朝末期仍處於政黨政府的初創時期，君主的權力依然很大，這尤其體現在外交方面。1698年，威廉代表英國與別國政府簽訂反法聯盟條約，但這么大的事情直到1700年才為議會和政府所知曉。盡管議會表示不滿，但威廉卻行之泰然，認為這次行動並未明顯超出他的特權范圍。這也從側面說明，早期的政黨政府還未能取代國王行使權力，充其量只能與國王分享政治權力。

在政府構成上，君主的個人傾向有時起到很大作用。雖然在威廉和安妮統治時期，兩黨混合政府與一黨政府在不斷交替，但總的來看，威廉傾向於輝格黨，因為輝格黨支持威廉的戰爭政策；安妮傾向於托利黨，因為托利黨推崇國教的至尊地位。在這25年的大多數時間，政黨政府都是兩黨混合政府。但在1694～1697年間，威廉三世為維持對外戰爭而建立起輝格黨「小集團」的一黨政府；而1710～1714年間，安妮女王為盡快結束戰爭而建立起托利黨的一黨政府，兩個一黨政府的組建形成鮮明的對照。但此時的一黨政府依然不是後來的責任內閣，因為它並非議會選舉的直接結果(27)，而是君主根據形勢的需要而調整政府構成的結果，這也說明早期政黨政府還難以完全擺脫君主的控制。

三政黨政治的基本特徵

1689～1714年是英國政黨政治的起源階段，此間君主政治日漸消退，政黨政治日益興起。在從君主政治向政黨政治的過渡階段，英國政黨政治的模糊性、復雜性不時體現出來：君主政治雖在消退，但其餘威尚存；政黨政治雖然興起，但卻受到王權的限制。具體來看，政黨政治表現出如下特徵：

首先，議會的大多數席位被輝格黨與托利黨這兩大政黨所控制，而兩黨之間的政治分野較為明顯，以參政和執政為目標的政治斗爭日趨激烈。威廉與安妮統治時期，輝格黨與托利黨在議會下院活動日趨頻繁。盡管議會下院還有著一些游離於兩黨之外的獨立議員，但輝格黨與托利黨議員占據議會絕大多數，且兩黨之間界限明顯。有學者對安妮女王時期的議會成分進行了分析：此間議會下院共產生1250名議員，其中156名議員因種種原因沒有登記在冊，登記在冊的1064名議員中，495名議員總是站在托利黨一邊，439名議員總是站在輝格黨一邊，只有130名議員游離於兩黨之外；與之對應，上院貴族也出現黨派分化：其間登記在冊的182名世俗貴族中，僅有41名貴族跨越黨派界限而保持獨立。(28) 由此看來，政黨間的分立已很明顯，正如普盧姆（Plumb）所指出的，「輝格黨與托利黨的分立構成政治史基本史實之一……對於此間的政治家而言，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就如同白晝與黑夜一樣涇渭分明」(29)。

在把持議會的前提下，兩黨之間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對立日趨明顯，這主要表現在：其一，對待非國教徒的立場和政策上的對立。托利黨主張強化國教地位，嚴厲限制非國教徒的權利，在主政期間，托利黨曾通過一系列宗教法案，打擊非國教徒勢力，實際上是在削弱輝格黨的群眾基礎。輝格黨標榜為非國教徒利益的堅定捍衛者，主張對所有新教徒實施「宗教寬容」，甚至主張英國接納他國受到迫害的新教徒。其二，對待王位繼承問題上態度的差異。輝格黨對於威廉和瑪麗擔任國王，無論從內心裡還是從行動上都表示支持，並堅決反對詹姆士二世及其後裔的復辟活動。而托利黨大多信奉傳統的王位繼承法則，從內心裡並不願意承認威廉是「合法、合理的國王」。安妮統治末期，托利黨內一些貴族還在圖謀讓流亡君主詹姆士的兒子復辟。兩黨在王位繼承問題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導致漢諾威新君入主英國後托利黨長期失勢的政治局面。其三，兩黨在對歐洲戰爭政策上態度不同。輝格黨是新貴族、鄉紳、城市工商業階層利益的代表，從總體上支持國王的對外戰爭，認為戰爭是英國樹立霸權地位、拓寬海外市場的必要手段。托利黨從總體上反對戰爭，認為戰爭對土地貴族的利益構成損害，導致土地稅增加。對待戰爭的不同態度直接決定了兩黨的政治命運，威廉時期的輝格黨一黨政府與安妮時期托利黨一黨政府的建立，都與戰爭問題直接相關。

兩黨之間對於議會席位的爭奪以及對於內閣職位的爭奪依然非常激烈。由於責任政府尚未形成，所以議會多數黨並不一定能保持其獨攬政府，但在內閣構成上，充分考慮議會多數黨的利益已成為大勢所趨。這是因為，政府的重大決策，都須經過議會討論批准，如果政府構成嚴重偏離議會多數，就會出現憲政危機。為此，此間政黨政治一方面表現為兩黨聯合對抗並削弱王權，另一方面又表現為兩黨對於參政權力的爭奪。兩黨之間既有合作，又有對抗，政黨政治的復雜性可見一斑。

其次，在從君主政治向政黨政治過渡進程中，即政黨政治興起過程中，國王依然大權在握，有時甚至能決定政黨的前途和命運；但另一方面，議會主權地位的確立，促使國王不得不根據議會中的力量分布而調整政府構成，這為後來責任內閣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在威廉和安妮統治期間，政黨政府開始建立並運作起來。但在政府成員的組成上，國王的態度至關重要。雖然議會選舉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並不一定能在政府成員的構成上體現出來。由於議會成為常設性機構，大選頻繁進行，但大選結果並不立即造成政府的變更，因為當時還沒有議會多數黨單獨組閣的先例。威廉和安妮當政期間，還沒有哪一屆政府是議會選舉的直接結果。1694年威廉任命輝格黨組成一黨內閣時，議會下院中的多數派是托利黨及其支持者，直到1695年大選後，執政的輝格黨才在議會下院獲得多數，從而鞏固了其執政地位。再看安妮時期的幾次選舉：1702年托利黨贏得大選，但安妮仍延續從威廉那裡繼承下來的混合政府，輝格黨在政府中擔任要職；1708年大選後，雖然建立起「自光榮革命後輝格黨勢力最強的一屆議會」(30)，但安妮並沒有「任命組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輝格黨政府」(31)，而是對托利黨政府實施改組，任命部分輝格黨貴族進入政權，逐漸完成從托利黨主導的政府向輝格黨主導的政府的演變。這充分說明，當時的政府構成與議會下院並不保持絕對的一致。

D. 英國議會產生的原因

英國人崇尚自由，他們喜歡別人稱他們為「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所以，他們不喜歡被約束。在英國，抗拒王權、限制王權被看作是自由的傳統（貴族逼迫失地王約翰簽署《大憲章》）。在英國歷史中，國王與貴族始終不分上下，誰也難以徹底制服對方，結果形成了長期的抗衡。抗爭在相對平衡的狀態下不斷持續，終於形成了國王與貴族不流血的競技場——議會。在國王與貴族的斗爭過程中，王權應該受到限制的思想逐漸形成封建關系，並以律令的形式固定下來。經過四百多年的發展，於1689年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具體如下：
議會的前身是大議會和小議會，13世紀後小議會逐漸變為御前議會。
起源於1215年的《大憲章》——王在法下；
議會的雛形：牛津議會（公眾選舉性）——生而自由；
1264年和1265年的西門議會（中產階級進入議會）
1295年的模範議會（中等階級被普遍認可，為下院的產生奠定基礎）
1322年《約克法令》——王在議會
1689年《權利法案》（議會的權力高過王權，議會主權確立）

E. 英國的民主與法制是怎樣形成的

民主是權力分配的問題，法制是行為規范或者說權利分配的保障。英國革命始於國王要征稅，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於是議會要限制他的權利，國王不從反而要解散議會，無法妥協，於是開打，後來幾經波折，最終限制了王權，相應的增長了民權，立法來保護這種權力分配即權利法案，議會可以限制王權。同樣，美國與法國都是屬於民眾利益訴求，被壓制，於是暴力反抗，比英國徹底的是他們滅了舊的統治者，於是由民眾自己來設計權力格局，民選議會政府，互相牽制以保證人民掌握一定程度上的選擇決定權，而後同樣是立法立憲，保障這一成果。所以一切民主法治不是抽象的，而是歷史中演化的，由人民利益訴求推動的，民主就是人民掌握或影響權利，而立憲則是為了保障這一權利，而整體的法制則是在憲法精神基礎之上的社會規范。

F. 英國中世紀的法律傳統

【原文出處】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
【原刊期號】200301
【原刊頁號】39～43
【分 類 號】K5
【分 類 名】世界史
【復印期號】200307
【 標 題】英國法律傳統與中世紀地方自治
【英文標題】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 and the Local Autonomy in Middle Age
CHEN Ri-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3,China
【 作 者】陳日華
【作者簡介】天津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天津 300073
陳日華(1977—)，男，江蘇泰州人，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英國素有「地方自治之家」的稱號，這應當追溯到中古時期的英國社會生活。在英國，國王利用普通法對地方社會進行管理，同時地方政府在處理地方公共事務上享有較高程度的獨立性。形成中古英國地方社會自治的原因與其法律傳統密切相關。英國的法律傳統在本質特徵上體現著權利的概念，保護著主體的權利。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自治制度奠定了近代英國地方自治政府的基礎。
【英文摘要】England is often regarded as「the home of local autonomy」.If we want tocomprehend it,we should ascend to the medieval English society.In medievalengland,the king governed the realm by the commom law,and at the same time,the local governments had much independence when they dealt with the localpublic affairs.The reason was that the local autonomy in medieval Englandhad a tight relati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 in essence embodied the right notion,and it protected thesubjective right.The local autonomy institution in medieval English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nglish local autonomous governments.
【關 鍵 詞】中世紀/英國法律傳統/地方社會/自治/middle age/tradition of English law/local society/autonomy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K5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106(2003)01-0039-05
一、英國法律傳統的來源、形成過程及特徵
英國法律傳統的形成是個長期漸進的過程，經過多種因素的融合和長期的沖突。這里應指出的是，本文所說的法律及法律傳統是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的，廣義上的法律及法律傳統包括具體的法律條文與程序，以及法律的觀念思維與價值判斷的標准。下面從來源、形成過程及特徵等方面來分析英國的法律傳統。
(一)從來源上看，英國的法律傳統綜合了日耳曼因素、羅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卷2，P11)首先是日耳曼因素。日耳曼人滅亡西羅馬帝國後，在西歐，日耳曼法佔據主導地位，它體現的主要是日耳曼人古老的習慣與原始民主制的遺風。從某種意義上講，日耳曼因素奠定了英國法律傳統的基質。其次是羅馬因素。一般認為普通法系是區別於大陸法系的，但這並不意味著英國中世紀的法律不受羅馬法的影響，「在英國，羅馬法的影響也不例外」[2]。再次是基督教因素。伯爾曼認為，起始於11世紀的教皇革命是西方法律傳統形成的起源。教皇革命中形成的教會法與後來的世俗法律體系奠定了西方法律傳統的一個重要特徵，即「在於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的共存與相互制衡。多元的法律體系，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反映了多元的社會力量……正是這種社會力量的多元性從而(導致)法律體系及司法管轄權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權威性成為必要和變得可能」[3]。
(二)從形成過程上看，中世紀英國的法律制度經歷了從分散的地方習慣法到通行全國的普通法的過程。伴隨著英國法律制度形成的是英國社會的封建化過程。諾曼征服後，威廉一世把歐洲大陸的封建制度引入到英國，從而在英國社會中形成了封君——封臣、領主——佃戶間一定意義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即所謂的原始契約關系。在封建法中，封君和封臣各有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封建化過程中形成的庄園法與封建法一樣，也體現出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農民有向領主服勞役、交租稅等方面的義務。同時法律(相當程度上是古老的習慣法)也在多方面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從特徵上看，英國的法律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但結構上的多元化只是形式，關鍵在於多元化形式的後面，英國法律傳統的特徵是什麼?無論是回溯日耳曼人古老的習慣還是透視封建法、庄園法等法律體系的內容，我們都可以發現法律的作用不僅僅是暴力的概念，它還體現著對個體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主體權利的保護。(註：關於主體權利概念的重新界定，參見侯建新《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P203～204，濟南出版社，2001。)在中世紀，所謂法庭實際上是指按期召開的審理案件的會議，自由民出席本地區的公共法庭，依據本地區的習慣法處理案件，實行同類人之間審判的原則，這些使得英國法律傳統具有參與裁判的特徵。這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個體的法律觀念與保護主體的權利。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千差萬別的習慣法和以相互的權利義務為條件的契約型的法制傳統正是這種多元法律結構的重要標志。」[4]恩格斯也注意到英國法律的特點，認為英吉利法有對個人自由的保障作用。[5](第3卷，P152)同時英國法律還把古代日耳曼人自由觀念中的精華部分——個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獨立性保存下來了。[5](第3卷，P395)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英國的法律傳統滲透到英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此理論為框架，研究中世紀英國的地方社會，我們發現英國的地方社會中存在著自治的性質，英國素有「地方自治之家」的稱號，英國的地方政府被認為是最富有自治精神傳統的，理解這一特色應當與英國的法律傳統聯系起來。如前文所指出的，英國法律傳統所體現的權利概念主要表現為特定的主體權利：對於個人來講，主體權利表現為個體權利；對地方社會來講，則表現為地方權利，即在地方社會中呈現出自治這一特色。
二、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管理
我們探討地方社會的運作，但是地方社會並非孤立地存在，在它的上面還有國王和國家。研究中央對地方社會控制的方式與程度，則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地方社會的情況。下面從三個角度來研究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控制。
(一)國王在地方上是否有一整套完善的官僚機構。一般來講，假如王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官僚體系，那麼中央就能更有效地控制國家，地方上的自主性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中世紀英國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中世紀英國國王派到地方最重要的皇家官吏是郡守(sheriff)，郡守通常由國王或財政署任命。郡守的作用包括行政、司法、經濟等方面，有人稱他為「國王忠實的奴僕」[6](P28)。督察官(coroner)是地方政府中的另一個官職，其職責是記錄郡守的活動，以便以後進行檢查與考核；同時還記錄那些原因不明的死亡案件，以便將來法官對案件的審理。國王還向地方派遣沒收吏(escheator)，負責管理王室在地方上的土地與財產，估價、接管、管理那些無人繼承的應歸還國王的土地，維護國王作為所有土地最終領主的權利。此外，為了處理一些特殊的王室事務，國王還任命一些特殊的官吏，如王室所領森林的看護者，王室城堡的守堡人等等。在研究這些官吏間的聯系後，我們發現他們組織嚴密程度是很小的，正如布朗所說的：「他們並未組成一個皇家的官僚機構。」[7](P146)
(二)國王是否控制強大的軍事力量。軍隊作為國家強制力量的重要標志，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世紀的英國並無常備軍，連保護國王的警衛人員都很少。國王組織軍隊主要有兩種方式：首先，他可以分封土地給貴族，來換取貴族向他提供騎士的義務。但貴族向國王提供騎士的數量與服役的天數是有明確規定的，如果超過服役期，那麼費用由國王負擔。其次，國王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在遇到戰事時，可以向全國發布命令，徵集各地兵員。這些措施只是在戰時才實施，平時國王並無權保持常備軍。
(三)國王在法律的名義下實現對地方社會的統治。中世紀英國國王的首要身份是最高領主。作為最高領主，國王要實現對地方的管理在早期有兩種辦法：一是自己巡視全國，二是派出巡迴法庭。到亨利二世(1154—1189)時，英國已建立起較完善的巡迴審判制度。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巡迴法官們首先熟悉了各地的習慣法，後加以研究和總結，剔除其中不合理的成分，吸收其通常的做法，逐漸形成了普通法。通過這一法律體系，中央各法院藉助王權的神聖性，可以受理地方上的各種上訴，國王的法律更加滲透到地方。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中世紀英國王權在地方上既無完善的官僚體系，也不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它是通過逐漸形成的普通法，接受地方上各種事務的訴訟，來實現對地方事務的管理。這種形式為地方的自主發展和獨立性提供了很大的空間，是英國地方社會實現某種程度自治的基礎與前提。
三、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自治性質
前文論述了中世紀英國國王對地方社會的控製程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英國地方社會在中世紀時究竟是怎樣運作、組織與管理的呢，這是下面所要論述的內容。
(一)地方官員的任命及對什麼人負責。前述郡守是國王派往地方的主要官員，我們有必要對任郡守之職者的身份進行分析。事實上，擔任郡守的人，絕大多數是當地的騎士及縉紳(esqire)。一般說來，郡守是由中央任命，但在實際生活中，郡守的任命是多方利益斗爭與協商的結果。同時我們注意到，從1246年起，由郡法庭選舉而非由中央政府任命督察官，擔任此職的人都屬於郡中的鄉紳階層，到後期出任此職的多為下層鄉紳。地方政府中另一個常見的官員是警役(constable)。警役是村或教區中一個重要的官吏，他的主要職責是維護鄉村的安全，處理一些小的事情。警役通常根據鄉村的習俗，由村民或教區內的居民選舉本地有一定社會地位與財產的人出任，充當警役的人得對本地區的居民負責，向他們匯報工作。在地方社會中還有其他官員，如征稅官和各種臨時的特派員，這些人也都由本地人充任。
由此我們看到，地方政府中絕大多數官員都是本地有地位、有身份、有財產的人。許多研究表明，14世紀以來，興起了鄉紳階層。他們精通法律，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逐漸地，鄉紳掌握了地方社會的政權，使得地方政權沒有成為中央政權完完全全的統治工具。鄉紳作為一個階層興起並掌握地方政府是14世紀後半期英國地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這表明地方社會有能力實現對本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治理，因而在地方政府的運作中，考慮更多的是本地區的習俗與地方上的利益，為本社區的民眾服務。
(二)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與政府運作的各項開支。首先我們考察中世紀英國地方官員領薪俸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只有那些擁有一定數量土地的人，才有出任官員的資格，擁有這種資格的同時，他們也有處理地方公共事務的義務，這表現為絕大多數的地方官員是不領取中央政權薪俸的。對郡守而言，由於他是國王派遣到地方的官吏，因此他可以從為國王徵收的稅收中扣除一部分作為薪俸。而對於後來取代郡守地位的治安法官來講，他們是義務性的地方官員，除季法庭(quarter sessions)開庭期間每天領取4先令的津貼外，沒有任何官方報酬。督察官的情況與治安法官相似，也是義務性的，無任何報酬，直到1487年的一個法令才規定督察官應該領取薪俸。再如警役，他們所管理的事務是些社區性的公共事務，其性質也是義務性的。地方政府的開支還包括地方公共事務的開支，比如建築或維修教堂、橋梁、道路以及支付議員出席議會的費用等。這些資金是由地方官員在郡法庭或百戶區法庭或教區會議上提出議案，在大家商討後再具體攤到每個人頭上。由於中央政府不能從財政上控制地方政府，因而地方官員在處理地方事務中，所受到的來自中央的束縛與限制是很少的。
(三)地方社會的運作與自治。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組織與管理形式經歷了從盎格魯——薩克森時期的以郡守為中心到都鐸王朝時期的以治安法官為中心的形式轉變，貫穿於這種形式轉變主線的是地方社會的自治特色。國外學者一般認為，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自治形式是國王命令下的自治政府，最早的論述可能是懷特(註：參見White A·B.Self Government at the King's Command,Minueapolis,1933.)，近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以萊昂為代表，他認為：「盡管國王命令下的自治政府在詞語上有些矛盾，然而很明顯，在郡、百戶區、鎮層次上，地方政府很大程度由居民自身管理。」[8](P406)當我們再聯系英國法律傳統時，我們發現地方自治體現的是一種權利：一方面是地方社會自己管理的權利，社區的居民可以依照當地的習俗與習慣來處理社區共同體內發生的事務；另一方面則體現了限制國王與國家的權力，國王不能隨意依據自己的意志處理問題。
盎格魯——薩克森時期的英國地方政府組織主要分為兩級，即郡與百戶區。他們各有自己的法庭，其性質屬於公共法庭。郡法庭一般是每四周舉行一次會議。郡庭主持人是郡守，參加者原則上應包括郡內所有的自由人。因為根據傳統，參加郡庭是自由人的權利同時也是義務。後來隨著封建制度的建立，這種權利與義務又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相聯系，只有自由土地持有人才有權利出席郡法庭。郡法庭職能主要是處理郡中的司法、行政、公共生活及其他社區事務，如審理郡中發生的各種民事刑事案件，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務進行協調與處理，徵收地方事務所需要的資金；負責選舉議會議員與地方官員，如督察官、高級警役等。百戶區也有自己的法庭，百戶區法庭帶有部落群眾集會裁決糾紛的性質，它是處理鄰里關系的會議。公共事務的管理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在公共治安方面，所有地方上的人都有義務協助警役工作，在實施法律的過程中，村民參與陪審團是一項義務。如果說郡、百戶區能形成自己的地方團體觀念，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的公共參與活動就是其基礎，正如布朗所認為的：「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在郡法庭和郡公共事務上的實踐活動，使得郡形成了自己的一種結合體，百戶區與教區也是如此。」[7](P149)而這種公共參與的形式正是以權利義務的關系為基礎，參與從本質上就意味著一種權利。在一種強調主體權利的法律傳統下，自由人以權利個體的身份進入公共社會生活，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地方社會中眾多的權利個體共同活動的結果產生了地方社會的區域認同感；同時地方社會相對於中央政權來講，它也是一個權利的主體，在接受中央管轄的同時，它有權利(同時也有能力)自己治理本社區的事務。
12—13世紀，隨著普通法的產生與發展，大多數司法案件移交給了中央法庭。但在地方社會中，自治的性質並未發生改變，而是向以治安法官為中心的地方自治的形式轉變。治安法官一職萌芽於13世紀。1360年，愛德華三世頒布法令，要求各郡由3～4名富有並精通法律的人負責地方上的司法事務，不久出現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這一稱號。1362年法律規定治安法官每年應開庭4次，此法庭就是通常所說的「季法庭」。此後，治安法官獲得審理對郡守不滿訴訟的權利。1461年法令規定郡守無權逮捕犯人以及收取罰金，而應將案件轉移到治安法官處，這表明郡守地位的最終衰落與治安法官在地方上中心地位的最終確立。都鐸王朝時期，中央賦予了治安法官更大的、幾乎是無所不包的權力：貫徹國王與中央的命令，受理地方上的各種案件，維護本地的治安，頒布地方性工商業條例，調整工資，確定濟貧稅率，批准或撤銷酒館，查禁非法書籍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地方上的事務，所以有人認為：「在伊麗莎白時代，絕大多數人並未完全處於中央政權的直接管轄下，大多數人由地方官員管理，特別是治安法官們決定其命運。」[9](P50)治安法官是一個小的團體，開始時每郡由6～8人組成，到都鐸王朝時增至30～40人，形成團體管理的模式。治安法官是由國王通過委任狀的形式予以任命，受樞密院和星室法庭(star chamber)的監督。從這層意義上來講，國王加強了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但是在另一個方面，擔任治安法官有嚴格的資格限制，只有年收入達到20英鎊的土地所有者才有任職資格。因此，擔任治安法官的人都是地方上的鄉紳。前述治安法官是義務性的地方官吏，除季法庭開庭期間每天領取4先令的津貼外，他們沒有任何官方報酬，因此治安法官有很大的獨立性，能在較大程度上代表地方社區的利益。
都鐸王朝時期，隨著宗教改革與圈地運動的繼續進行，出現了眾多的無業者，他們到處流浪，成為中世紀晚期英國社會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宗教改革前，教會通過各地的修道院以及各種慈善組織，或是有計劃地，或是臨時性地對窮人進行救濟。宗教改革後，隨著教會勢力的削弱，這種救濟明顯地減少了。雖然中央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主要的還是各地方政府採取各種措施進行救濟。地方社會中教區在實施濟貧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教區原來是教會組織的最小單位，後來取代了村的地位，逐漸具有了非教會性的職能。1536年法案要求教堂執事等每周徵集救濟，從而為設立專職救濟官員奠定了基礎，初步建立了以教區為基礎的救濟體系。[10](P23)1601年《濟貧法》規定，教區是執行《濟貧法》的單位，教區的主要組織機構是教區委員會，主要官員是濟貧監督，每年濟貧監督由治安法官任命。教區可以對流浪者、擾亂禮拜秩序者處以罰金。教區委員會會議在處理地方事務時，均是公開的。因此，對普通老百姓來講，教區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是很大的。由此可見，以社區共同體成員為基礎的教區會議實現了英國地方社會最基層意義上的自治。
中世紀英國逐漸形成的自治制度，奠定了英國近現代地方政府的基礎。19世紀的一系列地方政府改革則基本奠定了現代英國地方政府的結構。事實上，這些變化都源於中世紀的社會生活，中世紀英國的地方社會貫穿著自治的主線，自治形式有變化，但是自治的本質並未發生改變。
收稿日期：20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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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外國法制史的英美法系的形成與特點

1、以判例法為主要法律淵源。各國受英國發的影響，法律淵源一般部分為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其中判例法的地位都很高。
2、以日爾曼為歷史淵源。普通法系的核心——英國法，是在較為純粹的日爾曼法——盎格魯，撒克遜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3法官對法律的發展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判例法是在法官才長期審判實踐中逐漸創造出來的，法官的判決本身具有立法的意義，普通法系素有「法官造法」之稱。
4、以歸納為主要推理方法。法官和律師在適用法律時，通過對存在於大量判例中的法律原則進行抽象概括歸納比較，然後才能將其最不適當地運用到具體的案件中去。
5、不嚴格劃分公法和私法。 1、美國法的特點：
其一，以判例法為主要表現形式。在判例實踐中實行「遵循先例」原則，在審判風格上採用歸納的推理方式，強調程序的重要性。
其二，法律體系龐雜。聯邦和各州自成法律體系，美國聯邦和各州都有獨立的立法機關和司法系統。
其三，封建因素教少。這是因為北美大陸原本就不存在封建制度，在引入英國法時對其中明顯的封建因素沒有採用。
其四，濃厚的種族歧視色彩。
2、美國法的歷史地位。
美國法是在批判吸收英國法的基礎上建立的適合美國國情的具有美國特色的法律制度，在英美法系中佔有重要地位。體現在：（1）美國創造了對憲法產生深刻影響的近代憲政思想和制度，制定了世界第一部資產階級成文憲法，奠定了資產階級憲法的基本格局，並對近代時期的憲法實踐發生了深刻影響。（2）創造了立法和司法的雙軌制，這種體制及其運作為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協調提供了經驗。（3）美國刑法率先創造了緩刑制度，並將教育觀念和人道主義觀念引入刑法的改革。（4）最早建立了反壟斷法制。
美國法在繼承普通法與建立本過法的過程中表現出較強的批判和創新精神。當然，美國法也存有一些消極的內容，像一些反民主立法諸如反勞工立法和種族歧視性立法等。

H. 英國強大的原因

是的。不止以前，現在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它的世襲的皇家帝王制到今日仍然適用，但國家的政黨軍隊是分開各不相乾的。他們有法制講民主，人民內心鍾誠於皇室，思想上信仰上帝崇拜耶穌，行為和自由以及權利和義務受制於國家法律，每個人都有自由和自主的投票選舉權，國家的最高權利長官「總統」就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君不見每位總統宣誓就職的時候都手按聖經，以神的名義來向世人保證他作為總統的公正和無私，因為他有資格發這樣的誓，因為他是有信仰的，呵呵。不似某些國家的「頭」在上任時候的「演說」，暫且算做是「演說」吧，滿口的盡是信口雌黃，因為他根本就沒信仰，他的就職誓言何來的依據，何來的可信度，哈哈，好笑。。。本人認為，單憑此一點，大不列顛真正強大的原因就足已說明了！